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樱依然烂漫
2012年4月15日 本期撰稿：刘愉
在这个一夜之间樱花满树，一日之间又落得干干净净的季节，我们来阅读沉樱。24年前的4月14日，81岁的沉樱带着疑惑和遗憾，凋落在大洋彼岸。她是蜚声文坛的作家、翻译家，却始终没弄明白“女作家为何多半婚姻不美满”？她怀着“不如归去”的心思，却连尸还故国的遗愿也成泡影。她曾回过祖国，却没有回过出生地潍县。她是如此落寞，却又烂漫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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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樱花,惊艳绽放文学界
沉樱的处女作《归家》一经面世,立即引起了作家茅盾的关注。远在东瀛的茅盾提笔称赞,此作“是诗的风格”,“忆往者冰心女士有二三篇颇具此风味”。之后,杂志社稿约不断,年仅二十多岁的沉樱先后迎来两个创作高峰期,出版五部中短篇小说集。她以知识女性婚恋题材小说而享名,成为继冰心、丁玲之后文坛瞩目的实力派女作家。
首篇习作引发关注,茅盾异域致信称赞
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旋即落入军阀之手,北洋政权换汤不换药,专制的枷锁再次套向民主的头颅。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动,封建与反封建……一时间,政党林立,舆论活跃,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场。一场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如春雷般爆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白话文运动于1917年发轫。第二年5月,鲁迅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中国的新文学奠定了基石。此后10年间,鲁迅、郭沫若、冰心、沈从文、凌叔华、庐隐、老舍、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作家、诗人用白话文写作,先后崛起于文坛。
1928年底,远在日本的茅盾捧读刚从上海寄来的《大江》月刊,其中一篇署名“陈因女士”的短篇小说《归家》引起了他的注意。之前,曾担任过毛泽东作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汉口《民国日报》主编的沈雁冰,参加南昌起义路途阻塞回上海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便以茅盾为笔名埋头创作,不到一年时间写作发表了长篇小说《蚀》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后避逃日本。《大江》月刊由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八年前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陈望道主编,茅盾以及鲁迅、夏衍、赵景深等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此时,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屈指可数,“陈因女士”的名字十分陌生。小说《归家》是沉樱首篇习作,虽只有4000多字,却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一位女学生岁暮时节,回到封建家庭,又渴望同学来信约她“一同往那伟大的神秘的国里去”的期盼、苦闷、彷徨、无奈与懊悔。茅盾读后,眼前一亮,亦喜亦疑,随即提笔写信,发往国内。
陈望道收到茅盾的信后,马上以《读陈因女士底<归家>》为题,安排在新一期《大江》月刊发表:“《大江》二号上陈因女士之《归家》很好。不知此女士为新进作家乎?抑老作家乎?《归家》一篇的风格是诗的风格,动作发展亦是诗的发展,此等风格,文坛上不多见。鄙意甚爱之。忆往者冰心女士有二三篇颇具此风味。犹有一特点,即以家庭琐事透视社会人心之大变动,以静的背景透视动的人生,手法亦颇新奇。”信中茅盾将“陈因女士”与冰心并提,足见他对这位文坛新秀的喜爱。最后,茅盾又以幽默的笔调写道:“凡此皆为个人捧场此女作家之理由——并非因为是女作家故而如此捧场!哈哈!”
佳作频频亮相文坛,三年出版三部合集
神秘的“陈因女士”的确不是一位“老作家”,而是一个初次登上文坛的文学女青年。陈因是沉樱使用的第一个笔名,处女作发表时,她年仅21岁。受到名家肯定的沉樱,文思如泉水喷涌,一时稿约不断。《归家》之后仅仅两个月时间,她又有《空虚》、《下午》、《下雪》、《妩君》4篇短篇小说发表。这年6月20日,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筵之后》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署名“沉樱”,收入小说9篇,首印3000册。鲁迅三年前出版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彷徨》,第一版印数为4000册。
这一年,沉樱的创作速度惊人。8月16日,短篇小说《欲》在《北新》半月刊发表；9月10日,短篇小说《妻》由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刊登；12月,书信体中篇小说《某少女》面市。沉樱之名,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
沉樱原名陈锳,陈锳的笔名除了陈因、沉樱,还有小铃,后来偶尔用过非兆、秀岩等,但以沉樱最久。她之所以钟情这样一个笔名,一者此名与她原名陈锳谐音,更重要的,是缘于她对鲁迅兄弟翻译的日本小说的喜爱——“樱”指美丽的樱花。
三四月间,春风吹开樱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满枝粉白,一树怒放。沉樱的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犹如樱花,一时灿烂中国文坛。1929到1931年的三年间,沉樱20多篇小说发表,出版了《喜筵之后》、《某少女》、《夜阑》三部中短篇小说集,成为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实力派女作家。
茅盾再次撰文评论 迎来二次创作高峰
1934年4月,茅盾已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他应《文学季刊》主编之约,为该刊创刊号撰写了文学评论。茅盾欣喜地写道,“使我们注意的是久无作品发表的冰心和沉樱两位女士这回都出马了”。
