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晚报人文潍坊总第113期－－德殖民者掠夺潍县煤田
德殖民者掠夺潍县煤田
2013年10月21日
后天就是二十四节气的霜降，天也渐渐地冷了起来。取暖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无论任何形式的取暖，煤炭都是避不开的主角。
潍坊坊子一带原来煤炭资源丰富，坊子一带煤矿，最早称为潍县煤田。晚清时，潍县煤田与枣庄、淄川煤矿并称山东三大煤矿。民国时，潍县煤田位列全国十大煤矿之一。
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被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粮食。潍县煤田的煤炭据说在明末清初就被当地人发现，少数乡民也偶尔偷偷在煤田露头区零星挖掘，以缓解柴草短缺之困，但官方禁采。当时潍县手工业颇具发达，煤炭需求量很大，衙门中有开明官吏亦多次吁请朝廷弛禁采煤。
清乾隆年间，潍县煤田开始以民办煤窑形式开采。19世纪70年代，这块诱人的大蛋糕被“洋人”盯上。1898年3月6日，德国政府逼迫清廷签订了写满屈辱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潍县煤田的采矿权落入德殖民者囊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取代德国霸占了坊子煤矿。据统计，十多年间，德国殖民者从坊子煤矿共掠走煤炭近200万吨。
本期《人文潍坊》，我们以“德殖民者掠夺潍县煤田”为话题，去重拾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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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黑煤炭引得老外垂涎踏查
坊子一带煤矿,最早称为潍县煤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版的《潍县乡土志》载:“煤炭矿,邑南三十五里张路社西岭左右,矿苗甚佳,土人自乾隆年间开采……” 1740年(清乾隆五年),清廷倡导民间开采煤矿,至清道光年间,潍县煤炭开采已经较盛,清代文人王培荀所著、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乡园忆旧录》记述:“石炭,淄、博、滕、潍四邑为多。”延至19世纪70年代,这块诱人的大蛋糕却被“洋人”盯上。
民办煤窑自清乾隆年间开始出现
有一说,潍县的煤炭早在明末清初就被当地人发现,因官方禁采,仅有少数乡民偶尔偷偷在煤田露头区零星挖掘,以缓解柴草短缺之困。但毕竟没有史料佐证,这只是一种可能。
官方禁采的理由,一是怕开矿“掘龙泉、挖地脉”,“有碍风水”；二是担心煤窑挖炭工“聚众滋乱”。其实,明代及清乾隆之前,煤炭禁采之令时有时无,各地掌握尺度不一。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朝廷放宽了煤炭开采限制,任民间自采,全国采煤业一度兴盛。清朝建立后,清廷对煤炭更为重视,开采限制逐渐放宽。
1740年,乾隆皇帝在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请“广开煤炭”的奏折上批道:“著各省督抚酌量情形详议具奏。”要求各省根据情况,拟订煤炭开采计划,然后上报。
赵国麟奏折中写道:“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
乾隆皇帝的御批下发后,各省纷纷核查上报,鼓励民间开窑采煤。
山东巡抚朱定元奏报朝廷,全省20个县有煤可采,其中包括今属潍坊市的益都县、临朐县,名单中并没有潍县。
由此可见,潍县煤田最早开采时间,根据《潍县乡土志》记载确定在乾隆年间,有一定道理。但有学者将具体时间定为1740年,即乾隆五年,目前看来缺乏确凿依据。
发现于坊子区下寨村的广济桥功德碑有载,“煤井商贾、四方贸易者皆倾囊相助,不数月而桥成矣”。
这座立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功德碑表明,当时潍县煤田民办小煤窑已经不少,煤窑主也因此发了财。
据此推断,潍县煤炭开采晚于益都、临朐,应在1740年之后,至道光年间形成一定规模。
潍县煤田开发时间虽晚,却后来居上。淄川文人王培荀1845年刻印的《乡园忆旧录》有证:
“石炭,淄、博、滕、潍四邑为多,井甚深,潍以骡马掣绳出炭,淄则以人力转车。”
潍县煤田不仅采煤量大,而且技术水平也高,已经开始使用畜力,解放了部分人力。
有关资料记载,早期民办小煤窑有据可查的有,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建的兴六局井,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建的学生局井、安丘局井,同治元年(1862年)建的丁家井等。丁家井,据说是潍县城富绅丁氏营建。
两个英国人先后赴潍县探查矿源
潍县煤田产出的乌黑煤炭,引起了“老外”的垂涎。
1867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韦廉臣到潍县煤区考察,对这里原始的开采方法简要记道:“矿坑大多在山角的地方挖掘,一旦矿内出水,即将之弃置。”这里的所谓 “山”,不过是些丘陵。
另有记载,1863到1867年间,韦廉臣乘在烟台传教之机,到山东各地调查矿产资源,于1868年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份山东煤铁资源的报告。
1869年,英国驻烟台领事马奇雅木也被吸引了过来。
在潍县煤田,马奇雅木发现,“目前有十几个矿坑在挖掘”。这些矿坑大约五至七米见方,深度最多也就五六米,人们在坑内沿煤层向四周开采。
显然,早期民间开采的仅仅是“露头煤”,埋层极浅。所以,马奇维木称开采处为“坑”而不是“井”。
“每处矿坑,一般有挖煤工50人左右。他们在矿主的监视下,日夜轮班作业。挖出的煤盛于筐篮中,每筐约百斤,使用辘轳拖出矿坑。”
“对矿坑中出现的少量地下水,盛入容量约3加仑的皮制吊桶,矿工用辘轳提上来。”3加仑约20多斤,这吊桶的盛水量还没有现在的大桶纯净水多。
与韦廉臣的记载类似,马奇雅木也了解到,如果矿坑挖深了,地下水渗出太快,矿主便放弃旧坑再挖新坑。
那时地下水层极浅,一旦挖深,煤窑就变成了水井。因此,排水成为制约煤炭开采的最大障碍。
从清乾隆年间开始,这种浅层作业的原始采煤方式,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最初,百姓采煤仅为替代烧柴,常常是以家庭为单元,在自己的地里开采。偶有家族或近邻联手,几家的劳力合伙生产。
