《艳阳天》诞生的前前后后
秋 川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
这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这是众多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的人能够随口背诵出的一句话。
这是长篇小说《艳阳天》开篇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样一句话，吸引住千万读者，把他们带进东山坞那个小山村，结识了萧长春、焦淑红、韩百仲、焦二菊、弯弯绕、马大炮、马之悦、马小辫等等栩栩如生、形象鲜活的各色人物，与他们共同生活在那风云变幻莫测的时空中。尽管日月更迭、时光流逝，当年的读者从青少年长到了壮年，从壮年变成了老年，书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也有些淡忘，但这句话却深深地印记在他们的头脑中。
《艳阳天》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北京郊区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浩然一生中所创作的十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是浩然在练笔六年，创作出一百余篇短篇小说，艺术水平得到很大提升，驾驭文字能力有了长足进步，生活积累更加丰厚的情况下创作的；是浩然整个创作生涯中、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艳阳天》的创作，调动了浩然当时全部的生活积累，囊括着人生阅历、艺术修养、文化知识的吸收与占有，以及他对农村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对农民大众的朴素感情，代表了他那时的思想、艺术的水平和写作的全部力气。“乌云遮不住太阳，真金不怕火炼”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他对当时中国农村形势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他终生也未曾动摇过。
《艳阳天》这部着作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但是它在创作、出版、发行过程中，以及前前后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却鲜为人知。
一
年轻的记者浩然，怀着美妙的理想想以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跨入文学殿堂——萧也牧劝浩然像画家先画素描一样，先写、多写短篇，练好基本功——6年时间，创作发表了100余篇短篇小说——写作技巧、艺术水平的大幅提高，是保障《艳阳天》一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农村大地上，在火热生活中，浩然汲取着丰富的营养，为《艳阳天》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积累下大量素材。
1956年的初秋，浩然从位于当时河北省省会保定的《河北日报》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担任记者。那时，他业余时间练习写作，理想极美，信心很足，而又急欲求成：想以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跨进文学殿堂的大门。他用了几百个夜晚的业余时间，写出一部题名《狂涛巨浪》的长篇小说。完稿的第二天，便匆忙就近地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收发室。过了一些日子，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负责人的萧也牧约请浩然到他家，听取对那部书稿的意见。
在那次的谈话中，萧也牧肯定了浩然这部书稿乡土气息很浓，对生活有独到的感受；作者本人有一定的艺术表现才能。同时也指出，由于实践少，经验不足，作品没有写成功，改起来费力气，而且成功的希望也很小。萧也牧劝浩然先从搞短篇入门，多写一些，像画家打下素描底子那样，练好基本功后，再写篇幅较长的作品。这样的好处是费力小而收效大。并鼓励浩然说：“你这部小说稿并没有作废，并没有白写，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多写些短篇小说，有了经验再改，是能够改成功的。即使不再改它了，另写新的长篇，创作这部小说的实践，对你的提高和进步也一定起了积极作用，起码你对原始的生活素材进行了一次提炼，想了很多问题，在艺术方面也增加了实践经验……”
浩然听从了萧也牧的劝告，按照他的指点，回到家便把长篇手稿锁进箱子里，集中精力读中外经典短篇小说，写短篇小说。不久，《一匹瘦红马》、《雪纷纷》、《新媳妇》等一批短篇小说相继问世。不到一年时间，完成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大部分篇章。浩然一气写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余本短篇小说集(册)，到1962年才再次动手写长篇，创作出版了《艳阳天》。这一次他成功了，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个成功，为奠定浩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打下了牢固基础。
《艳阳天》的创作成功，萧也牧功不可没。功有多大，不敢妄下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使浩然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少走了许多弯路。对于萧也牧，浩然始终是怀着感恩之情的，直到晚年，仍没有忘怀。在其所着的《怀念萧也牧》一文中，浩然这样写道：“我如今还时有这样的遐想：假如当初没有萧也牧明确诚挚的指路，假如我不信不听他的劝告，依旧死抱着那部长篇稿子硬着头皮啃下去，我的艺术道路得绕多少和多长的弯子呢？此时的我，将是个什么状况呢？我感谢萧也牧同志，永远怀念他！”
浩然在《俄文友好报》先是担任记者部的记者，记者部撤销后，便做了编辑。从记者变为编辑，工作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浩然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经常不断地生活在乡村，与他所熟悉的农民亲密接触，投身到火热沸腾的现实生活了。这使浩然觉得自己仿佛被隔绝、被封闭，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创作源泉似乎也日显枯竭。报社的个别领导以搞好本职工作为由，不仅不支持浩然的业余创作，还人为的设置种种阻碍，甚至给他扣上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帽子，这更让浩然感到压抑和烦闷。浩然不甘心这样被“囚禁”在办公室里，他不仅要直接了解新生活，还要亲身参与到其中，他要把新生活中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来向读者鼓吹。在情急之下，浩然想出一个能起到暂时缓解作用的办法：周六傍晚下班的时候，带上干粮，骑上早已准备好的自行车，直奔百余里外的生活“根据地”——顺义县焦庄户。骑到半路饿了，就吃口干粮继续加紧赶路。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到达焦庄户时，社员们还未夜战收工。浩然回到他所热爱、熟悉的乡村，便把所有的烦恼和疲劳都抛到九霄云外，跟乡亲们一块儿边干活儿边聊天，把分别后在农村里发生的新鲜事儿全了解了解，再收工休息。第二天早起再跟社员、干部们边干活边聊天。夜间稍微打个盹儿，起五更骑车返城，在上班之前赶到单位。事情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悄悄地进行着。此时的浩然，心胸就如同一个密封多时、不见天日的房间被突然打开一扇窗户，灿烂的阳光、怡人的和风、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使人神清气爽。浩然运用这个办法积蓄着生活素材，创作激情也随之高涨，新作源源不断问世，写出了小说集《新春曲》中的大部分篇章。
时间在飞逝，浩然那充满愉悦的心里，又渐渐地被不满和不安所占据。目前的做法，虽能在洞开的小窗前注视多彩世界，但受到旁物遮掩；虽能享受阳光雨露，但毕竟数量有限。不似伫立旷野，让人视野更开阔，呼吸更畅快，更能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况且，这扇被悄然打开的小窗，随时可能被人再突然关闭；即使暂时不被关闭，如此凭窗观景，也如同在因干渴而裂口的嘴唇上涂抹一点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经过缜密思考，他做出新的决定：向领导提出到农村下放劳动。在浩然多次申请和坚决要求下，他终于在1960年4月8日来到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永生难忘的下放劳动生活。
昌乐东村那二百多个日日夜夜，对浩然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他创作出《艳阳天》及取得成功，更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浩然生在农家，长在农村，参加革命后，曾担任过八年村、区、县农村基层干部；当了新闻记者，依然没有脱离农村，没有间断与农民的接触，可以说，他始终生活在农村这块广袤的大地上。但此次来到昌乐下放劳动，却跟以往的经历有了很大的区别：时代变了，背景变了，担负的责任也变了。
