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潍坊华工
时间：2012年2月26日 作者：刘愉
1917年2月，寿光尚家庄的穷小子徐伦清怀着“去欧洲发大财”的想法，从威海卫出港远涉重洋，成为一战华工军团中的一员。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共有约2.5万名潍坊籍华工，在欧洲前线承担着最艰苦、最繁重的战勤任务。他们和所有一战华工一样，用血泪、屈辱和生命，为中国赢得了一战战胜国的地位。他们和国内民众遥相呼应，迫使中国拒签了巴黎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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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山东遭地方政府抵制
一战中期，英法两国军队战事吃紧，伤亡惨重，兵员短缺，国内人工资源严重匮乏。袁世凯政府代表人梁士诒曾提出外派华工“以工代兵”，主动参战，遭英国政府拒绝。法国正想从中国雇工，双方一拍即合。后来英国避开官方自行招募华工，继任的黎元洪政府虽然默许，但地方政府认为“利少害多”，严加查禁。
各地谣言四起,昌乐出现招募华工布告
跟着洋鬼子出洋发大财,一年就成财主；那些红毛鬼是骗子,骗去当兵打仗,去了就回不来了……95年前的龙年之秋始,在胶济铁路沿线城乡传播着这样的流言。的确,不仅是流言,一些城镇街头出现了英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的告示。1917年1月,在昌乐县鄌郚镇街头,一名警员发现了张贴的《英国招募华工真诚无欺之布告》。布告首先辟谣:“近日有不法之徒为拦阻华工生计起见,曾造种种谣言,秘密运动。今将实在情形布告,使华人知晓确情,自然不肯妄信谣言,不至于自误生计耳。”布告中说明,“英国所招之华工赴欧洲分派铁路、马路、工场、矿务、船坞、农田、森林等处做工,决不派往欧洲打仗之处,及绝不招募华工充兵。”
为进一步强调所招华工不会被充兵的理由,布告谎称“今德人知已战败,故求和”,所以“打仗时所损坏之铁路、马路、桥梁、房屋极多”,“讲和之后必须从新修理,此便可知目下所招之华人讲和后必有工作”。
其实,在1916年末、1917年初,英法与德军对阵的法国北部战线正处于胶着状态。尽管协约国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但德军也并没有沦落到“知已战败,故求和”的地步。
警员揭走布告,知事不敢怠慢立即上报
此前,各县知事已经接到了山东督军兼省长张怀芝签署的密电,称“华工在外利少害多”,对英招募华工实行“密禁”。
于是,这名责任心颇强的警员马上揭走布告,报告了昌乐县知事黄春煦,黄春煦随即上报胶东道尹兼外交部烟台交涉员吴永。
当时的胶东道,辖益都、临朐以东的26个县,现在潍坊市域内地区均属胶东道。吴永接到报告后,令黄春煦“严谕华人不得应招,并派干役密查”,“招工布告一经发现,应予悉数揭去,以免诱致人民应募”,“遇有招工人到境,无论由何处委派、是有何项函件,均须一律严禁开招。倘有不遵,即行拘押,毋稍宽假”。同时,将此上报外交部。在吴永的报告中,涉及的还有牟平、荣成、文登等县。
1917年2月16日,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唐柯三反映,接到德国驻济南领事照会,称英人在威海卫拟招华工2000名编组保卫兵队,发现落款日期为“丙辰年(即1916年)十月二十一日”,盖有“威海卫华务司”印章的招工传单,威海卫附近以及高密、潍县等地有人招募华工。
允许还是查禁,外交部与地方出现分歧
对于英国在山东招工一事,外交部与张怀芝主政的山东省公署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流言背后,是英国人的“地下运作”。1916年10月,英国任命“中国通”布恩尼为“华北招募华工代表”,驻扎英殖民地威海卫,为英国在法远征军招募华工。英国的招募是避开中国政府的单方行为,北洋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干涉,张怀芝却屡下禁令,以至英方派往威海卫界外文登县的两名招募人员被扣留,引起外交交涉。到11月底,招募的第一批华工还不足40人。
得悉英国招工的消息,德国驻华公使屡提抗议,称中国属中立国,中国政府不得允许交战国在华招工。面对到处受阻的窘境,英国人只好放下架子,求助于中国政府。1907年签署的“海牙第五公约”(即《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规定,中立国对某些个人独自越境为交战国一方效力的事实不负责任。黎元洪政府一面以此应付德国,一面令外交部多次向张怀芝、吴永发电,要求“此后华工应募赴外工作,自可援照此项公约办法,一任人民自由出境,政府不加干预,以免违碍中立致遭劫难”。
对上面的电令,张怀芝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照旧向各县知事发密电,以维护百姓利益为由,继续严加查禁。对地方政府的阻拦,英国人多次向外交部发照会抗议,同时在招工布告中“强硬”宣称:“英国在威海卫租借地招工,并不在中国所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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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首倡“以工代兵” 英政府斥为“天方夜谭”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俄国出兵援助塞尔维亚。德国先后向俄国、法国宣战；因德国入侵比利时,比利时及其邻国英国向德国宣战……一战爆发不久,偏居香港从商的梁士诒就预测到,德国寡不敌众,决不能久胜,中国应主动参战。此举一可收复山东,二可帮助中国加入战后和会,分享国际论坛,参与国际新格局的建设。进入1915年,梁士诒更加确信法、俄、英等协约国必胜,主张中国要当机立断,毅然卷入。
