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堡垒长秋村
2012年7月2日 本期撰稿：冯建堂
长秋村是地处青州市西南山区庙子镇的一个古老的小山村。75年前，日本侵略者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这个村成为淄河流域开展抗日活动最活跃的一个村。在八年抗战中，长秋人拼死抵御外侮，或战死疆场，或跳崖殉国，或被东洋狗活活咬死。他们是一群凡俗之人，可在国难时刻即便血洒疆场，也不低下高昂的头颅。他们的抗战经历，是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碎片，有待后来者去打捞……
封面图片：上图为清朝修建的长秋村“迎熏”南门。下图为长秋村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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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毅之回乡组建抗日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浩、金明、杨涤生等同志到益都(今青州)县城,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帮助恢复建立了中共益都县委。担任宣传委员的冯毅之回到家乡长秋村组建了“农民自卫团”积极抗日。冯毅之四处收编游勇散兵,不断壮大抗日队伍。自卫团的建立,使长秋村成为淄河流域开展抗日活动最早、最活跃的堡垒村。
冯毅之组建自卫团 第一次向鬼子开火
长秋村,是地处青州市西南山区庙子镇的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长秋这地方,背山临水,清澈的淄河从它的西边向北流去,鲁山山脉自南面北,延伸到这里为止,北面的地势逐渐平坦,所以,它好像是鲁山的北门,地形比较险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廖容标在他的回忆文章《长秋的春天》,如是描述他曾经战斗生活过的抗战堡垒长秋村的独特地理位置。
1930年,长秋村所在的山区盗匪四起,官府无力清剿,遂命令各村庄自购武器自卫。本来有清朝年间修建的犹如古堡一般村墙护卫的长秋村,被迫出资购买土制武器,以保卫村民财产。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林浩、金明、杨涤生等同志到益都(今青州)县城,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帮助恢复建立了中共益都县委。县委由三人组成,李云鹤任书记,胡维鲁任组织委员,冯毅之任宣传委员。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宣传、实行《十大救国纲领》,动员全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参加抗战,驱逐日寇出中国。县委研究讨论了党的指示、决定就分头出发了,冯毅之到了自己的家乡长秋村。
冯毅之1908年出生在益都县,乃明朝正德三年进士冯裕之后。冯毅之曾在青州和济南读书,在中学老师楚图南、胡也频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抗战前因集会反对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被当局追捕逃亡上海,参加了冯雪峰主持的左翼作家文学讲习班,结识了鲁迅、茅盾先生。后只身转去北平组建北平“左联”并担任组织部长,以拉黄包车为生,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日寇大举侵华后,时局迅速变化。驻扎在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国民党官吏恐慌逃跑,散兵流匪到处要粮要钱,抢劫烧杀,整个农村一片混乱,人心惶惶,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面,长秋村老百姓义愤填膺,都有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的迫切愿望。冯毅之回到长秋后,首先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接着动员人民武装抗日,很快组织起村中四五十名勇敢进步的青年,扛起村里防土匪用的土枪,组成了“农民自卫团”,当时长秋村有防匪护村的40支土枪。自卫团成立后,学习政治,操练军事,站岗放哨,抵抗散兵流匪,保护群众利益。这即是后来建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新编第一营的基础。
自卫团的建立,使长秋村成为淄河流域开展抗日活动最早、最活跃的一个村,因此引起了日寇的特别注意。1938年春节,驻在淄川和洪山的日寇对长秋村进行了第一次“扫荡”,这也是日寇对淄河流域地区的第一次“扫荡”。一个天气寒冷的早晨,100多名敌人经过西崖头村向长秋进犯。自卫团发现后,立即出村上了村东面的山。鬼子进村后没有扑到自卫团的影子,就向老百姓进行了一些欺骗宣传。待敌人出村后,隐蔽在东山上的自卫团,立刻抄小路绕到鬼子前边,在一个山坡的坟地里,对鬼子进行了伏击。虽然那些土造枪有的没打响,有的打响了退不出弹壳,但那突然响起的枪声,却把鬼子惊吓得四散逃避。当鬼子弄清情况,组织还击时,自卫团员们立刻撤走了。这是长秋村抗日战士第一次向鬼子开火,虽然谈不上胜利,却鼓舞了乡亲们的抗日斗志。
收编游勇散兵,抗日队伍不断壮大
1938年春节后,廖容标司令员和姚仲明政委带领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第一次从铁路北来到淄河流域,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们就住在长秋村。长秋村的老百姓和自卫团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像接待亲人一样欢迎他们。
冯毅之把自卫团一分为二,他叫堂叔冯敏任村团长,带领一部分人接待来回过胶济铁路的八路军和首长们,这部分人是以后成立益都县抗日第三区中队的基础。冯毅之则带领另一部分人去淄博矿区扩建游击队。适逢旧益都县三区区公所解散,王锡洪从区公所带回一支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湖北条子”,这是唯一的一支钢枪。由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违抗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准撤退的命令,主动丢弃济南逃跑,导致当时淄河流域溃散的国民党兵随处可见。冯毅之与同样起兵意欲抗战的李思亮一起,趁机收编收缴从前线溃败的国民党二十二师谷良民部下与枪支。对愿意一道继续抗日者表示欢迎,不愿在此抗日的留下武器发给路费走人。仅此就收缴枪支二百余、轻机枪两挺、八二迫击炮两门。更多的兵员来自于十里八乡的农民和淄博洪山煤矿的工人。当时遍及淄川县的道教“铁板会”,自我宣扬身板如铁、刀枪不入。为了抗击日军侵略,保卫家园,冯毅之也吸收了不少“铁板会”会员加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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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秋村建于唐朝 依山傍水石墙环绕
