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忱(1903—1986),潍县城里(今潍城区)人,原名陈文璘,字邠臣或邠丞,参加革命后改名秉忱。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曾孙。他自青年时期便思想进步,1937年参加潍县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奔赴延安。他长期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工作。“文革”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毛主席图书管理小组负责人。他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50年。1986年在北京逝世,他不仅是一位在革命洪流中勇于追求真理、谨慎勤恳的干部,还是一位在书画、篆刻、文学、收藏等领域有所成就的才子。
相府走出叛逆青年
陈秉忱虽出身名门,但受母亲的影响,幼年时,他的心灵深处就打上了痛恨封建制度的烙印,青年时期就具有叛逆思想。他自觉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结识共产党人,资助革命事业,为掩护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出狱后,陈秉忱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五少爷痛恨旧家风,反对封建家长
清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十五日(1902年1月13日),陈秉忱诞生在潍县城里增福堂街,潍县城有名的“大花翎”家。祖父陈厚钟是清翰林院编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长子；父亲陈阜,字钴曾。陈秉忱是陈介祺的曾孙。
陈阜秉性乐善好施,光绪二年(1876)潍县大饥荒,他协助祖父施粥赈灾八个多月,救活百姓无数。陈介祺病故后,陈阜奉遗训更加致力于善事。光绪十五年(1889),潍县又是荒年,陈阜除了施粥捐钱,又修书院、立义学,名重一时。为此,当时的山东巡抚福润、李秉衡,先后委托他办河防或办登州团练,历保至候选道官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商务总会饬令山东省在潍县成立商务局,陈阜又被推举为首任商务局(商会)总办。可惜在陈秉忱5岁时,陈阜去世。
相府“五少爷”陈秉忱失去了父爱,只能与母亲朝夕相伴。母亲杨氏是佃户之女,在这个官宦家庭中处处受歧视。陈秉忱记得,幼年时,有一次,母亲的哥哥从安丘来潍县探亲,掌管家事的人不准姐弟俩在宅里相见,见面只能在二门以外的大伙房里,并声言以后不能再来。这种贫富分明、欺压穷人的旧家风,在陈秉忱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打上了痛恨封建制度的烙印。
母亲为人正直,不畏强势,陈秉忱深受母亲影响,自青年时期就反对族中那些长辈们、公子哥们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的做派。他尊重佣人,和他们交朋友；他更反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封建家长。母亲贤惠勤劳,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孩子既爱又严。陈秉忱虽生在富裕的大家庭里,吃穿不愁,但却自小养成了朴实、善良、诚信的品格,没有相府公子少爷的架子,更无任何纨绔恶习。他学习刻苦,为人忠厚,颇有正义感,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母亲优秀的品德,影响了他的一生。
结识共产党人,资助党的事业
北伐战争期间,为避战乱,陈秉忱随同母亲到潍县东郊乐道院暂住,在这里结识了张同俊(潍县城里人,曾任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
张同俊1925年在齐鲁大学上学时参加了共产党,在北平做过党的地下工作,知道清末金石学家陈介祺是潍县人,当然也就知道陈秉忱是陈大花翎的后人。张同俊和陈秉忱的友谊也日渐加深,来往密切,交谈中两人才发现彼此的志向一致。
张同俊认为陈秉忱思想进步,不像一般的富家子弟,他决心帮助这位少爷走向革命道路,便主动送他一些进步书籍,如《天演论》《新青年》《北方红旗》和鲁迅的著作。陈秉忱见到这些新鲜读物,如饥似渴,爱不释手。他边读边记,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从迷雾中找到了航向,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唤醒民众、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又开始了,陈秉忱带领全家去青岛。在青岛,他想方设法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通过张同俊认识了扈梅村(原名本尧,潍北扈家村人)等几位共产党人。他尽自己所能资助党的活动。后来从他在青岛时的流水账本中发现,凡亲友借钱都是有借有还,唯独“扈本尧”只有借款,没有还期,而且不止一笔,多则500元,少则二三百元。另外,陈秉忱还曾为营救一位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女同志,北平解放后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查。
被捕入狱陪过法场 共产主义信念更坚