东村从一开春便吃国家的统销粮，浩然到那里的时候，小麦刚返青，当地的农民对他说：麦子下来就不再吃统销粮，生活也改善了。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浩然对满地的小麦发生了难以言传的兴趣。给麦田除草、浇水摇水车，累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可一想到小麦丰收会给全村带来的变化，给农民带来的利益，所有劳苦就都丢在了脑后。浩然亲身经历着小麦拔茎、吐穗、扬花，从青变黄的整个过程，深深感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
在东村，浩然不仅是下放干部小组的负责人，还担任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这个支部书记，不是挂职锻炼，不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掌控着全村几百口人命运的大权，担负着十分具体的重大责任。当时正是严峻的“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由于有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从省里到县里都给各村下达了严格的指令：不允许出现饿死人的事情。浩然，这个年仅28岁的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要带领社员抓农业生产、搞副业经营，还要防范日益严重的偷盗风。在当时的乡村里，粮食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开始不断遭到偷盗，不仅损害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利益，而且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如果不加以有效的制止和控制，任其自由蔓延泛滥，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偷盗庄稼的人不仅有本村的，也有附近邻村的；有些人确是因为饥饿而不得已而为之；有的人，则并非如此，完全因私心作祟。浩然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担子的沉重。他一方面精打细算，尽可能地让社员既吃饱肚子，又使食堂的存粮能够接续到新粮下来；一方面组织下放干部、队干部和可靠的社员日夜看守、巡查，严防偷盗行为。当庄稼收割上场，更是夜夜守护在场院上。
在下放劳动期间的许多经历，对浩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诸如，寡言少语的老保管田敬元，把队里给他的守夜补助粮让给他人，自己偷偷吃野菜充饥。社员们顶风冒雨抢收小麦，刚把付出千辛万苦收获的麦子垛放到场院上，就遇到连阴雨；多亏“阴郁呆滞”的老汉田明先提醒，才发现原以为遮盖很严实的麦垛有些已经漏了雨，社员、干部日夜抢救，避免了已经到嘴边的粮食霉烂在场上的严重后果；不仅保住了国家十多万斤公粮，也保住了社员生活的指望。一次因为阴雨，食堂的炭和木柴发生困难，将要被迫断炊；当得知消息的浩然赶到时，食堂的门前已经聚集起许多社员；浩然敏感的觉察到这些人完全相反的态度：有的焦急不安，队长一号召，便积极地把家里的木柴抱来支持食堂开火；有的冷眼旁观，甚至于端来盛粮的家伙，准备分粮散伙；前者多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后者则多是老中农和富农。等等。
浩然在东村所经历的这一切，使他对农民淳朴、善良、憨直的本性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对农村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不同境况中，不同的思想心态、行为举止，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透彻的了解；进一步感受到劳动果实不仅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还饱含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深厚的感情。这些感受，这些场景，这些难忘又难得的经历，全部在浩然此后创作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艺术地再现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
写作技巧提高了，生活积累丰富了，创作激情也产生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62年底，技巧、素材、激情、时间同时具备，《艳阳天》的创作水到渠成，获得成功顺理成章——忘我的写作，每天以万字的速度进行，13天拟出草稿——小说稿送到出版社，先后两次擅自将手稿借出——《收获》复刊号刊出《艳阳天》，作家出版社加紧进行修改、编辑、出版工作——为保证国庆节前出书，出版社想尽办法，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艺术水平提高了，驾驭文字能力增强了，生活积累了，素材丰富了，万事俱备，只待动笔写作，将孕育在头脑中的故事落到纸上。但好事总是多磨的，一个人所企盼的成功，不会轻而易举的获得，而一次较大的成功，则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和坎坷。
1957年，浩然在农村曾遇到过一场坏人挑动落后群众抢农业社集体粮食的事件，引起创作这一题材小说的构想，便开始了酝酿。1958年，做为中篇初拟了一部分大纲，定名为《真金不怕火炼》，后感得尚不成熟，便暂时搁置。到了1959年，浩然同时构思起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名为《阳关大道》，写农业合作化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第二部仍是《真金不怕火炼》，写1957年农村里的风暴。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他觉得，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生活上，都应当集中精力写好一部，而考虑比较成熟的是后者。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两部长篇小说的材料揉在一起，使之更浓一些，标题亦改为《云火录》，即是这云雨烈火的记录。这部长篇小说计划写20章，约15万字，并支起了整部小说的架子。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邢菁子正约请浩然为他们写部长篇，她听了这部小说的构思、写作情况后，给了浩然很多鼓励。由于多种原因，这部小说的创作再一次被搁置。经过1960年昌乐东村那难忘的八个月的下放劳动生活，小说的创作思路更为清晰，内容更为丰富，并有了创作的冲动。当时拟定的题目仍为《云火录》，计划在1961年1月下旬开始动笔，并与《人民文学》的编辑崔道怡谈了故事梗概。崔道怡给了浩然许多热情的鼓励和中肯的建议，使得浩然的信心更足，下定决心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好。各方面的条件看似都已经成熟了，而浩然却仍不能随心所愿地开笔。
那时，浩然搞的是业余创作，虽然天天下决心写这部长篇，也定下了开始的时间，但是客观条件却不允许他照计划行事。要上班，做好本职工作；要搞家务，3个孩子大的不到10岁，小的也只有两三岁，家庭生活完全靠妻子一人操劳是不可能的；虽然只发表了百余篇短篇小说，但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名声，读者来信不断，各地报刊编辑部更是经常索稿、催稿，到处“欠债”，成为很大的精神负担，有的杂志社只见到浩然给的文章标题，便刊出了预告；各类来访者频频出现在办公室和家中。这一宗宗、一件件的“琐事”，耗费着浩然的精力，占用着他的时间。在日益严重的焦虑中，就这样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腹稿仍是腹稿，依然在浩然的头脑中继续孕育着。
1962年初冬的一天，久未联系的萧也牧来到浩然家，谈过中国青年出版社将要给他出版一本选集的事情后，说到长篇的创作问题。萧也牧以十分坚定的语气对浩然说：“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萧也牧的鼓励，使浩然更加下定了决心。就在这一年的12月，浩然终于争取到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于26日下午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休养所。
