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面世,村民争抢入牢房
这是一件在地下沉睡了近三千年的西周青铜器。自从这件宝物出土的那一刻起,一段近百年的传奇故事就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它就是西周宣王时代的青铜重器——毛公鼎。多年致力于金石考古与陈介祺研究、目前正在承担2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BF052)“陈介祺研究”的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孙敬明,近日给我们讲述了稀世瑰宝毛公鼎重大的历史文献学术价值与问世后的坎坷命运。
抢鼎引来牢狱之灾,被吊一月被逼改名
关于毛公鼎的出土情况,据学者贺世明先生考证,相传清道光年间,是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人闻讯前来看货,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宝鼎”,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当把鼎运至村南时,被村民董治官抢下密藏。
古董商岂肯善罢干休,他贿赂了县知事,将董治官投入监狱,罗织的罪名有两条:第一条是私藏国宝(古董商买去则不算“私藏”)；第二条罪名十分荒唐——平民百姓岂敢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把他用铁链吊拷了一个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处,后派卒役取出,装上单套轿车,披红放炮,运往县衙。毛公鼎被弄到县衙门后,这个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买走。
还有史料记载: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名画家张燕昌之子张石瓠得缘巧见此鼎,便把毛公鼎铭文画成双钩图,寄给居于浙江嘉兴的篆刻家徐同柏(浙江海盐人),徐时年69岁,当徐同柏见到毛公鼎真拓片时,已年逾八旬,在作了《周毛公鼎考释》之后,才安归道山。
后来,毛公鼎被北京最大的古董铺永和斋的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收购,苏氏兄弟认为奇货可居,便将宝鼎秘藏于西安,然后回了北京。为什么苏氏兄弟认为毛公鼎是奇货可居呢?一是毛公鼎年代久远,至少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是毛公鼎出土时无破无损,极为完整；第三则是毛公鼎内腹部的字数极多,有32行、共497个字的铭文。当时无论地下出土还是传世青铜器,均被当为三代吉金,带有铭文的则更加贵重,多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苏氏兄弟收购毛公鼎的消息传到北京,出高价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但苏氏兄弟一概予以回绝。
陈介祺收购天亡簋,为购毛公鼎埋伏笔
身为古董商人,苏氏兄弟为什么不赶紧出手大赚一笔呢?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毛公鼎的第二任收藏主人陈介祺。
陈介祺出生官宦世家,祖籍潍县,少年随为帝王之师的父亲陈官俊游学燕蓟,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三十三岁殿试二甲第三名,以进士身份担任了翰林院编修。陈介祺以毕生精力收集金石文物,在青铜器、陶器、印玺造像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他一生著作极为丰富,如《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簠斋吉金录》等五十多种。他是我国陶文发现、鉴定、考释第一人,有“陶文之父”之称。其所著《簠斋论陶》一书成为我国陶文研究的最重要文献。
陈介祺与当时著名收藏大家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吴云等人过从甚密,经常以书信形式共同考辨古物,研究古文字,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就在毛公鼎出土前后,陈介祺还收购了一件西周的鸿宝重器“天亡簋”(又称大丰簋)。
收购“天亡簋”成了陈介祺收购毛公鼎的伏笔。原来,将“天亡簋”卖出的正是苏氏兄弟。陈介祺与苏氏兄弟十分投缘、关系甚密,因此,苏氏兄弟答应陈介祺,一旦他们手中有了上好的古董文物,一定要让陈介祺优先挑选,只要看中了,他们就绝不再让第二个买家过目。
苦等毛公鼎整九载,终于千两白银购得
陈介祺爱宝如命,当他得知毛公鼎出土后,恨不得第二天就把毛公鼎尽揽怀中。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几乎就在毛公鼎的身边,静静地苦等了很长一段时光。
苏氏兄弟收购毛公鼎后,有一天,二人兴冲冲地闯进陈介祺府中,迫不及待地告知他这个好消息,让陈介祺立刻前去观赏、收购宝鼎。谁知,陈介祺却一脸冰霜,淡淡地摇摇头,轻声说道:“现在既不想看鼎,也不能购鼎。”
此话让苏氏兄弟大吃一惊。据说陈介祺是个大孝子,一向严格遵守其父的训导。其父陈官俊担任过道光朝中的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他深谙人生沉浮的秘诀和青铜宝鼎的分量,他担心儿子收藏的古物过于罕见,引起同僚的猜忌,所以他坚决反对儿子以重金购买毛公鼎。由于父亲的严格限制,陈介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公鼎可能被别人所得。
要说苏氏兄弟,也真是诚信守义之人,得知陈介祺爱宝心切,又资金不足,他们答应先等等。