在鲁迅“唤起民众”思想的影响下,陈秉忱开始办书店,但不久被军阀查封。他后来去教书,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让他进一步接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陈秉忱尽己所能,资助、营救、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
1932年韩复榘主鲁时,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陈秉忱被人告发,有人说他家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陈秉忱因此被逮捕入狱,解押到济南韩复榘的“模范监狱”。敌人把他当成“要犯”,不仅戴了手铐,还钉了重镣。在狱中,陈秉忱与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等一批共产党人关押在一起。残酷的牢狱之苦没有使他屈服,他参加过监狱里的绝食斗争,也被敌人拉去陪过法场。目睹共产党员们的英雄行为和狱中的残酷迫害,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
由于陈秉忱为人老实,作风正派,加之陈家和丁家有亲戚关系,丁叔言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个人才,答应了陈家的要求,设法营救陈秉忱。陈家卖地拿出一部分钱,丁叔言邀请了潍县绅商两界的代表人物,联名请求保释陈秉忱。县长厉文礼不愿意得罪潍县士绅,丁又找到了韩复榘,后来韩复榘把陈秉忱判刑三年,强行送进反省院。1935年他被释放回家后,由丁叔言介绍到电灯公司工作,后到志成小学当教员。该校校董兼校长是他的本家哥哥,很器重他。陈秉忱除当教员外,又借校址办起了识字夜校,到校上学的全是一些贫民子弟,他花钱买好石板、课本,赠送给学生。
陈秉忱回忆起那段监狱生活时,很风趣地说:“脚镣很沉,夏天还好过点,冬天就只能把家里送来的棉裤缝拆开才能穿上,整日要用身体去暖和这个铁家伙。”“近三年的监狱生活,是我最好的课堂,使我进一步懂得了真理。从一个地主少爷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
抗日烽火中奔延安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后,经常到城乡进行抗日宣传。(资料图片)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激起了全国抗日浪潮。陈秉忱积极参加潍县抗敌后援会,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他参加了潍县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1939年奔赴延安。
参加抗敌后援会,街头演出宣传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疯狂地侵占我国领土,残酷地杀害我国人民,团结抗日成为当务之急。潍县和全国一样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1937年秋,潍县组织抗敌后援会,由县长厉文礼任会长,各界知名人士丁叔言、胡镜心、齐杞南、王一之、张同俊、张鸿礼、陈清章、郭味蕖、于希宁等人组成抗敌后援会。
为了扩大宣传,使民众广泛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和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企图,以及揭发其枪杀掳掠、涂炭中国人民的残酷罪行,使人民赶快觉醒,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抵御外侮,救我中华。在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下,随即成立了抗敌剧团,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抗敌剧团领导成员有丁小庐(丁子新)、陈秉忱、陈立先、郭味蕖、于希宁、郎益文,剧团成员有学校教师和学生等近20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谭资聪、高小岩、郎丰岗、齐玉凤、高桂媛等30多人。陈秉忱积极参加了该团的宣传演出活动。参加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岸上》《血吼》《血洒卢沟桥》《打鬼子去》等。演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等。剧团演出地点除在街头、乡镇、集市外,也到寒亭、三官庙、城南武家、坊子等地巡演。有一次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空袭警报十分惊人,观众惊慌骚乱,而台上演员却屹然未动,毫无惧色,坚持演出。剧团还在南坝崖中华戏院举行义演。因剧情感人,演得慷慨激昂,揭露了日寇的侵华罪行,观众无不动容称好,男女老幼情绪高涨,争相观看,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戏院义演,观众群情激奋、纷纷抢购门票,收入上交抗敌后援会,演出轰动全城。
由陈秉忱、郎丰岗合演的《血洒卢沟桥》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剧讲了日寇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发动侵华战争,我军奋勇抗战的事。兵甲在卢沟桥负伤,兵乙想背着他去医院,但兵甲坚持不下火线,誓死抗日杀敌,甘愿与阵地共存亡,最后英勇牺牲。这种可歌可泣的大无畏精神,激发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台上台下群情振奋,齐声喊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场景十分感人。
