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签
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8-12-19 14:29
鄌郚总编

辛亥革命先驱刘冠三

  辛亥革命先驱刘冠三
  刘冠三是较早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山东革命党人之一。武昌起义前,在山东和北方各省反清斗争的宣传组织方面,刘冠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山东独立斗争中,他身负领导重任,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正确方向,直接领导了济南的独立斗争和胶济铁路沿线诸县的革命起义。在后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其它民主斗争中,刘冠三不屈不挠,立场坚定,是一位充满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的革命先驱、山东同盟会的杰出领导人,更是无畏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
  英雄少年,小秀才成大学生
  老高密城三街石牌坊,刘冠三在距牌坊南面不远的李家读书。
  刘冠三曾经在这里宣传革命的康庄大槐树。
  刘冠三出生于高密一个自耕农家庭,是古文大师李泰运的得意门生。在高密的反德国筑路斗争中,刘冠三从抗争到调停失败吃尽苦头,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关乎民族存亡的反思。为了躲避愚昧乡民的无端发泄和寻找救国的道路,他考入在山东大学堂设立的师范馆,学习新式教育,号召大家反清革命。
  小秀才替佃户讲理 看庄稼放走偷粮人
  刘冠三,名恩锡,字冠三,以字行,1872年2月16日生于高密县康家庄(今高密市醴泉街道康庄社区康家庄)。
  刘冠三祖辈贫穷,是仅有几亩涝洼薄地的自耕农,还靠人工磨面、开大车店糊口。父亲刘成德偶得一位仗义疏财的顾客帮助,买了驴推磨,生活才有所好转。刘冠三年幼时就开始干农活,因此深知农民的疾苦。
  刘冠三从六七岁时就开始一边帮家人干些零杂活,一边进私塾学习。在他之前,刘家世世代代没有一个读书人,刘成德将儿子送进私塾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刘冠三天性聪敏,上进心强,学业进步很快。13岁时,他应童子试(童子试也称童试,即科举时代参加科考的资格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称秀才,方可进入官学,正式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很好,被乡亲们称为“小秀才”。
  高密历史上曾经出过春秋名相晏婴、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和清代名相刘墉,“三贤”的懿言嘉行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当地一直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家人对刘冠三寄予了厚望,父亲又送他到县城大户李家陪读,希望他靠读书成名,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刘冠三陪读的对象是后来成为高密县十大绅士之一的李子祯,李子祯与刘冠三名为主仆,实如手足。李家慕名从江苏聘请著名古文大师李泰运先生来高密教授子弟,刘冠三得到了李泰运的器重。在恩师的精心培育下,刘冠三熟读儒家经典和大量诗文,学业有了更大的长进,成为李泰运的得意门生。
  刘冠三在县城求学期间,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天,他途经地主李荷生城里的崇厚堂,看到管家收租时任意克扣佃农的租粮。刘冠三非常气愤,就上前替佃户们讲理,管家嫌他多管闲事。刘冠三怒不可遏,痛打了管家一顿,并警告说:“你们这些人,只管为自己的主子效劳,却不顾别人的辛苦。今后,你不得再无理盘剥他们!”掌柜李荷生虽然财大势大,却惧怕刘冠三“小秀才”的名声,不敢为难他,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还有一年夏天,父亲让刘冠三到地里去看护庄稼。刘冠三到达自己家的地头时,正遇上一个陌生人在他家地里偷割麦子。那偷麦子的很害怕,谁知刘冠三一个劲儿地安慰他:“不要紧的,我们都是庄户人家,谁还没有点难处,你也是为生活所迫。现在我在这里给你看着人,你就放心大胆地割吧。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是我叫你割的,也就没事了……”
  参加抗德队伍从中调停,“高密事件”中无力回天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第二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夺取修筑胶济铁路和在铁路沿线开矿的特权。1899年,德国人修路抵达高密,工程破坏了原来的排涝体系,危及当地群众的生存。孙文、李金榜等农民领袖领导高密县西部108个村数万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筑路斗争,史称“高密事件”。这一事件使刘冠三无法安居县城学堂,于是,他参加了孙文领导的抗德队伍。
  但是,在一次次残酷的斗争实践中,目睹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德寇和清政府联合残杀,刘冠三逐渐认识到,修筑铁路对发展经济有利,占地阻水等事情应该与政府交涉,多争取些补偿,让德国人多修些桥涵排水,单凭盲目地与政府和洋人蛮干对抗,不但无济于事,还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他不顾伯父等人的阻挠,主动在清高密县地方政府、袁世凯派来镇压农民的山东按察使胡景桂和农民抗德队伍之间调停,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奔走呼号二十昼夜”。他向清朝地方政府和胡景桂说明,农民的有些做法虽然过火,但他们“实为国家”,是无可指责的,更不能编织罪名“多杀好百姓”。同时,他积极劝孙文和李金榜等人改变斗争策略,以防蛮干败事。
