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一批新建或经公私合营改造的企业应运而生。那时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财力差、底子薄,企业工人劳动强度大、收入低,但他们都怀有一颗勇于奉献的心,自力更生,吃苦耐劳,只讲奉献,不图报酬,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国家的强大,经济的发展,与老一代工人阶级打下的坚强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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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业初期条件极简陋
纺织女工晒纱的场景。
新中国建立后,由国家投资建了一批新企业,另有一批企业是建国后的公司合营性质。新建工厂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先治坡,后治窝”的理念,能简则简,许多生产工序,要靠手工直接操作。企业中有国家干部、全民职工、集体职工,还有农村户口进厂的打工者,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待遇不一。
建国后百业待兴 计划经济做主导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潍县的工矿企业,一些是由国家投资所建的新企业,另有一批企业是来自建国后的公司合营,即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引起企业生产关系在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一是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二是资本家开始失去企业经营管理权；三是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四马分肥”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说法,即将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当时,凡国家投资所建的企业称作国营企业,地方投资的称为集体企业。当时的企业生产是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运作的,基本上是进行来料加工性质,原材物料由国家按计划进行供应,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由国家直接包揽,工厂只要按国家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就行。
当时,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为了发展国家经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新上马了一批工矿企业,不仅解决了城镇居民就业问题,而且对于发展当时的国家经济,保障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都发挥出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车间条件极简陋 生产工人条件差
新建工厂时,国家大力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先治坡,后治窝”的发展理念,加上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资金条件不允许,没有更多的资金做更大投入,许多的工矿企业在新上项目时,坚持项目快上、能简则简、加快生产的原则,使许多生产工序还要靠手工直接操作,企业生产环境和职工生活条件较差。
据原潍县染织厂车间主任王炳臣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刚建潍县染织厂,他领导的漂染车间是染织的第一道工序,漂染工人负责把从潍坊棉纺厂拉来的面纱用漂液漂白,再染色晒干,然后投入到下道工序。漂染是厂里最脏最累的一道工序,因漂液有强烈的刺鼻气味,所以,漂染车间的门窗一年四季都大开着,冬天的雪花吹进车间,冻得人直打哆嗦。那时停电频繁,一旦车间停电,漂染工人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用大水缸加上漂液漂纱,用标杠子搅出湿棉纱的水分。工人劳动强度大,条件非常艰辛。还有漂染车间晒纱工,要在寒风刺骨的隆冬,把那些刚刚漂染过的湿漉漉的棉纱,先是背到厂院内的晒纱处,挂在露天的竹竿上晾晒整理,之后再背到燃煤的土烘干室里烘干。进烘干室前,工人身穿厚厚的棉衣还冻得牙齿直打磕,可进入烘干室后,脱掉棉衣只穿衬衣也热得大汗淋漓。
由于室内外温差太大,不少工人经常感冒,感冒了也要坚持上班。那时提倡带病坚持工作,叫做“轻伤不下火线”。有的工人得了重感冒,发高烧没法上班时,请病假要经过繁琐的流程:要先到厂医务室请医生看病,写出证明条子,再向班组长和车间主任请假,经批准后才能休息。车间主任只有批准一天假的权利,若请三天假以上必须有厂领导和厂医同时批准。有了病假条子,可以到厂里的伙房吃“病号饭”(一碗带鸡蛋的挂面),能吃上一顿病号饭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儿,所以厂医十分吃香。那时工人生病住院,厂领导、厂医直接派车送到医院,并派工人轮流陪床。有的工人不慎发生工伤,到医院治愈后接着上班。厂领导对退休工人按时探望,尽最大能力解决困难。