参加民先训练班,组织纪念鲁迅大会
193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共产党领导下先进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以下简称“民先”,该组织后并入青年救国会)派人来潍发展组织。10月,潍县“民先”队部在潍北贾庄村正式成立,有30余人,选举县立中学教员王一之为队长,撞钟院小学校长丁子新为副队长。1937年9月,陈秉忱经好友丁子新(潍县民先负责人之一)介绍,在潍县城参加了民先,从事抗敌救亡宣传工作。
陈秉忱参加了民先在撞钟院小学举办的两期骨干分子训练班,学习民先的性质和任务,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学习游击战术等军事知识。民先组织学生成立救国宣传队,编辑油印了《民族先锋》刊物,宣传抗日形势,鼓舞民众斗志。1937年10月19日,陈秉忱和民先其他同志在中华大戏院举行了300多人参加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8年3月,陈秉忱离家出走,去潍北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任参谋部秘书主任。他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调入中央军委工作
1939年,党组织给陈秉忱300块大洋,他从潍县经上海、重庆、西安,历经困难,战胜疾病,辗转几千里,终于在1939年5月的一天,到达了他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当见到延安的宝塔山时,他心胸豁然开朗,感到延安的天特别晴朗,空气也特别新鲜,让人心情舒畅。
根据组织的安排,陈秉忱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是我党培养干部队伍的新型学校,陈秉忱毕业后分配到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教育处注册股任股长。
1941年6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就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后任中央军委秘书厅作战部秘书、办公厅科长等职。当时人少事多,工作非常紧张,但秉忱总是任劳任怨,经常默默工作到深夜,以致多年后都还有夜里工作的习惯。1944年,他被选为中央直属机关甲等模范工作者。
从中央转调至济南 接待慰问团老朋友
陈秉忱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一生中从没有计较过个人名利待遇,组织上分配做什么工作,他就安心做什么工作,总是感到人民给自己的多,自己奉献给人民的少。
1946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央机关精简人员,下放基层锻炼,为新解放区培养干部。组织决定将陈秉忱先调鲁中行政公署任科长,后调济南特别市政府任秘书主任。这本是工作上的正常调动,但有的人有些误解。而陈秉忱想到延安时期中央军委机关大精简的情景,认为革命工作有分工不同,无高低之分,在中央或地方,都是为党工作,无论干什么,只要努力去做,都会做出好的成绩的。
在济南工作期间,适逢潍坊特别市慰问团到济南进行宣传。济南市副市长徐冰考虑到陈秉忱是潍县人,慰问团的几位团长都是老朋友了,就让陈秉忱做好接待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慰问团到达后,陈秉忱亲自迎接,见到团长高象九、副团长谭蔚翰时,三人热情握手。稍抒旧情后,陈秉忱代表济南市领导表示欢迎。老朋友多年不通音信,想不到相见竟在此时,情绪有些激动。陈秉忱说明了慰问团到济后活动的安排意见,二位团长表示很满意。慰问团活动结束离开济南时,陈秉忱又代表济南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到火车站欢送、告别。
朱总叶帅身边受教
“军调部”中方代表照,陈秉忱位于后排左一。
康克清亲笔赠字。
陈秉忱在中央军委秘书厅和办公厅做文书,工作期间,与朱德、叶剑英接触很多,领袖们的品德和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下,陈秉忱在各方面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政治思想上进步很快。
从军委整编中受到党性教育
1942年1月底到1946年1月,中央军委机关设在王家坪,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精兵简政方针,在朱德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下,军委机关整编工作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军委直属机关从七千人精简到两千人。
1943年3月,朱德又亲自主持了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二次整编。军委总政治部下属的几个部及作战部的一局等单位都集中在王家坪,重新设立军委办公厅。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统一负责军委机关的勤务。经过这次整编,整个军委机关总计只有400人左右。
两次整编中,陈秉忱目睹了朱德坚定贯彻党中央整编政策、决定的毅力；那些被下放、转移的同志坚决听从组织分配,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纪。入党不久的陈秉忱曾自问:“如果组织要求你离开中央机关,下放到更艰苦的地方与不熟悉的工作岗位,自己能不能像那些老同志一样。”由此,陈秉忱有了加强党性、党纪修养的自觉性。