这一等就是九年。直到咸丰二年,即1852年,陈介祺的父亲去世后,他开始独掌家业,终于花一千两白银将毛公鼎买了下来。
陈介祺等鼎九年的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也侧面反映了毛公鼎在其心里的分量。
◎相关链接
中国鼎文化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一般三足两耳。后来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
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
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
西周铜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器物较少,器形有爵、戈、刀、镞、锥、锛、凿等。早期铜器上的铭文少则几个字,大多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多则三四十字,内容大抵是因赏作器,还有征伐、祭祀等内容。毛公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秘不示人,陈介祺藏鼎30年
陈介祺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被公推为19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我国已故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在著作中感叹:“……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的陈介祺。”他也是第一位给毛公鼎做释文的人。鲁迅先生曾说过:“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商承祚和后来的裘锡圭都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归乡专心收藏考证,亮相京城反诘流言
陈介祺对于收藏的文物,大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始终深锁秘藏,秘不示人。就连毛公鼎的铭文拓本,也只在得鼎之初拓了四份。清代《大清律例》规定私人不得收藏地下出土的珍贵文物,且社会黑暗风气败坏,故有“怀璧之惧”。为防止不测,陈介祺极尽可能地减少毛公鼎的外界影响。即使对亲朋好友,也矢口否认自己收藏了宝鼎。
陈介祺得到毛公鼎仅一年多,其母病故。咸丰四年,他借母亲病故,回乡奔丧的机会,辞官回归故里,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他以“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这两句诗,表明了自己安居故乡,从此远离仕途的心境。由于他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因此也就没有引起过什么波澜。
但坊间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话说在他携宝返归故乡以后,朝中重臣张之洞著文说,“毛公鼎”是伪造赝品,陈介祺以千金买赝鼎,实在不慎重。一时间,北京收藏界大为震惊,流言纷纷。陈介祺不仅珍爱毛公鼎,更极其爱惜鼎的声誉。听到有人说手中的宝鼎是假,一气之下,一直隐居的他立即公开亮相北京收藏界,否定了张之洞对毛公鼎的妄自猜忌。他反诘说:“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画中之气,岂是今人所能伪造?”
做毛公鼎首篇释文,陈介祺具开创之功
陈介祺精通古文,故购得毛公鼎后,先拓后释。他直接对应铭文写出释文,不识之字则照原文摹写。现在看来,他的释文已经把铭文中的大多数字释出,或许是一时疏忽,竟然漏释了一行字,并且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难度高的字大多阙疑。但这毕竟是毛公鼎的第一篇释文,陈介祺有开创之功。
毛公鼎于清末刚一面世,立刻引起轰动,许多学者著文论述,凡研究金文的专著中都少不了毛公鼎。不过,基本以考释铭文为主,其他问题则很少涉及。
继陈介祺之后,浙江嘉兴名士徐同柏和清代杰出金石学家许瀚是较早对毛公鼎进行研究的学者。与陈介祺不同的是,徐氏还对铭文中的疑难字句进行解释,并注重与典籍相互印证。徐氏的释文收录在《从古堂款识学》一书中。许瀚的研究成果则收录在其专著《攀古小庐古器款识》中。此后,孙诒让、吴大澂、刘心源等学者亦参与了对毛公鼎的研究。
后来,陈介祺又在参考徐同柏和许瀚的释文后,五易其稿,于1871年写成《周毛公鼎考释》,惜未刊行,难以得见,后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王国维、郭沫若、容庚、唐兰、陈梦家等先生均曾考释毛公鼎。
安装天梯自制密室,苦心孤诣避客钻研
陈介祺嗜好收藏文物,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提起他的收藏,不得不说万印楼。万印楼始创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当时陈介祺在翰林院供职,在金石收藏研究上初露锋芒,已有退出政坛,专事金石之念。回潍后,这里就成了他收藏研究金石之所。在这里,他秉承“意在传古,志在为国”的理念,鉴古、集古、释古、传古,三十年如一日,至死方休,终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金石大师,晚清金石界领潮人。
