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96期－－新史学功臣赵俪生
新史学功臣赵俪生
2013年6月17日
96年前的这个时节，赵俪生在安丘景芝一个已经败落的书香门第、官宦之家降生。家境窘迫，屡遭变故，他矢志苦读，考入清华大学；国运不昌，外患内忧，他倾向革命，投身爱国运动；日寇逞狂，抗战爆发，他毅然南下，投笔从戎；因身患重病，他不得不离开一线，在国统区从事教育，由此走上了教学和历史研究之路。
66年前，又是一个夏季，刚到而立之年的赵俪生成为河南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从此，除被错划“右派”、“文革”中遭难的岁月，他大半生几乎全部奉献在高校讲坛上。他认真教学授业，把讲课升华为一种艺术，博得“最有魅力导师”称号；他慧眼识才竭力育才，门下高徒众多，被称作“培养领军人物的大学教授”；他潜心历史研究，硕果累累，被誉为“中国新史学的功臣”。
6年前的飘雪季节，九十高龄的赵俪生在兰州溘然长逝。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等身的著作、满园的桃李。今天，再次回顾这位史学泰斗、教育大家的一生，其人生理念、职业精神、治学态度、处世原则，依然不无借鉴价值。
考入清华,一二九运动执大旗
1917年6月14日(农历四月廿五日),安丘县景芝东村,清末落魄秀才赵录斌有了四个女儿之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儿子。他给自己的宝贝起名叫甡,字俪生。儿子长大后,却用了自己的字作名,叫赵俪生。“‘甡’读莘,《诗经·大雅·桑柔》有‘甡甡其鹿’之句。《注疏》说,众多也；又说,聚貌。窥察父亲命名之意,也许是要我儿女众多,也许是要我事业昌盛、有所著述吧。”成年后的赵俪生这样揣度父亲的心思。
父亲吸毒不顾家 发愤励志苦求学
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后,赵录斌发现,像父亲和岳父那样中举做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陷入绝望的赵录斌,拒绝5个兄弟让他东渡日本学习新知识的劝说,在鸦片与诗词之间消磨时光。一家人的生活,全赖大字不识一个的妻子艰难维持。
赵录斌一直在外,丝毫不顾家。二女儿刚成年就因病早逝,妻子在景芝东村(即今景阳东村)熬不下去了,便带着三个女儿和刚上完小学的赵俪生,到潍县坐上火车去了青岛。
据赵俪生回忆,母亲原本是到青岛找父亲的,可父亲既不张罗住处,也不接站,母亲只好拖着四个孩子找到在铁路局做事的堂叔,挤在堂叔租住的一间房里打地铺。后来,母亲和姐姐搬到堂叔帮她们找的一间出租房里,赵俪生住在学校。
赵录斌在《大青岛报》做编辑,薪金还不够他抽大烟的。一家人的生活,全靠赵俪生的三个姐姐打工维持。不久,赵俪生的大姐因长期营养不良,患病去世。家里少了一个挣钱的,日子更为艰难。赵俪生14岁时父亲去世,登记户口的户牌“家长”一栏,换上了他的名字“赵甡”。
“这对我是个极大的刺激,它警告我说,自己已经是要当家立业的人了。”自此,赵俪生学习更加勤奋。课业之余,他开始利用国文和英文的专长,尝试翻译外国作品。赵俪生的译作在《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等报刊均有发表,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得到的稿酬还补贴了家用。“冯夷”这个笔名,就是这时开始使用的。
中学时代的赵俪生吸吮着新文艺的乳汁不断成长。15岁时,他便以笔名“枕秋”在青岛《胶济日报》发表白话诗《小羊》、《小小的白帆》。16岁那年,赵俪生与6名同学组织“浪花文艺社”,合编《胶济日报》“浪花”副刊。“浪花”每周半版,发表新诗、散文、杂文、短小说和短篇译文,共出版20多期。
旁听闻一多讲课 领悟其治学之法
1934年春,赵俪生高中毕业,与20多名同学赴北平参加一年一度的大学入学考试。为节省旅费,数学老师联系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为他们借了一间大教室,20多人打地铺住宿。
赵俪生的文科占优,在北京大学的考试成绩列榜第八名,可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后来有人问及此事,赵俪生直言:“当时我看了清华大学,觉得搞得很洋气,就读了清华。”