大生产中知识分子脱胎换骨
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天只发五分钱菜金。为此党中央号召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
1940年5月,朱德由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看见军委机关干部面色苍白,为了增强官兵体质,他亲自领导官兵开荒种菜。军委机关都愿用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冬瓜、南瓜、辣椒子做种。朱德经常深入伙房,和炊事员商量如何使大家吃好、吃饱还不浪费。他经常说每月伙食标准只能节余不能超过。有一次,午饭准备了一个荤菜,恰巧,这一天宰猪场杀猪又送来一块肉,炊事员又烧了一个肉菜。用餐时,朱德就查问此事,得知情况后,下令把一个肉菜端回去留作下顿吃。
陈秉忱想到自己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到大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甚至连麦子、韭菜也分不清。而现在的大生产运动,正是他改造自己、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最好的机遇。于是他不怕吃苦,不怕别人耻笑,虚心学习劳动本领。经过锻炼,他也学会了种庄稼、种菜、纺线。陈秉忱在各方面与劳动人民更密切了。
朝夕相处交情匪浅 撰写铭文怀念朱德
在延安时,陈秉忱因在中央军委工作,和朱老总朝夕相处,感情日益深厚,出入总司令办公的地方,他可以不用通报。陈秉忱也常到总司令家玩,二人坐在窑洞的大炕上侃侃而谈,康克清只要有空,也同他们坐在一起交谈,窑洞里不时传出朗朗笑声。总司令总是称陈秉忱“老师”,而秉忱总是称总司令“老总”。
1976年朱德逝世后,康克清请陈秉忱为朱德写铭文。陈秉忱虽然听说已有人写过了,但朱德夫人又提出要写,说明康克清深知朱德与陈秉忱的友情非同一般。陈秉忱回忆起与朱老总从延安到北京风风雨雨30多年,深情厚意萦绕于心。他满怀对老友的怀念,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铭文。后康克清亲笔赠字“谦逊淡泊,书画如人”。这正是陈秉忱一生的写照。
随叶剑英奔赴北平 任军调部机要秘书
第二次国共内战初期,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是调处中国国内军事冲突的机构,由国民党代表、中共代表、美国代表组成,由“三人委员会”领导。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叶剑英,参谋长为罗瑞卿。军调部下设36个执行小组,青岛执行小组是姚仲明。
陈秉忱随叶剑英赴北平,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机要秘书。他深知工作性质,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几次外出办事都能想方设法摆脱敌人的尾随,出色地完成任务。同时还经常对周围的人宣传党的政策,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在北平的亲戚中就有三人成了地下党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博物馆重新整理展品,对照当年北平军调处工作人员的照片,请叶帅回忆时,老帅唯一能记起的就是陈秉忱,而且能把当时的印象说得很清楚。
在军调部工作的后期,一次任弼时要返回延安,为了既快又安全地把军调部的工作情况报告给延安,夜里由叶剑英口述,陈秉忱笔录了一份文稿,必须在第二天早上飞机起飞前送到任弼时手里。等整理完已是深夜,陈秉忱把文稿向通讯员交代了一下,自己也睡了。没想到第二天通讯员睡过了头,文稿没有送出,只好再由电报发出。事后叶帅批评了他。每当提起这件事,陈秉忱总是沉重地说:“以前叶帅从未批评过我,这次挨了批,使我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训,得记一辈子。”
为主席总理当秘书
《回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书法活动片段》局部。
火葬倡议书。
党中央由西北坡迁入北平后,陈秉忱有幸在毛主席身边做服务工作。他尽职、尽责,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态度,受到主席和同志们的称赞,周围的同志都把他当作良师益友。随毛主席出访前苏联时,他细致认真地工作,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逛荣宝斋代买字帖 为毛主席核对史料
陈秉忱在《回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书法活动片段》一文中说:“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曾经有机会接触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董副主席,他们的一些书法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影响。”
陈秉忱知道毛主席青少年时代就爱好书法。战争年代,毛主席常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研习书法。建国后,毛主席对书法仍是暇不释卷。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对书法的研习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也没有间断。而陈秉忱承祖上遗风,书法造诣很高。两人爱好相同,很有共同语言。