长秋村唐朝建村,现存完好的长秋村东门和南门,是清朝道光年间长秋村的村墙遗迹。这两座门楣上方分别镌刻着“怀阳”、“迎熏”隶书的石拱门,颇有中西合璧之神韵。
站在村子西淄河岸边向东仰视,从西向东,由低渐高,依地形连绵相接,被厚逾一米高达三米的青石村墙围拢的长秋村,俨然一座古城堡,把古老的千年山村百余户人家包裹得严严实实。长秋村村墙修建于清朝道光末年,应该在1850年之后。是时,鸦片战争清廷失败,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南京条约》,从政治经济诸方面大举侵华。沉重的赋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列强欺辱,内有盗匪四起,长秋村村墙即修建于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据说,村墙修建完全是听命于朝廷命官指令,由冯氏家族担纲完成,当初目的亦是为了阻挡所谓的“长毛贼”袭扰村民。淄河岸边的山村长秋乡亲,就这样安居于这座古堡式村落,一直到了抗日战争。
联军抗日,支援台儿庄大战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冯毅之代表八路军,到淄河流域的各个武装部队去宣传联络成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为了配合国民党军正在进行的台儿庄大会战,办事处于1938年4月份组织对胶济和张博铁路大破袭。冯毅之把不断扩大的抗日队伍拉到了长秋村驻扎下来,并改番号为“八路军新编第一营”。
动员村民毁坏铁路 支援台儿庄大会战
那时淄河流域的武装部队,除有八路军三支队外,还有接受国民党秦启荣的委任状而成支队或梯队的王葆团部、翟超部、吴鼎章部、刘兴堂部、周宗鼎部等。打着不同旗号的各类武装,在淄河流域到处设点,十几个人、几十个兵卒就自称司令,任意向老百姓摊派粮草,颇有点占山为王的味道。“副官多如牛毛,司令成大把抓”。老百姓讥讽这些队伍叫“馍馍队”——光吃馍馍不抗日。廖司令和姚政委同冯毅之等讨论了全国及淄河流域的抗战形势后,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由冯毅之代表八路军,到各部去宣传联络成立“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
一个月后,“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成立,由各部队选派代表一人组成。冯毅之代表八路军任抗日联军办事处主任,冯保恩、王永平任抗日联军办事处秘书,冯广华、周宝亭任联络员。抗日联军办事处就设在长秋村的观音庙内。为了配合国民党军正在进行的台儿庄大会战,办事处于1938年4月份组织对胶济和张博铁路大破袭,动员了周边村子上千名村民,一夜内,毁坏日军占领下的铁路十余华里,并炸毁不少铁路桥梁、涵洞、机车和车厢,胶济和张博铁路一度陷入瘫痪。在这次破袭中,长秋村民表现勇敢,受到了抗日联军办事处的表扬。
拉着队伍驻扎长秋村 改番号为新编第一营
到1938年春,李思亮与冯毅之领导的抗日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团的兵力。但后来在队伍归属问题上,李思亮与冯毅之产生了歧义。李思亮认为国民党居于国家正统地位,应该向国民党归拢。冯毅之则坚持与廖容标领导的八路军融合,壮大八路军队伍。相异的政治抉择,注定了李思亮与冯毅之的带兵思路的分野。李思亮接受了后来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任命,把队伍改编为国民党山东保安二支队。
1938年7月,谋划着把李思亮与冯毅之手中两门缺乏弹药的八二迫击炮搞到自己手中的翟汝鉴,与李思亮发生了内讧。趁着李思亮毙命的混乱劲儿,冯毅之与叔叔冯保庆把李思亮属下的特务连拉出太河镇。他们先到西下册村接收工程连,并下了不愿意与己为伍的国术连(以武术为作战技能的连队)的枪。说起来既好笑又无奈还令人心酸:用中华民族的国粹——武术,与钢枪利炮的日军对决,这即为抗战初期淄河流域的敌我军力对比之一景。冯毅之就这样领着这群热血抗日的散兵、矿工和农民,来到自己的老家——淄河东岸长秋村,驻扎下来,并改番号为“八路军新编第一营”。
一边到处搜集武器,一边与日军战斗
抗战初期诞生于淄河流域长秋村的八路军新一营,可谓既土又洋的一支部队。说他土,是因为这支部队指战员大部分是附近的农民和淄博煤矿的矿工,以前从来都没有摸过枪；说他“洋”,乃是指其所拥有的武器,非一般地方武装甚至八路军的一些主力部队所能望其项背。八路军新一营进驻长秋村后不足两个月,曾到冯家岭夺黄旗会的机枪。这黄旗会会长带领一个刘姓女会员“四姐姐”装扮为仙姑,聚集笼络众人,四姐姐小脚长辫子骑毛驴,一身道人打扮。黄旗会当时拉了大约有一营人,他们的三挺机枪是抢夺国民党散兵部队的。黄旗会最后受王葆团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六旅招降,会长一直想跟着王葆团弄个官当当。冯毅之带八路夺黄旗会机枪的时候,会长自己背着一挺机枪骑马炫耀着回老家去了,剩下的两挺机枪被冯毅之带领的八路夺了过来。新一营这时才有四挺轻机枪。从黄旗会夺来的一挺是捷克式机枪,一挺是日式65式机枪(也叫歪把子机枪、三八式机枪)。八路军新一营最早的一挺机枪也是捷克式机枪。中国当时自己造的机枪叫金(音)造机枪,打两梭子子弹就得换枪身,长秋村民说它“最次毛了”,还很少。
冯毅之一边到处搜集武器,一边和日军战斗。1938年秋季,一架日军轰炸机低空盘旋在长秋村附近的东下册村准备袭击冯毅之领导的八路军新一营,被我机枪手迎头击落。日军飞行员一个头颅摔碎飞出百十余米,断腿悬挂在树枝上。冯毅之、白金和孙铜山等人指挥全营搜山,活捉了另一名跳伞的日军飞行员。被活捉的日军飞行员金井后被送到延安“日本反战同盟”。
还有一次,驻扎在张店的日军,为了从农民手中掠夺麦子,出动一千余兵力,对淄河流域进行“扫荡”。鬼子行进到与长秋村一河之隔的西崖头村时,被八路军新一营伏击,当场被击毙11个,其余鬼子害怕再中埋伏,溃逃黑旺村。之后,在长秋村南面的岸崖村,八路军新一营再次伏击了前来“扫荡”的日军。土制地雷显示了杀敌威力,日军伤亡惨重,直到天黑才跑到西桐古村外焚烧被毙命的日军尸体。
缝衣服浆布摊煎饼 为八路军偷运子弹
八路军新一营驻扎长秋村期间,有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四支队、五支队和八支队不断地往来居住。小山村中忽然来了这么多人,这么多张嘴吃饭,粮饷也是个大问题。当时益都县抗日第二、三、四区经常来长秋村送小米,村里有时一天收7000斤。新一营的特务连和益都县抗日大队的武工队,也整天出去四处催粮筹饷,主要到长秋村西北方向的各个乡村。