在清华园,赵俪生读的是外语系。赵俪生考虑,高中时英文课最好,而且英文这碗饭总可以吃上,因为每个中学都需要英文教员。开学不长时间,赵俪生就后悔了。在外语系,他觉得只有叶公超的文艺批评课还有些滋味。翟孟生的西洋文学史,完全让学生照着教材背；外语系主任讲戏剧和莎士比亚,一直拿他在美国上学的笔记留声机般地念。
赵俪生跑到中文系听了几堂课,眼界大开。与大师们交往,年轻的赵俪生获益匪浅。朱自清温文尔雅,人望极高。赵俪生与同学办刊物,约请朱自清写文章,他从来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
赵俪生最钦佩的是闻一多。读中学时,赵俪生就见过闻先生,那时他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令赵俪生遗憾的是,对于外语系学生,中文系教授的课只准选修一门,其余的课只能旁听。
赵俪生选修了闻一多的“中国古代神话”,旁听了他讲的《诗经》、《楚辞》以及唐诗。闻一多本是新月派诗人,为讲授古代神话,他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运用训诂学进行研究,有不少新的见解。闻一多喜欢查类书,赵俪生也跟着查类书；闻一多讲神话,不免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赵俪生也跟着熟悉谶纬之学。“从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使得赵俪生终生受益。
国文教师杨树达、英文教师吴宓、哲学史教师冯友兰、逻辑学教师张申府、讲昆曲的俞平伯……清华园三年,这些赫赫有名、大师级教授的讲课乃至治学、为人之道,在赵俪生求知和成长的黄金时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逐渐走上革命路 救亡活动当先锋
赵俪生走进清华园那年,日寇侵华部署日益加快,处在象牙之塔中的学子再也难以平静。在赵俪生看来,当时清华的学生已经分为左、中、右三派。
左派是共产党影响下的爱国进步学生,心系国家兴亡,积极奔走呼号；中派的学生,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右派是国民党支持下的一批人,其中不少是便衣特务,他们按月从南京励志社领取5到15元不等的津贴,常有向进步教授西服上丢生鸡蛋之类龌龊之举,不断造谣生事。
引导赵俪生走上革命道路的赵德尊,是外语系高赵俪生一级的学兄。赵德尊善写文章,笔名罗白,后来成了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35年,赵德尊组建了“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吸收了热爱新文艺的赵俪生参加。
“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是个秘密组织,公开的名义是国防文艺社,后扩大改组成清华文学会,赵俪生被推举为清华文学会主席。
赵俪生带领清华文学会的同学办过两期《国防文学》、两期《新地》；组织了多期新文艺讲座,邀请沈从文、朱光潜等名人做报告。在清华园的“左翼”运动中,清华文学会承担起了组织和领导进步文艺的重任。
1935年11月7日,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开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以图达到吞并整个华北的目的；日本军队在北平日益嚣张,长安街上日军坦克横行,空中日本飞机招摇,街头日本浪人肆意行凶,日货广告琳琅满壁。“偌大一个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课桌了”。
这年12月9日,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这是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清华园“左翼”文艺组织的负责人,赵俪生全过程参加了运动的发动、组织和五次游行活动。
在清华园及北平各大学校,地下共产党的力量远远优于国民党操纵下的一小撮。运动发动阶段,赵俪生带领清华文学会的同学积极宣传抗日。爱国学生在北平的请愿、示威游行进行了五次,历时两年。每次游行,身高一米八多的赵俪生都冒着生命危险,或擎旗帜,或举大标语,冲在清华队伍的前列。 本版撰稿:李之凡 吴凡
