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诸城
2011年12月31日 撰稿 秦子虚
《金瓶梅》问世以来，始终吸引着读者的目光。袁宏道认为“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鲁迅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意想不到的是，竟有三个诸城人与《金瓶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邱志充、丁耀亢、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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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传世邱志充有功
《金瓶梅》这部奇书最早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呢?从目前发现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与明朝万历年间的诸城县铁沟(今密州街道邱家捎门)人邱志充有关。福建长乐的谢肇浙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作《金瓶梅跋》时,提到了《金瓶梅》早期抄本的出处:“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邱诸城得其十五。”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也有《金瓶梅》的记载:从邱工部六区得寓目焉。作为《金瓶梅》手抄本最早的持有人之一,邱志充在《金瓶梅》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史有记载《金瓶梅》早期抄本一半来自邱志充
明朝后期,当厚重古拙的青花瓷器逐渐转向清丽华美新奇淫巧之际,整个社会上也开始弥漫开来一股奢靡绮丽之气……就在这个政治极端黑暗专制而世风日益腐朽衰败的时代,一颗“明珠”悄然在黑暗中绽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并迅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其魅力远胜于官方钦定的四书五经,平时涂着假面的缙绅士大夫也喜欢“三更灯火五更鸡”地雪夜围炉翻阅,对其喜欢备至,它就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被誉为“古今天下第一奇书”和“古今天下第一淫书”的《金瓶梅》!
学者郑振铎认为:“《金瓶梅》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它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像《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诸作。它写的乃是在宋元话本里曾经略略的昙花一现的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故事。”
那么,《金瓶梅》这部奇书最早又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呢?从目前发现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与明朝万历年间的诸城县铁沟(今密州街道邱家捎门)人邱志充有关,其家藏有《金瓶梅》及其续书《玉娇李》的早期抄本!
记者从《金瓶梅》的序跋中查到,福建长乐的谢肇浙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作《金瓶梅跋》时,提到了《金瓶梅》早期抄本的出处:“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邱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阅所未备,以俊他日。”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也有《金瓶梅》的记载:从邱工部六区得寓目焉。尚有《玉娇李》者,亦出自此名士手。袁中郎亦耳瞟未之见也。
《诸城名人》中记载,邱志充字介子,号六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后任河南省汝宁知府,又升山西怀来道道员。因是诸城人故被谢肇浙称为“邱诸城”,又因曾当过工部都水司主事,故沈德符称为“邱工部”。
谢肇浙、沈德符二文关于《金瓶梅》手抄本的记载,其意思是诸城的邱志充不但有《金瓶梅》的十分之五,比袁中郎抄得还多,而《玉娇李》的早期抄本也出于邱志充之手。因此,邱志充是最初拥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之一,无疑是《金瓶梅》早期流传中最热情、最勤奋的推崇者和传播者,不失为《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
《万历野获编》中记叙道:“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邱志充“出守”任河南省汝宁知府、山西怀来道、山西布政使等职后,《金瓶梅》就不知落在何处了。此后,史料文献上再无邱志充所藏《金瓶梅》的下落。关于《玉娇李》的早期抄本也不知下落。
2011年12月26日下午,记者在邱志充故里——诸城市密州街道邱家捎门村寻访到了他的一位后人,邱家第二十世、91岁的邱允平老人,他回忆说:“记得小时候听曾祖父讲过祖上藏有《金瓶梅》手抄本的事,但没有见过。”
抄本流传北京苏州等地 20多年后才有刊本面世
