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真亦幻唐赛儿
青州西南部山区,不唯风光绝胜,人文遗存亦十分丰富。拨开萦绕齐长城的烽烟,从“杨四娘子”(杨妙真)曾占据的“摩云崮”向西北眺望,距此不远的泰和山风景区,有个著名景点,叫“唐三寨”。那儿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雄伟雕像,其艺术形象的原型,就是被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明初农民起义领袖,号称“佛母”,擅用神奇“法术”破敌,当地人昵称之“三姐儿”的唐赛儿。倏忽六百年过去了,在当年那片神秘山地上,人们仍能觅到赛儿凭依过的寨墙,仍能透过松声,依稀听到她战马的嘶鸣。“唐三姐”与“杨四娘子”一样,都是女中豪杰,都曾叱咤风云,在史册上留下了光彩的身影；但相比之下,前者的故事或许更具有传奇性,抑或更具“魔幻”的色彩。
赛过男儿的女孩子
唐赛儿的故事发生在距今约600年前,明永乐十八年(1420)的春天。这是一场反抗朱明王朝统治压迫的农民起义,时间虽短,却影响巨大,被史家评为明朝八十件大事之一。唐赛儿,既是年轻貌美的村妇,又是让人骇怕的“妖妇”,更是深受万千徒众膜拜的“佛母”。她从降生到最后消失,那一个个小故事,都是今人难以破解的谜题……
家乡之谜,不知娘家在何方
要说好唐赛儿的故事,笔者所本的主要是两本史书,一是清康、雍朝所修,乾隆间刊行的《明史》,一是顺治时谷应泰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但这远远不够。此外,还要掺杂一些民间的传说,和文人们的“演义”——如近代蔡东藩所著之《明史通俗演义》,清初吕熊之长篇小说《女仙外史》,和明末崇祯年间凌濛初编著的“话本”《拍案惊奇》。有意思的是,《女仙外史》称唐赛儿为“女仙”,《拍案惊奇》和《明史通俗演义》则视其为“妖贼”,一正一邪,褒贬两极。那么,唐赛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话须从头说起。先到她的家乡(或者说出生地)看看吧。
然而,这就是一个难题。因为在一切我们所能见到的史书中,都不曾涉及她的家乡和家世。《明史》第七卷(“成祖本纪”)只说,唐赛儿乃“蒲台妖妇”；《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十三卷(《平山东盗》),则说唐赛儿是“蒲台县民林三妻”。两本史书的“权威性”自然毋庸置疑,因之数百年来,人们总认为唐赛儿的家乡,就是山东省的蒲台县(今属滨州市)。甚至还有人专门“调查”过,说她是蒲台县西关村人。
然而,认真而论,蒲台其实是唐赛儿之夫林三的家乡。虽然中国有“嫁鸡随鸡”的传统,但“娘家”和“婆家”毕竟不是一码事。若问唐赛儿的“娘家”在哪儿?史书上的确没有讲过,真让人犯迷糊。
但对唐赛儿关注了近40年的青州市文史专家冯蜂鸣却言之凿凿:唐赛儿的娘家不是蒲台,而是益都。再具体说,就是益都县西南山区,今杨集附近,卸石山下的局子村。
“局子村是一个唐姓村,村南三公里的唐庄,是由局子分而立村的。如今,局子和唐庄的老人说起唐赛儿,开口便是‘俺本家的’。”冯蜂鸣说。
冯还告诉笔者:在卸石山一带,好多地名与唐赛儿有关。如“唐三寨”“桐油岭”“跑马夼”“饮马湾”“点将台”“石臼”“石磨”“寨墙”“唐赛儿的妈妈(乳房)”等等。
冯还说:局子、唐庄的乡民,一直以来,都是按益都(青州)风俗,称唐赛儿为“唐三姐”的。当然,后来唐三姐嫁给了蒲台的林三,蒲台人就该称之为“林三嫂”了。
冯的说法自然是“一家之言”,却未必没有道理。其实,“家乡”的含义很大,笼统来讲,蒲台和益都,都应该是唐赛儿的家乡。
家世之谜,父婿身份费猜测
文学家跟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前者最善于“猜谜”,很容易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现在我们来讨论唐赛儿的“家庭”。它包含两个“谜语”:一、她出生于什么家庭?二、她夫婿是怎样一个人?
关于第一“谜”,无论《明史》《明史纪事本末》,都不曾有只字片文的记载。但《女仙外史》却说:唐赛儿生于官宦之家；其父是孝廉,乃宋朝名臣唐介的后裔。这显然是作家惯用的虚构,而且虚构得很离谱。
笔者以为,唐赛儿应该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她的父辈兄辈从事稼穑,或者也做一点小生意,而且闲暇时也会习刀弄棒练一练武艺。何以如此说呢?因为后面我们将会谈到,唐赛儿所传播的白莲教,实际上是属于社会底层民众,特别是穷苦农民的宗教,唐赛儿生于官宦之家的“概率”委实太小。
现在来解第二“谜”。关于唐赛儿的丈夫,《明史纪事本末》明确为“山东蒲台县”“县民林三”,但遗憾的是不曾介绍林三的职业；即便交代了他的英年早逝,也不曾讲明其死亡原因。然而凌濛初所著的《拍案惊奇》,则称唐的丈夫林三不走正道,做拦路抢劫的勾当,有一回偏遇武林高手,打斗中被对方用箭射杀。《女仙外史》的说法与《拍案惊奇》迥异。书中的林三既不是老实农夫,也不是街头痞子,而是喜欢眠花宿柳的纨绔公子。它把林三的早逝归咎于“纵欲过度”,这也太过龌龊荒唐。
据笔者猜测,林三应该死于疾病,或者是官服豪强的迫害。
而且,笔者还认同当代史学家商传先生的一种说法。他说林三“很可能”跟唐赛儿一样,也是明教(或白莲教)的“传播者与领导者”；果如此,那么笔者在拙作长篇历史小说《唐赛儿》中为“林三”所做的一切设计,也就不会是无根之木了。
玄女托梦赐婴孩 赛儿之名藏玄机
唐赛儿何以名叫“赛儿”?她的命名中究竟有何“玄机”?