  可是,包括抗德领袖在内的许多人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既不理解事实真相和道理,也听不进劝说,反而认为刘冠三是一个帮助官府说话、里通洋人的“二鬼子”。孙文一怒之下把他赶出了抗德队伍。
  然而不出刘冠三所料,由于矛盾激化、形势多变,斗争越来越残酷,抗德队伍伤亡也越来越多。不少乡民因为在德国人、清政府那里吃了亏,没处发泄怨恨,就把矛头指向了刘冠三,使他多次遇险。刘冠三只好到济南投靠亲友。到后来,因为受“二鬼子”名声的牵连,他的家人也纷纷背井离乡,到亲友处避难。
  济南探求救国救民之路,考入师范馆研究新教育
  1900年5月,刘冠三来到济南,最初住在县司处一带,以抄写文件、代写书信维持生计。他交友甚广,从留日学生那里学到很多新知识、新思想。刘冠三在济南避难期间,开始反思高密人民从义和团到孙文抗德等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的原因。为什么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如此愚昧落后软弱可欺?为什么大小帝国主义强盗都敢远渡重洋来侵略欺侮我们?为什么人民大众的反抗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刘冠三认为治愚强国之本在于教育,而为人师者,必须先有渊博的知识。于是,他开始仰慕新式教育,渴望学习新式文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0月,为选送赴京师、保定深造及日本留学的学生,山东巡抚周馥考选廪生、增生、附生104人,在山东大学堂设立师范馆,任命候补道方燕年为总监。刘冠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范馆,与于明信、范明枢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学习现代文化知识,研究新式师范教育。刘冠三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引导鼓励大家反抗清政府这个已经沦落的“洋人的朝廷”。为反抗以方燕年为首的腐败的学校当局,他联络同学,多次开展罢课斗争。日本教师内堀经文内心高傲,目中无人。虽然刘冠三整日宣传革命,散布反清言论,但他学习成绩突出,研究教育颇有心得,内堀经文屡屡对他的文章称赞不止,甚为器重这个不安分的学生。
  事件结束后,刘冠三回家探亲,自觉捐弃前嫌,与父老促膝谈心,亲密无间。乡亲们都称赞他胸怀大志,不计个人恩怨,非常钦佩他的才干。作为一名有勇有谋的爱国知识分子,刘冠三在高密及周边各县出了名,大家称呼他为“大学生”。
  创办公学,教育救国育星火
  《山东白话报》。
  山左公学。
  刘冠三之孙刘漪在百年前报纸《山东白话报》上留言“愿辛亥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1906年,刘冠三秘密加入同盟会,他创办的山左公学因此成为革命的摇篮。学校被查封后,刘冠三等人来到青岛,筹办起震旦公学,这所新型革命学校成为山东同盟会的革命机关,经常组织示威游行,到工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因为触犯了清廷和德国侵略者的利益,学校后来被查封,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播撒开来。
  办学办报开风气之先,刘冠三秘密加入同盟会
  1905年,刘冠三利用清政府提倡私人办学的机会,在济南创办了一所盲哑学堂,这是山东进行盲哑教育的开端。
  当年冬天,刘冠三在济南趵突泉创办了“山东公立中学堂”。为了避免当局因学潮事件刁难阻挠,他以革命党人刘东侯、丁鸿芹的名义到山东提学司申报立案,果然获得批准。刚开始时,学校设中学班3个,招生80人;师范班3个,招生150人。学堂由刘冠三任总督(校长),刘东侯任监督,丁鸿芹、酆文翰及后来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徐镜心、齐芾南、左雨霖、周树标等都先后到校任教。1906年春,刘冠三将校址迁至北园大杨庄张家花园,更名为山左公学,兼任公学监督。此时学生多达四五百人。
  1906年2月23日,在《同盟会宣言》与孙中山《民报》发刊词的影响下,刘冠三联合泰安籍的同学丁耕农集资,在济南趵突泉东边的白雪楼创办了山东第一家通俗文体的《山东白话报》馆,由泰安的李子元和临清的张彝白任主笔,旨在使“妇孺易知”,“培养民气,国魂来归”。该报每日出8开1张,言论激烈,宣传新文化,抨击清政府对内愚弄欺压人民、对外丧权辱国的腐败政治,开山东宣传革命之先河。
  《山东白话报》多遭破坏,最终在1906年冬被查禁。山东大学堂师范馆监督方燕年非常痛恨刘冠三的革命言行,又惮于其在学生中的巨大影响,利用年底放假、学生还乡之时张贴布告,以“鼓吹邪说、图谋不轨”的罪名开除刘冠三的学籍。此事引发学潮,学生们罢课向政府请愿,在街头演讲,迫使当局把方燕年调走,恢复了刘冠三的学籍。
  刘冠三的事迹引起了中国同盟会总部的重视,同年6月,同盟会会员谢鸿焘专程来到济南,介绍刘冠三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此后,革命家刘冠三在公学及家乡高密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发展同盟会员,鼓励引导会员建立学校,并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同盟会的纲领,定为以后所办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
  山左公学成革命摇篮,刘冠三主持山东同盟会
  山左公学各科都按照清政府学部规定的课程开课。但学校寓革命宣传于各科教育之中,寓军事训练于体育活动之中。刘冠三无论阴晴雨雪,坚持每天往返六七里,巡视学生食宿情况。他经常将同盟会办的《民报》《晨钟》等进步刊物亲自送到学生宿舍传阅。他倡导设立了山左公学同学会,实行学生自治,亲自担任会长,下设评议、执行、判理三个部,各部理事都由学生“以票选之”。学校的大事都由学生公议。
  山左公学等公学并非公费开办,教师无工资,主要靠刘冠三等人向社会和家庭富裕的师生筹集资金维持。刘冠三自己分文不取还往里贴钱,如此义举使得各地开明人士纷纷捐款资助,如安丘学生张世荣劝父捐银千两。