当时很多厂子的宿舍没有取暖设备,全厂几百或几千号人洗脸刷牙只能用从水塔流出的冷冰冰的凉水,但那时的工人师傅都有着很高的觉悟,不论年至花甲的老师傅,还是刚入厂不久的青年学徒工,没有一个叫苦怕累的。
工人身份不一 待遇三六九等
那时的工厂组成人员很有意思,国营企业的职工叫全民性质职工,集体企业职工叫集体性质职工,如果两者混到一起工作就叫做“混岗”。所以,那时一般集体性质的职工是难以调到国营企业工作的。有的企业出现“混岗”现象,有国家干部、全民职工、集体职工,还有农村户口进厂的打工者,有合同工,也称亦工亦农工人,月工资36元,(须经当地劳动部门、公社、生产大队、企业主管部门及企业都签字盖章者),还有临时工(没经劳动部门等相关单位盖章者),月工资33元。
到伙房吃饭时,正式工(也称固定工)用红色票证,到伙房买大白馒头或几角、几元钱一份的炒菜。而合同工、临时工用蓝色票证,是用家里背来的地瓜干和玉米换取的,只能买黑黑的窝头和萝卜咸菜,就连几角钱一份的炒菜也不舍得吃。所以,每逢吃饭时,正式工和临时工都相互躲得远远的。
厂里凡有重活累活脏活,一般都是安排临时工去干。所以,一些临时工自称为“老临”。当时,笔者是潍县染织厂的一名合同工,每月的工资是36元,除交给父亲20元外,剩余的16元是生活费。这16元除了生活还要给瘫痪的奶奶买点糖果,给乡下的姥姥几元或几角赶集,偶尔也给乡下的生母一点钱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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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表扬工作争先恐后
染织厂女工表演节目。
工厂推行思想工作领先的原则,任何一项工作都要坚持思想领先和政治挂帅。工资分配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是领取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标准。在农村遇到大旱或洪涝现象时,尤其是每年收割小麦的季节,还要派出大批干部职工参加麦收支农活动。
政治工作领先 各种会议很多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至八十年代初,工厂推行思想工作领先的原则,任何一项工作都要坚持思想领先和政治挂帅。当时的口号是: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据原潍县染织厂织布车间主任于伯芹回忆,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招工进的潍县染织厂,起初干织布车间的织布挡车工,先是跟师傅学习织布操作,接着就自己顶大梁织布,一个人要看十台织布机,织出的产品主要有43经济条布、纯棉布、线呢等,每天单调地巡回在织机旁,来来回回不下几十里路。织布机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工人之间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必须扬起嗓门大声吼才行。挡车工实行三班倒,每天上班前要提前半小时进车间开班前会。八个小时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接着要开班后会,也不能按时回宿舍休息。那时开会的组织者很多,有时班组长召开,有时车间主任召开,有时厂领导召开。有时学习领袖语录,有时学习报刊社论。学习完毕后,班组长或车间主任讲话,主要表扬好人好事,批评有欠缺的地方,接着每人还要发言,思想非常紧张,唯恐自己在说话和工作上有什么缺失。
尽管如此,大家都毫无怨言,每天保持乐观心态干好自己的工作,觉得自己是在为党和为祖国工作,既使多干了一些分外的工作,没有报酬心也甘,再苦再累心无怨言,这是老一代工人阶级人人共有的特点,很值得尊崇。
经常义务劳动 春节加班不休息
那时工厂讲究思想领先和政治挂帅,在工资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是领取由国家统一制定工资标准。据原潍县染织厂财务科长袁之良回忆,当时新工人进厂第一年的工资是每年15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第四年29.5元,第五年定级(二级工)31.5元,以后就要等国家工资调整时再升级。厂里有个老工人1955年参加工作,当时工资29元,1972年上级发文件调工资,全厂只有他一人够格,连提两级,每级才5元钱。尽管如此,全厂职工在工作上都是勇争先进,唯恐落后。当时厂子除了发给基本工资外,没有奖金、实物等物质刺激,但宣传和思想工作非常得力,若哪个工人的产品产量夺了高产,或产品质量创优(出残次少),就会得到厂领导、车间(班组)领导在各种会议上的口头表扬,厂里的黑板报、墙报和广播也随即跟上。厂里还把喜欢文艺活动的职工组织起来,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对厂里的生产能手和好人好事进行歌颂,工人演自家工厂熟知的好人好事,令职工看后非常激动,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时的工人干工作,就是图领导和大家的几句表扬。只要得到一点表扬,就让人热血沸腾,激动无比。