茅盾所说的“久无作品发表”,指的是沉樱1932年8月发表短篇小说《我们的塾师》之后,便“隐匿”文坛,直到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旧雨》。有久违之感的茅盾,在文章中重点评论了沉樱的新作《旧雨》:“至于沉樱的《旧雨》,用一明一暗的方法写出了知识分子女性的两种姿态,充满对于没落腐化的憎厌和对于光明的渴求。比起作者以前的作品来,这是更富于社会的意味。如果我们说作者以前的作品,好比未经世故的小姑娘在诉说她小小的灵魂上所重压着的喜怒怨嗔,那么现在这篇《旧雨》,是这位小姑娘已经在‘人世间’的洪炉里经过,她小小灵魂上现在重压着的,已经不仅是个人一己的感情的经验,而是大多数女性所苦恼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在这之前的2月1日,茅盾化名“仲方”,在《申报》“自由谈”专栏发表杂论《读<文学季刊>创刊号》,以春秋笔法评论沉樱与她的《旧雨》:“还有位女士沉樱,居然反对女人们做良妻贤母来了；这是大悖圣教,尤不足训。谨按:昔在五四之年,‘革命尚未成功’,良妻贤母主义确曾为有识者所诟病,但而今,‘革命’早已成功,朝野同唱建设之调,贤母贤妻正合建设大义,所以女士的小说《旧雨》,实为时代错误。可见这位作者也不是善于应变的聪明人。”
此后两年,又是沉樱小说创作的一个勃发期。除了在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外,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作家》、《女性》先后出版,《夜阑》等小说集又再版、三版。
文艺界开始研究沉樱和她的创作。1931年,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评价:“女作家中极有希望的,还有一个沉樱。”1936年5月,《青年界》杂志“现代中国作家论”专栏发表《沉樱论》。这篇长达7000字的专论认为,“沉樱女士,是我国现代女作家中最努力的”；“流畅而美丽的文字”,可以“当做抒情的散文来读”。其中《主仆》一篇,“情节的处置适当,描写的深刻,和人物个性的表现等等,都适合了完美小说的条件。尤其以人物的心理分析,最能得到我们的赞美”。作者最后希望,“她能这样努力地干去,将来的收获定当比现在更为美满”。
然而,沉樱的小说创作在她29岁那年戛然而止,犹如樱花,绚烂之后缤纷而落,中国文坛从此少了一位有潜力的女性小说家。来年春风度,樱花又绽开,沉樱30岁之后转写散文,中年开始又倾笔翻译,另一片天地依旧灿烂。
故乡潍县,文化雨露润幼株
出身名门大户,良好的家境使幼小的沉樱无意之间接受了民间文艺和古典文学的启蒙。读书、游行、参加社会活动,她幸运地能够像男孩子一样步入学堂、接触社会。一次偶然的乡下暂居,激发了沉樱对自然美的欣赏和热爱,成为其日后文学创作之源；对鲁迅翻译外国小说的痴迷,则直接催生了她的第一批短篇小说。
姥姥母亲口传亲授,成为沉樱最初启蒙
沉樱1907年出生于潍县城名门望族陈家,她的生日究竟是哪天,有两种说法:4月16日或6月24日。但是,她一直称为四哥的表兄、山东大学教授田仲济的出生日期却是1907年8月17日。1986年8月20日起,台湾一家报纸连续刊载了6篇回忆沉樱的文章,在首篇文章前的编者按语中写道,沉樱先生“不久就快过80岁生日了”,特发表纪念文章,“祝贺这位在文学上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文坛先辈的80寿辰”。1986年沉樱虚龄80岁,由此分析,沉樱的生日应在8月20日之后的几天里。然而,田仲济的女婿、南京师范大学的杨洪承教授说,“6月24日”是田仲济先生生前认可的。沉樱究竟出生在哪一天,看来还是一个谜。
沉樱一直没有为自己写传,散见于一些杂志和作品集中的小传也极为简略。田仲济曾经打算为表妹撰写传记,但仅完成了部分断章。田仲济于2002年逝世,未完之作成为他终生遗憾。我们只好捡拾零落于各类文章中的散珠,缀起沉樱的成长之链。
“我的外祖母和姨母是认字的,母亲不认字,但她们都爱看闲书、听闲书。有一部叫《天雨花》的书,是韵文的,可以唱,她们边念边评论,我也蹲在旁边听。我母亲虽是文盲,却能背诵很多诗,领悟力极强,在生活里,时常听她在关键时刻说出几句有分量的话,或念上几句有意思的诗,《千家诗》就是我由母亲口授学来的。她最喜欢《红楼梦》,一遍遍要别人念给她,我也趁机立在一旁听。”
这是沉樱在一篇文章中对自己幼年生活的最早回忆。那时沉樱还是陈瑛,小名叫娟。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学官,父亲陈寄园读过洋学堂,接受的是新式教育。父亲常年在外谋职,沉樱依傍于同样出身潍县城大户人家的姥姥、姨母以及母亲身边,无意之中接受了文学的启蒙。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在潍县办学兴医,1904年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通车、潍县开埠,西风渐进；本埠最早觉醒的一批同盟会员,为潍县城带来了民主思想。沉樱的二舅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多才多艺,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派人物。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家庭环境中,沉樱不仅摆脱了缠足之苦,而且7岁时就到本族一位塾师那里课余附读。不久,沉樱又入潍邑教育家陈纪元创办的潍县第一所女子学校——陈氏志成女学堂读书,开始接受正式的文化教育。
讨袁战争躲避乡下,五四运动挥旗街头
“不知是哪一次内战,那时我好像有八九岁。为了避乱,全家搬到了乡下,恰好是三四月的光景,我这才第一次认识并且享受了春天。”
在沉樱的散文名篇《春的声音》中,她提到了“一次内战”。国内有学者将此解释为“军阀战争”。其实,那是爆发于1916年革命军讨伐袁世凯之战。这年5月,刚好农历四月天,民国总统袁世凯意欲称帝,南方蔡锷讨袁护国军兴,孙中山急派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率军挥旄潍县,企望以此为大本营,沿胶济线东进济南,然后直取北平。
大军逼城,9岁的沉樱牵着大人的手,随全家人匆忙赶往乡下亲戚家。这次避乱,在沉樱记忆中并没有留下苦与愁的记忆,反而因为离开街巷狭窄、灰墙青瓦的城市,不见了满城风沙、一派暮气,在翠绿田园、缤纷野花间,觅见了春的颜色,从啾啾鸟鸣、小虫唧唧声中,听到了春的声音。大自然毫不吝啬地挥洒美妙的画笔,在她幼小心灵的画布上铺陈得五彩斑斓。对自然美的欣赏和热爱,不仅影响了她日后的文学创作,也点染、丰富了她的一生。
三年之后,由山东问题引发的“五四”运动之火燃到潍县,12岁的沉樱与同学们高举自制的小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忆起那段生活,1982年从台湾回到大陆与作家阎纯德谈话时感叹道:“我这个人,是有名的没记性,但在小学里的爱国游行却没有忘……”此时,一向沉静、不爱动情的沉樱,脸上和眼睛里流露出几分激动。
课业之余迷恋闲书 如饥似渴疯狂阅读
沉樱在故乡潍县生活了不到13年,便开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漂泊。这时的沉樱尚不谙故乡之恋、离乡之愁、思乡之苦。因为父亲任职济南,沉樱全家于1920年迁往济南正觉寺街吉仁里安家。第二年,她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
