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家院党支部及其创建者
1926年7月,潍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牟家院支部,在牟家院村一个四合院里诞生了!这个只有三个人的支部,像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让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潍北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三人支部的委员们,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昼夜不停地奔波,他们坚守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广泛宣传进步思想,积极发展中共党员,在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以至于后来抗日战争一声炮响,潍北儿女奋起响应,奔赴杀敌前线,使潍北成为山东最早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牟家院村也因此被誉为“铁打的抗战模范村”。
主 编:马道远 副主编:陈红莉 李海滨
编 辑:李海滨 台 可
校 对:付秀美(B1-B4) 李艳红(B5-B8)
美 编:刘 源
本期撰稿:孙天兵
-
违父命外出求学，回家乡建立党支部
牟鸿礼。
牟鸿礼自小就有救国的抱负,尽管父母为他早早娶了媳妇,但仍然阻挡不了他外出求学,想要驰骋疆场的想法。牟鸿礼的妻子为了支持他,向公婆求情,承担起了所有家务。牟鸿礼完成学业后,回乡建立起了潍北第一个党组织,他办工厂,发展党员,扩建组织,在他的带领下,一批党支部迅速发展起来。
生长在家境殷实的农家 读书期间立下救国志向
牟鸿礼又名牟洪礼,字修五,曾用名薛礼德、李若水、孟名三、李修如。1906年出生于潍北牟家院村,兄弟三人中他最小,是父母的老生儿子。小时候的牟鸿礼与父母、叔辈、兄长们共同生活在一个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里,父亲牟奎令是当家人。牟鸿礼的三叔牟恒令婚后无子,英年早逝,寡居的三婶便过继年幼的牟鸿礼为嗣子,所以牟鸿礼从小就享受着父母和三婶的双重宠爱。但父辈们同时也压给了他两份重任——为两房老人养老送终。
当年的牟家大院,在牟家院村虽算不上大富户,可也算是一个车马俱全、几代人和睦相处的大家庭。鸿礼自幼天资聪明,七岁那年进了本村的毓贤小学读书。牟鸿礼在本村读完初小,又去高里读了两年高小,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马宗显(后化名张英)。每当谈起国家大事,两人就会觉得很投缘,他俩甚至曾经商量一块外出求学,寻找救国之路。然而这一想法遭到了父亲牟奎令的坚决反对。牟奎令认为,孩子读书多了就很难留在身边,念上几年书能认个地契、文书之类的,省的让人家糊弄就可以了。为让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断了外出求学的想法,在牟鸿礼16岁那年,父母就给他娶了媳妇,想以此来拴住他。
牟鸿礼的结发妻子任意芳,1904年出生在牟家院以北十华里的大官庄村。当年,任家在村里虽不是什么大户,可也家道殷实,衣食无忧。父母只生了任氏兄妹二人,哥哥比她大十多岁。所以从小父母宠着她,哥嫂让着她,她是在家人的百般呵护下长大的。从十多岁起父母就替她挑婆家,最后挑了个人丁兴旺的大户,女婿牟鸿礼也是才貌双全。老两口子特别要面子,怕小女儿到了大家庭被人小看,出嫁时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桌椅橱柜全是上等好料,还有大量布匹、绸缎、首饰,送亲队伍由数辆马车组成,浩浩荡荡,吹吹打打,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富家小姐出嫁的阵势。
妻子支持丈夫跪求公婆 牟鸿礼离家去济南求学
媳妇娶进门后,牟鸿礼没有一丝喜悦,每日里坐立不安,没给新媳妇一个好脸色。妻子任氏还以为是自己没伺候好丈夫,所以时时处处小心。每次走娘家回来,都给丈夫做上好几件新衣服,变着花样给他带好吃的。可即使这样,总也换不来牟鸿礼一个笑脸。
有一天,牟鸿礼将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叹道:“国家危亡,人民涂炭,我一个七尺男儿不能驰骋疆场效命国家,整天待在家里守着女人吃饭、睡觉,这样我会憋死的!”
直到这时,任氏才明白,丈夫并不是一个天亮下地、日落收工,守着炕头上的老婆孩子就能满足的人,而是一个心高志远,想干一番大事的男子汉。于是她试着安慰他:“男人就要有男人的出息,你有什么打算和想法,我不会拖你的后腿。和我说说,看看我能帮你吗?”牟鸿礼转过身,看着妻子真诚的目光,一下抓住她的双手说:“你说的是真的?我想出去上学,寻求救国之路,可俩老人死活不让。你是他们心上的好媳妇,能为我求一下情吗?”
牟鸿礼的一番话让任氏犯了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媳妇与公婆很少交流,通常是公婆吩咐媳妇做什么,媳妇就做什么,鲜见有媳妇向公婆提要求的。牟鸿礼见任氏迟疑,就开始跟她谈国家大事,谈眼下外敌入侵、内政腐败的例子,谈劳动人民的苦难现实,一直讲到广大受苦人民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去找出路……
第二天早上,任氏走进公婆屋里,什么也没说就双膝跪下了。老两口一见慌了神,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喊“快起来说”。等老两口听完那些求情的话后,相互对望了好一阵子:这小儿媳妇是咋了?哪有这么傻的媳妇啊?!