一心想着为农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的浩然，满怀信心的来到作家休养所，始料不及的遭遇新的困扰：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道路这么长，千头万绪，从何处开始落笔？万语千言，从哪里说起？冥思苦想了两天，不仅没有理出头绪，反而越发的担心那来之不易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白白溜走；与其这样对着稿纸发呆，不如回去搞短篇小说的创作。在犹豫不决中，他给朋友王主玉打电话，述说了自己的苦闷。王主玉对浩然说：缕不出头绪就不要硬写，合作化的道路很长，哪一段最感动、写着顺手，你就把哪一段提出来先写。王主玉的话使浩然眼前一亮：素材最感动人，写起来最顺手的是那连阴雨天，发动社员抢晒麦子的场景，就先从这里下笔。当浩然再一次面对稿纸，熟悉的生活情景涌现在眼前，还勾起许多联想，把几年间的素材积累全部都调动起来了。从此，紧张的写作生活开始了，作品构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如同一股旺泉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地从浩然的笔下，流泻在稿纸上。浩然不敢更不愿荒废这来之不易的分分秒秒，拼命地在纸上用笔耕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写作时间达12小时之多，基本上都以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最多的一天完成了1.8万字。1963年元旦的前夕，同住的其他作家们都早已下山回家过节，而浩然因要参加12月30日晚间中国作协宴请在京会员的聚会，才不得不在当日下午下山回城，31日与家人过一天节，1963年元旦的中午就又赶回到西山继续写作。
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原拟的几个人物没有写进去，倒是写出了几个临时“跳”出来的人物。浩然的情绪高涨，而且越写越高，他充满信心，要把这部作品创作为第一流的长篇小说。
1963年1月9日，浩然完成了《艳阳天》第一卷的起草工作，共计33章，15万字。从动笔到草出，历时13天。对于草出的第一卷，浩然有一个明确的感受：饲养员马老四这个人物基本写出来了。浩然用真情实感塑造了这一人物，许多情节都让他动了感情。特别是马老四省下口粮喂社里的小牲口，而自己吃野菜充饥被萧长春发现后，是含着泪水写出这两个人在饲养场感情交流的那段文字的。在以后多次的修改、校对过程中，每接触到这一章节，浩然的心都为之一热。小说发表后的那几年间，浩然收到许多包括日本读者的来信，都肯定了“马老四”的形象和“吃野菜”的章节，都说受到感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这一情节的真实描写，不仅使作者本人感动，也感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
《艳阳天》第一卷草毕之时，浩然在内心中对一个人由衷地感谢，这个人便是王主玉。王主玉性格爽朗、热情，当时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尽管与浩然相识不久，但他们已成为要好的朋友。为了使浩然专心致志创作《艳阳天》，他不仅在精神上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还经常到西山看望浩然，送去急需的物品，并且主动到幼儿园帮助接送浩然的孩子，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甚至到商店购物。对此，浩然觉得，不写出、写好这部书，将对不起这位朋友。
1月15日开始，浩然对《艳阳天》第一卷草稿进行抄改，增添了一些内容，到4月5日，正式地脱出第一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第一稿共30章，500字的稿纸用了747页，约计37.35万字。
手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似乎并没有被编辑所看重，被搁置一旁。先是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从编辑部桌上的来稿堆里翻出借去阅览；后又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于夏末秋初之际，交给《收获》杂志社来京组稿的叶以群，并带到千里之外的上海。
《收获》杂志社对《艳阳天》十分重视，刊物负责人之一的叶以群在阅读了手稿后，当即决定撤下原定刊发的长篇小说，在《收获》的复刊号上刊登《艳阳天》。即将复刊的《收获》，容量只有26万字，版面上除了中、短篇小说等内容外，只能发表12万字以内的长篇。为了能全文刊登《艳阳天》第一卷，编辑部原想增加刊物容量，但此时邮局已经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变更。于是找到浩然，希望做一些删改。大幅度删节自己心血的结晶，浩然有些于心不忍，同时担忧这样删节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感到很为难，几次想打退堂鼓。一方面《收获》杂志社十分热心，一定要刊发，一方面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断然拒绝，浩然只得利用在上海与海燕电影制片厂商讨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的间隙，忍痛对手稿做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将正面人物的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删除。浩然十分担心，如此发表出去，很可能会大大的败坏读者的胃口。《收获》杂志1964年第1期，刊登了经过删节的《艳阳天》第一卷。
不知是否因为《收获》杂志在复刊号上就推出了《艳阳天》，并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任彦芳等人看过《艳阳天》手稿后，也对其赞不绝口，在浩然交出手稿近一年后，作家出版社开始对《艳阳天》重视起来，加快了编辑出版工作的进程。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4年4月2日开始对《艳阳天》第一稿进行修改。这次的修改，工作量很大，也很艰苦，经历了曲曲折折的过程。顺利的时候，思绪像破了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一天就“无中生有”的写出1万多字；碰到难题的时候，一天只能搞一点，还不理想。最紧张的时候，连中国作协开理事会，都在思来想去后舍弃，抓紧时间修改稿件。
从4月2日至5月13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一卷手稿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从6月1日到8月10日对校样进行了三次修改。在这几次修改中，增删了人物，加减了情节；地名由“焦甲坞”改为“东山坞”；大脚焦二菊和韩百仲原本是住在村子两端的两家人，为了使人物丰满，故事有趣，把他俩变成了夫妻；哑巴这个人物，更是原作中连影子都不曾有的。
按照出版社的计划，《艳阳天》第一卷将于1964年8月13日发排。就在发排的前夕，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浩然所在的《红旗》杂志社给出版社打来电话，要求审稿。这样一来，原定的出版计划就要被全部打乱。幸好是虚惊一场，不知何故，《红旗》杂志社没有审稿，让出版社先行发排了。这以后，浩然对校样又进行了两次修稿工作，9月14日完成最后的修饰，9月16日付型。
作家出版社计划在1964年国庆节前印出1万册上市，10月份内印出25万册平装，2千册精装。为了省工快速，将第一卷分成了上下两册印刷装订。不仅如此，为了能按时完成计划，在上机器前的3日内，出版社校对、出版两科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到工厂去加班。《艳阳天》第一卷于1964年9月17日印刷厂上机器，9月29日下午出书，将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三
《艳阳天》第一卷出版，接受读者的检验，浩然充满自信——叶圣陶仅看到《收获》杂志的删节版就发来贺信，赞许与鼓励——电影制片厂、剧团要改编，电台要广播——各类读者座谈会相继召开，读者来信络绎不绝——出版社不断加印，各种版本计划印刷近1百万册——为适应工农兵读者的需要，决定出版农村版——《艳阳天》取得成功。
小说出版发行了，裁判权就归属于社会，将接受读者的检验。在此时此刻，浩然的内心是充满喜悦的，同时也是十分安静的。喜悦，是因为他的心血，他的辛勤劳作结出了果实，他的愿望已初步实现；安静，则缘于他的自信。
浩然的自信是有依据的，浩然的自信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
《艳阳天》第一卷的面世，尽管在当时的评论界没有引起过多的反应，但在社会其他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64年2月，叶圣陶在读了《收获》复刊号上刊登的《艳阳天》后，深为喜爱，立即给浩然写信：
浩然同志惠鉴：
接到《收获》而后，即读大作《艳阳天》，迄于昨日，十五章读毕。此作可谓足下创作上之大进展，我喜不能禁，欲写一信致意。数年间之深入农村，潜心学习，于此足见收获之大。方针政策，农村中之两种矛盾，我皆知之甚浅，然观大作，亦能断其认识之真，体会之切。所叙若干人物，皆有血有肉宛然在目。深足感人之场面不一而足，我辄思之久久，然后读览下文。文辞亦大胜于前，循而诵之，饶有余味。此非仅技巧之事，根源还在于思想认识。根深乃能枝茂，源远乃能流长，理固然也。篇末有附语，请读者提意见。我只欲提一点，作者说明人物性习与心理状态之处，似稍嫌其多，可否作适当之删汰。此宜于叙写行动与对话之时宛委表达之，俾读者自为领悟。再者，足下此作势必传入广大农村，为农民之读物，而多作说明，其方法来自外国小说，恐未必为群众所易接受。浅见不定有当，聊供考虑耳。全书何时完成？我深盼其早日印出，获观全豹也。据闻足下近在上海编电影剧本，未知确否。就《艳阳天》而推之，足下诚适于编电影剧本。若已有所成，愿先闻其大概。不知尊寓何在，此书托《收获》社转至，想必能从速达览。余不多陈，即颂着安。
叶圣陶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
叶圣陶的热情鼓励，使浩然感动之极。
萧也牧也写来贺信：“你的《艳阳天》反映极好。等到全书出齐，我要好好读一遍。”令人惋惜的是，萧也牧被政治的狂风暴雨从北京裹挟到江南的“五七”干校，未等《艳阳天》被解禁，便于1970年10月在干校去世。