后来出现了份子窑,由若干人凑份子开办煤窑。份子可以是资金、工具,也可以是劳力。挖出的煤炭,除了自己烧用,富余的供应他人,成为商品。
距煤区仅30多里的潍县城,商业和手工业发达,人口稠密,富豪聚集。煤炭替代木柴,成为城里富裕人家做饭、取暖,以及打铁铺烧炉的最佳燃料。
潍县为山东半岛惟一产煤区,“百里外视炭如金”。需求的剧增,诱人的高额利润,使得不少商人、官僚个人或合伙投资煤窑,份子窑渐渐发展成为作坊式煤窑。
德国地质学家踩点拿出掠夺方案
马奇维木踏足潍县煤田的同一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也来到这里。
1869年4月21日,李希霍芬带翻译和随从,在官府所派卫兵护送下从博山赶往潍县。博山炭田的优质煤炭让李希霍芬兴奋不已,他期望在潍县同样会有惊奇的发现。
第二天,李希霍芬在潍县城活动。第三天一早,他就赶往潍县产煤区“探宝”。
出潍县城向南,走了小半上午的路程,李希霍芬发现,“一座用墙围起来的村庄,村庄中房屋的建筑风格很有质感,房屋墙壁都粉刷过,高大的树木显示了这里的富裕”。或许,这正是靠煤窑富裕起来的人家。
在李希霍芬后来的著作中,没有读到对正在开采的煤窑的记述,只是这样写道:
“潍县以南二十里开外,路右侧的地方出现一处煤矿。这是大多数被抛弃煤矿中的一组,很多穷人已经在它的废石场中到处找过煤块了。”
作为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清楚,“这里蕴藏的煤矿丰富,其中只有一部分处于特定煤层的煤矿被发现,目前所开采的仅是最上面裸露的薄薄一层”。
李希霍芬认为,中国人“很少期待在潍县南部发现重要煤矿,也并不奢求它的地理纵切面会有趣”。
对于埋藏地下、尚未发现的煤层,李希霍芬用了“有趣”一词。“一切都被黄土遮盖了,人们不可能完全看到它的面貌”。李希霍芬窃喜,这个秘密让他这个外国专家发现了,中国人还蒙在鼓里呢。
如再向深层挖掘,李希霍芬断言,“人们在挖井的过程中,会发现下面有更优质的矿层”。
李希霍芬提出,“这里最好做一个钻探测试”。他进而设想,“胶州湾(今青岛)的金家港离这里不太远,从潍县到平度的路很平坦,可以在这里修建一条铁路,煤田的价值便会得到更大提升。而且潍县的煤矿容易开采,更适合外国企业投资”。
建铁路、开煤矿……李希霍芬拟订了比英国人韦廉臣更为宏大的掠夺计划。
回国后,李希霍芬立即上书政府、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建议在山东修建铁路、开发矿产。
清末洋务大员关注潍县煤田
清代的煤窑,按性质划分有官窑、民窑、军窑、外窑(外资)。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官督商办,即由官方招募商股或政府垫资,官方委派总办或督办掌握人、财权,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款坐收“官利”；因有官方庇护,可享受减免税、贷款等优惠和特权。早期潍县的煤窑,全部为民窑。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领袖人物曾派员赴潍县探矿,均无所成。德国殖民者入侵山东,潍县煤炭业面临一场劫难。
李鸿章督促山东振兴潍县煤炭业
19世纪70年代,潍县煤田引来了清末洋务派关注的目光。
1877年(光绪三年)年底,山东按察使陈士杰致函清末洋务派领袖、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请议山东煤田开发之事,其中着重提到潍县煤田。
来年的1月10日,李鸿章复函陈士杰:“……潍县煤产甚佳,以疏通运道为要策。办一处,须兴一处,异议自息,推广较易。”
中国的李鸿章与德国的李希霍芬,同样考虑到亟需解决煤炭运输问题,思路却不相同。
李希霍芬的方案是修铁路,用铁轮铁轨、运载力超大的火车,将煤炭运往港口,通过航运转往他地、他国。
李鸿章的想法,恐怕也就止于将土路铺沙,修宽整平,便于木轮马拉的运煤车通行。此前两年,英商瞒天过海在上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不久却被清政府赎回拆除。
陈士杰曾为曾国藩的得力干将,与李鸿章交好,李鸿章对他寄予厚望。
“矿务之兴利,胜于劝捐抽厘”,李鸿章在复函中指斥那些保守者:“近人泥古不化,有碍风水则士民迂见,易聚难散则官场套语,实皆不思不学而已。”
山东布政使余紫垣,也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李鸿章嘱咐陈士杰:
“余紫垣在黔欲兴矿而未能者,将来必可同心合力,左右赞襄,以冀山左数千年未发之地宝,一旦捷足先得,免致外人觊觎。”
布政使管行政、财政,按察使掌司法、监察、邮驿,是巡抚的左膀右臂。这时,山东巡抚为文格。大概李鸿章对这位满族大员并不抱多大希望,遂将目光转向了陈士杰、余紫垣。
李鸿章希图他们两人携手努力,振兴包括潍县在内的山东煤炭业,杜绝外患。
李鸿章的意思,是要陈士杰筹议兴办官窑。此间,李鸿章正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命唐廷枢筹办唐山开平煤矿。该矿四年后出煤,炭质极佳、煤源丰富,后来成为著名的开滦煤矿。
陈士杰1879年调往他处,1983年至1886年又任山东巡抚。期间,潍县的官办煤矿毫无进展。
山东巡抚托其叔父开掘柳沟煤井
接任陈士杰做山东巡抚的,是昌平(今北京昌平区)人张曜。张曜上任不几年,便在潍县开办煤窑。
张曜,字勤果。坊子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相关书籍记道:
“1876年(光绪二年)全省大饥,提督张曜托其叔父(外号老白毛)以工代赈,聚工两三千,使用进口抽水机排水,在丁家井大事采煤。”
这段记载有误。光绪二年,张曜正在福建提督任上,不可能托其叔父千里迢迢来潍县开煤窑。
清廷档案记载,“柳沟煤井,光绪十六年间蒙张勤果公派员开采,出煤甚旺”。
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这时张曜任山东巡抚已经4年,所谓“派员开采”,派来的是其叔父,当在情理之中。
张曜叔父姓甚名谁,没有记载。称他“老白毛”,大概一者因他年龄大了,须发皆白；二者这位外来采煤大户声名并不佳,当地人以此称呼而泄愤。
柳沟煤井也就是丁家井,位于刘家柳沟村西。“老白毛”接手后,成为潍县历史上规模最大、首个带有官方色彩的煤窑。
在官府和民间的双向推动下,潍县煤田进入早期开发的鼎盛期。据称,清末潍县已有几十座煤窑生产。
这些原始的小煤窑产量极低。史载,1882年至1891年,潍县煤炭年产仅5000吨左右。
潍县城需要煤,山东最早开埠的烟台需求量更大:居民燃煤、轮船用煤、商埠区工业用煤……潍县煤炭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烟台煤炭奇缺,距离最近的产煤区潍县又指望不得,只有通过轮船从省外运进。1870年到1890年,烟台每年输入煤炭从五六千吨逐渐增至五六万吨。