每个月初,上级主管部门都下达生产计划指标。为了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指标,企业之间、车间之间、班组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开展劳动竞赛,甚至有许多星期天(早年生产企业不休星期六,只休星期天)也要加班加点的干。当时的口号是提倡义务劳动,不图报酬只讲贡献。据袁之良回忆,当时他所在的厂子,有好几年过年都没有放假。他记得最清楚的是1977年春节前,厂领导提出了“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的战斗口号,受到上级领导表扬。上级领导也被感动,大年初一也不回家与家人团聚,而是专门来到厂里看望工人,对厂里的干部和职工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出现了热血沸腾、令人难忘的场景。
麦收下乡支农 女工们磨起血泡
工厂的工人尽管上班非常劳累辛苦,但在农村遇到大旱或洪涝现象时,尤其是每年收割小麦的季节,还要派出大批干部职工参加麦收支农活动。一些企业的职工都是三班倒,本来下了夜班非常劳累,白天可能还要去支农。但那时最讲究工农一家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每当农村生产队需要的时候,都给予了大力支援。一些城市户口出身的年轻职工,从小没有干过农活,也随着浩浩荡荡的支农大军来到农田,从生产队队长里接过镰刀,就挥汗如雨地干了起来。当时农村生产队条件都很差,对支农的工人没有任何报酬待遇,顶多烧上几桶热开水,送到田间地头给工人师傅们喝。
一些城市出身的年轻女工,在参加抢收小麦过程中,手上都磨起了血泡,可她们毫不畏惧,用手绢把稚嫩的手稍作包扎,继续参加劳作,非常令人感动,当年她们的那种干劲儿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现在的人们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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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庆做铁人争当能手
染织厂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上级有关学大庆的文件。
1977年,昌潍地区纺织工业局和潍县工业局把潍县染织厂列入工业学大庆先进典型单位,派工作组进厂帮助指导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全厂掀起了“比学赶帮超”和“一帮一、一对红”等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热潮,“高产能手”“质量标兵”“节约大王”等不断涌现,先进事迹层出不穷。
开展工业学大庆 做全县纺织典型
工业学大庆是1964年党中央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的号召。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1977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从而把工业学大庆活动推向了高潮。
1977年,昌潍地区纺织工业局和潍县工业局把潍县染织厂列入工业学大庆先进典型单位,派出由潍县工业局局长马克海同志为领队的工业学大庆工作组进驻潍县染织厂,帮助指导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在全厂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的高潮。
工作组把学大庆的主要经验,通过召开职工大会、黑板报、广播、印小册子等形式向工人宣讲,主要内容是“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三老四严”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即对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夜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现场和领导在现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同时还贯彻《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
干部职工齐上阵 学大庆呈现高潮
潍县染织厂在县工作组进厂后受到极大鼓舞,厂党支部书记姜传良立即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上级有关学大庆的文件,提出了“学大庆,做铁人,当劳模,争先进,一线入党迎考验”的响亮口号,全厂很快形成了学大庆活动热潮。