在中国封建社会,女人——除非很特别的如蔡文姬、李清照者,一般无名,而以“婆家”之姓和“娘家”之姓连称之。如唐赛儿,应称“林唐氏”才对。但“唐赛儿”则不然,不仅有自己的名字,而且这名字还响当当的,显示出“比男人还强”的气势,甚至还赫然登上了官修的正史!这也委实耐人寻味。
然而在正史中,不可能找到这名字的来历。好在还有“野史”,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请看话本小说《拍案惊奇》之卷三十一,题目为“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作者将笔墨追溯到了唐赛儿出生之前。据说,唐赛儿的母亲曾经梦一神人,手捧金盒,盒内有灵药一颗,“令母吞之,其母遂有妊娠”,便生下赛儿。这就意味着,唐赛儿不是凡胎,而是“神婴”。
而在《女仙外史》那儿,唐赛儿的出生就愈发神奇了。据说,唐赛儿之母人到中年,久不怀胎,可一旦怀胎,不得了,竟足足地怀了15个月!这已经超过了我们祖先尧帝在母腹中所待的14个月。然后,忽有一日,唐母做梦。梦见九天玄女,抱一婴孩,飘飘降临,将婴孩送往她手。唐母诧问:“此孩是男是女?”九天玄女回答说:“其虽女孩,却赛男儿。”如此,连女孩的名字也由玄女给决定了。
再后来,唐赛儿降生。那一日,乡人见有“五彩云霞数片,自东飞向唐家屋上,少顷虚微窅霭之间,一派天乐声音从风飘扬”……可见是何等辉煌气象!
此外,《女仙外史》中对幼年的唐赛儿还有诸多精彩描述。譬如,在她“周期”(类似于今天“过百岁”)那日,唐赛儿的父亲按照乡俗,在中堂里铺下红毯,上面摆放了松纹剑、玉印和几本书籍,作为“抓周”的物件,而让婴儿随便抓取,以便猜测其将来事业命运如何。但见赛儿首先抓取宝剑,再三玩弄,然后又取玉印,将印纽套于手臂,最后才瞧见那摞书籍——却只是翻翻其中的几本,余外则看也不看……正是这些描写,已为唐赛儿日后叱诧风云,用“妖术”战败官军埋下了伏笔。
佛母是怎样练成的
唐赛儿的故事,从始至终都充满一个“幻”字。惟其如此,也就决定了它“亦真亦幻”的独特风采。正像当代作家莫言、麦加所说的那样,“幻”(幻想、梦幻)其实“是现实的一部分”,有时候它甚至“更逼近于现实”。弄清了这一点,接下来的故事就愈发有味道了。
石匣得宝称佛母 传教布道救黎民
唐赛儿是从丈夫死亡之后才闻名当世的。
据《明史纪事本末》之《平山东盗》卷:“赛儿,县民林三妻,少好佛诵经,自称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可知唐赛儿年轻时(结婚之前)就已信仰“佛教”；但是,“自称佛母”,却是丈夫死后的事情了。据《明史纪事本末》:“初,唐赛儿夫死,赛儿祭墓,回经山麓,见石罅中露石匣角,发之,得妖书、宝剑,遂通晓诸术。剑亦神物,唯赛儿能用之。因削发为尼,以其教施里闬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它后来被官员写入上报皇帝的奏折,被史臣记录于正史,还被文人演绎为多种文本传世。
林三之死,其实是唐赛儿人生的一道分水岭。那个神秘石匣里的书剑,不仅使她突变为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削发为尼),且还让她掌握了神奇的“法术”(“剪纸为人马,相战斗”,“欲衣食财物,随所需以术运致”)。此后她以“法术”作为传教的手段,一个寻常民妇,遂“升华”为万千“细民”(黎民)所膜拜的教首。
《拍案惊奇》第三十一卷照搬了正史的记述,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煞有介事地说,在那“天书”的卷面上,居然还有如此的四行字迹:“唐唐女帝州,赛比玄元诀,儿戏九环丹,收拾朝天阙”。
这首“藏头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读,便是“唐、赛、儿、收”。它反映了上天的旨意:命其联系民众,起义造反,完成替天行道,救民于水火之大业。
今天看来,“石匣所藏之谜”不难破解,也许正像拙著《唐赛儿》中所设计的那样,是老教首(唐赛儿师父)利用预先埋藏的东西,让它披上“神赐”的外衣,以便在众教徒中树立唐赛儿的绝对权威。那所谓的“法术”,无非是玩儿的魔术罢了。
挥师南下,山寨扎在卸石棚
唐赛儿乃“蒲台妖妇”,蒲台应是她的教会活动中心,或者说发祥地,可她为何要到二百多里之外的益都卸石棚去揭竿造反呢?