此间,驻烟台英国商务领事在其报告中慨叹:“山东遍地是煤,但每年却有数千人因燃料缺乏被冻死。每一片木头都是宝贵的燃料,优质的煤却躺在地下无人开采,外国轮船用煤和本地的铁匠用煤只能靠外运。”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拟兴办煤矿
就在“老白毛”开采柳沟煤井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的盛宣怀,也打算试水包括潍县在内的山东矿产。他派马建忠负责,组织在胶州、潍县、淄川等地勘探煤矿。
盛宣怀亦官亦商、身兼多职: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公司督办、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在1872年成立的官督商办公司,旨在兴办实业、推动洋务,涉足航运、银行、电报、采矿等业。
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皆为李鸿章手下干将。
1890年2月2日,盛宣怀致电马建忠询问:“所勘胶煤,有无端倪?”并叮嘱:“潍县煤候白乃富来打钻,非极有把握决不开办,断无先派总办之理。”“我处如不得万稳万当之地,仍可不办。”
白乃富是盛宣怀所聘比利时“头等矿师”,足见盛宣怀之谨慎。
有论者认为,盛宣怀踏实、稳健,政商两通,而马建忠从政不通,办企业也有始无终。盛宣怀如此叮嘱马建忠,当在情理之中。
盛宣怀在给马建忠的电报中还说,烟台的上海煤可以用三个月,开平煤将通过航运逐渐运抵,可以接济。
开平煤产自唐山开平煤矿。前文已有交代,该矿是李鸿章命唐廷枢用进口机器,聘英国工程师,以西方国家的先进采煤法创办的。
最终,潍县煤矿没有开成,白乃富“愿请赴淄川”,到淄川同样没有什么结果。
看来,这位洋矿务工程师水平了了,白乃富算是白来一趟,一无所获。
盛宣怀1892年离开山东,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后任太常寺少卿,成为中央级大员,同时仍兼轮船招商局督办,协助李鸿章办实业。对于潍县煤田,他一直记挂心上。
1897年,轮船招商局帮办郑官应呈盛宣怀的信中,有这样一段:
“烟局陈敬亭寄来潍县煤样两种,一是煤石,一是硬烟煤,只合火炉之用。来缄云,为探胶州、潍县矿煤,费钱百余千文,可否准其报销?仍祈示悉。”
据此分析,盛宣怀曾要求郑官应找人再探潍县煤田。勘探结果,还是不理想。
郑官应呈盛宣怀的信发自11月6日。一周后,德军突然登陆胶州湾。12月5日,清军全部撤离,胶州湾完全陷落。
就在德殖民者占领胶州湾的半年之前,德国海军署顾问、筑港工程专家乔治·弗朗裘斯奉命赴胶州湾,秘密进行技术性调查。潍县煤炭,同样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
弗朗裘斯发现,胶州(今胶州市)府城即使富绅之家,也“用树枝当柴火,很少使用潍县的煤炭,是因为缺少便利的运输条件,所需运费很高”,“运费加上商人的佣金、政府的税金,结果就造成了潍县的煤炭不能打开销路”。
胶州湾被占,一直关注山东矿山的盛宣怀充满忧虑。1898年2月14日,盛宣怀发给张之洞等的函中说:“潍县及博山、淄川各县煤矿、银矿,沂属金矿,甚美且富,近铁路处皆可造支路以就矿。闻德将设胶东总督……”
果不其然。3月6日,德国政府逼迫清廷签订了写满屈辱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潍县煤田的采矿权落入德殖民者囊中。
德商强行开钻找矿引发事故
《胶澳租借条约》约定,中国允许德国“租借”胶澳99年,并且要建铁路、开矿山等等。对于矿山开采,条约写明:“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30里内,如胶济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胶济南路在沂州府、莱芜县等处,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其矿务章程亦应另行妥议。”很快,德商悄悄进入潍县,不择手段抢占地盘,买地探矿；地方官员尽最大努力,不断进行抵制。
德商斯美德耍诡计在矿区买地皮
《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趁德国修建的胶济、胶沂铁路线路尚未勘定,山东巡抚张汝梅下发“招商试办矿务”告示,敦促民间力量加速开采矿产,以阻止德商垄断山东矿业。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潍县知县李务滋收到告示,立即“遍贴冲要处所”,鼓动有能力的绅商,“招商集股,广兴矿务,以收地利”。
与此同时,自恃有《胶澳租借条约》庇护的德国人,早已迫不及待,贪恋的黑手沿其预想的铁路线伸向山东内地。
1898年5月19日,潍县知县李务滋收到张汝梅的函件,称德国商人斯美德赴山东游历,按例要求予以保护。
要是外国人在自己地盘上出了差池,责任可是担不起。李务滋不敢怠慢,赶紧派衙役随行护卫。
据衙役禀报,斯美德到潍不久就又往他处,只留下助手黄国香,住在潍县东关的一家客栈里。
其实,这个斯美德根本不是来闲逛看风景的,其真实身份是上海礼和洋行代表,此行目的只有一个:来潍县买地探矿。
斯美德离潍后,黄国香马不停蹄赶到煤区,在宁家沟等村买下土地40多亩。
胶济铁路尚未开始勘察路线,德国人却偷偷潜入潍县煤区,抢先买地,进行勘探。其用意十分明显:未来的铁路线要依据煤矿的位置而定。
斯美德匆匆离潍,是他耍的一个手段。只要斯美德在潍县,县衙就要派人保护。这样,他名为游历、实为找矿的真面目岂不暴露了?黄国香是中国人,县衙不会理会他。
果然,黄国香悄悄买地,李务滋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这位知县的注意力,全放在了斯美德的人身安全上。
斯美德“时来时去,并不常住潍县”,李务滋命令衙役随时查探,一旦斯美德进入潍县境内,立即“照约进行保护”。
知县李务滋据理阻止德国人探矿
7月9日,斯美德回到潍县,与黄国香一起赶赴县衙拜会知县。李务滋客客气气,以礼相待。
地已经买到了手,斯美德向李务滋交了实底儿:礼和洋行现在正准备筹建山东的铁路,根据《胶澳租借条约》,铁路两旁准许他们开办煤矿。
这个斯美德确实有来头。礼和洋行是远东最著名的德资企业,总部在德国汉堡,多个国家有分支机构,1840年进入中国,落地广州,1866年、1877年又先后入驻香港、上海。
来潍之前,斯美德已在淄川买地100多亩。他毫不隐晦地告诉李务滋,在潍县煤区,已买下40多亩地,买足100亩后即挖井勘探。如果煤层丰富,就进行开采,主要供火车燃用。
听罢此言,李务滋反问:“条约内载铁路两旁虽准开采煤矿,然须距铁路30里以内,方可开办。今铁路未勘定地基,先行买地开井,且距铁路较远,岂不有违条约?”
