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晚报潍晚人家第67期——凝望历史的身影
凝望历史的身影
2012年11月5日总第67期 撰稿孙锦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不少值得铭记的事件、人物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真实的身影，是史学家也是后来人的责任。
历史上的每一天都值得铭记。在潍坊文史界有这么三位老人：谭先民、陈慕虹、刘秉信，他们几十年来从事文史工作，深挖尘封已久的史料，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探寻点滴以留存后世。他们现在都已是耄耋之年，虽是年老体弱，但他们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倾其心力循着历史的脚步探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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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文史资料一百多篇
在潍坊文史界,有位泰斗级的老人,他从退休后才开始从事文史工作,他编写史志严谨、认真,70多岁时依然会为了调查一个人名而骑自行车跑遍潍城,为了搜集材料他不顾年老体弱,费尽周折寻亲访友查找线索。在现已出版27辑的《潍城文史资料》中,共刊登由他撰写、合写及整理的文稿一百多篇。他就是今年92岁的谭先民老人。
采写胡景朱,为查生卒年月跑了一天
谭先民是1982年借调到史志办公室开始从事文史工作的。编写史志要求非常严谨,每个材料都要真实,每个人物的立传、生卒年月必须准确无误。有时为了一个姓名、一个日期要跑不少腿,费不少时间。1991年,谭先民要采写一篇胡景朱的稿子,胡景朱是潍县有名的风筝老艺人,13岁就开始扎风筝,最擅长龙头蜈蚣的扎绘。他创造的“风筝碰”形如蝴蝶,又像蝙蝠,是潍县城的工艺精品。可关于胡景朱的生卒日期没人知道。于是,谭先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来到东关后门街一带走街串巷,到处打听。“我在路边见了老人就问,有些老人只知道胡景朱的大体年龄,还有老人说他后来不在这一带住了。我就去居委会查。”随后他来到东关派出所居委会了解到,因为拆迁,老住户都搬到了楼房里,他就一个楼一个楼地找,当时正是大热天,他不停地上楼下楼累出一身汗,但是仍然没有找到。从楼群里转出来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恰巧在街上碰见了一位老人知道胡景朱的孙子搬到东北关去了,于是谭先民又骑自行车来到东北关。
到了那里,谭先民又像大海捞针一样,在大过道小胡同间不停穿梭,敲开一户户人家询问,但是依然没有结果。而此时居委会早已下班,他找到居委会主任家里,得知胡景朱的孙子搬到月河路上住了。当谭先民敲开胡景朱孙子家的门时,已经快晚上10点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人人都有身份证,找人好找。胡景朱的孙子拿出户口本一看,上面没登记爷爷的名字,这可怎么办?后来他一拍脑门想起来了,家里存着爷爷的骨灰寄存证。”谭先民说拿出来一看,上面准确地记录着胡景朱生于1895年6月5日,卒于1967年12月30日。
折腾了一整天,终于查到了准确的生卒年月,谭先民心里高兴极了。回到家发现老伴和儿女们都不在家,原来他们以为谭先民出了什么事情,都四处找他去了,因为那一年,他已经71岁了。
郭荆玉一稿,搜集档案找遍身边朋友
搜集材料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找材料,谭先民不顾年老体弱,严冬酷暑,有时会跑遍全城访问知情人,有时要到档案馆或有关部门查档案以及查阅报刊杂志,有时还要向外地的亲朋好友询问。
“郭荆玉是丁氏益群小学校长,又是省优秀老师,我写郭荆玉老师生平事略一稿时,费了不少力。本来我和他是在海道司巷同住在一个大门里的老邻居,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但是要写的全面,还要补充一些具体事例。”谭先民说他先访问了郭荆玉的次子郭渭川,询问了郭荆玉当年的同事和学生,又到档案馆查阅了报纸上刊登的他的先进事迹。为了查清他的履历,谭先民先到潍坊一中,档案室里没有郭老师的档案,一中已经离休的老干部让他到潍城区教委查查,结果也没查着,他又到区档案馆仍然没有查到,询问区委组织部,他们又让到人事局查查,到了区人事局,管档案的同志查了查说没有,这条线又断了,谭先民心里凉了半截。
谭先民说他不死心,后来又找到他的学生——区人事局的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以前在人事局管理过档案,于是他翻遍了存档目录,最后从一捆要向区档案馆移交而尚未交出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件事几经周折,让我深深体会到,查材料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若不是下决心查到底,就会半途而废。”谭先民对记者说。
联系崔德润,与其做笔友通了11年信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本地的情况,谭先民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和采访对象。在所有的采访调查对象中,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32年至1937年任广文中学校长的崔德润。“1935年到1937年,我在广文中学上初中,那时他才三十多岁呢。”谭先民说七七事变后,他到了太原,后来又见到崔德润是在1983年。“那年潍坊二中(原广文中学)想办百年校庆,于是请他来做研究。”也就是从那年至1994年11年中,谭先民和崔德润通信30余封,谭先民从崔德润那里了解到了广文中学的一些情况。为多了解家乡,崔德润还订过《潍坊日报》。热心的崔德润还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实,为《潍城文史资料》多次撰稿,让谭先民十分感动。
潍坊二中1993年举行建校110周年校庆时,崔德润曾向海内外原文华、文美、广文中学的老校友发出倡议,号召对母校110周年校庆大力支持。遗憾的是他当时年逾九旬,健康欠佳,又远在哈尔滨,未能成行。崔德润于1994年12月14日在哈尔滨家中安眠辞世,享年93岁,谭先民特地撰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
陈官俊生年成谜 赏画时意外获知
谭先民说做文史工作的人必须是个心细的人,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有时生活中一个不经意的小小发现,都是文史研究很有价值的线索。