梁士诒是袁世凯政府的大红人,先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有“二总统”和“梁财神”之称。基于自己的判断,梁士诒提出了“以工代兵”的设想,并于1915年付诸实施。
梁士诒和他的得力助手叶公绰向英国有关方面提议,中国向英国派出30万“武装华工”,驰援欧洲战场,但心怀鬼胎的英国人并不热心。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称,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纯属“天方夜谭”；英国国防部认为,利用中国人作战或做工的提议不可行。因为一旦中国由此崛起,将直接影响英国在华既得利益。
遇到挫折的梁士诒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将计划中的“武装华工”改为“华工”,转而游说法国。法国也正在考虑利用华工的想法,便立即接受梁士诒的提议,与北洋政府接洽,任用退役将军陶履德组成“陶履德招工团”,进入中国。为避免给予德国任何口实,梁士诒与中国实业银行行长王克敏设立惠民公司承揽招工具体事宜。1916年5月14日,惠民公司与陶履德招工团签订合同。6月6日,袁世凯病亡,梁士诒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逃避香港,并没有影响华工招募。7月20日,在天津招募的第一批华工1700多人出海。此后,又在香港、上海开招。随着战争的深入,英军伤亡惨重。英国当局重新考虑招募华工,但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提出战后利益问题,不愿与中国政府正面接触,便以其租借的威海卫为基地,自行运作招募山东劳工。
捧出诱人蛋糕忽悠老百姓
地方政府到处查禁，老百姓心有疑虑，英国人为此绞尽脑汁：开出诱人条件吸引，承诺不上前线打仗，免费发放钱款……甚至连传教士也被发动起来，帮他们招工。连年水旱虫灾，加上战事袭扰，百姓贫困潦倒，生计艰难，饿毙、自杀者不计其数。这些招数，“打动“了绝望无助、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困乡民。
一个月的收入,能买两千多斤高粱
在昌乐查缴的招工布告中,英国人给赴欧华工开列了优厚条件:“工人每名月领工资12元。每名工人工资以外另有家属养家费,月付10元。除工资养家之款以外,工人临起身时,每名给安家费20元,此款将来亦不扣还。”
这里所说的“元”,是当时的银元。泰安的一位华工曾在他的回忆材料中称,当时“十元足能籴一千多斤高粱”。
1名普通工人,每月收入22元。照此计算,1年收入264元,大约能买2.5万斤高粱。如果每人每年按消费500斤高粱计算,1人能养活50口人。按照1名壮劳力养活4口人,在外华工1个人就能抵顶国内12个劳力还多。若被选为工头,每月收入高达33元,其中工资18元,养家费15元。
除此之外,华工还享有多项福利:从威海到欧洲往返路费,均由英国政府出资；吃食、冬夏衣服、住房、柴炭、灯火以及医药费等,均有招工局备付,分文不用个人承担。
如果“穿越”到今天,1个农民工工资按月收入2000元计,1名普通华工顶国内12个农民工,月收入高达2..4万元,1年接近30万元。
连年灾祸致贫,有人生活无望自杀
一年就能成财主,这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乡民来说,确实是一块无比诱人的“洋蛋糕”。
那几年,山东连续遭遇水灾、旱灾、虫灾,今属潍坊地域的各县,受害尤甚。1917年6月21日北京《晨钟报》以“山东各县苦旱之惨状”为题,刊发报道:“潍县通信云:本县小麦无收成之可云,农田大部分所得者仅足敷种子之用,且有毫无所获者”,“人民现多患饥,间有因饥而自尽者。”
据报道,潍县城内与周围农村,浇灌和饮水均依赖白浪河水。由于持续干旱,河水已涸,百姓便在河道内挖井,深达数尺,才见“水少许”,“若再无雨,恐此少许之水亦不可得”。城内原有的水井,水黑而臭,仅能用以洗衣涮物,如饮用,“则必有疫患继之而起”。
灾害频发,兵祸又至。1916年5月,讨袁(袁世凯)军队攻克潍县、昌乐、安丘、益都、寿光、高密、诸城各县,仅在潍县城,几千人的队伍驻扎半年多,耗费地方粮款无数。加之兵员素质良莠不齐,军纪松弛,作风较差,时与地方发生冲突。《申报》载,昌乐县民团曾与讨袁军队发生激烈冲突,80余村5000多人卷入,乡民死伤无数,房舍尽付一炬。田地荒芜,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晨钟报》曾报道,有某甲因为生计艰难陷入了绝望,将砒霜掺入饭中,全家人一起服毒而死。
笼络百姓应招,设招工点每天发钱
“山东省连年遭水旱虫蝻兵火各灾,今英国肯出重资招募华工,能使贫苦之地,变为富足,贫穷之工人,既可生财,其家属又能享福,甚盼华人切勿妄听谣言,自误生计。”在威海卫长期生活的英国人,算是吃透了山东的“省情”,摸准了老百姓的“脉”,在他们雇用中国“高参”拟就的《英国招募华工真诚无欺之布告》中,这样忽悠贫困无助的山东百姓。
为笼络人心,英国人也确实花了一定的本钱。据记载,他们在坊子设立招工点,每天向贫苦民众发款数千元；在安丘、昌乐、潍县,也同样设点,每天发款达到四五千元。
为了尽快招募到华工,英国人发动了他们在山东的传教士。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唐柯三曾在一份报告中反映,“潍县坊子一带有英教士招募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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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力壮肯吃苦 英方相中山东人
法国在中国招雇华工,早于英国半年,主要在天津以及香港、上海等地南方省份招工,而英国则将招募地选在了山东。英方之所以选择山东,除了拥有租借地威海卫的便利条件,山东人口稠密、易于招工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中了山东人的体质和性格。早在招募计划实施之初,英国政府曾拟定香港为招募地,并责令港英当局开始暗中操作。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英国驻北京军事参赞罗伯逊一致反对,认为南方人瘦弱矮小,其体质难以适应欧洲的寒冷气候。罗伯逊有言:“欲得华工最优良之效果,必知华人性质及其能力。北方民性柔和,精神强悍,能耐寒苦,法国气候颇与相宜,若能使华工起居饮食与中国相近,必能收华工最良之助。”