斯美德傲慢地回答:“铁路虽然没有明定界址,但我们完全有把握。如果没有确实把握,也不敢轻易买地。”
斯美德还称,所购宁家沟等村的40多亩土地,均已同中间人、卖户立契交价,契内注明卖于礼和洋行名下,开掘煤井。
最后,斯美德不耐烦地说,买地手续已经齐备,要求李务滋尽快办理“税契、割粮”等手续。
按照当时的税收制度,田产交易订立契约之后,买主持“白契”向官署交纳契税,换成“红契”,然后办理过户“割粮”手续。这样,卖主就不用再为所卖地块每年缴纳赋税。
事关重大,李务滋不敢当场答复。他将事情原委禀报山东巡抚张汝梅。张汝梅同样不敢擅自决定,急报清廷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很快,张汝梅接到总理衙门复电。
复电查照《胶澳租借条约》中“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30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斤……”,“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其矿务章程亦应另行妥议”等条款,这样答复:
“礼和洋行虽有议修铁路之说,但尚未议定；该商赴潍县勘路购地,也没接到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的照会。”
“即在30里内开煤,并无华商合股,亦未与本衙门照约妥议章程,擅自前往购地开井,殊于条约不合,应不准其税契拨粮。”
因为有约在先,总理衙门理直气壮,态度坚决,复电措辞极为严厉,要求山东巡抚令潍县知县转告礼和洋行代表,遵照执行。
探矿井架倒塌重伤五人轻伤三人
李务滋将总理衙门的意见转达斯美德,没想到这个德国商人根本不予理睬,照旧按计划雇用人员,将机器、木料运往所购地内,竖起木架,挖井探煤。
10月22日,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了:10米多高的井架突然倒塌,正在施工的8名雇工被砸伤。
李务滋得报,伤者已送往乐道院医院,他迅速带人前往查看。
受伤的8人中,斯美德带来的一名广东人伤得最重,其他7人均为潍县当地人,4人重伤,3人轻伤。
乐道院医院为美国传教士所办,是当时潍县惟一的西医医院。这里的美国医生告诉李务滋,那名广东人恐怕难保生命,其他7人无性命之忧。
经调查,事故原因很快明了:黄国香监工不严,雇工缺乏施工经验,竖立的井架基础不牢,发生倒塌。
也难怪,如此高大的井架,不用说施工,当地人连见都没见过。
李务滋怕事情闹大,一面向受伤者家属施压,让他们“静候医调,不得滋端生事”。一面找来斯美德,要求其立即停工。
斯美德违背条约,不顾总理衙门禁令,擅自开井探矿,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李务滋以为情理俱占,正告斯美德:“不得再行私往工作,如果不遵,将饬令乡民不得受雇。”
蛮横的斯美德不吃这一套,声称这是按照海靖公使的命令办理的,如果没有公使的命令,绝不可能停工。
对斯美德来讲,伤几个人很正常,即使雇工因此死亡,顶多赔几个钱罢了。他放言,如果本县乡民不肯受雇,将从上海调人来做工。
李务滋手握总理衙门的尚方宝剑,斯美德自恃有德国驻华公使撑腰,两人各不相让,交涉陷入僵局。
后来,斯美德答应请示海靖公使后再做决定。临走时,他向李务滋索要书面函告,以便给海靖拟写报告。
斯美德走后,李务滋查照总理衙门答复的口径,书函一封,措辞软中带硬,绵里藏针:
“贵商未达敝县知晓,迳往所购地内竖立木架,开井探煤,以致压伤工匠等人,敝县有管理地方之责。若仍听其办理,倘蒙上宪诘责,将何辞以对?”
他在函中告诉斯美德,已将事故情况报告山东巡抚,并转呈总理衙门,“应请贵商静候来文,再行办理”。
最后,李务滋写道:“如仍迳往工作,敝县惟有亲往查封,以免违背条约。其不得已之情,尚祁原谅为荷。”
李务滋一面令衙役将此函送达斯美德,一面快马将详情报告山东巡抚张汝梅。
合股开发为名独吞公司矿权
德殖民者侵占胶州湾,夺取了胶济、胶沂铁路修筑权和沿线采矿权,德商纷纷盯上了山东这块大肥肉,谁都想来咬一口。铁路线尚未勘定,便一个个如饿狼般扑来。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2月,德国雇员顾乃斯从诸城县跑到胶州,称自己在诸城被抢,胶州知州张承燮派人护送他回了青岛。其实,顾乃斯诸城之行是去偷偷探矿。天津德商瑞记洋行胃口更大,企图吞并山东五地矿产。之后成立的德华山东矿务公司,夺去潍县、淄川等地采矿权。
清廷总理衙门屈从洋人完全妥协
潍县发生井架倒塌伤人事故,由县及省,再达总理衙门,逐级上报。中方的呈报还在快马传递当中,德国商人斯美德的报告已到了驻华德国公使海靖手中。
1898年11月6日,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德商在潍县地方试开煤井,钻取式样,该县藉词拦阻,请电饬该县不得禁止。”
总理衙门不明就里,未敢立即回复。收到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呈报后,总理衙门于11月11日照会海靖:
“山东巡抚所报,与贵大臣来文情节,尚有不同。应俟矿务章程议妥后动工……希转饬该洋商暂停工作。”
同时,总理衙门提出,应尽早商议订立矿务章程,以便德方按章开办煤矿,地方官也有章可循。
一周后,海靖再次照会总理衙门,称条约所提矿务章程议定,难免延迟,不可能一时议妥。如果等章程议定后才钻井取样,未免延误时间,影响开矿之利益。
海靖又搬出另一条理由:“查礼和洋行已拟招华商合股。招股之先,以钻取样式先验明煤质果佳,以面许股友,必克得利。此系为保华商无所亏损之法,请饬该县无庸拦阻……”
所谓“拟招华商合股”,只是一个幌子。对此辩解,总理衙门照单全收。
11月22日,总理衙门回复海靖:“……致电山东巡抚转饬该县遵照,如德商只钻取煤土样式,尚可无庸拦阻。”
这次由德商违背条约擅自探矿,以及酿成伤人事故引起的交涉,历时将近半年,最终以清廷的完全妥协而告终。
虽然总理衙门答应海靖要求地方官对德商严加保护,不得拦阻。但矿务章程一直没有议定,德商向华商招股之事只是嘴上敷衍,并无任何行动。
12月中旬,山东巡抚张汝梅再次上奏总理衙门,对德国人的做法深表不满:“……章程未定,华股未招,而德人即自立公司,派人四处勘路、购地、开矿,并不知会,不但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各邦交之国恐无此办法。”
对于尚未拟定的矿务章程,张汝梅援引外国在华合资开办路矿公司成例,提出华商参股的比例应在25%至40%的范围。