后来老两口对一直跪着的任氏说:“这小子一旦放出去,就是脱了缰绳的马,咱家里女人、孩子多,男丁少,我还指望他挑大梁呢……”老爷子一口气说了好大一堆不能放行的理由,可任氏这时也真来了傻劲,郑重地对公婆承诺:凡是男人该干的活她全替鸿礼干,三婶她也一定照顾好,盘缠的事也不用二老操心,就用自己的私房钱……
经任氏一番交涉,牟鸿礼终于如愿以偿。1924年夏,18岁的牟鸿礼与同学牟铭勋一起告别故土,去了济南工业染织学校读书。
回到家乡建立党组织,辟出西院作为党支部
到济南染织学校不久,牟鸿礼就得到了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宋伯行的赏识。1925年春,经宋伯行介绍,牟鸿礼与牟铭勋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牟鸿礼,按照党的指示,经常回到家乡潍县参加由庄龙甲组织的党组织活动,并在1926年6月成立的中共第一届潍县县委中当选为县委委员。同年7月,牟鸿礼修业期满,遵照上级指示,他与牟铭勋一起回到家乡潍北,筹建潍北党的组织。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五年时间,活动大都处于地下,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更是十分困难。既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资金来源,常常是谁领导革命,谁就负责找工作场所并筹集资金。在举步维艰的建党初期,革命者们大都选择在自己家里办公。牟鸿礼也是如此,他回到家乡后,就在他与三婶共同居住的四合院里,开始了中共潍北党组织的筹建工作。
当年的四合院有北屋四间,东、西屋各两间,大门开在院落的西南角,门口朝西。确定下办公场所后,牟鸿礼与牟铭勋首先发展他们邻村小庄子的老同学耿梅村入了党,并在住处的西屋里建立起中共在潍北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牟家院支部。身为中共潍县县委委员的牟鸿礼同时兼任牟家院党支部书记,牟铭勋、耿梅村任支部委员。
筹集资金办厂做掩护,妻子日夜操劳赚经费
三人支部的成立,只是潍北党组织的起步,要进一步发展党员并做好宣传工作依然困难重重。除了需要大量资金,还需要能够吸引住年轻人。经过考虑,牟鸿礼与牟铭勋达成了共识:购买一台小型针织机用来织带子和毛巾,既可以赚些钱用于党建开支,又能吸引大量年轻人在此聚集,方便开展工作。
当牟鸿礼向父亲求助资金时,父亲听说他要办工厂赚钱,二话没说就给出了资。于是他很快购进机器,安装在西屋里。牟铭勋负责技术,不久便生产出了产品。
小工厂的建立,不仅吸引了本村青年,邻村的青年人也经常过来观看。而三人支部的成员们,白天就用提篮装着毛巾、带子走村串巷,以卖产品为名找机会宣传党的知识,寻找有志青年。到了晚上,小工厂就热闹起来了,他们向青年们讲国内外的革命形势、讲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讲山东督办张宗昌的种种罪行,而最主要的还是宣传共产党的纲领,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活跃气氛,牟鸿礼还穿插着讲古、说书,有时还带着青年们到父亲的大菜园里去“扫荡”,弄些瓜呀、菜呀、桃啊、枣的回来,大家一边吃一边高兴地听牟鸿礼演讲。
整日替丈夫下地干活的任氏满心欢喜,觉得丈夫回了家她可以松口气歇歇了。可谁曾想,带着建党任务回家的丈夫,不但没让她歇口气,所需的建党经费还要靠她支持。她白天跟着男人们下地,晚上照顾老小和丈夫。私房钱被牟鸿礼用完后,她便隔三差五变卖橱柜里的布匹、衣物,后来又将母亲送给她的家传首饰卖掉。再到后来,为了还上牟鸿礼买匣子枪的借款,连包袱里的小布片也卖掉了。所有能换钱的陪嫁物品最后只剩下一辆纺车,任氏用它纺线来维持生计。
卖完陪嫁物品后,为帮助牟鸿礼解决资金问题,她又给人做手工挣零用钱。结网子、纺棉花、织布,什么活赚钱快她就干什么活。为了节省灯油,不管冬天寒气逼人还是夏日蚊虫成群,只要有月亮,她夜间都是在院中借着月光结网子或纺棉花。
三人支部改潍北区委,小院承载起历史重任
半年之后,到1927年春,三人支部已发展了近十人为党员,又成立了以耿梅村为书记的中共小庄子支部。
小庄子支部成立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牟铭勋和耿梅村正在西屋的小工厂里刻版印传单,牟鸿礼开会回来,给他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原来的三人支部改组为中共潍北区委,牟鸿礼兼任潍北区委书记,牟铭勋、耿梅村为区委委员。
耿梅村两眼看着院子说:“这宅院虽小,却承载着历史重任,既然我们的革命在这里起步,那么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党在潍北的指挥和领导中心。这座小院必将会载入史册,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要把它好好修整一下。”说到这里,三人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拳头:“为了革命胜利早日到来,我们一定努力,努力,再努力!”说到动情处,他们三人紧紧地抱作了一团,共同唱起了当年下乡宣传时唱过的那首歌:
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德国派兵占胶湾,青岛济南修铁路,又要攘夺我矿权。
嗟我同胞急图自强,日本险恶非我友邦,言虽亲善心似豺狼……夺我权利占我边疆,吸我血液挫我威望,孔孟梓里齐鲁旧壤,转身委扶桑。
警告同胞兄弟,勿再袖手观望,高丽琉球亡国惨状,真堪目睹心伤,前舢不远后患方长,协力救国各本天良,哪怕日猖狂。
借钱托人买枪,家人变卖土地还部分债务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为防不测,上级党组织在入冬后作出指示,要时刻为形势恶化做好准备,并号召全体党员设法搞到枪支。
当时的枪支还不是很难买,只是价钱太贵。牟鸿礼向本村一富户借了120块大洋,托人从日本洋行买来一支匣枪交到县委。事后,他才对父亲说了借钱的事。父亲没有过多责备他,变卖牲口、车辆、土地为他还债,妻子也变卖了些嫁妆,好歹还上了40块大洋,剩下的80块大洋,一直没还上。后来牟鸿礼在青岛与妻子分别时,曾让妻子转告父亲,别为欠款发愁,等革命胜利后他一定先把欠款还上。
冬天滴水成冰,小屋内吃辣汤泡大饼抗寒
牟鸿礼在家乡筹建党组织的那几年,经常带领党员们工作到深夜。有时为了赶印一批传单,会整宿不睡觉。从刚开始建党到1928年春潍县国共彻底分裂以前,工作基本上不刻意隐蔽。
那时,每天晚饭后都会有好多青年人在四合院里聚会,牟鸿礼等人就向他们宣传党的知识,等那些人散去后,党员们才开始工作。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牟鸿礼就让任氏给他们找点吃的。以后常了,不用牟鸿礼提示,只要看他们开始干活,任氏就主动去准备吃的。有时到了晚上已没有更多剩余的干粮,她就用锅烙一些高粱混合面饼子。时间长了,她看牟鸿礼不干农活还消耗那么多家里的东西,一来感到过意不去,二来怕哥嫂们埋怨老人偏心而造成家庭不和,天气转凉后,她隔几天就回趟娘家,谎称婆家人多,饭食太粗,她吃不下,让母亲和嫂子给她烙一些火烧和大饼带回去。通情达理的嫂子每次都多做些,并对她说:“他姑父(指牟鸿礼)也细食(指吃饭挑食咽不下粗饭),你多带些,吃完再回来拿!”
当年的火烧和大饼可不是百姓平日常吃的东西,党员们见了,高兴得不得了,还开玩笑说:“为了这口福,咱就天天熬夜吧!”