要解此谜,先要弄清“大戏”开场之前,在蒲台曾经演奏过怎样的“序曲”。
从《明史纪事本末》我们了解到:(唐赛儿)“初亦无大志。乃妖徒转盛,官捕之急,赛儿遂反,杀伤军兵甚众。”据此可知,在蒲台的这段“序曲”实际上是“三步曲”。其一,初时教会动静不大,未引起官府特别注意；其二,教会急速发展,官府大惊,开始抓捕唐赛儿和其他白莲教头领；其三,唐赛儿等拒捕,于搏斗中杀伤不少官兵,遂一不做二不休宣布造反,并带领武装教徒队伍向益都转移。
这就是说,当唐赛儿(以及背后充当“顾问”的老教首)决定由蒲台向益都转移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以下两方面因素。
第一,“地利”因素。须知益都乃青州府治,山东重镇,其西南部卸石棚一带多崇山峻岭,险峰暗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与地处黄河之滨一马平川的蒲台相比,显然更容易据守和与敌周旋。
第二,“人和”因素。“人和”,指的是益都(青州)一带白莲教的根基深,“群众基础”尤好,而与益都毗邻的莒州、安丘、诸城、寿光,也都是白莲教相对活跃的地区。特别是益都,不仅白莲教组织雄壮,而且当年的“红巾军”还在此留下了很深的历史“遗产”。
说到这里,故事需要岔开。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唐赛儿起义的原因。
一般来说,农民起义多发生于封建王朝的衰败晚期。当权的帝王也多是昏聩暗弱之主。但唐赛儿起义则不然。其时正值大明王朝的上升期,永乐皇帝正信心满满地建设着他所谓的“斯民小康”社会。不能否认,凭借着强大的武力和财富,永乐朝代是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故常被称为“四夷朝贡”的“盛世”。然而深入考察则会发现,在所谓“盛世”的表象之下,其实掩盖着很尖锐的社会矛盾。
首先,因为“靖难之役”和“扫清漠北”的连年征战,以及迁都北京的浩大工程,致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广大百姓特别是山东农民,苦难深重,如陷水火。有明史专家做过调查:在永乐四年,山东发生旱蝗灾害,饥民中疫疠流行,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就有113840亩。永乐七年(1409)朱棣开始北征,并加快对北京新殿的经营,山东遂成为徭役征发的主要对象。之后几年,征发愈厉,饥荒愈重。如果读者看过笔者的长篇小说《唐赛儿》,应记得第一章中,出现过一块从青州一带千里迢迢运往北京的“九龙御石”。那巨石上血丝似的纹路,恰是山东农民沉重苦难的“具象化”体现。
红巾精神留遗产 白莲教义播野火
说到白莲教,我们自然还会想到元朝末年的红巾军。不仅韩山童、韩林儿、刘福通是白莲教徒和红巾军,其实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当年亦曾是白莲教徒和红巾军之一员,然而一旦做了皇帝,立马对白莲教大开杀戒。若干年过去了,白莲教的火种没有熄灭,教徒的起义斗争从洪武到永乐朝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就在永乐七年(1409),由“四天王”王金刚奴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才刚刚被镇压下去。故此无妨说,唐赛儿的这次起义,实际上也是王金刚奴起义的延续。
现在,再回到“唐赛儿的故事”之中。前面笔者提到的“遗产”,指的是元朝末期有一位红巾军大将,名叫毛贵,曾挥师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然后在益都设立了中书省,毛贵则被任命为“平章”。此后毛平章在益都设立“宾兴院”,自选官吏,培养人才,干得热热闹闹,也留下了一笔不小的“精神遗产”。事实上,就在唐赛儿安营扎寨的区域,就有当年红巾军的足印和血迹。甚至还会有当年红巾军的“小鬼”,多年后变为了“田舍翁”或“牧羊叟”,在崎岖的山路上,仍然健步如飞……
青山翠谷巾帼仙踪
唐赛儿的故事,不知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曾高度评价“唐赛儿是明朝一个了不起的农民女英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无数游客来到青州市泰和山风景区,寻觅卸石棚寨旧址,在欣赏绝胜风光的同时,聆听着山谷间的历史回音……
寻踪觅迹,卸石棚寨今何在
上世纪70年代,笔者曾去益都城西南约30公里的杨集村,爬上险峻山麓,考察过洞顶村及附近的昭阳洞、仙人桥和蜡烛台。据说,这就是当年唐赛儿安营扎寨的地方。在那里,笔者见到了义军留下的马道、旗杆眼和碓米的石臼,也见到了义军住过的山洞。那天有个意外收获,是在不起眼的小路旁,发现一块埋在砾石里的石碑,约枕头大小,竖刻三个大字“李万户”。旁有一行小字,但刻的什么,当时未能细读。笔者曾猜想,这李万户也许是唐赛儿手下的某位将领。但今天从网上一篇博文得悉,此石碑年岁,实比明代更早,该是南宋之物。何以知之?因为碑上那行小字,乃是“大宋国嘉定十四年三月一日”。须知嘉定乃宋理宗赵昀的年号,而嘉定十四年(1221)前后那段时间,著名的“红袄军”首领李全、杨妙真夫妇,就恰好带兵驻扎青州。照此说来,此碑的“碑主”,很可能是李全,而所谓“万户”者,则应是李全当年所获的“皇封”。果如此,那么石碑所处,就该是李全、杨妙真的山寨。然而如何又“变”成了唐赛儿的卸石棚寨呢……许是唐赛儿利用了当年红袄军的旧寨吗?
据同行的冯蜂鸣说,这儿是唐赛儿山寨的南寨。北寨则在离此直线距离约5.5公里左右,今仁和水库附近的山区,当地老乡谓之“唐三寨”“髻髻寨”的山头。传说唐三姐(赛儿)当尼姑时,曾回到家乡局子、唐庄一带,化过缘,传过教。此地还有个泰和寺,赛儿起义时曾将军帐设在寺里。她后来与明军决战,突出重围,又悄悄回寺里坐禅修行,一直活到80多岁……既是传说,姑妄听之。但在山上,确有蜿蜒的一道墙,乱石垒砌,紧贴崖壁,实实在在是防御用的“寨墙”。有一些垭口明显可见,使人想象到曾经搭架在这里的弓弩。印象最深的,是某些石块上斑斑点点的苔藓,以及从石缝里顽强穿过的那些荆棘,说明这段寨墙的确是有些年头了。
永垂千古,同治石碑颂女英
35年前笔者在卸石棚寨南寨看到的小石碑,后不知下落。但这不太遗憾。因为在北寨的旧址,还有一块清同治二年(1863)的石碑,乃重修唐赛儿寨时所立,现存于青州市博物馆的碑碣陈列厅,似可提供解释谜团的钥匙。其高104厘米,宽58厘米,因风雨剥蚀,字多漫漶。唯顶部横刻的“千古不朽”四个大字,和左边竖刻的“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建立”十分清楚。笔者曾亲睹此碑,大致辨出“唐三寨由来久矣。自大明永乐十八年……之妻唐赛儿者,创修此寨,而山因此得名……由咸丰十六年世乱,有福远李公……家峪、石匣峪四庄,按此出夫……徐祥撰书”云云。
笔者据此了解到如下几点:一、唐三寨乃由唐赛儿创修。二、山因寨而得名。三,倡议重修山寨者,是一位名叫李福远的先生(似乎这位李公因避乱而进山居住,发现此寨,后发起了重修山寨的倡议)。最重要的是第四点,在碑文后面,那些捐资或出夫的众庄村的名字之中,出现了“石匣峪”三字。这使人联想到《明史纪事本末》所记,唐赛儿为林三祭墓,归途中发现了崖石缝隙里神秘石匣的情节。由此推测,是否此地真有一个因唐赛儿“石匣得天书”而命名的古老村庄“石匣峪”呢?果如是,今何在?它何以默默地消失了呢?