  公学半数以上师生加入了同盟会,同时,前来求学的人不断增多,学校的影响日益扩大。从1906年秋天起,山东同盟会主盟人徐镜心前往东北开展活动,将省内工作交给刘冠三主持,山左公学已经成为全省同盟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
  1907年秋,当刘冠三筹建政法学堂、申请山东提学司立案时,正苦于找不到惩治山左公学借口的提学使方燕年说山左公学内有革命党潜伏,企图谋反,应予查办。为了保全山左公学,刘冠三决定辞去公学监督职务,悄悄离开了学校,30多名师生自愿跟随。1907年12月,支持刘冠三办学的山东巡抚杨士骧一调走,山左公学就被方燕年查禁,刘冠三被下令通缉。
  震旦公学再播火种 游行示威震撼当局
  刘冠三带领同盟会员蔡自声、王林肯和山左公学的30多名师生离开高密,前往青岛,同陈干携手为创办震旦公学共同努力。刘冠三主动承担了筹金建校的重任,他一方面组织邵麟勋等革命青年依靠盐民,武力夺取沿海税局的公款,打劫贪婪盐商、烟贩等豪富之家,取得“夺之不伤廉洁,用之不悖情理”的钱财,另一方面向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募捐。刘冠三还曾到直隶,找到已由山东巡抚调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要求他捐助办学经费。刘冠三也以全部家产作抵押,借款150两银子用作办学经费;助手吕子人捐献了个人全部财产,带动了一大批人慷慨捐资。
  1908年1月,震旦公学在青岛胶州路上一处租赁房中成立开学,成为山东同盟会的革命机关。“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佛教经籍中也这样称呼中国,革命党人取之为校名,其“振兴中华”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商震、陶成章等欣然应邀赴青岛参与办校。章太炎在日本闻讯后,高兴地认为“青岛大有可为”。
  刘冠三与陈干担任总教习,率先垂范,教职员工一律没有工资。资金都用于购买军械炸药,暗藏于学校及校外一些可靠的地方,以备将来用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师生同吃、同住、同操练,大家都以能力高者为师,团结和睦,严守纪律,忠于职守。
  震旦公学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注重国民真正之精神教育,开拓学生的思想视野,甚至使有的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也“颇能领略”。学校除设文化课外,还开设了军事学和军事技术训练。师生一律留短发、穿军装。不少学生参加了同盟会,并成为山东革命党的骨干分子。清廷闻讯极为惊恐,与德国驻青岛总督交涉,要求取缔震旦公学,并引渡刘冠三。起初,德国胶澳当局未予办理。
  震旦公学师生还经常组织游行示威,抗议清廷割地赔款,屈膝媚敌,号召推翻帝制,建立中华。他们到工厂、群众中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各界群众串联集会,为“北方社会运动之开端兼寓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奋斗”。师生还在德国人办的船坞组织工人罢工;1908年秋,刘冠三联络山东学界发起成立山东保矿会,反对德国人侵吞山东铁路和矿产权益。以上活动严重触犯了殖民者的不法利益,成为德国侵略者和清政府勾结迫害震旦公学的借口。因震旦师生提前将枪械秘密转移,德国侵略者监视一番却得不到“罪证”,就于1908年12月4日蛮横地将陈干驱逐出青岛,查封学校,并按清廷的要求积极抓捕刘冠三。
  此后,革命党人有的到青岛的工厂暂时隐蔽,有的分赴各地继续宣传革命。此时革命思想已经广泛传播,师生星散各地,为革命播下了火种。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在山东乃至全国的革命工作中,原震旦公学的师生成为斗争的骨干力量。
  徒步万里,遍走八省播火种
  记述刘冠三在山西传播革命的当地文史资料
  曾任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长的刘溥霖有关资料。
  杨勉斋
  在清廷的追捕下,刘冠三徒手推车周游全国,历时两年多、行经今山东、河南、安徽、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8省市,积极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员,堪称辛亥革命的宣传家和组织家。在当时和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革命党人多以自己是刘冠三亲自介绍入会或见过他为荣。“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冠三”之誉由此而来。
  追捕力度不断加大 推车周游宣传革命
  1908年12月初,刘冠三在同盟会员的掩护下,化装成农民,星夜逃离青岛。
  回到高密后,刘冠三藏在城里崇厚堂李荷生家里避难。两位昔日因收租有过节的同乡,在刘冠三革命精神的感召下,最终成了生死之交的结拜兄弟。由于清政府的追捕力度越来越大,刘冠三决定徒步周游全国,宣传革命,“欲尽求豪杰入党(同盟会)”。
  1909年1月,刘冠三以一身农民装扮,只身推着木制独轮小车,携带《三字经》《论语》等书,以游学授徒为掩护,开始了历时两年多的游历。
  他首先从高密南行到诸城,逗留了一个多月,介绍吴大洲、隋理堂等人加入同盟会。然后西行到沂水埠前庄,约同盟会员刘溥霖去沂州府(今沂水),同游兰山县兰陵古镇(今苍山县兰陵镇)时,遇兰陵女士孙建平,孙成为山东第一个女同盟会员。到台儿庄时,刘冠三住在尤民家,并介绍其入会。秋天,刘冠三到达曹州(今曹县),会见了革命党人王鸿一。冬天时,刘冠三到达河南开封,找到杨勉斋、张伯英、任芝铭等同盟会员,商讨革命策略。刘冠三多次应邀到他们创办的中州公学演说,揭露中国的社会矛盾,猛烈抨击时政,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师生们听后纷纷要求加入同盟会。后来成长为著名爱国将领的张轸,当时是开封陆军小学的学生,他听说刘冠三就住在开封相国寺旁边的旅馆,就和同学前往相国寺听其演讲。张轸与刘冠三秘密联络,准备发动陆军小学的学生们参加推翻清王朝的起义。
  刘冠三到河南宣传革命的事很快被清廷知道了,清廷又一次下令追缉刘冠三。他无奈离开开封。
  一路艰险会盟友,遇强盗遭劫掠乞讨前行