陈官俊是清朝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进士,官至上书、协办大学士,历史上,潍县人中官职最高的就是他。在整理文史材料的时候,谭先民发现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钱实甫编的《清季重要职官年表》中记载,陈官俊的卒年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但没有生年记载。对文史资料一丝不苟的谭先民觉得不能缺少陈官俊生年这一细节,一定要想办法查清楚。他查阅了《潍县志稿》及所有记载陈官俊的书刊,都没有记载陈官俊的生年。后来他又找到陈官俊的七世孙、潍县名人陈君藻询问,结果他也不知晓。这个不解之谜一直让谭先民念念不忘。
陈君藻1987年4月逝世后,他的儿子从外地回到潍坊,清理家中父亲的遗物时,将家藏的陈官俊大幅画像在院中张挂起来,让人瞻仰。谭先民闻讯后,马上约了一起搞文史工作的刘秉信一同前往赏画。陈官俊身着便服的坐像右上方,有一段自提的文字。“尔亦我,我亦尔,心观新,无彼此。且静坐,且欢喜,学吃亏,学知止。爱中嗔,苦中美,看得空,作得宾。慎言语,节饮食,养生方,此要旨。”落款为“道光辛卯仲春时年五十 怒田居士自题”。谭先民看见“道光辛卯仲春时年五十”时,眼前一亮,有这样一段记载,陈官俊生年不明的问题就解决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和刘秉信立即抄录了这段文字。考虑到解放前人们的年龄都是虚岁,经过推测,道光辛卯年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那一年陈官俊五十虚岁,由此推算他的生年应该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而已知他的卒年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这样就算出他去世时享年68岁(虚岁)。谭先民和刘秉信写了“陈官俊生年考”一文,刊登在《潍城文史资料》第二十三集辑中。
就是凭着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在现已出版27辑的《潍城文史资料》中,共刊登由谭先民撰写、合写及整理的文稿一百多篇。
◆人物小档案
谭先民,1920年生,潍城人,解放前在潍县任小学老师、《统一日报》记者,建国后先后任教于潍坊市机关学校、原潍坊五中、潍坊第一职业中专。原潍坊市政协二、三届委员,四、五届常委。退休后任《潍城区志》副主编,历时10年。1982年被潍城区政协聘为文史委员会委员,从事地方史研究与写作,至今已有24年。在现已出版27辑的《潍城文史资料》中,共刊登由他撰写、合写及整理的文稿100多篇。
92岁了仍列出写作计划
老伴陈寿兰(左)经常帮谭先民整理稿子。
陈寿荣为谭先民书写的对联。
陈寿兰(左)、陈寿荣(中)和谭先民的合影。
在多年从事文史工作的过程中,谭先民总是执着的,一旦发现了某个文史人物的蛛丝马迹,便会克服种种困难,用尽一切能用的方法,查个水落石出,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个永不服输的人。1997年,谭先民搬到现在的住处时主动要了套四楼的房子,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如今92岁的他虽然体力不如以前,但壮心不已,依然倾心于文史研究和写作,还列出了《今后工作计划》。
确保不出错,熟悉的事也不凭记忆写
“写史和志,要尽量保证不出错,因此写稿子的时候要非常慎重才行。”谈起史志稿件的撰写,谭先民感慨地说他写过一篇关于潍坊市机关学校的稿子。这类稿子他有亲身经历,完全可以自己撰写,但是他为了更扎实还是做了细致调查。谭先民从1951年春天到1965年秋天一直在潍坊市直机关学校工作,而且,后面一段时间,还主持过学校的工作。谭先民在那个学校里待了14年,对于学校应该是有充分的了解,完全可以凭着记忆把稿子写出来。“写稿子时已经是30年之后了,有些事我怕记得不清楚,不那么全了。”为了慎重起见,谭先民仍列了详细的采访计划。
谭先民先拟写了稿件的提纲,然后召集以前的学校领导、部分教师和学员,开了一场座谈会,大家一起回忆当年的事情,他予以记录。他又去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形成了初稿,并把初稿拿给所有参加座谈会的人一一传阅,给出修改意见,重新整理后再分别传阅。
最终定稿时,还要在文史委全体委员例会上进行研究和审核。
用纸笔交流,采访耳聋老人费尽周折
谭先民除了谨慎还非常有耐心。晚清秀才、省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的陈纪元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顶着种种压力,在潍县城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小学,先称肇基女子学堂,后改为陈氏志成女子学堂。“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事,我姐姐就在那个女子学堂上过学,后来还在那里当过教员。”谭先民说陈纪元是同盟会会员,建国后是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应该把他创办女校的事记录下来。
经过多方联系,谭先民从陈纪元的外甥王炳炎那里打听到陈纪元的小儿子陈耀庭的住处。“我记得他家住在南关6号楼,80多岁了,耳朵聋得厉害,说什么也听不明白。”谭先民说因为陈耀庭只找出一篇不到300字的陈纪元工作简历,没有其他纸质材料,而陈耀庭又耳背,几乎无法用言语交流。谭先民先后去了陈家十几次,对着陈耀庭的耳朵大声讲,同时用笔书写启发陈耀庭的记忆,利用获取的点滴信息对稿件进行了补充、整理、核实,为了写成这么一篇较为完整的稿件,谭先民花费了半年多时间,可谓费尽周折。
另外,陈纪元办女子学堂时,本族中曾有人捐出房屋或在他受到封建守旧的族长刁难时,挺身而出,为他排忧解难。为了弄清楚这些人的辈分称呼,谭先民又查阅了陈家珍藏的家谱。作为读者的我们,在文史资料中看到那篇短短三页纸的陈纪元事迹介绍时,恐怕很难想象这篇稿件的撰写会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和时间。
为磨练意志,77岁时选新房挑个四楼
谭先民还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在谭先民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名叫《富贵寿考》的国画,画的两边有一副很有意思的对联:欲增十年寿,更上二层楼。谭先民笑着告诉记者,这是他夫人陈寿兰的哥哥、著名书画家陈寿荣写的。那是在1997年,他迁到现在的住处。“我原来的房子是二楼,这次选房子是排号选的,我排号很靠前,大家都觉得我已经77岁了,应该会选个一楼,出入方便,没想到我选了四楼,我刚选完,下面就鼓掌,但也有人说我是‘老糊涂了’。其实我就是想选个高点的楼层,逼着自己跑楼梯锻炼身体。”谭先民说乔迁新居以后,陈寿荣来看他,说房子不错,就是楼层高点,谭先民随口说道:“年迈体犹健,等高我不愁,欲增十年寿,更上二层楼。”陈寿荣连声说好,立刻拿来纸墨,写下了这副对联。