投身抗战,为我党做地下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第12天,赵俪生携带随身换洗的衣裤匆匆南下,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平生第一次穿上灰粗布军装。不久,母亲从青岛来信,说青岛快要被日本人占了,要他回去帮忙搬家回安丘。赵俪生匆匆赶到青岛,母亲与姐姐已走,他又奔回老家。不成想,这是母子间的最后一聚。六年后母亲去世,处在兵荒马乱、战火纷飞之时,赵俪生终究没能回去奔丧,遗恨终生。
保长欺压老百姓 质问无果愤离职
辞别母亲,赵俪生重新踏上抗日救亡之路。他来到湖南长沙,参加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办的一个“乡村服务团”,成为二分团的团员。二分团驻扎衡山县石桥铺,赵俪生与战友住在保长家的二层木楼上。
一天大清早,赵俪生见一对老夫妻和一年轻媳妇跪在保长屋门口。一问才知,老人独子被抓壮丁,保长怕他跑掉,将他捆在自家牲口圈里。赵俪生叫醒正在睡觉的保长质问,保长竟说:“你们只是宣传宣传打日本什么的,其余的事莫管。”赵俪生感到不解:抗战不应是单纯打鬼子,应借打鬼子的机会,多多少少把国内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松散一下。他向二分团团长反映,团长却不置可否。 赵俪生愤而离去,辗转来到山西,参加了爱国将领续范亭领导的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在所属的西北青年工作团,赵俪生结识了未来的妻子高昭一。高昭一是河北人,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八师范。两人负责编油印小报,还一同办农民训练班。工作中,20岁的赵俪生与23岁的高昭一相爱了。婚后两人一起调往离石县抗战动员实施委员会。不久,大批日军打过来,他们紧急撤离县城。转移时夫妻失散,一月后才在王婆山相聚。
鬼子扫荡枪声近 仍然沉着刷标语
时值严冬,这支只有十几条步枪的非作战部队被困王婆山。缺乏给养,难以为继,领导决定将外省干部护送到陕北,本地妇女儿童假称逃荒的亲戚隐蔽老乡家,武装人员突围北去。
赵俪生夫妇在一位侦察连长的护送下渡河,快要靠岸时,筏子被坚硬的大冰块撞散,三人一齐落水。侦察连长左手抓一个,右手拽一个,将他们拖上岸。两人在附近老乡家暂作休养,与几名战友会齐后,徒步十多天抵达延安。
不久,赵俪生夫妇要求重返前线。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赵俪生与高昭一来到晋南夏县支队,分别任第一中队正、副指导员。
在夏县支队,赵俪生大学期间选修的日语派上了用场。一次日军“扫荡”,支队向山上撤离,赵俪生用红土拌到浆糊里,爬上梯子在大庙墙上刷标语:“铁砲おくれ优待ぃぃだしましよ”,中文意思是“缴枪不杀”。枪声渐近,赵俪生方与两名警卫员策马而去。
期间,赵俪生染上了恶性疟疾。妻子陪他到西安治病,治愈后回到支队后,领导不再让他们下基层。赵俪生留在支队宣传部,高昭一做儿童团的工作。
教书为业搞情报 整天要做两面人
1939年夏天,赵俪生患上痢疾,疟疾重又发作,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瘦成了一条麻杆,妻子再次陪他到西安养病。后来,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对共产党主导的“牺盟会”和决死队下毒手,夏县各单位、部队已转移,赵俪生夫妇便留在后方教书。
这是赵俪生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此走上教学、科研之路。但是,舍弃前方到后方,离开革命队伍到国统区,赵俪生心里经历了一番折腾。他曾在回忆录中吐露心迹:“一年过后,与西安城工部接上头,还可以替革命做些情报工作；九年后开封解放,我们第二次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样,1939年的那扣心结总算有了一些疏解。”
赵俪生夫妇被安排在乾州中学教书,开始做起“两面人”:平时必须非常小心,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是从山西“牺盟会”来的；必须和同事们一样朗读“总裁”(蒋介石)的十二条《守则》,早上与学生一起参加升旗。
直到晚上9点多回到自己的小家,两人才算轻松下来,还原成真实的自己。赵俪生在灯碗里加一根捻子,几乎是通宵地写作。300多个夜晚,赵俪生完成了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翻译了德国进步作家沃尔夫的12幕剧本《维也纳工人暴动记》等。