其实,这块石碑最显价值的,还是它所体现的造反精神。为一个反抗朝廷的民间“贼盗”而集资,而募夫,重修寨墙,立碑纪念,虽并不花公家(官府)的一文钱,纯属老百姓自发的行为,但毕竟是“犯忌”的。不管明朝、清代,为维护封建统治计,那都是触犯法律。大胆的立碑人,你岂敢在碑上大书“千古不朽”呢!
义旗联翩多勇士 万众簇拥唐赛儿
去泰和山游赏,在新修的泰和寺下,可以看到一块新的石碑,刻的是毛泽东评价唐赛儿的一段文字:
“唐赛儿是明朝一个了不起的农民女英雄。她懂医道,能帮人看病,又能够打仗。打起仗来非常机智,善于声东击西。她的群众基础也很好,手下的宾鸿、董彦杲都很佩服她……”
据说,毛主席还曾对唐赛儿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进行过饶有风趣的点评。笔者上网查询,得悉这是1960年春天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的一段讲话。其时上海京剧院排演新编历史剧《唐赛儿》,饰演唐赛儿的李玉茹,专为毛主席清唱了剧中的一段“娃娃调”,毛主席听后兴致大发,遂即席讲话,对唐赛儿予以高度评价。
今天我们登上唐三寨极顶,眺望脚下莽莽苍苍神秘的山脉,遥想当年义旗联翩杀声震天的场景,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问题:在这儿与唐赛儿并肩战斗的,究竟有多少兵将?
对此《明史纪事本末》倒有明确记载:“奸人董彦杲等各率众从之,拥众五百余人,据益都卸石棚寨为出没”。然而笔者以为,“五百余人”肯定不对。保守的估计,至少也有万人。
我们知道,唐赛儿的武装教徒,主要来自于莒州、益都、安丘、即墨、诸城、寿光等地。史料中义军有名有姓的头领,有董彦杲、宾鸿、刘峻(一作俊)、王宣、徐辉、耿童儿等。其中董彦杲和宾鸿,是最重要的两名将领,堪称唐赛儿的左膀右臂。
提到董彦杲,在此应该插述他“拒招抚、斩来使”的一段故事。故事来源于《明史纪事本末》。说的是卸石棚寨起义前夕,董彦杲在莒州聚集起两千余人的武装教徒,占据山头,公开竖起当年红巾军用过的红白两色大旗,然后对当地的官府富豪大行劫杀。驻守莒州的千户所长官孙恭,见“贼”势大,恐其一“所”兵力难以剿灭,便带上随从进山招抚。不料董彦杲态度凶蛮,竟拔剑怒斩宣读招抚文书的使者,吓得站在寨门外等待消息的孙恭抱头鼠窜……
既然董彦杲部已经“聚众二千余人”,虽宾鸿部人数不详(应该比董部还多,有后面将要讲到的“安丘战役”可证),刘俊、王宣、徐辉等各部的人数亦不详,但总数估计不会少于一万。数字的来源,同为《明史纪事本末》,何以有如此大的龃龉?怪哉。
诛杀高凤一战成名
唐赛儿,是因为一场漂亮的或者说神奇的战役才名闻天下的。此战“诡谲”之处,是被轻取了脑袋的指挥使大人,至死搞不清敌方是人是鬼。于是,唐赛儿赢得了时代领袖毛泽东的喝彩(称其“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也使封建帝王朱棣大惊失色……
呼风唤雨施妖术 女仙歼灭青州卫
唐赛儿在卸石棚寨“揭竿”之后,不久就打了一场漂亮的大仗。这一战的对手,是青州卫的指挥使高凤。
按明初兵制,全国设五军都督府,其下各辖若干个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守御千户所和百户所。青州卫有五千六百人的编制,其长官称指挥使,简称指挥,为正三品。但这位正三品的高将军“自恃善战,麻痹大意”,听说唐赛儿占据卸石棚作乱,便点起三千人马,于夜间三鼓,自为前锋,杀奔而来……却不知不觉钻入了埋伏。
《女仙外史》用的是实写手法。写义军利用山区复杂地形,以诈败使高凤丧失警惕,然后派人假降,诱敌深入,终在九仙台下全歼凤军。
《明史通俗演义》虽也写了这次战斗,但与《女仙外史》不同,用的多是“虚笔”。并不交代赛儿如何布阵、如何派兵,笔下也并未出现义军的一人一马,但却通过高凤的眼睛(视角),发现“前面忽然来了无数大鬼,都是青面獠牙,张着双手,似蒲扇一般,来攫凤军。”我们弄不清那些“大鬼”究竟是化了妆的人形,抑或唐赛儿施展“妖术”而使官军产生的幻觉,但结果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凤军虽历经战阵,却从没有见过这般鬼怪,不由的哗噪起来”。此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杲、宾鸿率众掩至,凤军不能再战,尽被杀害。凤亦战死”。
这是一次“成建制”的消灭。数千人马,包括主将,转瞬之间化为乌有,能不叹为奇迹?而这奇迹,在六百年前似乎唯用“妖术”“鬼魅”才能解释通。
然而今天,当你亲临卸石棚考察,当会意识到:六百年前,这一代的自然环境应该既像仙境又似地狱,而彼时人们的认知水平还相当低下,堪称愚昧,很容易被“妖魔”幻想所迷惑。实际上唐赛儿这第一仗,是用“心理战术”所取得的胜利。
城陷存疑,赛儿不曾下青州
无论《女仙外史》《拍案惊奇》,都说唐赛儿的部队曾经拿下青州。这似乎顺理成章,因为守卫青州的明军大部,连同他们的指挥使,都已成为义军刀下之鬼,倘义军乘胜进攻,相对空虚的城池则很容易陷落,唐赛儿完全可以扩大战果的。所以吕熊笔下,在写了高凤于九仙台下被杀之后,唐赛儿即统兵星夜赶到青州；然后用竹竿挑着高凤等的人头,让守城人观看；于是城内数千百姓发一声唤,径奔向城门,推碎锁钥,一齐涌出,叩请唐赛儿入城；赛儿遂严申军令,发榜安民,并任命新的官吏……
《拍案惊奇》的情节比《女仙外史》更要离奇曲折。书中说了唐赛儿先拿下青州府的某个县,随后让投降的典史,持了假造的公文来到青州,骗过知府,赚开城门。于是一声炮响,赛儿的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府衙,并杀死知府……
笔者欣赏《拍案惊奇》《女仙外史》如上的设计,故在拙著《唐赛儿》中,也有义军智取青州的章节；然而这都是艺术的虚构,与史实不符。不仅《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无此记载,在明人修纂的《嘉靖青州府志》中,也找不到类似的只言片语。
沂州密奏惊行在 储埏温颜惹祸端
唐赛儿在卸石棚起义,以及高凤战殁、数千青州兵被歼的消息,由山东都布按三司(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简称)形成奏疏,上报北京“行在”。
在此之前,即永乐十八年(1420)的二月初十,朱棣还曾收到过一份奏折,内容涉及董彦杲在莒州作乱以及唐赛儿在益都起义(见商传《永乐皇帝》)。奏折特别提到“莒州千户孙恭等往招抚,不服,杀其从者,势甚猖獗”云云。怪异的是,上报这份奏折的不是山东都布按“三司”,而是直隶的沂州卫。按照“规矩”,山东出乱子,该省三司应在“第一时间”奏报朝廷。然而他们竟装聋作哑,倒是由直隶的沂州卫“越俎代庖”了。此何故耶?