长秋村的老百姓承担了部队的后勤服务。那时,只要到淄河流域的部队,收了粮食,有了物资,都交给长秋村保藏。村民保藏的办法是在南沟和东沟,利用土崖头打成土屋,将粮食和物资藏好后,再用石头把门堵死,堆上黄土,安放上石板当供桌,装饰成掩埋死人的坟墓。这巧妙的办法,外人谁也不知道,所以从来没有出过错。
为了更好地为抗日部队服务,长秋村成立了“妇女抗战救国会”,首任会长冯文秀,下面设立了六个小组,凝聚了长秋村的全体妇女。妇女们不仅参加抗战反“扫荡”的武装战斗,还承担着为八路军抗日武装洗衣浆布、纺线织布做军品、推碾轧米摊煎饼做饭等等任务。单单就体力负担而言,她们一点也不逊于拿刀扛枪对敌作战的男人们。小米送来后,在冯文秀、王希莲、赵俊美、冯文华等妇救会员的带领下,组织女人们摊煎饼。长秋村的妇女们曾经一天内为八路军摊煎饼600余斤、一个夜晚碾压了2000余斤小米!八路军穿的军衣用的是“商活布”,不很宽,大约七寸(旧制)。织布机织出的这种白布,用小毛驴驮着一捆一捆的送来。白布稀,妇女们先染成灰色,再用黄色染,第三遍用绿色染才成军用布,染完之后还要缝制,军鞋也是妇救会组织村中女人做的。
这些妇女们还执行特殊任务。有一回,冯毅之领导的抗日武装通过地下关系,从朱崖伪军据点内买到了500发子弹。这对当时主要用土枪大刀长矛抗战的“土八路”武装来说,不啻为一个绝佳的喜讯。但如何从戒备森严的日伪军据点中,将弹药运出来,还是一个难题。妇女抗战救国会派了几个有胆识、遇事沉着的妇女,打着走亲戚的名义,挎着粗笨的篮子,进入到了朱崖伪军据点。她们为如何把500发子弹安全地运出来,费了不少心思。开始她们想把子弹藏在馍里面,但转念一想,那些伪军有时会饿肚子的,如果一见馒头,肯定会抢。思来想去,最后她们把子弹藏在糠菜团子里。站岗的伪军,一看见这几个破衣烂衫挎着糠菜团子的妇女就撇嘴,懒得去搭理她们了。妇女们安全地把子弹运了出来。
冯喜中夜间送信搬救兵
以秦启荣为首的国民党反共派把大军开到淄河流域,妄想消灭驻扎在长秋村八路军新一营。冯毅之率全体指战员誓死奋战两昼夜,最终撤出村庄。撤离长秋村的八路军守卫在“淄河通道”时,被秦启荣率部围困在天堂寨。长秋村人冯喜中承担起了送信的任务,连夜步行几十里,将信安全送达,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三支队和四支队分别采取行动,将几百名战士救出。
与秦启荣的军队苦战两昼夜,新一营撤离长秋村
1939年7月,正是麦收时节,以秦启荣为首的国民党反共派把大军开来淄河流域,妄想消灭驻扎在长秋村的冯毅之的八路军新一营。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不仅人数上远远不及秦启荣一个旅的兵力,更为主要的是双方的武器弹药悬殊巨大。冯毅之率全体指战员誓死奋战,长秋村的男女老少也动员起来,扛起红缨枪,抬出土炮,并帮助部队修筑工事,站岗放哨,誓与新一营共存亡。敌军仗着自己兵强马壮,人数众多,想采取两面夹击取胜的办法。先是从长秋村东面的阳明山上,向守卫在长秋村内的八路军猛烈进攻,意欲逼迫八路军西撤到村子西头外面的淄河滩上,然后再由淄河西岸大白山上的敌军居高临下射击,全面消灭充分暴露在淄河滩上无处掩藏的新一营和长秋村民。敌军的机枪小炮对着长秋村内的八路军和老百姓,几乎是一打一个准。冯毅之领导的八路军新一营被围困在四面为石墙的长秋村内艰难作战,凭着智勇,指挥部队苦战了两昼夜。最终,八路军新一营的四挺机枪仅剩下40发子弹,步枪也只有三发子弹,掷弹筒已没有了炮弹,成为一具无法发挥作用的空壳武器。孤军无援的冯毅之决定撤离长秋村。由于事先派兵抢占了淄河西岸大白山的一些山头,为了麻痹敌人,冯毅之让战士们在大白山上插了许多雨伞,来了个金蝉脱壳。此时正是夏季,淄河涨水的时节。八路军新一营带领长秋村内的老百姓,连夜从村子西南部涉淄河水,向西南山区撤退。齐胸深的淄河水中,八路军和长秋村的男女老幼,相互搀扶,几百人在夜幕中小心翼翼地移动撤退……
冯毅之率领的八路军新一营带领长秋村的百姓们撤离后,国民党王葆团的部下冲进村抢掠,他们借口在箱子里找八路军,抽屉里寻武器,挨门挨户翻箱倒柜,能吃的吃了,能用的拿走,还牵走50多头毛驴、赶走了近800只羊,把全村洗劫一空,最后放了火……
半个多月之后,长秋村逃难的乡亲们才敢回到村中。
冯喜中夜行几十里送鸡毛信,解救被围困的八路军
撤离长秋村的八路军新一营和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三营守卫在“淄河通道”时,被秦启荣率部围困在距离长秋村不远的天堂寨。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叠包围,经过多天的激战,冯毅之率领的部队仍然难以脱离全军覆没的险境。此时,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带领一个警卫排,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开会,路过并夜宿长秋村冯广华家中。由于信息不畅,此前对八路军两个营被围困在天堂寨的消息一无所知,在听了冯广华和冯敏对敌情的介绍后,杨国夫当机立断,连夜给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写信,详细陈述天堂寨内被围困的八路军现状,请求火速支援解围。如此重要的信函,必须立即派人送往胶济铁路北侧的八路军联络点。长秋村距离胶济铁路约50公里,沿途日伪军关卡重重,稍有不慎,送信人就会被抓被杀。更为重要的是,这封解救八路军几百名战士的“鸡毛信”,若被日伪军发现,势必导致我方军事行动绝密情报的泄露,从而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在中共益都县第三区区长冯敏的安排下,长秋村的老游击队员冯喜中,挑起了送信的任务。冯喜中听取了杨国夫司令员对送达这封“鸡毛信”的细致交代,牢牢记住越过胶济铁路后,到什么村庄,找到哪一家的什么人,接头联络暗号等。
为了以防万一,五十多岁的冯喜中化装成一个贩卖食盐的乡村老农,连夜徒步疾行几十里山路,绕过了日伪军的重重岗哨,及时将这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安全送达目的地。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副司令员王建安接到这封信后,火速命令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三支队和四支队分别采取行动,解救被围困的同志。在三支队副司令员马耀南、政委霍士廉亲自指挥下,包围八路军新一营的国民党顽军被内外夹击,大部被歼。八路军新一营几百名战士,由此被解围。
抗日民主政权诞生 新一营编入四支队
1939年9月30日,由中共益都县委书记陈锡德主持,按照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成立战时抗日政权的指示,在长秋村冯氏家族冯广华家的祖屋内,选举出了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和县政府。此时的益都县即为今日的青州市前身。长秋村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为参议长、西下册村的刘景颐为副参议长。冯毅之为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并兼任县抗日武装大队长。
