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108期：抗战老兵的身影
抗战老兵的身影
2013年9月9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8周年，68年前的那段历史，是悲壮的。
记录抗战的书籍很多，拍摄的抗战影片也很多。无论哪一种表现形式，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带给人的总是沉重。历史可以被尘封，但绝不能被忘记。在这段历史中，记载的不仅仅是一场场冰冷的战役，背后也是一段段感情的记忆，今天同样需要我们对其可歌可泣。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也是个人的经历。本期《人文潍坊》，我们以“抗战老兵的身影”为题，让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老兵，去诉说他们的那段经历。老兵们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是战场上的一幕幕，现在他们依然记忆犹新。90岁高龄的抗日老英雄孙忠德老人说：“很多战役中都是敌众我寡，武器也是敌强我弱，而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人不怕死，我们一心向着胜利前进的勇气和信念坚持到了最后。”
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铭记那段惨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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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枪没炮敌人给我们造
寒亭区开元街道西寺夹庄居民委员会的孙忠德老人是一位抗战英雄,他今年已90岁高龄,虽然老人年事已高,但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身体非常健康。8月16日,记者来到了孙忠德老人家里,听老人讲述自己年轻时浴血奋战的经历。“很多战役中都是敌众我寡,武器也是敌强我弱,而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人不怕死,我们一心向着胜利前进的勇气和信念坚持到了最后。”孙忠德老人说起自己的抗战经历,激动不已。
当年“以战养战”战胜敌人
记者在西寺夹庄一处农家小院见到孙忠德老人时,老人刚同几个老友打完扑克回家,满头白发、笑容满面的老人看起来是那么慈祥,虽然有些驼背了,但耳不聋、眼不花,谈吐、思维能力依旧清晰,让记者怎么也想不到老人已高龄90岁。
说起自己的抗战经历,孙忠德老人很是激动。老人说,他的老家是安丘山区,家里兄弟姐妹5个,他是老二。1944年他21岁,当时日本人打到了安丘一带,战火不断,为了保卫家园,当年7月份,孙忠德和同村的4个村民参了军。
“当时战争很残酷,我们只有步枪,并且每个人只能领到3发子弹,最多时也只能领到5发子弹,小日本的飞机经常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炸我们的同胞,没有机枪,我们干着急……”孙忠德老人说,即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没有感觉到害怕,而是“以战养战”,靠勇气和计谋把小日本包围,夺取他们先进的武器。后来,他们逐渐有了从敌人手中夺来的重机枪、子弹,敌人的飞机再飞来时,他们会隐蔽起来,用夺来的机枪将敌人的飞机击落。“夺下敌人一挺机枪就会给一等功奖励,当时我们都争着去夺敌人的机枪。”孙忠德老人说。
“能够战胜小日本,除了人心齐、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外,关键靠的是作战计谋。”孙忠德老人说,当时小日本军队笼络了很多汉奸,我军的地下组织趁小日本不防备,也派了很多人潜伏在小日本的军队中假装汉奸,这部分地下组织人员为我军送情报,对方的重要战略部署,我军时常一清二楚。孙忠德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在和小日本的较量中,敌军足有2000多人,而他们仅有1000余人,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取得了那次战争的胜利,然而,那次战争他们仅剩下了不到一个营的兵力,他们的团长、副团长也全部牺牲了……“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战争太惨痛,我命大,能活到今天,但是战死战场的,太多了。”孙忠德老人伤心地说。
“战争非常惨烈,但我们最终还是战胜了小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心里别提多激动了。”孙忠德老人还深有感触地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也离不开全国老百姓的帮助,那时,在抗日战争中,老百姓们都是冒着战火到战场上给他们送军粮、送军鞋……
抗战结束又参加过不少战役
抗日战争结束后,孙忠德还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渡江战役、淮海战役等大大小小的战役,直至解放全中国。“我们那时简直就是打红了眼,我当过侦察连长,心里想的一直是解放全中国,向着胜利前进,为人民服务,根本没有把自己的安危当回事。”孙忠德说,当时,在战争中,他们经常一打打一个月、打半个月,不用说洗澡,身上的衣服也从来没有换过,汗臭味等各种难闻的气味连自己受不了,而他们腿上的绑带处,经常长满了虱子,又痛又痒,但在战火连天中,他们根本顾不上这些。
孙忠德老人说,在战争中,共产党的队伍优待俘虏,确实对俘虏格外照顾,在他的记忆中,在吃饭时,会有专人给俘虏做面食吃,而他们一直是吃“窝窝头”。并且,他们的队伍对俘虏一直没有强制让他们做什么,当时,如果俘虏选择回家,他们会帮他们烙上回家的干粮,还会赠予路费,让这部分愿意回家的俘虏踏上回家的路程；如果他们愿意留下了,他们就会加入到解放军的队伍中来。“当时大部分俘虏都很受感动,足有一大半留下来,加入到了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孙忠德老人说。
艰苦的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了,孙忠德所在的一个营的兵力归到了陈毅的部队。1978年时,孙忠德从部队复员回了老家安丘务农,由于自己的哥哥等亲人们都举家迁到了寒亭,后来,他也就搬到了寒亭居住,并且多年来一直务农。
老人珍藏着多件奖状及奖章
“那时的我们在战火中,根本不害怕,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解放全中国。”孙忠德老人一边说,一边激动地拿出了他一直珍藏起来的“荣誉”。