1940年,赵俪生的朋友、《西京日报》记者程之平联系上了他,程之平的真实身份是中共西安城工部人员。自此开始,赵俪生便利用两个叔叔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条件,获取国民党军队、金融、工业、运输等方面的情报,成为共产党的外围地下工作者。赵俪生的情报生涯,一直持续了七年之久。
结交胡宗南高参 获取国民党信息
赵俪生夫妇平时异常小心,身份隐蔽得十分严密。乾州的国民党情报机构搜查中共地下党毫无线索,却紧紧盯住了赵俪生和茅盾的通信。赵俪生收到的每一封信,都盖一图章:“乾县县党部检查验讫”。
茅盾来信的内容,皆为小说或剧本稿子如何,以及是否发表等等,落款署名“沈今甫”。县党部的小特务们并不知道沈今甫就是茅盾,但细心的赵俪生还是警觉起来。经请示,赵俪生决定主动出击,利用关系到上面探探风。
赵俪生找到西安的一位清华同学,经他介绍认识了三青团陕西支团组训组组长陈中经。陈中经写信给乾县三青团打招呼,查信的动作停止了。赵俪生解放后才知,陈中经是周恩来在国民党内布下的一颗棋子,与熊向晖、申健并称中共情报“后三杰”。“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这位同学又向赵俪生介绍了留学美国的老校友吴启诚。吴启诚时任胡宗南的中将高参,赵俪生获上级允许后前往拜访。赵俪生每到西安必登吴门,谈话间了解到国民党上层许多政治情况。
1942年至1947年,赵俪生先后在迁到泾阳县的西安高中、蔡家坡的扶轮中学等校任教,一直与西安城工部保持联系。他的学生在当地经营了一处菜圃,是向陕北运送紧缺物资的秘密据点。其间,赵俪生与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戈宝权等都有联系。知内情的学生告诉他,他的信每封都进行密查,检查者用水将信口润湿,用小刀揭开,查完再封上,不露一点痕迹。
后来,蔡家坡一家工厂部分工人集体要求加薪,国民党特务诬称工人要暴动,对蔡家坡三家工厂、两所学校实行戒严。事后有学生告诉赵俪生,特务的黑名单中有赵俪生,一旦情况紧急,他们便将黑名单中的人装入麻袋,沉入渭河。
本版撰稿:李之凡 刘浩凯
率真耿介,叫板成仿吾郭沫若
大个子赵俪生率真耿介、个性独特。中国古代史专家袁林评价:“赵先生具有一种与世俗风气很不一样的近乎童稚的率真个性,想自己认为该想的,说自己认为该说的,做自己认为该做的,没有遮遮掩掩,没有‘委曲求全’,从不看别人的脸色,真痛快!”一次赵俪生课讲到最后,唱出京剧《打棍出箱》里的一句唱词概括自己一生:“我本是一穷儒哇——太烈性!”妻子高昭一“埋怨”:“俪生从年轻到老脾气甚急,有时候暴躁……得罪了许多人。”
不满副校长发言 要他向列宁学习
1947年夏,30岁的赵俪生应聘到河南大学,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副教授。1948年初秋,赵俪生又辗转赴河北省正定县,来到刚刚由北方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组建成的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校长为吴玉章,他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副校长是原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赵俪生在研究部,作为艾思奇的副手主持“中国近代思想史”课题,主要研究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
华北大学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负责即将解放的北平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接管。一次,校领导组织讨论接管工作时,对如何组织教师到文管会报到登记产生了分歧。有的主张,不管年龄大小、地位高低,一律自己前来报到；有的认为,有些老教授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
正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副校长成仿吾大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顿了一顿,特别强调:“这是个态度问题!”