转眼到了冬天,外面滴水成冰,他们工作的小屋也是寒气逼人。到了深夜,这些年轻力壮的汉子也站不住脚,干一会就得起来搓搓手跺跺脚。为了给他们御寒,任氏变着花样给他们做夜饭。当年在潍北有一种叫“辣酱”的咸汤,是用本地特产高脚青萝卜丝、姜片、干红辣椒、小咸鱼碎块加入面粉糊熬制而成的,熬好后再加入香菜末,让人一闻就垂涎欲滴。喝下一碗,无论多么冷的天,也会让人浑身发热冒汗。
在那些大冷天里,只要党员们加班干活,任氏就会做上一大盆“辣酱”咸汤,再端上火烧或大饼。党员们用碗盛上咸汤,泡上大饼或火烧,“唏溜唏溜”地吃上两碗,一会儿每个人脸上就冒出了细细的汗珠,顿时觉得小屋的空气也热了起来。
耿梅村曾当着任氏的面对牟鸿礼说:“等革命胜利后,要给你媳妇记上一功,她可帮了我们太多的忙,为我们受了太多的累和罪。”
修夹壁建造暗道,以备战时转移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全国的革命形势遭受到了严重考验。庆幸的是,至1927年冬,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斗争风潮仍未波及潍县,因此设在牟鸿礼住处的党的领导机构也基本上没受到威胁,再加上小工厂作掩护,党员们白天依然在这个四合院进进出出,晚上也照样大胆地印传单。但牟鸿礼在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后感觉到,一场大的暴风雨即将逼近潍县大地。
他跟区委和两个支部的党员们商议,应该在白色恐怖到来之前,准备个隐蔽场所,到时可以藏匿办公用品,危急之时也能让人员躲避一下。最后想到的办法是:改造一下北屋,建个夹壁。牟鸿礼在征得三婶同意后,带领两个支部的成员开始动工,贴着北屋的东山墙修建夹壁暗室。
夹壁修得很窄,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在里面南北走动,入口处用火炕来掩护。夹壁即将完工时,牟鸿礼的老同学马宗显来了。此时的马宗显已化名张英,刚从苏联回国等待组织安排。他看过夹壁后认为,这样的暗室虽能躲避但不能逃生。这个提醒让牟鸿礼把马宗显挽留了下来,他们又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共同完成了从老屋通往菜园车棚的地下逃生暗道。
当年该四合院东面隔条小巷,有一南北长30多米,东西宽20多米的空地,属于牟家的大场院。空地的南边部分主要用来打场晒粮、存放柴禾和牲口草料,北边部分是菜地与车棚。为修暗道,牟鸿礼又一次征得三婶同意,带领两个支部的成员,利用晚上秘密挖开东山墙下的地基,从夹壁开通了一条暗道。暗道的出口设在车棚里,上面放了遮蔽物。
暗室和暗道最终于1928年年初建成。1928年夏,潍县国共两党的冲突爆发了。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这个暗道还真发挥了作用。有几次,牟鸿礼在家里召开会议,当放哨的任氏向他们发出危险信号时,牟鸿礼就赶紧带着他的战友们通过暗道安全转移。
印传单四处散发,壮大革命队伍
1928年春,潍县的一些地痞流氓、土匪乱军纷纷打出了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举着青天白日旗各自抢占地盘。尤其是潍县东南乡的大恶霸李朝英趁机跳出来成立了独立旅,向人民要钱要粮、招兵买马、抢占公产公物。他对盘踞在潍北固堤、张庄一带的旧军阀张宗昌的旧部畏之如虎,不敢去冒犯,但对于以前和国民党同甘苦共患难的共产党人却凶恶无比,残酷镇压,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于潍县大地。在这种情况下,潍北党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年轻人开始远离组织。
恰巧在那段时间,我党在潍南大柳树镇集市上发动的反牲畜税砸税局斗争取得了胜利,并发布了《为大柳树镇反牲畜税事件告农民兄弟书》。
《告农民兄弟书》不但散发到附近村庄里,牟鸿礼还专门带领党员到固堤进行大量散发。
潍北区委利用该镇一个集贸市场,将《告农民兄弟书》在那里普遍散发,还特意在警察局和民团门前显眼的地方贴了好几张。
赶集的农民得知税局被砸都感到大快人心,而警察局见了《告农民兄弟书》却慌了手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牟家院村抓人,可牟鸿礼和他的战友们都早有防备,警察们进村后闹了个鸡飞狗跳,最后连个共产党的人影也没见着,只好败兴而归。
打入敌方教训班,发展吸收党员
当时国民党教育局设在潍县城里的教训班,经常有潍县北乡的教师去参加学习。潍北区委瞅准这一时机,决定派自己的同志打入教训班,去发展知识分子。
当年潍县城天主教堂西面的阜通煤厂,是牟鸿礼的同村人李永升开的,那里也是潍县北乡教师常去的地方。牟鸿礼就把那里作为联络点,从1928年夏天开始住在那里主持工作。
关于那段历史,笔者没有在牟家院村寻访到更详实的新线索,但耿梅村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们首先从较有觉悟的老同学中选择建党对象,先吸收了管文山入党,后来又吸收了于笑愚和于画舫(于清书)入党,派他们到教训班里去做学员,结合李春萱等老同学开展教训班里的工作。这就使我们掌握了教训班里的敌情动态,针锋相对地进行宣传、争取群众。
“不久柳科支部就成立了。于画舫在阙庄也先后发展了于传弟、于全家等农民党员。他利用他是该村小学教师这一有利条件,在学生中很快发展了于一川、于德甫、于志荣等少年党员,成立了阙庄支部。这两个支部的建立,潍北党的力量就得到了增强。随后,于一川在黑埠子发展了张天心,党员在该村有了活动。
“党在教训班里发展新党员,在柳科、阙庄建立新支部,正是潍县国民党建立反动政权进行疯狂的白色恐怖统治的时候。”
不惧悬赏冒死与敌周旋
牟鸿礼立碑照。
开封八卦楼--当年牟鸿礼关押地。
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被敌人杀害后,牟鸿礼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头号人物,同志们都劝他出去躲躲,可牟鸿礼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白色恐怖下,他仍然扩大党组织,建立起多个支部。
指挥中心转入潍北 牟鸿礼被悬赏通缉
1928年秋,潍县的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关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抓捕共产党人,正患肺病的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处境十分危险。上级为保护党的干部,决定让庄龙甲隐蔽治病。临行前,庄龙甲主持召开了潍县县委改组会议,组成了以牟鸿礼为书记的临时新县委(据《山东党史资料》第二期中耿梅村文章)。
由于敌人对潍南的镇压特别凶残,党的工作遇到了很大阻碍,庄龙甲临行前特别交代牟鸿礼,让他把党的指挥中心由潍南转入潍北。牟鸿礼遵照庄龙甲的指示,把党的领导机构分设两处,一处在牟家院村,一处设在了潍县城内敌人的眼皮底下。
1928年10月10日,庄龙甲不幸被捕,10月12日,敌人将庄龙甲残酷杀害于南流。自此,牟鸿礼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悬赏抓捕的头号人物。那一时期,潍县城四门上张贴着国民党公安局局长李朝英亲笔签署的悬赏告示:捉拿共匪头子牟鸿礼,只要报一信,银元赏千万!