  刘冠三在从山东进入河南的途中,曾经被野狗追咬。在开封,他跟盟友赵新儒说起此事时,即兴吟出一上联:“客孤行惹狗”,却百思不得下联。离开开封后,刘冠三在革命党人阎子顾的陪同下赶赴新蔡县。
  随后,刘冠三独自一人走到荒野中时,又遇到了土匪。他拼命奔跑,逃进一家客店,因为精疲力尽,倒在地上就睡着了。睡梦中他伸腿,碰到了身边的一头驴。驴受惊后,用后蹄踢醒了刘冠三,刘冠三才知道自己睡到了牲口棚里。苦笑之下,刘冠三忽然想起那“客孤行惹狗”的上联,竟然得出了“店小卧惊驴”的下联。刘冠三在留下这副绝妙对联的同时,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令人钦佩。
  在从开封奔赴新蔡的过程中,刘冠三还曾到安徽宣传革命。到达新蔡后,刘冠三住在杨勉斋家。杨勉斋深为其革命精神所感动,决定跟他一起进入山西,协助他进行宣传联络。
  刘冠三还曾到卫辉中学,与时任卫辉中学校长的同盟会员暴质夫交流数日。
  途经偃师县时,刘冠三、杨勉斋遇到强盗,被劫掠一空,连续很多天只能靠沿路乞讨前行。
  从河南向西去山西,山路崎岖难行。刘冠三将从山东高密一路推来的独轮小车留在府店(今河南省偃师市府店镇)潘子宜家,购置了一辆马车送杨勉斋回新蔡,自己用扁担挑着行李继续前行。
  西北豪杰多奋起,大同同盟会活动掀高潮
  此间,刘冠三还曾到达陕西西安,会见了著名革命党人焦子静。刘冠三想在陕西发动反清起义,因当时陕西革命党力量薄弱,只得继续返回山西,寻找机会。
  刘冠三到达潞安时,住在西街高升店。他以到潞安中学卖书为名,与同盟会员赵承经先后两次会面,想组织潞安起义。但是,赵承经是由阎锡山用手枪威逼入会的同盟会员,并非真正想参加革命,加上潞安没有同盟会组织,与军队也没有任何联系,无法开展行动。刘冠三只得放弃这个计划,继续北上。
  刘冠三到达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时,会见了山西革命党人续西峰。刘冠三对续西峰的品行和能力极为推崇,而他对续西峰的影响也很大。自刘冠三来过崞县西社后,崞县一时之间成为山西内外的反清革命活动中心。  刘冠三继续向北前进,越过五台山,于1910年夏天与盟友段亚夫一起到达大同,与当地革命党人、著名武术家李德懋、和尚刘干臣等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刘冠三指导当地革命党人在大同学界、军界、商界进行革命宣传,秘密发展同盟会员。
  因刘冠三的指导,大同同盟会的活动掀起高潮,被清政府追查,大同同盟会被破坏,刘冠三等人只得再次出走。大同同盟会的负责人李德懋以卖艺为名,往来于大同、张家口和包头之间,为刘冠三开展保卫和联络工作。刘冠三在他的保护和陪同下进入内蒙古,到达柴清堡,住在农民张兰亭家,并发展了一批进步人士为同盟会员。
  到1911年春,刘冠三听说清政府召集各省议员到北京资政院开会,就想趁机在议员们中间开展革命活动,于是急忙赶往北京。途中,刘冠三发展了张家口尚义县大西沟村张秉义(后改名为张砺生)为同盟会员。
  山西同盟会员景定成曾经记录了刘冠三的游历情况:“刘冠三担簦推车,遍走南北各省,寻访同志,至太行山下。在沁(山西沁县,古称沁州)外得尺木大士语录抄本,和我谈到各省同志曰:‘我在太原见续西峰(山西同盟会员),叹观止,故停止北游’。”尺木大士即尺木禅师,法名性休,是明朝皇族后裔。他在沁州主持永庆寺,宏扬禅宗佛法,是三晋灵济宗的开山祖师,著有《铜鞮语录》,清廷认为“其中狂悖诞妄之处甚多”,通令全国将其“所有书本版片”一并销毁。刘冠三如此看重自己得到的《铜鞮语录》抄本,是因为尺木大师的反清复明之意,与自己的反清革命有相似之处。刘冠三说自己在太原见到续西峰后“叹观止”,并“停止北游”,是为了表达自己对革命同志的敬重之情,防止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救世主的感觉,否则就不会有大同和察哈尔之行了。
  在历时两年多、行经8省市、徒步万里的艰苦行程中,刘冠三还写下了“一肩行李,一程风,一程雪,前行不怕虎狼恶,要取还真经,普救众生活”的豪迈诗句,以其传奇经历和业绩奠定了他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游历过程中,用谦虚谨慎、礼贤下士的态度,赢得了各方英雄的敬重。其后,“西北各省豪杰奋起,多因冠三”。
  在当时和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革命党人多以自己是刘冠三亲自介绍入会或会见过他为荣。而刘冠三所发展加入同盟会和会见过的这些革命同志,在反清独立及以后的各项斗争中,多数成长为统领一省或几省革命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冠三”之誉,就是由此得来的。
  临危受命,筹资购械谋起义
  山东省议会建筑,民国初年,山东各个政治派别的风云人物纷纷聚集到济南,筹划成立议会,省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民主政治局面。
  《山东独立纪事》。
  武昌起义爆发后,刘冠三等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秘密筹划组织山东独立,然而山东独立仅11天便被迫取消,革命力量损失极大,刘冠三挺身而出主持山东局面,被大家推举为山东临时大都督,策划组织武装斗争。组成齐鲁北伐敢死队南下参战推动山东革命。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齐鲁北伐敢死队两次改编,但这支武装未能保存,被陈干解散。
  积极推动山东独立 策划武装夺取政权
  1911年春天,刘冠三到北京后,发现本该在促进民主中有所动作的资政院,实际已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装饰工具,自己在其中很难有所作为。此时,他又因劳成疾,到山左会馆养病,秋天才逐渐康复。山东同盟会安排吕子人前去探望,刘冠三决定随吕子人返回山东,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回到济南,刘冠三就立即邀请刘溥霖、萧兰池、蔡自声、孙钟廉、吕子人等人,秘密商量组织山东同盟会机关,统一指挥全省的革命行动。此前,刘溥霖在济南商埠鹊华桥东路北开设了一家以修理钟表和照相为业的“宜春轩”店铺,以此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刘冠三指示他们将店铺移往五里沟,并进一步扩大门面,以利于同外界加强联系。接着,刘冠三同徐镜心等在济南创立了戏曲改良社,作为开展革命的机关,加紧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刘冠三与徐镜心、丁惟汾等借游览大明湖之名,在历下亭紧急磋商,拟订山东独立计划,决定召集各界人士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推动独立。11月13日,他们召开山东独立大会,推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总督,通电全国,宣布山东独立。