为我们解开这个谜的,是已故著名明史学者谢国桢先生。
据谢考证,当时在山东“主持工作”的右布政使,名叫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其历官年久,办事老成。洪武年间,储埏曾闲游齐鲁,深知山东各地,有白莲教大肆传播。他甚至还学会了一些教中的“诀语”,于是自以为掌握了破教之法。永乐十一年,储埏出任山东右布政使后,目睹当地习教之风甚炽,民情汹汹,唯恐限制过度激起变乱,只得暂时采取了“温颜抚绥”的方针。正是在此方针的指导下,他“瞒报”了董彦杲在莒州闹事。也正是因了这“温颜抚绥”,唐赛儿起义被镇压之后,他即以“纵盗”之罪入狱伏诛。
我们可以想象,当朱棣接到沂州卫这份奏折的时候,他对山东储埏之流会是怎样的愤怒。然而料想不到的是,处罚储埏等的上谕还未下达,更坏的消息又来了——这次被“盗贼”杀死的,何止是一个千户的“从者”,而是卫指挥使高凤,连同他成建制的青州卫军队!
永乐应该说是一代明主。他以“雄武”“威德”“节俭”“知人”而被史家称赞。然而,因为他是依靠“非正当”手段,发动“靖难之役”而上台的,故饱受诟病,以至《女仙外史》干脆以他为“反派丑角”。而《明史纪事本末》作者,更是直书“赛儿之乱,则黩武(指朱棣多次亲征漠北蒙古族政权,以及征服安南国的战争)之所致也”。
那时朱棣最关心的北京新宫殿基本竣工,浩大的迁都工程已接近尾声,他应当引以为豪。然而这也抵消不了他心中的愤怒和忧虑。他知道山东是南北漕运的要道,供给北京的基础,生怕唐赛儿起义会引起野火燎原,影响到朱明王朝及其本人皇位的安稳,故而非常重视,迅即做出了令朝臣们惊异的决定。他没有按照常规,就近抽调平乱部队,而是直接派出“京营”,千里迢迢,从北京开赴益都。而在挑选带兵将领的时候,皇帝颇费踌躇。最终决定:以安远侯柳升为总兵,都指挥使刘忠担任副手。
京营精锐山东平寇
朱棣是一位“马上打天下”的帝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将精锐的京营调去平寇,而充任总兵官的又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勋臣侯爷,如此重视,令满朝文武嗟诧不解。然而这场训练有素的“京营”与“乌合之众”的“草寇”的不同重量级的对决,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永乐遣将,剿贼授钺安远侯
“平寇”总兵的柳升,籍贯怀宁。其袭父职,初为燕山百户,历经二十余战,积功升迁至正二品的左军都督佥事。但那些经历,与后来南征北战、江上海上的丰功伟绩相比,简直不足挂齿。
永乐四年(1406),柳升曾带兵征伐交趾(今越南),破贼于鲁江,斩伪安南国大将阮子仁等。次年,挂都督印驻守咸子关。在富良江上,他统领水军与敌苦战,斩首万余,江水为赤。不久,其部卒又俘获了交趾叛酋黎季犛父子,于是“露布献俘”,凯旋而归。就是这场战争,改写了中国版图,使五代以后脱离了中国的交趾再次回归,成为大明王朝的一个省。柳升也因此获封安远伯,享受到“禄千担,予世券(刻有‘宣力武臣’字样的铁券)”的功臣待遇。
之后,永乐八年(1410)、十二年(1414),永乐皇帝两次亲征漠北,都令柳升随驾。其时明军刚有“神机火器”,柳升受命执掌神机营,并以火器破敌,建立新功,进封安远侯,加禄五百担。柳升遂成为皇帝特别信赖的武臣之一,而此后他也一直担任京营的总兵。此外,柳升还曾于永乐七年(1409)率舟师巡海,在青州海域(今日照、黄岛一带)大破倭寇,将日本海贼一直追到金州的白山岛(今旅顺口)。
综上所述,这位即将与唐赛儿交手的总兵,的确是在中国甚至世界上南北驰骋距离最远,路上水上皆能战斗,且“冷兵器”“热兵器”都颇擅长的全能型古代高级将领。
派这么一位大人物率京营出征,凸现了皇帝对唐赛儿的特别重视。唐赛儿不过是一民妇,不是交趾国的国王,杀鸡焉用牛刀呢?这就是许多当朝臣僚的困惑,也是笔者捉摸不透的又一“谜语”。
战阵奇闻,破妖法宝究何物
据明史专家商传考证,柳升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三月十三日率师到达益都的。从后来朝臣弹劾柳升的章疏来看,他接了出征的圣旨,却并没有迅即上路(“不即就道”),不知“磨蹭”些啥。而此之前,富有作战经验的永乐皇帝,还曾详细了解了卸石棚一带的地形,并总结了高凤失败的教训,然后语重心长地叮咛柳升说:“贼屯山寨,其众虽少,然虿尾有毒,宜加意防慎,不可忽易。前高凤轻进致败,不戒困之之道……”(《明太宗实录》)
遗憾的是,对于皇帝的谆谆之言,柳升并未留心。恰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评:升“以通侯之尊,授钺出师”,备极荣耀,然内心深处,却总有杀鸡焉用牛刀之惑。正是在这种骄傲轻敌思想的指导下,柳升在大军“临贼境”之时,竟疏于防备,以至义军乘夜劫营,杀伤不少军士(见谈迁《国榷》卷十七)。
既然是“临贼境”之战,就应是“初战”。“初战”结果,是义军小胜,京营失利。但笔者思考,情况或并非如此。
