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大学史话
华东大学是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培养干部的新型大学,简称华大。1948年5月在潍坊筹建,6月开始招生,9月迁往济南,扩大招生。1951年初迁往青岛,同年3月15日与山东大学正式合并。它在革命的历史上存在了两年零八个月,适应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了4000多名有文化、有知识的革命干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万象更新华大应时而生
华大产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反攻阶段。潍县解放后,以潍县为中心成立了潍坊特别市,为华东大学的创立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中小学陆续复课,教育事业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为创办华大创造了条件。
潍县解放为华大建立创造条件
华大产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反攻阶段。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人民奋起抵抗,进行内线作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时,敌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经过将近一年的内线作战,歼敌112万人,发展到195万人。我军士气高涨,战斗力日益增强,而敌军士气低落,战斗力日益削弱。敌军的主力陷入我解放区腹地,后方空虚。党中央、毛主席当机立断,作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决定以我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入国民党统治区,以夺取战争的更大胜利。为此我刘邓大军进军中原,挺进大别山。大别山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占据了大别山,就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很大的震慑作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也开始外线作战,1947年7月,由陈毅、粟裕率领第一、三、四、六、八、十纵队组成外线兵团,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击。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野第二、七、九、十三纵队组成内线兵团,亦称山东兵团,担负内线作战任务,保卫我胶东革命根据地。华野的内线兵团在1947年9月至12月取得了胶东保卫战的胜利之后,即转入内线反击,从1948年3月至7月,连续进行了胶济路中段、西段和津浦路中段战役,并且取得胜利。
在胶济路中段战役中,解放了潍县,给华大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潍坊生源充沛且办学条件优厚
潍县解放后,以潍县为中心成立了潍坊特别市,华东大学就建立在潍坊市。为什么华东大学建立在潍坊市?这是因为潍坊市具有良好的办学条件。
首先,潍坊市是当时解放区较大的城市,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辛亥革命前后,潍坊人办了不少学校。不仅有众多小学,而且有教学质量较高的原潍县县立中学,即现在潍坊一中的前身。还有解放前教会办的私立广文中学。这些学校培养了许多学生,所以生源充沛,有招生的条件。
其次,潍坊市过去有过大学,遗留下比较现代化的教学环境和办学条件,那就是在原潍县城东乐道院的广文大学。乐道院处于原潍县城东南约一英里的一片土地上,1881年,美国长老会代表狄考文的四弟狄乐播买下这片土地,建造教堂、医院和学校,并且取名为“乐道院”。1902年,美国长老会出资将乐道院修整、重建。1904年,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共同决定、将英国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和美国长老会在蓬莱的登州文会馆合并,迁往乐道院,办了一所大学。取“广德书院”的“广”字和“文会馆”的“文”字,定名为“广文大学”。
广文大学是一所典型的教会制大学,首任校长是美国人伯尔根博士。下设文理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和神学院。还有广文中学,附属小学和医院,可谓盛极一时,是我国最早的大学之一。1917年广文大学迁往济南,更名为“齐鲁大学”,先后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与北京的燕京大学一起被誉为“南齐鲁,北燕京”,是中国教会学校的两朵姊妹花。
广文大学迁往济南后,其附属中学,即广文中学仍旧留在乐道院,继续办学。潍县解放后,潍坊市接管乐道院。
1948年夏,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以临沂山东大学为基础,利用潍坊市中学生的生源充沛和乐道院的办学条件,在潍坊建立华东大学。
临沂山东大学 是华大的前身
1945年8月,山东抗日人民政府在解放区首府临沂创办了一个大学,本想叫“山东大学”,但为了区别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岛的“山东大学”,故称“临沂山东大学”,由李澄之、田佩之任正副校长。下设政治、经济、文教三个系。1946年7月后,山东解放区成为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对象,战争和土改需要大批的干部。原有的在职工农干部,急需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更需要招收和培养有文化、有觉悟的学生干部。所以临沂山东大学成了重点院校。
另外,1944年冬,中共华中局在华中党校的基础上,创办了一所“华中建设大学”,校址设在苏皖边区的盱眙县旧埔。校长是彭康。下设民政、财经、文艺三个系和一个高干班。1946年初,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率领该校师生400余人北上,并入临沂山东大学。彭康同志即赴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