据万印楼的工作人员巩庆华介绍,为确保藏品的万无一失,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被打扰,陈介祺还发明了一种天梯,使平时楼上楼下完全处于隔绝状态,但只要情况需要,一按机关,便可仅由自己楼上楼下往来。正是在这神秘的空间里,陈氏完成了奠定他金石学大家地位的系列著作:《簠斋金石文考释》《簠斋藏陶》《封泥考略》《十钟山房印举》等。其中后者以分类编纂,首开科学研究古印先河,而被学林誉为“古印谱之冠”。在陈介祺影响下,流风所及,潍县名印谱层出不穷,在民国以前,便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万印楼印学文化。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也静静地陪伴陈介祺过了30年平淡的日子。
◎相关链接
万印楼
陈介祺离去一百多年了,当年的万印楼占地一公顷,现在房屋占地377平方米,仅是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这座寂静而又沉默的小楼仿佛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将自己与外边世界的嘈杂与繁华隔离。如今,人们只能在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透过历史沧桑去寻找昔日那繁华盛世的残迹,品味潍坊历史文化那深厚的积淀。
在位于潍城区芙蓉街上的万印楼内,记者看到了一尊仿制的毛公鼎。“这是陈祖明先生送来的。陈介祺老先生是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他是我们老潍县人永远的骄傲,他不但收藏了毛公鼎,而且还把毛公鼎秘藏在潍县万印楼,并进行了很多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考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潍坊是毛公鼎真正的‘娘家’。”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室研究员孙敬明对记者说,毛公鼎与陈介祺以及潍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万印楼陈列馆收藏有陈氏家谱,陈官俊所用漆砚、手书折页、常用名号印章及陈介祺早期的小楷复印件、陈介祺书写册页(序)一本,复制毛公鼎、井人钟等古青铜器等,复制陶文、瓦当、汉砖等。
万印楼历经百余年沧桑,土木、砖瓦等结构不同程度受到损坏。潍坊陈介祺研究会会长陈德刚告诉记者,为了保护好历史文化古建筑,目前在保持原有风貌不变的情况下,依照修旧如旧的办法进行保护修复,彻底解决房顶漏雨及返潮的问题。书法家启功题写了“陈介祺故居陈列馆”,沈鹏为陈列馆题词“源溯先秦 功垂后世”,陈氏家族向陈列馆献出珍藏多年的大量实物和手札、书函资料。
万印楼的收藏现散存于世界各地。1992年,万印楼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潍城区人民政府投资进行了维修并建立了“陈介祺故居陈列馆”。
转卖端方,陈家后人违祖训
毛公鼎落到陈家以后,就始终有一个人惦记着,这个人就是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此人嗜收藏,一直想把此鼎据为己有。陈介祺病逝之后,后代陈孝笙主掌家业,在商业交往中他不时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收藏,无意之中,就泄露了自家藏有毛公鼎的秘密。后来,陈孝笙不顾陈介祺生前的规诫,以两万两白银把毛公鼎转售给了端方。
孝笙不顾爷爷规诫,四处炫宝引发祸端
陈介祺于光绪十年(1884)病逝,所藏古文物分给三个儿子,其中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诸器。他一直牢记父亲的生前教诲,安心于读书守业的平静生活。
陈介祺生前从京城回归故里后曾为其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希望后辈能安分守己做学问。可到了陈厚滋的次子陈孝笙时,陈家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虽然他也知道,爷爷传下来的那只宝鼎价值连城,还有些神秘的故事,但宝鼎只能看,不能卖,又不许声张,怎么能赚到钱呢?一念之差,便引发了持续多年的陈、端两家的夺宝之争……
陈孝笙在主掌家业后,不顾陈介祺生前的规诫,先后开办了一个钱庄、一个药铺,想以经商振兴家业。在商业交往中,他不时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收藏,无意之中,就泄露了自家藏有毛公鼎的秘密。这个消息传到了两江总督端方的耳朵里,这位位高权重的总督也和陈孝笙的爷爷陈介祺一样,十分爱好金石古物,并且也是爱鼎成痴。在清朝出土的众多青铜器的流传故事中,是个经常露面的人物。
端方闻讯找人撮合,为购鼎许诸多好处
对于毛公鼎,端方也是非常喜爱,而且手中还有毛公鼎的铭文拓本。得知宝鼎果真藏在陈家,端方便决计一定要得到毛公鼎。凭他两江总督的官位,“海内三宝”怎么说也该有一宝归自己收藏。
他找来自己的密友陈子久,请他帮忙从中撮合收购毛公鼎。陈子久一口答应,一连几天请陈孝笙喝酒。席间,酒醉的陈孝笙终于承认毛公鼎就藏在自己家中。不想第二天,陈子久就登门拜访了。一进门,陈子久就说明来意,要出价白银两万两购买毛公鼎,更毫不避讳地直言,买家就是两江总督端方。一听端方这个名字,陈孝笙自知惹出了祸端。
据史料记载,陈孝笙的母亲年轻时就曾亲耳听自己的公公讲过宝鼎的事。她深知宝鼎只有大隐于世才能保住一家人的安全。等陈子久出门,陈母再次告诫儿子:毛公鼎是传世之宝不能擅动,否则将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
但陈孝笙并没有幡然悔悟,反而和母亲较上了劲。他一心想找端方卖掉宝鼎,用赚来的钱做大生意。端方得知陈孝笙生性爱钱,只是碍于祖训和母亲的劝阻才没有答应,于是托人转告陈孝笙,如果答应卖鼎,除了白银外,陈孝笙还能得到官职等诸多好处。
陈家后人贪念难去,两万白银转售宝鼎
想到自己不用把赚来的钱做买卖,就可以一本万利拿到银子,陈孝笙顿时心花怒放。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陈孝笙不顾家人尤其是母亲的强烈反对,让端方出一纸文书作凭证,以两万两白银的价格,把毛公鼎转售给了端方。