据了解,《金瓶梅》先有抄本流传,在诸城、北京、麻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约20多年后始有刊本面世。
《金瓶梅》刊印本共有《新刻金瓶梅词话》(简称词话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崇祯本或绣像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简称张评本)为明清时期的三种版本系统,一种词话本,两种说散本,实现了由原创稿本、抄本到文本与评点绣像的结合,艰难地传播,通过读者而存在,生命不息,魅力无穷。
作为《金瓶梅》手抄本最早的持有人之一,邱志充在《金瓶梅》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说若没有他的传播,谢肇浙就不可能抄到《金瓶梅》的十分之五,一部缺失了一半的《金瓶梅》就不会是一部完整的奇书了,也就失去了它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诸城是《金瓶梅》手抄本主要流传地之一,邱志充亦是较早拥有《金瓶梅》手抄本的人之一,可以说,这对考证《金瓶梅》一书的早期流传有重要意义。”邱志充到京城为官,在工部都水司主事任上,由谢肇浙从其手中抄去了《金瓶梅》的十分之五,使金瓶梅得以流传至北京。之后,他又到河南省汝宁知府、山西怀来道、山西布政使等任上,《金瓶梅》手抄本虽“不知落何所”,但按推理应该还在继续艰难地传播,只是没有文献记载的罢了。
据记载,《金瓶梅》手抄本在社会上流传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以后,才在江苏苏州新刻。可以说,《金瓶梅》一书能刊行于世,邱志充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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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手稿来源 引来外国专家关注
邱志充的《金瓶梅》、《玉娇李》手抄本从何得来?这个谜团不仅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重视,就连远在英国的新西兰籍文学博士韩南也投来了关注的目光。
韩南,1927年1月4日出生于新西兰。1948年毕业于新西兰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为了进一步发展,他到英国准备在伦敦大学研究英国中古历史传奇小说,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他的指导教授建议他研究《金瓶梅》。正好,韩南自己原也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于是,就这样选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
韩南在研究中认为,必须要花功夫去研究《金瓶梅》的手稿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明朝晚期时,诸城人邱志充拥有《金瓶梅》的手稿。他的手稿是从哪里来的?他与作者是什么关系?韩南希望有人能够从这条线往下追,最终找到书稿的来源。
遭人陷害,入狱八年后被斩
邱志充四川剿贼时,与贼寇连战佛头关、真武山等地,皆获大捷,斩贼首樊龙、樊虎,夺取重庆,连收五十余城。宦官魏忠贤欲将剿寇之功归为己有,其党羽遭到邱志充一名属下的羞辱,遂埋下祸根。事后,魏忠贤陷害邱志充贪污皇纲,入狱八年后被处死。邱志充的两个儿子痛哭不已,扶着父亲的棺材,赤脚扶柩1200余里自京城回到故里诸城。
四川平贼寇屡立战功 得罪魏忠贤埋下祸根
邱志充在任山西怀来道期间,四川贼寇奢崇名反叛,占据重庆,杀文武官员二十余人。朝野震惊,随即派四川、贵州等地军队前去四川剿贼,但屡战屡败。在危急之时,朝廷想到了邱志充,任命他为总理监军,入川与贼军作战。邱志充到军中后,与贼寇连战佛头关、真武山等地,皆获大捷,斩贼首樊龙、樊虎,夺取重庆,连收五十余城。
天启六年(1626),朝廷诰命有献捷逾三者,论功邱志充为第一,但他却坚辞不受。为此,重庆当地文士专为邱志充作渝州歌谣,以表彰他破敌之功,深受贼寇祸害的老百姓也对邱志充的战绩称道不已。
此时,正值宦官魏忠贤专权,他和他的爪牙们结党营私,欲将剿寇之功归为己有,但秉性耿直,嫉恶如仇的邱志充没有向阉党低头就范。恰在此时,邱志充的一名属下羞辱了魏忠贤的党羽,魏忠贤又深恨邱志充,曾多次设法陷害,但无隙可乘。
这一年,山西反了48个县,地方土豪劣绅,抗交皇粮。朝廷任命邱志充为山西布政使,令其带兵镇反,统筹皇粮,换成金银运往京城。魏忠贤及他的爪牙嫉妒邱志充,认为趁机加害于他的机会来了。此时的皇帝昏庸无能,专心佛事,不理朝政,听任魏忠贤摆布。于是,魏重金收买了押解皇纲的头目和当地的一些不法豪绅,在半路实施偷梁换柱诡计,偷劫了皇纲,反诬邱志充贪污皇纲。
皇纲运到京城,户部官员打开封条一看,里面全是石头、瓦块。皇魏忠贤趁机进谗言说:“邱志充明为统筹皇粮,实乃贪污,这不是邱志充戏弄皇上吗?”
遭陷害入狱八年被斩 孝子赤脚扶柩返故乡
邱志充平叛回京之后,上朝请功领赏。皇帝召集文武大臣临朝,没等邱志充禀报平叛之事,皇帝便厉声喝道:“邱志充,请打开皇纲看看你办的好事!”邱志充急忙打开皇纲一看,立时目瞪口呆。跪在皇帝面前道:“请皇上明查,小人确实不敢。”皇帝已怒不可遏,喊道:“邱志充,你目无王法,盗走金银,犯上欺君,来人,摘掉乌纱,脱去蟒袍,关进大狱,听候斩首。”邱志充有口难辩,含冤被下狱监禁。
明崇祯五年(1632),邱志充入狱被囚八年。期间,其长子邱石常与二子邱玉常上书欲以身代父“罪”,但昏庸的皇帝不允,二人于是也入狱每日为父亲供粥侍汤,一起在狱中侍父八年。八年后,邱志充与杨左、王化贞等六人一起被阉党斩首弃市。
邱志充的两个儿子痛哭不已,扶着父亲的棺材,赤脚扶柩1200余里自京城回到故里诸城。史载:沿途所见之人,无不为之动容,虽蒙冤于九泉之下,确育有孝子贤孙为世人称颂。将邱志充葬在城南七里园后,二子已骨瘦如柴。邱志充的父亲说:“吾子与杨左等六君子同死于大(宦官的代称),宁不快哉!”