但临沂山东大学还很不正规,缺少课程设置和发展规划,没有办学所需要的合适校舍,特别是缺少招生所需的生源。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在职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水平。 1948年夏,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以临沂山东大学为基础,在潍坊市组建华东大学,并任命韦悫任校长,张勃川、李宇超任副校长。华东大学自1948年5月开始筹建,6月招生,9月4日正式开学,首批共录取学生500余人,最初设有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三个临时研究班和两个预科部。
中小学陆续复课 教育界现新气象
1948年4月27日,潍县解放,29日建立潍坊特别市。潍坊特别市为华东大学的创立做了大量工作。
潍县刚解放时,学校的师生员工,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解放军不了解,存在恐惧心理,不敢接近八路军的干部,所以师生都不来校,当地中小学处于停课状态。
潍坊市委认为,必须迅速组织学校复课。5月5日,各学校发出复课通知,号召师生复课。通过一番细致的工作,师生们的思想转变很快,都表示愿意立即到校复课。
为了进一步做好教师的工作,市政府先后举行了两次教育座谈会。会上市委书记徐冰作了《目前形势》的报告,市长姚仲明作了《城市政策》的报告。徐冰的报告格外生动诙谐,让人听了精神振奋。座谈时的气氛非常活跃,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座谈会消除了老师们的顾虑,调动了老师们的积极性,为全市中小学迅速开学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从5月16日开始,潍坊特别市各中小学陆续开学、复课。教育事业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为创办华大创造了条件。
在中小学复课的基础上,又迎来创办大学的任务。1948年夏,随着解放形势迅速发展,夺取全国胜利为期不远,开辟新区需要大批城市管理干部和有知识的人才。为此,中共华东局决定在潍坊特别市建立华东大学,为革命发展培养干部。华大初建时,直属中共华东局领导,配备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和知识丰富的教师队伍,潍坊市委积极配合,协助组织,华大顺利完成组建任务。
满怀革命激情八方青年投考
在华东局和潍坊市委的努力下,华大建立了,校址选在城东的乐道院,在坊子设一个分校,校址选在原日本领事馆院内。学校设大学预科部和临时研究班。预科部招收高中肄业和初中毕业的学生,学习期限暂定为一年；研究班招收高中毕业和大学肄业的学生,学习期限为二至三年。
从筹办招生到正式上课仅用俩月
1948年6月初,学校分别在山东的《大众日报》、潍坊的《新潍坊报》登出招生简章。简章上写明学校是“为了培养新民主主义建设人才”而建立。“学校全部实行供给制。”“具有初中毕业学历或同等学历,年满17周岁的青年”都可以报考。
华大的招生简章,对潍坊市青年学生来说,是前所未见的。大家觉得非常新鲜,许多学生到招生办事处询问如何报名、如何考试。潍坊市的联合中学、师范学校、新华中学、青年中学等学校的大量优秀青年,以及上海、青岛等地慕名前来潍坊的青年学生、工人,还有中小学的青年教师,共约600人怀着革命激情报考了华大。
学校从筹办、招生到正式上课,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9月4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当时还处在革命战争时期,华大是一所革命大学,是培养干部的新型学校。学员享受供给制待遇。学习生活是半军事化,既艰苦又紧张,与现在的正规大学是不相同的。
学校的办学方针是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论人生观》等。同志式的革命友情把同学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家在特殊的年代里,铸成了一个特殊的革命群体。
实行供给制管吃管住还管发衣服
潍县首富丁叔言的侄子丁伟志和他的一些要好的同学一起考入了华大的预科班。
丁伟志在《踏上征途》一文中回忆说:“我们这一群中的大多数人都考进了华东大学。文化考试倒是认真考了,可是好像没有听说什么人被刷下来。大体上也就是凡具有初中以上程度的,一概照单全收了。也正是因为录取的学员够上大学文化程度的不多,所以学校把大部分人编在了预科,并分作一、二部。另有学历较高的一些大学生,则编成一个‘研究班’。研究班和预科一部,设于近郊的乐道院,预科二部设于距潍城三十多华里的坊子。马紫、马锐、丁铮、杨毅、高洪等人分到了预科一部,郭钊、清崑、王澎、刘奇和我,分到了预科二部。当时我们迷迷瞪瞪,并不真正明白这次‘高考’对我们的意义,进了学校才知道我们从此算是正式‘入伍’了。标志就是从此开始享受供给制,不但管吃住而且管穿,刚刚入冬就给所有学员发放了不带军装标志的、里外三新的棉军装。‘入伍’,就意味着从此便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队伍的正式成员。迈开这一步,其重要意义在几十年后更是日益彰显:它是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从而得以终身享受‘离休’待遇的根据。”
“在华东大学的学习生活,不像我们入学前幻想的那种正规大学的样子,只是听大报告,读小册子,开小组会。中心自然是学习政治,提高认识,改造思想。不过方法上倒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 丁伟志回忆,华大的学习内容和生活方式,对于他们这群已经倾心革命的青年来说,真是如鱼得水,非常适应。不懂得韬光养晦的他们,很快就显山露水,成了学习和各种课外活动的骨干。
参加书面考试后 五人一同被录取
潍县县立中学的谭俊升也考取了华大预科班。他在《我在华东大学的日子》一文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述。
当年他和李云德、孙承兴、姚桓、张传甲等四人一起报考了华大。他回忆说:“8月8日,参加华东大学的书面考试,写一篇作文。统一命题:《我的志愿》。我记得我写的内容是立志从事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很快就得到通知,我们五个同学都被录取了。8月下旬,一起去华东大学报了到。”
“我们最关心的是学校的建制和教学情况。在与老师同学的交谈中了解到,在建校前,华东局调集了原来解放区的华东建大、山东大学和从上海、延安到华东华中地区的一批文教干部和教师。校长韦悫是著名的教育家(上海解放后任副市长、建国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副校长张勃川(后调外交部任司长、驻外大使),秘书长俞仲武(浙江解放后任教育厅长)、教务长刘雪苇(在延安抗大当过教员,毛主席著作里几次提到他,后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长)。教师有李忠融、何丰、车载、王淑明、朱维基、胡考等知名教授。学校设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三个研究班和预科一部、二部。一部主任蒋迪云(后任上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二部主任张一夫。校本部、研究班、预科一部都在乐道院内,二部住坊子。”