如果“商货任其减一分之税,购地则听其抑勒,开矿复漫无边际,商民均不得过而问之,以肆其利权独擅之狡”,张汝梅提醒总理衙门:“东省之患,抑亦大局之患也。”
张汝梅的奏文并没有起作用。张汝梅一向对德国人无好感。1899年3月,张汝梅因对于山东反洋教的拳会镇压不力,遭弹劾免官回籍。
德国两家公司瓜分潍县境内矿权
就在张汝梅离职前后,天津德商瑞记洋行联络华商吴熙麟、吴熙贤“共同出名”,向清廷总理衙门禀请集股创设山东采矿制造公司(简称采矿制造公司),要求勘办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五地矿务。
在他们的方案中,避开了胶济、胶沂铁路可能穿过的“30里内”地段,因为铁路沿线已另有所属。五地划出的范围,“约略测算,几乎占山东全境之半”。
总理衙门答复:“所指五处地段太广,应先择一处,限4个月内勘明某地可以开办。”
山东采矿制造公司名义上是“共同出名”,但吴熙麟、吴熙贤从未出面,也无中方董事。所谓“共同出名”,只不过是德商企图获得山东采矿权玩弄的欺骗伎俩。
德商对总理衙门的答复并不满意,搬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再与总理衙门讲条件。
1899年8月24日,总理衙门答应勘查时间延长为10个月,但还是只能先选一处地方探矿。
10月10日,由15家银行、财团投资组成的德华山东矿务公司(简称德华矿务公司)在柏林组建,总局(又称青岛事务所)设在青岛,承办《胶澳租借条约》中约定德方所建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务。
这样,占山东全境面积一半地域的矿权,完全被德华矿务公司、采矿制造公司瓜分。潍县境内的矿权,则被掳夺一空。
德华矿务公司为德国政府操纵组织,由德国大银行和财团组成。名为德、中合办,实际上中方一点股份也没有。
它的姊妹公司——之前成立、包办胶济铁路的德华山东铁路公司,还象征性地让中方“点缀”了300股的股份。这次再成立矿务公司,连这点遮羞布也扯掉了。
关于“德华山东矿务公司”的名称,清廷档案中一些往来公文,写作“华德山东矿务公司”。
其实,不管“德华”还是“华德”,皆与中国人毫无关系。清政府自称“华德”,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在潍县所设机器矿局以坊子冠称
德华矿务公司成立,礼和洋行只好退出。礼和洋行代表斯美德为探矿所开煤井,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还有遗迹,当地人称“鬼子井”。
据载,“鬼子井”在坊子前宁家沟村西,井口呈圆形,直径四米有余。井筒上部约30米用青砖砌壁,其下为木质护壁。
1990年前后,据当时的老人回忆,“鬼子井”井口安装木制井架,井口旁建有绞车房,提升使用木制罐笼。另外,附近还建有锅炉房、医院、澡塘、宿舍等设施,有小铁路直通矿里。
解放初期,“鬼子井”四周砾石遍布,野棘丛生,村中小孩常结伴到此玩耍。常有顽童从地面投石入井,好久才能隐约闻声。
后来,有村民拆运砌井青砖,砌墙盖房。村里也数次派人下井,从煤井深处取护壁的木头使用。
德华矿务公司青岛总局设立不久,即设立坊子机器矿局,资本1100万马克。
坊子机器矿局中的“坊子”之名,来源于前宁家沟村西南的一客栈。这家客栈设在潍县城向南去的一条官道旁,名为坊子店。坊子机器矿局的位置,就在坊子店附近。
在潍县,坊子机器矿局组织人马,租地打井,勘探煤矿。在济南,新上任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正与德国人磋商山东铁路和矿务章程。
1900年3月21日,《德华山东矿务公司章程》订立。章程写明,“照公司章程招集中国官、商股份,先由德人暂时经理。招股在十万两银以外时,再由本省选派妥员入公司,订立章程,稽察华股应得一切利益”。事实上,这项规定全部落空。如前所述,德华矿务公司根本没有华人股份。
对于煤矿用地,规定探矿开井不必买地,只付租价即可；开挖煤矿购地,由山东巡抚派大员帮助料理一切；选择采煤地段由德国矿师做主,一经选定迅速妥办,不得阻拦。
铁路附近30里内开矿权,规定仅华商、德商享有:“除华人外,只准德人开采矿产。华人已开之矿,应准办理,惟不得使下面德人之矿务实有危险。倘该公司深恐危险,则可请地方官查明,向华矿主人公平议价,或将矿卖予公司。”
对于德商收购华矿,章程对德商进行了限制:“在商定价值后,听矿主自便,或将购价折作股份,领取股票即可。如华矿主人不愿将所开之矿卖出,则应作罢论,不得搅扰其事。”
《德华山东矿务公司章程》共20款,其中多数条款涉及对华矿以及当地百姓利益的保护。客观地讲,在煤矿开采主权已经丧失的前提下,清廷有关方面对中方的权益和利益作了最大限度的争取和保护。
义和团兴起德国人暂时撤走
德华矿务公司坊子机器矿局成立不到半年时间,即在岭上庄、埠头庄、井子、东辛庄、北埠头庄、南柳沟庄等村附近,钻井6处,探查矿源。早于德华矿务公司半年成立的山东采矿制造公司,包办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五地矿产,因所开条件要求太高,清廷有关方面一直不松口。山东采矿制造公司涉及的潍县矿区,指县城西南110里、汶河以北大片；诸城矿区,指县城西北10里处,顺36度向东直抵德国租界,东、南两面直抵海边。
三地华商联手利用旧矿开办炭厂
在官方的倡导下,潍县商绅也在积极运作。
1900年初,潍县知县李务滋鼎力支持,王凤锡、刘惠林、张子颐合股试办的祥顺炭场开始出炭。不久,李务滋离任,临行前他向新任知县曾培进行了交接。
祥顺炭场的前身,是当年山东巡抚张曜叔父“老白毛”所办的柳沟煤井。1891年,张曜在任上去世,柳沟煤井“因办理失宜,官民不洽,奉饬停歇”。
“老白毛”撤走后,留下的一台抽水机器渐渐锈蚀,9处煤井也积了水,柳沟煤井成为废窑。
张曜的后代、广东南韶连道道员张子颐,多次想招商重新开张,因路途遥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合伙人。
后来,潍县商人刘惠林、黄县商人王凤锡商量,利用柳沟旧窑开矿。他们联系上张子颐,商定合股开矿。
他们约定,张子颐的贻谷堂商号以留存机器折股6000两银,王凤锡的双桂堂、刘惠林的宝善堂各出股本银6000两,合股18000两开办祥顺炭厂。
王凤锡、刘惠林将拟好的合同寄往广东,由张子颐签字寄回。合同约定,日后获利除开销外,三股平均分配；如有亏折,由王凤锡、刘惠林均担,与张子颐无关。
因为资本不多,又没有招外股,加上王凤锡、刘惠林对柳沟煤井煤质厚薄、能否获利等情况,毫无把握。所以,他们不敢放手开办,只是试办。