  但刘冠三对孙宝琦的被迫独立有着清醒的认识。独立大会一结束,刘冠三就离开济南,赶赴青岛,联合蔡自声、王林肯等同盟会员巩固壮大革命势力,策划武装夺取地方政权。在此期间,刘冠三“劝捐购械,日夜奔走,饮食俱废”。
  而山东独立仅11天,袁世凯便派张广建、吴炳湘到济南胁迫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捕杀革命党人,革命力量损失极大。
  临危担任临时大都督,成立青岛机关部
  在革命夭折的危急关头,早有准备的刘冠三挺身而出,担当起领导山东革命的重任。11月30日,山东同盟会另一领导人徐镜心在上海召开旅沪学界山东同乡会,通过7项决议,其中第7项为:“电青岛刘冠三合力西征”。12月4日,徐镜心到达青岛与刘冠三会晤,得知刘冠三已经与负责烟台独立的王传炯联系过了,可王传炯却要取消(烟台)独立,形势非常险恶。果然,徐镜心到烟台不久,就被王传炯逼到大连去了,只剩刘冠三在青岛独力支撑山东的革命局面。
  12月,在武装斗争的准备稍有头绪后,刘冠三亲自赴沪拜谒孙中山,寻求对策。回鲁后,刘冠三继续发动革命,先派张金寿去青岛募捐购买枪械,接着率领部分骨干潜往青岛,后来全省各地同志也闻讯前往,组建了中国同盟会青岛机关部,实际上是山东同盟会的真正领导机关。刘冠三成为当时山东同盟会实际上的领导人,被推举为山东临时大都督。因为此前震旦公学事件的影响,德国胶澳当局仇视革命党人,想把他们驱逐出青岛。幸亏革命党人魏金亭在德国巡捕局任职,从中做了大量工作,才使革命党人得以留在青岛。期间,青岛成为山东辛亥革命的重要据点。刘冠三组织革命党人筹资购械,选精储锐,纠集千余人,周密策划组织斗争。
  武装起义打击清政府,敢死队威慑山东
  刘冠三等人认真分析了山东的斗争形势,坚定地选择了武装起义的道路,制定了集中力量攻其一点的策略,计划兵分三路,先在青州、高密、即墨沿线起义,然后会师诸城,以当时依山傍海的诸城作为革命根据地,再图西进,与已在济南、并从青岛运去武器的刘溥霖会师。除在青岛秘密设立指挥机关外,他又在沿胶济铁路大站秘密设立分支机关,承担通讯联络、运输接应武器等工作。刘冠三安排刘殿华、王长庆等人由青岛分赴临淄、寿光、临朐、博山、益都、乐安(今广饶)等各地,准备反清起义。
  刘冠三坐镇青岛,指挥三路革命军,一举攻下即墨、高密、诸城三个县城,赶跑旧县官,成立革命政权,开仓平粜,救济百姓,一时大快人心。其中,即墨独立的消息传到南京临时政府,受到嘉奖。上海《申报》和南京、青岛诸报刊也纷纷报道了即墨革命党人起义光复的消息。
  虽然这些独立斗争先后失败了,但都给垂危的清政府以沉重打击,振奋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同时,这些斗争与仓促而发的山东独立相比,方向对头,策略得当,经过失败的教训,同盟会青岛机关部的精心策划是成功的。在刘冠三的领导下,山东革命党人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着。
  与此同时,刘冠三感到革命军寡不敌众,难以取胜,便在青岛征召山东独立失败后从济南前来避难的齐鲁志士,派陈干和吕子人带领他们组成齐鲁北伐敢死队由海路至上海,南下参战,以便内外呼应,推动山东革命。刘冠三谒见孙中山途经台儿庄时,会见了尤民,有意对他重点培养,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干。尤民在台儿庄设立了同盟会的革命机关部,并亲自到驻清江清军第十三协策应兵变,同时与沂州各股绿林豪杰和长江南北的青帮加强联系,建立了一支5000人的革命队伍,根据刘冠三的指令加入齐鲁北伐敢死队。
  由于刘冠三安排同盟会员陆续加入和壮大齐鲁北伐敢死队,并源源不断地募集提供军费,陈干带领北伐将士大战淮泗,于1912年2月16日直捣徐州,威慑山东,震撼京津,对辛亥革命整个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伐军在苏北、鲁西南一带的军事行动,与胶东风起云涌的独立斗争相呼应,对苟延残喘的山东清王朝势力形成夹攻的态势。
  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南京临时政府下达了北伐军停止前进的命令,齐鲁北伐敢死队改为淮泗讨虏军。省内革命力量薄弱,省外这支武装就更为珍贵。为加强领导,保存革命力量,刘冠三急忙从青岛赶赴徐州,于3月20日与陈干将淮泗讨虏军改编为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陈干任旅长、尤民任总教练,其团、营、连级军官多由山左公学、震旦公学学生和刘冠三亲自介绍入会的同盟会员担任,把徐州建成了革命基地,在云龙山每日操练,严密坚守。
  随后,同盟会得以公开活动,刘冠三到济南协助徐镜心领导山东革命工作。陈干还曾作诗《寄刘冠三》道:
  “雨后山村静,秋高木叶稀。深情天上月,莫照故人衣。”
  但是,刘冠三走后,陈干竟然挤走尤民,独自上书袁世凯,辞去旅长之职,解散三十九旅。由此,山东革命痛失这支威震一时的武装。
  追随国父,国会内坚持斗争
  孙中山题字。
  孙中山到济南视察时的合影,左四是刘冠三。
  刘冠三一路追随孙中山,陪同国父在山东视察。他虽然只担任中国同盟会山东分会副会长和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但实际主持会务和党务。刘冠三一直没有放弃与袁世凯政府进行斗争。一方面以众议院议员的身份在国会进行合法斗争,一方面联络结交袁世凯的爪牙,借以掩护自己,关键时刻营救革命同志。
  任山东分会副会长,革命虽成志不能行
  刘冠三追随孙中山,与袁世凯打交道,从1912年就开始了。1912年初,刘冠三正在南京向孙中山请教革命策略,听说刘溥霖、萧兰池等3名革命党人被袁世凯政府山东当局关押,就发电报给袁世凯要求释放他们。袁世凯为攫取大总统一职,向革命党人示好,电令山东巡抚胡建枢将3人全部释放。