长期驻扎威海,使得英国军方有关人员对山东人的素质有较深的了解。英国租借威海卫后,马上组建了一支1300多人的殖民雇佣军,兵员来源于山东及附近的北方省份。这些以山东人为主的北方兵士,“守纪律,听指挥；能吃苦,不怕死,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管饱就行”。他们由此得出结论:“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山东人都是最优秀的士兵,最优秀的男子汉。”
山东人体格健壮,性格朴实,不仅能承担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容易满足、便于管理。所以,英国政府接受了朱尔典、罗伯逊等人的建议,取消在香港招募华工的计划,将招募点移到山东的威海。
英方在威海卫开招华工半年后,法国也将目光移到了山东。负责为法国招工的惠民公司在青岛设立分公司,从1917年8月到12月,分三批向法国航运华工4418人。一战期间,法国招雇华工3.2万人,从山东招募华工占总数的15%左右。
英国在华招工晚于法国半年,却后来居上,总计招募华工约11万人左右,是法招华工人数的4倍。据有关资料分析,这11万人中,山东人约有7.5万,约占总数的70%。
英、法两国招募的华工,绝大多数被送往法国和比利时前线,为在法英、法比(比利时)边界战场抵抗德军进攻的英军和法军服务,1万多名华工被美军借用,少数被送到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
怀揣梦想离开故土求生计
明知去外国战场做工会有生命危险，明知“被骗去打仗送死”并非全是谣言，但为生计所迫，这些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贫民，还是禁不住诱惑，做出了冒险的选择：与其在家饿死，不如出去赌一把。在中国百姓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春节前后，他们泪别扯襟抱腿的父母妻儿，去追寻那个遥不可及的“发财梦”。
去欧洲发大财,17户人家的小村一次走七人
1917年春节期间,徐伦清听邻村开杂货铺的张桂林说,他到潍县办货,见坊子有英国人招华工的告示。每月20元现大洋,到欧洲只干活不打仗。
此消息如同天上掉下个大白馍馍,让这个19岁的穷小子兴奋不已。同伙伴们一说,大家纷纷嚷着要去。你传我,我传你,在寿光县尚家庄这个不大的村子,就有30多个青年想去报名。
“去欧洲发大财!”诱惑人心的消息随走亲串友的乡亲,在四乡八村传扬开来。临泽、垒村、孙云子、马范……周围二三十个村,哪个村也有不少人要去。
徐伦清下定了决心,可一琢磨,自己年龄不够啊。同伴徐连东说:“你个子大身板壮,瞒上两岁不就行了!”第二天清晨,他带上干粮,与同村的七八个年轻人,急急忙忙地朝着潍县方向奔去。
尚家庄在寿光西南部,一路东行,徐伦清和伙伴们遇到不少前去报名的。有邻村杨家、曹家等村的,也有寿光北部王胡城、俎家庄的,还有寿光西部埠西的,人越聚越多,形成了一只浩浩荡荡的队伍。
从寿光北部半截河村赶来的杨叙之是个教员,能说会道。他说,抛弃教员不干,决心到西欧去开开眼界,学点先进东西回来,对国家或许有点用处,过去到国外留学还得自己花钱呢。听了这话,大家伙儿的决心更大了。冬季冷清荒凉的田野,被这群充满憧憬、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搅热了。
日落时分,徐伦清一行气喘吁吁地赶到英国招工局坊子办事处。此时办事处已经关门,他们顾不得寻找落脚处,簇拥着杨叙之读招工告示。
次日早上,招工办事处门还未开,应募者早在门口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一一问明姓名、年龄、籍贯、家庭人口、家长姓名,以及应募的想法、家里是否商妥、如何对待伤亡等。徐伦清年龄不够,心里一个劲儿地直打鼓。工作人员再三问年龄多大,他壮着胆连说了几次“20岁”,总算过了关。登记完毕,每人发给一张介绍卡,让他们在室外等候,凑足一车,到潍县乐道院检查身体。
徐伦清、杨叙之他们,应当是英国人从山东招募的第二批华工。在所有批次应招的华工中,像杨叙之这样为“开眼界、学先进、报国家”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应募者,皆为生计所迫。
奎文区大虞街道陈家村,当年是一个靠租种别人土地生存的佃户村,村民交足租子剩下的一点粮食,刚刚熬过冬天,来年春荒,多数人家揭不开锅,不得不拖上打狗棍外出讨饭。听说去外国做工不仅能养活全家,还能发大财,这个17户人家的小村一下子出去了7人。
村民崔连昭兄弟三个,他是老大,因为家里穷,30多岁还没有说上媳妇。为了全家生计,顾不上危险不危险,崔连昭泪别家人,决定去外国碰碰运气。
同村的刘清起出国时已经40多岁,家里有4个孩子,年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只有3岁。全家人就靠他一个壮劳力,老大刚刚能搭个帮手,底下的几个嗷嗷待哺。家徒四壁,粮瓮见底,衣裳补丁摞补丁,锅里汤汤水水,吃了上顿没下顿。尽管老婆哭成了泪人,刘清起还是牙一咬心一横,与几个乡亲一起走出了家门。与崔连昭、刘清起同去欧洲的还有徐光凯、刘清安、刘丰国、张子美、刘清连。乡亲、熟人之间的感染,在华工招募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寿光的西岔河一村,就有20名青年当了华工。
清晨假装拾粪,瞒着父母和妻子偷偷离开家
在赴欧的华工中,有不少是瞒着家人,偷偷出走的。一天早上,寿光县城北延家庄子一农户家中,儿子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出门拾粪去了,母亲生火做饭等待儿子回来。日头开始爬高了,仍不见人影。母亲慌了神,撵着家人赶紧去找。在离村不远的路上,发现了熟悉的粪篮子和粪铲,人却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他去欧洲当了劳工。