邱志充死后,海内文士诗文投赠很多,邱志充二子择其优者刻于诸城铁园内石上保存,其中有万历进士、侍御史益都人房可壮之作。
数年后,朝廷弄清了邱志充一案的事由原委,把陷害忠良的奸徒尽皆斩首。为奖掖屈死的邱志充,皇帝特御赐“金顶玉殒”,重新安葬,并在诸城县城显要之地,立大石牌坊一座,以表其忠。从此,含冤十几载的邱志充平反昭雪。
邱志充除藏有《金瓶梅》及其续书《玉娇李》的早期抄本外,还著有《浩然亭集》、《渝州平寇记》等著作。目前,其故里的“铁园”、“牌坊”等古迹已荡然无处存,其位于城南七里园的墓亦在多年前被平,现上面已建成了厂房,当年皇帝所御赐的“金顶玉殒”等已不可考了,但邱家捎门村的丁氏村民中还流传着祖上是“金头玉胳膊”的传说。
丁耀亢《续金瓶梅》是奇书
在诸城,与邱家世代交谊并有亲戚关系的另一声名显赫的诗书世家——丁家,也与《金瓶梅》有着扯不断的瓜葛。目前,史学界、金学界都已经公认,丁耀亢就是《金瓶梅》续书《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在经历了明清易代,一生坎坷之后,于晚年创作出了《续金瓶梅》这部色彩斑斓而容量丰富的力作。《续金瓶梅》前后集共六十四回,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定地位,是丁耀亢的立名之作。该书以宋、金征战为历史背景,记述了《金瓶梅》中诸人各复投身来世,以了却前世的因果报应的故事。作者在整部小说中留下了许多痕迹来暗示宋犹明,金即清,影射明清易帜的悲切现实。
传丁耀亢为《金瓶梅》续书与董其昌有关
在1599年,诸城城里丁家老宅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若干年后,他成为让人仰慕的文坛泰斗、小说巨擘,代表作就是《续金瓶梅》。11岁时,丁耀亢父亲、“东武西社八友”之一的丁惟宁去世。丁耀亢兄弟6人中,耀亢排行第五,父亲在世时,耀亢便与四个兄长分家,与母亲田氏、弟弟耀心一起居住。父亲去世后,耀亢兄弟二人在母亲严厉训导下,发愤读书,并在20岁时即进学为“诸生”(即秀才)。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为开阔眼界、拜师访友,丁耀亢开始南游。在江南,他叩拜在父亲老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董其昌门下,得到了南方诸多名家的悉心指导,学业大进。次年,丁耀亢又在苏州与陈古白、赵凡夫、徐暗公等文士结山中诗社,相互唱和。这些江南名士的才华与倜傥风范对丁耀亢起到较深影响。
据《莱阳董氏族谱》记载,董其昌祖籍是山东莱阳。万历二十三年(1595),丁惟宁等人在诸城创立“东武西社”,董其昌是“东武西社八友”之一,在“东武西社”成立时,董其昌亲自到诸城与会,并与丁家结下了渊源。相传一天,董其昌将几卷手抄书放到丁耀亢面前。丁耀亢定睛一看,书卷上写着《金瓶梅》。还书时,董其昌问他有何感想,丁耀亢回答说,是一部奇书。董其昌又问是否淫秽。丁耀亢回答,既不诲淫,也不诲盗,字里行间针砭时政,话里话外抨击权贵,是一部罕见的话本。同时,丁耀亢指出它有严重缺陷,说它是一部未竟之作,应当有续书。此后,丁耀亢就有了为《金瓶梅》续书的想法。
《续金瓶梅》中 影射明清易代
据诸城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丁耀亢全集》主编李增坡介绍,《续金瓶梅》是丁耀亢的立名之作,前后集共六十四回,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定地位。该书以宋、金征战为历史背景,影射明清易帜的悲切现实。作者在整部小说中留下了许多痕迹来暗示宋犹明,金即清。
众所周知,《金瓶梅》问世后,世人褒贬不一。有人(如袁宏道、谢肇淛等)认为“极佳”,视之为宝,而有人(如董其昌、李晔军)却认为是一部“坏人心术”的“诲淫”之作,“决当焚之”。作为清初著名文士的丁耀亢对人们的误解,大为不平。他在《续金瓶梅》第一回中写道:“眼见这部书(《金瓶梅》)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大狱,真是一番罪案!”第四十三回又写道:“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因果转入佛法,是做书的本意,不妨再三提醒。”由此可见,丁耀亢见《金瓶梅》被世人误解,难以释怀,为维护先人的声誉,援笔为《金瓶梅》作了“续集”,力图将这“拔舌大狱”拨乱反正,还《金瓶梅》这部“古今天下第一奇书”一个清白。