“说来也巧,宣布编班时,我们五个人都被编到预科二部二班二组。班主任竟是联中初中部二年级时的班主任糜白尘老师。他亲切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考进了华大,我也调到华大来了。”真是令人激动。对华大的陌生感一下子没有了。
预科一部、二部的教学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教师有不同。二部的课程有时事学习、文学欣赏、中国近代史三类。二部有四个班。四个班学员集中在食堂上大课。星期一上午,多半是形势报告,作报告大多是秘书长俞仲武老师,教务长刘雪苇老师或者是部主任张一夫老师。
文学欣赏课主要印发了现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以自学为主。现代文学作品中,主要是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作品以及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一篇是讲真州漕运的。一位年老的老师专门作了讲解。
中国近代史是系统上的,一期一期发讲义。重点是革命史、党史,一直讲到抗战胜利。另外,还印发了许多篇革命文献,毛主席的著作,以及延安整风文件等等,让学员自学。
除了上课听报告、看文件、看材料、小组讨论、大会发言外,文娱活动很活跃。歌咏赛歌,老区来的学员演秧歌剧,上海来的学员唱越剧,还有乐器演奏,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文娱骨干中,女学员占优势。胶东来的汤晓,上海来的宣爱华,唱歌演戏受到师生的欢迎。
“我们要好的五个人,唱歌演戏都不行,我们也有我们的玩法。我们都喜欢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是这方面的积极分子。二部校园里有个排球场,校园隔壁坊子电厂的门前有个篮球场,这是我们玩的地方。有时没有球打,会将两条手帕卷在一起当个小球,人分成两帮,玩耍大头的游戏。学校里没有乒乓球台,星期天回到家中同去东关俱乐部打乒乓球。”
校长学历颇高办学经验丰富
华东大学在潍坊特别市成立后,华东局直接任命韦悫为校长,他是一位富有办学经验、学历很高的革命领导干部,曾在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在华大期间,韦悫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经常深入基层与教师座谈教改和思想教育问题。他平易近人,工作认真负责,深得教师和学生的好评。
华东局直接任命的校长经验丰富
华东大学在潍坊特别市成立了,并且进行了招生。但华大的校长却不是由潍坊市委委任的,而是由华东局直接任命的。他不是同学们所认为的文化程度不高而革命经历很长的领导干部。他来了之后,同学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富有办学经验,而且学历很高的革命领导干部,曾在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名字也有些奇怪,叫韦悫。
韦悫生于1896年9月15日,广东香山县翠微乡人。他的祖父叫韦植生,原是个雇农,曾在上海务工。父亲叫韦樵荪,是个中医。韦悫自幼读书,进过私塾,读过小学,后来又上了中学。少年韦悫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外交,带头把辫子剪掉。他赞成和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广州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于10月25日策划爆炸刺杀清廷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的行动。少年李沛基自告奋勇担任执行爆炸任务,凤山被当场炸死。当时年仅15岁的韦悫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因而遭到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的通缉和追捕。
1912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通过胡汉民拟定派遣韦悫等三名青年赴英国留学。但是因为二次革命发起,韦悫积极参加讨袁斗争而未能成行。
1914年2月7日,韦悫乘轮船远赴英国,于3月28日抵达伦敦,开始了国外的求学生涯。他先到英国距多佛尔东北不远的代耳的一所学校学习,为进入大学做准备。
1915年2月,他取得格拉斯哥大学的入学资格,选学机械工程。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对英国宣战,伦敦战争阴云密布,不再适宜读书。3月,韦悫决定转往美国留学,夏季进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当时,他思想有所转变,认为“实业救国”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研究民主革命和学习社会科学更为重要,遂改选哲学为主科,政治学为副科。
1918年大学毕业,韦悫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接着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研究生。1920年6月,他与旅美华侨、芝加哥唐人街创建者梅宗周的女儿梅美恩恋爱结婚。同年冬季从研究院毕业,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韦悫曾参加党地下斗争宣传抗日
1921年,韦悫学成归国,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后出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部秘书兼孙中山秘书。曾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并在会上发言。
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韦悫任外交部秘书兼国际司司长。1928年后曾任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局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各种活动。首先,接办了上海进步舆论界的权威报纸《上海译报》,任总经理。接着,又创办《上海周报》,任总编辑。一直工作到1942年9月。
在此期间,韦悫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宣传抗日,宣传民主,并参与了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工作。他的革命活动引起蒋介石在上海的走卒吴开先、潘公展的注意,他们辱骂韦悫为“隐蔽的共匪”,并企图绑架他。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得悉这一情况,要韦悫离开上海到新四军所在的解放区去工作,韦悫同意了。