毛主席非常喜爱临摹碑帖,尤爱阅看历代草书字帖和各代名流、学者的墨迹与手札。陈秉忱知道毛主席看碑少,就经常为他代买各种字帖。
北京琉璃厂等地常有人出售古董、字画,陈秉忱空闲时就去转转。“荣宝斋”他是很熟的,常与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同去,看到有合适的碑帖就替主席买下来。毛主席逝世后,经清点,其藏书中有各种碑帖600多种,其中就有400多种是陈秉忱为其代购的。陈秉忱回忆道:“主席喜欢看字帖,看得很细,不仅看字的点画、结构、用笔,还研究其中的内容,欣赏其文章,好的字还用铅笔画上道。向故宫借来的墨迹,就挂起来,随时可看。毛泽东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草诀韵歌》等帖。”
毛主席知道陈秉忱具备多方面的文学艺术修养,很愿意和他研讨一些古代历史的学问。1962年的一个深夜,主席秘书突然打电话给陈秉忱,让他立即到主席住处(陈秉忱住中南海居仁楼后楼)。到后才知道,原来是主席正在写日记,需引证一句诗,却忘了诗人的名字,让陈帮助回忆。陈秉忱一时不知所措,主席只好谈了些别的事,让他回去查查。
第二天,陈秉忱立即到国立图书馆请几位老专家一起回忆,其中有一位是研究清代史的,说这可能是浙江一位并不太知名的诗人的诗句,经查阅果然不错,而且主席引证的诗一字不差,后将此结果告知主席,主席很高兴。
访苏抄写《条约》,发现一字不妥慎重修改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主席率中共代表团到前苏联进行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陈秉忱随行担任秘书工作。《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同年4月11日起生效。签字前,周总理去了苏联,没带秘书,为了有事好随时商量,办公时就让陈秉忱陪着。陈秉忱遇事头脑清醒,又谦虚谨慎,总理很欣赏。陈秉忱在抄写《条约》草拟稿时,发现原稿中有一个字用得不妥,他深知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即是一字之误也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他反复推敲,再三斟酌,慎重地做了修改。事后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周总理赞许地说:“你这样做是对的,外事无小事嘛,对待外事工作的每一件小事,都要极其认真负责地去做。”
最后,由陈秉忱用毛笔誊写的《条约》一式两份,他那字体工整的小楷毛笔字,字字力透纸背,让人赞叹不已。事后人们回忆他誊写的《条约》,如同现代复印机印出的一样。
起草火葬倡议书,与会领导签名同意倡议
我国历史上多数地方有人死后土葬的风俗,“薄养厚葬”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毛主席出于保护耕地、节省土地资源的考虑,多次建议移风易俗倡导废土葬,改火葬。为此,特责令中共中央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为其起草倡议书,并请中央国家工作人员凡同意者在后签名。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与会的151人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当时不在北京的或没有参加会议的部分领导人,也表示逝世后实行火葬。
自上世纪60年代,改革了旧丧习俗,火葬在全国逐步推开。
动员族人退地还民
陈秉忱(左)、陈君藻(中)、陈育丞(右)。
潍县解放后,陈秉忱奉命回到家乡,协助潍坊特别市委做好统战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的《做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书,称赞陈秉忱是一位“只有奉公之心、毫无利己之意”的优秀共产党员。
奉命返潍协助市委做统战工作
原潍坊特别市市长姚仲明在《难忘的岁月》一文中回忆:解放后,潍坊市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了了解,对共产党的干部为了人民的事业能吃苦耐劳感到佩服,而且对前途产生了乐观情绪；但是在接触中令人感觉到也有“水土不服”的气味。中共华东局了解这一情况后,特派潍县出生的陈秉忱到潍坊协助市委查明原因,以利改正。
1948年5月的一天,陈秉忱奉命赶到潍坊。曾山、徐冰、姚仲明等市委主要负责人接见了他,并在市委会一起讨论、研究。
陈秉忱根据市委的要求做了很多工作。他自知陈家在潍坊是大户,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下步各项工作会有很大好处。他先拜见了族长陈厚基,当他了解到族人听了国民党的反宣传,思想上有顾虑时,他告诫大家不要听信国民党的话,要听共产党的,党和人民政府叫干什么,就积极参加,不要拖后腿。下一步进行土改时,一定要真心拥护,交出土地契约,把土地退还给农民。果然,潍坊土改时,陈家各户都提前交出了土地契约,受到了好评。