在老人珍藏的荣誉中,有几张有些泛黄、但保存非常完整的奖状。其中有一张奖状是1951年7月1日颁发的,奖状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公安政治部司令部奖状 兹有孙忠德同志于生产劳动中创立功绩 经批准为三等功 特颁发奖状以资鼓励 司令员郭化若 政治委员李士英 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等；另一张奖状是1953年7月10日颁发的,奖状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奖状 兹有孙忠德同志于工作、学习中创立功绩 经批准为三等功 特颁发奖状以资鼓励 司令员许世友 政治委员康生 副政治委员向明等。
孙忠德老人的珍藏中,还有“淮海战役纪念”奖牌；1954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赠的奖牌、1955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奖牌。
“在安丘、在寒亭,当地的民政部门都曾说要给我安排工作,我都拒绝了,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觉得从部队复员回家后,还是应该和土地打交道。”孙忠德老人说,他现在过得非常幸福和满足,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有一个孙子三个孙女,可谓儿孙满堂,孩子们也都很孝顺,国家也没有忘记他,每个季度他都能领到3000元左右的优抚金。现在老人每天的生活除了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外,还会到街上和村里的几个老人打打扑克、聊聊天,生活过得很滋润。
“现在吃喝不愁,那时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能享受到这样的好生活。”孙忠德老人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国家对他们这部分抗战老兵都照顾得很好,他非常满足。
本报记者 刘晓梅
半夜伏击打鬼子抢枪弹
当兵13年,重伤3次,立过战功16回,这些标签都属于今年已经87岁高龄的丰太房。丰太房,青州市王坟镇丰家庄人,1941年8月参加革命,编入当时的鲁中军区警五团,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54年复员回家。8月16日上午,在王坟镇民政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王坟镇丰家庄采访这位抗战老兵。
参加八路后希望自己能有把枪
当天上午9时许,记者一行人赶到王坟镇丰家庄时,丰太房早已在家门口等待多时,老人个子不高,看起来还稍有些瘦弱。丰太房的孙子跟记者说:“爷爷听说你们要来采访他当年抗战的事儿,已经高兴一天了。”
1926年11月11日,丰太房出生在青州市王坟镇丰家庄的一个普通人家,家里兄弟三人,他最小。丰太房说,他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以前的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了,但什么时间、在哪里、打了一场什么仗却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游击队,15岁参军,进了鲁中军区警五团。”丰太房说,1941年到1949年,他跟随部队辗转大半个中国,历经无数次大小战役,但最让丰太房记忆犹新的还是刚参军时的那几年。
“刚参军时全团数我最小,连杆枪也没发,所以那会儿做梦都想有杆自己的枪。”丰太房说,那时部队物资非常匮乏,装备也很混乱,枪支弹药都得从鬼子手里抢,想到指望着连队里发枪是不可能的,丰太房就盼着能去打埋伏,抢把枪回来。
半夜参加伏击战有了第一杆枪
可能是由于年龄太小,战友和首长都没给丰太房一个自己去抢枪的机会。“很多次打埋伏之后,我和战友负责清理战场,有一次我们俩一人分到了一把枪,但总觉得不是自己的努力抢回来的,不过瘾啊。”丰太房说,直到1943年,警五团受命去益都庙子(今青州庙子镇)一带阻击敌人,已经当兵两年的丰太房终于被允许上前线打仗了,这一次他暗下决心要从鬼子手里抢把枪回来。
“我记得当时我们赶了好久的路才到目的地,到了之后指导员就指挥我们埋炸药,当时听说是鬼子的运兵车要从这经过,我一下子就高兴了。你想啊,兵都带着枪,运兵车这就是运枪车啊。”丰太房说,夜里,战斗打响了,他一直背着的手榴弹也派上了用场,由于日本军队没什么防备,那场战斗打得很顺利。
“我当时也没害怕,心里光惦记着枪了,结果到了要冲锋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害怕。天黑看不清,鬼子可能还有活着的,而且从死人堆里抢东西感觉挺别扭。最后我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战友冲过去了,看到枪就抢,抢了就跑。”丰太房说,他只顾着抢枪,却忘了拿子弹,他战友在背后喊“光拿枪不拿子弹,你拿什么打仗。”听到战友的提醒,丰太房这才又折回去再找子弹。经过这次伏击,丰太房有了自己的第一杆枪。“我的第一杆枪是支金钩子,打一枪还拉不开栓。”丰太房说。
痛痛快快打鬼子赢得战争胜利
1944年到1945年,丰太房所在的部队一直在淄博淄川附近转悠,专打日本军队的据点。1945年,抗日战争到了最后的时刻。经过三年多的磨练,丰太房已经从一直被大家照顾的“小鬼”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士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打鬼子的一个小驻地,那是个跟现在四合院差不多样子的大院子,鬼子睡在北屋,院子门口还有人站岗。我们先把拴了钩子的绳子扔上去,等钩子卡住屋檐,再顺着绳子爬上房顶,从房顶进到屋里面。屋子里点的是豆油灯,很暗,等我们摸下去把屋子里的鬼子都绑住了,大门外面站岗的鬼子还一点动静都没听见。”每当丰太房讲起当年他和战友们打鬼子的故事时,眼睛里总是透着一种渴望。他说他挺怀念那个时候,虽然打起仗来有时候也害怕,但年轻气盛,跟战友一起保家卫国觉得很痛快。
丰太房说,抗战的日子很苦。当年,他们在临沂沂水时,连军装都没有。跟当地的老大娘一起开荒地种棉花,棉花熟了就弹棉花、纺线、织布,等染完色再自己做军装。
丰太房说,他们最开心的日子就是日本投降的那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首长就跟我们传达了这个消息。当时除了高兴没别的,心里想战争可算是结束了。”丰太房回忆说,抗日战争的时候自己年纪还小,真正打仗往上冲的时候总是被战友们护在后面,多数时间都是跟着指导员去埋炸药、打伏击。日本投降后,就不用再打仗了,他再也不用半夜去埋炸药,终于能睡安稳觉了。
抗战中幸运存活身体多处受伤