实际上,陈寿荣不仅是谭先民的亲戚,也是他的良师益友。二人交往甚密,感情深厚。从陈寿荣1981年回到故乡潍坊起,谭先民每周必去他家看望他一次。陈寿荣去世后,谭先民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名叫《几十年的知己知交——缅怀内兄陈寿荣》。谭先民在文中提到,在整理文史资料时,因为陈寿荣学识渊博,谭先民有很多事都向他请教。后来,谭先民写过介绍陈寿荣的文章,还有通过陈寿荣介绍认识的潍县同志画社画家郭兰村、赫保真等的人物介绍,都找陈寿荣确认过细节。
虽已92岁高龄 仍有写作计划
采访中,当记者要求谭先民查找以前从事文史工作的老照片时,他拿出一张照片深有感慨地说:“这是我编《潍城区志》的时候,我老伴陈寿兰跟我对坐在一张桌子上,帮我抄写时拍的。1982年开始编《潍城区志》,我任副主编,编了整整十年。我老伴一直帮我查材料、校对、抄写,有时还帮我熬夜赶稿子,给我做夜宵。她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
谭先民说老伴和子女对于自己从事的文史工作一直十分支持。老伴已经去世多年,自己也92岁了,体力已衰,但他依然倾心于文史研究和写作。说完他给记者展示了他书写的《今后工作计划》。在计划中他提出,下一步,他要撰写陈寿荣的轶事,已故画家郭景仁、张建时,书法家陈国翰的介绍文章,对80岁以上、尚未立传的地方名人搜集积累资料陆续撰写。
聊起即将开始写的陈寿荣轶事,谭先民说:“那都是听我老伴说的。比如说1930年,晋军打潍县,为了躲避炮火,家家户户都有地窖。有一次炮火十分猛烈,陈寿荣的父亲去了济南,不在家中,他娘带着他的两个妹妹躲进了地窖,但是一回头发现陈寿荣没下来,于是就让我老伴上去看看,结果看见陈寿荣在那捏泥人,全然不顾炮火,已经到了一种忘我的境地。”谭先民说陈寿荣因为痴迷诗词书画印,经常干出一些“傻事”。比如说,一边走一边琢磨事,走到白浪河沙滩大集上,在砂锅摊上踩碎了好几个砂锅,被拽住,家里人赔了钱才带他回家。还有一次,在家里吃饭,大家都在吃,他一个人拿着筷子在空中比画着国画的构图等等。谭先民虽然已经92岁高龄,但是讲起这些事情依然思路清晰。据了解,他刚接受了白内障手术,虽视力大不如前,但提起文史写作依然热情高涨,让人十分佩服。
用了20年查明张英身份
陈慕虹(第三排右三)和谭先民(最后一排左六)1983年时参加潍坊市人民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时的合影。
在潍坊的文史界,几十年来,有一位被大家普遍认为领军人物的文史老人,他热爱潍坊文史,关注点滴文史线索,他就是今年90岁的陈慕虹老人。据潍城区政协文史委的几位老同志说,陈慕虹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无论多么复杂的事情,他总是能够咬牙坚持,一查到底。在陈慕虹的印象中,“战线”拉得最长的当属寒亭烈士马宗显身份确认一事,从发现青岛铲除大叛徒王复元的张英可能就是马宗显,到马宗显、张英、刘英,这三个名字的重合,前前后后花费了陈慕虹20年的时间。
◎张英身份调查
用20年时间,揭开张英身份之谜
早在1960年,潍坊市征集地方革命史资料时,潍北双杨店镇的几位老党员反映,双杨店镇马家村有个马宗显,很早就出去当了“八路”,听说还到过苏联。早期入党的庄立安、耿梅村等同志反映,听说1929年在青岛铲除大叛徒王复元的张英,就是马宗显。
此事引起了陈慕虹等征集者的关注。1961年夏,时任征集办公室主任的陈慕虹骑上自行车来到了离市区30里外的马家村。马宗显的妻子张氏和她身患残疾、30多岁尚未成婚的儿子马玉泉住着破旧的房屋,一老一少相依为命,生活异常贫困。“马宗显的妻子只有四五十岁,但看起来有六十岁了。她只记得和马宗显是民国九年(1920年)结的婚,马宗显出去当兵的那年是20岁,之后回家过一趟,从此就没有音讯了。他在外面干什么,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陈慕虹说当时他帮助马宗显的儿子找了份工作,希望能赚点钱补贴家用,但他心里很清楚,要解决她们母子二人的困苦,要先查清马宗显是否就是张英,再弄清楚他的全部历史。
根椐老党员提供的张英除叛的线索,1961年秋,陈慕虹去了青岛,根据青岛市党史办提供的线索,又去了济南。在山东省党史委的支持下,通过省档案馆查到了张英除叛的一些重要历史档案。
在档案中,都提到了一个重要知情人——当年除叛的参与者青岛市委书记王景瑞同志。经多方查询,1962年陈慕虹终于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找到了王景瑞,王景瑞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张英除叛的全过程。但张英完成任务离开青岛以后的情况,王景瑞全然不知。
陈慕虹说,1962年下半年他又去济南经省委组织部,转至北京,到中央组织部查阅历史档案,调出张英的档案材料8份,但没有一个人原籍是潍县的,更找不出马宗显的踪迹,只好无功而返。
一晃到了1978年,《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学《伍豪之剑》以及电影《猎狼》的上映,都在潍坊引起轰动。这些文艺作品依据的都是发生在1929年山东党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张英除叛的史实。
1980年秋,陈慕虹趁出席全省党史工作会议的机会,再次向青岛市党史委的负责同志提出张英的问题,青岛市党史委主任说:“张英曾在徐向前元帅部下任过职,你们可以给徐元帅写信询问一下。”党史办于1980年11月26日向中央军委发出了咨询信函。中央军委办公厅于12月19日以“军办信发字(80)第320号”文的形式发来回信,简要介绍了刘英(张英)同志一生的整个经历,肯定了刘英(张英)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
至此,一切都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刘英就是张英,张英就是潍县人马宗显。一个暗藏五十年的身世之谜,二十年的悬念和企盼,由此一一化解。陈慕虹等同志立即赶赴马家村向马家报喜,但令人痛惜的是,这对苦命的母子已先后去世了。
◎范姓古董商调查
名人著作中,关于潍县古董商记载较乱