“回想起来,我读小说最多的时期是由小学到初中的阶段。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课业负担不重,所谓娱乐活动又少,所以认识几个字,可以半猜半读,便立刻成了小说迷。从鼓儿词、才子书、历史演义、侠义、公案之类,到什么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似乎所有我知道的旧小说,都是在那时读的。”
不管是在潍县老家还是济南新居,沉樱从学校一回到家,就捧起那些令她着迷入魔的“闲书”。也就是从这时起,沉樱对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她回忆道,当时家中并无这类藏书,“自己也不会去买,真不知是哪里得来的那些读物,现在只还记得那种如饥如渴、到处寻求的热切,和偶然之间一书到手的狂喜”。
沉樱母亲不识字,任公职的父亲大约也不喜欢这些所谓闲书,当然家中就找不到四书五经之外的通俗作品了。但对于生活在大家族的沉樱来说,淘到这些书并不难,从姥姥、姨舅、叔伯等亲戚朋友家,很容易找到。当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沉樱就捧出特别喜爱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看了一遍又一遍,“百读不厌的趣味,也是在那时才深切领受到”。
鲁迅翻译作品引路 兴趣转向外国小说
入读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沉樱遇到了对她小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位恩师——顾随。顾随字羡季,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国学深厚,且中西兼修。课堂上,顾随除讲授古文及诗词歌赋等所谓旧文学外,不断地介绍“五四”运动后涌现的新作家及其作品。有时顾随还带去英文原版的短篇小说,在班上随念随讲,以致惹得英文老师“吃醋”。顾随为痴迷于中国小说的沉樱打开了另一扇窗。窗扉打开,沉樱进入了另一番新天地。从鲁迅、周树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开始,她转而钟情于国外的短篇小说。
1924年,17岁的沉樱随家南下,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由于她的数理不好,报考南京大学没被录取。第二年,沉樱如愿考入上海大学,父亲也被任命为河南省矿局局长,全家移居开封。
从南京到上海,沉樱在课业之余想尽一切办法搜寻外国小说。“无论是新月社的欧美小说,是创造社的日本小说,是共学社的俄国小说,或是文学研究会的世界名著,我都从未放过一本不看,并且很多名家的译文精彩处常被我熟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尽管有的那些长长的人物译名是多么难记,那些直译硬译的文句是多么难懂,我也一样津津有味地读着,觉得名家杰作,即使译得粗糙,挑去砂粒总还是营养可口的米饭。只是数量仍嫌太少,很多知名的作品不能看到。”这段近似“疯狂”的阅读,为她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初涉爱河,浪漫过后缘份尽
复旦剧社名角、复旦大学校花、崭露文坛的美女作家……沉樱开始了与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潇洒俊逸的帅哥马彦祥的热恋。然而,在外人看来堪称绝配的这对恋人,结婚三年就生间隙,婚后四载分道扬镳。有人说粗暴的婆婆对儿媳社会活动过多干涉造成不和,有人称“马二少爷”移情别恋,而沉樱本人对此始终不提只字。
社会洪流接受磨练,话剧舞台崭露头角
沉樱就读的上海大学,由国共两党有识之士于1922年携手创办,校长为国民党高官于右任,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邵力子任副校长,共产党人恽代英、瞿秋白分任总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校务工作主要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主持。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沉樱毫不例外地投入了社会洪流。“在我的大学生活时代,思想意识上,我不仅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抵制日货,参加游行、请愿,追求民主、自由与光明的社会生活,受俄国小说影响,甚至也信仰过共产主义,曾积极地到工厂给工人讲演,和同学们一起上大街贴标语,发传单,支持卧轨的学生……”校园内外异常活跃的沉樱,很快被复旦大学“挖去”,成为复旦新剧社的成员。
复旦新剧社的倡导者为中国现代话剧开拓者洪深。1923年,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洪深受聘于复旦大学任教,在他的推动下,复旦的话剧(当时称新剧)蓬勃开展起来。1925年,马彦祥从北京孔德中学毕业考入复旦,因其深厚的京剧功底被洪深看中。在洪深指导下,马彦祥等一批学子发起成立了复旦新剧社。
当时复旦大学不招收女生,剧中的女角均由男生扮演,受过西方话剧正宗教育训练的洪深对此极为反感。有文章称,“某次,他从校外物色到一位女角,采用AB制,排练一出‘小品’。先由男性扮女主角演出,‘女’主角拿腔拿调,忸捏作态,使人忍俊不禁；后由女士演主角,台风自然,不愠不火,获一致好评。此女主角即上海大学学生陈瑛。”
“陈瑛”系沉樱本名“陈锳”之误。沉樱讲一口普通话,有一定的艺术才能,洪深向他的好友、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望道“求助”时,陈望道毫不犹豫地举荐了自己的学生沉樱。从此,复旦新剧社的演出,女角不再采用男演员“反串”,而是实行男女合演,沉樱也经常被借去做话剧演员,主演了《女店主》等剧,显露出她的表演才华。1927年,国共两党的第一次“蜜月”宣告结束。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中,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封闭,在复旦园享有盛誉的沉樱,随即转入该校国文系继续完成学业,成为复旦校园的第一位女生。
戏剧为媒相识相恋,西子湖畔情定终身
在复旦舞台频频亮相,沉樱理所当然成为复旦新剧社的“一枝花”。洪深颇为欣赏的复旦国文系学生马彦祥,已经是复旦新剧社的台柱子。这对青年学子由相互欣赏,发展到互相倾慕。两人如何相恋,有两种说法。