牟家院村牟鸿礼的住处和他父母的住处三天两头被搜查。当时同志们都劝牟鸿礼出去躲躲风头,他却风趣地说:“我这个人,一开始革命就把头别在了裤腰带上,哪里丢了哪里算。在党最需要我的危急关头,我怎么能贪生怕死呢?再说敌人像狗一样,你越怕它,它就越向你呲牙咧嘴……”
牟鸿礼的所作所为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每个党员都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进行着艰难的斗争。虽然时刻面临着敌人的抓捕,但在潍县临时新县委的领导下,潍北土地上的党组织得到了进一步扩大。牟家院以南在建立起前阙庄支部后,又先后建立了后阙庄、河南、黑埠子、李家埠、吴家、吕家、埠头子等党支部,牟家院一带除最早建立的牟家院、小庄子支部外,还有以后建立起来的柳科、北里、大牟家、小官庄等支部。这样在整个潍北就形成了一片连在一起的红色革命区域。他们先后发动了短工罢市、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农民抢坡等运动。
调离潍县赴青任职,妻子担起放哨重任
1929年初夏,上级组织为保障青岛锄奸顺利成功,将牟鸿礼调离潍县赴青岛任职。为了给牟鸿礼作掩护工作,同年10月,任氏带着刚过4周岁生日的儿子去了青岛。
当时他们在青岛的住处,同时也是青岛市委办公的地方,楼下的地下室就是市委的秘密印刷厂。只要牟鸿礼在家召集会议或者有同志在地下室印刷传单,任氏就依然干她的老本行——放哨。
除了放哨,她还有两个任务:一是守护平安信号；二是牟鸿礼不在家时替他接收情报。平安信号有两种:一种是在窗户上插一只纸做的大蝴蝶,一种是在楼道里点上一炷香,邻居问起时,就谎称是给孩子许愿。不论牟鸿礼回家还是同志上门,都要先看信号,见窗上插着纸蝴蝶和门前正常燃着香,就可以大胆上楼进屋。如果发现小楼附近有可疑人或有生人上门问事,任氏就装作哄孩子把纸蝴蝶从窗户上拿下来,再把门前的香炉收走。
接收情报更需认真,还要对暗号,一字之差就会误大事。任氏不识字,一切全凭脑子记,但牟鸿礼凭着对妻子的了解和信任,一次次将事关多少人性命的大事交给她,她也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0年5月,牟鸿礼按照上级指示离开青岛去中央学习,任氏便返回了潍县。
开封任职落入敌手,越狱失败惨遭杀害
1931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河南省开封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开封市委书记来学昭与大部分市委领导人被捕、被杀,党的工作一时陷入停滞状态。中央与河南省委立即作出决定,迅速挑选精干领导干部去开封任职。牟鸿礼临危受命,于1931年1月去了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城市——开封任市委书记。2月,中共河南省委改组,牟鸿礼任河南省候补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
初到开封,牟鸿礼面临的是党组织遭到重创之后,四处弥漫的严重白色恐怖气氛。他跑了四五天,但一个同志也没找到。
接下来,牟鸿礼又用了半个月时间,跑遍开封市的大街小巷、工厂、公司、学校、社会集团、贫民区、近郊农村,进行摸底,并于1931年3月17日写出了《牟修五关于开封工作的报告》。
然而,当时刘峙统治下的开封,危险无处不在。3月26日,就在他完成《开封工作报告》后不到10天,不幸落入敌手。
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屈服,还愤怒地将敌人反驳得无言以对。敌人只好将他关进监狱。5月9日,牟鸿礼在组织越狱时失败,惨遭敌人杀害。
◎相关链接
老屋的守望
1930年4月,任氏结束在青岛掩护牟鸿礼的工作回到家后,就再也没有了丈夫的音信,她从此开始了年复一年的等待和操劳。对上她要侍奉公婆和三婶,对下她要照顾好孩子。农忙时,她跟着家里的男劳力去下田,农闲时,她就跟着男人们出去打零工、搬石头、挖粪、为盐商背盐,这些男人干起来都吃力的活儿,她都干过。后来,为了躲避敌人变本加厉的伤害,她逃荒去了外地,要过饭、露宿过街头、当过佣人。过度的劳累让她不到四十岁就弯了腰驼了背,双手十指也都弯曲变形。
尽管生活如此难熬,可她从来没有怨言,因为她有盼头!牟鸿礼曾许诺她:等革命胜利后,自己不是坐着汽车回家,就是坐着飞机回家。
后来,家乡终于解放了,可牟鸿礼并没有回家。那些日子,只要一有空,她就到南门外去看看村前的大路,盼望远处能有一辆汽车出现。只要听到天空传来飞机声,她就仰头张望,对着飞机划过的天空喃喃自语:“他爹,哪架飞机是载你回家的?”
建国五六年之后,任意芳才得到牟鸿礼早已牺牲的噩耗。
1975年,因过度劳累和饥饿,任意芳病倒了。儿子劝她搬出老屋,她说:“我要在这老屋等你爹回来,他只认这个屋,认窗户台上那盏灯……”1977年10月,任意芳病情加重,弥留之际,她对儿子说:“我就觉得你爹还活着,我等不到他回家了,他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我走后,你别荒废了这个屋……白天别锁门,天黑后点上灯……”10月30日,在牟鸿礼为国捐躯46年后,任意芳也走完她的人生路,追随丈夫而去了。
牟鸿礼的儿子牟士宗曾多方打听寻找牟鸿礼的遗骨,但一直没有找到。任意芳去世后,按照当地风俗,儿子牟士宗用木板刻了一个灵位,写上牟鸿礼的名字,抱着木牌站在凳子上朝西南方向喊了三声:“爹,来家吧……”然后将木牌装进一个空的骨灰盒,与母亲的骨灰盒一起葬在了牟家院村的公墓里。
奔波千里赴沪寻找组织
牟铭勋。
牟铭勋赴上海寻找中共上海中央局。
牟铭勋的墓碑。
牟铭勋接替潍北的工作,正是潍县党的活动非常困难的时候。由于宋鸣时叛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牟铭勋赴上海寻找中共上海中央局汇报情况。他扮成乞丐,在街巷弄堂里敲了无数个门,终于找到了隐蔽的党组织。返回潍县,他又发展了10多名党员,恢复了部分党支部。
主持潍北区委工作 危难时期挑起重担
自1928年秋庄龙甲牺牲,牟鸿礼担任了县委书记后,潍北区委的工作主要由牟铭勋负责。
牟铭勋又名牟祝仙,字鼎三,号竹轩,1905年出生于潍县牟家院村。
牟铭勋主持潍北区委工作时,正是潍县党的活动非常困难的时候。1929年春,白色恐怖愈加严重,牟鸿礼又被调去青岛任职,耿梅村不久也因遭通缉去了大连,从此牟铭勋独自承担起了潍北的重任。他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奔波在潍北大地上,后来县委改组,他被选为县委委员,又负责全县的工作。耿梅村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牟祝仙同志1929年负责潍北领导工作之后,积极整顿了北乡党因县委遭受破坏所产生的松弛,并努力向新的地区寻求发展,终在白浪河以东的温庄、小官庄一带地区找到了新生力量,迅速发展了邢明、牟芳令、吴益斋、牟星桥、耿锡章等同志入党。分别成立了温庄、小官庄两个支部。其后,杨孟、鲁家口一带也陆续有了党的活动……”
耿梅村回忆,1929年到1932年间,潍北的党组织因为曹克明和任玉书先后叛党,几乎无一支部幸免于难。于画舫牺牲在刑场,张德善死在狱中,张子斌、耿寿图、于全家等都是坐牢多年,才被释放。牟芳令外逃。唯祝仙同志一人,历次党组织受破坏,他都是照常坚持工作。哪个组织受了影响,他都负责整顿。他的行动飘忽不定,流动的时间多,在家的时间少,因而反动政府捕他次数很多,都没有捕到,也没有妨碍他坚持工作。他由参加支部到负责区委、县委,直到参加鲁东特委领导,从1926年到1935年,近十年如一日。