不久,新一营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进入沂蒙山深处。新一营外号也叫“皮袄队”,每人一件当地的山羊皮衣,秋冬季夜晚宿营野外,皮衣自然就成为铺垫和覆盖身子的御寒褥被。在那个当时军用物资相对匮乏的抗战初期,皮衣很是实用并且令其他队伍羡慕。新一营让别人眼馋的还有所拥有的武器装备:五挺机关枪、两门手炮(小钢炮)。新一营的作战战术奇特,专在敌人接近大约二十米左右开火,善战并且非常凶悍。“铁七连、钢八连、硬九连”,这是新一营所属三个连升级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主力部队后,在实战中被公认的作战风格。
新一营升级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离开长秋村后,除了益都县抗日参议会和民主政府常驻长秋村外,在此之后,金明担任书记的中共淄博特委,还有清河特委机关,以及益都、临朐、博山、淄川四县联合抗日办事处与党工委,也常驻长秋村。冯毅之担任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张福堂任副主任、张敬涛任党工委书记。
布袋战术灭日伪嚣张气焰
汉奸唐应三向驻防益都县的鬼子献计,在长秋周围安上据点或炮楼,把长秋包在中间。针对这种包心战术,冯毅之同长秋的同志商量,采用布袋战术,在马鹿、长秋之间敌人行进的路边设下伏兵,打一个伏击。布袋底是长秋村南门,由我军的机枪组和长秋游击组担任防守；布袋口向马鹿村敞着,到敌人进入布袋阵时,由埋伏在路两边的县大队负责封闭布袋口。此战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击毙日军小队长
1940年,淄河流域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游击部队,有的被歼,有的成了土匪,有的投降了日寇。国民党又把其主力新四师和新一师吴化文部开来打游击战。日后降日当了汉奸的吴化文与敌伪顽勾结,对冯毅之的部队形成了新的包围。益都县抗日武装大队刚建立不久,只有百余人,枪支弹药都缺乏,处境极其困难。敌伪顽和土匪都知道长秋村是“八路窝”,因此对长秋村和冯氏家族进行攻击。
乘益都县抗日武装大队转移他乡之机,汉奸唐应三率部进犯了长秋村。唐应三是伪军,又是土匪。他的部下不用说纪律,连人性都没有,一贯抢劫奸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次,幸亏长秋村游击小组发现得早,鸣枪报信,使群众及时转移,没造成人员伤亡。但汉奸进村后,到处洗劫民财,点火烧屋。
既使这样,日伪仍无法控制长秋村,使长秋的老百姓屈服。长秋既不向伪政权交粮纳款、也不出工为敌人筑据点炮楼。敌人恼羞成怒,就设下圈套和阴谋诡计,对长秋下了毒手。有一天,朱崖据点的鬼子带领伪军来到了长秋,长秋的老百姓已经转移,鬼子进村见不到人,便到了上庄。上庄离长秋只有二里路。鬼子队长和翻译官在上庄召开村民会,要上庄老百姓劝说长秋村的人赶快回家过日子,但长秋村乡亲没有中圈套。之后不久,鬼子集结了张店、洪山和博山等处兵力将近千人,夜间突然包围了长秋。因这次事先没有得到情报,结果村民有23人被抓。鬼子把他们往村外赶,他们乘夜色同敌人搏斗。凶残的敌人向赤手空拳的村民开枪,只有几个村民跑出来,其他人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抓走关押至朱崖据点,受尽了酷刑,后来又被运往东北做劳工。
1940年秋,朱崖据点换了一个鬼子小林小队长。他三天两头领兵到长秋“扫荡”。老百姓一日数惊,庄稼也收不成。群众纷纷要求益都县抗日大队给敌人以狠狠打击。朱崖鬼子到长秋“扫荡”有个规律,他们怕村里有八路军埋伏,所以从不直接进长秋,总是先到上庄,再从上庄爬到阳明山顶,俯察过情况后再下山进村。冯毅之根据敌人活动规律,一天早上,当得到鬼子小林又领兵出发的情报后,就在阳明山北岭设下一个班的伏兵,并配备机枪一挺。县大队其余的人,隐蔽在长秋村里做预备队。县大队的人数不多,长秋村的游击组主动要求全部参战。为了造声势,村中几十名青年小伙子也组织起来临时参加了战斗。
鬼子爬上阳明山时,发现了伏兵,双方交了火。益都县大队的伏兵咬住敌人后,预备队和200多名老百姓从村里全部出动,在玉米棵庄稼掩护下迅速向敌人身后迂回包抄。来犯的敌人中只有6个鬼子,其余全是伪军。伪军胆小怕死,一看到八路从身后来包抄,顿时乱了阵脚,迅速撤退,向朱崖方向逃窜。冯毅之率人拼命追击,日伪军伤亡十余人,其余逃过了马岭行。在铁佛寺前,冯毅之打死了一个端着一挺轻机枪的鬼子。后来查知,这个鬼子就是小林小队长。
当天下午,鬼子集合附近所有据点的兵力来运尸和报复。益都县大队和老百姓早已转移,敌人只好进村放火出气。
针对包心战术,采取布袋战术打击敌人嚣张气焰
消灭鬼子小林小队长后,敌人从此再不敢轻易来犯长秋,甚至伪军都不愿到长秋村附近驻扎。唯独汉奸唐应三狂妄自大不服输,要到离长秋只有五里路的马鹿村安设据点,并大言不惭地吹牛说:“长秋村的老百姓治不服?我不信。”他还向驻防益都县的鬼子司令献计献策说:“在长秋周围的上庄、西崖头、上张、下张都安上据点或炮楼,把长秋包围在中间,这叫包心战术。长秋是白菜心,我们是白菜帮,越包越结实,看能把它治服不!”
“白菜帮”包裹“白菜心”的诡计被鬼子采纳后,给长秋村的乡亲带来了灭顶之灾。四处躲避的老少乡亲们,如果不慎露出自己是长秋村人、特别是姓冯的信息,立即就会遭到鬼子和汉奸的捕杀。
唐应三驻防马鹿村后,粮食由朱崖据点供应。朱崖伪军先把粮食送到上庄,唐应三每隔三五天再派50余人经长秋村到上庄去接。为了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冯毅之同长秋的同志商量,决定根据敌人的行动规律,由长秋村游击组配合益都县大队,采用布袋战术,在马鹿、长秋之间敌人行进的路边设下伏兵,打一个伏击。布袋底是长秋村南门,由我们的机枪组和长秋游击组担任防守；布袋口向马鹿村敞着,到敌人进入布袋阵时,由埋伏在路两边的县大队负责封闭布袋口。
那是2月的一天,淄河的冰冻未解,山上的青草还未萌芽。冯毅之和战士们不顾天寒地冻,很早就埋伏在河边的山坡上。直到上午10点,伪军才出村。敌人麻痹大意,把枪背在肩上,也不拉开距离,像赶集似的沿着老路线走来,毫无战斗准备。时机一到,冯毅之一声令下,枪声四起,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措手不及,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有的干脆缴械投降了。
这次战斗极顺利,我方只有3人轻伤,敌人少数漏网,其余被歼被俘。马鹿敌人倾巢而出救援时,战斗已经结束,战士和老百姓已转移了。
伪军遭此伏击后,如惊弓之鸟,夜里疑神疑鬼,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枪、扔手榴弹。朱崖伪军怕被伏击,粮食也不敢给运了,要唐应三自己去取。汉奸唐应三不但不敢再走长秋了,连河东的路也不敢走了,只好从河西的山上绕道而行。
“冯铁头”藏身玉皇山,在淄河流域与敌人巧周旋
冯毅之和冯敏因神出鬼没,怎么也抓不住、打不死,被鬼子汉奸称为“冯铁头”,以每人三千大洋的价格悬赏两人的人头。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带领大部队进入沂蒙山深处后,冯毅之等中共益都县领导分析了敌情,将非作战人员分散到敌占区潜伏工作,主动瘦身,使现有的作战力量更为精干了。冯毅之、冯敏领导几十人的中共益都县抗日武装,在碉堡林立的淄河流域方圆不足30里内,与敌来回周旋。