1964年12月，孙犁在写给冉淮舟的一封信中，特别谈到《艳阳天》：“近读浩然长篇《艳阳天》(新出单行本)，我觉得很好，有人物、有情节、有艺术、有政策。该同志在《红旗》工作，得有机会全面领会政策，并在农村工作一时期，似颇为努力。他的短篇我读得很少，得读此作，惊叹不已，也许是我自己少见多怪吧。”
长春电影制片厂早在《艳阳天》发表之前，就开始与浩然洽谈改编拍摄电影问题，小说发表后更是加紧了这一工作的进行。
《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发行后，中国评剧院的胡斌找浩然商谈改编评剧，并于1965年4月进行了彩排，浩然与萧永顺一同观看了这次彩排；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杨雨明找浩然商谈改编京剧；人民艺术剧院的蓝天野、田冲、黎平找浩然商谈改编话剧，并于1966年2月进行了连排；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刘诗嵘找浩然商谈改编歌剧；北京曲剧团的徐淦生找浩然商谈改编曲剧；顺义县评剧团也找到浩然商谈改编评剧。
中央广播电台找浩然商谈电台广播；营口市曲艺团的袁阔成找浩然商谈电台广播；黑龙江广播艺术团的李维信找浩然商谈电台广播。
北京市文联召集作家、编辑等相关人员座谈《艳阳天》第一卷；宣武区图书馆、崇文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分别召开读者座谈会进行座谈；朝阳区文化馆召开农民、干部座谈会进行座谈；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召开农民座谈会进行座谈。
在北京出版社召开的长篇作者座谈会上，浩然介绍了创作经验；受北京河北师范学院的邀请，浩然到该院中文系报告《艳阳天》的创作经过；南开大学专程来人邀请浩然到天津作报告；新华社记者就《艳阳天》的写作情况前来采访浩然。
《新建设》杂志拟选登《艳阳天》部分章节。
在普通读者中更是引起很大反响，父母子女、亲朋好友、同事邻里之间相互推荐借阅；许多学生争相传看，好些精彩章节能背诵出来，写作文的时候模仿其中的词汇和描写手法，用书中人物的外号给周围的人“冠名”；有的读者连夜阅读，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就“猫”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有的人因是借阅别人的书，甚至抄录下来，以便于自己今后的阅读；有的人读了一遍又一遍；美术学院的大学生要创作一套插图，作为毕业作品。读者来信络绎不绝，在出版后的十年间，浩然收到近万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除了给予作者很多鼓励，希望能尽早看到小说的后续部分外，更多的是谈感想、体会。读者们称赞这部作品语言流畅、人物鲜活、故事感人、耐人回味，使人读后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受到很好的教育，给了读者很多生活的经验；众多读者感到书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书中的人物就是自己村里的人。许多人因为看了《艳阳天》才开始对阅读小说着了迷，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尽管当时《艳阳天》第一卷的印量很大，但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出版社在1964年12月26日通知浩然：除了已印出和普及本要印的之外，还要再加印50万册。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将印刷发行近百万册。
为适应农村读者的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5年3月13日开始动手编《艳阳天》缩写本即农村版，3月16日结束。尽管缩写本的修改进行的还算顺利，并且以前也曾经历过为《收获》杂志进行删节，但在缩改过程中，浩然仍常常感到如同割自己身上的“肉”，太疼了。为了读者，特别是为了农民读者，他只能做出“牺牲”，咬牙“割”下去！1965年10月，《艳阳天》第一卷农村版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就达40万册；1966年3月，第二次印刷10.7万册。
《艳阳天》的出版发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但在评论界却没有引起“轰动”。浩然在1965年6月13日写给挚友杨啸的信中表达了对此现象的看法：“我的作品，过去没有‘轰动’过，以后也不会。我看透了，也想通了。过去曾因没有得到表面上的‘轰动’，没有太多的评论恼过——这一点你了解——现在想来，实在太幼稚了。从《北京街头》到《艳阳天》的出版，我看到另一种‘轰动’。这种‘轰动’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印在报刊上，但是它挂在许多读者的嘴上，留在许多读者心里。这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实实在在的‘轰动’。我们以后的创作活动，应当追求后者，而轻视前者。”
农民出身的浩然，写作目的单一而明确，十分注重广大读者的意愿。文艺界的某些“权威人士”并不真正了解浩然，一直认为他毕业于大学中文系，是通过采访得到素材写出的作品。在一次与浩然专门会面时，权威们一方面代表读者感谢他写出了好作品，一方面要求他不要急于创作《艳阳天》的后续部分，先下乡去搞“四清”，再多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这样既可以把作品写得更好，也可以把读者的胃口吊的更高。读者的愿望与权威的意见发生了矛盾，这使浩然感到有些意外。他很快便决定了取舍——服从大多数读者的意愿，尽快完成《艳阳天》全书的创作。
四
为满足读者愿望，浩然开始《艳阳天》二、三卷的起草——第二卷草出，出版社突然降温，使浩然很是费解，也产生担心——修改校样，情绪空前高涨，笔尖着了火，稿纸在手下燃烧——第二卷定稿，第三卷也有了雏形，灵感之神仍停留在身边——三年时间，整部小说竣工，间作套种，收获颇丰——第二卷出版，浩然感觉书价高，忧虑许多读者买不起，第三卷印刷装订完毕，出版社没敢发行——家庭生活并不宽裕，《艳阳天》所得稿费全部缴纳党费，“文革”中险被造反派打成“稿费资本家”。
1964年10月11日，浩然经过短时间的读书、休整之后，开始了第二卷的起草工作，到11月18日第二卷草完一稿。此后因参加北京市文联为期四个月的整风运动，第二卷的修改工作暂时搁置。
1965年3月6日至7月17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二卷手稿进行了五次大的抄改。
第二卷的修改过程并不顺畅。《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是显而易见的，奇怪的是，出版社在收到第二卷的书稿后，使人明显感到他们对《艳阳天》的热度降低了，不再像以往那么迫切，这让浩然很是费解。出版社在与浩然多次交谈修改意见时，既缺乏热情，也极少鼓励，给人一种前怕狼后怕虎，又想吃鱼，又怕刺儿扎着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浩然的情绪，使他产生了担心：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作品，它的质量将会是怎样的；顾虑多端，怎么写都觉着会使某些人有意见，自己似乎不能做主。
社会上对《艳阳天》第二卷的写作还是比较重视的。校样出来后，朝阳区文化馆召开读者座谈会，北京市文联机关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会，对《艳阳天》第二卷校样进行了座谈。
9月9日，浩然开始动手修改第二卷校样。刚开始时情绪不是很高，两天过后，“劲头”一下子来了，用浩然自己的话说：“情绪之高涨，精神之充沛，思路之宽阔，是西山最高潮期所不能相比的。”浩然紧紧抓住这个灵感之神不放手，“大改、狠删、猛加——笔尖着了火，稿纸在我的手下燃烧起来了。”这次修改，仅新增写的就有10章，工程可谓巨大。到9月29日，书稿修改完成，可作为第二卷出版。这20天，浩然感到“是在十分艰难中度过的，是在拼着性命搞创作。”“从五官到内脏，无一处不是伤痕累累。”
在结构第二卷时，浩然曾考虑将二、三卷合二为一，这样事件可以集中，写起来方便，也免得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它作品的创作。但在第二卷的起草、修改过程中，随着新内容的不断充实，最后还是决定分为两卷。因此，当第二卷定稿时，第三卷已经有了雏形，写出了草稿。浩然预感到第三卷的修改工程仍将是巨大的，只要灵感之神依然停留在他的身边，就一定可以改出来，而且可以改好。
自1965年10月5日开始，到11月16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进行了两次抄改。将稿子交给出版社后，他便赶到京郊怀柔县参加“四清”运动。过后不久，浩然对第二卷的校样又进行两次修改；第三卷出版社也终审完毕，12月22日，浩然将第三卷修改完毕。一部把众多人物、故事和情节，都融汇到从麦子黄梢到打罢场、入库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出来，在形式上也有突破创新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基本完工。
从1962年12月26日动笔写《艳阳天》，至1965年12月22日将第三卷修改完毕，恰恰是3年。在这部120万字的巨着竣工之时，浩然深深感慨道：“可以说，3年中间，我没有一天不是在苦干中；120多万字的艰巨工程，总算初步完竣了！《艳阳天》，会作为我一生中一件重大的事件记录下来。”工程确实是艰巨的，仅就47万字的第一卷而言，从草稿到打印出校样，大的誊写修改5次以上，书写汉字达200余万个。