这个不辞而别的儿子,名叫延士祯,这年刚满20岁,结婚仅两年。
早年,延士祯祖父逃荒要饭流落到此,安家落户,靠给地主看坡、种地为生。到了延士和、延士祯兄弟这一辈人,家境更为贫寒,还常遭到坏人的欺凌。为养家糊口,年已四十的延士和去法国当了劳工。半年后,延士祯也想去,遭到家人反对。在家里吃不上饭,不如出去闯闯,拿定主意的延士祯才决定偷偷离家。
锐器乱扎鞭子抽打 招工体检使出歪招
徐伦清第一次坐汽车,感觉像飞一样。他与伙伴们挤在敞开的车厢里,冷风刺骨,赶到潍县乐道院,浑身早已让寒风吹透。乐道院由美国传教士创办,医院、学校等一应俱全,乐道院医院是潍县及周围地区最早,也是惟一的西式医院。
招募华工体检的项目包括身高、体重、五官、内脏等,逐项进行检查,填入表格。这一切,让这些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字不识一个的庄稼人感到新鲜和茫然,杨叙之成了他们的主心骨。检查完毕,医生在他们胸前写上一个“A”字表示合格,不合格者写“B”。体检合格后,他们乘车赶回坊子办事处签合同。
合同是早印好的,坊子办事处工作人员念给徐伦清他们听。徐伦清记得,合同内容与告示上说的差不多,其中的两条反复地念了好几遍。一条是中国工人绝不用于任何战事,仅从事工农业生产,急需时可作战地后勤；另一条是中国工人一经雇佣,必须坚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尊重所在国的风俗,若有违规,则给以严厉惩罚。合同一式两份,徐伦清逐一按上手印,双方各存一份,然后办理首次安家费。签完合同,工作人员领他们到集结地集合,待命出发。
在前面提到的《英国招募华工真诚无欺之布告》中,曾写明“身体强壮者,自得收用”。因为开始招募难度较大,头两批华工的条件并不是十分严格。及至后来,凡查出患有眼炎、龋齿等在中国人看来不算“病”的小毛病,也不予录用。不仅要求他们身体健康,还要有耐受力。为此,招工人员想出了一些歪招。
延士祯是1917年夏应招的。据延士祯回忆,他们这一批体检是在潍县廿里堡的体检站,延士祯查了三次才验上。体检时,工作人员用锐器往他们身上到处扎,或使劲地用鞭抽打,看是否能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就过不了关。
漂泊数万里绕地球近一周
德国潜艇的围追堵截，风浪的袭击，晕船与饮食不适，生理和心理疾病的威胁，使华工的海外追梦之旅充满了变数。日夜漂泊于茫茫大海，初次远洋的新鲜感顿然消失。病痛的折磨、思乡的愁绪，眼见同伴因病不治而亡后抛尸大海，这些从没有走出过黄土地的乡民几近崩溃。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跳海自尽。
为躲潜艇袭击,新路线行程长达两个月
徐伦清等人在坊子等待3天后赴青岛整编、集训。2月4日(农历正月十二),徐伦清与1300多名华工乘帆船到达威海。据烟台交涉员吴永呈报的电文记载,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九),英招第二批华工2100多人出发。这2100多人的队伍中,就有徐伦清和他的乡亲们。
此前的1月18日,英招首批华工1800人由威海出港。因为是在地方政府的极力反对和阻拦下招工的,英方保密措施极严,直到1个多月后,中方才获悉此事。
徐伦清他们出航没多长时间,北洋政府外交部收到驻法国公使胡惟德来电:“法国利民公司所招华工900人,乘法邮船于1917年2月17日在地中海被德潜艇击沉,500多人遇难,救起者仍赴法工作。”这批华工,大多数是广东人。
徐伦清所乘轮船已漂泊海上,不可能再临时改变航线,也没有资料证实英方曾经试图改变路线。毫无疑问,这艘载着2100多名华工的轮船,随时面临被德潜艇袭击的危险。
他们这一批走的是前期航运路线:从威海卫转走香港、新加坡、印度、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入红海,直达法国马赛港,再乘火车到里昂。
“地中海事件”发生后,为躲德潜艇袭击,英方于3月份调整了航运路线,经日本海走太平洋,转道美国、英国至法国。根据临朐籍华工马春苓的日记,我们可以画出更详尽的路线图:
第1天,从青岛港启程东行；第3天,在日本长崎停泊；第20天,东行至加拿大海岸,登陆温哥华岛；第36天,再次登船东行4小时至温哥华海关,次日换乘火车东行；第46天,下车登船,在军舰护送下东行；第57天,在英国利物浦港下船,换乘汽车南行,次日下车步行十多里至口岸,乘快船东渡进入法国；第59天,换乘汽车到达英国驻法华工总队分发处。
赴欧前,马春苓为临朐一小学教员,其万余字的《赴欧杂记》,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走这条新路线,耗时两个月,几乎绕地球一周。
各种疾病威胁,因无条件治疗病死途中
从3月份开始,除了威海,英方又增加青岛港为出海口。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英国招募华工得到公开支持。山东省公署撤消了阻止英人招工的禁令,并在外交部的支持下,与英方不断交涉,对其招工合同条款进行修改补充,特别是“地中海事件”后,增加了死亡抚恤金的条款。8月14日,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英招华工的力度加大,法国委托招工的惠民公司也进驻青岛。此后,青岛成为华工赴欧的最大出海口。
改变航线后,华工赴欧航程成倍增加。茫茫海上漂泊数万里,晕船、饮食不适、风浪与疾病的威胁如影随形。对这些从没有离开过家门的华工来说,生理和心理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马春苓是华工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抱着“增军事之新学识,得偿游历之夙愿”,且为一战作贡献的美好理想,远赴欧洲。途中,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日记中写道:“惟见碧浪滔天,弥望无际,岛屿不见,飞鸟绝迹,彤云密布,朔风砭肌,直令人惕然而惊,亦惨然而凄。惟伏处仓中,欹枕长卧而已。”在他身边,“呕哇昏倒,呻者吟者,叹者泣者,愁惨之声,满仓皆是”。
也就是在这年的4月11日,昌邑县杨家楼村的杨福林病死海上,史料记载是“患疯症”。有的华工禁不住苦痛折磨,无奈跳海自尽。