潍县工业局的林静秘书、小张等工作组成员把学大庆的有关文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厂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和“学大庆做铁人,大批促大干”的战斗口号,变成了全厂干部职工的实际行动。姜传良和马克海都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军转干部,那时都50多岁了,一进车间就扒掉棉衣,帮着工人清卫生,擦机台,令干部职工十分感动。领导的行动就是无声命令,一股火热的学大庆做铁人激情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个人与个人之间,都争当先进打先锋,全厂每一个工作面都掀起了“比学赶帮超”和“一帮一、一对红”等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热潮,“高产能手”“质量标兵”“节约大王”等不断涌现,先进事迹层出不穷。为超额完成制定的奋斗目标,厂里很少休班,星期天也要开展“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工人们在车间干得汗流浃背,开饭时都是跑步到食堂。吃上几口饭后,就急忙奔回车间继续大干。厂里休班的日子,谁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厂领导只好命令电工拉闸停电,让工人们稍作休息。谁知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忽然又从车间传出了隆隆的织布机声,一些挡车女工竟偷偷翻窗爬进车间开起了织机。工人们不讲报酬只讲贡献,虽然工资很低,大部分职工每月才30元左右,但都毫无怨言,热情不减。
工作组的林静、小张等工作组成员把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和活动情况及时上报至有关部门,同时利用各种会议和宣传栏、广播和黑板报等对先进人物和事迹进行大力宣传。林静还组织厂里的文艺骨干自编《纺织工人学大庆》等节目,在业余时间演出,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笔者当时在厂里从事秘书工作,在林静秘书领导下,除了写文字材料外,也要下车间参加劳动,经常从伙房挑上热水送到车间,到汽车队帮司机擦洗零件,到伙房帮着喂猪等。那时各家企业都要养肥猪,这是检查考核学大庆的一条重要标准。如果哪家厂子不养猪,就不能评为学大庆先进单位。
开展学大庆活动 促管理水平提高
开展学大庆活动,企业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潍县染织厂的产量、质量、消耗和实现利润等指标都达历史新高。尤其是一些特殊工种的工人师傅的技艺,达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潍县染织厂有个仓库保管员叫殷兰秀,在学大庆活动中,她对负责的仓库管理实现了“三对口,五五化”(实现仓库号、织布机零件货架、织布机零件的三对口和织布机零件摆放五个为一摞)。那时厂子经常停电,她不用照明就能很快找出所需机件,从来没影响生产。不久,有很多企业的仓科保管员都到潍县染织厂的仓库学习经验。殷兰秀师傅就用布蒙上眼睛给与会者进行示范,查找机件非常熟练,受到大家一致好评。潍县工业局《工业学大庆简报》对潍县染织厂学大庆情况进行通报交流,地县有关部门多次到潍县染织厂总结经验,县广播站、县影院、省电台等都对潍县染织厂进行大力宣传,大大提高了厂知名度。
当年的学大庆活动有力促进了企业发展,很多工人师傅都作出了贡献。如今他们大多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但当时有一批农民临时工性质的技术员,后来被清退回家,在老年或去世前未曾享受到任何待遇,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小小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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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培训企业管理人员
企业的文书参加培训,在档案馆合影。
企业在计划经济期间,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各项工作都进行严格的管理督查。对企业管理人员按期进行培训,尤其对企业的财会、文书、统计等人员,实行企业和主管部门双层领导,大力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上级有关领导部门还根据工作需要,对企业人员实行临时借用的办法。
档案管理杂乱无章 企业文书参加培训
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各项工作都进行严格的管理督查,对企业领导班子按时考察,发现工作不力或闹不团结现象,立即采取措施,保证企业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同时,对于企业管理人员都按期进行培训,尤其对企业的财会、文书、统计等人员,实行企业和主管部门双层领导,有力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潍县许多企业的一些文书,由于刚做这项工作不久,对文书档案管理的有关专业知识基本不懂,成堆的文件统统归集在档案橱内。当时,潍县如雨后春笋般新建了一批企业,受“文革”影响,大部分企业的文书同志对文书档案的管理工作都是一知半解。比如档案文件的时效性,什么是“永久”、什么是“长期”、什么是“短期”等大部分文书都搞不明白。不少文书人员曾认为,凡是中央文件都应该是“永久”保管,对省市县的文件应“长期”保管,而对本厂文件应做“短期”处理。所以,在整理和装订厂里那些文件时,都按自己的想法进行了错误地装订,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是对党、对档案工作的忠诚和负责。