祥顺炭厂兴工试办之后,知县曾培了解到,“探试炭苗质薄而萧疎,水旺而工巨,现在每日所出之炭,不敷每日工用,遇到大雨,工用愈大,折耗愈多,能否不致停歇,尚难预料”。
因为是试办,这口煤井没有呈报立案、办理开矿许可。5月10日,曾培呈报刚上任的山东巡抚袁世凯,请求勘矿技术人员帮助进一步勘查矿情,希望找到旺矿。
同时,曾培禀告袁世凯,若此时按章缴税,非于事无济,且恐工废半途,有负巡抚“创开矿务以济利源之主意”,“请以恤商艰,饬该商努力操办,一俟出炭稍壮,再行妥议章程、上报立案”。
袁世凯批复:“如禀办理。”
祥顺炭厂所出煤质颇佳,“可作机器锅炉之用”,引起了德国人的垂涎。德华矿务公司总办米海里曾两次下井察看,并与王凤锡、刘惠林商谈,欲收购祥顺炭厂的煤井,王凤锡、刘惠林没有答应。
之后,德国人以祥顺炭厂煤井距离坊子机器矿局所开之井仅有2里许,恐有危险为由,多次阻挠祥顺炭厂开采煤炭。
胶澳总督以为德人被围发兵营救
官方希望在其支持下,借助商绅的力量,尽最大可能保住一些矿产。慈禧太后的一项决策,使情势发生了难以料想的变化。
1900年1月,慈禧发布诏令,对义和团改“剿”变“抚”,企图利用义和团的爱国热情抑制嚣张跋扈的洋人。
八国联军出兵后,慈禧贸然决定于6月21日向11国同时宣战。从青岛到潍县,在胶济铁路施工地段,持续近两年的抗德阻路行动曾被官方镇压,随之再起。
抵抗德国修筑胶济铁路之火,在高密境内燃烧最旺。潍县境内,将德国人所插路标偷偷拔走之事也有发生,但没有引起直接冲突和对抗。乐道院的一把大火,使得在坊子开矿的德国人感到了危险。
6月25日夜,号称“义和团”的陈双辰等人,趁夜带煤油火烧乐道院。
驻潍清军第五镇统制吴长纯、知县曾培闻报,火速带士兵、衙役前往,因火势太大,无法扑救。
《潍县志稿》载,这场大火“焚死教民朱东光、刘作哲二人,毁楼房四十二间、瓦房一百三十六间”。
被烧死的两人均是当地人,乐道院创办人狄乐播等此时回美国还没有回来。在这里守护的柴尔凡特等美国传教士,见燃起大火,趁夜色逃出乐道院。
吴长纯听说美国传教人员已经向南逃去,命部下快马追赶。在马司村附近,骑兵追上落荒而逃的柴尔凡特等人,将其护送到坊子机器矿局。
山东巡抚袁世凯得报后,立即命令吴长纯对在潍县的所有洋人严加保护,速派兵送到安全地区。
同时,胶澳总督叶什克得到消息,听说在潍县开井探矿的德国人遭到义和团围攻,迅疾派出30多名骑兵,火速赶往潍县营救。
当时的《北华捷报》报道,“不幸的是,这支小分队由于山东巡抚的命令而在路上耽误了。因为正在这时,潍县教堂被毁的消息传到这里,于是就增派120人连同中国的部队一起,由冯·舒勒中尉带领前往潍县”。
德人担心遭义和团攻击撤往青岛
德军骑兵救援队行进到高密境内,便遇到了“危险”。《北华捷报》以“一桩奇事”记述了此事:
“在高密,这支部队遇到1000名全副武装的中国人,便被迫前进。接下来的几天里,没有收到这支部队的任何消息,后来听说同去的中国部队带着他们的枪支、弹药倒戈,转而站到了起事的中国人一边。那么,这支小分队的处境必定非常危险。”
《北华捷报》的报道,显然夸大其辞。当地抗德队伍所谓的“全副武装”,恐怕只是肩扛手持的锨、镢、叉等农具,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最多有几杆土枪。清兵是否“倒戈”,也令人怀疑。
德军骑兵救援队过高密县境继续西进,遇到了清军哨兵的拦阻。
按照《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在中立区内,德国军队可以随便行动,但中国派驻军队,须与德方会商；中立区外,德军未经批准不得进入。中立区的西界,即高密县境西界。
中立区外,胶济铁路勘定线路沿线,都有清军驻巡。德军骑兵只好佯装退回青岛,打算越野绕道安丘县境,再进入潍县。
6月28日,袁世凯致函叶什克,目前已无法保护德国在山东的企业,建议暂停铁路铺设和矿山开采,所有在山东的德国人都撤往青岛。叶什克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
第五镇统制吴长纯接到袁世凯的命令,立即派兵,护送坊子机器矿局的德国人赶往胶州,再转青岛。从乐道院跑去暂避的柴尔凡特等美国人,也一并跟随。
这时,前来救援的德军骑兵还在途中。为避清兵阻拦,他们抄小道行进。因地理情况不熟,跑了不少冤枉路。
一天夜间,德军骑兵救援队与清军发生了遭遇战。第二天,他们查明传言被围的德国人平安到达胶州,便返回青岛。
坊子机器矿局的6处矿井,留下一些机器设备。尽管吴长纯、曾培安排人员看管,但部分煤井的7间草屋,还是被放火烧掉。
事后,第五镇统制吴长纯受到“记过二次”的处分,潍县知县曾培被“记过三次”。不久,知县换了李诚保,曾培不知到了何处。
这种形势,也影响了潍县当地的煤炭开采。据清代史料记载,刘惠林、王凤锡、张子颐三人合股开办的祥顺炭厂,“出煤正旺之时,适因拳匪滋扰,又值机器损坏,以致水满停工”。
潍县煤炭源源不断运往青岛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0月,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派奕劻、李鸿章与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进行和谈,胶济铁路和沿线煤矿重新复工。到年底,德华矿务公司坊子机器矿局的煤矿勘探基本结束,共探得储量350万吨。德国殖民者欣喜若狂,决定在此进行大规模的煤炭生产,“建设一座欧洲式的现代化大煤矿”。这时,胶济铁路线路勘定、插标已经到达潍县境内。为了便于掠夺煤炭,胶济铁路在此处向南拐了一个弯。
勘探发现矿区煤层结构十分复杂
坊子机器矿局对矿区的煤炭勘探,一直由德华矿务公司直接掌控。勘探结果,德国在青岛设立的胶海关1901年12月31日拟写的《胶海关报告》中,有所记载。
“初步钻探勘测表明,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期里,这里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火山爆发,打乱了煤层的结构,开矿工程师们费了一整年的时间,才重新找到了中断的煤层位置。”
的确,新中国成立后对坊子煤矿矿区勘测确定,其矿床形成时期为中生代侏罗纪,距今约1亿9960万年到1亿4550万年。由于地壳运动,在地块凹地形成大陆远海煤田,地壳上升下降幅度要比古生代还大,又经燕山及喜马拉雅山运动,对煤田形成急剧影响,形成折曲及断裂,使煤田地质构造趋于复杂。
当时的德国工程师了解到,“当地人开采的,仅是一些藏在花岗岩里面的袋形煤层”。