请注意《明史通俗演义》二十九回。“安远侯柳升及都指挥刘忠,率着禁卫各军前往山东”时,有山东及府州县各级官员“统来迎接”,且禀称“寇有妖术,不易取胜”。此时柳升冷笑道:“古时有黄巾贼,近世有红巾寇,都是借着妖言,煽惑愚民……怕什么妖法鬼术”?说了一番“任它如何神奇,也不过什么伎俩,我自有法对待,诸君请看我杀贼哩”云云的大话。但柳升的所谓“法”,说来可笑,无非是“密令军士备着猪羊狗血,及各种秽物,专待临阵使用”而已。
接下来,柳升率军前进,途中遇着义军,当即接战。“忽见唐赛儿跨马而来,服着道装,仿佛一个麻姑仙,年龄不过30岁左右,尚带几分风韵。两旁护着仕女数名,统是女寇子服饰。赛儿用剑一指,口中念念有词。突觉黑气漫天,愁雾四塞,滚滚人马,自天而下。柳升忙令军士取出秽物,向前泼去,但见空中的人马,都化作纸儿草儿,纷纷坠地。依旧是天晴日朗,浩荡乾坤。赛儿见妖法被破,拨马便走。寇众自然随奔,进入寨中,闭门固守……”
这段幽默的文字告诉我们,在唐赛儿与柳升的初战中,侯爷虽战胜了“妖妇”,但其取胜“法宝”,居然是猪羊狗血及各种“秽物”。这似乎荒唐可笑,但须知六百年前,军队中还真常备猪羊狗血,以及包括女人“月水”(月经)在内的各类“秽物”(据《武编》)。不过,笔者进一步思考,却猜测柳升制胜之“法宝”未必是“秽物”,也许是当时京营刚刚配备的“神机火器”。要知道,永乐时代,火器刚用于实战(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而柳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炮兵司令”,其以火器破敌,是完全有可能的。
水道之争,童儿诈降建奇功
柳升率京营出征之前,朱棣已经为这场平盗之战制定了明确的策略,那就是“困之”。而在“困”的过程中,要注意“断其汲道,防其走逸”,且一定“昼夜勿怠”(据《明太宗实录》)。何以如此?因为朱棣对柳升太熟悉了。考虑到柳升虽骁勇善战,但性子急,欠谋划,遂以长于谋划的刘忠为副,并令老成持重的山东布政使储埏随军参赞。
于是柳升与刘忠分兵,分头包围了卸石棚寨的南北两寨,封锁了进出卸石棚寨的所有道路,并对义军有可能饮用的水源加以控制。柳升自然还会按照常规,将这儿的地形图以及敌我双方布营情况,迅即报告远在北京的朱棣。随后他接到一条“上谕”,其内容为:“贼凭高无水,且乏资粮,当坐困之,勿图近功”(据《明史纪事本末》)。然而,当时义军真的既乏资粮又无水吗?
也许并非如此。一般来说山高必缺水,然而从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当年唐赛儿安营扎寨的地方,地势虽高,偏有泉眼、水潭,即便旱魃肆虐,也不见干涸。何况那时雨水比今天丰沛,或明或暗的水脉亦未遭受破坏,因此义军“无水”之说令人怀疑。
但在围困了一些时日之后,义军有个叫耿童儿的,忽然逃出山寨,跑到明军大营投降,并带来一份重要情报:“(义军)食尽无水,欲取东门汲道。”这情报印证了皇帝的敕谕何等英明!但殊不知它是假的。耿童儿其实是唐赛儿派出的诈降者。
据有关史料,唐赛儿曾两次派人到明军大营“乞降”,耿童儿该是第二位。尽管史书未对童儿其人做过介绍,但笔者猜测他可能是小孩,即童子兵。派小孩出降,较容易骗取敌方信任。对其是否真降,柳升及其部将、幕僚意见不一。刘忠认为他是诈降,但一向“老成持重”的储埏,此刻对耿童儿倒深信不疑。他力劝柳升迅速调整兵力,一定控制住卸石棚寨外的水道。最终柳升接受了储埏的建议,结果中了唐赛儿的“声东击西”之计。
声东击西赛儿突围
作为唐赛儿起义这出大戏的“重头戏”,“卸石寨突围战”高潮迭起,险象环生。水和食粮的匮乏,特别是叛徒的出现,将义军逼上绝境。幸有孤胆英雄打入敌营,以“诈降”之计骗过柳升。最后出现的那支“羊兵”,则使戏剧在意料不到的惊险幽默气氛中缓缓闭幕……
刘忠捐躯诚可叹 柳升不救非忌功
柳升被耿童儿的诈降骗过,遂接受储埏建议,迅即抽调兵力,占据了卸石棚寨的东门水道。不料当夜二鼓时分,由都指挥刘忠把守的明军大营,却突然遭到了义军的偷袭。
关于这场攸关义军生死命运的夜战,史书皆未详述。《明史纪事本末》之《平山东盗》卷只有寥寥数字:“夜二鼓,贼袭官军营,都指挥刘忠力战死”。至于刘忠战死的具体情况,另有史料称其于混战中“中流矢死”；《明史纪事本末》则说:“时都指挥刘忠与升夹攻,忠身先士卒,几破贼垒。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战而毙”。
这里刘忠因柳升嫉妒不救而死的说法,是转引自某朝臣后来弹劾柳升的一份奏章。但事实未必如此。笔者认为,柳升绝对不会不救,而是无法相救,来不及相救。真实的情况,也许会像笔者在小说《唐赛儿》中描述的那样:当柳升亲自带领大队兵马向卸石棚寨东门水道扑去之后,唐赛儿率义军主力利用夜色掩护,顺着山谷迂回到刘忠留守的大营,打得明军措手不及。刘忠仓促接战,眼睛被流矢射中,然后被义军杀死。唐赛儿和她的部下们,则正如史书说的那样,“遂得乘间遁去”了。
诱敌奇兵,山羊挑灯赚总兵
刘忠遭到夜袭时,柳升在做什么呢?