当兵13年,丰太房立过三等功8次,四等功8次,“过去当兵不跟现在似的,还有固定的驻地,我们就是一直在行军打仗,大部分奖章早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就剩这几个了。”丰太房指着他小心地别在衬衫上的奖章对记者说。
“虽然首长给发的奖章丢了,但落在身上的奖章却永远丢不了。”丰太房挽起袖子,记者看到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他说战争时期的兵没有不受伤的,顶多就是有重有轻。他光大伤就伤过两次,小伤多得没法数了。
“这些疤丢不了,比那些奖牌长久。”丰太房说,他左胳膊肘上的子弹贯穿伤是在1943年打鬼子的时候伤的,子弹从前面进去后面出来,是贯穿伤,还正好打在关节附近,当时只觉得是这胳膊肯定得废了,没想到后来还能好起来。
丰太房回忆说,那一年他还不满18岁。他本来是奉命去割日本军队的电话线,结果消息被日本军队知道了,让人家打了埋伏。丰太房回忆说,当时他们去了五十多个人,晚上刚要开始行动就被鬼子给打了埋伏。“鬼子差不多也有五六十人,但是人家装备好,机枪一打突突的,我们这边都还没拉上栓,根本没法比。那场战斗我们重伤了五个,牺牲了一个,指导员也负伤了。”丰太房说。
1948年5月,解放军山东兵团为了解放鲁西南军事要地兖州,决定先扫除曲阜等地的国民党外围据点。当时丰太房所在的七纵担任主攻任务。“我记得当时敌人要向西突围,部队就提前发动了总攻,在战斗中我胸口受伤,是被子弹伤的。”丰太房说,他当时在野战医院住了很久,养伤的时候指导员来找他谈话,要介绍他入党,他当时特别高兴,没想到盼望已久的事情竟然在前线上成了。
丰太房还说,他比较幸运,两次重伤都没有要他的性命。“没想到我也能赶上这样的好生活,这真得感谢共产党。”丰太房动情地说。本报记者 刘燕 本报见习记者 潘书
私塾先生奔赴抗日前线
潍坊综合保税区汶泉街道西北段村95岁的段兆杨老人曾是黄埔军校七分校17期的学员,当年他还是一名私塾先生时,日军炮火席卷中国,国难当头,年轻的他毅然投笔从戎。时至今日,老人还没有忘记1943年在鲁苏战区和日本鬼子的那场战斗,他和战友们不但完成了守备任务,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气势,没有让日本鬼子占到一点便宜。如今,老人已经病卧在土炕上,他说,这辈子虽然清贫,但是比起死去的战友他是幸运的。战争是残酷的,对于自己的戎马历程,老人是这样记录的:“参军抗日,只求消敌灭寇,救国救民,为自己留下个好名。”
为了抗日救国毅然弃笔从戎
8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潍坊综合保税区汶泉街道西北段村,见到了抗战老兵段兆杨老人,此时老人因为腰部骨折只能一直躺着。记者注意到,老人骨瘦如柴,看上去身体并不好,但是看到有客人前来,老人还是想坚持坐起来招呼,在记者和家人的再三劝说下,老人只好又躺下了。
段兆杨老人生于1918年,今年95岁,现在和二儿子段有恒生活在一起。前不久,他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上,导致腰部发生骨折,现在老人大小便都要在炕上,还不能久坐。
记者看到,段家的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老人的卧房里,除去土炕,剩余的空间就被一张小桌子和两张椅子填得满满当当了。一台电风扇、一台不大的老电视,就是整个小屋内仅有的家用电器了。
房屋的墙壁上挂着几幅老人的照片。据段有恒介绍,其中一张照片是老人90岁那年拍的。照片上的段兆杨,一脸皱纹,但仍然挺直着身子,胸前挂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冲着镜头,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当初那个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战士如今到了风烛残年,只有这个军礼还一如往昔,向我们讲述着那段硝烟弥漫的时光。
“年轻时战场上的很多经历现在说起来好像是故事,其实那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战壕里踩着自己弟兄的尸体跑来跑去的,一点都不假。报名参军不为别的,就为赶走日本人,不愿意做亡国奴。”段兆杨老人说,他是在教员的位置上弃笔从戎的。从军之前,曾在老家的村子里当私塾先生,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1939年,国民政府派人暗中召集学生报考军校。为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他决定弃文从军报考军校。
老人告诉记者,当时,山东已经沦陷,他是从安丘出发,过临沂,经沂蒙山区,到微山湖,最终到了西安的。当时白天不敢走,都是夜里赶路。1940年,他开始在黄埔军校七分校17期12总队三大队步兵科学习,1943年3月毕业。
根据志愿,段兆杨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92军21师63团2营4连。军长是李仙洲,团长是吴冠军。分配时他还是见习身份,本应见习排长一年,但因原来的排长提拔当上了连长,他于是补缺当上排长。
下连队第二天参加对日作战
段兆杨老人告诉记者,他到连里第二天就接到了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出发到山东鲁苏战区接总司令于学忠和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到四川。那个时候山东已经沦陷,日寇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行军计划,调集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沿线的兵力拦截。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他们只能在夜间行军,即使这样日军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日本人仗着装备好,在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频频向他们发动进攻。而他们武器装备很差,别说是大炮,就连迫击炮都没有,离远了根本打不着日本人,只能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老人说,在那场战斗中,他们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们排的防区前有一条深约四米、宽约四米的大战壕,敌人的坦克过不来,经过一天的激战,他们的防线也没有被突破。但鬼子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又开始从他们背后东南方向进攻,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打指挥部。当时有位老兵说:“排长,他们从正面进攻咱们还能打,但从背后进行就没法打了,撤吧!”