即使是经过严格体检、身体倍儿棒的小伙子,也经不住“折腾”。中方随行人员潘莲茹报告,此批华工登岸后,经检查不少患有眼疾、热症、脚气病、胃病等,因初次出洋,语言、风俗习惯不同,动即生疑,常多误会。籍贯益都县下黄山子村的王佩生,患胃病入院后病亡。
还没有工作赚到“大钱”就病亡的,不是个例。临朐咸富楼村的郭德祥、安丘郑家河村的刘凤祥,先后于1918年7月6日、8月9日在英国利物浦的一家医院病故,致死疾病分别是“偻麻质斯热病”和“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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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华工十四万 潍坊劳工两万五
究竟有多少华工远赴一战战场,至今没有一个十分准确的数字。14万,近年来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那么,山东华工有多少人?威海市档案局原局长张建国通过多方资料分析论证得出结论:8万多人。在这8万多名山东华工中,法国通过青岛惠民公司招募4400多人,英国在山东招募7.5万人,天津惠民公司和其他公司招募的华工中尚有少数山东人。
张建国从事一战华工档案征集和研究工作多年,其研究成果应当是比较可信的。有了这个数字,我们通过资料分析,可以大致推算出潍坊籍华工有多少人。
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美国卡拉玛祖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整理的《一战英招华工死亡名录(1917—1920)》中,记载山东籍华工1388人,其中潍坊地区的514人,占37%。如果以山东华工8万多人为基数,按此比例推算,那么潍坊籍华工应当是3万人左右。
这样推算是否合理?在这份名单中,死亡华工2399人,除去不明籍贯者418人,籍贯确切的共1781人。山东籍1388人,占77.93%。以此倒推,当时英招华工大约为10万人,山东人按占77.93%推算约7.8万,与张建国所说的7.5万相差无几。宏观而言,用死亡华工籍贯人数的比例这样推算有一定的道理。
这样推算出来的3万左右潍坊籍华工中,目前来看,有少部分是现在潍坊地域之外的。因为在行政区划的变迁中,当年益都、寿光等县的部分村庄划归了潍坊地域之外的县市。
另外,丁叔言曾在《五十回顾》中称,“潍人应募者约三四千人”,此时丁叔言30岁左右,已是活跃潍县政、商界的名绅,这个数字也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当然,由于当时统计的困难,可能还有不少华工并没有计算在内。胶济沿线地区,是英、法招募华工的主要地域。按此数字推算,加上昌乐、寿光、临朐、昌邑、益都、安丘、高密等7县,保守的数字也在2.5万人以上。
由此可得出结论,一战期间潍坊籍华工人数,如取整数,2.5万应是较为准确的。
枪林弹雨下筑战壕运武器
尽管英法招工时与华工签的合同中讲明不参与战斗，事实上华工所从事的工作是在战斗的最前线。挖战壕、筑工事，运粮草、送弹药，清战场、埋尸体，开矿山、伐森林，制武器、造军火……法国北部战线，华工们于最艰苦、最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着最繁重的工作。凡战争需要之处，无不有华工的身影。
肉搏战刚结束,冒炸弹袭击垒地堡送弹药
和徐伦清同一批到法国的徐连周、姚玉松,来到法国东北部英军阻击德军前线,负责抢修战壕。德军飞机、大炮一轮轮轰炸,英军蜿蜒千里的防线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第一次临近前线,距离防线仅几百米的华工惊呆了,徐连周感到耳朵快要被震聋了,巨型炸弹“像农村打场的石碌碡,连续降落,一爆炸地上就有三五米深的大坑,飞起的土块冲出二三十米远”。
炮声响过,英军士兵在焦土中进行阻击,与敌肉搏。德军被击溃,徐连周他们立即冲上去,眼见自己曾经修筑的战壕被炸得一塌糊涂,到处尸体狼籍,令人胆颤。
短暂的惊骇与恐惧之后,他们开始扛木棒,运秸秆,背沙袋,加紧整修战壕、地堡。头顶上,不时有敌机掠过,漫无目的地进行轰炸,华工们有的被炸飞的土块击倒,有的被弹皮穿伤。徐连周亲眼看到有华工被炸死,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延士祯的情况要稍好一些,他属于法招华工,被分配在位于法国勒阿弗的183队,负责运送军粮。他们将后方运来的面包、饼干、罐头等食品装上火车,然后押送前线。劳工们工作繁重,每天配给的食品不够吃,有时饿得头晕眼花。
同样押送过军粮的寿光华工王云回忆,一段时间雨水较勤,战壕附近经常一片泥水,用车推上百多斤重的货,走起来滑滑擦擦,东歪西扭,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若是食品上沾了泥就要挨骂。
来自山东的华工不仅老实、能干,而且聪明、智慧。寿光杨庄的姚光燧等人为法军运送弹药,他们从船上卸下货,再搬运到车站装火车或卡车,运往前线。最大的炮弹有水桶那么粗,两个人才抬得动。从卡车上卸下大号炮弹时,一个人扛不动,人多了又围不上,用力费时,十分不便。姚光燧记得,有个寿光华工找来一块长木板,一头搭在车上,一头放在平地上,由两人把炮弹放上用手扶着往下滚,省工省力,效果很好。负责此事的法国军官见了,大加赞扬,给他加发30法郎。
当工人也危险,躲避空袭一夜转移好几次
部分被分配到工厂做工的年轻人,暗自庆幸自己“命好”。这里的确如招工时所说,见不到硝烟战火,不用日晒雨淋,没有性命之忧。更重要的是,在工厂里能学到“武艺”。回国后,这手技术就有用场了。
现实并没有如此美好。马春苓所在的工厂位于法国加莱省,远离前线100多里。马春苓满以为在此不会遭受“子弹之险”、“颠沛之苦”,岂料德国飞机时常飞入内地,对后方军营、粮弹仓库、军械工厂等进行轰炸。
德机来袭,英法部队或派机阻击,或用炮空射,袭击与反袭击,“弹壳如雨,为害最烈”。马春苓所在工厂各营地只好挖地穴暂避,常常一夜之间,到处躲避数次。在这里做工大半年时间,“未尝解衣而寝”。他在日记中悲叹:“呜呼!日营工作,筋疲力困；夜避飞炸,心惊胆裂；回望祖国,关山万里……其苦况诚不忍言。”