得了毛公鼎的端方欣喜若狂。卖了毛公鼎的陈孝笙却迟迟不见端方许下的银元局局长的委任状。没多久,端方奉命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拍拍屁股走了,也许早就把欠陈孝笙委任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更或者他根本就没想给陈孝笙什么委任状。
拿着端方所留下的凭证,陈孝笙到总督府理论,结果被告知,那凭证上的印鉴不过是一枚废章,凭证变成了一张废纸!上当受骗的陈孝笙,站在总督府的门口,突然想起母亲的话:毛公鼎是传世之宝不能擅动,否则将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他突然觉得胸口发闷、眼前发黑,昏倒在了总督府门前。悔恨交加的陈孝笙,从此一病不起。
陈家的姻亲、当时的一位金石学家吴重熏为此写了一首诗:“病史当年卧海滨,十钟万印尚纷陈。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
受骗失去宝鼎的陈孝笙没想到,得到宝鼎的端方也应了“尤物从来不福人”的诗句。骗得毛公鼎的端方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就在共和革命中被砍掉了脑袋。
端方一死,端家失去了顶梁柱。1918年,端方的女儿出嫁时,端府的太太想以毛公鼎作为长女嫁入婆家的陪嫁品。可长女婆家听说了其中的传闻,就是不敢接受宝鼎。毛公鼎只好继续留在端家。
◎相关链接
端方
端方(1861-1911),清末大臣,金石学家。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
端方1882年中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一度支持戊戌变法,但在变法失败后又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未受株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将其召还主持局务。端方趁此机会上《劝善歌》,受到慈禧赏识,被赐三品顶戴。
此后,端方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代理湖广总督,三十年(1904),代任两江总督。之后,他调任湖南巡抚。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光绪三十一年(1905),端方被召回北京,升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被派遣了更为重要的任务。端方和戴鸿慈率领33人,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十国。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端方还献上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回国之后,端方出任两江总督。宣统元年(1909)调直隶总督。宣统三年(1911)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在资州因兵变被杀,清室追赠太子太保,谥忠敏。他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石刻、玺印等文物。主要著作有《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
舍命护鼎,叶氏叔侄多灾难
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质押给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重金向端方后人购买毛公鼎,但端家不肯割爱出售毛公鼎。此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哗然,当时众多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纷纷要求不能让中国的宝鼎落到外国人手上。最终,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恭绰和郑洪年、冯恕合股将毛公鼎买下。
端方去世家道中落,毛公鼎质押给银行
端方去世后,家道中落,其妾出面将毛公鼎质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美国学者福开森做“媒”,英国记者辛浦森准备出价五万美元(时值约四万银元)购买,端方妾嫌价低拒卖。福开森何许人也?端方生前曾经为国家立宪制度出洋考察宪政,又担任过南洋(外交)大臣,结识了很多欧、美、日多国的上流社会人士,这个美国学者福开森就是其生前的一个洋人朋友。
这期间有一个故事发生: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在收入毛公鼎之前,当时古玩界有些别有用心者想坏掉这宗交易,逼端家为毛公鼎另择他主质押,便假借“爱国护宝”之名四处造谣惑众,以致当时盛传该鼎是膺品。华俄道胜银行为慎重起见,派出专人来潍县陈氏后人府上,借调当年陈介祺铸造的毛公鼎仿器进行比对,发现两器重量有差异,而且仿器的造型与铸工均很粗劣,才断定所收质押之器是真品,然后准予质押,入库保存。经过这场风波,毛公鼎身价倍增。
美国学者欲吞国宝,爱国人士合资赎鼎