陈秉忱回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亲戚朋友中风传“大花翎家的五少爷当八路军回来了”。其实陈秉忱来潍县短短几天,并没有住在老家,即所谓的“相府”,而是住在潍坊市委的招待所里。从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离家,如今回来,弹指间10年过去了,家乡亲人相见,除了老婆、孩子,和他最亲近的莫过于年届50岁的老侄子陈君藻了。陈君藻在“七七”事变时,曾与陈秉忱在一起参加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而后,陈秉忱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而陈君藻因受家庭子女多的牵扯留在沦陷的潍县城。他最初在潍县红卍字会服务,利用这一慈善组织的国际性,得以为当时在日寇蹂躏下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做点医疗的事,而后他在东门里大街开办了华康大药房(后改称华安药房),当时曾有早年参加共产党而后留学日本的西医张斟滋(后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及李温仁等名医在此挂牌行医。陈君藻从陈秉忱的革命实践以及见面后叔侄交流中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急起直追,努力想为解放后的家乡多做些贡献。当时为支援淮海战役,在坊子设立了临时军医院,陈君藻就在家里用做饭的铝锅整日为临时医院供应脱脂药棉,为伤病员服务。在陈秉忱的影响下,陈君藻身边的亲戚朋友,如妹夫郭味蕖、好友李少白等人也放下包袱,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投入了复学、复教活动；陈氏家族的年轻人,思想更为激进,潍县解放不久,就有10多人参加了革命队伍。陈秉忱的这次家乡行时间不长,但是影响和作用真的不小。
为组建博物馆动员家族捐文物
为了支持潍坊市建立博物馆,市府召集知名人士座谈会,谭筱斋、吴伯平、丁士颐等人均到会,陈秉忱首先提出要保护地方历史文物的建议。
会后,他动员陈家后代带头捐献。自己先献出家中收藏的古代文物、书籍多种,计有:大朝珠、翎管、佛头、翠镯、翠坠、戒指、铜缸、胥伯元套印、西泉石印、古陶拓挂对以及《簠斋尺牍》《簠斋手札》《簠斋吉金录》《簠斋藏镜》《簠斋题残石拓片》《古印偶拾》《十钟山房印举》等。还动员其弟媳郭组珍捐献出陈介祺生前最心爱的周迟簋、燕足灯、铜镜等古铜器,还有董东山等人的画轴。
在他的带动影响下,丁志萱、郭砥生、陈孝禄、张积存、丁士颐等人,也捐献给政府各种古籍,共3758种,34365册。
他在潍期间,还会见了自己的亲朋好友,交谈中曾重点讲述了党的统战政策。回北京后,他还动员侄子陈元章将“万印楼”印章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廉洁奉公律己严苛 位居要职不走后门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的《做合格的共产党员》(第八集)、《只有奉公之心、毫无利己之意》一文,高度称赞陈秉忱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的工作作风。
陈秉忱一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有些苛刻。廉洁奉公,是他一生中坚守的信条。陈秉忱在中央机关工作,自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家人、亲朋好友到北京找他可以理解,他都会在家中热情款待,但从未给任何人办过一件事。他会对来人说:“你们可以尽情地在北京玩,若有什么事,就按正常程序去办。”在中央工作几十年来,他从没有办过一件违背党的政策的事,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对党不利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忠心耿耿,潇潇洒洒,清清白白。
早在延安时期,有一次出差过黄河,上船要交“捐”钱,当时他带着很多公款,自己却身无分文。为了节省组织的开支,他便把从家里带来的“派克”金笔抵了“捐”钱。后来有一位首长知道了,特意从战利品中找来一支“派克”金笔“赠”给了他。
1955年他担任军委办公厅干部处长,当时住房紧张,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即将拆除的民房里。冬天屋里很冷,夜里只好披着大衣工作,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怨言。
同年他带领几个同志赴山东老解放区调研,来回都和同志们一起坐硬卧,到济南后住在几个人住的大房间里,第二天省委的领导去看他,招待人员特意向他致歉,而他却一笑了之,并且再三拒绝安排住好的房间。调查中他深入田间、百姓家中,细心观察,他原原本本地把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报告给中央领导,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一丝不苟不事张扬 信访工作不留尾巴
陈秉忱一生无论在任何岗位上工作都一丝不苟,从不张扬。他把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定为自己的底线。
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期间,分管信访工作。他认为信访工作关系到党群关系,十分重要,必须认真做好,以减少领导的负担。尽力满足群众的要求,才能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凡是比较重要的群众来信来访,他都细心审度,亲自处理,并及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凡是他处理的来信来访,没有一件留有尾巴。
晚年出版主席著作
《毛泽东军事文选》。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
邓力群同志在悼词中说:陈秉忱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高尚品德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严于律己,对孩子要求更是严格。对同志却宽容大度,以诚相待。到了晚年更是“不待扬鞭自奋蹄”,自觉地为出版毛主席著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教育孩子不搞特殊 要凭能力出色工作