不久,潍县工业局办公室负责文书档案工作的戴宝珠同志,在检查所属企业文书档案时发现了这种情况,她立即向县档案局的徐局长作了汇报,引起重视。徐局长召集全县各单位的文书到潍县档案馆举办文书专业培训班,并让各单位文书拿着部分已装订好的文书档案与会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很多人都把档案文件保管的时效性颠倒了,有的甚至杂乱无章。徐局长非常焦急,他和戴宝珠同志等立即组织全县各单位文书拿上所有档案文件到县档案局,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进行整理、分类、保管及装订。同时,还组织文书到安丘等县市进行专业考察学习。通过对文书进行系统和专业化培训,全县文书行文和档案管理工作,有了一个整体提高,为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文字依据和档案记载。
工作需要,职工经常被临时借调
计划经济时期,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企业人员实行临时借用。当时笔者在潍县染织厂从事秘书工作,在向厂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时,厂书记朱鹏章郑重地对笔者说:“共产党员像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能做到吗?”笔者点头应允。入党后,笔者经常被潍县县委办公室的林静秘书和县工业局的王元初主任抽调写文稿。笔者所在的潍县染织厂建在郊外,离县城十多里,笔者经常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雨不分昼夜地来回穿梭。后来笔者被借调(不带工作关系)至潍县政府工业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那是计划经济年代,县工业办公室直管全县工业、交通、电力、邮电、盐业等部门的全面工作,非常繁忙。县委分管工业的陈书记是秘书出身,领导素质和文字水平都非常高,每逢开重要会议,他都昼夜靠在办公室,一边指导一边和大家一起写文稿。夏日炎炎,脱掉上衣,在脖子上围条湿毛巾,蚊虫叮咬时挥挥毛巾驱赶一下,饿了喝口热水吃几片点心,困了就讲个笑话给大家提提神。老秘书言传身教,热情指导,使笔者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懂得了秘书工作的神圣和艰辛。
1983年潍坊市进行区划改革,笔者所在的厂子划为潍坊市纺织工业局直接管理。根据组织安排,笔者继续回到原厂工作。1988年笔者被组织正式调至潍坊市寒亭区经委担任秘书工作。1995年9月笔者又被领导安排到潍坊市电缆厂担任副厂长。
临街房子改成商店 染织厂成先进典型
1985年春节前的一天,笔者所在的潍坊第三染织厂书记王希京同志接到上级主管部门寒亭区经委的一个紧急电话,说区经委准备召开党代会,急调笔者参加会议筹备工作。
王书记把笔者的工作稍做安排后,要笔者即刻动身到区经委报到,笔者的厂子建在市郊的荒郊野外,离县城寒亭有6公里。笔者回家和妻子说明情况后,便披上大衣骑上自行车顶风冒雪向寒亭县城奔去。
赶到区经委刚下自行车,政工科长李树伟立即将笔者领进办公室介绍情况,他说区经委准备召开党代会,笔者曾在潍县工办(区经委前身)干了一年秘书,也算是一名老党员老秘书了,党委研究决定由笔者负责起草党委书记的工作报告。李科长又拿来一些经委的文字材料和上级有关文件让笔者参考。笔者把自己关进一间小房子里,认真阅看了材料,然后便动笔起草“报告”,谁知写着写着竟把自己厂的一些情况写了进去,如笔者厂子当时把临街的一排房子全部改成了商店,对外出售本厂生产的布匹等,当地百姓踊跃抢购。“报告”中大写特写“前店后厂”,结果,在党代会书记作报告谈到“前店后厂”时,激起代表们一阵热烈的掌声,笔者的厂领导也受到表扬,厂子被当成先进典型进行参观学习。不久,当地的木器厂、五金厂、服装厂等都在厂门前办起了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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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工资福利提高
染织厂的管理人员合影。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厂矿企业第一次按40%的比例进行工资调整,干部职工非常高兴,会议室里掌声一片。厂里买了一台波兰产黑白电视机,视如珍宝,晚上才搬到办公室前供大家观看电视节目。“资金本票”受到重视,全省很多纺织企业掀起了资金本票热。
工资大面积增长 大会上员工拉票
“文革”结束,昌潍地区的工人工资在建国后首次大面积增加。1978年上级专门下发文件,厂矿企业的干部职工按40%的比例进行工资调整,企业干部职工非常高兴,会议室里掌声一片。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反复强调:这次工资调整,要坚持“一要两不要!”即:要坚持大走群众路线,不要由少数人说了算,不要影响到工作和生产!
各厂立马召开专题会议,成立了由厂长为组长和各科室、车间推选代表组成的调整工资领导小组,很多企业都出台了“大会投票确定调资对象”为主要内容的实施方案。
调整工资领导小组负责印调资选票,把全厂每个干部职工的名字、入厂时间、现行工资、政治面貌、受过何等奖惩等一一刻上。同时还刻上了一些相当苛刻的限制框框:有政治或经济问题的、受过各种处分的、请病事假较多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等等,都不能列为调资的对象。
各厂召开大会,公布《调资实施方案》,下发选票进行评选:同意者在其名字后打“对号”,不同意的打“叉号”或弃权。会场上立马响起了“刷刷”的写字声和阵阵小声嘀咕声。“喂,你快看看俺的名字在哪儿,别忘了在后面打上对号啊!”“你看到俺对象的名字了吗?”“你给俺爹打上对号了吗?”