历尽艰难,扮成乞丐寻找党中央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党投敌,他带人来潍,抓捕并杀害了潍县中心县委书记刘良才和一些县委领导及党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全县的革命活动跌入低谷。
在省县两级党组织均遭破坏的情况下,牟铭勋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勇敢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多次追捕,不分昼夜地在潍县大地上寻找关系和同志,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恶劣,他费尽周折,既没有与上级领导取得联系,也没有找到党员同志。无奈之下,他决定去沪上寻找中共上海中央局汇报情况。
当年设在上海的中央局,地点十分隐秘。牟铭勋向亲友借来路费,于1933年12月初启程去了上海。到上海后他两眼一抹黑,无钱住宿,无钱吃饭。在寒冷的冬夜,他以乞丐的模样蜷缩在楼道角落,也不时碰到几个好心人给他送件旧棉衣取暖,或者给他送点吃的。白天他装成聋哑人在街巷弄堂里转,以乞讨作掩护,敲开了无数个门,终于在12月下旬找到了中共中央驻上海的中央局,并于26日向中央局递交了《山东牟铭勋关于潍县情形的报告》,汇报了他所了解的山东临时省委和潍县中心县委遭受破坏的情况,并提出了恢复潍县党组织的方法、措施以及自己的见解。
1934年1月11日,牟铭勋带着中央恢复潍县一带党组织的指示,乘船离沪。他于16日回到潍县,立即开始寻找党员恢复组织。他先后到安丘、昌乐、青州、广饶、寿光和潍县等地调查党组织被破坏后的情况。之后他又向各处借了13元5角钱,于1934年3月中旬第二次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恢复和整顿各县党组织的情况,3月17日,他向中央局交上了《关于潍县党组织状况的报告》。
1934年4月18日,牟铭勋第二次从上海返回潍县,遵照中央指示,他着手组建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研究制定了潍县中心区(当时辖寿光、昌乐、青州、广饶、潍县)5、6月份的工作大纲。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他在潍县又发展了10多名党员,恢复了部分党支部。
1934年7月3日,牟铭勋第三次去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递交了《关于两个月工作情况的报告》,向中央汇报了党组织在潍县等县、区的发展和斗争情况。正当他打算带着中央的新指示回潍时,遇上敌人破坏上海中央局,牟铭勋随机应变,以瞎眼算命先生的装扮躲过了敌人抓捕。由于中央局遭到破坏,回到潍县后的牟铭勋,又一次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结束流浪,回乡投入到抗日战争
作为潍县一带中共党的重要领导人,牟铭勋再度遭到了敌人疯狂地通缉和追捕,他无法再在潍县及周边县区立足,秋天被迫去了大连。
牟铭勋在大连过了3年的流浪生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潍县,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中。他到处寻找当年的老党员、老同志,重新建设家乡的党组织。
1938年5月,牟铭勋参加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并担任了潍县县委组织委员。同年9月,潍县县委改组为中共潍县工委,他被任命为工委书记。10月初,昌潍联合县委成立,他任副书记。10月8日,牟铭勋去昌邑参加联合县委会议,返回途中经潍河岔口处,被国民党反动派杨秀峰部逮捕。
敌人对他严刑审讯,让他供出党的机密,他却痛斥敌人的反动行径。被牟铭勋骂得气急败坏的反动派,用颤抖的手举起枪,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相关链接
牟铭勋工作报告节选
牟铭勋在1934年3月17日《关于潍县党组织状况的报告》中记录:“我是1月11日上船的,14日才到了青岛……16日我就乘胶济车到了黄旗堡车站,因这车站上有安丘的一个同志在那里开店,去找他时,他已因生产不好不在黄旗堡了,我就回了潍县……南乡坊子一带的组织完全于去年12月20日被国民党破坏了,西曹庄孙景亮、孙思亮二同志被捕,东曹庄互济会员何风鸣被捕,西曹庄同志与非同志逃亡者50余人……
我见在这样情形下,工作无法整顿,就又到了安丘,见到了在黄旗堡开店的王同志。他一见到我,就把我领到一间很破的房子内说道:‘你还不晓得吗?这里的两个通信处去年五月间被破坏了……’我就又到了小官庄支部,这个支部于1932年被破坏后,好多同志跑出去。我到了那里召集了一个会,到了五个人,只有耿锡章还算很坚决的一个……回来就到了温庄,找到了牟作燕同志,他是一个团的同志,我就叫他以后和耿同志联系。我又到了阙庄,这庄自于清书(于画舫)同志被捕枪毙后,剩下的只有几个女同志……我从这里冒着雪上了昌乐。这时正值旧历十二月二十三四的时候。先到了一个赵同志家,叫他去召集其他庄中的同志。结果等了三四天,一个同志也没见上……结果只得又回潍县。由潍县到了青州,找到了陈德仪、陈铭新两名同志……我就把现在五次‘围剿’的问题与闽变问题很详细地与他们讲说了。我从这里又到了寿光的一个同志家里,问他那里的情形……他说他那庄中刘洪才、刘德良叛变后,简直没有敢说话的了,旧的同志被捕的被捕,跑了的跑了,新的他又不认得……我只得又回了潍县。这时正值过阴历年的时候,正月初七八以前,各地都无卖饭的,到远处不行,只到了小官庄几次,对那些同志特别训练了几次……于旧历初九日到了潍县广文中学,找到了孙健同志……我见他无空,就又到了昌乐,费了许多劲方找到了孟广松同志……”
两次被捕最终化险为夷
耿梅村。
耿梅村写给牟兰贞的信件。
耿梅村与牟鸿礼、牟铭勋是同窗好友,共同的志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改组后的潍县临时新县委里,耿梅村任军事委员。潍县党组织遭到破坏,他机智地躲过了抓捕,去了东北。两年半后回乡,继续参加战斗。
谨遵牟鸿礼嘱咐 暂时隐蔽到东北
耿梅村又名耿鹤林,1904年生于潍县北乡小庄子(今属寒亭区高里街道)。小庄子距牟家院村一公里,因当年该村没有学校,所以耿梅村是在牟家院上的小学,与牟鸿礼、牟铭勋是同窗好友。
那时一战刚刚爆发,正是日军入侵,内政腐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之时,随后全国爆发的反奴役、反压迫、驱逐洋人、抵制日货运动,也大大激发了少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牟鸿礼、牟铭勋和耿梅村这三个最要好的同学又同时成为学校宣传队的骨干,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举着小旗、打着锣鼓到各个村庄的集市、庙会上进行爱国宣传。三人曾并肩发誓,将来要共同报国救民。他们一起读完小学,几年后,革命又让他们三个走到了一起。1926年,当牟鸿礼与牟铭勋受上级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创建中共潍北党组织时,他俩首先想到的就是耿梅村。这时的耿梅村刚从县立中学毕业,并在前不久加入了国民党。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家乡还没有共产党,而且那个时候也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到底哪个好,只知道国民党也反对外敌侵略,反对军阀,反对分裂,所以他是抱着一颗报国之心加入的。