端方最著名的收藏——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商朝青铜柉禁是青铜器中的上乘佳品,端方还收藏了该青铜柉禁所附列的卣、觚、爵、角、尊等12件青铜酒器,是一整套配全的商朝青铜器。端方死后,其京城房产又被人纵火烧毁,其遗属为维持生计欲出售这些佳品。1924年,福开森以端方故友的身份,诱骗端方之子以20万两白银的价格把这一整套举世无双的商朝青铜器卖给他。现在,该套青铜重器由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来到端家,表示愿以相当低的利息为优惠条件,代端家去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毛公鼎,改转质押给北平大陆银行。经当时端家掌门的端方子媳夫妻同意,谈荔孙亲自前往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办理了转赎手续,将毛公鼎运回京城存放于北平大陆银行。
对毛公鼎始终念念不忘的福开森,之后对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的叶恭绰表示愿向其借资出款,请其出面将毛公鼎从北平大陆银行赎出。
身为收藏大行家的叶恭绰当然明白福开森的醉翁之意,眼见洋人居心叵测,他便联系了暨南学堂(现暨南大学)首任堂长的郑洪年、光绪进士冯恕商议如何保住毛公鼎,三人决定合股买进毛公鼎,但购得后仍存放在北平大陆银行内,福开森的诡计因此没有再次得逞。
叶氏叔侄深明大义,躲避日寇舍命护宝
1930年,叶恭绰手头积蓄了一笔钱,郑洪年、冯恕两人出让了对毛公鼎持有的股份。从此,毛公鼎的所有权归叶恭绰独自拥有,但继续存放于北平大陆银行。1934年,叶恭绰迁居到上海筹建“上海市博物馆”,次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出任董事长,毛公鼎也随之从北平大陆银行取出运至上海保存。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开战,叶恭绰眼见上海即将沦陷,便决定去香港避难。离沪前将毛公鼎秘密寄存于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内。
1940年,叶恭绰的姨太太潘氏为侵吞财产,大兴讼事,叶恭绰急电侄子叶公超代自己应诉,在香港叶恭绰见到侄子后再三叮嘱:“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把它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失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到上海后,潘氏竟向日本宪兵队密报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日本宪兵队立刻去叶家搜查,结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把防身用的手枪,叶公超因此被捕。他遭受两次水刑与鞭挞,也未招出有关毛公鼎的密藏之处。为了脱身和躲避日寇继续追查毛公鼎的下落,叶公超密告家人铸造出一只膺品毛公鼎交出,他才在被关押49天后获释,但仍受到监视。
1941年,叶公超寻机密携毛公鼎逃离上海来到香港,把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于叔父叶恭绰。不久香港也被日寇侵占,叶恭绰于1942年10月又逃回上海,同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带回上海。叶恭绰回沪后坚拒出任伪职,闭门谢客,不久身染重病,家庭经济发生危机,只得将毛公鼎质押于银行,后由沪上巨商陈咏仁出资赎出,毛公鼎终于没被日寇抢掠而去。
◎相关链接
叶恭绰
叶恭绰除早年致力于交通事业外,生平于艺术、书画、诗词、文物鉴藏无不精通。书工楷、行、草,主张以出土竹木简及汉魏六朝石刻、写经为宗。他用笔运腕,独有心得,笔法雄强朴厚,妍媚动人,自成一家。人称其书有褚之俊逸、颜之雄浑、赵之润秀,被誉为当代高手。
画则竹梅松兰,尤善画竹,秀劲隽上,直抒胸臆。画就辄题诗词。全国性美术展览及书、画团体无不参加。
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使之不流入外国人之手,他购买了许多珍贵字画、碑帖、瓷器、铜器、孤本、善本、外国难得之名著与故宫禁物,装成八大箱,惜均毁于沙面之变。一次他重金购得稀世珍品——晋朝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真迹,慨然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又先后将全部收藏品捐给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市有关机构,以垂永远。
为弘扬传统文化,他刻印了很多典籍,尤笃于师友风义,近代文坛名流如文廷式、罗瘿公、潘兰史、曾习经等人的遗作,均系经他整理出版的。他的诗词亦达到很高水平。
叶恭绰著作甚丰,主要有《遐庵诗》《遐庵词》《遐庵谈艺录》《遐庵汇稿》《交通救国论》《历代藏经考略》《梁代陵墓考》《矩园馀墨》《叶恭绰书画选集》《叶恭绰画集》等。另编有《五代十国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广东丛书》等。
漂洋过海,避战乱抵台安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陈咏仁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处理。随后,毛公鼎被移交给国立中央博物院收藏。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展后,毛公鼎作为国宝重器被国立中央博物院收藏,正式结束了民间收藏的历史。1948年,由于战乱不断,毛公鼎等文物被运至台湾,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落成,毛公鼎成为其镇馆之宝之一。
陈咏仁上交毛公鼎,结束民间收藏历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陈咏仁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处理。上海市政府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