尽管《艳阳天》受到读者的好评，但在浩然自己看来，这部小说绝不是他创作的顶峰，更高的目标还在前边；在创作上，他将改变以往“量中求质”的方式，要开始“质中求量”。
在创作《艳阳天》的3年中，浩然间作套种，收获颇丰：执笔创作了《朝霞红似火》、《艳阳天》、《老支书高松山》3部电影文学剧本。校订出版了小说集《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儿童文学集《“小管家”任少正》、《翠绿色的夏天》、《翠泉》；散文集《北京街头》；选集《彩霞集》7部着作。编写了连环画脚本《小河流水》、《水车叮咚响》。起草、修改了包括《幸福源》、《丁香》、《前进旅馆》、《慈母心》、《争先靠后》、《老师和学生》、《树上鸟儿叫》、《大肚子蝈蝈》、《半斤芝麻》、《翠泉》、《“小管家”任少正》、《爱美的小姑娘》、《结实的脚步》、《一颗红五星》、《红花傲霜开》在内的近百篇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散文等作品。
《北京文艺》1965年11月号、1966年1月号、2月号选载《艳阳天》第二、三卷部分章节。
《收获》杂志社自1965年底开始，三番五次打电话、发电报向浩然催要第三卷。浩然原打算与出版社交换完意见，修改后再由《收获》发表，但经不住杂志社的一再坚持，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收获》1966年第2期刊载了《艳阳天》第三卷。这次刊载又不是“全貌”，出版社怕影响出书，不同意刊物分两期发，因此只刊载了二分之一强的内容。无巧不成书的是，《艳阳天》第一卷发表在《收获》1964年的复刊号上，而第三卷则发表在《收获》1966年3月25日出版的停刊号上，这一天又恰巧是浩然34岁的生日。
1966年1月，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校样做了最后一次的修订。
1966年3月，《艳阳天》第二卷出版，第一次印刷15.5万册；4月第二次印刷，加印了20万册。3月3日，浩然得到样书，欣喜之余，感到书价太高，忧虑许多读者买不起。《艳阳天》第一卷初印版本的售价为2元，1965年第三次印刷时，售价为1.9元；第二卷初印版本的售价为2.15元；而第一卷的字数是47万，第二卷的字数仅为36万，如此比较，售价明显偏高。当年4月份第二次印刷时，售价就降至1.45元。
1966年5月，《艳阳天》第三卷出版，原计划在6月15日左右送达新华书店出售，却没有如期出现在书店的货架上，浩然直到当年的10月25日才在出版社第一次看到它，并拿回两册样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印刷厂虽已印刷、装订完毕，出版社却没敢公开发行。浩然为防不测，使三卷本《艳阳天》能够完整地保存于世，便将其中一册交给挚友杨啸，托他带到内蒙代为保管。1967年1月，浩然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受了3个月的审查、批判及检讨。3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两次严格的审查，认为《艳阳天》没有政治问题，决定发行第三卷，并派人到北京市文联征询意见。北京市文联一李姓女造反派接待了出版社的来访者。此后不仅，不仅《艳阳天》第三卷没有发行，第一、二卷也在北京各新华书店下架，所有售货员对询问者的答复都为：“书没有问题，但作者有政治问题。”就这样，已经印刷好的15万余册《艳阳天》第三卷，一直堆放在出版社的仓库中沉睡。因保管不善，虫吃鼠咬、水浸发霉，破损十分严重。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中央开始抓文艺创作和出版工作。1971年5月，《艳阳天》通过审查解禁，第三卷从沉睡中被唤醒，三卷本《艳阳天》完整面世。
《艳阳天》的印量，即使是在当年，也可以说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浩然的生活并不宽裕：全家6口人，全靠他一人的收入生活；仍在农村的岳父、母等亲属也需要他的经济支持；经常生活在农村，与许多社员和基层干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关系密切，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浩然总是慷慨解囊，甚至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农村和文艺界的朋友更是常来常往、络绎不绝，待人诚恳、真挚的他，总是热情款待，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浩然在此之前出版过11部小说集，但他并没有得到多少稿酬：在大跃进前后，许多作家提出为革命写作少要稿费、不要稿费，稿费的标准一降再降。浩然的行政级别很早以前就达到18级，有许多次调级的机会，他都以自己有稿费，比其他同志收入多为由，将机会让给了他人，直到“文革”结束，他仍然是行政18级。在如此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浩然将《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全部缴纳了党费，由出版社按照浩然的要求直接划转给北京市文联的党组织。虽然第三卷在1966年5月已经印刷装订完毕，因“文革”开始，出版社没有发行，也就没有支付稿费。
关于《艳阳天》的稿费，在坊间有过许多传闻，“文革”最热闹的时期还发生过一起有趣的小插曲：北京市文联的某些人，从外面叫来一群工人造反派到文联机关内“革命”，其中一个工人造反派上前揪住了浩然，说《艳阳天》发行量巨大，浩然拿了大笔的稿费，今天要批斗他这个“稿费资本家”。年轻气盛的浩然反手也抓住了对方，告诉他，那些稿费一分没留，全部缴纳了党费。文联在场的知情人立即证实了这件事，使得那些造反派不仅深感意外，而且十分的狼狈。
五
《艳阳天》的影响是广泛而长远的，从诞生到如今，不断被印行——被拍摄成电影，被搬上舞台，被电台播送，被改编连环画，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近50年，老读者没有忘记，新读者不断产生——以新的视野重新审视，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在海外同样有着相当的影响——只有真实的作品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艳阳天》所描写的人与事，都来源于生活，都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或发生过。
《艳阳天》在首次出版发行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地多次印行。人民文学出版社除20世纪60年代出版发行的各种版本外，还有1972年版(至1974年8月北京已第六次印刷)、1975年版、1976年版、1995年版、2005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版(从2005年至2010年共印行了4次)、2009年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版。20世纪70年代，全国各地出版社租型印刷、重印；1972年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出版发行；1977年外文出版社开始翻译出版发行朝鲜文版，至1981年出齐五卷本；20世纪70年代，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朝鲜文版；20世纪7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哈萨克文版；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日文版。华龄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发行的《浩然长篇小说文库》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发行的《浩然全集》均收录了《艳阳天》；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发行的《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中节选了《艳阳天》部分章节。据不完全统计，《艳阳天》共出版发行了500余万套。20世纪7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出版了《艳阳天》连环画；天津、上海、山东、江苏、安徽、广西、广东、四川、福建、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吉林、甘肃等地出版社根据人美版连环画重印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还出版发行了朝鲜文版；2008年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电影版《艳阳天》连环画；2010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了《艳阳天》连环画1至4册，新出版了第5册；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百种红色经典连环画之一，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再次出版发行《艳阳天》连环画。
20世纪60年代，浩然与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汤汝雁合作，根据《艳阳天》第一卷改编了电影文学剧本，因多种原因，影片中途下马；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再次改编，将《艳阳天》搬上银幕。