陈秉忱除了事事处处对自己严格要求外,更为突出的是严格教育自己的儿子。
他有四个儿子,解放战争期间把三个送去参了军,唯有小儿子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一些。1949年夏天,住北京香山期间,他让小儿子与战士一起吃大灶,有一次看到儿子吃小米饭,他意味深长地说:“陕北的小米饭治好了我的溃疡病,也把我脱胎换骨了。”
1949年冬,陈秉忱随毛主席到苏联,临走时没有告诉在“子弟小学”读书的小儿子。机关为照顾干部子弟,每周日都用小汽车把孩子接到机关里度假。他回来后得知此事,特意在机关里作了检讨。并就此事给小儿子讲:“干部子弟没有什么资格可以搞特殊。”他还向儿子讲解“其身正,无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的道理。自此,小儿子从学校回家再也不坐小汽车了。每逢寒暑假,他都让小儿子和通信班的战士住在一起,参加打扫办公室的公务劳动,并让其抽空帮战士们认字,提高文化知识。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他从不给小儿子买过多的东西,一方面用行动教育孩子生活要俭朴,另一方面从各方面消除孩子的优越心理。
陈秉忱虽在中央机关工作,但他的孩子没有一个沾他光的,他也从没给孩子一点“特殊待遇”,他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要搞特殊。他的四个儿子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且都工作得非常出色。
关心同志满腔热忱,谦虚民主被尊为老丈
陈秉忱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上异常简朴,常年旧衣素食,安于淡泊,除了收藏书籍和写字作画以外别无其他爱好,而对周围的同志却是满腔热忱,不管谁有了困难,他都是慷慨解囊乐于相助,机关上的福利他总是让给别人。解放战争期间他的一个通讯员还不满15岁,是从老区参军的,陈秉忱对他的关心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儿子。进北京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还帮他学文化,关心他的入团和入党问题,以后又送他去学习,使他成为党的一名优秀干部。
陈秉忱有很好的民主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能心情舒畅,奋发努力。他知识渊博为人谦虚,机关上的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良师益友,尊称他为“老丈”。
“文革”中宽容大度,实事求是不做亏心事
“文化大革命”中,陈秉忱遭受迫害,被诬栽“地主”“叛徒”和“反革命”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揪斗、隔离审查。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持党性,从没有讲过违心的话、没写过一份违心的材料,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同志、对不起组织的事。
他有广阔的政治胸怀,对于在“运动”中一时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他不对他们有看法,而是热情帮助,循循善诱。
1966年6月,陈秉忱已进入中办“文化大革命”学习班,处境非常困难。但他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光明终会战胜黑暗。“运动”期间,他被关了起来。1972年,毛主席问起“陈秉忱到哪里去了”,身边的人随即回答他说,陈是“走资派”,正在干校劳动改造。毛主席听了,淡淡一笑说:“他一个书生,是个糊涂人,能有什么事嘛。”于是陈秉忱很快就被解放了。
古稀之年仍勤奋,为出版主席著作尽心力
陈秉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与其有深厚的感情。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担任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虽已至古稀之年,但仍意气风发,为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勤奋工作。
他不止一次地向组织提出,除了担任顾问外,还应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认为毛主席是一位诗词大家,其诗作、词作,文笔犀利、气势磅薄,用“毛体”写出,更是绝美的艺术品,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建议中央认真整理。中央同意后,1979年,他担任了毛主席图书管理小组的负责人,不顾年迈体弱,坚持上班,而且是步行到机关,专心致志地做好主席图书的管理分类。
1982年,陈秉忱离休了,但他仍然关心毛主席对图书批注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为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他废寝忘食,带病工作,从几千件原稿中选编出版了《毛主席手书古诗词选》等三本集子。当时他的心绞痛时常发作,常常是含化硝酸甘油片后稍有缓解就继续工作。80岁后,他知道时日无多了,更是一刻也不放松读书学习。离休时他曾写下了如下诗句:事业息肩志未赊,书巢炳烛足生涯。喜看四化新栽树,不向青门学种瓜。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诗词37首》(线装本)等重要文选以及任弼时墓碑上,都留下了他的墨迹。