1946年7月的一个夜晚,一列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即将开车,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和两个随从扛着一个大箱子匆匆上了车。车到南京已是深夜,官员将随从打发走,自己扛着箱子走进一间办公室,悄悄地把箱子放在一张办公桌下,又在箱子上放了一些书报伪装好,便迅速锁好门离开了。连夜带着一个箱子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官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徐伯璞,箱子里装的就是毛公鼎,原来,徐伯璞打算将毛公鼎移交给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前身)收藏。那么堂堂一个教育部长,又是准备将宝鼎移交国家,为什么还要搞得如此神秘呢?原来,徐伯璞之所以连夜把毛公鼎从上海带回南京,是怕万一被一些有权势的人知道,再闹出什么波折。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藏了20多天后,国立中央博物院派专人于1946年8月1日将毛公鼎取走。
同年10月,恰逢蒋介石六十寿辰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展期为一个月,毛公鼎列于其中。在展览上,蒋介石不仅见到了散氏盘和毛公鼎,还特意与司母戊鼎合影。三件青铜重器终于相聚南京。展后,毛公鼎作为国宝重器被南京中央博物院收藏,正式结束了民间收藏历史。
为了躲避战乱破坏,打包装箱运往台湾
1948年,战乱之际。据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回忆,当时战事对国民党很不利。那时,李济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圈里已经传言南京危急,要把博物院等处的文物搬移,“只是具体运到哪儿,还没有决定,后来觉得大陆哪个地方都不安全,所以觉得应该运到台湾去。”
反对声也有。“他们认为文物不应该这么折腾。我父亲觉得战争与文物势不两立,应该搬到安全的地方。”李光谟说。最后,迁台的决定还是下达了。1948年11月10日,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以谈话会的方式密议,商定选择故宫精品,以600箱为范围先运到台湾,而以参加伦敦艺展的80箱为主。
1948年12月,包括毛公鼎在内的文物被送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可是,由于司母戊鼎太重,没有被运上飞机,最后遗留在南京机场。毛公鼎与一批国宝重器被清点后小心翼翼地打好包装箱,从国立中央博物院运往台湾基隆,上岸后押运到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保管。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文物大迁徙。宝鼎到台湾后,从此海峡阻隔,毛公鼎就再没回到过祖国大陆。
台北建故宫博物院,毛公鼎成镇馆之宝
毛公鼎在内的三批文物运台后,除“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件存于台北,“中研院”文物暂存台湾新竹县的杨梅,其他文物皆转到台中糖厂仓库储放,并重新编箱编定《存台文物清册》。此后,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所藏的毛公鼎等与北平故宫博物院运抵台湾文物,构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主要部分。
1950年初,毛公鼎被运到台中糖厂,只呆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文物没有办法保护,专家们又找到了台中的雾峰乡北沟村。除了“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文物还留在杨梅以外,其余所有的文物全部运到了雾峰,一个临时机构“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也成立了。
1957年春,北沟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六百平方米,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第一次将运台文物进行公开展出。
1961年,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他253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落成,毛公鼎成为其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
◎相关链接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包括清代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70万件,分为书法、古画、碑帖、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器、雕刻、杂项、刺绣及缂丝、图书、文献等14类。博物院经常维持有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馆内的展品每3个月更换1次。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档案2万多片,该院收藏的甲骨档案数量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的第二位；瓷器2万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该院的中国古代瓷器是全世界各博物馆中最精、最多的；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玉器5万多件,其中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书画真迹近1万件,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等；善本古籍有近2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较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