大家沉默无语,曾在“国统区”工作过的赵俪生心如潮涌: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同是共产党领袖,为什么前些日子在河南,陈毅将军对他们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的话。
突然,赵俪生起身鞠了一躬说道:“……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最后,他又提提嗓音补了一句:“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话音一落,会场上更是死一般沉寂。几十年后,赵俪生遇到当时在场的国文系主任李何林,李何林对旁边几个老友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赵俪生自嘲:“也需要接受惩罚。”李何林道:“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
看不惯上司作风 生怨愤决然辞职
李何林说的“贬到山东一年”,是指赵俪生随即被调往山东,在刚解放的济南市政府工作的一年。1949年秋,赵俪生奉调进京,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担任编译。不想,他屁股还没坐热,又与顶头上司郭沫若产生了矛盾。郭沫若不仅是文化名人,还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多项职务。
一次,担任“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的赵俪生列席院务会议,看到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吴有训以及副院长陶孟和。吴有训心有不服,站起来争辩；陶孟和一直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听训。
赵俪生看不惯这种作派,一气之下写信向《人民日报》反映。一个月后,报社复信赵俪生。按赵俪生的回忆,复信大意是先表示感谢,后面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提醒反映情况者不要拿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否则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面去了。赵俪生读后大为气愤,认为报社的复信对他“有些严厉警告的意味”。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赵俪生对郭沫若产生了更大怨愤。当时,赵俪生与九三学社的叶丁易合编《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叶丁易提议赵俪生约请郭沫若为副刊撰稿。郭沫若写了《蜥蜴的噩梦》一文,不点名地批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
赵俪生和叶丁易认为,史学家董作宾已去台湾,批他“殉葬”可以,但考古学家郭宝钧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研究员,这样批他恐怕欠妥。两人商量要改一下,又觉得郭沫若是大人物,还是请他自己修改为好。据赵俪生回忆,他找到郭沫若时,郭沫若很不客气地回他:“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最后,只好原样照登。
几天后,编译局局长杨钟健见赵俪生闷闷不乐,一再追问,他讲了事情的原委,却被另一位同事听去打了“小报告”。赵俪生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便连写三封辞职信。赵俪生自己也承认:“我的辞呈是自己跑到郭沫若的院长室交给秘书的,明显带有向郭沫若挑战的意思。”最后一份辞呈递上去的当天,他就收到郭沫若所写“照准”的批条。
至此,赵俪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不到半年。接着赵俪生坐蜡了,院里限他一周腾出宿舍；自己联系北京的几所大学,回话多是正在改造调整,不进人。他只好去找已任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副院长的艾思奇,艾思奇帮他联系了在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
屡为同事鸣不平 放言这里没解放
赵俪生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大半年,又接到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邀请,于1951年初赶赴青岛。这时正值由潍坊迁到济南的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合并后的山东大学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共18个系。校长兼党委书记为华岗,童第周、陆侃如任副校长。
赵俪生被聘为文史学院历史系教授。不长时间,他又一次路见不平,愤而出言。事情发生在1952年初,由历史系教授丁山之死引起。
丁山时年51岁,是一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解放前曾任厦门大学助教、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中央大学教授,在甲骨文考释、商周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成就突出。