起初,德军飞机来袭时,从没有见过这种新鲜玩意儿的华工往往聚拢成堆看光景儿。当铺天盖地的炸弹落下后,他们全懵了,眼见同伴被炸飞,有的华工吓疯了。据资料记载,英国军方曾专门为华工建了一个疯人院。
后来工厂迁移到离战线更远处,德军飞机难以飞临,马春苓才得以“安枕而卧”。即使如此,当工人也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轻松,实际上比在日头下握锄把子好不了多少。
寿光北孙云子村的郑兰亭在工厂里搞搬运,他将沉重的原料运进车间,再把成品运出,堆成垛,苦累难耐。他身边的那些翻砂工,更是脏累。夏季炎热,翻砂车间如蒸笼,衣裳如同水浇。
工厂的轧钢车间,温度更是高得吓人。大条钢出炉时,赤红灼热,迸着火星,工人戴着石棉手套,迎着逼人热浪,用长钳扶住进行压轧,一不小心就会被热钢灼伤,烫坏皮肤、被机器截断手指的事时常发生。工人在高温下来回奔忙,工装被迸溅的火星烫出许多小洞,汗水浸透又沾上污垢,粘在身上十分难受。一天下来,这些强壮的小伙子累得几乎走不成步,只好相互搀扶,拖着身子蹒跚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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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编号带手镯 他乡异域遭歧视
从雇佣之日起,英法两国就对华工采取军事方式管理。抵达法国之前,英招华工必须按指模,并佩戴一刻有中英文号码的铜牌或手镯。从此,华工的名字“消失了”,代之为一串冷冰冰的阿拉伯数字。譬如,延士祯的号码是132133。至于他们的名字,对雇佣他们的“洋主人”来说是不重要的。
即使是英国人所撰写美化他们招工的文章,在写到威海卫华工集合地时,也用了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苦力收容所。从收容所到登船,其间检查、集合、训练、发薪等每一个环节,都是以号码来称呼华工的。
进入法国,华工一律按照军事编制生活,在华工营中,15人编为1个班,3个班为一排,3个排为一连,3个连为一营,由英国或法国军官管理指挥。他们规定,华工只能穿统一配发的工作装,不得着平民服；禁止进入各种咖啡馆、酒吧,每日收工后大多被严格限制在营地内。华工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形同囚犯,且经常遭到辱骂、殴打。带工出海的汤姆·布瑞森曾放言:“你对中国佬越好,他们越不买你的账,因而决不能善待……”
延士祯的哥哥延士和被分配在船上工作,平时不经批准不能上岸,生活条件极差,工作环境恶劣,还不时遭队长打骂,猪狗不如。50年后,法国地方报纸《皮卡尔通讯报》刊发文章,通过对当地当年见证人的调查,披露了那段历史:“真恐怖,先生,我们看见看守者与警察像打狗一样地打他们。把他们的鞋子、衣服脱了,然后按躺在桌子上,用鞭子抽打,直到浑身血淋淋,再拿刷子与热水刷他们……”
连华工的通信,也受到英国军方的管制:所有华工的信件,都须经法国战区英军总部的华工邮局检查,然后打包寄到英国国防部在中国的招工代理处。
相比而言,法国人对待华工要略好一点。法招华工多在后方军工企业做工,中国正式参战后,法国才公开派遣华工到战场附近工作,而英招华工几乎全部在前线工作。不幸的是,在法国战场的8万多山东华工,90%以上是英国招雇的。
潍籍华工捐躯者成百上千
在战火纷飞的法国战场，超负荷的劳作、极为恶劣的环境，疾病、工伤、德军的袭击，不断吞噬、剥夺着他们年轻的生命。英、法方面现有资料，已找到2000多名一战期间死亡华工的名单，其中潍坊籍514人。有关专家分析，死亡华工当在2万左右。照此推算，潍坊籍华工捐躯者多达数千名。
德机空袭,一天四潍坊籍华工罹难
安丘凌河的孙业德在法国北部城市敦刻尔克工作,他与同伴们住在城西,离作战前线30多里。1917年9月1日,德军飞机突然来袭,孙业德等7名华工不幸遇难。7人中,有4人来自现潍坊地区。资料记载,孙业德的编号是20520。其他3名遇难者分别是,韩立先,安丘石集人,编号为20546；张元庆,临朐吴家道口人,编号为20656；高成之,寿光高家庄人,编号为20888。
3天后,诸城相州的张洪魁、昌乐鄌郚的曹喜周在附近城市加莱遭空袭遇难。一月之内,在敦刻尔克和加莱等地工作的华工,29人在空袭中死亡。中方随员潘连茹进行交涉,英方答应在距战线较近的敦刻尔克、加莱等地,挖掘“弓”字型壕沟,垒上沙袋,并及时组织华工隐蔽；几个队同在一处居住的,分散扎营,房顶及周围“以云彩形沙土状作迷惑”,以免德军飞机侦知。
即使如此,华工遭袭死亡的消息还是不断。1917年11月15日,安丘杨家庄的郭玉喜、昌乐赵家庄的赵秉文、潍县山后王家的王章以及益都的刘秉奎,再遭德机袭击而亡。之后,英方竟然想出了一个弱智的招数:对在危险地区工作的华工队进行轮换。但不管如何调动,遭袭死亡的还是中国人。1918年3月21日,来自潍县赵疃村的叶开王等人,在加莱罹难。
回国途中,病发不得医治葬身大海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以英、法、俄、美等国组成的协约国宣告胜利,熬过数年的华工终于看到了归国的希望。12月1日,马春苓登上回国的轮船。风和日丽,马春苓漫步甲板,但见“歌者舞者,弹者鼓者,欢娱之声,彼此相闻”；登上船头,远望天际,顿觉“胸襟畅适”。俯视海面,见“群鱼跃出,飞行水面”,马春苓联想到荀子《劝学篇》中“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鱼出听”的典故,叹道:“动物亦与人同乐,往往然也。”
从这年底开始,包括徐伦清、延士祯、刘清起在内的大多数华工相继回到家乡。崔连昭却在向前线运输物资时被炸身亡,与众多在欧战前线或后方献身的同胞一样,魂落异国。
踏上归程的华工,并不都像马春苓、徐伦清他们那样幸运。当初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体魄强健的中年人,不少落得满身伤病,再也熬不住远途漂泊,还没有眺望到祖国的海岸,便在希望与绝望交织中撒手海上。