铭文最长,内容分五段497字
毛公鼎在过去多被认为是周初之器,郭沫若定为周后期宣王时器,但唐兰对郭之论断提出不同看法:“这个鼎从它的形制、铭文内容、文字书法看,应该是厉王时器。”不过学术界多认同郭说。毛公鼎内壁铸铭文32行,497字,是我国现存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毛公鼎的铭文之最,非仅在字数之多、训诰辞华之美。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
鼎内铭文共分五段,极具科学研究价值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敞口,双立耳,三蹄足。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饰以精美的重环纹。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造型浑厚朴实。内壁铸铭文32行,497字,是我国现存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
毛公鼎在过去多被认为是周初之器,郭沫若定为周后期宣王时器,他在《毛公鼎之年代》中列了五条论据。但唐兰对郭之论断提出不同看法:“这个鼎从它的形制、铭文内容、文字书法看,应该是厉王时器。”不过学术界多认同郭说。
毛公鼎铭文共五段:其一,此时局势不宁；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其三,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预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诫勉励之词；其五,赏赐与对扬。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毛公鼎铭文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保。西周厉王晚年政策失当,诸侯叛王,厉王被流放彘地,开始所谓的“共和时代”,此时新旧派诸侯斗争不断,故宣王即位之初,忧心忡忡。鼎铭说:“四方大纵不静”,或指当时的动乱局势。
铭文由“王若曰”、“王曰”领首的诰命,显示出宣王亟求良佐的殷切期盼。文中连续多个“你不要”、“你不准”、“你别敢想……”的强力命令句式,更透露了当时情势的动荡不安,以及对毛公临危授命的迫切要求。
毛公受周宣王册命,统领朝廷百官,负责周王内外大小政务及所有出入政令的布达,并兼管公族子弟教育、侍卫、军事、内政等,实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职,所以赏赐品也最为丰盛:玉礼器、佩饰、官服、车饰、马饰等等,其赏赐之多,是金文中的最高等级,可知其册命职官之大。毛公鼎的铭文之最,非仅在字数之多、训诰辞华之美。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
毛公鼎铭文译文
周王这样说:“父 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皇天很满意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匹配他,我们衷心地接受了皇天的伟大命令。循抚怀柔了那些不来朝聘的方国,他们没有不在文王、武王的光辉润泽之中的。这样,老天爷就收回了殷的命令而给了我们周国。这也是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主君,勤恳奉天大命的结果。所以皇天不懈,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降给先王的匹配命令。但是严肃的上天突然发出威怒,嗣后的我虽没来得及领略天威,却知道对国家是不吉利的。扰扰四方,很不安宁。唉!我真害怕沉溺在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忧惧。”
周王说:“父 啊!我严正地遵守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治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族的里里外外,操心大大小小的政事。屏卫我的王位,协调上下关系,考绩四方官吏,始终不使我的王位动摇。这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并不是那么平庸而昏聩的,你也不能怠忽苟安,虔诚地时刻地惠助于我,维护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谋划,不要闭口不说话。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以便我能符合天意,继续勉力保持大命,使四方诸国康强安定,使我不造成先王的担忧!”
周王说:“父 啊!这些众官出入从事,对外发布政令,制定各种徭役赋税,不管错对,都说是我的英明。这是可以造成亡国的!从今以后,出入或颁布命令,没有事先报告你,也不是你叫他们颁布的,就不能对外胡乱发布政令!”