  3月3日,面对山东存在济南、烟台两个省级政府,东西对峙的恶性局面,刘冠三致电在南京的山东籍临时参议院议员彭占元、刘星楠,通报山东形势,要求他们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同日,刘冠三被中国同盟会本部任命为评议部议员。4月14日,中国同盟会山东分会成立,徐镜心被推举为会长,刘冠三为副会长。4月19日,由同盟会员王朝俊等发起,山东临时省议会成立,议长张映竹,副议长刘冠三、王讷。5月3日,袁世凯派亲信周自齐任山东都督,大肆排斥革命党人。周自齐为清除异己,任命刘冠三为没有权力的山东留日学生监督。刘冠三“已知志不能行”,非常愤慨,加上此时目睹辛亥革命后革命党组织混乱,党人生活堕落,他极为寒心,一度离开济南城区,称病避居于济南南郊开元寺。
  8月12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山东支部成立。
  陪同国父山东视察,孙中山高密留训言
  9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的孙中山来山东视察,徐镜心、刘冠三和蒋洗凡一路陪同。
  青岛人民热切盼望孙中山去青岛视察,并为此与胶澳当局进行了不懈斗争。在刘冠三等人的努力下,孙中山接受了邀请,于9月28日踏上了去青岛的列车。东去途中,刘冠三与孙中山谈话时,突遇两名德国记者来晋见孙中山。刘冠三打算站起来迎接,孙中山掣其衣襟,暗示他不必起立。德国人告退时,刘冠三又要站起来送别,被孙中山使眼色止住。德国人下车后,孙中山对刘冠三说:“帝国主义者是缺乏理性的,你越对他恭敬,他越看不起你。”经此一事,刘冠三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
  途经高密时,刘冠三提议孙中山下车视察,并停留了半个多小时。孙中山接见了高密同盟会组织的迎送人员,让秘书宋蔼龄取出一张全身照片,题上“高密同盟会留念,孙文赠”,赠给高密同盟会负责人侯芝庭。在车上,当刘冠三向孙中山介绍了侯芝庭的姓名和职业等情况之后,孙中山与之热情交谈,并留下了“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训言。
  9月28日下午6时,孙中山一行抵达青岛火车站,受到了青岛人民的热烈欢迎。青岛特别高等学堂的学生们想请孙中山演讲,学校不同意,学生为此集体罢课,一时形成僵局。29日,德国胶澳总督亲自请孙中山做学生的工作。孙中山答应后,安排刘冠三于次日前去安抚学生。刘冠三慷慨陈辞,劝学生们爱国以学业为先,以至痛哭流涕,之后大力劝说孙中山到学校作演讲。
  9月30日下午3时,孙中山的演讲终于成行,他号召学生们用极大的勤奋、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投入学习,以便完成学业之后能走向社会,以其所学的知识为人民大众谋幸福,要创造一个幸福的中国。
  刘冠三虽然只担任中国同盟会山东分会副会长并任国民党山东支部的理事之一,但是实际一直主持会务和党务。1912年,刘冠三与峄县革命党人张文源取得联系,帮他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峄县分会部。同年10月,张文源与李麟阁赴济南向刘冠三汇报工作,准备进一步扩大组织。不料,张、李二人返乡途经兖州被军阀所扣,未来得及营救,即遭杀害。
  当年秋天,刘冠三无奈之下,满怀复杂的心情,乘船赴日本就任山东留日学生监督。
  到冬天时,刘冠三以其资历和贡献,被选举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此时,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解散,曾在该部任团长的吕子人回到山东,生活无着。刘冠三联合革命党人王鸿一凑了2500元钱,让吕子人开了一家小型织袜厂,解决了其生活问题。刘冠三对其他革命同志同样关心和爱护,这也是为什么只要他振臂一呼,就会有千万人应声云集、慷慨赴死的主要原因。
  一面坚持合法斗争 一面暗中营救同志
  1913年春天,刘冠三卸去山东留日学生监督之职,从日本回国,转道大连,偕徐镜心到北京出席国会。在北京,刘冠三联合丁惟汾、徐镜心等山东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共同向袁世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京期间,刘冠三与徐镜心曾走访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劝他以国民为主人,以总统为仆人,以主人的意志为意志。袁世凯试图以重金收买他们,但他们都不为利禄所动。刘冠三还同丁惟汾一起监督其他议员,防止他们被袁世凯的高官厚禄所诱惑变质。
  刘冠三还对国会开会时参会的议员和记者较少表示不满。他在国会会议上,公开批评某些议员对总统府和国务院请客纷纷前往、踊跃异常,却对为国为民议政的大事不关心。
  刘冠三一方面以众议院议员的身份在国会进行合法斗争,一方面联络结交袁世凯的爪牙(如疯狂残杀进步人士、以“陆屠户”之名著称的总统府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等),以此作掩护。他曾以国会议员的特殊身份多次营救革命同志,但决不因有求于人而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
  1913年9月,为积蓄反袁力量,挽救民国,刘冠三与老同盟会成员于明信、王讷、王祝晨、鞠思敏、高彭年、蒋洗凡等人商定创办“济南私立正谊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季羡林、王幼平、孙思白、王统照等大批人才。
  当时北京的形势日渐恶化,国会内的国民党议员多数已离开北京避难,刘冠三继续留在北京坚持反袁斗争。刘溥霖、赵华叔等人为躲避袁世凯在山东代理人的追捕,藏到刘冠三在北京的寓所里。
  不久,时任陆军部“高级顾问”虚职赋闲在京的国民党人商震,因参与“二次革命”不幸被袁世凯逮捕,并被决定处决。刘冠三大义凛然,一方面声称被捕的商震不是真商震,而是他的儿子,是当局抓错了人;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独子刘耀东送进监狱,换出商震,并帮助商震逃走。待确认商震安全以后,刘冠三又设法救出刘耀东。
  商震的事情刚解决,刘冠三就被陆建章传讯,说是:“总统(袁世凯)交下公事,说山东案与刘冠三有关。”所谓“山东案”,是指山东督军靳云鹏给袁世凯打的电报:“在烟台捕获乱党,查出有邓天乙给刘冠三的信件。”为此,刘冠三被袁世凯当局拘留了2天。事后,刘冠三非常气愤地说:“世界上有公理,冠三当不死!”