1941年初夏,吴化文率部队每隔十天半月,都要从他占据的仁河区西侵淄河东岸一次,对中共益都县抗日武装实施挤压骚扰,目的是将冯毅之带领的中共抗日武装撵过淄河,然后假日军之手,借滚滚淄河水,两面夹击。对此,日寇与汉奸一拍即合。是年5月23日,日军出动了淄川、博山和张店的大部队三百余人,加上伪军四千余人,兵分五路,同时行动,对淄河西岸的所有村庄、山涧树林,甚至墓地,拉网式搜索了一遍。日伪军此番行动,一无所获。此时,守在淄河东岸的吴化文部队,却突然自动撤退了。
冯毅之、冯敏觉得这是淄河东岸的吴化文部队,意欲给淄河西岸的日伪军大举东渡淄河“扫荡”,腾出用武地盘。这两位“冯铁头”大胆决定:过河西行。就这样,他们与日伪军玩起了捉迷藏,保全了自己。
长秋村西南几公里的马鹿村附近,有一个海拔仅有五百米左右的玉皇山。山上的玉皇大帝和齐天大圣庙周围,松林茂密。这两座不大的小庙,距离唐应三与鬼子联合剿除“土八路”的指挥部,不到一华里。冯毅之、冯敏带领益都县抗日武装的战士,就藏身于此。玉皇山下的几个村子的老百姓,经常以上山烧香敬神的名义,挎着柳条篮子,按时给山上的抗日勇士送吃的喝的。同时送来的还有山下鬼子和汉奸的各种情报。几千名手握钢枪的鬼子和伪军拉网式“扫荡”,抓来百姓严刑拷打,以求获得“土八路”的行踪,但每次都一无所获。
长秋人夜送军粮救八路
1941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的一个营攻打佛村日军据点。由于日军武器装备先进,八路军伤亡巨大,被迫转移到太河西南的偏僻之处方山休整。敌人加紧了控制封锁,使他们给养困难,吃饭成了问题。在此危难时刻,中共益都县政府把为八路军运送给养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长秋村民。20多名青壮年,每人扛着一百多斤粮食,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圆满完成任务。
八路军被困方山 长秋人夜送军粮
长秋村是八路军的物资转运站。八路军需用的粮食、布匹、军衣、军鞋,以及在胶东和清河印制的、流通于各个根据地的钞票北海票等,都是运来长秋村暂时保存,然后再转运到别处去。有时随来随转运,晚上进,晚上出,因为白天常有敌人活动。黄花坡、窟窿山都是极为偏僻的小山村,益都县政府和县大队经常住在那里,所需粮食都是长秋村负责运送的。这些人都有非同寻常的脚力,他们每人背上一口袋,重达80至100斤,晚饭后出发,五六十里崎岖的山路,一夜赶到,有时每隔几天就送一次。
1941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的一个营攻打佛村日军据点。由于日军武器装备先进,八路军伤亡巨大,被迫转移到太河西南的偏僻之处方山休整。敌人加紧了控制封锁,使他们给养困难,吃饭成了问题。
在此危难时刻,中共益都县政府把为八路军运送给养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长秋村民。从长秋村到达方山八路军所在地,必须通过日伪军设在太河、马鹿村的封锁线,还要躲避着金鸡山上的日伪军岗哨。这条运输道路崎岖不平,徒手也难以行走,况且许多人连路也认不出来。村民冯殿新自告奋勇地说:“我在方山打过铁,这段路我熟悉,我带路。”
二十多名长秋村抗日游击组的青壮年,每人扛着一百多斤的粮食,当即起程。他们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过了西下册南山。夜幕下,他们脱下已经磨破的布鞋放在嘴里咬着,把粮食驮在背上,赤着脚爬行了三四里路,终于爬上了方山岭,将粮食交给了部队。当被日军围困在山中近乎弹尽粮绝的四支队的柴营长和战士们,在夜幕中接到这犹如天降而来的粮食时,紧紧抓着几乎累瘫了的长秋人的手,激动地流下热泪……
区长投敌叛变,深夜领鬼子偷袭长秋
严酷的对敌岁月既磨练民族英雄的意志,也会使意志不坚信仰不诚者倒戈投敌。1941年,就有两个区长和三个区委书记叛变投敌,叛徒孙伏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中共一个区长,熟知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常驻长秋村,就向敌人出谋献策,对长秋村进行偷袭“扫荡”。
194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敌人调动了张店、淄川、辛店、邹平和博山等处的日伪军两千余人,由孙伏武作向导,在夜幕下包围了长秋村。叛徒知道抗日县政府和县大队住在村东南角,过去发现敌情后往往是出东南门向东山撤退,因此,他引鬼子直接迂回到达东边和南边先设下包围圈,然后从村子西、北两个方向放枪。这天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不在村里,村内只住了区中队的一个班和几个干部。他们听到敌人的枪声后,就同村里老百姓照例按过去的路线转移,结果进了鬼子的包围圈。时值深夜三点,又无月光,漆黑一片。几个干部和区中队的同志头前开路,同敌人展开搏斗,掩护老百姓突围。区中队班长许维功牺牲,冯九春等四位同志负伤。许维功的父亲许广田没转移出去,被日伪军抓获。天明之后,面对拷问,老人一口回答一个“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倒扔进火堆,并把一根大木棒压在他身上。这时鬼子听到吹起了集合哨,慌里慌张地朝许广田打了一枪就走了。这一枪没有打中,但老人已被烧得昏迷过去,从此落了个双目失明。
土八路冯保爱被偷袭长秋村的汉奸唐应三抓住后,被吊在村西的一棵树上拷打,还往他的肚子里灌肥皂水辣椒水。严刑拷打了一天一夜,冯保爱也没说出八路的线索。没办法,唐应三就把冯保爱从长秋村抓到南马鹿村日伪军驻地。开始,汉奸用麻绳捆绑吊打,逼他说出长秋村的八路军和武器藏在哪里。冯保爱与日伪汉奸一次次地兜圈子,让日伪军在附近的山坡爬上爬下,在长秋村中东挖西掘,最终也找不到八路军和武器。恼怒之下,日伪军就用细铁丝将冯保爱捆起来又送到太河的据点关押吊打。击打冯保爱的凶器是农村常见的木条长凳和枪托。日伪汉奸一遍遍地往他口中猛灌肥皂水辣椒水,然后乱脚跺踩在他的肚子上,将肥皂水辣椒水踩跺出来后再灌。肥皂水混合着辣椒水一次次地从冯保爱的口中灌进,又一次次地伴着殷红的血水流出；冯保爱一次次痛苦地昏迷过去,又一次次地被汉奸的棍棒长凳打醒……这样非人的折磨长达半年之久,日伪汉奸最终也没能从冯保爱嘴里得到八路军和武器的确切消息。后来,已经被日伪汉奸折磨的不成人形的冯保爱,被太河乡一个姓张的地下党救了出来。由于被日伪汉奸用铁丝捆绑伤及胳膊血管神经,冯保爱从此留下了双手不停颤抖的难愈伤疾。
还有许多长秋村的人被日军残忍的杀害。自学中医的乡间郎中冯广统在长秋村的田野里,被日军抓获并施酷刑,要其承认自己是“土八路”,冯广统坚韧不屈。冯广统左脸有一块黑色胎记,帮凶的汉奸诬陷冯广统的胎记为打仗放炮烟熏所致。日军挥刀砍掉了冯广统的右胳膊,冯广统仍不肯就范。最终,一无所获的日军枪杀了这个为八路军医治伤病员的民间郎中。
长秋村冯氏家族中的另一个“广”字辈的“土八路”,不幸在王家寨南面的一个村庄被日军抓住。日军如获至宝地将这个“土八路”捆绑押送到百里之外的张店。一番严刑酷打和老一套的威胁利诱后,都没能动摇他。无奈的鬼子,放出狼狗,活活将他撕咬死!