深入基层参与教改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1942年9月,韦悫离开上海,到苏北和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任江淮大学校长。1943年,他由陈毅、张云逸介绍秘密入党,长期为秘密党员。
1948年夏,韦悫奉华东局之命到潍坊市筹办华东大学,并被任命为校长,任职至1949年5月,为大军解放江南,培养了两千多青年干部。
在华大期间,他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经常深入基层与教师座谈教改和思想教育问题。他为人平易近人,工作认真负责,深得教师和学生的好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韦悫被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9月,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11月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后来又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等职务。同年,他发表了《共同纲领底教育政策》《略谈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文章,论述了新民主义教育的内容、方法、实施和政策,以及教育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他还陆续撰写了有关教育的文章五六十篇。
1959年,韦悫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直到1960年,他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正式参加组织生活。1964年1月,韦悫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深受师生们欢迎 获赠昵称“韦壳”
1964年夏天,经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的提议,中央调韦悫到福建华侨大学任代理校长。
为什么只是代理校长呢?因为当时的华侨大学直属中侨委领导,廖承志担任中侨委主任,1960年华侨大学成立,由廖承志兼任华侨大学的首任校长及党委书记。可是由于廖承志常驻北京,没时间到泉州直接领导华侨大学,几年来华侨大学实际上没有内行的、有才华的校长领导教学,教学质量抓不上去,师生意见较大。所以,廖承志提议请离休的韦悫担任校长,韦悫同意了。因正式手续一时办不下来,所以先聘任其为代理校长,韦悫本人也乐于接受。
由于韦悫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博士生,是一个满腹经纶的著名华侨学者,他的到来受到华侨大学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韦悫没有辜负众望,他首先调整和安排好学生的课程与教师的科研,而后就做师生的思想工作。他每次开大会都是作学术报告,或者是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勉励师生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的话,很受师生欢迎。
当时韦悫已近七十岁高龄,但身体十分健康,面色红润,时常穿着雪白的网球运动装。他剃了一个光头,脑袋又光又亮,像个“椰壳”。华侨大学的学生们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韦壳”。这不是对他不敬,而是一种善意的玩笑。学生们内心对他是十分尊敬和爱戴的。
但这样一个好校长,在“文革”中被当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来批斗,有一次竟然在被斗时昏倒在台上。
“文革”后期,华侨大学被解散,韦悫回到北京和妻子一起度日。他的妻子病逝后,他到湖北省宜昌市投靠外甥女。
1976年11月25日,韦悫在湖北省宜昌市病逝,终年80岁。
全校搬迁济南乘闷罐车行进
济南战役打响前夕,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经过反复较量,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全国战局处在了伟大变化的前夜,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从全国战场态势看,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进行济南战役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战局发展,命令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进行济南战役,并确定了“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即“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同时强调指出,此战目的在于攻占济南,但必须集中大部兵力于打援、阻援方向,力争歼灭援敌一部。
为了执行“攻济打援”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决定组成攻城、打援两个兵团。以参战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分东、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以56%的兵力、约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准备阻击和歼灭国民党自徐州来援之敌。
济南宣告解放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自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一个军2万人,南京与天津间的最大城市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绥靖统一指挥部主任王耀武被我军俘获。
济南战役的胜利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全校学生集体乘坐闷罐车迁往济南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华东大学自潍坊迁入济南,以便更好地为革命战争服务。丁伟志在他的《踏上征途》一文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潍坊华大的学习,仅仅两个半月便告一段落。我们接到了全校搬迁济南的命令。长期在战争中历练出来的校方各级领导,对于组织这样的集体转移,自然是驾轻就熟。我们这批散漫成性的学生,在他们调度下,立即变成了一支编制井然、训练有素的准军事队伍。除了不带‘人民解放军’袖章、不扛枪之外,俨然是一支正规部队:一色的新军装,一色的背包,整齐的队列,严肃的军容,谁看了能不相信这是货真价实的‘老八路’!我们这些‘新兵’,当然处于亢奋中,虽然明知我们进军的目标不是战火纷飞的前线,而是刚刚解放的省会济南,可仍旧觉得这会是告别故乡、告别亲人的远征。”