说法一:1926年初,为复旦校庆而排演田汉的新作《咖啡店之一夜》时,马彦祥与沉樱分演男女主角。剧中,父母刚亡的白秋英到城里某咖啡店当侍女,筹钱上大学,准备与恋人、早已进城的富商之子李乾卿相会。一次偶遇李乾卿与刚订婚的陈小姐,李视她为陌生人,被揭穿后又责备她当侍女是丢他面子,要用钱买回过去给她的情书、合照,白当即愤怒地将情书和照片烧掉。李愧疚地想和她握手,她冷然拒绝。她终于醒悟到,眼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须要有勇气生活下去。剧中两个主角分了手,现实中的两人却坠入了爱河。
说法二:1929年暑假期间,洪深带领学生赴杭州公演,主打剧目为意大利启蒙时期的著名喜剧《女店主》:聪明的旅店女主人被住在店中的侯爵、伯爵和骑士纠缠,她捉弄、嘲笑了他们的丑行后,同店中一仆役结婚,找到了真挚爱情。这次演出,沉樱与马彦祥的身份来了个大逆转:沉樱饰演富有的旅店女主人,马彦祥成了穷小子——女主人深爱的打工仔。在排练和演出中,沉樱与马彦祥萌发爱慕之情。演出间隙,两人徜徉西湖,情定终身。
细细分析,两种说法皆有道理。1926年排演《咖啡店之一夜》时,沉樱借去复旦演戏不久,两人彼此欣赏,暗生情愫。后来演出《女店主》时,沉樱已经转学到复旦,二人相恋已久,感情日深。这对志同道合、情意相投的恋人,遂于西子湖畔许下海枯石烂之愿。
婆媳不和丈夫移情 爱情婚姻走到尽头
沉樱热恋之时,也是她小说创作第一个高峰初期,学业、创作、演出俱丰,才貌双佳的沉樱理所当然成为复旦园的校花。此间,马彦祥在戏剧理论、表演等方面表现出极高天赋,学习、演出之余还与老师洪深合译了《西线无战事》一书。1928年冬,马彦祥修完规定学分,提前半年毕业。1929年底,在同学、好友簇拥下,22岁的沉樱与马彦祥举行了简朴的新式婚礼,没有双方家长亲友参加,恩师洪深既是证婚人也是主婚人。
马彦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马衡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时在清华、北师等大学兼课；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兼任临时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马彦祥排行第二,家仆称之为“二少爷”。这位潇洒的马二少爷似乎没有做好婚后安家立身的准备,将新婚不久的妻子“扔在”上海,自己一人辗转广州、南京等地,为他的戏剧事业苦斗。1930年6月,马衡因揭露东陵盗宝案得罪军阀孙殿英而避走上海,已经毕业的沉樱便与公婆以及未成年的小叔、小姑生活在一起。婆婆的粗暴脾气和对儿媳社会活动的过多干涉,使这位新女性难以接受。马彦祥晚年曾对儿女说,他们的离婚,“是因为你奶奶作梗,她不许沉樱参加社会活动,那时沉樱经常到青年会去”。
不久,马衡回到北平。1931年初,倾向左翼的马彦祥为避白色恐怖,借养病之由与沉樱离开上海来到北平,住东单小雅胡同。这年5月,他们的女儿马伦出世,沉樱忙于照顾宝宝和家务,马彦祥也深居简出。1932年,圈内传出两人正在闹离婚的消息。1933年冬,沉樱与马彦祥正式离婚。
有文章称,沉樱与马彦祥的婚姻产生裂痕,是因为马彦祥爱上了演员白杨,此说并不准确。1933年秋,马彦祥经北大教授余上沅介绍与白杨相识。这年白杨年仅13岁,却在北平剧场有了一定知名度,其演技被许多戏剧专家看好。马、白相见,白杨被长她一倍的马老师的才华所倾倒,不时跟随请教。1935年8月,两人在南京开始同居。
然而,两人的分手又的确与马彦祥的移情有关。沉樱的好友、台湾作家林海音曾撰文透露,1989年马彦祥的妹妹马琰自法国到台湾,谈起沉樱,马琰指责她哥哥不专情。的确,作为戏剧界名人的马彦祥,身边红颜无数,难免擦出火花。
对于这段婚姻,沉樱一直保持缄默,然而却不能从记忆中永远抹去。沉樱、白杨之后,马彦祥又先后与林斐宇、云燕铭、童葆苓结合。晚年的马彦祥十分念旧,1982年沉樱回大陆时,他要求见面被拒绝；通过女儿马伦赠送沉樱两幅名人扇面,她也拒收……1988年1月8日,被誉为中国戏剧导演、戏剧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马彦祥在北京逝世；同年4月14日,沉樱病逝美国。一对同年出生的冤家,度过短暂的幸福之后,一个揣着懊悔,一个带着伤痛,相隔万里,同年归去。
受伤害的不仅是沉樱。马彦祥之子马思猛回忆,姐姐马伦连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都不清楚。一次春节家庭聚会,70岁的姐姐在父亲面前大诉其苦,父亲颇感内疚,带着歉意抚慰女儿:“好了,好了,你也是做奶奶的人了,事情都过去了……”
再逢知音,半是挚爱半为恨
走出第一段婚姻伤痛的沉樱,偏偏又遇上了一位多情种。与梁宗岱相恋、相伴11年,她将全部感情都托付给了他。他是她的至爱,也是她的知音、师长。也许应了红颜薄命的老话,她又重复了第一次婚姻的悲剧。所不同的是,对第一位爱人,她决绝了断；对梁宗岱,她既爱又恨,藕断丝连。直到晚年,她心中还依然牵挂着远方的那个他。
有缘邂逅浪漫诗人,亦友亦师渐生情愫
离婚时,沉樱在北平一所中学任教。不久,与她牵念大半生、记恨大半生的另一个冤家梁宗岱相恋。两人何时相识、相恋,却众说纷纭。
梁宗岱大沉樱四岁,祖父、父亲为广西百色富商。梁宗岱少年成名,16岁就被誉为“南国诗人”,22岁留学法国,1931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教授胡适之邀,任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一种说法是,当时梁宅成为校内外青年学子谈诗论赋的文艺沙龙,24岁的沉樱在这里与之相识。
黄建华在梁宗岱的传记中写道,“1931年末在上海与沉樱结识”,“初则书来信往,借文学交流思想,继而互诉衷肠,流露爱慕之情”,沉樱到北平后,“恋人异地相逢”。此说有待商榷。1931年末,沉樱已到北平。如果两人是在上海相识,应当是1930年末,但当时沉樱结婚刚一年且怀有身孕,不可能对梁“流露爱慕之情”。
沉樱到底何时与梁宗岱结识,已经不可考。1934年第6期《时事旬报》文艺界专栏刊登消息称,“女作家沉樱与马彦祥去冬离婚后,行踪莫测,近闻与梁宗岱同居在日本。查梁氏不久前为‘婚变’所苦,则女士与梁氏之偕行,彼此当有同病之感。”沉樱之所以离婚半年左右便沉入第二场爱情,一个重要原因,是与马彦祥分手前历时两年左右的情感伤害,已经使得她对第一段婚姻彻底失望。
不管沉、梁何时相识,可以肯定,两人交往前期,应当是文学、艺术为媒。一个是才貌俱佳、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一个是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之前两人虽未谋面,彼此却早“熟识”,北平一见如故,畅谈文学,品评名著,议论文坛,当在情理之中。走出第一段婚姻伤痛的沉樱,视梁宗岱为知音,为其才华和学识所吸引。被誉为中国拜伦的梁宗岱,18岁即尝包办婚姻之苦,20岁初恋无果,留学期间3次异国之恋为茫茫大海隔断。情感经历丰富的梁宗岱,对娴静文雅的女作家动了真情。
恋人携手游学东瀛,客居岁月甘甜如饴
“无论如何,‘我们的海’自从有了它而显得非常璀璨起来,如我们的生活因‘我们的海’而增加了色彩。”
这是沉樱散文名篇《我们的海》中的片段。“我们的海”,是沉樱从海边捧来细沙,用贝壳、海藻等在玻璃鱼缸中营造的袖珍海景。“我们”,便是旅居日本的沉樱与梁宗岱。