段兆杨老人说,他当时虽然刚到这个排,对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但他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刻是不能随便撤退的。便很坚决地下令“不能撤,坚持!”那一仗打得很激烈,他的一个传令兵,到现在还能记得名字叫宋朝建,当年才18岁,安徽阜阳人。当时,宋朝建就在他身后五米左右的地方趴着,结果一发炮弹落下来,尸体都找不到了。事后段兆杨也负了伤,头皮被炮弹炸伤三处,是机枪组的老兵们用急救包给他包扎起来的。因为没有及时救治,直到现在,炮弹皮还在他脑袋里。就这样,他的防区一直到转移都没被敌军冲入,他因此被记了三等功。1945年,部队在湖南常德县守江防时给他补发了奖状。在遭遇日军截击后,92军军部决定留下二十一师的61团、63团,在丰县、沛县、萧县、砀县这四个县区内吸引敌军打游击战,其余部队继续入鲁接人完成任务。他们在这几个地方一共和鬼子周旋了7天。第七天的时候,入鲁部队完成了任务,全军一起从湖北乘船到四川万县驻防。
日本人投降的那天终生难忘
到达万县时是晚上,恰是1943年的旧历新年。为不惊扰群众过年,部队命令官兵各自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在街道旁、院落下休息等待天亮。他们在万县的任务是协助万县的警备部队检查过往的船只,帮扶巡逻警卫。1945年春,段兆杨随部队调防梁山县守机场。6月,被调回万县。8月15日,段兆杨得知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这天让他终生难忘。
老人说,那天早晨吃完饭上岗巡逻,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听到城里有人放起了鞭炮和焰火,他们当时还是很紧张的,怕是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巡防人员立即进入作战状态。大约20分钟后,营部的传令兵来了,很兴奋地大声喊道“你们不用害怕,上级传来了特大喜讯,日本天皇向我们无条件投降了!为了祝贺我们幸福美好生活的到来,抗战胜利了,拿步枪的可以朝天射击三发,拿机枪的可以打一梭子!”老人说,当时愉悦振奋的心情现在都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八年抗战,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坚持下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第二天,也就是8月16日,部队步行前往湖北武汉,他们连被分配到武昌大学接管日军一个军部仓库,日军守护的岗哨人员严格遵守无条件投降的规定,放下了武器。他们在武昌只住了三天,就从汉阳机场坐着美国的四个发动机的运输机(每架飞机载一个连156个人和武器装备),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担任守卫机场任务。当时,92军还接管了日本板垣师团的机械化部队(包括坦克车、装甲车等)。
采访过程中,段兆杨老人的儿子段有恒拿出老人回复给黄埔军校老同学的信件。信中老人记录下了自己的戎马历程,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参军抗日,只求消敌灭寇,救国救民,为自己留下个好名。”这时,段有恒扶起了父亲,在老人敬礼的那一刻,眉毛扬起来了,眼睛笔直地看着前方。 本报记者 曾庆建
同仇敌忾北上追击穷寇
马延年是寿光市台头镇马家庄村人,1923年生,1945年7月参军,转战南北,跟随大部队消灭过日军残敌,并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多场战役。在马延年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他和战友为了消灭盘旋在东北的残敌,乘坐木船渡海入辽作战,期间木船触礁翻船,14名战士触礁身亡。如今,马延年已是90岁的高龄了,儿孙绕膝,在老家安度晚年。
目睹日军所犯之罪行
8月14日中午,记者来到寿光市台头镇马家庄村马延年的家中,此时他正躺在床上休息。得知记者到来,他起身走到了卧室里,老人的身体看起来不错,虽然耳朵有点背,但平时生活基本上能照顾自己。他告诉记者,他今年90岁了,膝下有3儿1女。“现在子孙绕膝,与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相比好多了。”马延年念叨着,他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的今天。
当记者问及日军进村时,他气愤地说,日军每隔两三个月就会进村一次,跟随扫荡的还有汉奸和伪军,他们认为村里藏着八路军,就会在村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年我们村里只有六十多户人家,日军每次扫荡人数也不是很多,只有二十多人,但是人家手里有枪。虽然老百姓都满腔愤怒,但是不敢与日军对抗。”马延年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鬼子在扫帚上放油点火到处烧,给老百姓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艰难渡海寻找大部队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马延年是在1945年7月份参加的八路军,当年他们村有二十多名青少年参了军,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在战争中牺牲了,目前只有三人还在世。马延年参军后,先到附近的郑捻村开了会,后来随部队到了田柳、寿光,又到了羊头村打击日军,最后部队到了河北盐山县。“虽然当时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但东北地区一些残敌仍拒不投降,想孤注一掷。为了彻底消灭没有投降的日军,我们准备从从河北盐山县渡海到辽宁。”马延年回忆说,他们在渡海过程中,乘坐的都是木船。
马延年告诉记者,上船的有4个连的部队和司令部的人,一共有500多人,乘坐7艘船渡海。在前进过程中,他们的木船遭遇到了大风,并且还触礁了,很多木船都撞破了,士兵们只好每人抱一块木板过海,当时一共有14人被淹死。剩下的士兵不得不忍着悲痛继续前往,到达了辽宁。上岸后为避免被敌人发现,他们只能换上便衣,枪支和粮食也都全部卸下,去寻找在东北的大部队。“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日军在前面挡着,后面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搜捕。为了不暴露行踪,我们都是白天休息,晚上行军,饿了就吃点豆子、树皮等,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每到一个村子里,就会把村里封闭起来,防止走漏消息。”马延年说,为了尽快找到大部队,他们有时一晚上行军100多里路。