会议结束后,厂领导和调资小组把收缴的选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基本还是合情合理的。也有的中层干部或老工人,因工作认真得罪了人,选票上的“对号”就很少,不能进入调资范围。有人就找到厂领导发牢骚,甚至哭鼻子。于是,厂领导找到上级领导,又多要了几个调资名额补上。也有的没被调上工资者,整天发牢骚,消极怠工。不和谐的气氛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才消散。
此后的1978年,昌潍地区各厂又根据上级文件按40%,1980年按20%的比例,对企业干部职工工资进行了升级调整。
买进波兰电视机 职工村民争相看
1979年夏,潍县染织厂托关系买来一台波兰产的18寸黑白电视机,厂领导视如珍宝,白天锁在办公室内,晚上才搬到办公室前供大家观看。厂里的多数人过去都没见过电视机,每天晚上办公室前都是人山人海。厂领导安排专人管理电视机,还配备钥匙。吃了晚饭,就有许多工人围着电视机转,帮着抬桌椅,希望快看节目。
那时电视机只能收看山东电视台一套节目,经常看着看着就闪起一阵阵“雪花”,这时就会有热心职工帮着转天线调角度,其他人仍目不转睛地欣赏着电视荧屏上的“雪花”。当电视节目一正常,便立马赢得一阵喝彩和鼓掌声。几天后,厂领导发现许多上大夜班(0点-8点)的职工不休息也来看节目,以致影响到工作,便让车间主任晚上到现场检查,发现上大夜班者一律带回。有一天晚上电视上播出一部辽宁话剧团演出的反映纺织厂生活的话剧,非常好看,很多上夜班的职工怎么劝也不走,厂领导只好下令把电视机关了,大家才在遗憾声中很不情愿地离去。
潍县染织厂建在市郊,附近的村民听说该厂买了电视,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厂门前往里挤,直接影响到厂里的工作和安全,有几次村民还和厂的保卫人员动了手,最后出动了公安才平息。
企业管理出新招 资金本票换奖金
1979年,潍县染织厂在企业管理中探索出了一套“资金本票”管理模式,曾轰动一时。所谓“资金本票”,就是企业自行印制的一种内部票证,印有1元、2元、5元、10元、100元、1000元等多种型号,在本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广泛流通、交易和使用。
当时,上级刚刚允许经营状况好些的企业发少量的奖金,潍县染织厂的财务科长袁之良和副厂长杨文顺通过对国家经济形式考察和对企业内部管理研究,后又经调查摸底,发现本厂除产品产量、质量这些较为明显的指标外,生产成本费用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多次发奖金鼓励,效果都不错。可时间一久发现波动性较大,于是探索出持资金本票到厂内仓库领料的办法。具体办法是,先对每个车间、班组及个人,制定出合理的每月费用定额,然后再根据定额发放资金本票,并在全厂行文具体指导操作执行,严明“节奖超罚”。此后,职工持本票领料领货,由于利益直接、直观,极大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寸纱、一个零部件的现象到处涌现,除个别受罚外,大都获得奖金,企业效益大为改观。为此,当时的山东昌潍地区纺织工业局还专门派员到潍县染织厂总结经验推广。1980年山东纺织工业局在青岛国棉五厂召开全省纺织系统企业管理工作会议,曾专邀潍县染织厂副厂长杨文顺到会作典型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会后先后有淄博、青岛等外地纺织企业到潍县染织厂考察学习,后来全省很多纺织企业掀起了资金本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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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订货会研发新产品