在《金瓶梅》中,作者兰陵笑笑生只写到了明季“气运已将终”的窳(yǔ)败气象,而未写到“中原血染人”的惨景。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写到了金兵侵掠中原,烧杀抢掳,以致哀鸿遍野,暗合了《金瓶梅》第三十回中透露出来的历史背景——“那时……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yín)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繁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续金瓶梅》中的“金兵侵掠中原、烧杀抢掳”,实写的是清兵入关对中原一带进行烧杀抢掳,使生灵涂炭,四海血雨腥风的乱世景象。
可以说,丁耀亢之所以要选择《金瓶梅》来作续书,根本不是由于《金瓶梅》是一部有名的“淫书”而可以招徕读者,而是由于《金瓶梅》的续书可以顺理成章地以宋金征战的历史背景,来影射现实的明清易代。金人屠戮扬州的描写,不能不使人联系到清初惨酷的“扬州十日”。在行文中,作者又不时流露出自己作为一个遗民对于故国的哀思。
《续金瓶梅》被誉为 “古今未有之奇书”
李增坡表示,《续金瓶梅》书中记述了《金瓶梅》中诸人各复投身来世,以了却前世的因果报应的故事。全书以《感应篇》为说,每回都有引子,叙劝善戒淫恶之说。引用的《感应篇》的语句大多在每回的开头,作为故事的依据。从《感应篇》开篇的“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四句纲领性的话,可看到他宣扬因果报应、封建迷信落后的一面,同时也可看到生在那样一个乱世中的他对“矜孤恤寡,尊老怀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等美德的赞扬,对于淫荡、负义、欺诈、狠毒等邪恶的品行的谴责,可以说是作品中较积极的一面。
《续金瓶梅》在艺术表现上有它独有的特色。它是一部人、事、情、理齐头并进的作品。小说中八十多个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第二类是《金瓶梅》中的原有人物；第三类是重新虚构的人物。全书以因果轮回为经,以宋金征战为纬,把各故事统一成为一个整体。
《续金瓶梅》由于原刻于康熙四年即遭焚毁,后世以仿刻本、抄本、改写本等形式流传下来。曳隐道人说:“《续金瓶梅》古今未有之奇书也,正书也,太书也。大海蜃楼,空中梵阁,画影无形,系风无迹。奇谐志怪,庄列伦理,借海枣之谈而作菩提之语,奇莫奇于此。”
丁耀亢因续书被囚牢狱
清兵入关,丁耀亢尝到了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之艰辛。晚年隐居诸城县橡槚沟(今诸城市相家沟村),开始了读书、著作和稼穑的隐居生活。没有记载证明丁耀亢用了几年写完《续金瓶梅》一书,但是可以肯定,这部书是在他生命中最后10年完成的。丁耀亢著作《续金瓶梅》,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福音,却给身家带来了不测。《藏马天台丁氏家乘·世代簪缨录》记载:“公(丁耀亢)……以续本《金瓶梅》……暗含讽刺清政,致演成抄家横祸。”丁耀亢被逮,押送北京后,“待罪候旨”。他的友人工部尚书傅掌雷、刑部尚书龚鼎孳、文华殿大学士刘正宗等朝廷重臣全力援救,联名上本为丁耀亢辩白。康熙帝考虑刚下诏:“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又碍于朝廷重臣求免的面子,诏命放还丁耀亢。但诏命查禁、焚毁《续金瓶梅》,窝藏者坐罪。
亡国士子“飘零几处家无定”
明崇祯十七年,满清军队杀进关来,一时把朱家的江山社稷搅得风雨飘摇。《红楼梦》里有一句诗文:“生于末世运偏消”。丁耀亢就是如此,在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后,正要挽起袖子效忠国家的时候,山河变色,社稷易主。面对这种局面他选择了反抗,而且还是武装反抗,向残留的南明小朝廷建议,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抵抗满清军队。可是,南明小朝廷没有理睬,丁耀亢的沮丧与懊恼无法言说,剩下的只有心灰意冷。