1972年，河北省话剧院将《艳阳天》搬上舞台。根据河北省话剧院的演出剧本，中国煤矿文工团、宁夏文工团、青海省话剧团、吉林省长春市歌舞团、江苏省徐州市歌舞团话剧队、山西省雁北地区文工团、四川省万县地区文工团等演出团体，排练上演了同名话剧。天津市文化局《海港》剧组1972年改编上演了同名现代京剧、江苏省无锡县锡剧团改编上演了同名锡剧、湖北省英山县黄梅戏剧团1973年改编上演了同名黄梅戏、山西省汾西县眉户剧团1974年改编上演了同名眉户剧、山东省济南市吕剧团1975年改编上演了同名吕剧……
1993年，导演田壮壮、演员李雪健、吕丽萍等人拟将《艳阳天》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由于特殊原因，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20世纪70年代，《艳阳天》在全国多地广播电台黄金时段播送，成为听众最喜爱的广播节目。
20世纪70年代，《艳阳天》成为农村人民公社间相互交往时互赠的礼品。
“国家图书馆2008年12月中文图书借阅榜”上，《艳阳天》名列第13位，是20本上榜书中唯一一本当代文学作品。
2009年，《艳阳天》入选《长篇小说选刊》编纂的“阅读中国——建国以来500部长篇小说(数字版)”选本。
1971年，《艳阳天》第三卷刚开始在市面出售，叶圣陶马上就购买了一本。他在1972年2月8日写给浩然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前几个月才买到《艳阳天》第三部，家里几个人轮流看，我是前月上旬看完的。现在书给徐盈(引者注：徐盈为老新闻工作者，系着名女记者彭子冈的丈夫。)借去了。您真是熟悉农村的阶级斗争。我可以说是完全不知农村的人，但是我敢断言您是真熟悉，由于熟悉，故而能表现得高于现实。您的书使我间接地知道了一些农村。”
1998年12月4日，电影《艳阳天》萧长春的扮演者张连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次我到他(引者注：指浩然。)曾蹲点的村子，当地人谈起他都很亲切、自豪。今年我去青岛崂山一个村子，支书夫妇请我吃饭。他们说，就是因为《艳阳天》这本书，他们才结成夫妇的。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下第二句。《艳阳天》写得比较扎实，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大批读者。”
2008年2月20日，浩然在北京逝世，许多读者在缅怀他时，都表示了对他及其作品的怀念：
“记忆中，我父亲刚退休那会儿，每天翻看《艳阳天》。那三册书放在他床头，一有空闲，他就摘下眼镜捧着《艳阳天》。翻看了至少有好几个月，他还是津津有味兴趣不减。”
“十三四岁开始读他的《艳阳天》，30年了，仍然在读。给一代青年带来了文学梦！”
“我们是读着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长大的，我们为他塑造的人物同喜同悲，为他的作品的力量所感动，我们是他教育的一代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今天我们也有点上年纪，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
许多读者表示：阅读《艳阳天》，使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懂得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观，点燃了青年时代思想的火花，懂得了做人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给他们以文学的启迪；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与人生态度：真实，正直，并有坚定的人格操守；曾激励过他们这一代人，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故事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至今难忘；开启了他们的文学梦，不少人因受其影响而爱上了文学创作，从而改变了生活的轨迹。
一些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经过他们长辈的推荐，阅读后感到，虽然《艳阳天》所描写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但书中激励着人们积极向上、奋斗进取的精神永不会改变；作品中洋溢着的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特别的艺术真实性，让他们有机会从书中感悟到那时人们的理想和追求。
近几年，国内有不少学者以新的视野对《艳阳天》加以审视，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
武警作家王久辛在浩然逝世后所写的悼念文章《浩然是一棵大树》中写道：“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我们可以先撇开文学性与艺术性不说，仅就其人物所留下的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言，就有不可替代的宝贵的史料价值。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贾平凹的《废都》留下了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原型的史料价值，那么浩然的长篇则留下了中国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民原型的丰富史料。他接续上了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的中国农民的原型形象，即像作家周立波所展现的中国东北自1948年开始的土地革命及其影响下的人物命运和作家柳青《创业史》所展现的陕西农民进入‘合作化’时代的命运与精神。他承袭了新中国文学的血脉，使50年代与60、70年代的精神血脉紧紧相系在了一起。”
木弓在他的《关于浩然的一点随想》中指出：“再次读《艳阳天》，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部最具时代精神的长篇巨着中居然看不到中国文人文化影响的痕迹，也看不到西方哪怕古典知识分子文化影响的痕迹，只有彻头彻尾的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在今天，这种写作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当年的浩然，居然创造了这样一个文本。他用纯粹民间的文化改造了已非常知识分子化的长篇小说形式，并创造了在一个封闭时代才能实现的适合农民读者阅读的艺术表现形式。据我所知，在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建设性地给出一个长篇形式。贡献一种艺术形式，是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
针对木弓的看法，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李云雷在他所着的《我们能否理解浩然？》中进一步指出：“这里强调了民间文化对长篇小说形式改造的作用，但不仅是民间文化，浩然是在继承了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以社会主义现代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在形式上也融会创新，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适合中国民众接受的表达方式。”在文中他还写道：“在时间的处理上《艳阳天》也很有创造性，我们也可以说，在《艳阳天》的第一部中，一天半的故事时间在浩然笔下‘成了一个小小的永恒’，但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同，他对时间的把握不是向内、向人的意识领域展开的，而是向外、向人的社会领域而展开的。在如此短暂的故事时间里，向内挖掘是较易于做到的，而向社会领域扩展则较为困难。在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以故事时间短暂而着称，他的小说既向内、也向外扩展，具有戏剧化、狂欢化的倾向，但《艳阳天》的故事时间虽然短暂，在整体风格上却更接近于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史诗性风格，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很独特的。”
《艳阳天》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海外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和读者。
曾把包括《艳阳天》在内的大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介绍给广大日本读者的伊藤克，对浩然说过这样一段话：“翻译你《艳阳天》那时，我的心情最好，脑子最灵，精力最充沛。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日本人渴望了解中国。我看到这一步，就赶紧翻译，分八集出版。第一集发行以后，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感谢我，催促我。这使我更有信心更为兴奋，日夜进行，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以一个月出一集的速度，8个月就出全了，一版就印了10万套。……”