冯保钦在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任田粮科长时,他带领的两个八路,被鬼子抓住后竟活剥了皮!在长秋村西边不远的赵家村,日伪夜半围捕八路及家属,枪杀了八路军新一营枪械修理所长冯登奎。冯保永背着帆布搭子给八路带路到辛店,回来的路上被汉奸抓住。汉奸看到他肩上的帆布搭子上印着“长秋冯氏”,就把他交给了鬼子。鬼子逼着冯保永挖坑活埋自己,他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为躲日伪捕杀 村民穴居野外
每逢夏秋农忙季节,日本鬼子和汉奸也都倾巢出动,四处抢掠粮食,大肆进行烧杀。此时长秋村中的老弱病残,一面要躲避鬼子和汉奸的袭扰,一面还不得不勉力耕种一下那些山坡梯田,以求得收获一点粮食,支援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武装。1942年,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好不容易在鬼子和汉奸的刀枪下抢种上的麦苗,眼看着一棵一棵地干枯萎缩。当时的特大旱灾,导致长秋村西边那口凿于唐朝的千年古井,也几近干涸。老百姓为了一口水,挑着大大小小的水桶瓦罐,成群结队地跑十几里山路,四处寻觅尚未干涸的深井。高粱秸、玉米芯、树叶树皮野菜都成了人们充饥果腹的救命物。长秋村内外的山坡上路沟边的所有树,被村民们剥食了树皮。即便在此艰难时刻,长秋村乡亲还是从自己口中给八路节省下了2000斤军粮。日伪军出动4000人,在临朐、益都一带制造了60华里的“无人区”。据当时的抗日民主政府统计,仅此地区病饿而死的百姓多达7970人。
1942年是抗战最为艰难的一年。长秋村中的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或抗日民主政府走了,剩余年老体弱者和婴幼儿,遭受了极为艰辛的磨难。村中房舍被日军和汉奸轮番焚烧,多达十几次,已无一间完好的民舍,粮食被抢,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荡然无存。村民有的被迫东躲西藏于周边村庄百姓家。
中共益都县抗日武装,一面要抗击日军和汉奸及国民党顽固派,一面还竭尽全力救护救济百姓。在长秋村南一个不易发觉的沟崖下,有一个自东向西呈U字型的深沟,沟坡基本为90度角。须双手拽着长有小刺的荆棘和野蒿,一步一趔趄地才能下到十多米的沟壑中。在这沟壑的北斜坡中,一丛丛茂密的荆棘野蒿草棵中,隐藏着一个直径约一米的洞口。这是长秋村的抗战领头人冯毅之和冯敏等人,为保护全村乡亲免遭日本鬼子涂炭,带领游击队员秘密挖掘的。当时冯敏与冯东香商量选址,尽管山区土地稀少,但为了全村乡亲的生命,这块土地的乡亲还是当即满口答应。许维晏、冯保晏和王保祥三个人受命秘密开挖洞窟。掘出的土就地填埋在沟壑里,以免外人察觉。整整两个月的功夫,挖掘成了“十二间房”和“八间房”两个洞窟,稍深一点的还准备储存一点应急的粮食。在这南沟的土屋中,吃水烧饭是一大难题。这沟崖距离西面的淄河最近也有一里多地,取水还要提防着鬼子汉奸,不能暴漏。否则,就只能靠老天爷救济——接存雨水。
日伪军隔三差五就到村中扫荡,村民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能躲避在这土崖洞里。村民们饥饿难耐,野草树叶树皮都被填进肚子。
马鞍山抗战,冯家牺牲六人
突兀屹立于太河水库南岸、淄河上游的马鞍山,海拔618米,因其凹状形似马鞍而得名。马鞍山扼鲁中、渤海和胶东三军事区域之咽喉,地理位置异常重要。1942年11月9日,约2000日伪军,在两架飞机、十多门重型火炮和众多机枪的掩护下,对马鞍山顶进行狂轰滥炸。山上的三十余军民奋起抵抗,连续打退鬼子的进攻。日军随后增派兵力,攻破南天门。军民顽强抵抗,直至弹尽。马鞍山保卫战中我方总计阵亡27名,其中冯家牺牲6口。
两千日伪军攻马鞍山,三十余军民拼死抵抗
马鞍山的南北两面为悬崖峭壁,只有一条陡峭度近90度、宽约尺余的梯形小道可登山。山顶有东西二峰,遗存有两千五百余年前石砌的齐国古长城和古兵营。山顶上还曾经有道教庙宇遗迹。
1942年秋季,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五万兵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铁桶式包围和拉网“扫荡”。“扫荡”进入尾声阶段时,大队鬼子途经马鞍山附近回返据点,盘踞此地的汉奸唐应三趁机唆使日军攻打马鞍山,他谎告鬼子马鞍山上有八路军,还有兵工厂以及储备物资。鬼子闻听汉奸唐应三这番密报,遂决定强力攻打马鞍山。11月9日,约2000日伪军,在两架飞机、十多门重型火炮和众多机枪的掩护下,对马鞍山顶进行狂轰滥炸。山上仅有八路军一个班和伤病员及抗日家属三十余人,武器只有十几支土造钢枪、四五十枚手榴弹和大刀。面对兵力极为悬殊的险境,我守山军民毫不畏惧,在八路军115师教导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益都县抗日参议会议长冯旭臣等人的指挥下,与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本来就因对日作战而右腿截肢的王凤麟一面指挥战斗,一面伺机打击敌人。他那支带有瞄准镜的德国造阻击枪,是山上唯一的“好枪”。但是八路们的子弹有限,要想抵挡鬼子的密集冲锋,单凭子弹的确吃力。而鬼子的飞机来回盘旋在山顶上空,时而投弹,时而俯冲射击。冯旭臣是冯毅之的父亲,他负责给战士们运送手榴弹和水。他一再说宁愿被炸死、打死在山顶,也不能被鬼子抓去当俘虏,以此不住地给战士们鼓劲。“今天我们不能活了,我们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魂!”冯旭臣在搬运石块向进攻山顶的日军猛力砸去时,不幸被日机投掷的炸弹炸碎,冯毅之的女儿冯新年也被炸飞牺牲。
激战第一天,日军有100多具尸体堆积在马鞍山唯一的狭窄登山石阶上。
日军增派兵力狂轰滥炸,一指挥官被击毙