要想让几个名字顺利重合,除了一查到底的决心,还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个善于思考的大脑,查明售卖甲骨给京津学者的潍县范姓古董商名字和事迹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聊起如何对甲骨文产生兴趣,陈慕虹说:“1960年,市里让我组织编市志,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派我去河南安阳取经。到了那里,他们带我参观了位于安阳小屯的甲骨文博物馆,当时就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慕虹说回到潍坊以后,他开始留意潍县的古董商。1999年,陈慕虹检索名人著作后,发现了许多关于范姓古董商的记录。刘鹗1903年在《铁云藏龟》中说:“有范姓客挟百余片(甲骨)赴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王襄(中国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1935年在《题易鲁园殷契拓片》(《簠室题跋》)中载有此事:“潍贾范寿轩辈……翌年秋,携来求售,名曰龟板……”后来,学者陈炜湛谈到此事时谓:“当年(1899年)秋天,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以甲骨文字十二版售与王懿荣,每版价银二两。端方知道后……竟每字酬银二两五钱……六文钱一斤的‘龙骨’骤然身价百倍,成了举世闻名的甲骨文。”除了刘鹗提到“范姓客”外,其余人提到的名字是范维卿、范寿轩。这到底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呢?陈慕虹陷入了沉思。
九进范家庄,确定两名范姓古董商名字
1999年秋至2000年春陈慕虹先后九次来到当时的潍城区符山镇范家庄,终于将三个模糊记载的名字确定为范椿青和范维清两人。
他先从范维清的家族关系入手。范维清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村中除了他的嫡系后代,还有他大哥范维桢的嫡系后代。走访中,陈慕虹首先听村中时年81岁的婚丧“管事人”范守问,讲起范维桢的嫡四代孙范云书(1998年去世)说起的往事。范云书说他二爷爷,也就是范维清,卖甲骨文给王懿荣时,王懿荣非常高兴,不但留下范维清喝酒吃饭,还赠字给他。当时天热,王懿荣在院子里的大树下,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叫范维清磨墨,写了一副对联、一个扇面。对联的内容是“农事渐兴人满野,霜寒初重雁横空”。范云书说,范维清和王懿荣熟悉了以后,再来时只要对看门人说他是范维清,即被领至书房见王懿荣。而范维清的嫡五代孙范安祥则告诉陈慕虹他还听老人们说过,范维清曾经卖给端方(清末大臣,金石学家)一个小铜桌,桌上站着八个小铜人。
这些人的讲述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年首先把带有甲骨文的甲骨卖给王懿荣的是范维清(字辑熙)。
既然是范维清把甲骨卖给王懿荣的,那么1936年写成的《潍县志稿》中为何只字未提“范维清”,而是只提到“范春清”,经过陈慕虹三番五次的调查,终于确定他名字应该为“范椿青”(字寿轩)。范椿青的嫡四代孙范会宾告诉陈慕虹,小时候,范会宾跟随叔叔上坟时,曾见其曾祖父墓碑上刻的是“椿青”二字。他当时不认识“椿”字,叔叔告诉他那是香椿的椿,“青”是青天的青。由此确定了范椿青名字到底是哪几个字。
后据陈慕虹调查得知,范椿青曾在潍县城内开过颇具规模的古董铺,并迁居城内。他贩卖古董,兼善仿古铜器制作及雕刻,有一定学识,熟识金石文字,与潍县研究金石文字的学者多有来往,也是京津收藏家和学者的座上客,不但与王襄熟识,和端方也来往甚密。因此陈慕虹推断当年范椿青去河南安阳小屯村,看到农民当药材(龙骨)出售的甲骨上刻有非籀非篆的文字,便认为是比金文更早的文字,因而去天津谒王襄,并把带字甲骨按字索价,卖于学者手中。
虽然陈慕虹的这些调查结果在史学界存在争议,但他确实为潍县范姓古董商最早将带有文字的甲骨卖与京津学者一说,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人物小档案:
陈慕虹,1922年生,招远人,是1948年解放潍县时随军进城的接管干部。1948年任东关区委秘书,后在当时的潍坊特别市委宣传部工作。1952年始从事工会秘书工作。1957年出任市委机关学校副校长。1960年因市委决定编写《潍坊市志》被借调到市志办公室。1965年出任潍坊市文教局副局长。文革期间被划为走资派,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继续从事文史工作。1982年离休后被聘为潍坊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1984年出任潍城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之后一直从事地方文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发展工作至今。
让民国"党治"卷重见光明
陈慕虹手拿《潍城人物》给记者讲述他们的故事。
1960年,在修志座谈会上,曾在日伪期间负责搜寻民国《潍县志》遗稿的刘逊聪提到,《潍县志稿》出版时,原民国《潍县志》的第一卷“党治”被拿掉换成别的内容,此事引起了陈慕虹的关注,在他的调查下,一段尘封的历史就此揭开。陈慕虹不但从当年丁锡田秘书杨质斋手中借到了“党治”卷复印后存于潍城区档案馆,还从中发现了潍县同盟会员的情况。通过走访调查,陈慕虹了解到当年最早一批到日本留学的24名潍县籍学生中有14人加入了同盟会。其中,有一名叫尹效文的到现在还没有调查到,这成了陈慕虹的“心病”,至今还念念不忘。
一场座谈会,牵出被删的“党治”卷
聊起民国《潍县志》“党治”卷的发现,陈慕虹告诉记者,那是在1960年初,中共潍坊市委决定编写《潍坊市志》,调时任市委机关学校副校长的陈慕虹牵头成立市志办公室,承担这项工作。在一次召开修志座谈会上,刘逊聪曾谈到了当年出版《潍县志稿》,删除“党治”一卷的经过。
“他谈到说民国《潍县志》当时出版的时候,第一卷‘党治’因其政治内容十分敏感被拿掉了,换上了明万历、清康熙、清乾隆三部《潍县志》的序言,拼凑成了第一卷出版。当时让他详细说说,他心里有顾虑,不敢说了。”陈慕虹说刘逊聪是潍县城里人,清闽浙总督刘鸿翱之五世孙,1940年任日伪莱潍道尹公署教育科长、督学,曾被日伪道尹常之英派去找寻民国《潍县志》遗稿,并负责整理出版此书。
陈慕虹说座谈会结束后,不死心的他又找到刘逊聪了解情况,在百般劝说下刘逊聪谈到,“党治”原稿可能存在当年丁氏群化小学校长、丁锡田先生的私人秘书杨质斋手中。陈慕虹从刘逊聪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时,一段尘封的历史就此揭开。
刘逊聪说从1760年乾隆《潍县志》出版到民国初年,期间150多年没有续修。民国二十年(1931年),潍县县政府要修《潍县志》,聘请了陈蜚声、刘金第、杜佐宸、丁叔言等地方知名学者、志学方家、社会活动家、乡绅名流为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担任采访部主任的丁锡田是主笔。
丁锡田是个方志收藏迷。他曾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以收购、交换、抄录等方式,搜集到大量的稿本、珍本、孤本。他受命担任县志采访部主任后,深知重担在身,于是对自己承担的方志编目,广搜资料,为搜遗补缺,访博儒,搜野史,询父老,严格审核。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潍县志》已完稿印刷部分卷册。但无奈还没来得及出版,潍县就沦陷了。之后,剩余各稿的印刷清样,经丁锡田收藏于丁氏群化小学。