经过13天的行军,马延年和战友们终于在哈尔滨与大部队会合,并在哈尔滨龙口县打击了两次日军。日军比较狡猾、残虐,他们也经过细密的筹划商量,对日军实施了包围,这才逐渐打消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据马延年介绍,他所在的部队在东北消灭了日军残敌,并解放了东北三省后,便随军南下,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马延年被分配到上海一家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又响应国家回乡支农的号召,带着家眷从上海回到了寿光老家,在村里担任大队长。
邓永杰 钟倩
刁兰英1927年生,1945年8月参军,寿光市台头镇马家庄村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大小小的战役100多场,曾7次受伤。其中,眼睛在战争中被炮弹碎片击中,目前双目已经失明,在老家靠儿女们照顾。记者采访中发现,刁兰英讲述的军旅生活如同一幅历史画卷,展现的是他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为民族尊严敢战敢拼的精神。
北上消灭日寇残余军
8月14日中午,记者来到寿光市台头镇马家庄村抗战老兵刁兰英的家中。此时刁兰英刚刚吃完午饭,正准备躺在床上休息。虽然他今年已是86岁的高龄了,额头上布满皱纹,但看上去精神矍铄,显得非常祥和。由于天气比较热,刁兰英身边放置着一台电风扇。儿媳妇于学芹看到公公身上出了汗,便上前询问是否口渴了,并递上了一杯白开水。
记者在采访了解到,由于刁兰英在作战过程中,眼睛受了伤,并且已经失明,再加上他的年龄比较高,生活无法自理。因此,照顾老人的生活就落在了儿女们的肩上。刁兰英膝下有两儿两女,他们依次轮流照顾老人,“因为父亲眼睛失明,所以我们要格外上心照顾,让父亲过一个愉快的晚年。”刁兰英的二儿子刁玉才对记者说。
得知记者的到来,刁兰英用尽全身力气,并在二儿子的搀扶下坐立起来,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参军、抗战经历。1945年,刁兰英刚满18岁,当年8月份,也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参加了当时活动在昌潍地区的昌潍独立营,后来跟随大部队北上消灭没有投降的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东北地区的部分日军顽固不化拒不投降,所以我们只能消灭他们。”刁兰英吃力地说。
眼睛受伤后不幸失明
在跟随大部队消灭了日军残留后,刁兰英又参加了解放战争。1946年,四平战役打响,刁兰英作为机枪手又一次趴在了战壕里,在与敌人作战中,他拿着机枪,目不转睛地盯着敌人的位置。这次战役持续了6天6夜,期间,他和其他战士们只喝了一次水。战役接近尾声时,天空下起了大雨,很多战士都拿来脸盆接水喝。“这场战役敌我双方损失都很大,我所在的部队有190人参战,最后只有40人幸存。另外,我的后背也被炮弹炸伤了。”
1948年,辽西战役爆发,并持续了四十多天,刁兰英在此次战役中耳朵、眼睛被打伤。“当时一个炮弹落在了我的身边,身上多处被炮弹碎片击中,其中包括眼睛,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只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没想到这次受伤留下了后遗症,导致现在双目失明。”刁兰英回忆说。
“我们上战场前都要立下军令状,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已是满头银发的刁兰英慢慢说道,他参加的各类战役有100多场,他曾7次受伤,可没有一次提前退下过战场。
在这些战役中,刁兰英一直在前线奋战。建国初期,刁兰英被编入海军,进入海军军官学校学习,1954年6月任连长,1954年8月任海军某部队测量舰队队长。1958年,刁兰英从部队回到台头镇马家庄老家,在村内任民兵连长、党支部副书记至1980年。
村民反抗日军的压迫
在回忆完当兵参加过抗日、解放战争后,刁兰英又想起了“日军进村”的往事。“日军每次进村,对村民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因为只要日军进村,除了搜找八路军之外,就是干坏事。”刁兰英说。
当年日军每次扫荡都毫无征兆,进村后闹得人心惶惶。因为日军认定八路军会隐藏在村中,就把马家庄视为一个藏匿点,便会在村子里对村民进行恐吓威胁,甚至迫害老百姓。“每次扫荡的人数大约是20人,因为他们手里有枪,甚至还带着重武器,因此村民根本不敢正面对抗。”刁兰英告诉记者,他参军之前,还是马家庄村里的一名民兵,当时民兵主要是给八路军送粮食送水。
邓永杰 钟倩 宋丹丹
给日寇干活暗中搞破坏
在昌乐县城关街道,有一位85岁高龄的王秀山老人,自从1945年2月参加革命开始,距今已有68个年头。9月2日,记者前往王秀山的住处,在老人的娓娓讲述中,那段峥嵘岁月仿佛又重现眼前。王秀山告诉记者,虽然打仗辛苦,但是他从来没有后悔去打仗,因为,那是一生中最让他骄傲的时光。
家境穷苦导致骨肉分离
在昌乐县城关街道新昌路的一所家属院,记者见到了已经85岁高龄的王秀山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王秀山精神状态很不错。在王秀山的讲述中,记者仿佛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王秀山告诉记者,他出生于临朐县上林镇大桃花村的一个穷苦家庭。家里共有兄弟姐妹6人,王秀山是老大,下面还有3个妹妹2个弟弟。在那个时候,整个村里人的日子都不好过,王秀山跟家人经常只能四处讨饭吃,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小小年纪的王秀山,从来不知道馒头和米饭是什么味道。“那个时候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哪还能挑来挑去的。”王秀山说。
由于日本人到处制造“无人区”,王秀山家里根本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所以一家人只能四处挖野菜吃,到了野菜都没有的时节,只能吃树叶吃树皮。回想起那段吃树叶的日子,王秀山不禁感慨万千。“那个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吃榆树叶子,因为榆树叶子很好吃,黏黏的有点甜,大家都喜欢吃。但是,当村里人把榆树叶子吃完后,就只能吃杨树叶子之类的,杨树叶子又苦又涩,难以入口。但是为了不饿肚子,只能硬着头皮咽下去。”
到了连树叶都没得吃的时候,四处要饭也要不到任何吃的东西,一家人只能挨饿。被逼无奈之下,王秀山的父母忍痛把一个女儿送给了寿光一户家境好点的人家,换了两捆萝卜缨子和10个窝窝头,一家人才又活了下来。眼看着自己的妹妹被送出去,王秀山十分心痛。等到王秀山长到十多岁的时候,王秀山一个人一路打听来到寿光,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从此,一家人才重新团聚。
干活中给日本人搞破坏
在王秀山十四五岁的时候,日本人经常勒令村里的青壮年为他们干活,挖壕沟、建碉堡等一系列的活都强迫村民干,不干的话就会被打,动辄还会有生命危险。小小年纪的王秀山被逼无奈之下,表面上帮着日本人干活,但是私下里可是憋足了劲给日本人搞破坏。
说起那段时光,王秀山显得很激动。“虽然表面上我们装模作样给小日本干活,但是我们借此机会可是把小日本好好修理了一顿。小日本在我们手里,可是吃了不少苦头。小日本喝的水里面,我还给他们撒过尿哩!”