马鞍山保卫战打响的这天,冯毅之就在距离马鞍山十余里的黄花坡朝阳洞山顶上,用望远镜遥望着浓烟滚滚、枪炮声不断的马鞍山顶,他心如刀绞。当天下午5时许后,马鞍山顶的枪炮声逐渐稀疏。晚上8时许,派去侦察的人回来说根本接近不了马鞍山,日伪军还在山的四周围困着,马鞍山的四周大小路口都有鬼子伪军把守着,山顶情况不明。冯毅之与战友们以为马鞍山失守了,他们在痛苦中焦虑地等待着。深夜时分,忽然,从马鞍山顶传来了隐约的擂鼓声。这是冯毅之与山顶的八路军们在战前约定的信号,擂鼓表明马鞍山依然在我军手中。
当天夜里,日军就把一些重机枪和平射炮运到了与马鞍山高低差不多的邻近山峰孟良台和后峪岭上,加强了对马鞍山的火力攻势。第二天一早,从两架增加到三架的鬼子飞机,与架在附近山峰上的大炮开始轮番轰炸,使得南北宽不及十余米、东西长不过五十米的马鞍山顶一片火海。鬼子先采用飞机投弹和邻近山顶的大炮平行射击的方式构成交织火力,摧毁了马鞍山顶八路军的防御工事石头胸墙,然后派步兵沿着陡峭狭窄的山道向上冲锋。连续打退鬼子进攻的八路们最终弹尽粮绝,用石块、板凳、铁锅打击爬山的鬼子,坚持到了天黑。益都县抗日妇救会主任冯文秀拖着被打伤的腿,在山顶一边向爬山的鬼子投掷石块,一边高唱沂蒙山小调,激励我方斗志。
马鞍山的后山崖下,一小队鬼子兵脚穿登山鞋,架着云梯,偷偷地往马鞍山上爬。山顶的八路发现后山有鬼子,子弹手榴弹石块并用,一阵猛烈打击,爬山的鬼子被迫停止了偷袭的计划。中午时分,指挥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并直接组织攻击马鞍山的一个鬼子军官举着望远镜爬到半山腰督战。王凤麟用他那带瞄准镜的狙击枪,一枪击毙了这个鬼子军官。可指挥官毙命反而使鬼子的攻击更加猛烈了。
敌人为防止我军增援,用车从博山、莱芜、张店、辛店等地运来日本侵略军和汉奸约两三千人。还运来大量的弹药和大炮,加强了攻山力量。在附近山头上增加了大炮、重机枪,多架飞机向着马鞍山这个狭小的山头狂轰滥炸。敌人不惜血本向山顶进攻!我们的山顶阵地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工事被击毁,房屋坍塌起火,整个山顶变成了一片火海!
我方阵亡27名
马鞍山抗日保卫战打响时,在距离马鞍山五华里的高崮寨,益都县抗日大队副队长冯保庆带领一个排的人,焦急地欲冲进鬼子的包围圈,上马鞍山解救被困的八路及家属们。冯保庆是冯旭臣的弟弟、冯毅之的叔叔。马鞍山顶鬼子密集的枪炮声与我方兵力的微弱他一清二楚。但是日伪军对马鞍山密不透风的围困,以及从包围圈中左绕右行地逃出来的堂兄弟冯敏对敌情的介绍,使得冯保庆除了心忧如焚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腾起的浓烟,心中祈盼着他的哥哥冯旭臣(首任益都县抗日参议会参议长)、侄女冯文秀、侄媳孙玉兰和三个侄孙女,以及守山八路平安。最终,马鞍山顶的南天门先被鬼子攻破。精疲力竭的八路伤病员们退守在东西两个山峰顽强抵抗,直至弹尽。王凤麟举枪自杀；六名守山勇士被俘后被敌人残害,鬼子把一个受伤小八路双手捆绑在战马后边狂奔拖拉致死；通信员小张抱着攻上山顶的鬼子滚下山崖；长秋村的柳京湖战死；腿部受伤的益都县抗日妇救会主任、冯毅之的妹妹冯文秀；冯毅之的妻子孙玉兰与另两个女儿冯平洋、冯芦桥纵身跳崖,为国捐躯。马鞍山保卫战中我方总计阵亡27名,其中冯家牺牲6口。
马鞍山战斗后,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的鬼子兵,都为那个被击毙的据称是日本皇家血亲的鬼子军官佩戴了黑纱,足见这鬼子身份之显赫。攻打马鞍山的一队鬼子约500人进驻朱崖镇休整,竟然受到伪区公所杀猪宰羊美酒戏剧的犒劳,并从辛店火车站运来军妓20余名供日军官取乐享用。换防的伪军则继续占据马鞍山顶多日。牺牲的八路军及家属的尸体四散于山崖。20余天后,我方派地下工作者与伪军商议寻找安葬遇难者。良知泯灭的伪军索要赎金三万元,无奈我方被迫放弃为牺牲的八路与家属收尸的计划。
冯敏冯浩奉命潜伏搜情报
1943年春天,时任中共益都县仁和区长兼区中队长的冯敏,接到县委命令,要他立即卸任并到县委敌工部报到。就这样,冯敏带领长秋村的另一名土八路冯浩开始了潜伏工作。两人曾深入虎穴,争取安丘县伪军保安大队副队长徐继善。徐继善在1945年8月八路军攻打青州时,里应外合,率部主动放弃了古城东南角楼上的阵地,使得八路军以较少的流血牺牲,夺取了青州城。
苦练本领,冯敏冯浩投入隐蔽战线
1942年冬季,在抵御日本侵略者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铁壁合围、疯狂“扫荡”的艰难岁月中,中共益都县委成立了敌工部。这个敌工部的职责,是打入敌人内部,在日本人周围安钉子布眼线,收集窃取情报。
1943年春天,时任中共益都县仁和区长兼区中队长的冯敏,突然接到县委命令,要他立即卸任并到县委敌工部报到。当时的中共益都县委敌工部长谢伯望,对冯敏推心置腹地说:隐蔽战线的斗争,不亚于武装斗争。在敌人的心脏内战斗,非常危险,因而,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就这样,冯敏按照组织的安排,带领长秋村的另一名土八路冯浩开始了潜伏工作:为了能够尽快与日伪军套上近乎,他们先熟悉了解益都、淄博、胶济铁路沿线日伪军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家乡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个人爱好、亲朋往来,包括日伪军中一些重点人物的吃喝嫖赌习性等等。青州古城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派林立,错综复杂,不掌握这些教派常识,有些时候寸步难行。为此,中共益都县敌工部长谢伯望专门邀请了回民抗日支队长陈振业,为冯敏和冯浩讲述了伊斯兰教义、基本教规、主要节日、风俗习惯等；邀请了青州“对松观”坛主李恒泰阐释了道教的起源、信仰等；长秋村北面的铁佛寺老和尚,专门为他们讲解了佛教的起源、基本教义、佛教寺院和供奉的佛像大名……
冯敏与冯浩用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恶补了许多他们原来在战场上不需要了解的知识,快速为自己充了电。