据《诸城名人》一书记载,清兵攻陷诸城时,丁耀亢长兄耀斗父子皆受伤,次兄耀昂、弟耀心和侄子大谷皆守城殉难,丁耀亢护送老母孤侄连夜入海避难,于海州(即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清风岛“潜舟伏野”,亲眼目睹了清军屠城抢掠、残杀无辜的暴行。在此后的几年里,丁耀亢几次往返于海陆之间,备尝了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之艰辛。他写道:“白洋黄海等闲过,斗笠孤篷一钓蓑。眉眼尚存全世界,儿童不识旧山河。飘零几处家无定,离乱终年鬓已皤。最是春鸥同泛泛,夕阳相送出烟波。”丁耀亢这一时期的诗歌写尽了山河易主之悲与身世飘零之痛。从此,丁耀亢作为一个亡国的士子出现在大清的生活中。
丁耀亢虽然深深痛恨着清王朝,却又迫于生计,在清朝定鼎之后不得不入京赴考应试。清顺治五年(1648)他以顺天籍拔贡,后任镶白旗教习,来到京城。在京城“诗酒相朝夕”的文学天地,他以诗会友,吟哦对答,写下了大量诗篇,诗名很快传扬开来。期间,编纂成《陆舫诗草》一书,一时名噪京城,让世人学子惊叹仰慕。就在丁耀亢文名享誉北京的时候,他又离开京城,去河北容城担任了一个叫作“教谕”的小官职,这个营生和文化教育有关。
因撰写《续金瓶梅》获罪入狱
顺治十八年(1661),丁耀亢回到故里——诸城相家沟,开始读书、著作和稼穑隐居生活。
查阅史部尚书伊图等于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二十七日呈报顺治皇帝的奏折,丁耀亢于顺治十六年七月题补为惠安县知县,因长期不到任,顺治十七年十二月革职。
查阅刑部尚书尼满等康熙三年(1664)十二月十八日呈报康熙皇帝的奏折,丁耀亢借眼疾不赴任,到杭州西湖撰写小说《续金瓶梅》一书,并到处售卖。
丁耀亢著作《续金瓶梅》,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福音,却给身家带来了不测横祸。《藏马天台丁氏家乘·世代簪缨录》记载:“公(丁耀亢)……以续本《金瓶梅》……暗含讽刺清政,致演成抄家横祸。”
查阅刑部尚书龚鼎孳等于康熙四年(1665)十二月二十四日呈报康熙皇帝的奏折,康熙三年,诸城人张达因丁耀亢未迎合其要挟之意,即到刑部控告了丁耀亢撰写小说《续金瓶梅》讽刺清政府一事。丁耀亢在陕西眉县看到通缉令后到知县处自首,被押送北京。
据丁耀亢康熙四年(1665)八月的供词称,《续金瓶梅》作于顺治十七年。丁耀亢被押送北京后,入刑部监牢,旋即提审“待罪候旨”。丁耀亢入天牢待罪,立即惊动了他的友人工部尚书傅掌雷、刑部尚书龚鼎孳、文华殿大学士刘正宗等朝廷重臣。他们全力援救,联名上本为丁耀亢辩白。康熙帝考虑刚刚下诏:“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又碍于朝廷重臣求免的面子,于康熙四年三月初五,诏命放还丁耀亢。但诏命查禁、焚毁《续金瓶梅》,窝藏者坐罪。
旷世才著述颇丰
《诸城文学》副主编丁熙明介绍说,丁耀亢一生游遍大半个中国,亲历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李自成之大顺及清顺治、康熙几代风云,接触了上至朝臣显贵、下至庶民百姓、三教九流,叩拜过国内南北名人文士,亲历了国破家亡之痛。他以卓越的才华、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剧本等。在乾隆《诸城县志·艺文》中,记有丁耀亢的《逍遥游》一卷、《陆舫诗草》五卷、《椒丘诗》二卷、《江干草》一卷、《归山草》一卷、《听山亭草》一卷、《天史》十卷、《西湖扇传奇》二卷、《化人游》一卷、《蚺蛇胆传奇》二卷、《赤松游》三卷。此外,丁耀亢尚有《问天》、《集古》、《漆园草》、《仙人游》、《家政须知》、《出劫纪略》、《增删补易》、《续金瓶梅》等传于世。
晚年的丁耀亢双目已盲,虽不能写,却口占不绝。清康熙八年(1669)夏,丁耀亢抱病撰写《家政须知》一书,殷殷告戒后世子孙要勤俭持家,精于守成。这年腊月,丁耀亢病入沉疴,他召集全家人叮嘱后事后,“占永诀诗毕,合掌说偈而殁”,享年71岁,死后葬于今皇华镇相家沟西山(黄豆山)之阳。十年浩劫中,丁耀亢坟被挖开,抛骨荒外。族人偷埋其骨。1997年,族人又寻骨聚坟立碑。碑曰“丁氏八世先祖丁公耀亢之墓”。