在外交部有关档案中,记载着部分返华途中病故者的名字:杨东山,寿光齐家庄,1919年3月29日死于肺痨；刘文正,昌乐刘坤家庄,3月30日死于肺痨及脑膜炎；魏永庆,临朐庞峪,4月3日死于肺痨及腹膜炎；王友焕,潍县坡庄,4月16日死于痢疾……据不完全统计,华工归国途中死亡人数比赴欧途中高出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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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部分潍坊籍华工亡者名单(一)
说明:此名单据徐国琦译《一战英招华工死亡名录》和中国外交部有关电文整理而成,按籍贯分列,以姓名笔画为序。部分姓名在原件中即译成英语,用汉语拼音书写,无法准确翻译,只好照录。
英、法方面现有资料,已找到2000多名死亡华工的名单,其中潍坊籍514人,接近占死亡华工总数的1/4。据有关专家分析,一战期间死亡华工在2万人左右。如果按照此比例推算,潍坊籍华工捐躯者多达数千名。
益都(170名):丁俊生、卜显吉、于绍经、马树春、王五堂、王凤林、王化营、王文富、王本孝、王礼生、王守仁、王怀先、王京安、王佩生、王茂阳、王相维、王维立、王福祥、王锡珍、王德三、冯其云、田立本、白大锡、白玉秀、任智安、关长孟、刘云清、刘长胜、刘世诚、刘多实、刘希桂、刘怀川、刘连增、刘秉奎、刘绍庆、刘绍良、刘保忠、刘美景、刘桂洪、刘福田、刘德全、孙开升、孙世向、孙怀义、孙连元、孙茂营、孙福荣、安龙信、曲泮孝、毕玉坤、许重山、闫大立、闫云会、闫永典、吴永祥、宋致祥、张义德、张云发、张丕荣、张世有、张乐训、张玉盛、张立成、张兴、张庆云、张纯富、张和、张树梅、张贵臣、张贵武、张选义、张鸿兴、张惠林、张福全、张福恒、张福荣、张德顺、李万林、李义、李凤仁、李曰玉、李长汉、李本祥、李会田、李全德、李守珍、李有春、李国修、李奉先、李修玉、李钞、李振标、李桂芳、李祥云、杨明起、杨载汉、杨鸿德、杨德增、苏文爱、谷建明、闵继孝、陈九山、陈善庆、周连征、周茂林、周思信、孟光全、孟夏茂、庞瑾、房德明、侯恩才、姜大有、宫云昌、宫兴道、赵义、赵中元、赵书升、赵玉美、赵玉璧、赵延和、赵和顺、赵起兴、赵清云、赵德祥、郗兴芬、郝凤阁、贾春堂、贾盛堂、郭文修、郭兴长、郭焕武、高凤岐、崔文福、崔长生、崔同春、崔安仓、崔绍孔、崔常敬、盛化有、傅克增、傅裕侯、葛仪远、董世修、董保善、董喜成、韩文庆、滕继光、潘东理、冀森、魏振干、JiaoXing、JieYounian、KaoLizheng、LiShida、LiuChuanchun、LiWangqing、LiZhenfa、SuZhiyu、TianXiaozong、WangHuijie、WangWenkui、XiLiansheng、XuQuangde、YangChengde、YuanZhaohui、ZangDezhong、ZhaoHao、ZhaoTingliang、ZhouZhizheng、ZhuJinming。
潍县(59名):丁长增、丁春年、马九龄、马鸿祥、亓善元、王世修、王传典、王在洲、王存江、王守德、王有焕、王西林、王易震、王章、王德功、冯国林、叶开王、刘启鸿、刘锡鸿、朱梦祥、牟景顺、齐云升、位有来、宋希孔、宋锡朋、希丰彩、张木端、张玉恩、张吉、张贵文、张清廉、张殿柱、李仁发、李祥年、季乃武、茅济、郎丰和、郎会绪、郎会然、徐玉声、徐光才、徐寿坤、郭鸿福、郭殿策、郭锡见、高松林、崔连昭、崔保廷、曹名阁、隋中文、黄锡顺、韩义章、谭丰升、GengYuzeng、HuangKaiye、HuHaoling、LiHengxing、SunDefa、ZhangYanzhi。
昌乐(36名):丁同义、丁诚信、刘升富、刘文正、刘华臣、刘成海、刘维和、刘喜兆、刘喜清、刘蜜香、刘墨林、张小功、张溪、李作楫、李福臣、杜升胜、杜文德、杨文步、杨乐堂、赵邦贤、赵秉文、郝思余、徐允成、贾广增、曹喜周、萧希禄、黄子春、葛振坛、ChangDianqi、ChangXuezhou、CuiRenzhi、GaoJidong、GaoXitong、LiuHuaibai、WangKaishu、ZhaoYouhao。
安丘(46名):于小汉、于训、于延书、于成、马元文、马迎路、牛祥义、王五、刘凤祥、刘心田、刘鸿凤、孙士元、孙小盆、孙元宾、孙六、孙业德、吴春盛、宋连升、张书增、张元庆、张乐年、张延辉、张学、李乐封、李克升、李希庆、李希武、李蓬龄、李德顺、邹天增、陈子玉、陈家浩、周福田、郑茂元、宫存贵、殷思敬、秦梦之、郭汉臣、郭玉喜、商景方、董希公、韩立先、韩思义、解德中、SuShouchuan、ZhangYunchou。
他们的特殊功勋永载史册
华工为一战协约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功勋。蔡元培喊出“劳工神圣”这一破天荒的口号，表达对参战华工的感激之情；李大钊称赞：“一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这些以被中国人轻视、外国人践踏的苦力组成的平民英雄集体，用血泪、屈辱和生命，为中国争来了在巴黎和会上的地位。
华工血和泪,换回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回国之前,一位法国官员对徐伦清他们说:“中国兄弟们,打德国疯狗,你们流了汗,出了力,做出了贡献,我们都感谢你们。”一华工营英国指挥官坦承:“毫无疑问,这些来自中国山东的华工移民,将在这次大战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但这些基层官员的观点,并不代表当时英、法等大部分协约国的主流意识。战后不久,西方一篇报告竟然称,华工为欧洲带来“西班牙流感”,对协约国有害无利。1919年出版的《皮卡专刊》大量报道华工是“盗窃犯”、“流浪汉”,《北方觉醒》则称华工为“黄祸”。
此类看法直接影响着华工的命运,延士祯归国途中差一点被转卖。当载有1200多名山东籍华工的邮轮进入印度洋,驶向南非的好望角时,有机敏的华工及时发现,大家合力与船上的法国人斗争,迫使其改变航向。原来,他们在启程前就听到风声,有将华工转到南非挖金矿的企图,心中早有准备。
将华工压榨得“毫无价值”之后,便鸟尽弓藏,弃之如敝履,是这些一贯标榜“正义”、“公平”者的丑恶嘴脸。这种嘴脸在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表现得更为露骨:英国外相巴尔福称中国对战争毫无贡献,“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中国代表顾维钧厉声反驳:“14万多华工在欧洲战场浴血奋战,有谁敢否认他们的贡献和作用?”