冯敏和冯浩除了设法阻止日伪军在长秋村设立据点炮楼、路截伪军副班长孙明均提供日军情报外,还争取了日伪益都县保安队第二大队长刘振标为我所用。冯敏和冯浩以探亲的名义,穿越过重重日伪据点,徒步五十余华里,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山路上,到达刘振标的老家刘家崖,送交了中共益都县长冯毅之要其配合抗日的亲笔信。数日后,刘振标托人捎信回复道:“仙洲:身在敌垒,并无敌意。望请见谅!大阿。”由此表达了他不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的信息。“仙洲”乃冯毅之的字,极少有人知道。“大阿”为刘振表的绰号,也乏人知晓。
争取安丘县伪军保安大队副队长徐继善
最为惊险又刺激的一幕,是冯敏和冯浩深入虎穴,争取安丘县伪军保安大队副队长徐继善的经历。
这段潜伏工作最早始于1943年的清明节。当时徐继善的父亲徐兴林回距离长秋村数公里远的老家下张村扫墓。得知此情报后,冯敏和冯浩立即向中共益都县敌工部长谢伯望汇报,并提出了借机打入敌人内部的设想。谢伯望同意了这一方案。于是,长秋村冯氏家族的冯广华,接受了先行开辟外围工作的任务。冯广华到下张村找到徐兴林,向他谈了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的主张。并陪同谢伯望再次与徐兴林交谈,从而解除了徐家父子内心的疑虑。
1944年秋天,谢伯望派遣冯敏与冯浩,夜行五十余里,赶到青州城外杜家庄的关系户刘恒常家,准备当面争取徐继善。两人在刘恒常家待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冯敏与冯浩设法进到了青州城内。当他们突然出现在徐继善家里时,徐家老少吃惊加意外的表情尽在脸上。徐继善说:“真没有想到你们能来这里!”根据徐继善的请求,冯敏与冯浩头顶礼帽、眼戴墨镜、身著长衫,与徐继善及其弟徐继良分乘四辆人力车,挎着两只驳壳枪,手揽一把军刀,携带着黄呢子军服,到火车站换乘火车去潍县寒亭镇日伪军驻地,实地打探虚实。
潍县城获联络图
此时的潍县,戒备森严,四个城门有三个都被封堵着。冯敏与冯浩跟随徐继善通过日伪军站岗的潍县东门,进入潍县城内。当晚在潍县日伪县政府秘书处的酒桌上,冯敏与冯浩以徐继善表弟的身份,与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三个处长科长猜拳喝酒套近乎。
第三天,冯敏与冯浩又跟随徐继善兄弟两人,加上特意从寒亭镇日伪军据点赶来迎接的一个排的伪军,骑着三十多辆自行车,直入据点。当晚,日伪寒亭镇长设宴为徐继善接风洗尘时,冯敏和冯浩遇到了除国民党、日伪政权一干人等外,还有青帮人员。一个面颊瘦长、不露声色的六十多岁的干瘪老头,吸着大烟,与冯敏云里雾里吹聊着青帮的收徒事宜,这人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执行委员袁厚奄。经过几天的试探,袁厚奄才询问冯敏与冯浩:“你们是益都几区的?能到三区么?”冯敏与冯浩见机行事,滴水不漏地回答了袁厚奄的探问。最终,自感已经可以放心说话的袁厚奄,神秘兮兮地说:“我在井子峪刘某家存放的东西,你们能帮我取回来吗?”冯敏说:“我们与刘某素不相识,他能给我们么?”袁厚奄见状,放心地说:“我给他写封信。”
冯敏与冯浩怀揣着袁厚奄的信件,又跟随徐继善之弟徐继良从潍县回到益都。当他们在城外五里堡一家客栈里,正交接着徐继善特意赠送的马牌手枪时,突然一个头戴军帽、鼻架茶色眼镜、身穿便衣的人,进屋内直勾勾地盯着他们。这突然的意外,让冯敏与冯浩一愣。“快走!日本三角特务队就在后面。”这个闯进来的人,突然摘下眼镜催促着他俩。冯敏与冯浩这才看清来人是日伪十四中队二分队长陈龙香,忙问:“日本人到哪里?”“后龙山峪。我刚调到日本三角特务队。你们快跑!”冯敏与冯浩当即出店门钻小巷翻墙顺着山坡逃往前龙山峪,逃出了日本特务队的包围圈。
中共益都县敌工部根据冯敏和冯浩带回的袁厚奄的信件,迅即取到了一个箱子。箱子里面除了手枪驳壳枪、子弹等物外,还有一份是绝密的地下联络图。
冯敏与冯浩策动的伪军大队长徐继善,在1945年8月八路军攻打青州时,里应外合,率部主动放弃了古城东南角楼上的阵地,使得八路军以较少的流血牺牲,夺取了青州城,成为八路军在山东境内较早解放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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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秋村建碑纪念
抗日战争期间,300余人的长秋村先后参加八路军及我党地方政权武装的有119人,有39人牺牲在战场上,还有63人死于敌人监狱中或被抓去东北做苦工而摧残致死甚至失踪。1945年7月7日,淄博博山县在马鞍山抗战旧址,为牺牲于此的勇士们立了一座高2.1米六棱形黑底烫金字“气壮山河”纪念碑。1946年4月,中共鲁中区委与行署,特意敬赠给长秋村冯毅之家人“一门忠烈”黑底烫金门匾,以昭彰冯旭臣及其家人为国家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所献出的八口宝贵生命。4月28日,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民众3000余人,联合在长秋村,为在马鞍山保卫战中牺牲的冯旭臣以及女儿、儿媳和孙女三代六口人敬立了“民族光辉”石碑!
1985年10月,冯毅之、冯殿笃、冯敏、许杰、冯文增发起以“民办公助”的形式,为长秋村牺牲的抗日烈士们建碑纪念。建碑过程中,长秋村的老八路和村民踊跃捐款,义务劳动。
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淄博市在马鞍山东峰下建起了大型烈士纪念堂,纪念堂东侧房屋内专设“一门忠烈”青铜色塑像。
2004年,淄博市在马鞍山西峰下又新建了两层“马鞍山抗战纪念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专门题写了馆名和碑名。
2002年7月16日,95岁高龄的冯毅之寿终正寝,魂归长秋村。
本期图片 冯建堂 提供
部分资料来源:冯毅之、冯敏的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