赵俪生听说,丁山与历史系副主任童书业有点积怨,而系主任杨向奎认为,丁山立场没变,净说反动话,怕学生起哄,便将原本丁山讲的商周史让童书业讲。资料室的一函甲骨文影印资料在丁山手中,童书业去要,丁山正在气头上,说自己在上面已写了很多条“跋”,都是个人心得,怕别人偷了去,以此为由拒绝交给童书业。
不几天,童书业上课结束时对学生说,本来自己的课可以讲得更好,但丁先生垄断了资料。当晚,七八个学生一起到丁山住处,硬“要”了回来。当时的大三生赵淮青回忆,丁先生本来身体就不健康,为此郁郁寡欢,竟至亡故。大四学生李定钧出门阻止出丧,要求验尸,遭逮捕法办。
赵俪生非常同情丁山的遭遇,多次为丁山之死鸣不平,并到丁家安慰丁山夫人。一次,赵俪生针对丁先生之死在课堂上讲:“全国都解放了,咱们这儿还没解放。”
“体型魁伟高大,性格豪迈奔放,情感慷慨激昂,为人正直爽朗,俨然一位豪侠壮士,不亚于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活生生施耐庵笔下之晁天王。”赵淮青形象地评价他的恩师赵俪生。
的确,赵俪生一向坚持独立人格,不人云亦云,不轻信盲从,遇不平之事则直言而对。正是这种耿介率直、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的性格,在后来的“反右”及“文革”中,让他吃尽了苦头。 本版撰稿:李之凡 王鑫
三尺讲台,风度俨然威武将军
在山东大学任教六年后,赵俪生于1957年调到兰州大学。从30岁成为河南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开始,除了被错划“右派”以及“文革”遭难夺去的岁月,赵俪生大半生几乎全部奉献在高校讲坛上。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家范评价:“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带领学校党政干部旁听了他一个学期的历史课,感慨说:“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
领跑山大历史学 八人之中最年轻
赵俪生刚到山东大学文史学院历史系做教授时,年仅34岁。“赵俪生一进山大,我们很吃惊,没想到这么年轻,同我们级最老的同学年龄差不了多少,而且是名噪当时的最年轻教授。他究竟有多少学术实力,有多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家以好奇之心观察他。”1951年山大毕业的历史学家路遥,曾这样描述当时自己与同学的心态。
不过,听了赵俪生第一堂课,路遥他们就不仅仅是“吃惊”了:“他一开课,最先讲授《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专题,一下就轰动全校。不仅是理论上层层透析,而且讲课抑扬顿挫,令人欣悦不已,真是一次精神享受。”
一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山大取消了院一级组织,设8个系、2个研究所,赵俪生依旧是历史系教授。山大以文史见长,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杨向奎、王仲荦、童书业、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赵俪生、陈同燮八位教授,犹如八匹骏马,将山大历史系拉入鼎盛时期,一时名噪全国,史称“八马同槽”。
1954年全国大学教师定职级时,8位教授除系主任杨向奎评为二级外,其他7人均为三级。从这年开始,8人又有了“八大教授”之称。其中赵俪生最年轻。
山大的马列主义课最初由校长华岗亲自主持讲授,后来专门成立了马列主义教学小组,成员四人。非中共党员的赵俪生担任了小组负责人,主讲历史唯物主义。在“八大教授”中,赵俪生是公认的马列主义派。
1957年赵俪生到了兰州大学,理所当然地成为该校历史系的一号领军人物,只有他一人能够开出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的“大通史”课。
口若悬河妙语出 课堂之上有绝活
赵俪生的讲课,听者无不折服。兰州大学学生给赵俪生的讲课总结了“五绝”:一绝板书,二绝文献,三绝外语,四绝理论,五绝博而通。
赵俪生上课的板书量很大,专有名词、人名、地名、征引的文献自不必说,甚至连历史地理地图、人物肖像也能准确画出来。他书法、绘画功力颇深,常常讲到哪,写到哪,画到哪,黑板成了图文并茂的百科全书。是为一绝。
对历史系学生来说,古文献可以称作“中文里的外文”,其断句、朗读、解释处处都是学问。赵俪生讲课从不拿讲义,引用文献信手拈来,如行云流水,绝无半点磕巴。是为二绝。
上世纪70年代末,除外语系的其他专业,学的多是“哑巴英语”。赵俪生不但时常有英文板书,而且动辄来几句标准的、很绅士的“伦敦英语”,学生们大为惊叹。是为三绝。
赵俪生教与研并重,观点独到,理论精辟；他不死板,不教条,不畏惧权威,敢于质疑郭沫若、范文澜这些史学界最高权威的观点,完全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考。是为四绝。
赵俪生讲课大气磅礴,缜密的逻辑推理与生动的浪漫描述相辅相成,中国几千年、世界五大洲了然胸中、纵横穿插,背景越大所讲的那段历史反而越清晰。一线串珠,文、史、哲乃至民族学、经学无不涉及,博大精深。是为五绝。
智慧幽默富激情 手舞足蹈竟忘我
“五绝”之外,赵俪生上课极为重“情”:感情充沛、表情丰富、激情飞扬。
“讲课时声如洪钟,山东味儿的普通话幽默诙谐,生僻的古文献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合辙押韵……”赵俪生的学生金雁这样描述。