对袋形煤层的生成,他们进行了这样的推理:“由于地下水在表面不平的花岗岩缝隙中的冲刷作用,把生成煤的植物带到缝隙中后再也流不出去,从而积成煤床。”
限于技术条件,“中国矿工不能在超过180英尺(50多米)深处以下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井下冒出来的水及时排出,并且人们也不知道这种袋形煤层有多深”。
德国工程师认为,“从现代采矿原理来说,这种煤藏量是没有开采价值的”,他们将注意力转到掘取地下更深处的煤层。
经过一年的钻探,他们“发现的尽是花岗岩和凝灰岩。最后在450英尺(约135米)深处发现一条厚约9英尺(约2.7米)的煤层,走向自东北到西南……”
从这里采出的煤样,“是一种无烟煤,含有30%的燃烧气体,燃烧时火光明亮,不结焦并且冒烟较轻”。
《胶海关报告》写道:“现在一口竖井已经建成,不久就可投产。但是在1902年秋季以前,这种煤还不能投入青岛市场,因为这种煤要保留供应铁路所需。”
其实,不能投入青岛市场还有一个原因:铁路尚未通车,运输成本太大。
矿井以总督夫人及妹妹名字命名
此井1901年9月18日开凿,到这期《胶海关报告》形成时已经具备出煤条件,但并没有投产。这处井距离坊子店及坊子机器矿局不远,便沿用坊子之名,命名为坊子竖井。
1902年5月,胶济铁路铺设到这里,铁轨从坊子竖井北侧穿过,向西延伸；先以“张路院”后以“坊子”命名的车站,也告落成。
6月1日,潍县车站举行通车典礼,被乡民惊为“大怪物”的火车从青岛开来,轰隆隆越过煤区直抵潍县城南。
同年9月,坊子竖井投产。10月30日,第一列载有150吨煤炭的货运列车开到青岛,成为这座新兴城市的一大新闻。这次煤炭运输,也成为山东境内铁路货运的开端。
首批煤炭到达青岛,立即在总督府工场进行了试烧。试烧结果证明,潍县煤比日本煤热量高,而且烟少。在巡洋舰队的船只上试烧,效果同样良好。
坊子竖井开挖不久,德国人开凿的第二口煤井——土井,在坊子竖井东侧约一公里处动工。
1904年6月6日,坊子机器矿局的第三口煤井开建,胶澳总督托尔柏尔的妻子安妮乘火车赶到这里,参加了当天举行的开工典礼。此井便以安妮名字命名,称作安妮竖井。
安妮竖井位于坊子火车站以北,深达376米,是整个矿区最深的煤井,直到1908年才完全竣工。
安妮竖井开挖的第二年,位于坊子竖井东北侧的敏娜竖井开建。敏娜是托尔柏尔妻妹的名字,井深175米,1906年后建成投产。
为掠夺煤矿资源,德国人下了大本钱。
坊子竖井1901年开建时,使用3.7千瓦发电机发电照明,开山东煤矿用电先河；两年后,又增设112千瓦德国西门子发电机组一台。
同时,坊子竖井安装蒸汽绞车,用以提升双层双车双罐、半吨木制矿车,井口至储煤场用无极绳运输,是山东最早使用蒸汽绞车、罐笼矿车提升和无极绳运输的矿井。
1902年,坊子竖井使用风动机具凿岩,开全省煤矿机械凿岩先例；煤矿修理车间建成,为全省煤矿建立最早的机械设备维修车间。
1904年10月,矿上开办医院,床位30张,中、德医务人员3人,是历史上山东煤炭业内建立最早的医院。
1906年10月,安妮竖井发电所开建,新上410千瓦发电机组2台,总容量900多千瓦。这是山东煤矿中最早的发电所,也是当时山东省内装机容量最大的电厂
这里矿内排水、通风,井上洗煤、炼焦,以及煤炭提升等工序,皆用机械,采矿机械化程度空前提高。
潍县煤炭质量好价格低广受青睐
德国人运用现代技术开掘出的深层煤,除满足供应胶济铁路火车燃用、德国驻青岛机构用煤外,大量投放市场。
英国人帕默和克里格游历青岛、潍县等地之后写道,潍县煤“无论在产地还是在青岛,销路都很好。即使劣质煤,以及筛下的煤粉,也常常被中国人以很好的价钱买去”。
在青岛,潍县煤炭无疑独霸市场。通过航运,潍县煤还大量输送到外地。德国人在《胶澳发展备忘录》中称之为“出口”,其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
1904年,德华矿务公司的潍县煤第一次较大量地“出口”,14艘轮船共装载1万多吨运至烟台、天津、上海和香港；
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间,有20艘轮船装载潍县煤2.8万多吨,运往香港、上海、烟台、天津和牛庄；
1906至1907年,德华矿务公司共产煤近20万吨,几乎全部产自潍县；
1913年,德华矿务公司产煤60多万吨,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潍县煤田。
这个时期,“潍县煤田”、“潍县煤”成为国内知名的“品牌”。
1908年10月,上海《申报》连续刊发“山东潍县煤矿洗洁块煤广告”。广告称,“本公司自运山东各路矿煤,亲自监督,以求精益。不惟燃烧火势足用,且与别路经烧。山东各名厂及轮船户等无不赞美,销路愈形畅旺”,“沪上为通商大埠,萃会之处,故本公司另设分销处”,“倘蒙诸绅商赐顾欲看样者,请速至本账房预早购定,迟恐不及,其价格外从廉,以广招徕”。
除了报纸刊载的新闻、广告,当时国内一些著作或笔记中,对潍县煤田及产煤也屡有记载。
1906年,鲁迅与顾琅合编的《中国矿产志》中记载:“潍县煤田,市南有地,悉黄土”,“设开采弥深,当获佳品,顾值则甚昂……他处所未有也。”
鲁迅与顾琅此时正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两人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
1914年,杨昌济在其日记中写道:“潍县煤矿,又称为坊子煤矿,德胶济铁路公司之所经营,年产十八万吨,多粉末,适于家用。”“潍县、黉山之煤由青岛输往上海。”
杨昌济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他的学生毛泽东渐有深交。后来,杨昌济之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相恋、结婚。
十数载掠走煤炭近二百万吨
坊子机器矿局的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多系德国人,少部分是欧洲其他国家人,大都携家带眷。随着开矿规模的不断增大,煤矿的“洋面孔”不断增多,1904年到1905年有43人,1907年达到58人。加上坊子火车站的德方管理人员及家属,在这里的常驻外国人达七八十人。住宅、办公房、车站、医院、商店……在坊子机器矿局生活区、坊子车站附近,座座欧式洋房连幢成片,逐渐形成了一座小镇——坊子。而这处畸形发展的小镇何时以“坊子”命名,尚待考证。
限制中国人开矿无理要求被拒绝
数口煤井源源不断的乌炭,让德国人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他们并没有满足。