1939年春,常之英任日伪潍县县长后,曾经了解到民国《潍县志》未能完整出版的原委。他打算继续成书,但当年编志的人都不在潍县,只得作罢。1940年,他升任日伪莱潍道尹公署道尹后,又委命时任道尹公署督学的刘逊聪想方设法,找寻《潍县志》遗稿,并负责整理出版此书。
1940年秋,丁锡田由北平回潍暂住,刘逊聪当即以学友和故人身份登门造访,并向丁锡田说明道尹常之英要出书的想法。万般无奈,丁锡田只好将收藏的《潍县志》文稿交出。经校阅后,《潍县志稿》于1941年夏正式出版。
复印“党治”卷,复印本保存在档案馆
陈慕虹说得知杨质斋解放后仍在市区一所小学任校长。会后,他找到杨质斋,并顺利地从他手中借出了《党治》卷并复印了一册,又将原书送还给了杨质斋。陈慕虹的复印本在用作编写市志参考后,又将它送到潍坊市档案馆(今潍城区档案馆)保存。如今,这34页被陈慕虹用红笔圈圈点点的“党治”卷复印本,就安静地躺在潍城区档案馆里。
《潍县志稿》既然基本采用了民国《潍县志》的内容,出版时为何整体地删除了“党治”卷的内容?陈慕虹说他看到“党治”卷系《潍县志》的第一卷。在引言之后,按“革命同盟会时期”、“国民党时期”、“中国国民党时期”、“潍县党务之整理时期”、“潍县党务之执行时期”、“潍县党务之再整理时期”、“潍县党务之更度整理”等七个时期,叙述了国民党潍县党组织的活动,共2万字。陈慕虹分析说日伪统治时期,“党治”卷内容既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又非常不合当时的“形势”,所以《潍县志稿》编辑出版时,剔除“党治”这一卷,改增为“叙录”。“叙录”收录了明万历、清康熙、清乾隆三部潍县志的序,以及修志姓氏等内容。
民国《潍县志》“党治”卷的重新出现,不仅为更全面了解民国时代的潍县历史提供了更多的历史资料,而且对于今后再版《潍县志稿》这部记录了潍县上千年历史的大百科全书,加以充实,也非常有价值。
调查潍县同盟会员 尹效文仍然是牵挂
看过“党治”卷后,陈慕虹又对里面提到的潍县同盟会员的情况产生了兴趣,成为我市最早调查潍县同盟会员并撰写文章的人。“同盟会员的事情,我早在来潍坊之前就很关注。我老家是烟台招远的,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同盟会员徐镜心是黄县的,离招远不是很远。我到亲戚家,在一本《黄县县志》上看到过他早年被孙中山派到山东来工作的事迹。”陈慕虹说阅读完“党治”卷后,他就在想潍坊的同盟会员到底是怎么出来的?于是便于1965年前后开始了走访调查。
“最早我从一份史料上看到,光绪二十九年也就是1903年5月,山东师范馆选拔优等生55名,由候补道学司方燕年带领着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设的宏文书院学习的事。后来1905年,山东师范学堂选拔了一些学生到日本留学,山东高等学堂也选拔了一些学生到日本去学习。在这些山东籍留学生中有14个人是咱潍县的,我看到名单以后眼前一亮。”陈慕虹说之后他便开始了潍县籍同盟会员的调查。
让陈慕虹感到惊喜的是,其中有一名当年的留学生还活着,他便是王善谟。“王善谟家就住在潍城区,建国以后参加了政协,开会的时候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潍县同盟会员的事情有很多都是他给我讲的。”陈慕虹对记者说,听了王善谟的讲述,查阅了大量史料后,陈慕虹开始骑上自行车到这14名同盟会员登记的老家去逐个调查走访。
调查得知,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由美国赴日本,正值在湖南长沙因反清革命失败的黄兴、宋教仁也流亡到日本。他们欢迎孙中山于东京富士楼,在此,兴中会与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联合光复会,组织了革命同盟会。一时,中国17省有数百人加盟,其中,潍县籍在日本的留学生24人中,有14人经徐镜心、谢鸿焘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其中,王善谟、酆洗元家在潍县城；张授臣、齐芾南、张正坊、于均生、于宗汉家在寒亭镇；李庭擢、李廷玠、张柏庄、李绳其家在高里镇；张传一、曹星五家在固堤镇；尹效文家在南孙乡。他们成为潍县人中最早参加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在2002年出版的《潍城文史资料》第十八辑中,陈慕虹撰写的《潍县中国同盟会》这篇长达十几页的文章里,不但详细记录了这些同盟会员的姓名、字、村庄、在日学校名称、取得学衔等,还记述了他们在潍县、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的详细活动。
“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尹效文的我至今没找到。有人说他家在潍县的西北角,靠近寿光,我去了很多次。有一次下着大雨,路上全是泥,都走不动了,下来推着车子往前走。”每每聊起尹效文,陈慕虹的女儿笑称父亲总是“耿耿于怀”,虽然现在已经90岁了,出门不方便,但还时常在家提起这件事。
阴差阳错,揭开潍县二战华工调查大幕
陈慕虹(左)和陈瑞曾查找关于一战劳工的信息。资料图片
多年以前,陈慕虹曾听潍坊核雕大师考功卿提起过潍县一战华工的事情。2001年,陈慕虹从订阅的《联合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光荣的纪念章》,说华工们在欧洲一战战场上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其中还提到了潍坊地区的华工。2002年,为了给在一战作出巨大牺牲的潍坊华工们“建碑立传”,陈慕虹约上一起从事文史工作的陈瑞曾奔波于潍坊市区走访调查,没想到调查中首先了解到的竟然是二战华工的情况,于是二人先完成了二战华工的调查又转而调查一战华工。至2009年,两位老人花了7年的时间尽可能多的掌握了潍坊市区一战华工和二战华工的情况。
潍坊核雕大师考功卿还在世的时候,曾经跟陈慕虹提起过一战华工的事情,还给了他一枚一战胜利纪念章。2001年,陈慕虹从订阅的《联合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光荣的纪念章》,这则消息说华工们在欧洲一战战场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提到了潍坊地区的华工。2002年,陈慕虹从订阅的《参考消息》上,又看到了关于一战华工的报道:法国为了纪念一战华工的壮举,专门为一战华工立起了纪念碑。陈慕虹说从那时起他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调查潍坊地区一战华工的翔实情况,为在一战作出巨大牺牲的潍坊华工们“建碑立传”。