到了暑假,牟鸿礼和牟铭勋来找他,他特别高兴,马上就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潍北党组织创建时期的一名骨干。1928年夏,潍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庄龙甲按照上级要求隐蔽治病,临行前,庄龙甲主持召开了潍县县委改组会议。在改组后的潍县临时新县委里,耿梅村任军事委员,他积极协助临时县委书记牟鸿礼开展全县的工作。
1928年秋,庄龙甲被捕牺牲,牟鸿礼为整顿潍南被破坏的党组织,已顾不得回潍北,耿梅村那个时候潍南潍北两头跑,还负责着潍县城里联络站的工作。
1929年春,刚刚担任第二届潍县县委书记的牟鸿礼告诉耿梅村,他接到上级指示要去青岛任职,负责铲除叛徒王复元这一艰巨任务。牟鸿礼动身赴青前一再叮嘱耿梅村:“作为党的领导者,我们同敌人周旋时要有勇有谋,要明白斗争和生存的意义,同敌人斗的目的是胜利而不是牺牲,紧急关头需要保存实力。我去青岛后,你和铭勋一定要配合好县委的工作,保护好我们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保护好同志们的安全。”
与牟鸿礼分手后不久,潍县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县委书记马宣元和县委成员以及党员几十人被捕,耿梅村机智地躲过了那一劫。因遭到通缉,无法再在潍县立足,他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及时通知能找到的党员,要他们暂时隐蔽,自己经青岛去了东北。
监狱中受尽折磨,脱险后离家继续抗日
耿梅村在东北过了两年半颠沛流离的生活,心中一直挂念着家乡的党组织和战友,九·一八事变后,他返回家乡潍县寻找党组织。
当时由于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离家隐蔽,潍县党组织的活动正处于最低潮,他四处奔走也没有找到组织,反而在1933年春落入反动派之手。在狱中,耿梅村受尽残酷折磨,他与敌人勇敢机智地进行斗争,终使敌人一无所获,后经友人营救脱险。
出狱后,耿梅村再度离开家乡,活动于平度、栖霞、青岛等地,与友人一起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设法救助进步学生,利用国民党学校的讲坛抨击反动政府。1934年,他在平度教馆遇到革命同志刘云鹏,两人一见如故,彻夜谈论国内形势,当谈及民族前途时,忍不住声泪俱下,不约而同地引吭高唱国际歌,一时被进步人士传为佳话。
1938年初,山东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耿梅村参加了家乡七、八支队后方工作委员会。不久,七、八支队合并为八支队,他又来到部队,先后担任大队秘书、组织科干事、政治指导员等职,在战场上发挥着他的军事才能。
1938年秋,八支队在掖县土山与封建武装红枪会发生战斗,他不幸被俘。面对被杀害的威胁,他神情激昂地向对方进行抗日宣传,高唱歌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使在场者为之动容。在即将遇难之际被我军解救,他也因此而受到组织嘉奖。
◎相关链接
心系家乡教育 捐钱资助学生
1942年,耿梅村被调到鲁中报社,后又担任石印厂厂长、秘书、秘书处主任等职。1947年1月,他被任命为鲁中报社经理部主任。同年5月,他被派往鲁中驻渤海办事处,先后担任过参谋、抗小校长、大队长等职务。因工作成绩突出,他两次荣立二等功。
1949年5月,渡江战役开始,战线南移,后方建设亟待起步,时任鲁中南报社经理部副主任的耿梅村响应上级号召,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任鲁中南师范秘书主任,负责该校的筹建工作,从此开始了近20年的教育生涯,并为教育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他善于结交知识分子,并时刻关心着下一代的教育。1984年12月,耿梅村将节省的1000元钱捐给家乡小庄子村。他曾无数次资助他的学生,还给牟家院小学和小庄子小学各寄过千余元的书籍。
自1978年开始,耿梅村跟牟鸿礼的孙女牟兰贞取得了联系,经常写信向她讲述那一代党的领导人是如何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在潍北大地上建党的历史。他还多次为山东省党史资料和刊物撰写文章。
1985年7月,牟兰贞去济南看望他,此时的耿梅村已因病住进了千佛山医院,走路需要靠拐杖。一见到牟兰贞,他紧紧抓住她的手,说了声:“见到你,就像看到了修五(牟鸿礼)……”话未说完,泪水已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横流。他的老伴怕他因情绪激动影响身体,不让牟兰贞向他提问题,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起当年的战斗历程。
牟兰贞在济南住了七天,耿梅村每天都跟她讲当年的战斗历程,不但讲,还要过牟兰贞手中的笔记本,替她修改记错的字。一周后,牟兰贞向他告别,他又抓住牟兰贞的手泪流满面:“孩子,修五有你这样一个孙女是后继有人了。”耿梅村教导她今后如何正直做人,如何面对成绩,如何面对失意。
1987年11月10日,83岁的耿梅村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在济南千佛山医院去世。
富家子志在救国闹革命
于画舫。
于画舫出生于富农家庭,他自幼便爱打抱不平,主持家务后,更是经常救济穷苦百姓。于画舫加入共产党后,在学校发展了一批学生入党,建立起了阙庄党支部。他领导组织了“抢坡”和“短工罢市”斗争,发动鬃厂工人罢工。
经常救济穷苦农民 卖粮换钱支持革命
于画舫,又名于清书,1905年出生于潍县阙庄村(今属潍坊市经济开发区)一个富农家庭。少年时代的于画舫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公子哥生活,可他却极富正义感,每次看到纨绔子弟欺负穷人家的孩子,他总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于画舫小学毕业后,又到潍县县立中学去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同窗好友耿梅村,谈起国家大事两人很投缘,曾协商着寻找救国之路。可就在这时,由于父亲去世,家里的事务无人打理,母亲坚持让他退学主持家务,于画舫只好遵母命退学回家。主持家务后的于画舫,经常把家里的粮食、衣物拿出来救济穷苦农民。后来他到阙庄小学任教,经常向学生们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潍县的土匪乱军、反动势力纷纷打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与地主劣绅勾结在一起,抢占地盘,搜刮民财,把潍县大地搞得乌烟瘴气。192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潍县开始了镇压共产党的暴行,他们到处抓人,无辜的村民也常被抓去受审、用刑。于画舫目睹了这一切,正感叹自己无力救民众于水火时,老同学耿梅村找到了他,并介绍他见了牟鸿礼。于画舫听了牟鸿礼跟他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又在牟鸿礼和耿梅村的引导下,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理论和知识,一下子有了奋斗目标。1928年夏,在牟家院村牟鸿礼家的西屋里,他对着党旗举起右拳,立下了自己的誓言:“用生命和鲜血保护党的机密,永不叛党!”