清代大文学家王肇晋赞其著作包罗万象,说:“先生旷世才,目光如曙星。一官不屑意,长揖傲公卿。下笔走风雨,险语天为惊。神龙不见尾,笙鹤遥空声。”在乾隆《诸城县志》中也有丁耀亢传,称其“为诗踔厉风发,少作即饶丰韵,晚年语更壮浪,开一邑风雅之始”。全县诗人,“皆推为先辈”。鲁迅先生也多次提及丁耀亢,可见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的历史地位。
1997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省“台办”的批准,诸城市人民政府联合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在诸城召开了“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丁耀亢的文学成就。
诸城五莲犹存丁耀亢遗迹
相家沟位于诸城市皇华镇南6公里处。该村由周围的黄豆山、凤凰山和望海楼山环抱,三山中夹一条龙湾溪水自南北流,绕村东而过,溪上有“野鹤桥”,是丁耀亢当年经常走过的道路。桥面溜滑,不知留下了他多少个脚印。丁耀亢一生除远游外,一直在这里过着读书、著作和稼穑的生活,在这里他写出了一大批著作。在九仙山东南麓丁家楼子村有一座“柱史丁公祠”。祠主人就是丁耀亢的父亲丁惟宁。幼年时的丁耀亢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因为经常在这里随父读书、玩耍,他对九仙山十分熟悉。
400年前丁耀亢手植银杏今有三搂粗
相家沟,当年这里叫“橡槚沟”,因山上多橡树、槚树而得名,因“橡”与“相”、“槚”与“家”近音,为书写方便,后来演变为相家沟。此村是丁家“庄园”所在地,当年丁耀亢厌世,携妾久居于此。该村由周围的黄豆山、凤凰山和望海楼山环抱,三山中夹一条龙湾溪水自南北流,绕村东而过。
12月27日上午8时,雾气还没有退去,记者就急匆匆赶往相家沟,专为拜谒丁耀亢当年的故里。还没进村,就老远看到了300多年前丁耀亢手植的两棵高耸于村东的硕大银杏树,两树东西相邻,间隔约5米,高约20米,粗的一株有3搂,枝繁叶茂,近观如两卫兵把门；远眺如两把巨伞耸立,煞是壮观。丁耀亢诗序中云:“山中银杏树,少年手植,四十有五年,今秋得果二石,予年六十有八。”由此可推知这两株银杏树是他23岁时,即天启元年(1620年)所植,两棵银杏树至今近400年。
据当地文史工作者、《野鹤外传》作者郭亚黎介绍,在离银杏树不远的北边,丁耀亢曾建有“东溪书舍”。据记载,此舍建于明天启五年(1625),为石墙茅顶,正房5间,是丁耀亢读书、著作之处。该房曾为相家沟小学校舍,因合班并校,现小学校址迁往他村,书舍早已坍塌。书舍西是牡丹园,园内是丁氏家塾。在“东溪书舍”东南200米处山巅的悬崖之上,有阁名曰“卧云阁”,系砖木结构的小楼,民称“东楼”,是他晚年所筑,为其养病、会友、吟哦之处。他有《卧云阁九日落成诗四首》道出了这阁取名的缘由和登阁的好处:“草阁初成霜树边,淡烟微雨菊花天。收来红叶千林醉,偷得白云一榻眠。此日登高容泛酒,因时漫兴偶成篇。老人不作悲秋赋,倚枕加餐付岁年。”此阁已久圮,现仅存遗址。东山上有他施舍兴建的道观“不答庵”,佛院“东山寺”。在相家沟村委办公室后,是丁耀亢的“煮石草堂”,堂名取自唐人“秋山扫红叶,归来煮白石”。正堂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门楼一座,南门称“峪园”,东门称“日涉”,为明崇祯元年(1628)九月建造,《天史》、《续金瓶梅》等书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草堂已坍塌多年。
经村民指引,记者在相家沟村西南角500米处的黄豆山之阳的“老爷林”墓地里,寻到了丁耀亢墓。只见空旷的山野里一墓兀自立出,墓前有碑,碑文为:“丁氏八世先祖丁公耀亢之墓”。但是遗憾的是,墓碑已毁损,断为数截,后有人将一块较大的尚余“丁公耀亢”几字的残碑斜立于墓前。
方便村民出行,丁耀亢捐资建野鹤桥
相家沟村东的龙湾溪水上,有一座石砌的石拱桥,桥下流水还未上冻,一路潺潺地自南向北流去,溪里还有一群鸭儿在水雾中戏水。于飘忽的薄雾中,记者依稀看到桥头石碑上刻有“野鹤桥”三个字。“野鹤桥”全长20米,宽3米,桥面与桥下的冰面高约3米,桥墩建在溪两岸的岩石上,充分利用自然优势,一来坚固,二来省工省料,可想而知,设计者乃能工巧匠。这座拱形石桥用34层约30公分长的石块砌成,弦长3米,弧高4米,虽历经沧桑岁月,风侵雨蚀,人踏车往,但仍坚固如初。可那时无水泥等建材,这么多石块是怎样砌在一起的呢?