不少学生回忆,听赵教授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赵俪生讲课十分投入,常常达到忘我境地:声情并茂,手舞足蹈,或来一节话剧式的朗诵,或吟一段有板有眼的京腔。一次讲到宋江、方腊起义,他兴奋地唱起京剧“林冲夜奔”来。
金雁听课时,“脑子总会闪过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京剧舞台上的‘威武大将军’。”坐在她旁边的一位女生说,“听了赵先生的课我会爱上赵先生、爱上中国史的。”同学们称赵俪生为“最有魅力的导师”。
著名学者蓝翎曾说,一次赵老师讲到兴奋处,两手平伸,双目前视,大声直呼:“回到康德那里去吧!”下课后,蓝翎仍兴奋不已,一路上模仿老师的神态大喊。恰巧被赵俪生大女儿赵绛看见,回家学了一遍,赵俪生给了蓝翎一“调皮鬼”的评语。
他的学生郝树声称,“先生的课如醇酒,如美宴,既充满智慧,又是一门艺术。同学们如沐春风,如浴甘霖,90分钟的课瞬间而过。好像时间故意加快了脚步,总让人听不够。”
而为了这堂课,赵俪生下了多少功夫,只有他妻子知道。高昭一说,每次讲课之前,他一天不接待来客,晚间一般也是睡不好觉,讲课内容反复斟酌思量。上完三节课回家,即便是隆冬季节,他的衬衣、衬裤也都被汗水湿透。
敢向学校施压力 不拘一格招人才
讲授每一堂课,赵俪生考虑的惟一问题,是学生需要什么,不仅授之以鱼,而且要授之以渔。赵俪生认为,“他们喜欢的,是重点突出的、提出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的,从而鼓励和启发学习者的兴趣,并从实际中诱导学习者独立操作能力的课。”
赵俪生特别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识才辨才,独具慧眼。1978年招收研究生时,25岁的秦晖成绩优秀,在历史方面颇有悟性,但只有初中学历,而且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左眼视力极差,右眼失明,不符合学校招生条件。赵俪生便放出狠话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结果,秦晖被破格录取。现在,秦晖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主攻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等,是我国的农民问题研究权威。赵俪生当年慧眼识秦晖,已成学界美谈。赵俪生从教大半生,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门下高徒众多,被称作“培养领军人物的大学教授”。
赵俪生怜才惜才爱才。1985年,刚从苏州师专毕业的沈潜正研究顾炎武,慕名写信求教。赵俪生回信说,寒暑可以在家接待他半个月,自己收藏几十年的顾炎武资料可供阅读、做笔记。一位大教授,如此“垂青”一个未曾谋面的年轻学生,沈潜感到难以置信。
这年寒假,沈潜赶到兰州,赵俪生如约接待。事后沈潜说:“自此往后,先生的一次次关心和瞩望,使我熏染了学术的志趣和信念,让我在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如今,沈潜为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晚清史研究颇有建树。
本版撰稿:李之凡 吴凡
潜心治学,被誉为新史学功臣
“研究领域广泛,文、史、哲皆有建树,尤其在历史方面独树一帜、冠绝群伦,卓然为学术大家”,“他站在时代前列,反思历史、阐幽发微,见解独到、文采飞扬,尤以理论思维见长,道前人所未及,自成体系,形成鲜明的‘赵家风格’,堪为中国当代史学的奠基人。”赵俪生去世后,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兰州大学校委会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学界誉之为“学术通人”、“史学奇葩”、“史学泰斗”,而史学巨擘顾颉刚则称他是“史学界的杨小楼”。
史学论文首发表 胡适致信多勉励
赵俪生少年喜文,大学入外文系,早年教学之余倾心文学创作和翻译,半途又走向史学研究。是兴趣使然,还是机遇促成,或者是无奈选择?毋庸置疑的是,关键时刻,历史之手将他命运罗盘的指针,轻轻地拨动了一下。
赵俪生自述,“我是饱暖思事业。英语教员仅仅是职业,而职业和事业还是有区别的。新文艺看来是弄不成了……”原因是,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当局检查严密,连寄出的稿件都摆脱不了被查的命运。
从此,在乾州中学任教的赵俪生放弃了文艺创作和翻译,一头扎入故纸堆,因为“在当时读线装书是不受监视的”。六年后,赵俪生首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在《大公报》文史周刊发表,得到周刊主编胡适写信勉励。从此,赵俪生对文史研究兴趣日涨。
四个月后,赵俪生赴河南大学任教,他修改了写作多年的《王山史年谱》,开始撰写《张尔岐年谱》。王山史(即王弘撰)与张尔岐是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的密友,两人年谱的写作,为赵俪生倾注心血的顾炎武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史学五朵金花 拔头筹摘得三朵
新中国成立后,新史学的主要内容被著名历史学家向达称为“五朵金花”,即古史分明、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五大研究领域。
在这“五朵金花”中,赵俪生摘得三朵:农民战争史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土地制度史研究建立了自己独到的理论体系,古史分明和社会性质研究为“魏晋封建论”派的重要学者之一。赵俪生因此被誉为“新史学的功臣”。