200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陈慕虹约上一起从事文史工作的陈瑞曾,8点半从北宫街出发,骑自行车花了近一个小时,来到了离市区10公里远的现潍城区经济开发区考家村,想找考功卿,仔细听他说说潍县一战华工的事情。“到了村头,遇到一位40多岁的妇女,说考功卿已经去世了,听说我们是来打听华工的事,她透露说北边有个村子,叫挂角子村,当年日本人从村子里抓了很多华工。我们一听这是二战华工啊,那先去问问再说。”陈慕虹说没想到二人的这一举动竟然揭开了潍县二战华工的调查大幕。
来到挂角子村的二人首先找到了村支书陈鸿昌,陈鸿昌说:“我爹陈世卿就是华工,1944年春天去大柳树赶集的时候,被日伪军掳去日本花冈鹿岛组服苦役。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后回国。回来的时候还背回来在暴动中殉难的四个人的骨灰盒,一个是崔家的崔发清,一个是王村的王道之,这两个都给后人送下了,另外两个一直没送下。”陈慕虹一下子就意识到,陈鸿昌说的“暴动”,便是震惊中外的“花冈暴动”,也称中山寮暴动。在暴动中,113名中国劳工惨遭杀害。
“花冈暴动的领导人耿淳回国以后,那段时间正跟日本人打官司,要求赔偿。后来官司赢了,每个华工的后人可领到约一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而当时领取赔偿金的办事处设在河北石家庄,在河北师范大学存有一张全体华工的名单。但要领赔偿金需要先去公证处公证。”陈慕虹说陈鸿昌提供的这一线索让他们眼前一亮,于是二人马上赶到潍坊市和潍城区公证处,在这两个公证处的登记表上找到了19个人。
登报寻找,最终获得赴日劳工82人名单
二人根据名单登记的华工所在的地址,到当年潍县境内的高里、寒亭、朱里、张氏、萧家营、北寨里、魏家庄、蔡家庄、三娘庙、望留、庄头、二甲、姚官庄、大寨、徐家、张友家、李家沙窝、于河、坊子、穆村、邓村、眉村等村庄调查得知,这些村庄都有被掳去花冈当劳工的。令陈慕虹和陈瑞曾感到欣喜的是,有3位花冈暴动的幸存者依然健在:寒亭区河滩镇大张庄75岁的于会水、原籍寒亭区李家行埠村后迁居东北佳木斯市76岁的李振芝和军埠口镇陈家官庄村80岁的陈满。他们回忆了当年被抓掳到花冈当劳工的经过,以及因不堪虐待在1945年6月30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花冈暴动的经历。
“潍县花冈劳工完整名单上一共有100多个人,而去登记领取补偿金的只有22人,陈慕虹就替那些没登记领取赔偿金的人操心。”陈瑞曾说他见陈慕虹81岁了还东奔西走,于是便带他来到了潍坊晚报。潍坊晚报在第二天也就是2003年3月15日刊发了一则名为《花冈受害者速领赔偿金》的新闻。消息发出后,2003年12月,昌乐县吕家庄村的徐锡章老人,向潍坊晚报提供了一份原潍县花冈劳工名单。徐锡章的父亲在二战期间被抓赴日本当劳工,他是在搜集其父亲这段历史资料时,得到的这份名单。名单上共有82人,其中原潍县东关的王明学等46人在日本投降后侥幸回到祖国,刘寿山等36人则因受迫害死在花冈。
为了保存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资料,陈慕虹将这82人的名单在《潍城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中列出,作为十九辑中已经刊出的有关资料的补充。至此,陈慕虹对于二战华工的调查才划上了句号。
让人帮忙搜集信息 找出当年被埋石碑
忙完二战华工的调查,陈慕虹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一战华工的调查上来,他约陈瑞曾第二次来到考家村。这一次,在当地村干部的帮助下,两位老人得知该村村民王玉英的父亲曾是一战华工。当时,王玉英已80岁,王玉英说他父亲王枚在世的时候曾多次提起过当一战华工的事情:当年法国在潍县成立了“侨工事务局”,设在坊子,专门为“一战”招募华工,华工出国后,国内每月发安家费银币10元给家属,国外每月发工资10元给本人,当年潍县大旱,庄稼大多死在地里,因此潍县各乡镇都有农民报名,他们虽为后勤,但实干在前线,不仅条件十分艰苦,而且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王玉英还拿出父亲从欧洲回到潍县时带回来的一把铁尺、一个杯子,还有那枚一战胜利纪念章。
陈慕虹通过详细调查得知,考家村1917年共有40多名村民参加一战劳工,战后他们都佩戴着一战胜利纪念章幸运地回到家乡。回到考家村后,华工们自己出钱立石碑一块,上面刻了参战华工的姓名,以留传后世子孙,但可惜的是那块碑后来不知所踪了。
之后,陈慕虹、陈瑞曾又先后三次前往考家村,深入了解一战华工的详细资料。令老人遗憾的是,等他们第三次再去时,王玉英已经去世了。
虽然了解到一战期间,考家村共有40多名农民应招去欧洲当华工的经过,但因为华工们回村后立的石碑已难寻踪影,因此,在撰写的文史资料(2004年《潍城文史资料》第20辑)中,考家村的华工,只记下了死在欧洲的考宗柴、活着回来的张延瑞、丁连升和王枚等4人的姓名。“那些没有找到姓名的华工,让我心里老放不下。”陈慕虹说。
此时已经87岁高龄的陈慕虹,因为行动不便,已经不能亲自到考家村去调查了,“我想到了经常来我家收购废品的考健,他就是考家村的人。我请他回村里查一下当年那批华工的姓名,还特地给了他一些钱,作为补偿。”陈慕虹说考健十分认真,他找到了村里的知情老人考斌绪、王玉西、考宗余,又请了考贵绪和考尚敏帮忙寻查,于2009年6月6日交给陈慕虹一份该村去法国当劳工的31人名单,并且说了那块石碑埋在地下较为准确的地址。陈慕虹喜出望外,这样,考家村当年去欧洲当劳工的42人中就有31人已经查明。他立刻写了一篇名为《对考家村应募一战华工人员姓名的再寻查》一文,收入2009年9月出版的《潍城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里。
据调查,当年除了潍县,诸城、寿光、高密、安丘一带也有不少农民参加了一战华工。据统计,英国、法国当年在潍坊地区招募的一战华工至少有2000多名。
带着病体跑遍各个角落
刘秉信看东西需要用放大镜,但他依然坚持文史写作。
刘秉信的通讯员证。
刘秉信从小就喜爱读书和写作,1986年开始从事文史工作,如蜜蜂采蜜般辛勤地走访调查,对于文史文章的写作一丝不苟,有时为了确定一个人名或是一个地名中的某个字,东奔西走,查询许久。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面带笑容的老人20多年来,一直被舌癌、耳癌、肠梗阻等各种病痛折磨,他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总是拄着拐杖行走。如今,已经82岁高龄的刘秉信耳朵背得厉害,眼睛看东西也需要用放大镜,但他依然坚持文史写作。
酷爱读书写作,发稿“账簿”已有好几本
认识刘秉信的人都说他是个爱读书的人。与刘秉信一起从事文史研究多年的陈瑞曾曾经跟记者提起说:“我小时候跟刘秉信是街里,跟他很熟。上小学那会儿他经常到白浪河沙滩上听说书的,那个时候他就对老潍县的历史人物特别感兴趣。他去别人家玩的时候喜欢带上本书,经常和人家说着说着话,自己竟看起书来了。看书多积累的知识就多,所以离休后他一直从事文史工作。”