“从实际情况看,这回倒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行军。因为连年的激战,胶济铁路早已全线崩溃,只剩下一些小段落还可以跑跑闷罐车。1948年的11月上旬,我们从潍坊搭上了这种闷罐车,只坐到益都东的谭家坊子,下车后便在漫天飞雪中开始了徒步行军。晓行夜宿,走了大约六天才到达济南东的小站郭店,这才再一次进了闷罐车。火车有气无力地磨蹭着开了一个来小时,终于把我们拉到了济南。济南火车站已站满了欢迎的队伍,他们是华东大学在当地录取的新学员。他们的代表致了欢迎辞后,我们致答谢辞；我们推出来的致答谢辞者,正是鄙人；至于临时编了几句什么豪言壮语,如今已经完全记不起一个字来。”
华东大学第二次扩招 选调30多人提前结业
华东大学在济南进行了第二次招生,学校扩大为文学、社会科学、教育三个学院和一个研究部。学校在济南没有正式的校址,暂时借用齐鲁大学的部分教室、宿舍和中学的教室、宿舍。
12月初,学校决定从潍坊入学的学生中选调30多人,提前结业,分配到校部机关工作,有部分同学随军南下,或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
关于华东大学在济南的学习情况丁伟志在文章中也作了简要的叙述。他说:“学习生活大致是潍坊时期的延续,可是学员的平均年龄大了一些,文化程度比过去高了一些,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也更多了一些。当时人们的革命激情更加高涨,这主要是由于全国的革命形势进入了新高潮所致。解放战争的推进速度出乎敌人的预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我们隔三岔五的,就要上街下乡庆祝和宣传,敲锣打鼓、喊口号、刷标语、扭秧歌、打腰鼓、演活报剧,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气氛中,俨然像在接接连连地过狂欢节。这时候对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真是特别好做。频频飞来的捷报,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力,简直使得我们这些政工干部不必多费口舌。”
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号召 南下干部纵队宣誓出发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对华东大学产生的直接影响。丁伟志在文章中表示:
“1949年初,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野战军的大部队已经移师南下,直捣国民党统治中枢的渡江战役已经蓄势待发。原本就是为新解放区培训干部而设的华东大学,这时便接到了紧急命令,着令动员全体学员组建随军南下的干部梯队,火速奔向前线,紧跟解放大军,随时准备接管新解放地区的党政工作。学校也从各级干部中抽调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员,担任了这支干部队伍的组织领导工作,率队南下。华东大学的建制及其基本骨干,保留了下来,准备再招收新的学员。潍坊旧友中的郭钊、刘奇和我,便被指定留下。”
姚桓在《华东大学——我革命的起点》一文中回忆说:“华大在潍坊只有两个多月,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迁址济南。这时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结束,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除了紧张地学习之外,还在学校的组织、号召下,为来济南疗伤的战士抬担架、抢救因国民党空军轰炸济南火车站造成的伤亡人员。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1949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东军区党委号召华东的学生南下,参加“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斗争。华东大学师生激情万分,积极响应,踊跃报名除部分同学留校,或分配其它工作,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华东军区南下干部纵队。我毅然报了名,很快得到批准,被编入南下干部纵队学生大队。春节过后,我们宣誓出发。校长韦悫、教育长刘雪苇和于仲武、张勃川等领导同志为同学们题词留念,以资鼓励,数千师生为我们送行,场面十分热烈。我从此离开了华大。我在华大学习生活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终身受益,留下了无限思念。”
抽调人员随军南下转战南北
1949年初,解放军取得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并积极准备渡江作战,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华东大学组织了干部、学员共1500人,在“渡江战役”中随同解放军一起渡江南下。华大的同学们热情高涨,积极参与,渡江后,他们陆续被分配在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华大1500名干部学员随军渡江南下
1949年初,解放军取得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并积极准备渡江作战,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为开辟新区服务。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决定从华东大学抽调干部、学员组成工作队,随军南下。1949年2月,华东大学组织了干部、学员共1500人,在“渡江战役”中随同解放军一起渡江南下。
“渡江战役”,也称“京沪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战役。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之后,在和平谈判的烟幕掩护下,国民党军队积极布置长江防线。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先后发起渡江。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无锡、镇江等城,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1949年4月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南京,南京政府垮台。接着,各路大军向南挺进,解放了杭州、南昌等城市。5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上海。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南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汉阳。