周王说:“父 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做一方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周王说:“父 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取资三十寽,赐你香酒一坛、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色横带、玉环、玉笏、金车、有纹饰的蔽较、红皮制成的鞃和艰、虎纹车盖绛色里子、轭头、蒙饰车厢前面栏杆的画缚、铜车辔……赐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
◎相关链接
海内青铜器三宝
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被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91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并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大克鼎:又称膳夫克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出土于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是西周晚期一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青铜器。现藏上海博物馆。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等赏赐的内容。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大克鼎的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煌煌巨制,历代名家多赞誉
毛公鼎明确记载了西周王朝册命、《典》《诰》形式以及名物制度,故其意义被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部《尚书》。鼎内铭文书法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该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对于毛公鼎的书法价值以及历史价值,记者采访了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室研究员孙敬明和中国书法家协会陆明君以及陈介祺研究会会长陈新。
是金文研究领域的耀眼明珠
中国典籍素称汗牛充栋,但历经传承多有讹误,毛公鼎掩藏于地下近三千年,文字清晰,自无乖舛,明确记载西周王朝册命、《典》《诰》形式以及名物制度,故其意义被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部《尚书》。所以被奉之为国之重宝、世上瑞器。
“鼎从夏代就有,是国家兴旺、礼乐制度的象征。金石学的发展在清代达到了极致,当时的铭文一般不超过300字,而毛公鼎的铭文有497个字,可以抵得上一部《尚书》。”据孙敬明介绍,毛公鼎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
他说,在金文的研究领域,毛公鼎是一颗耀眼的明珠。首先,毛公鼎是青铜器中的重器,它器形虽小,外形亦不甚华丽。它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天差地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是西周青铜器之最,是周宣王时代的完整册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其次,毛公鼎铭文具有典型性,它的文体特征与常见的铭文有所不同,不落入俗套,整篇铭文分五段论述,每段以“王若曰”或“王曰”开头,每段一个主题,内容丰富；再次,铭文记载的是当时社会历史第一手的宝贵材料,对古文字学、历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术价值极高。
记述了西周晚期的社会关系
毛公鼎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鼎铭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
“毛公鼎铭文记载了一些文献没有记载的内容,弥补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书法家陆明君说,毛公鼎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历史文化方面。
周宗法朝纲文化的承传与播扬是以青铜器为载体的。青铜器物作为礼器、祭器铸造是神圣不可轻易冒犯之事,鼎之大小、轻重是王室贵族身份、地位和权威的象征。
毛公鼎深层的文学价值在于铭文井然有序的法度,温文尔雅的审美倾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礼之用,和为贵”,谦谦君子,文质彬彬的中庸思想,“井井兮其理也”,谦恭和谐的中和之美,真率自由,道法自然种种传统文化哲学思想都可从中得到诠释。
毛公鼎上镌刻的整篇册命,全面反映了西周晚期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况,是一部反映西周晚期社会政治经济史,更是一部文化学史。
书写表现出高超的形式美感
这篇煌煌巨制,不仅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对于宝鼎的书法价值,陈介祺研究会会长陈新说,在书法上,比起西周早中期,毛公鼎文字书写无一不表现出高超的形式美感与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已臻高度成熟和规范。毛公鼎鼎身铭文的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此外,费声骞在《古代碑帖鉴赏》这样介绍毛文:笔致谨严,字形整齐有致。相异于一般金文的豪放逸纵,结字略带长形,显得劲挺,全文布局气象温和,历来被视为周代篆文的正宗,金文的瑰宝。
毛公鼎被历代视为钟鼎文(金文)中的经典名作和书法艺术瑰宝。自其问世以来,不断有人对其进行考释研究,《捃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都作了著录和研究。
◎相关链接
西周铭文的壮美与优美
西周铭文内容宏富,反映了西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方方面面。而战争和祭祀并列为国家的两件最重要的事项。《左传·成公二年》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因此,周人在“制礼作乐”中,选择了“崇文尚实”的文化取向,周器纹饰更趋简洁素雅,而铭文却趋繁复恢宏。如康王时期大盂鼎铭文291字,共王时期史墙盘铭文284字,厉王时期散氏盘铭文375字,宣王时期毛公鼎铭文497字,远远超出殷人铭文数量。这些铭文以优美的线形、壮美的气势,集中反映了周人典雅、雍容的审美风格,洋洋洒洒,叹为观止。事实上铜器审美价值和意义更多地凝结在铭文上。
在西周,铭文系统成熟的语言文字无疑进入文明时代,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周人则仍在自然神与祖先神的压迫下跋涉,在野蛮和崇力的状态下徘徊。这无疑是“天人合一”、“敬天保民”真诚信仰的结果。铭文中崇尚天命的语句俯拾即是。如毛公鼎铭文:“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句谓“天眷顾有德之人,有德者必配天,无德者不会得天之保佑”。透过铭文我们可见周王大多修德慎行,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恐天命有所失坠。尤其是康王遵文武之道,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意亦同:“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一则为官方铭文,一首为民间小曲,均表达了“天人合一”、“敬天保民”之旨。
史墙盘铭文则是一篇以四言为主的长篇颂辞,遣词斟酌,谋篇合理,极具文学色彩。特别是字的排列布局,由于字数繁多,被均匀地分为前后两半,各九列,上下左右均十分平齐,成两个对称的长方块状。而且纵成列,横成行,一丝不苟,仿佛一支整装待发的军队方阵。此铭文洋洋洒洒284字,娓娓历数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直到共王的文治武功,跨度二百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