  反袁护国,鲁陕革命一身兼
  山东护国军军用手票。
  中华革命军战时军用银票。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一师纪念章。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委任梅屋庄吉为武器输入委员的委任状。
  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刘冠三回山东参加反袁斗争,为了躲避北洋军阀对革命党人的迫害,刘冠三被迫前往西安。1916年,刘冠三回山东领导反袁斗争。国会恢复,刘冠三再次担任国会议员,却未能阻止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山东护国军接受北洋政府改编,两支民军因此难逃被北洋军阀遣散、消灭的命运。
  离京赴陕躲避追捕,使三原变成革命中心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与革命彻底决裂,刘冠三毅然回山东参加反袁斗争,不料被袁世凯的部下侦知,1月28日,刘冠三被捕。上海《大同报》等报刊纷纷报道了此消息。刘冠三经商震、侯延爽等人全力营救,才得以出狱,在陆建章家中避难,而急于寻找出路的商震也于此前暂避于陆的麾下。
  3月15日,老战友徐镜心也被袁世凯下令逮捕。刘冠三与丁惟汾等人奔走各方,竭力营救未能奏效,徐镜心终被杀害。刘冠三一面处理后事,一面继续担起领导山东革命的重任,坚持反袁斗争。
  8月,陆建章被袁世凯派往陕西镇压白朗起义,后任督军。陆建章要求刘冠三随他到西安,条件是不准宣传革命。刘冠三考虑到在北京已无法开展革命活动,就同意去西安,但不做官,只做寓公。陆建章还是怕他惹出麻烦,就派人监视。途经华山时,刘冠三感慨颇多,写下了“来秦为避秦”的诗句。前一个“秦”字,指秦地陕西;后一个“秦”字,指北洋军阀尤其是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追捕与迫害。一到西安,他就与景定成、胡景翼等取得联系,秘密策划反袁斗争。
  为打消陆建章的怀疑,刘冠三将母亲、妻子、子女等眷属搬到陕西三原县居住。一时间,三原成为陕西和周边各省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山西著名革命党人续西峰迅速前来投靠;单懋统、张轸等人因被袁世凯的爪牙追捕,也慕名远道投奔。
  领导鲁陕护国运动,回诸城调解支队改编
  1915年8月,薄子明、尤民、邓天乙等组织了100多人的革命队伍,从青岛乘船向日照进发,发动反袁斗争。途中,他们被10倍于己的袁军包围,薄子明负伤突围,返回青岛时被日军逮捕。远在陕西的刘冠三得到消息,一方面吁请孙中山从中疏通,另一方面通过其它渠道营救,薄子明终于获释。
  1916年初,陕西反袁的事情泄露,大批革命党人被杀害。此前,刘冠三称病在家,加上处理妻子去世的事务,才得以避过这场灾难。
  袁世凯篡国的阴谋败露以后,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刘冠三与陕西革命党人更是紧锣密鼓地开展反袁倒陆(建章)活动。1916年3月,陕西的革命党人抓了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作人质,逼迫陆建章下台。陆建章见大势已去,就凭旧交情请刘冠三调解。此时,陆建章手中仍掌握着大量精锐部队,如果他孤注一掷,疯狂反扑,陕西的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刘冠三反复权衡后进行调解,陆建章与革命党人实现和解,陆建章辞职离陕,陕西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反袁胜利。
  与此同时,山东革命党人吴大洲、薄子明、吕子人等发动了反袁起义,他们派人迎接刘冠三回到山东领导这场斗争,吴大洲、薄子明领导的山东护国军还聘请刘冠三等人为顾问。1916年5月,刘冠三在高密通电反袁。当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将部队改编为两个师,把在高密的第三支队和在诸城的第二支队改编为第二师,师长为吕子人,师部驻高密。第二支队支队长马海龙离职出走,队伍散乱,纪律废弛。吕子人奉命前去诸城点验部队,结果遭到不少军官和士兵的责难与反对,第二支队官兵包围了吕子人在诸城的住所。吕子人所带部队尚留在诸城城外,无法及时进城,他身边仅有少数几名陪同人员。此时,本是兄弟部队的二、三支队之间也面临着内讧、火并的危险。刘冠三听说后立即赶到诸城,从中调解。第二支队官兵一向非常敬重刘冠三,于是接受了吕子人的改编。
  多方努力未奏效 山东民军被改编
  反袁斗争胜利后,1916年8月,国会恢复,刘冠三再次担任国会议员。此前,孙中山就已经命令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山东护国军停止军事行动,与北洋政府谈判,接受改编。
  刘冠三参与领导了山东的护国运动,既对这两支民军感情深厚,又有着多年的实际斗争经验,他认为孙中山的做法极不可取,特别是三十九混成旅解散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于是,刘冠三给孙中山写信,建议保留这两支部队,进行整训,以作为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但是,孙中山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并于当年8月2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公开刊登了给刘冠三的复信,信中说:“8月12日来书论鲁事,并为民军方面规划久远,用意良深。顾文以为,袁氏奄逝,首恶已除,佳兵殃民,于义无取。前已通告,所属各军停止进行,静候中央解决。今者约法、国会次第规复,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担负而安地方。其有逾此宗旨范围者,文实不敢赞同。来函未署住址,无从投复,谨登报作答,惟亮察焉。”
  刘冠三无奈,只得含泪劝吴大洲、薄子明、吕子人等人接受改编。
  因为刘冠三在国民党内是老资格,又与各部民军的首脑人物熟悉,丁惟汾建议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山东护国军合并,另立名号,以刘冠三为首领,充实力量。各部民军都积极响应。于是,刘冠三就请陈雪南、王谢忱等人赴周村、潍县、高密等地,商洽两军合并事宜。
  不料,当刘冠三与尤超凡、赵得胜等赴济南准备详细洽谈时,山东护国军司令薄子明在周村突然将赵所属的“五大团”缴械击散。赵得胜闻变,急回周村,在车站被薄子明打死,这更引起了内部的混乱。各部互相猜疑,更难统一。刘冠三为避嫌只得远赴北京。各部民军先统一、后改编的计划,因此失败。
  为使民军不落于担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段祺瑞之手,刘冠三又借民军改编代表的身份,联合各方力量挤走前来改编的北洋政府山东军务会办、陆军中将、段祺瑞“四大金刚”之一的曲同丰,改由山东督军张怀芝改编民军,以防止曲同丰由改编民军进而担任山东督军,从而危害山东人民。1917年1月28日,段祺瑞以咨询军事善后事宜为名,将原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骗到北京,吴大洲刚一入京就被逮捕入狱。段祺瑞等人欲判吴大洲死刑,后经刘冠三联合革命党人竭力营救,才改判无期徒刑。因当局必欲置吴大洲于死地,刘冠三此后的多次积极营救都无效,1918年11月12日,身体极度虚弱的吴大洲病逝狱中。
  虽经刘冠三多方努力,但这两支在护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民军被改编后,最终仍然没有摆脱被北洋军阀遣散、消灭的命运。