该村70多岁的丁均祥老人告诉记者,这石拱桥是用豆腐汁子、大米汁子掺上其它料子灌缝,使其粘连起来的,跟水泥一样牢固。记者发现,在桥面北侧有一块岩石,因下地干活的村民累年在上面磨刀、镰等农具逐渐形成了一个凹型槽,凹槽光滑得像鹅卵石的表面,似乎记录下了一段段村民农忙的历史。
此桥建于天启3年(1623),当时丁耀亢在相家沟橡谷山庄隐居,因见村塾堂与村子之间隔一条小河,河虽不大,但一遇山洪,河水就暴满湍急,无法往来。丁耀亢捐资在河上修了座小桥。从此,无论发多大的水,孩子们再也误不了上学堂了。村民为了表达对丁耀亢的敬慕之情,就给这座小桥取名“野鹤桥”。直到现在,这座坐落在相家沟村东的石桥还保持着原貌。由此,可以看出当初丁耀亢把桥修得非常结实。
站在野鹤桥上,记者看到,周围的黄豆山、凤凰山和望海楼山隐在淡淡地薄雾中,山上松柏如黛,枫红柞黄,整个山域岚气霭霭,瑞气蒙蒙,雄伟壮观。三山呈“品”字形鼎足分布,把安逸的村庄包围在其中,幽雅而清静。三山中夹一条龙湾溪水,自南北流,绕村东而过,脚下的单孔石拱是丁耀亢当年经常走过的道路,不知留下了他的多少脚印和悠远的沧桑岁月……
丁邱两家交游甚密
记者在日照五莲畅游九仙山时,在山东南麓丁家楼子村前见到一座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花岗岩石坊,坊上镌刻着三个楷体大字——“仰止坊”。坊后10米处,有一座“柱史丁公祠”。坊和祠在同一中轴线上。坊由方形花岗岩石条砌成,坊右柱镌“一咏一觞畅百年之逸兴”,左右柱镌“勿伐勿剪绵千载之遐思”,坊北面刻有“山高水长”四字,石祠与牌坊历经四个世纪的风雨兵燹,至今巍然屹立。
据了解,祠主人就是丁耀亢的父亲丁惟宁。丁惟宁是九仙山最早的隐士,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曾任四川道监察御史、郧襄兵备副使等职。辞官后,他“游九仙山大乐之,遂卜居此地”,平日憩于山谷溪畔大树之下,逍遥于山水之间,常常自称“羲皇上人”。丁惟宁工诗画鼓琴,诗见景即出,作罢即了,亦不留稿。
丁公祠前身是丁惟宁长子丁耀斗为丁惟宁建的一座房子。丁惟宁在此读书、课子、闲游、交友。他一生有六个儿子,其中长子耀斗和五子耀亢较著名。幼年时的丁耀亢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因经常在此随父读书、玩耍,他对九仙山十分熟悉。其诗文中有“两山对峙”、“有溪自西南来,汇成曲潭,绕山而北”等句。据了解,在离此不远的卧象谷有一“燕棚”,是邱志充长子邱石常隐居之地,名曰“海石山房”。邱志充与丁惟宁是文朋诗友,邱志充之子邱石常与丁惟宁之子丁耀亢在父执友情的基础上,情谊更加深厚,交游甚密。丁耀亢经常来“燕棚”游玩,邱、丁二人之交情,从丁耀亢诗中可窥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丁耀亢诗中咏到邱石常的近20首。
丁耀亢在写出《续金瓶梅》后,曾被当时的封建卫道士指摘过、诋毁过。因明清易代的战乱和清王朝查禁焚书,丁耀亢书中发出的“激楚之音”“违碍语甚多”,故之前未被世人充分认识,后经专家考证、探研、挖掘,他的著作才相继浮出水面——可谓“晦瞑不显三百载,一朝重光举世惊”。
孟超评《金瓶梅》借古讽今
《金瓶梅》一书还与诸城籍的另一位文化名人有关,他专门写了一本《<金瓶梅>人物》。凡读过《金瓶梅》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坏女人。孟超却认为,《金瓶梅》的艺术描写表明,潘金莲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坏女人。孟超说,从潘金莲的一生的罪行恶德和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安分的女性所经历的灵魂的躁动和痛苦,潘金莲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牺牲品罢了。在《<金瓶梅>人物》中,孟超通过对《金瓶梅》中二十七个人物的剖析,让读者在认识这些人物彼此纠葛的同时,认识那个社会。
孟超通过评《金瓶梅》,期盼蒋家王朝倒台
《金瓶梅》一书还与诸城籍的另一位文化名人有关,他专门写了一本《<金瓶梅>人物》。他就是与蒋光慈、阿英等人一起组织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的孟超。