1904年12月16日,德国驻华公使穆默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在执行4年前签订的《德华山东矿务公司章程》中,又出现了新问题:“时不免有华人新开及用机器所办之矿,以致山东矿务公司所办之矿时有窒碍。”
穆默要求增加4项条款,大意是:一、在30里内仅准山东矿务公司用机器开矿；二、华人在30里内所办土法之矿可维持原有规模续办,不准用机器开采；三、倘山东矿务公司拟在30里内用新法开矿,自准开之日起2年内各华矿一律停止；四、在30里内,山东矿务公司用机器办矿,中方不得干涉。
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之前,穆默已令德国驻济南领事贝斯与山东巡抚胡廷干接洽,商定如何执行之事。
胡廷干对此提出辩驳,并致电总理衙门。消息传开,同样遭到国内舆论强烈反对。
上海《中外日报》所刊《德人要索山东矿务续章》一文指出,续章“足令人发指眦裂……此端一开,山东全省不复属诸中国。倘各国尤而效之,则中国内地悉为各国权力之所及,而中国已为不亡之亡”。
1905年1月16日,总理衙门照会穆默,拒绝了其无理要求。这次与德殖民者的矿务章程增款之争,清政府总算没有令国人失望。
过了一年,德国人超范围经营,又引起了交涉。
1906年,坊子机器矿局安装设备,准备制造煤砖、煤球。山东矿务局认为,机器制造煤砖已超出采矿的范围,应属于制造业,派人多次阻止,毫无效果。
德华矿务公司通过德国驻济南领事贝斯,向山东巡抚杨士骧提出,允许铁路附近30里内华人用“土法”制煤砖。
他们企图以此为条件,换取其机制煤砖的权利。杨士骧权衡利弊,认为“为矿章计,万无准理”,但“为华矿计,是又一好机会”,遂呈报总理衙门,得到批准。
这边正在交涉之时,那边坊子机器矿局一刻也没停工。当年,煤粉加工煤砖、煤球等型煤投产。在全省煤矿中,使用机器制造型煤,坊子是第一家。
德国人的霸道行径不止这些。1907年9月20日,清政府颁布《大清矿务章程》,这是当时中国最完备的矿业法规。德华矿务公司却强调《胶澳租界条约》规定的特权,拒不按章交纳矿区税和矿产税。
诸城潍县等山东五地矿权终收回
1907年8月22日,《山东德华采矿公司勘办山东五处矿务章程》签订,德殖民者垄断山东全省矿业的企图终于达到。由德国政府操纵,以山东采矿制造公司为基础成立的德华山东采矿贸易公司,接办了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五地矿务。
德殖民者贪得无厌,强夺山东矿权,激起众愤。1908年秋,刘冠三、陈干、于洪起等发起成立全省学界保矿会,要求废除与德国人签订的五矿合同,上书清政府,“订合同时,东(鲁)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
刘冠三是高密人,早期同盟会员,曾在济南出报纸、办学校,宣传排满革命。为躲避清政府查捕,刘冠三赴青岛,与昌邑籍革命党人陈干等开办震旦公学,在此期间,他们联络全省组织了保矿会。
为进一步争取广泛支持,刘冠三等发出《敬告山东商学旅外诸同乡浅说》,向全国各地的山东同乡大声疾呼,同保山东路矿主权。
山东留日学生闻讯后,屡次集会,共谋抵制办法,山东绅商界也很快加入进来。
山东巡抚袁树勋开始试图“开导说服”,见无效果,转而进行镇压。他与德殖民者联手,封闭震旦公学,解散了保矿会。
山东绅商曾订立招股章程,筹资赎回部分矿山,最终招股无成,只好放弃。
1908年底,德华采矿贸易公司鉴于五处矿区勘查结果不理想,同意“让出”五处矿权,并索要巨额赎金。对此无理要求,袁树勋一口答应,召集绅商代表磋商筹资办法,遭到抵制。
1909年6月28日,孙宝琦调署山东巡抚。他提出用加赋的办法筹款收赎,但山东绅商坚决反对赎买,要求无偿收回。
9月,山东谘议局100多名议员和部分绅民联名致电外务部,坚称“山东五矿合同,已于七月三日期满作废,倘德使违法干涉,仰大部据该合同驳拒。否则,东人决不承认。”
1909年12月31日,孙宝琦与德华采矿贸易公司签订《山东收回德商五矿合同》,赎回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五地矿权。这回,赎金34万两白银是地方政府掏的腰包。
1911年,收回矿权再获进展。7月,孙宝琦与德华山东采矿贸易公司于签订《收回山东各路矿权合同》,重新订定坊子、淄川、金岭镇三矿矿界,中方赎回三矿之外的胶济、津浦、胶沂铁路近30里内所有矿产。
但是,该合同没有得到德国政府的认可,德华山东采矿贸易公司一直拖着没有执行。1913年12月31日,中德签订《济顺、高韩铁路办法大纲》。德国获得了高密韩庄线和济南顺德线的铁路铺设权,作为“补偿”,才承认《收回山东各路矿权合同》。
需要说明的是,该合同对潍县坊子一带矿区的称谓为“坊子矿场”。这应当是坊子机器矿局设立之后,以“坊子”之名对潍县煤田的称谓。
掠夺开采导致坊子矿场几近废弃
为了尽快地攫取更大的利益,德殖民者对坊子的煤矿不断进行掠夺性开采,导致各矿井生产状况每况愈下。
1912年5月,安妮竖井发生重大透水事故,全部巷道被淹。后来四处水平巷道只有两处勉强排掉积水,维持生产,但产量极低。德国人只好放弃,将机器设备运往淄川,安妮竖井暂时作为排水井保留使用。
为弥补安妮竖井的损失,他们一方面强化开采坊子竖井、敏娜竖井,另一方面将原先的一处土井开为生产矿井,又在矿区西部开了红泥洼等小型矿井。
1913年1月1日,德华山东采矿贸易公司与德华山东铁道公司合并为德华山东路矿公司,分设铁道部和矿山部,坊子矿场归属德华山东路矿公司矿山部。
德国人在此又折腾了大半年,煤越开越少,质量也每况愈下。这年冬,德国矿务工程师欧德尔曼对整个矿区进行了详细勘查,得出如下结论:
“坊子煤矿已无可采煤层存在,因煤田东、北两部为大断层。所遮断的西、南两部,则被火成岩所侵扰,煤质变劣。只有在坊子竖井以西2000米的第三钻孔、第八钻孔附近,尚有100万吨储煤可资开采,但工程艰难,经营非易。在原有开采地范围内可采掘者,不过良煤约42万吨,劣质煤6万吨而已。”
1914年1月9日,德华山东路矿公司向德国政府提交报告,建议1916年撤销坊子矿场,将设备迁移淄川煤矿。3月9日,德国政府批准了这项计划。
不料,7月28日一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德国政府急令德华山东路矿公司提前放弃坊子矿场,设备运往淄川。9月25日,日军进至坊子火车站,坊子矿场德国人仓惶逃走。
据统计,十多年间,德国殖民者从坊子矿场共掠走煤炭近20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