书画篆刻无不精通
陈秉忱的画作。
陈秉忱书法作品。
1988年潍坊市举办“陈秉忱书画篆刻遗作展”。
陈秉忱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论在任何岗位上,他都竭心尽力,一丝不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贵品德,还有他那些隽美的书画、篆刻作品。
陈秉忱病故于北京 《人民日报》发讣告
陈秉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奋工作50年,因患肺炎于1986年1月22日11时44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了以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为主任的陈秉忱治丧委员会。1986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陈秉忱病故讣告称:“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离休干部陈秉忱同志在京逝世。遗体告别仪式2月6日下午3点20分,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叶剑英、彭真、徐向前、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谷牧、张爱萍等同志及中央军委办公厅、济南市委和人民政府等单位送了花圈,邓力群、谷牧等同志和生前好友五百多人向陈秉忱遗体告别。哀乐声中,川流的人群不时发出呜咽和抽泣,遗体告别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
爱好书法自成风格 正式文本留下墨迹
陈秉忱自幼爱好书法,他的书法功底深厚,事古而不拘一格,博取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曾兼任北京市书法协会会长。毛主席夸他“写一手好字”。因为他身居伟人之侧,承办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宜,他的书法之名不为世人所知。
缘于工作关系,秉忱能经常见到毛主席写字,他在一旁仔细观察,细细揣摩,受益匪浅。
陈秉忱回忆说:“老一辈革命家不但重视书法,而且很注意正确处理书法艺术同文书工作的关系,使两者相联系又相区别。发展书法艺术,可以大大提高文书工作的质量,促使文牍的书写和刻印整齐优美,以最好的形式表达文件的内容……因而要求字迹规范化,为各种水平的人们所易于阅读。”
在中央工作期间,一些重要文件都留下了陈秉忱的墨迹: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之前,先签订的一个文件,就是他用正楷缮写的,作为正式文本；1950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文本,是他正楷缮写的；《毛泽东选集》1—4卷本的封皮隶书“毛泽东选集”五个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线装本等重要文献也留下他的笔迹。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著名历史学家胡绳代表著作),陈秉忱封面题字。
绘画、篆刻、文学、收藏多有涉猎
陈秉忱在工作之余学习绘画,他在故宫博物院、荣宝斋见到许多名家的作品,对他启发很大,眼力极高。书画同源,书法功力深厚的他,学习绘画不是难事。但他不是一般地临摹,而是既有古风,又有新意,别具风采,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的《芍药》《墨荷》等,都是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的墨画《芍药》《墨荷》等曾刊登在《红旗》《风筝都书画集》等刊物上。
陈秉忱聪敏过人,篆刻技艺是自学成才的。其篆刻得力于金文、甲骨文和古玺汉印,质朴浑厚。他篆刻印章篆书、隶书无不涉猎,颇受业内称赞。他与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关系甚好,曾为其刻过印章。还为郭沫若、革命博物馆馆长赵品三等刻过印章。
陈秉忱的文学承祖上遗风,功底深厚,寓意深邃。他读书极多,尤精于古代文学,旧体诗写得很好。
陈秉忱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一生收藏了大量徐悲鸿、吴昌硕、康有为、郭沫若等艺术家的经典作品,其中包括:傅抱石的书法对联,康有为的书法,徐悲鸿的《麻雀图》《书法手卷》,吴昌硕的《菊石图》,刘海粟、郭沫若、翁同龢《书法手卷》等,每件都是陈秉忱用心挑选细细斟酌之作,体现出了他纯正的审美能力和精准的艺术眼光。
198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老干部局礼堂为纪念陈秉忱85周年举办“陈秉忱书画篆刻遗作展”。这在中央机关是少见的。1988年,潍坊市在十笏园举办了“陈秉忱书画篆刻遗作展”。
本期图片由陈景藩、刘秉信提供
部分资料由陈瑞曾、陈建章提供
陈秉忱的诗
《落花》
宿雨连朝抽燕麦,
东风一夜失花村。
枝添新绿藏莺啭,
蕊剩余香荡蝶魂。
题诗二首
(一)
事业息肩志未赊,
书巢炳烛足生涯。
喜看四化新栽树,
不向青门学种瓜。
(二)
晋唐馆内弦歌侣,
五十年来剩四人。
白首光阴殊不恶,
青灯影事记犹新。
奏刀漫嗤雕虫技,
投笔曾为射虎身。
鸠拙依然吾已老,
长安兀自踏京尘。
《嘉陵山》
驿路声声响驼铃,
碧山如水夜风清。
嘉陵山上半轮月,
照得旌人万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