那个时候,白天王秀山跟村民给日本人挖壕沟,处处偷工减料,原本30天能完成的活,村民拖半年都不能完工。只要日本人一不注意,大家便都罢工。“不仅仅挖壕沟的时候,村民一起搞破坏,我们给小日本送的柴火,全都是泼了水没法用的废柴,给日本人送的水,我们都撒了尿掺了泥土,那个时候,想着小日本喝这种水,心里就解恨!”王秀山说。
而王秀山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也是在给日本人挖壕沟的时候。那个时候,村民白天挖了壕沟,晚上便有共产党员前去破坏壕沟。王秀山发现了之后,便主动帮助共产党员一起搞破坏,并时常给共产党员通风报信。在与共产党员接触后,王秀山了解到共产党是穷人自己的组织,那个时候的他,便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革命赶走日本人。
机缘巧合参加武装组织
眼睁睁看着日本人的种种暴行,王秀山再也不想给日本人干活了。当时,王秀山正在临朐柳山的洪山村挖壕沟,洪山村外已经被日本人围上了围墙,围墙边上有日本人拿着枪重重把守。村民只能老老实实的干活,根本出不了村。忍无可忍的王秀山,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找到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逃跑方法。
“在洪山村有很多汉奸和日本鬼子,其中一个姓吴的汉奸是我外婆村的人,我们认识。自从他当了汉奸后,我见了他从来不理他。但是,我想要逃出去,可能只能通过他。于是,我趁着天黑,把他拽住,跟他说我家人生病了,想回去瞧瞧,马上就回来。他想了想就同意了。”说起那段往事,王秀山仍心有余悸。
在姓吴的汉奸带领下,王秀山终于躲开了日本人的检查,出了村后,王秀山咬着牙一口气跑了将近60里路,跑回了自己的家中。“那个时候,跑那么远的路一点都没歇息,也不觉得累,但是一到家后,就累得虚脱了。
到了家后,王秀山就告诉家人,自己再也不去给日本人干活了,自己要去参加革命。
1945年2月,在一个亲戚的引荐下,王秀山终于参加了当地的武装组织。从那一刻起,王秀山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一定要让中国人翻身做主人。
晚年生活过得其乐融融
参加革命后,王秀山先是在昌乐县人民政府担任通讯员,后来又前往山东军区司令部警卫队担任警卫员。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数不胜数,在枪林弹雨的磨练中,王秀山迅速成长起来。王秀山告诉记者,他现在身上有三处较大的枪伤,都是那时候战场上留下的。
记者看到,王秀山的整个脊背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除了脊背上这一处,王秀山的脖子和耳朵上各有一处枪伤。这三处枪伤已经有60多个年头,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就会隐隐作痛。由于当年被枪打伤了右侧耳垂,随着年龄增大,王秀山的听力也出现了问题。“总觉得周围嗡嗡作响,但是听不大清对方说话。”王秀山说。受听力的影响,记者只能用吆喝来跟王秀山交谈。
如今,王秀山已经四世同堂,每天的乐事就是哄自己的重孙子。想起当年的艰难生活,王秀山对现在的日子十分满足。“现在政府每个月都对我有补贴,我不愁吃喝。想想那个吃树叶的日子,就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感恩。”
除了哄重孙子外,王秀山平日还喜欢和老伴下棋,一边下棋一边说说那过去的日子。王秀山家里还有一本老相册,里面都是已经发黄的旧照片,闲暇的时候,王秀山最喜欢翻看这些老照片,一边看一边怀念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王秀山说,虽然打仗辛苦,但是他从来没有后悔去打仗,因为,那是一生中最让他骄傲的时光。本报记者 李楠
为党员做鞋深夜不知倦
在昌乐县鄌郚镇高崖三村,有一位已经85岁的抗战老兵李桂英。当她还是一名14岁的小姑娘时便投身革命,在那个战火纷争的年代,她带领妇女为共产党员们做鞋,并每天只身一人往返好几里山路为部队送粮、送鞋,与敌人面对面周旋,是当地有名的革命积极分子。8月23日,记者一行来到李桂英老人的家中,在老人的讲述中,记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热血和激情的红色年代。
八旬高龄至今仍热爱唱红歌
8月23日上午10时,记者一行在昌乐县鄌郚镇党政办工作人员葛静静的带领下,来到了李桂英老人所在的高崖三村。
循着青石小径,记者来到屋门前,却发现屋门已经上锁。辗转打听,记者才找到正在邻居家聊天的李桂英。看到记者一行人的到来,身穿白色上衣的李桂英老人拄着拐杖迎了上来。
嘹亮的嗓门,清晰的思维,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已经85岁高龄的老人。李桂英一边与记者攀谈,一边利落地打开门锁。走进屋内,环视一下屋内家具,依稀能找到李桂英当年爱国抗日的痕迹。
在李桂英的卧室床头,两张醒目的画像贴在墙上。其中一张是毛主席的个人肖像画,纸张已经有些发黄,看得出已经被贴在墙上许多年头了。另一张画像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一起的照片。李桂英看到这两幅画像,眼神不禁开始激动。“俺们那个年代的人,望着毛主席周总理特别亲。我已经把这两幅画像贴在墙头上三十多年了,每天一早一晚都会擦拭画像,生怕沾染了灰尘。”李桂英说。