1934年7月,正与沉樱热恋的梁宗岱遭遇了一场荒唐的婚姻诉讼案。这年春,梁宗岱衣锦还乡,听老家人说自己18岁时父母包办的何氏早嫁他人,育有二子,生活并不富庶,顿生怜悯恻隐之心,前去探望,精明的何氏问了他在北平的住址。不久的一天,何氏竟带着孩子赶往北平,以“梁太太”的身份找上门来。惊愕之余,梁宗岱欲将何氏赶出家门,何氏大哭大闹,惊动了隔壁的胡适夫妇。
没想到,喝过洋墨水的胡适博士却力劝他接受“既成事实”。可惜那时亲子鉴定技术尚未发明,梁宗岱有口难辩。在胡适夫人江冬秀指点下,何氏将梁宗岱告上法庭,胡适为何氏作证人。后经北大教授朱光潜出面调解,梁宗岱付给何氏2000元抚养费了结。梁宗岱因此与胡适闹翻,于8月从北大辞职,与沉樱远赴日本游学。
在日本旧都叶山的一座小木屋里,沉樱与梁宗岱度过了一段温馨甜蜜的岁月。留学日本的巴金到叶山看望他们,在散文《繁星》中记录了两位恋人的生活:“在松林的安静的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看到了这一切。”
甜蜜爱情浇灌出两人的事业之花。旅日一年间,梁宗岱写、译了大量诗作,并结成诗集《一切的峰顶》,暗喻自己达到了爱情和事业的双重峰顶。沉樱则对她喜爱的日本文学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创作了《乡居日记》、《在日本过年》等散文,编辑了她的第三本小说集《一个女作家》。耳濡目染,梁宗岱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沉樱。林海音曾言,沉樱“日后在翻译上,对文字的运用,作品的选择,就是受了梁宗岱的影响”。
这段蜜酿成的岁月,深深刻印在沉樱的记忆中。林海音记得,有一年沉樱正出版多种翻译小说时,忽然拿出一本梁宗岱的译诗《一切的峰顶》,说是预备重印。林海音百思不得其解,梁宗岱译著等身,为何要重印这本译诗?后来林海音找到了答案:“这对沉樱来说,是个回忆和纪念的情意,怪不得她要特别重印这本书呢!”
丈夫出轨性格不合 无奈再吞婚姻苦果
1935年上半年,占据中国东北的日军又将魔爪伸向华北。这年8月,沉樱与梁宗岱怀着愤恨与留恋的心绪回到国内,暂居北平。不久,梁宗岱被天津南开大学聘为教授,两人在津结为伉俪。1937年暑期,日军侵占南开校园,此时梁宗岱去了南方,沉樱怀抱尚未满月的女儿梁思薇,与梁宗岱的弟弟躲进英租界。后来,梁宗岱回到天津,装扮成医生将妻女和弟弟带到上海,后辗转广东、桂林,1938年初到达重庆,梁宗岱任职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沉樱也在一所中学谋到了教职。
婚后几年,沉樱因生活颠沛、忙于家务,写作极少。1941年,沉樱又有了身孕,梁宗岱却回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时,与粤剧演员甘少苏产生恋情。第二年初,梁、甘结婚。这年,沉樱与梁宗岱的二女儿梁思清出生。甘少苏前任丈夫钟树辉是一个曾任过伪职的恶棍,她是他霸占的“三姨太”。为甘少苏离婚之事,梁宗岱被钟树辉设圈套勒索钱财,并遭殴打,《广西日报》等当地报纸热炒一时。1944年,沉樱在重庆听到丈夫瞒着自己与她人结婚的消息后,淡然对朋友说:“感情上我没有什么痛苦,这种打击我受够了,在感情上我也许麻木了。”
梁宗岱见事已暴露,便称父亲去世后,继母需要身边有个女人陪伴,老人家为自己物色了一个小老婆留在百色管家,以此为理由进行搪塞,希望沉樱默认。有着潍县人倔强性格的沉樱,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决绝地搬出了两人的住所,到重庆南岸她的三妹陈钰处居住,自己转到附近一小学任教。不长时间,儿子梁思明出生。
女儿梁思薇认为,父母个性都很强,日久积怨。梁宗岱的出轨,成为他们分手的导火索。虽然离开了梁宗岱,但对这位曾经的爱人、知音、师长,她感情上仍然没有放下。沉樱并没有与梁宗岱办理离婚手续,在台湾她一直以“梁太太”自居；到美国后,给林海音等朋友信件的信封上皆写“梁陈锳”。
沉、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恢复通信,沉樱1972年写给梁宗岱的一封信中,称他们为“怨耦”。“耦”通“偶”、“藕”,昔日佳偶,藕已断,丝却连。
漂泊台岛,难寻心灵栖息地
离乱之中,极重感情的沉樱决定跟随家人远赴台岛。在一偏远小村,她以教书为生,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寂寞孤独中,她重拾冷落多年的笔,却没有心绪再续写二十年前小说创作的辉煌。她在翻译中寻找乐趣,不经意间成就了一位翻译家。她的一系列译作,在台岛掀起阅读翻译小说的热潮。然而事业上成就不凡的她,依然难解思乡之愁。
是去是留左右两难,最终登上不归之舟
抗战胜利后,沉樱返回上海,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弟弟陈钊已升国民党任防空大队副队长,也带妻子和儿女来到上海。不久,他们将父亲去世后独居的母亲接来。1947年,沉樱转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1948年2月,沉樱带着女儿梁思薇、梁思清和儿子梁思明,跟随母亲、弟弟,搭上赴台的轮船。早年思想进步,曾经倾向革命的沉樱,完全有理由和条件留在内地,然而她却踏上了一条自己懊悔半生的“不归路”。
这年初,沉樱曾写信给在广西大学任教的梁宗岱,告诉他自己准备随弟弟转移到台湾。梁宗岱读信后大吃一惊,立即飞往上海,劝沉樱留下来。沉樱言辞决绝,内心却充满矛盾。有文章称,沉樱左右两难之际,是梁、沉二人的朋友、上海新亚酒店经理冼子隆推了一把。沉樱向他征询意见,他告诉沉樱,宗岱已经结了婚,你不会再去找他；兵荒马乱年代,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终非长策,宗岱与娘家人之间,你只能跟定一头。
沉樱之所以赴台,弟弟陈钊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的田仲济回忆,他听姨母、也就是沉樱的母亲说,弟弟田云樵曾请姨母劝陈钊留下,但陈钊感到全家都留在上海,风险太大,没有同意。田仲济分析,表弟陈钊在国民党防空部队任职,共产党部队尚无雷达,陈钊是熟悉操纵雷达的少数人之一,全家十几口人一起要去台湾,肯定会赢得国民党上层的信任。但要起义,因为是防空兵,无机会上前线,也没有战斗力,如何进入解放区是非常困难的。权衡再三,陈钊选择了赴台。沉樱的母亲也苦苦哀求,“抗战八年,家人离散,各在一方,现在我们再也不分离了,一起走吧……”
一年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成功策反了蒋介石的伞兵三团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此前,他却没有说动自己的表弟,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沉樱离开上海前,她与马彦祥的女儿马伦前来送别。自幼就没有享受到母爱,如今又面临生离死别,18岁的马伦哭成了泪人。
教书为生翻译寻趣,退休后自办出版社
到台湾后,沉樱在位于台湾岛北部偏南沿海地区苗栗县的小镇——头份镇暂居,并谋到私立大成中学国文教员的职位。弟弟、妹妹家离她家不远,母亲可以来回轮流居住。在大成中学,沉樱结识了一对学识、人品俱佳的夫妇——张汉文与司马秀媛。司马秀媛是上海一富商的女儿,幼年在日本接受教育,又在上海教会学校学习过,通日、英、中三国文字,文学艺术修养颇深,沉樱与大她十多岁的司马秀媛成了忘年交。