对此史书仅有“往据之”三字的记载。据此分析,彼时其大部京营部队已到达卸石棚寨东门附近,并抢占有利地形,做好了与敌决战一鼓全歼的准备。自然这是黑夜,一切都是悄悄进行。且因雾气太大,能见度低,每有风吹草动都会使人紧张,难免做出错误判断。所以当刘忠在那边浴血奋战之时,柳升这边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确信,唐赛儿几乎全部兵力都已集中于此,而刘忠那儿,不过是小股贼人在“佯攻”罢了。
然而柳升何以有如此之“确信”呢?
对此史书未详；但民间有一传说:夜近二鼓,柳升突然看到,在稍远处唐赛儿中军大营那儿,出现一串火光,蜿蜿蜒蜒,上上下下,缥缥缈缈,明明灭灭,正鬼火似地向着东门水道移动过来。当下便有军士窃窃私议:这定是唐赛儿施放妖法,撒出了纸人纸马。但柳升呵斥道:“不得胡说!有扰乱军心者斩!”于是所有明军将士都噤若寒蝉,眼睁睁盯着那串火光,不敢随便乱动。直到天色黎明,雾霭散去,柳升这才发现,他面对的“贼人”,竟然是一群山羊!山羊的每一只犄角上都绑着火把,而这就是那所谓的“鬼火”……
上述传说,笔者认为很美,而不必追究其真实与否,故将其写入小说《唐赛儿》之中。
安丘战役,胜负只在转瞬间
在唐赛儿起义的全过程中,除了战高凤、毙刘忠,还有一次安丘战役,规模较大,且很关键。然而此战义军方面的指挥官却不是唐赛儿。到底是谁?史家两种说法。有的认为是宾鸿,有的认为是董彦杲。笔者倒有第三种说法,即宾鸿和董彦杲都是指挥官。进一步讲,倘把安丘之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则前期的指挥官是宾鸿,后期则是董彦杲和宾鸿共同指挥。
我们先来看《明史纪事本末》:
“……时贼党宾鸿等攻安丘,知县张璵、县丞马撝集民夫八百余人以死拒战……”这里的“时”,是宾鸿攻打安丘的时间。联系上文来看,安丘之战应与卸石棚寨之役同步进行的。故宾鸿打安丘,应是唐赛儿围魏救赵之计,是为了从卸石棚寨战场上吸引一部分明军,以使柳升“围困”的大网出现缺口,然后她乘隙予敌一击。
然而遗憾的是,安丘的战局完全出乎唐赛儿及宾鸿等所料。想不到知县张璵和县丞马撝,竟会拼上身家性命,带领兵壮及临时募集的民夫,顽强抵御,居然一次次挫折了攻城者的信心。接下来,恰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记:“贼不能攻,复帅莒州、即墨之众,合万余人,并力攻之,声言屠城……”就是说,当宾鸿发现单靠即墨教徒显然不能陷城时,急与董彦杲联系,争取到了莒州方面的援军。此后莒州、即墨两地合成的万余义军,在宾鸿、董彦杲的指挥下,同仇敌忾,协同作战,眼看就要攻破城门。然而千钧一发之际,战局却出现了大的逆转。一支千余人的明军马队,突然旋风似地冲到了安丘城下……
这是一支在海上“备倭”的明军。其指挥官卫青,官衔“都指挥佥事”。卫青不知怎么听到了安丘城危急的消息,遂“急率千骑,昼夜兼行”,迅即对围城义军展开冲击。义军人数虽多,但疏于防备,仓促间根本抵挡不住明军的快马利刃,于是伤亡甚重,形势逆转。之后“贼收余众再战”,却不料“城中人亦鼓噪出击”,使义军腹背受敌。一场惨烈的厮杀之后,“宾鸿遁去”,留下两千余具义军尸体。被俘四十余人,皆被斩首。
从史书记录来看,柳升是在安丘战役结束过了三天,才带领京营部队姗姗而来的。此之前,他曾命令卫指挥马贵,带兵追击从卸石棚寨突围逃走的唐赛儿义军,不过人没追上,倒对沿途百姓多所骚扰。这里有两点疑问:一,柳升是何时得知安丘被围消息的?那时卸石棚寨战役结束没有?二,如果卸石棚寨战役和安丘战役同时进行,那么他该不该分兵援救安丘呢?
但在当时,这两点好像并不重要。人们注意的是,安丘战役结束三日之后,柳升的身影才出现在安丘城下。卫青和安丘的县官们不顾战后的疲惫,慌忙排出仪仗,迎接这位喜欢摆架子的侯爷。然而心境尴尬怏怏不快的安远侯并不买账,他甚至没怎么抚慰一下喋血奋战的官兵,反倒对卓立功勋的卫青百般侮辱,“故行摧击”。
史书用了“摧击”二字,说明其侮辱行为已不仅是语言,而晋级到了拳打脚踢之类的肢体动作。想想看,作为正三品高级武官的卫青,在苦战建功的时候反倒遭受凌辱,他岂会甘休?所以不可一世的安远侯,必定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安丘战役的失败,标志着唐赛儿起义的结束。但应指出,当安丘战役、卸石棚寨战役进行的同时,诸城也有唐赛儿的教徒在攻打官衙。但这支义军人数较少,没有太大作为,不久即被鳌山卫指挥王贵镇压下去了。
人间喜剧千古奇谭
“遍审天下奉佛女”,使唐赛儿起义这出戏剧的“尾声”部分加浓了“黑色幽默”和“魔幻”色彩。《明史纪事本末》的撰者谷应泰,在“点评”时说:“尤可异者,赛儿踪迹杳不可问。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多官纵盗遭斩首 勋臣锒铛入囹圄
唐赛儿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山东悉平”的奏报并未使皇帝开颜。毫无疑问,包括柳升在内的失职官员,都要被追究罪责。
是年3月20日,山东布政使储埏、张海,按察使刘本,及义军所至郡县一干官吏,皆以“纵盗”罪入狱,被杀(据《国榷》卷十七)。接着,陪伴皇帝左右的“行在”刑部尚书吴中,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弹劾柳升出师之误的奏章。其大意为:柳升奉旨征剿,敕谕“贼凭高无水,且乏资粮,当坐困之,勿图近功”。然而升临境不备,致贼袭营,刘忠力战而毙,贼遂遁去。之后备倭都指挥卫青闻贼围安丘,急亲率所部兵解围,后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故行摧击……奏章最后说:“人臣不忠,莫此为甚。请治其罪!”