加拿大籍教授、汉学家叶嘉莹是一位从台湾到北美洲某大学任教的学者，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她自称一向对含有政治目的的文学作品抱有成见，更怕看满纸革命斗争的字眼，但对《艳阳天》，由初读、再读到三读，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喜欢到仔细分析，最后做了一番深入认真的研究，写出多篇共10余万言的专题论文。她研究的结论是：《艳阳天》是一部具有世界水准的佳作。她在发表于1976年香港《七十年代》)上的《我看<艳阳天>》中这样写道：“《艳阳天》这部小说之所以特别成功，便因为它不是在套式样板中的口号教条，它是作者对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正当的高潮时，结合了斗争实践的体验孕育出来的作品。小说的作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成份，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小说的内容所叙述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斗争，是中国小说中未经前人写过的革命题材，这种开新创造所获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应该引起所有关心中国文学的读者们的注意。马森先生去年12月在香港《南北极》杂志第67期曾经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文中曾经提到‘就凭《艳阳天》的成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这话绝非溢美之辞。当然，中国可以根本就不重视西方世界所玩弄的像‘诺贝尔奖’这些花样，可是浩然的《艳阳天》之所以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则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叶嘉莹在1994年所撰《<艳阳天>重版感言》中写道：“我原是一个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之研读的工作者，对于中国解放后叙写革命与斗争的小说，原来并没有阅读的兴趣，但当时浩然的这一部《艳阳天》却正在风行一时，大有如日中天之势，经不住朋友们的推介，我终于不仅看了这部小说，而且为其所吸引，所感动，最后更以我平日对于古典文学之研读的精神，对这一部叙写革命与斗争的小说，竟然也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做了一番研读的工作。”在文中，她还写道：“我在古典诗歌的评赏中，常常赞美一些杰出的作者，说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他们的诗篇的，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而凡是具有此种品质的作品，就必然都会在具有真诚善感之心的读者中，获得一种超越于外表所写之情事的拘限以外之感发的共鸣。我认为浩然先生的《艳阳天》之所以能战胜了我由于不同之生长背景，与不同之思想意识所形成的抗拒之心，主要就也正是由于浩然先生的这一部小说，也同样具含了此一种品质的缘故。”
1979年，法国着名汉学家露阿夫人等人，曾拟将《艳阳天》翻译为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邀请14位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及美国的作家学者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艳阳天》以“刻画农村的面貌入木三分”而榜上有名，名列第43位。
《艳阳天》之所以拥有众多读者，得到社会多方面的关注与重视，除了有浩然的艺术功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因素外，还在于书中所描写的人与事，都来源于生活，都是他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而非常熟知的。据此经过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更可能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才更可能让读者感动并从其中受到教育。
许多读者都认为书中的主人公萧长春写的就是顺义县焦庄户的萧永顺，以至于一些受了感动的读者给他写信，还有的专门跑去访问他。其实，这个当时与浩然有着九年的密切交往，既是良师又是益友的萧永顺，只是在结构这部长篇小说以及写初稿的阶段，萧长春这个人物的具体原型。他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猪，讨过饭，当过民兵，后来又参加解放军；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以一个荣誉军人的身份，回到故乡，带领本村的贫苦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成为全县的一面红旗。为了丰富、深化、塑造好这一个“萧长春”，浩然几乎把他十几年在农村所熟悉的党支部书记、基层干部及荣转军人都调动起来：从这个人想到那个人，由那个人想到这个人，把这些人跟萧永顺“融化”在一起，使得萧长春这个人物形象在浩然的心目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具体，以至成了一个真实的人，使浩然完全相信了他，感到这个人就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必须马上用笔表现出来。随着作品起草、修改，到作品完成，故事情节都不是萧永顺一个人的了，只是还保留着他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等。浩然是用真心、用实情来书写萧长春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表述的：“我塑造萧长春这个形象，不仅比较了解，而且是带着叙述最亲的人那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感情。写到主人公为胜利高兴的时候，我面对稿纸放怀大笑；写到他那唯一的儿子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我的泪水湿透了稿纸……”
《艳阳天》中所描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或发生过。诸如：马之悦的原型是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的一个真实人物；小石头被地主所害，来源于当时内参上的一个典型案例；萧长春那个老少三代“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的家庭，取材于山东省昌乐县东村的房东及北京市房山县的一家普通农户；广大社员抵制土地分红，发生在河北省三河县；阶级异己分子企图篡夺基层的领导权，进行破坏和捣乱，发生在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坏人煽动一些落后群众哄抢农业社的粮食，发生在北京市顺义县；19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粮食贩子勾结一些自私自利的农民闹粮荒，破坏统购统销，以及1955年春天，一些富裕中农拉牲口退社等等这类的事件，有的地方在1957年又重复发生了，有的则变更了形式；书中所描述的众多有关麦收的情节，更是浩然在山东省昌乐东村的亲身经历。
六
有人说，因江青的赏识，才使《艳阳天》“红”极一时，人云亦云者如今仍坚持这种观点——时代变迁，对《艳阳天》褒贬不一，各种观点林林总总——用发展的眼光看，缺点和问题不少，但充满信心——《艳阳天》是一部小说，不是政治教材，也不是政策法令文件汇编——让作品自己去说话，由作品自己的生命力决定自己的死活——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能改变它——《艳阳天》应当活下去，有权活下去——未来的读者会对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
有人说，是因为江青对《艳阳天》的赏识，才使得它“红”极一时，才有了如此的影响力；一些不明真相，而又人云亦云的人，至今仍在坚持着这种观点。事实恰恰相反。《艳阳天》第一卷在“文革”前一出版，就引起广泛的关注，喜爱它的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各行业；除出版发行不同版本外，几次加印，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艺术性和真实性，才继续拥有众多的忠实的读者，全国各地的出版社才会不断地重印发行，才有了巨大的印刷量。正是由于《艳阳天》有了如此的影响，才有可能引起当时在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江青的注意。任何人稍作调查就可以了解到，在“文革”的中、后期，新出版和再版的文艺作品并不少，但真正让读者记住、流传下来的却并不多，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一些人紧追形势，随风转舵，迅速调换腔调，从全面肯定到彻底否定，使得社会上对《艳阳天》的评价林林总总，褒贬不一，甚至针锋相对。那么，作为《艳阳天》的作者，浩然自己对这部作品是如何看的呢？在“顺境”中的看法自不待言，在政治形势严峻和处于“低谷”时的想法，也许更能表露出浩然的真实思想。