对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起源,有学者总结道:“建国之初,史学界乃至文化界,似乎都觉得,全国解放是一次胜利了的农民战争。特别是大量接触毛泽东有关农村包围城市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更有一些人觉得,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均失败了,现在有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于是,史学家们都对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发生了广泛兴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赵俪生,凭一股子热情和勇气开始拓荒。他的研究成果陆续面市,195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尽管后来赵俪生对其中一些观点有所反思,但它的拓荒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赵俪生为“开山”和“主帅”,他在山大培养出的弟子孙祚民、孙达人成其左膀右臂。有论者认为,1980年前的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史,基本上是以赵俪生师徒三人为中心的历史。后来赵俪生另一高徒秦晖,将他关于农民身份和生存状况的研究发展为农民学,对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解析。
总理过问方回校 写成书稿标遗著
1957年,为支援边疆,赵俪生奉调到兰州大学任教,次年被打成“右派”。接着,兰州大学文科并入西北师范学院,该院在甘肃山丹县建立农场,赵俪生被发配农场劳动改造。
1960年,赵俪生腿部受伤。当时正值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兰州读高中的次女赵纪上山找野菜野果,与同伴滑落山下殒命。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刚到任不久,闻讯向甘肃省委请求,将赵俪生调回兰州大学。在失去爱女的悲痛中,赵俪生于病床上埋头翻译英文版《王尔德全集》,借以排解。在妻子照料下,赵俪生译完王尔德的《道廉·格雷的画像》,人也慢慢恢复了。事后赵俪生说:“译一部书,能救下人一条命。”
病尚未痊愈,赵俪生就着急地回到学校。没几年,“文革”爆发,赵俪生再遭厄运。他先是被揪斗、拘押,后又遭清退,全家迁往贵州息峰。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赵俪生才回到兰州大学,一边劳动,一边完成军宣队、工宣队交给的任务。逆境中,赵俪生一直没有放下他视为生命的学术研究,断断续续写成十多万字的《中国土地制度史》初稿。为防书稿被抄走焚毁,赵俪生将稿子分抄成几部,封面写上“篱槿堂遗著”,一家人分开保存。篱槿堂是赵俪生的别号,写下“篱槿堂遗著”时,赵俪生一定绝望到极点。断定生前看不到文稿出版,一个大活人才将自己的著作当作“遗著”。
“文革”结束,赵俪生获得平反,山东大学拟将他调回,原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的刘冰极力挽留:“我在甘肃一天,你也得在甘肃一天。”
暮年研究大转向 探中华文化源流
暮年的赵俪生老骥伏枥,重挂铠甲,从65岁开始转而向中华文化的高地冲锋。研究领域虽然改变,但赵俪生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拳拳之情一以贯之。
赵俪生的视线沿着历史的隧道向前追溯,探寻中华文化的源流。按照他的计划,“近的一步,是从明中叶的王阳明思想上溯到孟子；远的一步,是从先秦诸子百家上溯到《周易》。”他积年苦索,汇集成论文集《学海暮骋》。学界评价,“赵俪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者,而他的逝世,则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称赵俪生为“史学界的杨小楼”。他认为,赵俪生在新中国史学的地位,与早期京剧界“三大贤”中武生行的杨小楼一样重要。“三大贤”另外两人,分别是旦行的梅兰芳、生行的余叔岩。
1991年,74岁的赵俪生从兰州大学离休。2002年,汇集其大半生学术成就的六卷本《赵俪生文集》出版,一时好评如潮,连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
需要说明的是,赵俪生的妻子高昭一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还是事业上的助手、知音、合作者。当初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他俩就是有名的“夫妻店”,结集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作者为赵俪生、高昭一。两人晚年时,分别撰写了回忆录《篱槿堂自叙》、《回首忆当年》。2006年、2007年,相伴近70载的高昭一、赵俪生相继离世。2010年,《篱槿堂自叙》与《回首忆当年》合成《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
本版撰稿: 李之凡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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