这份奏章在追究柳升之罪的同时,还巧妙开脱了皇帝的应负之责。朱棣揽奏,即御批曰:“朕每命将遣师,必叮咛告诫,俾图万全。今升方命失机,媢功忌能,罪不可宥。”于是柳升即被治罪入狱。不过,安远侯毕竟是勋臣,再说皇帝下一步亲征漠北还要用他,故没过几日他就获宥了。
按照常规,在处罚罪臣的同时,朝廷当然要对俘获的“反贼”大行杀戮。但说来也怪,一向狠毒的朱棣这次却似乎有点“心软”。当时官方公布的被杀义军名单,只有刘俊、王宣、徐辉、白拜儿、高羊儿、蓝复升、张思明、王柱儿、杨三、张彦祥、赵士礼、程彦刚、王仲贤、杨道深等十四人。而绝大多数被俘者,都被编戍交趾(据《明太宗实录》)。
其时,从山东押赴北京准备杀戮的“妖党”约三千人。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元吉、工部尚书李庆审录。夏元吉等上奏说:“臣所录诸俘,俱平人商于彼者,为贼所陷且左,验明非真反者。”既然是“非真反者”,那就应该赦免。于是三千俘虏,因此得活。大概这个时候,永乐皇帝已在暗暗地进行“反思”了。
尼道遭劫,永乐昏诏成笑谈
惩治了柳升、储埏等一干罪臣,朱棣仍不能释怀。因为“贼酋”唐赛儿突围脱逃,未能归案。皇帝为此苦恼过甚,竟捉摸出一个抓捕唐赛儿的“妙法”。是年三月之末,“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处女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明太宗实录》)
此诏一出,天下扰扰。那些无辜的尼姑和女道士,不分年龄大小,一律解往北京,由专门机构对她们检查审问,看唐赛儿是否混迹其中。然而事不如意,北京、山东两地的尼姑、女道,全都验明“正身”,可唐赛儿仍未抓获。然而朱棣并不就此收手,他头脑继续发热,遂将检查范围扩大至全国。是年五月,又发一道诏令:“上惩妖妇唐赛儿诵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于是各地官府,上下齐动,前后逮捕几万名尼姑、女道,成为当时信佛妇女的一大劫难。《明史纪事本末》的著者谷应泰,曾毫不客气地将朱棣与东汉袁绍和后晋石闵相提并论。其在《平山东盗》卷末慨然叹道:明成祖遍逮天下尼姑并奉佛妇女,就像当年石闵屠戮羯人,凡多髯高鼻者皆诛,袁绍对付宦官,面不生须者俱杀,其玉石俱焚,岂非千古笑谈!
唐赛儿没能抓到,有关这位“妖妇”下落的传闻倒是纷纷扬扬,且越传越神。有的说:唐赛儿其实已被捕获。但她被绑缚于市,临刑之时,不知施了什么法术,使刽子手的刀刃根本不能伤及皮肤。官府无可奈何,遂将其押回狱中。不想怪事又来了:只见她手上的木枷和脚上的铁链,突然之间自行脱落,唐赛儿遂得遁去。还有的说:唐赛儿被捕之后,坐于槛车,忽对押车军士说道:“我渴甚,请予一杯水,阿弥陀佛!”军士见其可怜,遂去寻水。然而当其取水过来,却不见了赛儿人影。
上面传闻不见于正史,皆出诸明代文人笔下。这很耐人寻味。何以明代人对唐赛儿如此感兴趣呢?在他们眼里,唐赛儿到底是令人讨厌的妖妇?还是令人喜爱的英雄?而就在笔者撰写此文时,偶然翻阅到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发现其《妖妇人》一则中,作者不仅把唐赛儿的故事讲得津津有味,并且最后还发出了(赛儿遁去)“盖神人所佑助云”的感叹。
其实所谓“神人”,就是人民大众。是人民大众“佑助”了唐赛儿,她才得以脱险,并在人民大众中永生。
人间喜剧,青山巍巍留仙踪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领袖人物的命运无非两种:或被杀头,或被招安。此我们听到的那些故事,往往以悲剧结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但唐赛儿是个例外。她虽然也失败了,但没被抓住,在她消失之后又跟封建王朝开起了玩笑,让不可一世的皇帝威风丧尽,徒留笑柄。
其实,她那也不叫失败。因为她狠狠地教训了朱明王朝,至少让皇帝懂得,“小民”是不可以随便糟践的。就在朱棣亲自导演的“遍审尼姑女道”闹剧无法收场的时候,刑部郎中段民被任命为山东布政司左参政。他到任后别事暂缓,首先做的,便是“抚定绥辑,曲为解释”(见《明史纪事本末》),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安抚百姓,委婉地向朝廷解释百姓的难处,以便使局势安定下来。经过一番努力,山东“民情始安”,而永乐则借坡下驴,解除了“遍审尼姑女道”的荒唐诏令。
唐赛儿的故事,到此应该结束,但仍余音袅袅。从公元1420年(永乐十八年)直到现在,将近六百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探寻唐赛儿及其部将董彦杲、宾鸿等的下落。“好事”的文人们,则将唐赛儿的故事写成小说、曲艺、戏剧或影视剧,从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画廊。而在唐赛儿的“家乡”益都(今青州市),有关部门和社会贤达,则致力于唐赛儿这份人文遗产的保护利用。近年来开发了泰和山风景区,吸引中外游客到此游览。在当年的卸石棚寨,不仅可以寻觅“绿野仙踪”,倾听历史回音,更可以通过新塑的唐赛儿像,透视自然和社会的真谛所在……
唐赛儿永远不老,永远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