潍县染织厂被授予“工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家对企业实行半计划经济半市场化的模式管理,不久又将企业全面推行市场化,企业成为市场主体。青岛下放知青设计出新产品投入市场受到欢迎；职工变成了布贩子赶集销布。
市场经济搞开发 青岛知青贡献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家对企业实行半计划经济半市场化的模式管理,不久又将企业全面推行市场化,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企业要生存就必须根据市场需求,不间断地进行产品开发。此时,如果再按计划经济那一套模式管理企业显然不行,此时潍县染织厂有一批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从青岛下放的知青成为企业产品开发和销售骨干,最有影响力的是潍县染织厂副厂长杨文顺和产品设计室主任王建国老师。杨文顺1970年进厂后,由于能力突出,很快从工人干到车间主任、厂副书记、副厂长。王建国从工人干到车间主任、产品设计室主任。八十年代改革初期,杨文顺厂长就以超前意识,经常带领企业的产品设计和营销人员到济南、淄博、北京、成都、上海等地,边考察边营销,使该厂从单一的43条布发展到生产各种线呢、沙发布等多种产品,开拓市场,效益大增,受到上级好评。王建国担任产品设计室主任后,全身心全部投入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中。他到全国各地参加产品订货会,一边向同行学习,一边进行市场调研,回厂后奋战在设计室,边看资料边设计样品,经常干到深夜。
1980年春,他设计出11个品种、34个花色的样品,在当年5月召开的全国色织布定产会上,被定产7个品种,其中480-11格线呢就被定产15万米,居全省最高水平。在六月召开的全省色织布定产会上,被定产5个品种。同年在全国色织布选样定产会上,又被定产40万米。1980年8月20日《大众日报》曾以“王建国设计样品做出新贡献”为题,对他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几年后,杨文顺提为局长,后调至青岛工作。王建国被调至潍坊市属企业干了厂长。他们在潍坊大地上流下的汗水和取得的业绩,原潍县染织厂的老工人印象深刻。
昔日工人老大哥 到处赶集当布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工人被尊称为“老大哥”、“领导阶级”,附近乡村或学校开重要会议,都要专门到工厂请工人代表坐在主席台上,还要发表“指示讲话”。那时的工人享受着铁饭碗,上班不论干多少活,每月都能按时领到数额不高的铁工资。潍县染织厂所用的原料棉纱,由对口企业(潍坊棉纺织厂)按上级计划直接供应,生产布匹也由潍坊纺织品站统购统销。可1980年后,国家逐渐对纺织产品不再“统购统销”了,要求各厂到市场上找出路,自行贸易。副厂长杨文顺带着市场考察人员到全国各地做调查,先后到过北京、成都、上海等地。到北京出差时,为省钱,他们不坐卧铺坐硬座,自带面包和咸菜。杨厂长受寒得了重感冒,在北京打退烧针后,又连夜赶到成都。他发烧达39度,找了一家诊所打青链霉素退烧,三天才见效。随从人员出差也上火,不少人从此见了面包就想吐。杨文顺在火车上与淄博市博山区贸易公司一位冯主任谈妥了一笔大生意,把大量蚊布、线呢等运往博山。厂里职工干不过来,就发到职工和城乡关系户中,用缝纫机做蚊帐赚钱,城乡互惠互利,实现双赢。该厂设计师王建国设计的沙发布曾在潍坊地区一度供不应求,必须找厂长签字才能买到。该厂的另一位厂长王君庆同志带领管理人员到昌邑等地赶集卖布,出现蜂拥抢购的场景。由于当时国家政策还没全部放开,当地的工商、税务等部门也多次干预。这时,社会上的许多人都很不理解地说:“这领导阶级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布贩子呢?”