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解放了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南下的热情高涨而留校的怅然若失
对于渡江战役中,华大的许多师生随军南下一事,丁伟志的同学和好友李清崑在他的文章《难忘的岁月》一文中这样叙述: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使战争形势急速发展。为了适应向江南进军的需要,华东局成立了南下干部纵队,准备随军渡江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城市。华东大学的师生除一部分留校工作外,大多数都编入南下干部纵队,成为其中一支文化水平较高的生力军。动员华大同学南下的报告是由当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冯定同志所做。”
“自编入南下干部纵队后,我们于1949年2月底告别华大,告别留校工作的好友伟志和郭钊,从济南乘闷罐火车到达临城,然后行军至滕县的一个村庄住下。”“在该村住了20多天,主要是学习《约法八章》等城市政策,以武装头脑。学习告一段落,队伍自临城乘闷罐车到达苏北新安镇,然后一路行军直奔扬州,准备随军渡江。这一路真可谓高歌猛进。队伍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都抱着必胜的信心,又怀着不怕牺牲的决心,高唱着气势如虹的《打得好》等革命歌曲,呼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跟随着三野大军奔向长江北岸。”
华大的同学们渡江后,陆续被分配在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当时华大的同学们革命热情高涨,被批准随军南下的同学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而被留校的同学的心情却不一样,高兴不起来。对此,丁伟志在文章中也有所叙述:
“至今犹记1949年2月底的那天,济南站上,人潮涌动,和豪情满怀的战友们执手相别的场面。我们几个送行的人看着列车上缓缓离去的战友们的身影,心中空落落的,怅然若失。”
随军行有苦有乐 扛钢枪转战南北
对于渡江前后的情况,谭俊升在他的《忆往说今,潇洒人生》一文中做过追忆:
“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学校动员南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然大家报名都得到批准,我所在的华东大学预科二部四班八组,就改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第七大队,第四中队八班中队教导员是胶东干部刘玉山(后来在松江县曾任过武装部长,县委书记)。”
“2月22日,我们从济南出发开始了行军生活。4月24日拂晓渡江后,暂住镇江。我们大队人员工作目的地是苏南地区。陈大队长,去戚墅堰机车厂当军代表,大队政委王培英去镇江专署当了副专员。四个中队分派到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四个地区工作。二中队和四中队在镇江混编了一下,我们八班的张传甲等几个同学就留在了镇江,新编四中队的我和李云德、孙承兴、姚桓,继续前进,参加了松江的接管工作。”
对于这段随军南下的经历,马紫在他的文章《千里转战忙,老年聚会乐》中也有叙述。他这样写道:
“1949年2月,由济南乘火车到临城,编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四支队九大队学习。在这里学习一个多月,主要是学习政治,学习入城政策。然后从新安镇开始徒步行军,经沐阳、淮阴、宝应、高邮,一路行至扬州仙女庙。4月2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我们当晚乘木船横渡长江,先在扬中过夜,早晨到达丹徒。过江时,正遇到英舰紫石英号被我军炮击狼狈逃跑的景象。中国人民再也不会受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欺负了。”
“到丹徒后小憩,继续行军,中午到丹阳吃午饭,然后冒雨到金坛。行军到溧阳的时候,上级开始分配工作,我分配到三野20军58师,做后勤工作,还发了一支枪,70粒子弹。跟随部队经嘉兴、松江、直插上海浦东周浦。上海全市解放后,进驻市区。”
华大人渡江之后 大都在基层从政
渡江以后,粟裕在三野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渡江战役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单从军事上去看国民党的崩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去看。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过了江,而且在政治上过了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解放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这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而这个胜利的巩固,又有赖于过江后的政治工作,取得了群众信任,因此说是“在政治上过了江”。
华大的同学们在过江后都是基层政治工作干部,他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送走革命战士华大山大合校
1949年2月,华东大学组织干部、学员共1500人,随同解放军渡江南下。在组织南下的同时,学校又从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招生,在校学生达2000人。学校也逐步向正规化大学过渡。1950年底,学校全部迁到青岛,一面继续进行教学,一面准备合校。1950年3月15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校。至此,华东大学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华大招生吸引臧克家的儿子入读
1949年11月中旬,华东大学在济南再次招生,招收中学毕业或大学肄业的学员。从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来了许多知识青年考入华大。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儿子臧乐源与臧乐安就在这时进入华东大学。
生于1929年8月的臧乐源回忆起当年的入学经历仍然印象深刻。他说:
“1949年1月,我和弟弟臧乐安从上海回到诸城县西南乡臧家庄。村里写介绍信,又推到区里、县里。当时华东区教育厅设在益都,我们又找到益都,最终获得推荐,可以考华东大学。”经过层层推荐,臧乐源、臧乐安兄弟获得了华东大学的考试资格。他们来到济南,报名后参加了华大的入学考试。
臧乐源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考试并不复杂,只是写一篇作文。他说:
“‘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考试题。”
他们都考取了,分到社会科学院一部二班上课,借住在齐鲁大学的校园里。
关于华东大学的校园生活,臧乐源回忆说:“华东大学是供给制,吃饭穿衣都是军队待遇。每个季节还会发必备品。夏天发蚊帐,冬天发被褥。每个月发肥皂、毛巾、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
“每三天吃一天白面,中间两天吃窝窝头”,“一个月有10%的细粮,也就是三斤。每到吃细粮的日子,大家都很高兴。”
他记得在学习过程中,还参加了抢险、土改和校园劳动。臧乐源说:
“1950年夏天,黄河发大水,我们都去抢险,把裤子的裤口扎起来,装满沙子去加固河坝。1950年3月到5月,我们还参加了济南郊区的土改。”
“在齐鲁大学住的时候,还参与修青年路,一边唱歌一边干活。”
学俄语如饥似渴随时随地背单词
1950年5月,华东大学根据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精神,设政治、文学、史地、艺术、俄文五个系,可以自愿报名。臧乐源、臧乐安与同学们一起考虑分系。
回忆起报名转系,臧乐源记忆深刻: “一天晚饭后,宿舍同学就在一起商量转系的事。有位同学提议说,谁如果学会了俄语的卷舌音‘p’(打嘟噜),谁就转到俄文系。于是宿舍同学就开始练习卷舌音。我弟弟很快就学会了,他就选了俄语系。我对俄语不感兴趣,就选了政治系。”
臧乐安也曾回忆了他在俄文系学习的情况:
“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俄语。每人都有一个记单词的小本,从不离身,从早到晚跟随我们到教室、会场、食堂,就连上厕所也不丢下,这对学俄语起了很大作用。”
“我的老师金诗伯是俄籍犹太人。1948年任教于华东大学,很受学生喜欢。1951年合校后,他和学生徐世琳结了婚,后来还加入了中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臧乐安对俄语老师金诗伯的回忆。
1951年,华大与山大合校后,臧乐源留校工作,臧乐安则转入哈尔滨外专继续学习。
与同乡到济南 一起考取华大
笔者和杜承绪都是潍县人,又是同学好友。1949年6月初,笔者和杜承绪一起到济南,报考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
当时华大正在向正规化迈进,考试已经不是只有一个作文题了。当时考了四门课程: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我们考取了,编排在社会科学院四部十三班学习。部主任是钱冰,班干事是韩英。我们住宿和学习是借用的齐鲁大学的教室和宿舍。因为班级多,教室少,我们有时就在室外僻静的树下上课。老师有一个带有支架的黑板,一把椅子和一个小型扩音器,每个学员发了一个马扎和一个有背带的垫板。我还记得车载教授给我们讲哲学时就是在树下进行的。他讲的理论深入浅出,举例生动活泼,时常赢得我们这些初学哲学的青年们的掌声。余修教务长给我们讲时事政策,并讲过马列主义基础。
我们班上有二十几个人,分为五个小组。我们是第三组,有五个人,除了我和杜承绪之外,还有王剑华、刘晓桐、白节箴。王剑华也是潍坊人,刘晓桐、白节箴则是从外省来的。我们一块学习,一块讨论,一块谈心。还经常一块到千佛山、大明湖玩耍,我们五人成了好朋友。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们也参加过“治黄”和劳动,情况和臧乐源说的基本一样。不过我和杜承绪在参加“治黄”劳动时被分配在“民运”组,即负责救助受灾的河边居民的工作。正遇到黄河决口,我们被河水围困在一个岸边的小山头上,度过了七天的缺粮生活,以吃树上的小枣度日。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省文教、宣传、新闻、出版等部门干部力量薄弱。山东省委决定,从华东大学选调学生400余人,除留校30多人任干部外,其余都分配在山东文教、宣传等部门工作。教育学院从华大划出,成立了独立的教育学院,后来改名为山东师范学院。华大的附属中学交由济南市管理,后改为实验中学。华大社会科学院分系时,我和杜承绪选了政治系,刘晓桐、白节箴选了中文系,王剑华选了艺术系。这样我们五人就不在一起了。
奉命迁到青岛 华大山大合校
由于华东大学在济南没有校舍,以前军管会拨给的中学校舍,因为中学恢复上课,均已陆续归还。借用齐鲁大学的校舍,也非久远之计。上级决定华东大学迁去青岛与山东大学合校。1950年底,学校全部迁到青岛,一面继续进行教学,一面准备合校。
1950年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派第七舰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10月,中国人民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组织志愿军赴朝作战。1951年2月,已在青岛的华东大学,展开全校动员,近1000名学生报名,最后批准120余人参加志愿军,这是华东大学送走的最后一批革命战士。学校开了欢送大会,全校师生庄严而热烈地给他们送行。笔者的同学和好友杜承绪就在这一批革命战士之中。
1950年3月15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校。至此,华东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光荣历史使命。
余修主持教务深受师生欢迎
华大的第一任校长是韦悫。1949年5月,上海解放,韦悫被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华东大学校长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兼任。期间,华大来了一位新教务长余修、负责日常的教务工作。余修不仅担任学校行政领导人,还兼任政治理论课和时事政策课的讲授任务,他讲课内容翔实,分析深透,语言生动,针对性强,令人心悦诚服。
彭康领导华大期间培养大批人才
彭康,字子劼,1901年8月26日生,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人。于1916年毕业于萍乡中学。1917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实习半年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高中部。