“打鬼子,闹革命,我们心连心。摸黑做鞋垫,夜夜来送粮,不怕风和雨,就算辛苦心里甜。”说起当年抗日的事儿,李桂英的记忆十分清晰。情绪激动处,李桂英便唱起了红歌。“这首红歌我已经唱了七十多年了。记得当年我们村里的进步妇女在一起闹革命,就经常晚上聚在煤油灯底下,给共产党员做鞋。为了避免打瞌睡,我们就一边做着鞋一边偷着小声唱这首歌,唱着唱着就不困了,经常一唱一整晚。当时唱的时候不敢大声唱,怕被鬼子发现。”说起往事,李桂英十分感慨。直至现在,李桂英也经常哼唱当年的红歌,一唱起来,仿佛又回到那个充满硝烟的战争年代。
当年每天都冒险给党员送鞋
14岁时,李桂英已经是安丘市红沙沟镇的妇女会长,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周围群众积极分子。当时,她的任务是带领着红沙沟镇上几个村子的妇女为共产党员们做鞋。
“当时的共产党比较穷,打仗也很辛苦,但是老百姓都爱护共产党,共产党走到哪儿,哪里的老百姓就主动给他们做鞋、供粮。”李桂英说,她记得当时的安丘还叫安丘县,县里驻扎着共产党的小分队南逯区中队,她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收集附近几个村子里的妇女做的鞋,然后用驴送到南逯区中队。“那时不敢明目张胆地给共产党做鞋,我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妇女们聚到我家里,点着煤油灯做鞋。”李桂英说,在抗战时期,凡是敢给共产党做鞋的妇女都是村里的共产党积极分子,都是满腔热血,经常做鞋做到下半夜,也不知疲倦。“晚上做不完的,妇女们就拿回家偷着做。我每天都要去周围的几个村子里催鞋、收鞋。”李桂英说,收齐鞋后,她就赶着自家的小毛驴去南逯区中队送鞋。当时的南逯区中队距离红沙沟镇有5里路远,她平均一天去送一次鞋。
送粮的路上险遭日本兵检查
“除了供鞋外,我还负责给南逯区中队供粮。”李桂英说,当时的粮食都是村民们凑的,有大豆、麦子、绿豆等,一般凑够100斤,她就去南逯区送一次,当时也是用驴驮着粮食。
李桂英回忆说,她记得有次驮着粮食去送粮,在路上被三个日本兵截住了,非要检查驴背上背着的东西,并准备用刺刀刺挂在驴背上的粮食布袋。“我当时想,这些粮食好不不容易凑齐的,不能让日本兵霍霍了,就算拼了我的命,我也要保护好粮食。”李桂英说,就在这时,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冲了出来,与日本兵展开了战斗,把3个日本兵都打死了,粮食也完好无损地送到了目的地。
“当时的共产党地下党打扮成要饭的,分布在各个镇上或村里,除了观察敌情外,还负责保护附近村民的安全。”李桂英说,那次送粮的经历直到现在想起来,还让她心有余悸。不过,她也因祸得福,自从那次送粮后,她有了第一把手枪。
“那把手枪是南逯区中队是的领导送给我的,让我送粮、送鞋的路上防身用的。”李桂英说,后来,在送粮的路上,她还真的用那把手枪打死过一个日本兵。
如今,85岁的李桂英老人已是儿孙满堂,身体硬朗的她现独居,院子里养着不少花,老人每天在家浇花、出去遛弯,日子过得十分清闲,儿女们也非常孝顺,给她置办了冰箱、电视、空调等家电,让她安享晚年。
“冰箱、空调,还有家里的家具都是小女儿给置办的,她在潍坊,离着我远,但抽空就来看我。”李桂英说,她有一个儿子,7个女儿,女儿们都已经成家,离她比较远,但经常回家看望她。而她每年能领到6000块钱左右的优抚金,足够她一年的花销。
“我现在身体还很好,政府每年都给我钱,足够我花的,只要我能自理了,就尽量地不给儿女们增添负担。”李桂英说,现在政策越来越好,儿女们日子都过得不错。除了每年有优抚金外,逢年过节,政府部门都派人来慰问她,她觉得很知足、很幸福。 本报记者 刘燕 李楠
曲折革命路未辍抗日志
崇学明老人家住青州市谭坊镇(原郑母镇)崇家村。1931年,还在郑母高小上学的崇学明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后来,他参加过郑母暴动,跟着国民党抗日,还当过共产党周围群众积极分子,为地下党工作者提供情报。1945年7月,崇学明加入八路军,积极准备抗日训练。谁料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8月11日,记者在崇学明三儿子崇守之家见到了留着白胡子的百岁老人崇学明。
18岁那年曾参加郑母暴动
1931年,崇学明在郑母上高小,在郑母高小校长、共产党员冀虎臣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同年,中共山东省委在益都县(现青州市)恢复党的组织。到了上半年,已在益都一区(城区)和益都十区(郑母)建立了两个区委,20多个支部,共有100多名党员。
1932年6月,山东省委在益都县部署发动武装暴动,指定郑心亭任益都县委书记兼暴动总指挥,决定在益都一区(城区)、益都十区(郑母)同时发动暴动,并指定十区区委书记冀虎臣任郑母暴动指挥。
1932年8月18日,武装暴动开始。“那年我的大儿子才7个月,我抱着他,他一直对我笑。想到就要去打仗了,我放下可爱的儿子,拿起一把五眼钢枪就跑出了家门。”崇学明说,他和同村的崇学闵、崇学俭、崇学德、崇学圣、崇学光、邵玉山、崇大全等16人跑到郑母镇孙家村西、吉林村南的太平山上和冀虎臣等人汇合。