在头份镇斗换坪村张汉文与司马秀媛的果园里,沉樱建了三间屋子,成为她与三个孩子的栖住之所。寂寞孤寂之中,从上海带来的几本茨威格和毛姆的英文原著,成了她百读不厌的宝贝。沉樱曾回忆说,“当时台湾书籍的缺乏似乎比以前的重庆还厉害,我那对西方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嗜好,只好靠这几本英文书的反复浏览和试作翻译来求满足。想不到因此竟积了二十几万字的译稿。”
夜深人静,窗外树叶索索,虫鸣唧唧。灯光下,老母静坐念佛,三个小儿女并头酣睡,劳累一天的沉樱又伏案而作……正是从这时起,沉樱于教学授业之余,开始了外国小说的翻译。在大成中学,整整八年,沉樱以教书为生,从翻译中找趣。抗战八年间,沉樱除了几篇散文,罕见他作；又一个八年,沉樱却有一批译作发表,两本译著出版。命运之手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位女翻译家。
在四季如春的乡下,三个儿女在沉樱的翼护下渐渐长大。为了他们的读书,沉樱移居台北,在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到1967年60岁退休之前的十年间,沉樱笔耕不辍,先后有《迷惑》、《毛姆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等5部译作出版,后多次再版。其中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出版第一年就印行了10次。林海音记得,此书“原著的悲,译笔的美,当时的女学生谁不人手一本呢!”比之上个世纪内地学生争读琼瑶小说的热劲,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书历经40多年畅销不衰,几乎成为这本名著的中文“定本”。她的一系列译著,在台岛掀起一股阅读翻译小说的热潮。
退休之后,远在国外的儿女皆早已成家,沉樱倍感孤寂,开始自办家庭译文出版社。至1972年赴美定居的6年中,她的大地出版社出版《蒲公英译丛》、《蒲公英丛书》数百种,全部自己经销。有文章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沉樱这样作家自办出版社而获成功的,极为少见。
孤寂中寻找小快乐 劳作中享受大幸福
尽管有弟、妹同行,尽管有友人相助,但满带情感伤痛,独担家庭重荷,一身疲惫的沉樱在孤岛奋斗,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外柔内刚、一向乐观的“小女人”沉樱,犹如樱花,寒摧之后,春风再度,朵朵小花依旧开得灿烂。沉樱曾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只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都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小女人”沉樱自称喜欢小东西:“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
难怪,她创作的小说除了一部中篇外,全部为短篇；她翻译的小说,大多数也是短篇；她自己出版的《蒲公英译丛》、《蒲公英丛书》,也都是便于携带阅读的小开本,连她在好友司马秀媛家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这座温馨的小屋,沉樱曾以散文《果园食客》记之,享名台湾女作家圈。
作家阎纯德认为,沉樱谦称自己“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实际上,她是在创造。沉樱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逆境中,她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工作、生活。
在好友眼中,沉樱执著于生活,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她善于布置居室,精雅有致,极富匠心,更会欣赏色彩,爱做折纸、针包、手帕、椅垫等小玩艺。造纸花是她的手工绝技:“一根细丝,几片明艳的绉纹纸,串在一起,用手三抓两抓,就是一朵花。”她觉得,在这个机械文明的工业社会中,最伟大的工具——人类的双手,不应该在平凡的劳作中失去尊严。每当她做完一朵花,同译好一本书一样,得到的是完成一件事的满足。
其实,出身大家闺秀的沉樱,并不是一个琐碎的小女人,她时时追寻小快乐,却显现了一个知识女性的人生大智慧；在不停的劳作中,一点点的小幸福,积累了她的人生大幸福。然而,即使如此,一生漂泊的沉樱,隔海西北望,依然难释思乡的愁绪。
不如归去,杜鹃频在耳边啼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飞鸿难解念家愁,时盼大鹏驮吾回；人老思乡心更重,落叶总是要归根。孤独、恐惧、乡情、亲情,一起将她赶回祖国。她满怀希望归去,却极度失望而回。绝望中,她嘱咐儿女,死后也要尸还故国。异域他乡,樱花凋落。世事难料,一生坎坷颠沛,半生漂泊海外的她,连最后的遗愿也化做泡影。
寂夜闻听凄厉鸟鸣,播谷之声化作“归去”
“‘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虽然是在繁花如锦的蜀国之春,又有谁曾忘记了家乡呢?但愿没有太多人知道它就是杜鹃,就是子规,而它叫的就是“不如归去”吧——我当时曾这样在默念着。”
这是1939年沉樱草成的散文《春的声音》最后一段。文章写道,一年春天,全家为避战乱搬到潍县乡下。年幼的沉樱与伙伴“整天奔走在绿油油的田野里,编柳枝采野花之外,还有一桩乐事,便是听‘播谷’叫”。沉樱听大人讲,这杜鹃鸟的叫声,农人听了是“播谷!播谷!”,受屈的儿媳听了是“恶姑!恶姑!”,还有人戏解为“光棍托锄”。沉樱则与伙伴们调皮地与鸟儿对话:“你在哪里?”“我在山后。”“你吃什么?”“我吃石头。”“你喝什么?”“我喝香油。”这种虚拟的问答,给沉樱带来无穷幻想和无尽的乐趣。
又是一次躲避战乱,到了重庆乡下,成年的沉樱听到的不再是悦耳、轻快和有趣的声音,“相反地竟十分凄厉”,“越听越觉不安,使人心中增添难言的烦躁、焦灼和悲切,直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一天半夜突然响起空袭警报,沉樱伏在窗口张望。月光如水,人群奔窜的响声中,“传来无温情的杜鹃的叫唤”,“起劲地叫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1949年,漂泊台岛的沉樱重写《春的声音》,在文章末尾又续上一节:“家乡是归去了,但曾几何时又离开了。现在宝岛上,我又住在乡下,在这四季如春的地方,花木是够繁茂的,但常使我觉得奇怪的是鸟声并不太多。看了到处开的杜鹃花,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杜鹃的‘不如归去!’的叫唤。是的,什么时候我再归去听听那些‘春的声音’呢?”