14万华工的汗水、血泪和生命,为中国作为参战国在巴黎和会上赢得了发言的机会。然而面对强权,中国的声音太微弱了,此后出现了更为丑恶的一幕:日本借美、法、俄等国的支持,以强盗逻辑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
徐伦清他们奔赴欧洲战场经过的胶济线,眼看从一个强盗手中落入另一个强盗的魔掌。消息传到国内,华夏震惊。随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喊出“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顾维钧愤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终使山东问题成为“悬案”,为两年后开始收回山东主权赢得了机会。
八十年之后,法政府建起华工纪念牌
马春苓回到家乡后,又干起了老本行:教员。徐伦清、延士祯、刘清起,这些朴实的农民,回到了生活的原点。他们企望的发财梦并没有实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贫困和饥饿依然纠缠着他们。
有关调查资料标明,并没有发现有华工从贫民一步跃为地主的。
极少数有知识的华工,或投身革命,或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潍县大常疃村的张雪岩,1919年回国后曾担任英文教员、公司职员,后参加北伐、做过《田家半月刊》副总编辑等。1946年当选为九三学社理事,1947年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而赴美国,新中国建立前夕返回祖国,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正值为国家做贡献的壮年,张雪岩于1950年病逝。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14万华工回国的大约11万人,有3000多人留在了法国。寒亭二村的徐明亭留法后开起了茶馆,当时在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曾以他的茶馆作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聚会场所。
还有不少华工带着满身伤病回家,不久就病故。
此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些普普通通的华工被人们遗忘。直到1988年,法国政府才公布有关华工的档案；10年后,在巴黎13区华人社区中的鲍德里克尔公园为一战华工立了纪念碑。2002年清明节,法国总统希拉克派代表参加了在努瓦耶勒市诺莱特一战华工墓园举行的首次公祭活动,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参加并讲话,并为公祭活动致信。从此,清明公祭一战华工成为法国华人社团每年必办的大型活动之一。
2008年清明节和11月,法国有关方面先后在诺莱特华工墓园、鲍德里克尔公园公祭一战华工,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出席公祭仪式并致辞；2010年5月,比利时一战华工纪念碑在坡泊林市落成。
2009年,曾经最早着手揭秘潍县一战华工情况的陈慕虹、陈瑞曾两位老人,通过《潍坊晚报》呼吁为潍坊籍的一战华工们竖立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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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部分潍坊籍华工 亡者名单(二)
寿光(106名):于其文、马浩纲、文凤林、方玉恒、方来清、方枫香、王凤文、王天爵、王申祥、王同光、王作梅、王怀清、王怀德、王国顺、王俊卿、王春堂、王树勋、王展清、王耕田、冯云高、冯象坤、左连吉、刘文木、刘文德、刘长和、刘立銮、刘同丰、刘其祥、刘茂善、刘俊德、刘恭堂、刘福礼、刘增祥、吕金声、孙仕林、孙同云、汤城池、牟克明、纪福兴、张多文、张法增、张贵玉、张振邦、张祥文、张鸿皆、李本芝、李成家、李金镜、李珂富、李祥发、李敬之、李福升、杨东山、杨竹清、沈玉华、沈堂、邵光前、陈温、单义传、周宝庆、庞云水、郎会兴、郑业隆、姜彦池、赵子恒、赵自勤、赵怀庆、赵芬寿、赵祥庆、赵曾月、赵曾美、唐建宗、夏亨千、桑冠一、殷兆汉、耿来远、耿学颜、袁来之、贾重庆、郭同法、郭振汉、高成之、常连登、梁兆吉、黄三江、黄岩、傅之有、韩凤海、韩长庆、韩富起、薛光信、魏万善、魏同仁、魏亮之、魏洪科、LiChengfu、LiFuzi、LiKetang、LiuJiuliang、SongYong’an、SuiShenju、SunQintang、TianRuyu、XiaPeixian、XuJinqing、ZhangXuewen。
临朐(66名):马光德、王文明、王传礼、王吉清、王志法、王来湘、王金鳌、王继奎、王敬、王德盛、邓同祥、邓怀成、冯传吉、田永智、任乐堂、刘凤仪、刘月起、刘希玉、刘志诚、刘连英、刘国选、刘孟云、吕永德、吕守田、朱振福、许文光、许殿兴、齐怀理、吴有告、张元庆、张本义、张维潭、张德荣、李玉保、李岳、李贵元、李清和、杜长清、杜光玉、陈文钢、陈同聚、陈恒长、范立有、侯重光、姚光陶、祝万堂、赵文会、徐守官、徐佃富、秦其建、郭金门、郭德祥、高曰明、高明远、高殿保、崔永修、傅三典、傅升平、窦梅杰、熊照保、魏永庆、魏明有、DouXishen、SunYuanzheng、WuGuiyou、XingZaoying。
诸城(13名):王来顺、刘全胜、刘德仁、宋福海、张洪魁、张顺田、张家祥、张鸿鹏、杨春发、陈殿乐、周茂申、徐得胜、窦成。
昌邑(12名):王文通、王连魁、刘万起、孙开福、齐乃招、宋之让、杨福林、林成章、林福经、隋全、焦有志、ChuJianzheng。
高密(6名):孙象臣、孙福堂、宋景隆、宋德坤、崔学长、WeiBaosheng。
本期稿件资料来源:张建国、徐国琦、马骊、曹光华、赵湘源、李平、陈慕虹、陈瑞曾等的文章或专著,《欧战华工史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民国老新闻》、《东方杂志》、《临朐文史资料》等。
本期图片由刘愉提供或翻拍(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