陈瑞曾的话让记者眼前浮现出一个“书虫”的形象,而当记者真正见到刘秉信本人时发现,他确实是个痴迷于读书看报的人。记者递过名片后,刘秉信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晚报上发的文章我都看过。”说着,刘秉信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出了他《人民日报》、《山东教育》、《新少年报》的通讯员证。原来,刘秉信早在1950年,就开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上刊发文章了。
记录刘秉信投稿历史的并不止这些发黄的证件,还有好几本“账簿”。记者发现,刘秉信的所有书籍资料都保存得井井有条,十分工整,他对书籍非常爱惜,既使需要在书中做记号也绝不折书页,而是夹上一张小纸条。这些记录发稿历史的“账簿”更是列得十分详实,打开一本“账簿”,里面第一页写着“一鳞半爪——未消失的足迹”,看来刘秉信还给“账簿”取了名字。第二页上写着“选稿 留底 1982到2005年”,里面有的只记录了发稿的报纸名称、文章名称和字数,有的还贴上了剪报。记者翻阅后发现,一些距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剪报虽然已泛黄,但依然是丝毫未损,工整得躺在册页上。
刘秉信告诉记者,虽然他今年已经82岁了,眼睛花得厉害,看书全靠放大镜,但是他依然保持每日看书读报的习惯,雷打不动。环顾刘秉信卧室的四周,无论是写字台上,长椅上,满眼都是书。能够畅游书海,刘秉信既使是抱病之躯依然心情良好,与记者说话过程中一直面带笑容。
广结“联系网”,为写文史跑遍各个角落
刘秉信告诉记者,他正式开始文史工作是在1986年,他由当时的潍坊市教育局教研室借调到潍城区史志办公室工作,一来因为他年纪大了,二来由于老人是老潍县人,对潍坊过去的情况较为熟悉。到了史志办后,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地方文史的研究工作中,一直到现在,积累了大量关于潍坊的文史知识。潍坊市的文史爱好者和各媒体关注文化、文史报道的记者,无不知道刘秉信热情和直言不讳的性格,于是在讲到老潍县的事时,经常找到他了解情况。
脑子里装了这么多老潍县的历史,源于刘秉信多年的积累。他告诉记者,从事文史工作,做得最多的便是走访。“我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早出晚归,广问多采,跑遍了全市各个角落,寻求文史线索,征集地方史料,然后进行详细地记录。”刘秉信形象地把他的工作比喻为先像蜘蛛一样结网,后像蜜蜂一样采蜜。
首先,他利用各种关系,各种方法,结识了各界名士,还有各行业、阶层的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联系网”,然后他利用这张网,像蜜蜂采蜜一样奔走于他们中间,按照重点人物的住址,作为采访驿站,定期登门访友,从闲聊中发现线索,或是从听到的轶事中积累资料。
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众说纷纭,必须一一记录,然后查对史籍,反复考证,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前提下,写下力求详实、具体的文史文章。有时,为了查对一个人名、地名或是时间,要耗去几个月的功夫。刘秉信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他在撰写《书法家陈蜚声》一文时,地方志书在他的传记里记载,他曾住在安丘傅家庄,但刘秉信的一位老同学告诉他,应该是“伏家庄”。“为了弄清楚这个字到底是傅还是伏,我借来了安丘地图、《安丘市志》,但是没找到这个村,于是又请丁作民老师帮忙,丁作民四次到安丘,最后找到地名办公室他的学生才查到。原来早在并村的时候取消了这个村名,学生还提供了位置图。”村子是找到了,但是名字到底是哪个字还不得而知,刘秉信说最后,他在陈似绪老师家找到的陈家家谱上,确认村名应为“伏家庄”。为了查清这一个字着实费了很大的功夫。
多年饱受病痛折磨 棺材瓤子热情不减
眼前这个满面笑容的老人实际上是个遭受各种病痛折磨多年的病人。1990年前后,刘秉信脑动脉硬化,腿静脉曲张加剧,走路变得不太方便。1992年查出舌癌,1993年初接受了手术,舌头被切除了一块。到了2002年底,因为常年忙于文史调查和写作,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或者看文史书籍资料,日夜不歇,导致了肠梗阻,刘秉信又被家人送到医院做了一个大手术,大肠切除了半米多,从肚脐旁边开口排便。2004年他旧病复发,癌细胞又转移到了耳朵上,两次住院,右耳又被切除了一小块。面对这么多病痛折磨,刘秉信则是用惊人的毅力坚持文史研究和写作。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20多年来,刘秉信都是一边从事文史研究工作,一边与病魔顽强地做斗争。刘秉信说这些年来,虽然自己多病缠身,但仍抱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强烈愿望,深挖尘封已久和建国后的史料热情不减,手拄拐杖,拖着浮肿的双腿,每天走访单位和知情人。他说,自己磨短了3根拐杖,不知穿破了多少双鞋子。当时,他拄着拐杖拖着病腿走在街上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他:“这人一步挪不了四指,真是个棺材瓤子。”对这些嘲笑挖苦,他毫不理会,还在《潍坊晚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棺材瓤子满街走》的小文章,以表达他立志研究文史的意志和决心。
如今,已经82岁的刘秉信耳朵背得厉害,眼睛看东西也需要用放大镜,但他依然坚持文史写作。用他的话说,他“愿以生命余晖,以坚强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砖添瓦,为开垦地方文史苑林,做一名称职的园丁,继续付出汗水和心血,为繁荣史苑多做贡献。”
人物小档案
刘秉信,1930年生,潍坊人,高级教师,历任教员、教导主任,曾任潍坊市太平街小学校长,潍城区政协委员,潍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参与编撰过《潍城区志》、《潍坊文化通鉴》、《齐鲁掌故》、《潍坊人文自然遗产》等书,在《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山左鸿爪》等书报、刊物上撰写文章200多篇,60万字。
行千里调查讨袁飞机队
左图:刘秉信和韩明阳发表在《春秋》杂志上的文章。右图:刘秉信刊发在《纵横》月刊上的稿子。
刘秉信的剪报和刊发其稿子的刊物。
1986年刘秉信来到潍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选取自己熟悉的专题,寻找知情人,搜集资料,深挖鲜为人知的人文史实,有时要成就一篇详实的文史文章需要动用各种渠道调查,要花几年才能完成。在刘秉信调查的文史事件中,对潍坊的人文历史贡献最大的便是确立中国最早的飞行队是潍县讨袁飞机队,而中国历史上江北第一飞机场的确建立在潍县这一史实。