高中学业结束,彭康直接升入该校大学部哲学系学习哲学,毕业后获博士学位。彭康在日本时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回国,次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的时候。他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共同组织“创造社”,并任该社理事会理事、党组成员。1930年2月15日,与鲁迅、郁达夫、郑伯奇等51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同年4月为掩护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
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党组织的营救,被关押7年之久的彭康被无条件释放。彭康在监狱中英勇不屈,出狱后即奔赴战斗岗位。
建国后,彭康历任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1952年率代表团赴东欧各国考察文教事业。
彭康明确提出:“华大应当多培养一些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人才,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华大在他的领导下,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培养出了大量人才。在“文革”中,彭康在陕西被迫害致死。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
余修任教务长负责日常教务工作
在彭康兼任校长期间,华大来了一位新教务长余修,负责日常的教务工作。
余修,原名鲁广益,又名鲁方明。1911年5月2日出生于济南北郊沃家庄、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但同时也是一个革命之家。其父鲁佛民是山东“一战”时期的中共党员。1923年春,余修随其父到青岛,其父在青岛督办公署政务科任职。余修就读于胶澳中学。他14岁时就由关向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又担任支部书记,还被推选为共青团青岛地委委员。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勒令退学。之后,由组织安排返回济南。
1927年,余修考入济南正谊中学高中部学习,同时参加共青团山东省委工作。1928年,余修在《济南日报》主编《晓风》副刊,并成立了进步青年的文艺组织“晓风社”。
1929年,山东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余修也受到敌人注意。余修的哥哥鲁伯峻也是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不幸被反动军阀所枪杀。其父鲁佛民也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后来出走北平。余修由组织安排到了北平,与其父暂住在一起。
1931年秋,余修进入北平弘达学院高中三年级就读,翌年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学习。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余修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参加市学联工作,主编《北平学联日报》,组织领导了北平文艺青年救亡协会的成立及各项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于1936年11月成立了北平作家协会,开展抗日救国工作。
早在1936年2月,余修就经邹韬奋的弟弟邹思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经吴承仕、于树德努力营救,获保释出狱。大学毕业后,由齐燕铭介绍到北平市立女子中学任文牍员兼初一国文教员,并秘密进行革命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余修在敌寇入城的第三天,化装逃出北平,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经周小舟谈话,由柯庆施带队于9月底到达延安,踏上了八年抗战的革命历程。
讲课生动深透 颇受师生欢迎
1949年,余修奉命调回他的故乡济南,任华东大学教务长兼党组成员,协助校长彭康和副校长处理学校的日常工作,并具体安排教学事宜。
余修不仅担任学校行政领导人,而且还兼任政治理论课和时事政策课的讲授任务。当年笔者在华大学习,有幸聆听了他的讲课,深受教益,他讲课内容翔实,分析深透,语言生动,针对性强,令人心悦诚服。
华东大学迁到青岛,与山东大学合校,余修任副教务长,党组副书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余修出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他在百忙之中,还在该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兼课,并经常给全院师生做时事政策报告,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1953年2月,笔者调到青岛建筑工程学校当政治教师。1955年,笔者曾去山东师范学院拜见余修,并且再次聆听了他讲马列主义基础课。
1956年,余修出任山东省副省长期间,和笔者的舅舅王统照是同事。当时王统照担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主席,在余修领导下工作。有一次笔者到济南出差,顺便去看望舅舅。正遇到余修在舅舅处谈事,他邀请舅舅和笔者一起去吃饭,席间余修谈笑风生。他说:“我和你舅舅合作得很好。”他还勉励笔者说:“要做一个好的政治教员,努力为党工作。”
妻子患病去世 余修悲痛不已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从文教战线上开始。余修首当其冲,被打成“三反分子”,“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进行了无情的批斗,达数年之久,并株连家人,余修的夫人倪萍也被强迫劳动,1969年9月6日,倪萍在强迫劳动中突发脑溢血去世,余修悲痛不已,抱憾终生。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党中央为余修平反,恢复了余修的名誉,任命为山东省人民政府顾问,1980年又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和党组领导成员。
1984年12月下旬,余修正在参加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会议,因过于劳累,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12月25日逝世,终年74岁。
余修不但是一个革命者、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个教师和作家。他的遗作有诗歌《扬帆集》,散文《往事集》,《鹊华诗草》,《余修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