于画舫入党后,马上成为潍北区委党组织的骨干。下课后,他脱下长袍大褂,穿上土布旧衣走村串巷,为发展党组织寻找人才,并很快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在学校上课时,他抓住时机向学生灌输革命理论,有时晚上住在学生宿舍,也给同学们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揭露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事实真相,教学生们唱《国际歌》,很快又发展了一批少年学生入党,建立了以他为书记的阙庄党支部。
那段时间,于画舫经常利用晚上下课后的时间,到牟家院与潍北区委领导班子一起开会,一起刻版印刷传单。当时党的宣传经费非常匮乏,于画舫就多次卖家里的粮食,把换来的钱交给区委用于宣传开支。粮食卖完,他又卖家里的首饰,还把老一辈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用于党组织的活动。
组织抢坡斗争,带领短工罢市
1928年秋,潍县的革命斗争笼罩在白色恐怖下,潍北区委带领党员们与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打击那些死心塌地与反动派为伍的地主劣绅,潍北区委安排于画舫组织了一次“抢坡”斗争和“短工罢市”斗争。
“抢坡”斗争时,于画舫先让贫农去他家地里抢收庄稼,然后他再带领贫农弟兄们到地主劣绅的地里去抢收。这一行动在全县造成很大影响。接下来他又领导了“短工罢市”斗争。为了让斗争取得胜利并唤醒贫苦短工的觉悟,他还编了一首《短工歌》。他先教会几个党员和先进分子,然后党员们再教给打短工的贫民兄弟唱。歌词是这样的:“可怜短工汉,鼓打四更天,半夜往市窜。财主们来叫人,讲价口舌干。一旦下了市,上坡上场院。竭力做营生,还说俺偷懒。若是有差错,马上就骂‘你们快滚蛋’。财主们吃什么?吃的我血汗。财主们尽享受,拿咱当牛马看。联合起来罢工,看他怎么办!”
到了罢市那天早上,党员们带领大家一起唱起《短工歌》,并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财主们都惊呆了。这时于画舫站出来,以每天三元的工价先领着一批短工走了,地主老财们又气又急,但也无可奈何,不得不照此办理,出了同等的工钱。
张贴革命标语,编写歌曲传唱
当年,于画舫在他的家乡一带是公认的富家才子,但从他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到公子哥的样子。他精通诗书,还擅长绘画,尤其爱画“金鸡独立”,因为他欣赏大公鸡那种勇敢的战斗精神。
入党后的于画舫,凭着自己善于演讲的天赋,在家乡前阙庄建立支部后,又与潍北区委一道,很快在后阙庄、河南村、黑埠子、吴家、吕家、埠头子等村发展了党员并建立了支部。他吃苦耐劳,为了工作常常一宿不睡,第二天还特有精神。
1928年冬,他带领阙庄的党员群众,一夜之间在方圆三四十里范围内,到处张贴革命标语,历数恶霸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气压榨百姓的罪行,就连潍县城的街门上、大堂上也贴上了标语(据《于一川回忆录》)。这一行动当时在全县影响很大,大大地鼓舞了受到破坏的潍南党组织党员们的斗志。
为了唤起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他还经常编写歌曲,让党员们带头在各村传唱。其中一首《劳苦农民歌》几乎唱遍了潍北每一个村庄。
于画舫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对党的赤胆忠心,很快成为潍县党组织的骨干力量。1929年初,在以牟鸿礼为书记的第二届潍县县委领导班子中,入党不到一年的于画舫当选为县委委员。他从此领导起了全县的革命斗争。
发动鬃厂女工罢工 迫使各厂老板妥协
1929年3月,为维护遭受洋行老板欺压的女工的合法权利,于画舫向县委提出领导双杨店和阙庄一带的鬃厂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在取得县委同意后,他做了周密部署,同时发动全体党员、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在女工家属和一切能利用的社会力量中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以确保罢工胜利。4月14日,罢工开始,90余名女工有组织地集中到“恒盛德”鬃厂门前。
正当这家鬃厂老板对突如其来的阵势感到无法招架时,邻厂300多名女工也同时罢工,并由事先指定的人带领群众赶来声援,农民、学生也都一起行动,造成很大声势,迫使各厂老板当天傍晚就全部接受工人代表提出的条件: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不能无故开除工人等。这是潍县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也是山东党组织领导女工罢工,没有流血牺牲取得胜利的第一次。
1930年春,县委书记曹克明叛党投敌,他亲自带领捕共队在潍县抓捕共产党人。5月6日,于画舫不幸被捕,押到济南后,被关进国民党第一监狱。在狱中,敌人使用各种酷刑,妄图征服他,但于画舫坚贞不屈,让敌人一无所获,敌人只得强加罪名判了他8个月徒刑。判刑后,敌人曾想再以各种方法撬开他的嘴。他们对这位公子哥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招数用尽后,又用改判死刑来威胁他。他冷笑着对敌人说:“大丈夫宁可站着死,不求跪着生!”
1931年4月5日,于画舫与邓恩铭、雷晋笙、吴丽实、刘谦初等21位革命先驱一起,被敌人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一代英豪,笑对死亡,实践了当初在党旗前立下的誓言。
◎相关链接
《劳苦农民歌》
农民劳苦真可怜,从早做到晚,半夜才吃饭。饿难挨,寒难挡,生活好凄惨。纳粮又纳税,又要特别捐。一年粮食卖净了,生活怎么办?父母已年迈,陪伴过难关。想尽孝,报亲恩,哪能遂心愿。逼得下关东,舍命去挣钱。省吃俭用难糊口,只得把家还。思想起来心如刀割,痛苦对谁言?