“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1966年11月中旬，《中国文学》杂志社的赵学龄找到浩然，接洽转载《艳阳天》事宜。在谈到《艳阳天》时，浩然说：“用今天的眼光和认识水平看这部长篇，它的缺点和问题不少，但总的说来，我对它还是有信心的。”接着，浩然说了有信心的理由：这部书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之后才动手写的，它来自现实的生活斗争；所写的问题，都是亲身感受，有所理解，又忍不住要表现的；一面写这部书，一面注意学习毛主席的着作，并努力地符合它；完成这部书的创作，是群众帮助的结果。赵学龄当即表示：《中国文学》的看法与浩然是一致的。
从某个时期以来，有些人对《艳阳天》这部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反映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风貌的小说，一反以往的推崇和赞扬，而流露出冷漠、怀疑，乃至贬斥和基本否定的态度。针对这种现象，浩然认为：这是从政治和政策出发的，并以此观点为计量器。他们排除了评价一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必须依据的“生活”和“艺术”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们尤其撇开了历史间隔，只是迎合着今天的政治和政策气候来秤约作品。这是不合理的，不公允的，不正确的。应该明白，《艳阳天》是小说，不是“政治教材”，也不是“政策法令文件汇编”。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在于两者的巧妙融合。50年代中期社会生活的种种情景，就是如《艳阳天》里所反映的种种情景。置身于那个特定环境中的农民，包括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就是如《艳阳天》里所表现的那些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那个时期的农民，诸如萧长春、马老四、马之悦、马小辫、弯弯绕，包括又哑又聋的那个人，就是像《艳阳天》所揭示的那样看待事物、思考问题、处理麻烦和矛盾的。这就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经过20多年时间和重新检验，那时农村的种种情景，农民的精神面貌，就能变换成另一种模样，变换得符合我们今天的人所喜欢的那种模样。《艳阳天》是以小说的身份活下来的，决非仅因其政治和政策因素获得这样的成功。一部文学作品，真实而不是虚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用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伪装和撒谎，这就是它的真实性的基本内容。作品出版后，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活着的人还没有都忘记它，因此，这作品具有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一部作品的生死，不决定于名家权威是否鼓吹撑腰。名家权威管得了文学界，管不着广大读者；能左右今天的人，奈何不了明天的人：到了明天，读者是否承认他的名和威还在两可之间，又怎能保险买被他们抬轿子抬起来的作品的账呢？最为正经和牢靠的办法，是评论家独立思考，就作品论作品，让作品自己去说话，由作品自己的生命力决定自己的死活。
从那些对浩然的《艳阳天》等着作持偏激态度人的言论中，明显地感到其根本就没有看过原着，至少没有认真的阅读过，或许是有意混淆视听，尤为突出的是将《艳阳天》所描写的时代背景，说成是人民公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更有甚者说成是“文革”时期。这些人的言论，给人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觉。
1998年9月，浩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对记者说道：“《艳阳天》曾被认为‘写出了五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豪情壮志’，我认为这个评价至今还是合情合理的。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当时的生活就是《艳阳天》中写的那样，作者当时就是这样看的，也是被读者肯定了的。那已经是‘历史’了，而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能改变它。哪怕你憎恨那个时代，你可以不再重复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不再走那样的道路，但你抹杀不了它，尤其不能改变它的模样。”
没有十全十美的艺术，再好的艺术品也会存有遗憾。在回顾时，浩然也认识到《艳阳天》的缺憾：本应当如同设计中农形象那样，既有跟着反革命分子跑的弯弯绕，也有跟革命者一条心的焦振茂，也有经过斗争、颠簸、动摇最后终于被进步势力团结过来的韩百安等那样，在《艳阳天》里，安排一两个与马小辫和马斋政治态度迥然不同的地富分子形象。造成这样的缺憾，既有当时社会背景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作者主观方面的顾忌。尽管如此，在那种“左”的风越刮越剧烈的形势下，在一部专门写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小说里，他还是写了地主子弟马志德及其妻子，这两个生动的、有血肉的形象，并且把这两个经过曲折的矛盾斗争转化为拥护革命、倾向革命的人物，安排在该书最反动的代表马小辫的家里，这在一定程度对上述的失误有所弥补。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社会怎样发展，浩然都坚定地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去，有权活下去。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活的历史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成一堆尸骨的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
七
《艳阳天》是成功的，因《艳阳天》的成功而成为胜利者和成功者——一个作家真正的成功，是读者不知道你的名和姓，而知道你的作品；忘记了你的名字，而记住了你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读者把作家的名字记住了，而忘了他写过什么书，他是个可悲的失败者；反之，读者只记住那书，而忘了作家的名字，这是他重大的、根本的胜利！
《艳阳天》是成功的。浩然因《艳阳天》的成功而取得一个巨大的、长远的胜利。他是一个胜利者，更是一个成功者。
浩然在其杂文《作品与人品》中这样写道：“一个作家真正的成功和胜利，最好是这样的图景：广大读者不知道你的名和姓，而知道你的作品；天长日久，忘记了你的名字，而记住了你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他在另一篇文章《向<绿野>致谢及其它》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家不能没有代表作。如果在若干年后，读者把作家的名字记住了，而忘了他写过什么书，他是个可悲的失败者；反之，读者只记住那书，而忘了作家的名字，这是他重大的、根本的胜利！”
浩然逝世后，一篇署名陈之秀的题为《浩然永活读者心中》的博文在网上发表。作者在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天，她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告诉她要去八宝山送浩然。她左思右想，也没能想起这个人是谁。当得知浩然就是《艳阳天》的作者时，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乃至精彩对话都清晰的在她头脑中映现出来。在文章中她写道：“作者也许并不需要我们记住他什么，他最多最大的愿望可能是希望读者记住书中的故事，或者自己写的故事能够打动读者，产生共鸣，传播一种人文精神和思想文化。”“也许，许多像我一样的读者很多，只知道其作品，不知其人。但是，我相信大家风范的浩然，一个真正的人民作家，农民作家，是不需要读者更多的记起他本人的名字的，而是作品更多更远地播向远方。”
陈之秀在这篇文章中，表述了与浩然相类似的观点：一个作家真正的成功和胜利，是广大读者不知道你的名和姓，而知道你的作品；天长日久，忘记了你的名字，而记住了你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如果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成立的，那么，浩然无疑就是一位获得真正成功和胜利的作家。浩然的在天之灵看到这篇文章，定会倍感欣慰，定会更加感到自己就是那些获得真正成功和胜利的作家中的一员。
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成为传世之作，就要看它是否真实感人，是否具有艺术魅力，是否赢得广大的读者，被读者接受、喜欢甚至折服。《艳阳天》自1964年问世至今已近50年，仍在不断印行，依然拥有着读者，其生命力可见一斑。作为一部真正的艺术品，再过50年，它还会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
2012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