调查讨袁飞机队,走访了百余老人
从事文史工作以后,刘秉信便从市、区文史资料征集提纲中,选取自己熟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民俗等方面专题,寻找知情人,搜集资料,深挖鲜为人知的人文史实。这些文章中最为“惊天动地”,对潍坊历史文化贡献最大的还是调查讨袁飞机队一事。
上世纪初,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颇具规模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在潍县创建飞机场,并首次指挥飞机用于国内战争,这是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和先进的空军学术思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实践。这段重要的历史,发生在山东,发生在潍县。然而,1941年出版的《潍县志稿》及我市其他文史资料中皆没做任何的记载。
1993年5月下旬,潍坊退休老人张文光看到了《纵横》杂志第三期上刊登了韩明阳先生的一篇文章,阐述了1916年孙中山在潍县建飞机场讨伐袁世凯的史料,立即告诉了身患绝症刚手术不久的刘秉信。二人大喜,立即发函与作者联系,得知韩明阳原是北京空军副参谋长、中国航空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高级研究员。韩先生非常支持二位老人,他从首都图书馆、航空博物馆把有关我国空军历史上与潍县有关的一些资料、照片复印后邮寄过来。韩先生建议,迅速寻找当地健在的老人,做好人证材料。
艰苦漫长的调查开始了。两位老人抱病采访,拄着拐杖,顶风雪,冒酷暑,行程一千多里,调查走访了百余名老人,历时8个多月的时间,找到了多位证人。每一个证人的证词都记录得十分详实,比如:1994年1月11日,城建开发公司老职工郭济澄(时年92岁)说:“东北军讨伐袁世凯时来潍县,……见过飞机三架,飞机场建在塔子坡的西大营,占地约60亩,在铁路以北,石人石马以西。”
除了走访证人,两人还借来了《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上面详尽记载了孙中山当时指挥山东、潍县的讨袁战斗,包括飞机助战的电报、信函。
通过刘秉信等人的调查,孙中山航空救国的思想、潍县建立飞行队的历史事实得到了最有利的佐证,印证了这段历史的存在,为潍坊厚重的历史文化涂上了浓浓的一笔。
花费好几年时间,采写刘忠干传略
“我自知学历不够,撰写稿件时经常遇到一些陌生和不懂的问题,就找当地或外地熟悉情况的朋友交流资料,交换意见,确定提纲,每人负责几个章节,通力合作完成,或者由一人执笔,反复补充修改定稿。”刘秉信说更多的时候,他从本地的一些老前辈、老同学那里寻求帮助。比如说写《潍县县城史话》,历时近四年,刘秉信求得于沅伯、杨质斋、李子琇、高默之、李会林、谭先民和郭池等老人提供的资料,最后经10位老人传阅勘误后定稿。还有在撰写《潍坊名医王宇润》时,请宋伯良老人提供了书面材料,但是因为不懂中医中药,根本没法动笔,所以刘秉信登门拜师,求教于丁士颐等老中医,老药工,才得以写成文章。
在这些深挖的稿件中,有一篇稿子令刘秉信很有成就感,这篇稿子是关于潍坊人刘忠干的,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完成。“之前张蓝田先生写过东北军51军中将副军长刘忠干的传略,但是内容空泛,无法选用。我接手以后,登门或者写信,访遍了当地和在北京、西安、鹰潭、武汉等地的刘氏亲属,还找到了刘忠干秘书的儿子刘鹏飞先生,收集到一些资料。”刘秉信说自己又烦劳在北京的丁悦民,找到北京文史研究馆张学祺副馆长,复印了三份刘忠干的档案材料,查阅了大量有关“西安事变”的书籍,最终写成了《兰州事变前后追述》一文,刊登在兰州《民主协商报》上。后来又在1998年2月号《纵横》月刊上刊登了《刘忠干与兰州事变》一文。
多年来,刘秉信就是靠着一股韧劲,像蜜蜂采蜜一样勤勤恳恳,不断深挖调查,撰写出尽可能详实的文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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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袁飞机队建立始末
通过二人的调查,讨袁飞机队建立的始末变得清晰起来。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推翻民国,粉墨登基,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运动开始。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在这年夏天,即指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筹组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军。同时派遣朱执信等分赴各省主持讨袁军事。1916年5月24日,孙中山决定派飞机到山东助战,将“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迁到潍县,改编为“讨袁飞机队”。令其“一面继续训练一面参加作战,以壮起义军势”。学员30余人。
按孙中山要求,将飞机队分为三个队:每个队配备飞行员10名、机械员2名,并分别配备美式jn-4飞机、美式jwyn-5飞机、法式剪风号飞机各一架,分别由胡汉贤、刘季谋、李赦率领。他们于6月30日离开日本神户,7月2日14时到达青岛。7月3日,在青岛整装,7月4日乘火车转运到了潍县。
讨袁飞机队在潍县,选择城南3华里的擂鼓山迤西的空地(今第二毛纺厂以南,铁路以北,俗称塔子坡),整修碾轧后作为机场,8月开始低空飞行,高度在600-1000米内,飞行时间为1个小时。能执行驾驶任务的,只有坂本等数名日本教官,航空学员只能作地面滑翔。飞机起飞时,对潍县周边的北洋军占领区撒下印有“快投降,否则要投炸弹了”的传单,或低空盘旋,以恐吓敌人。而后,又搜集“三炮台”牌香烟的空铁罐,装入炸药和导火索制成炸弹,用手工操作,从飞机上投掷,虽然威力不大,但其心理影响不小。飞机上天,惊动了初次看到飞机的潍县老百姓,城乡居民拥上街头、坡野,仰望飞机,有的向天空扔帽子,有的喊哑了嗓子。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暴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9月13日,北京政府的代表曲同丰来到潍县,与中华革命军进行谈判。嗣后,驻潍10个月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被改编、遣散。讨袁飞机队的飞机由黎元洪属下调往北京南苑航空学校。而后,经日本政府出面交涉,运回了日本。中国最早的一支飞行队伍和潍县最初建立的飞机场,也告结束。本期图片 本报记者 孙锦 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