考虑到没有合适的理由去郑母区公所,同村的崇学光想出了一个招。“崇学光让我们把他当成偷高粱的小偷,这样我们就可以押着他去郑母公所了。”崇学明说,他拿裤腰带把崇学光绑起来,然后一帮人押着他去了郑母公所。
在郑母公所门口,他们的诡计被国民党部队官兵识破。冀虎臣率领他们试着攻取郑母公所,冀虎臣首先打响了郑母暴动的第一枪。“我当时也跟着往里冲,打了两枪后发现枪里没子弹了,我就和邵玉山一起往外撤。”崇学明回忆说,由于敌众我寡,且暴动群众缺乏军事训练,战斗失利。
暴动失败后逃到东北避难
郑母暴动发生后,益都国民党县长杨九五下令县城戒严,率民团和军警300多人到郑母一带搜捕共产党员和暴动队员。崇学明连夜逃到郑母镇崇家沟村,把自己的五眼钢枪交给了一个看瓜的瓜农,这位瓜农帮着他把枪埋到了瓜地里。
藏好枪的崇学明趁着天黑,连夜逃到了临朐县龙岗镇陈家楼村的岳父家。“当时是国民党的天下,家里不敢藏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崇学明说,他躲在岳父家的消息走漏后,为了不拖累岳父一家,他连夜又逃走了。几个月后,郑母暴动的风声有些松懈,国民党部队搜索警报解除。崇学明回到了崇家村的家中。1934年,他生了一场病,到郑母镇老鸭村去看病,从一个老村医口中得知,国民党部队又在搜捕郑母暴动的队员。
1934年清明节过后,崇学明逃到了辽宁省大连市。“当时的大连是日本人的天下,为了逃命,我当时给日本人干苦力,当奴隶,一天挣3毛钱。”崇学明说,他当时在一家铁厂打工,每天扛很重很重的铁,日本人动不动就对他们打骂。有次在扛铁中,一块铁不小心砸中了他的脚,鲜血直流,即使是这样,日本人也不让休息,还用日语粗话骂他。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崇学明认识到了日本人的残酷。那时他就立志,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参加共产党。“在大连待了几个月后,家里人写信说郑母暴动的事过去了。”崇学明说,1934年阴历七月,他坐船回了老家。
从国民党到八路军不忘抗战
回到崇家村的崇学明当起了农民。1938年,国民党到郑母镇选兵,只要是家里超过30亩地的须选送一人去当兵。无奈之下,崇学明成了国民党某预备团通信连的一名士兵。崇学明说,益都暴动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了镇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利用由叛徒组成的捕共队和各种渠道搜索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后来,他的本家兄弟崇学闵、崇学俭在济南的一次战斗中,被韩复榘的部队打死了。当时他参加国民党部队还有个原因,他想替本家兄弟崇学闵、崇学俭报仇。
入伍后,崇学明跟着国民党部队在鲁西南的曹县、巨野县等地方驻军训练。期间,他跟着国民党部队在济宁洲(今济宁市)常沟打日本人,接连打了好几天。“我记得那一仗打了好几天,双方伤亡都比较重,后来国民党打胜了,把日本人打跑了。”崇学明说。
后来,因为违抗命令、擅自撤退,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毙了。“韩复榘死了,我觉得我的仇报了,我就不想继续当国民党的兵了。”1939年秋天,日本部队进犯河南省,崇学明又跟着部队去洛阳打仗。就在这时,他从国民党的部队里跑出来,连续跑了一个月才跑回老家。崇学明的表哥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头目,表哥想让其跟着他干,并封他为排长。“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又让我去当国民党的兵。”崇学明说,他当时想跳河自杀,但被救了起来。
回到崇家村后,崇学明仍不忘自己要加入共产党打鬼子的志向。1941年,崇学明成了一名共产党周围群众积极分子。“那时都在抗日,村里有很多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我们晚上偷着出来贴抗日标语,白天下地干活当农民。”崇学明说,他除了贴抗日标语外,当时还负责给郑母镇吉林村的地下党工作者冷祥义通风报信。他说,冷祥义当时以打油做掩护,到处搜集有关抗日的信息。“我将我搜集到的抗日信息放在火柴盒里,每当冷祥义来村里卖油,我就以抽烟的名义,将火柴盒交到冷祥义手里。他有需要告诉我的信息,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崇学明说。
1945年7月,崇学明在益都县(今青州)参加了八路军,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刚当上八路时心里想着好好训练,将来多杀几个鬼子,这些可以解气了。”崇学明说,就在他加紧训练,准备上战场厮杀敌人时,后来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但由于他的表现突出,1946年2月,在共产党员赵群、陈凤九的推荐下,崇学明在胶济大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抗战结束后,崇学明又先后参加了1947年的临朐战役以及1948年的潍县解放战役等大小战役十余次,多次立功受奖。本报记者 刘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