工会工作评先进 领导抱回大奖状
1981年后,潍县总工会要求境内所有工矿企业都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的重大事情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潍县染织厂积极响应号召,在全县工业企业中首次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被潍县总工会授予“工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不久,潍县染织厂又根据潍县总工会要求,及时推选出6名工会工作先进分子到潍县县城大礼堂参加表彰授奖大会。
潍县染织厂参加表彰大会的是分管工会工作的杨文顺,他是当年从青岛下放到潍县的“老三届”知青,由于他在农村勇于吃苦耐劳,很快就被上级分配到潍县染织厂工作。几年后,他又以卓越的工作能力担任了领导工作,不久,杨文顺被提拔到县里干了局长。此外,军人出身的厂工会主席牟兆顺,平素工作雷厉风行,带出了工会工作一派新气象；女工主任常华,身兼计划生育、工会会计、厂广播员等数职,任劳任怨,成绩出色；织布操作员任爱君,以自己多年苦练出来的过硬技艺,细心和气地指导车间的挡车工,使产品数量和质量稳定增长；平车队长曹新民带领队员精心平车,成绩突出,被职工一致推荐出席县里的表彰大会。笔者因当时积极参与职代会的筹备和文字组织等工作,亦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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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职工携手共渡难关
寒亭区经委主任刘德平(中)与潍坊齿轮箱厂厂长石京军(左一)签订承包合同。
1987年,潍坊市政府与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签订经济承包合同,开始第一轮承包制。1990年全市各级企业掀起了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新高潮。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企业出现了大量下岗职工,各级领导提出了发展第三产业,安排富裕人员的维稳策略。
签订承包合同 产量创了新高
1987年,在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下,潍坊市政府的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代表当地政府(作为发包方)与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作为承包方)签订经济承包合同,开始第一轮承包制。承包制进一步明确国家与企业在承包经营过程中责、权、利的关系。发包方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种法律形式,负责检查监督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合同规定,维护承包方的合法权益,依其职责范围,帮助协调解决生产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困难。承包方通过竞争中标,成为企业经营者,根据承包的形式、期限,上交利润或减少亏损的数额,技术改造任务与国家资产的维护和增值,产品质量及其他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留利使用、贷款归还、承包前的债权债务处理等内容,进行经营管理。双方规定权利和义务后,发包方根据承包合同对企业经营者进行奖罚。通过政府与企业实行承包制,企业从单纯拼产品产量变为向均衡发展,考虑各方面利益,以求得最大利润值。一些企业结合与政府部门签订的承包形式,在企业内部层层展开承包活动,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
寒亭第三染织厂有一个织布保全工承包了20台的生产指标,日夜靠在车间保养维修织机,从过去挡车工又请又叫,变成了自觉行动,织布产量达到历年新高。
开发新品促销售,群策群力渡难关
1990年,潍坊市的工矿企业面对市场疲软,产品销售困难,效益下滑的不利局面,潍坊市委专门召开大会,市委主要领导亲自动员,号召全市各级企业的广大干部职工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新高潮。寒亭区委专门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发动,广大干部职工在区经委主任刘德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区委、区政府的战略部署,大打工业生产总体战,全区工业企业万名干部职工群策群力,大力开展工业产品的开发性调整和适应性调整,全区工业所属企业开发新产品百余种,寒亭工业企业生产速度效益同步增长,开创了全区工业生产的新局面。
潍坊第三毛纺织厂专门成立新产品开发领导小组,厂长担任组长,把技术人员组织到一起,进行市场调研和新产品开发活动。经过大家的努力,开发出市场大有发展潜力的童毯新产品,花色品种上百种,一推向市场,就受到用户的青睐。
该厂的业务员纪丙泉拿着新产品童毯到天津的一家公司订货,恰巧负责这项业务的人员正好出差,纪丙泉发现这名业务人员家中的一位老人正在住院,二话没说,主动照看起老人,一直等到对方出差归来。天津的业务人员深受感动。经检验,他发现童毯款式新颖,花色鲜艳,即订购了大批童毯。此事在寒亭一时传为佳话。纪丙泉也在寒亭区召开的“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总结大会上受到表彰。
企业办第三产业,安排好下岗职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于企业内部层层实行经营承包制,实行定员、定岗、定任务、定收入,承包者希望用最少的人员获得最大的收获值。当时许多企业都出现了大量富裕人员,也就是下岗职工。当时潍坊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提出了发展第三产业,安排富裕人员的维稳策略。寒亭区经委在区委、区政府直接领导下,与区工商、税务联合提出了“不让一名职工下岗,不使一名下岗职工吃不上饭”的口号,发动各家厂子大力兴办第三产业,同时还享受到工商、税务部门的诸多优惠政策。不久,在企业的附近,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各种工业贸易公司、门房、饭店、卡拉OK店等纷纷出现。此举及时安置了企业下岗人员。潍坊电缆厂一下子办起了十余家销售门市部,把电线产品门市部开到青岛。办好三产实现了企业稳定、社会安宁的局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家政策大调整,提出“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一些中小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再次迎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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