  全力护法,患重病抱憾离世
  刘冠三之墓。
  护法运动的大本营--广州军政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青岛市委会为刘冠三陵墓揭幕典礼所赠纪念条幅。
  1917年,段祺瑞揽权,国会再次被解散。刘冠三南下协助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全权负责山东军务。山东护法军因北伐军后援迟迟不至,功败垂成。1922年,北洋军阀恢复约法和国会,刘冠三到北京出席国会。刘冠三病重仍不放弃斗争,坚持鲁案维权、反对贿选。孙中山去世后,刘冠三病情突然加重,于1925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3岁。
  被任命山东招讨使,组织革命军召集民军
  1917年,段祺瑞揽权,国会再次被解散。国事家事两相连,刘冠三的第二任夫人此时也因病去世。刘冠三南下广州,协助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并被任命为山东招讨使,全权负责山东军务。从广州北返到上海时,刘冠三与留在上海的山东同志商议,决定重新组建山东革命机关,设立护法军山东招讨使办事处,安排革命党人回省联络民军旧部,联系江苏革命军北上讨贼。同时,刘冠三率山东革命党人成立革命军,分成六路军出击,其中薄子明任护法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孙楚云、陈成功、宫锡德、丁德金等为其他各路军总司令,陆续返回山东,收拢旧部,召集民军,开展活动。
  1917年12月1日和6日,宫锡德和孙楚云带军正准备起义,却相继在威海卫英租界和昌邑县南被英、日军警分别缴械驱散。1918年8月20日,陈成功带领民军占领广饶和博兴交界处的利城,遭敌围攻,转战埠西,因寡不敌众,于9月初溃散。丁德金所领民军在苏鲁边界起事,也因屡遭敌围攻而散。除第一路军外,其他各路军成就均不大。
  山东护法功败垂成,和平时期痛失两爱将
  1918年3月,刘冠三委任薄子明部下的团长庞子周为山东第一路护法军代理司令。庞子周率众两万,进据砀山,后集师于济宁南阳湖畔。刘冠三指挥庞子周部以游击战术,先后占领东平、峄县,并分兵袭扼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控制观城、新泰、丰沛、泰南等方圆数百里地区,兵员增至5万人。庞子周在济宁南部以5000人击败敌军2万多人,大获全胜,首战告捷。山东督军张树元大惊,亲自临阵指挥抵抗。11月24日,刘冠三坐镇徐州亲自指挥,庞子周在邹县东南的两下店,以3000人击败强敌张树元军1万多人。张军大败溃逃,张树元几次落马又上马,但因追兵不认识他,才侥幸逃脱。
  正当山东护法军准备乘胜进军之际,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刘冠三立即赶回上海声援。此时,北洋政府先后调集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7万兵力,围攻庞子周部。庞子周部终因北伐军后援迟迟不至、寡不敌众,功败垂成。
  张树元因为自己险些被薄子明的部下生擒,对薄重金悬赏密杀,使薄子明被迫在上海隐避。张树元便勾结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买通英国、德国租界巡捕,借上海“淡水路事件”的一起绑架案,将薄子明杀害(时年25岁)。庞子周潜往上海,听说薄子明被害,忧愤咯血而殁。在和平时期痛失爱将,刘冠三的悲愤之情难以表述,对北洋军阀的反抗情绪也就更加激烈。
  据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回忆,护法战争期间,段祺瑞在派他出兵福建之前,特意找他谈话,叫他“不要和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有来往,小心上他们的当。”冯玉祥明白主要是指刘冠三等人。冯玉祥回答:“说到(国)民党议员刘冠三先生,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纯心爱国爱民,极可钦佩,我和他们接近,得无穷的益处。就是总理自己想必也认识他们的。希望能多多找他们大家来谈谈。这些,必定有歹人在总理跟前进谗言,很危险,还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轻人,不免乱说话,请总理接受了就好了。”
  不顾病重抵制贿选 临终蒙冤安葬高密
  1922年,北洋军阀恢复约法和国会,刘冠三到北京出席国会。这一年,他积劳成疾患上肺癌,其父为让人照顾他,又力逼刘冠三娶了高密的王氏。不料,王氏取得家庭财权后,想控制所有家庭成员,闹得家里矛盾重重,儿女都不愿上门,刘冠三的病情反而更重了。
  这时,正值“鲁案”谈判期间。“鲁案”主要是指1910—1920年中日之间围绕归还山东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交涉事件。刘冠三、于沐尘等人联合山东旅京学生到鲁案督办公署示威。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代表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不敢让步。
  1923年10月,曹锟企图谋取总统职务,对议员进行贿赂。丁惟汾、王乐平等国民党议员愤而离京,赴上海对抗。刘冠三不顾重病,积极联络在京议员抵制贿选。时任山东省督军兼省长的田中玉受曹锟委托,负责贿赂山东籍议员,他知道刘冠三的为人,更了解刘冠三的家事,就将两万元贿款交给了王氏。投票前一天晚上,刘冠三联络抵制贿选,深夜才回家,严斥王氏,令她将贿款退回。王氏不肯,争执中把刘冠三推倒在地,刘冠三口吐鲜血,昏迷不醒,王氏则连夜携款抱子回了高密。事后,刘冠三长女刘耀西宣布与王氏脱离母女关系,其他儿女则宣布不再与王氏来往,长子刘耀东的夫人携儿女急赴北京照料刘冠三。10月5日,不省人事的刘冠三被曹锟爪牙用软床抬进会场,转了一圈之后,又将昏迷中的他送回医院,算是投了曹锟一票。但钱已经收了并且无法退回,刘冠三蒙上了不白之冤。为此,他更加恼恨抑郁,致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1925年初,得知孙中山病重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刘冠三抱病起床探望,与他一生的导师做了最后的诀别。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刘冠三赠送了2副挽联,“覆专制建共和卅余年艰苦备尝三民五权赍志以殁,争自由谋平等四百兆讴思不置一棺千古虽死犹生”,“帝国野心犹未除,吾民努力继先生”。
  孙中山去世后,刘冠三病情突然加重,于1925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3岁。
  1928年2月5日,刘冠三的亲属将其灵柩运回高密,安葬于县城西三星台。下葬时,国民政府安排专员前来吊唁,并派飞机到墓地上空盘旋3圈致哀,高密民众自发形成的送葬队伍长达7.5公里。其后,家人将刘冠三墓迁回康家庄村北。
  1986年,中共山东省委认定刘冠三为山东辛亥革命杰出领导人之一,山东省人民政府拨款2万元,为其修造陵园以示纪念,地点选在高密烈士陵园东北角。1987年6月,刘冠三灵柩移葬于高密革命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青岛市委会为揭幕典礼赠送了“山河伴先生长眠,日月与先生同辉”的纪念条幅。
搜索更多相关文章:人文潍坊
回复 引用 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