他们为党付出身家性命
张德善。
王金华。
张德善从小便尝尽了人间苦难,加入共产党后,很快发展了十多名贫苦农民入党,并成立了中共柳科村支部。他组织抢坡队抢地主家的粮食分给穷苦农民,在潍北发动群众闹革命。王金华是潍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她为了省出党的活动经费,自己吃糠咽菜,还让小儿子到地主家当了放牛娃。
自幼食不果腹 痛恨世道黑暗
张德善,1905年出生于潍北柳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幼年起,他就尝尽了人间苦难。他家只有二亩洼地,父母虽然拼死拼活地劳动,仍无法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为抚养四个年幼的孩子,他的父母饿着肚子,拖着病体去给地主打短工、做零活,后因劳累过度,相继病故。当时的张德善年仅8岁。父母离世后不久,他的两个弟弟也冻饿而死。为了生计,他只好领着5岁的二弟乞讨,流落到胶东一带。13岁时,他和二弟返回家乡,在柳科村附近的官亭、柳疃一带给地主家干长工。
1928年春,潍县党组织为开辟北乡的工作,派共产党员管文山从潍县城回家乡,以教学为名发展党的组织。那时的张德善正在地主家当长工,他对黑暗的世道十分愤恨,党在潍县南乡领导贫苦农民斗争的消息传到北乡后,张德善便日夜盼望潍北也能痛痛快快跟财主们大干一场。管文山到柳疃村后,马上选中了这个正直的青年,对他进行革命教育,启发他的觉悟。当年春天,张德善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不久,张德善被派往柳科村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他到乡亲们家中,坐到炕头上,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乡亲们,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党,大家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干,才能过上好日子。在张德善的努力下,很快有十多名贫苦农民入党,并成立了中共柳科村支部,张德善任支部书记。
勒令地主交粮 领导农民抢坡
张德善在村里带领群众斗地主、撒传单、贴标语,非常活跃。1929年麦收前,正值青黄不接之时,他组织村里的党团员们把纸条扔进地主家中,勒令他们每户交出两斗粮食,分给缺粮的穷苦人家。在强大的压力下,地主们乖乖地服从了命令。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情绪。柳科村成了潍县党组织在潍北活动的小根据地,不久,张德善也被任命为潍北区委委员。
1929年2月,在新成立的第二届潍县县委中,张德善又当选为县委委员,分管潍县北乡的工作。他有时背着柳条筐子卖针卖线,有时背着錾磨工具,以錾磨为掩护活动于潍北一带。他帮助河南等村建立了党支部,积极领导了短工罢市、鬃厂罢工等斗争,均取得了胜利。在柳科村一带,张德善还亲自组织了周围村庄300多人的“抢坡队”,割了官亭村两家大地主家的麦子,分给群众,在周围造成了很大影响。
1929年6月,因叛徒出卖,第二届潍县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县委负责同志及革命群众20多人被捕,张德善因当时在潍北一带活动而幸免于难。当时,已调往青岛工作的牟鸿礼回潍帮助重新组建了潍县县委,张德善被任命为潍县县委书记。那时,敌人在潍县的活动极为猖狂,到处抓捕共产党员,革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但张德善毫不畏惧,继续在潍北发动群众闹革命,在阙庄、河南、柳科等村组织了秋季“抢坡”斗争,潍北的革命搞得轰轰烈烈。
1929年10月,因工作需要,张德善被调到中共山东省委。1930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他与省委的几个同志在济南被捕。敌人为撬开他的嘴,将他打得皮开肉绽,然后给他血肉模糊的身体缠上麻,等结痂后再一缕一缕地撕扯下来……酷刑在他身上没起作用。招数使尽后,敌人将年仅25岁的张德善杀死在狱中。
潍北第一个女党员,动员全家当后勤
王金华,生于1895年,19岁嫁给了潍县柳科村雇农管咸新。1928年春,张德善入党后不久,很快在柳科发展了十多个党员,并成立了中共柳科支部,当年已33岁的王金华就是这批党员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潍北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王金华入党后,她家很快就成了潍北党组织重要的活动地点之一,经常在那里召开会议。当时党组织没有活动经费,每当同志们到了家里,王金华和丈夫是高兴又犯难。因为她家孩子多,粮食不够吃,同志们的吃饭问题难以解决。虽如此,她还是千方百计让进门的同志们填饱肚子。她瞒着不懂事的孩子,把丈夫当长工挣的几斗粮食做成扒谷,专门招待同志们,自己则和丈夫、孩子吃糠菜窝窝头。王金华会结发网的手艺,每天可挣10个铜板。她一天到晚加班干,却一个也舍不得花,全用来买灯油供同志们晚上开会用。管咸新很理解妻子,就和她商量,让年仅13岁的小儿子管清全到地主家当了放牛娃,挣一点粮食,好让来往的同志们不饿肚子。
王金华一家人既是潍北党组织的好后勤,也是对敌斗争第一线上的坚强战士。1929年,县委发动潍北群众开展短工罢市、鬃厂工人罢工、麦季“抢坡”斗争,在地主家当长工的管咸新在王金华的影响下,也积极投入了“抢坡”斗争。他利用熟悉地主家内情的有利条件,为他们观察动向,通风报信,成了“抢坡”队伍的内线。最可贵的是,管咸新父子抢收的粮食,从不运往自己家,全都送到了特别贫苦又无劳动力的乡亲家里。
掩护牟铭勋逃离,丈夫被捕死于狱中
1929年秋,中共潍县县委决定扩建革命武装,号召党员捐款购买武器。王金华得到通知后,因为没钱,反复掂量也没想出办法,于是她便和丈夫商量,将8岁的小女儿卖给了人家做童养媳,换来的80块大洋她一把交给了县委。
1932年6月,县委委员任玉书叛变投敌。6月30日,敌人来到柳科村包围了王金华家,当时牟铭勋正在那里,情况十分危急。关键时刻,王金华和丈夫管咸新果断把牟铭勋送到墙外邻居家藏起来,然后才开门与敌人周旋。敌人没逮到要抓的人,恼羞成怒,就把管咸新和三儿子管清全给抓走了。亲人被捕之后,党组织积极设法营救,管清全因年龄小被赎了出来,可管咸新却被敌人折磨死在了青州的狱中。
丈夫被害之后,王金华和儿女们强忍悲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们始终没有动摇信念。1937年抗战爆发,上级党组织派人重新组建了潍县县委,并于1938年1月领导了潍北蔡家栏子武装起义,组建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王金华响应组织号召,把二儿子清汉、三儿子清全一起送入了部队。不久,管清全在昌邑牺牲。消息传来,王金华非常悲痛,但她又立即让唯一在身边的长子管清太参加了部队。儿子参军后,王金华继续在家积极为党工作,为八路军收集情报、传送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王金华担任妇救会长,率领全村妇女积极支前。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1977年,具有48年党龄的女共产党员王金华因病去世,享年82岁。
许多当年潍北党组织的建设者们,如管文山、邢明、耿寿图等,也为潍北党组织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
本期部分资料参考《山东党史人物传》《耿梅村回忆录》《潍民丰碑》等,部分内容由牟兰贞提供
本期图片由孙天兵、牟兰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