沉樱所说归去了的家乡,是她心中广义的家乡——山东。赴台之前,她曾回过济南,但她的出生之地、第一次聆听春的声音的地方——潍县,却终究没有归去过。
身体患病亲人难顾,回国定居成为泡影
故乡是难以归去了,1972年,65岁的沉樱却漂向了离故乡更远的地方——美国,因为三个儿女不放心年纪越来越大的母亲独居台岛。
移居美国后,沉樱依然放不下手中的译笔,译作《存根》、《恶梦》、《老人之死》、《孤鹰的最后飞行》等,先后在台湾报刊发表。1977年,70岁的沉樱搬到女儿梁思薇家附近的老年公寓。1980年,她将一部分最新译作结集《拉丁学生》,在台湾出版。也就是在这一年,沉樱时觉手脚发抖,执笔感到僵疼,经诊断,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帕金森病。
患病后的沉樱更为思念故乡。1981年,在女儿的陪同下,她重返第二故乡——台湾,在她十分眷恋的乡下小屋里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樱花烂漫时节,她抱着回祖国定居的决心,先后到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地方——上海、济南、北京。在京接受作家阎纯德的采访时,沉樱吐露心声:“人老思乡心更重,落叶总是要归根,我看是人同此心。在美国,我的儿女都有工作,但是我不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国外,和儿女生活在一起是要被人耻笑的,这正如儿女依靠父母是一种不光彩一样。是孤独、恐惧、乡情、亲情,它们一起把我赶回祖国的。”
在上海,沉樱的好友、作家赵清阁陪她拜会了老朋友、中国作协主席巴金；在济南,与离别40多年的表哥田仲济团聚小住；在北京,见到了阳翰笙、朱光潜、卞之琳、罗念生等老朋友。沉樱向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表达了想定居北京的意愿,阳翰笙马上向有关方面反映后,安排她在河南开封文联工作,因为她与马彦祥的女儿马伦在开封,可以照顾她。
她去开封住了两个多月就病了,在赵清阁看来,“病中的她不大能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她想念朋友,想念她在美国的儿女们；她渐渐又流露出了寂寞、孤独的心情”。
“我这次匆匆回国等于做了个恶梦”,沉樱回美国后给田仲济的信中却这样诉说。在开封“她对我明欺暗骗,真极尽虐待之能事”。这个她,在公开发表的信中均以“××”替代。“××”便是沉樱第一个女儿马伦。沉樱可能误会了女儿。马伦尚未退休,不能随时陪伴,照顾不周也难免；那时居住条件差,自然是“盛夏无浴室,用公共厕所”,不可能与美国或台岛相比；女儿经济拮据,向从海外回来的母亲多要一点内地难以买到的“洋货”,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对于久居海外,不熟悉内地情况的沉樱来说,确实难以理解。
亲人难以照顾,思“家”心更迫切,沉樱不得不走,何况此时她身体状况极差。
越洋飞鸿难解乡愁 怀抱遗憾魂归海外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在沉樱心中念叨了千遍万遍。在台岛时,两岸隔阂难以归去；到美国后,决心归去却又失望而回。难归去,归去探家又不能归去定居,沉樱只有靠书信来排解乡愁。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沉樱与梁宗岱就恢复通信联系。早期是经香港朋友转递,到了70年代,已能够直接通信。尽管沉樱1982年回内地时未与梁宗岱见面,但两人的通信一直持续。
沉樱到美国后,与台湾朋友的联系主要靠通信。1982年沉樱从祖国返回美国,病情加重,手颤抖得厉害,给朋友的信均由儿女代笔。晚年的沉樱,每逢接到内地和台湾的来信,都反复阅读,不忍释手。到后来,因患白内障,眼也不能看了,只好让儿女和陪护念给她听。1986年,她的好友、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罗兰、张秀亚、琦君等,为沉樱80寿辰撰写了一些纪念文章,原打算刊出后录音寄去,放给沉樱听,不想梁思薇写信告诉林海音她们,“她是越来越糊涂了,只偶尔说几句明白话”。
与沉樱通信最多的是表哥田仲济。1979年12月,失掉联系的兄妹终于又能通信。沉樱感慨,“音讯隔绝30余年,忽又得联系,真有隔世重逢之感”。1983年元旦将至,4个月前回祖国遭遇女儿马伦“虐待”、回国定居希望破灭,愤懑与失望情绪如骨鲠在喉,沉樱提笔写信向表哥诉说。田仲济深知,沉樱的忧郁一般是不外露的,“自己命苦”的哀怨只能向他倾诉。在信中,她向同为作家的表哥发问:“女作家为何多半婚姻不美满?”
这样的疑问,犹如始终缠绕的“不如归去”,在她心中同样发问了千次万次。1988年4月14日,又是樱花盛开、飘落的季节,81岁的沉樱带着遗憾和疑问,撒手人寰。沉樱生前曾对儿女留下遗嘱,说她活着不愿加入美国籍,死后也要尸还故国,希望安葬北京。梁思薇恳求赵清阁阿姨帮忙完成妈妈的心愿,赵清阁立即托朋友到京联系。七年无果,赵清阁搞不明白是何原因,只叹“自己无能,愧对故人”。1999年,85岁的赵清阁也故去。
伊人虽逝,芬芳美丽依如故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曾高密度冲击文坛的沉樱小说,半世纪后再次受到读者青睐；从内容到艺术技巧,前承丁玲,后启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位置。而一时风靡台岛的翻译小说,飘到内地同样受捧。面对赞誉,她屡称“痛悔前作”；作品畅销,本人却不喜张扬。她的美丽,她的人格,同她的作品一样,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纤手文心作文译著,留予后辈一掬琼浆
伊人虽然逝去,但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的沉樱,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30年代前后,沉樱的短篇和中篇小说高密度冲击文坛。她的作品多取材于个人家庭生活和城市婚恋故事,既描述男女相悦的美好,又直面现实生活的残酷,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恋爱婚姻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对爱情真谛和人生的追求,文字秀丽清雅,富有诗意。有研究者认为,沉樱之作无论在女性意识还是艺术技巧方面,都具有丁玲之后,张爱玲之前的中介性质。80年代末,沉寂30多年的沉樱小说重见读者,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喜筵之后·某少女》,开印便是5.7万册。随后,《喜筵之后》、《某少女》、《爱情的开始》、《沉樱代表作》等多个版本面见内地读者。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丛书,将《沉樱文集》收入。
沉樱的散文笔调优美,轻松活泼,顺手拈来,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其作虽少却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散文家中,其位置无可替代。1986年,她的散文集《春的声音》在台出版。沉樱散文,介绍到内地的不多,但仅仅《春的声音》、《我们的海》两篇精品之作,就足以奠定她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的地位。
沉樱翻译的外国短篇和中篇小说,以洗练、流畅、易读著称,曾风靡台岛。上世纪8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编审章洁思女士一口气读完她的译作《女性三部曲》,发现“竟是所读过文笔最优美最流畅的,而且感觉也是最切合原文的”。好奇之下,这位翻译同行用中文还原英文,居然很容易做到,再找出英文本对照,“禁不住大声惊叹”。章洁思刨根问底,才知道父亲靳以的这位老朋友在每篇小说翻译前,都要先为孩子们讲述多遍,等到故事在脑中全部融会贯通,才拿笔写下。改革开放后,沉樱的译作终于飘过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传到内地。1982年,她翻译的茨威格小说集《同情的罪》,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版发行4.7万册；两年后,山东人民出版社再出其译作《秘密的婚姻》,首印6.4万册。之后,《女性三部曲》、《青春梦》等译作集,陆续与内地读者见面。
面对赞誉真切表白,谦和之态令人敬佩
小说、散文、翻译,沉樱在三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但在她自己看来,却依然深有遗憾。
对于早年的小说,沉樱“深悔年轻时随着写了些欧化的东西”。面对赞誉之声,她一再称,那些短篇小说“多属模仿。扬雄说,他的赋是雕虫小技,大丈夫不为也。我自己的小说只能算是历史资料”。1980年10月,她给田仲济的信中还说,“因为早年细读翻译,爱慕新奇,自己提笔竟以模仿劣译生硬笔调为能事,在文坛上混得虚名；直到中年之后,改习翻译,才知文字的艺术价值,痛悔前作。”
“我青年时代爱读文学作品,但并无要成女作家之心及努力。只是当时女作家少,别人看出奇货可居之道,大力加以捧抬,达到名利之目的。这与我性格截然不同,很起反感”,“文坛上常有文胜于质的风气,以致纸上所写,一般异于实人……请别把我二十出头的幼稚时期作为研究。虽然几个不同的时期都是我,但我总认为成熟以后的才算数”。1982年阎纯德采访准备为她写传时,沉樱这样告诉他。但沉樱似乎还是不放心,在给田仲济的信中说,自己手病日重,记忆衰退,“你大可替我写一点,别吹别捧”,“凑万把字就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中国籍女博士要给沉樱写传,她告诉女博士,“我不想出名,尤怕乱加高帽子,因为我纯粹是业余玩乐者。”
沉樱性情沉稳,不喜张扬。虽然貌美,但与同时代一些美女作家不同,年轻时留下的照片资料极少。有意思的是,194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集《无题集》中,冰心、冯沅君、谢冰莹、陆小曼、苏雪林等均附有一页“玉照”,而在沉樱的作品之前,所附的却是一幅侧面速写画像。在台期间,沉樱是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成员,同苏雪林、谢冰莹一样,被大家尊为“先生”,但她极少参加活动。
沉樱之美难以描述 美学大家曲笔绘写
沉樱之美,难以用“美丽”二字来形容。才子俊男马彦祥、梁宗岱所以为之倾倒,皆因她有着他人只可想象、不能描述的美。
台湾许多女作家都称赞“沉樱”两个字美。沉樱淡淡笑道:“你们别看我,只看我的名字好了。”她的好友、台湾一位女作家曾说:“其实,她才真美。不美于明眸皓齿,不美于婀娜多姿,而美于纯朴的衣著,温和的言谈举止。”
著名美学家、时任北大教授的朱光潜,当年也只能用曲笔来描述:“有一位朋友的太太说,慈慧殿三号颇类似《聊斋志异》中所常见的故家第宅,但是如果有一位好奇的书生在月夜里探头进去一看,会瞟见一位散花天女,嫣然微笑……我本凡胎,无此缘分,但是有一件‘异’事也颇堪一‘志’。有一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看书,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共着一盏灯做针线,一切都沉在寂静里,猛然间听见一位穿革履的女人滴滴嗒嗒地从外面走廊的砖地上一步一步走进来,我听见了,她也听见了,都猜着这是沉樱来了,她有时踏这种步声走进来。我走到门前掀帘子去迎她,声音却没有了,什么也没有看见。”文中的“凌”是朱光潜的夫人奚金吾,那时朱光潜一家与梁宗岱等北大教授同住在北平慈慧殿三号一个四合院里。文章记述的是1933年的情形。那时沉樱尚未与马彦祥离婚,时常来此参加文艺沙龙。
当时沉樱患帕金森病已两年多,极佳的修养遮没了她的病态。即使是在最为悲苦的岁月,沉樱依然沉静如水。在给信得过的亲人的私信中,她可以骂负心的梁宗岱为“恶霸”,只因为对他既爱又恨,难以放下；可以诉说亲生女儿“虐待”,皆因为一生飘零、落叶归根的惟一希望被掐断,绝望之后倾情宣泄。然而,不管是马彦祥还是梁宗岱,沉樱同他们分手时从没有吵闹过半句,只是将苦痛吞咽心中,静静地离开。
本期图片:刘愉翻拍提供 资料来源:沉樱、茅盾、巴金、田仲济、林海音、赵清阁、朱光潜、琦君、阎纯德、马思猛、梁思薇、章洁思、徐小玉、黄建华、赵守仁、陈家萍、曾琪等的文章、书信、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