孟超在香港为《大公报》、《文汇报》特约撰稿人和参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编辑工作期间,写下了《<金瓶梅>人物》一书。他认为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从艺术上看,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所标志的转变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市井人物为主人公,以他们的群体为表现对象,淋漓尽致地描写他们的生活,渲染他们的情趣,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第一部。在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在以西门庆为中心的那一社会环境中,新的人物群体、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追求、新的观念、新的道德准则在潜滋暗长,在迅速崛起,传统的生活模式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现象在长篇小说中还是第一次出现。
据了解,在解放战争时期,孟超通过对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人物的评说共写成两本新颖的杂文集———《水泊梁山英雄谱》、《<金瓶梅>人物》。两本各成系列的杂文集,通过对《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的评论,借古讽今,指斥了国民党的黑暗政治,服务于当时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民主解放斗争。《水泊梁山英雄谱》通过忠贞与奸佞的对比,痛斥汉奸走狗的无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通过对梁山好汉的赞美,从正面歌颂人民大众反抗暴力的正义斗争。它的主题是一个“倒”字。作者借梁山好汉的嘴,诅咒国民党反动派“倒也”。正如聂绀弩为本书所作序里说:“歌颂水泊梁山,其实是歌颂延安,以梁山喻延安。”
诸城市文学研究会会长、作家胡培玉说,在《<金瓶梅>人物》中,孟超通过对《金瓶梅》中27个人物的剖析,让读者在认识这些人物彼此纠葛的同时,认识那个社会。他从几百年来正人君子畏忌的“秽书”中,除尽猥亵而使人物的真实面貌首次系统地披露于世。孟超对西门庆、应伯爵、玳安之流充满了愤恨,热切地希冀产生这些恶果的温床——旧制度——快快灭亡。这既表达了孟超盼望蒋家王朝倒台的急切心情,也表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前进规律的坚定信念。
认为潘金莲为千古悲剧人物,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与其他评论者把“潘金莲”定位为荡妇、淫妇不同,孟超在书中称“潘金莲”为千古悲剧人物。
在《金瓶梅》中所描绘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潘金莲具有独特的意义,是一个主要角色,是这部小说中性格和思想都比较复杂的人物。凡读过《金瓶梅》的人都是说她是一个坏女人。孟超认为,《金瓶梅》的艺术描写表明,潘金莲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坏女人。她的恶德是罪恶的社会造成的,她为恶所欺,便以恶抗恶,终于自己也成为一个恶人,并被恶所吞噬。她的悲剧不仅仅表现在一生的苦苦挣扎,失败屈辱,以至于最后被惩罚而惨死,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是罪恶的社会扭曲了她的灵魂,铸造了她的恶德。她害人终又害己,应该说,在人生的舞台上,潘金莲的悲剧是演得有声有色的。在她身上释放出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女性的生命活力,但不幸这种活力却被邪恶所控制,她是无力抗拒也无法逃脱历史加给她的悲剧命运。金瓶梅中的细节,虽然对潘金莲怀着同情,期待着她能变好,却仍然忠于生活,无情的写出了她的堕落和毁灭。孟超说,从潘金莲的一生的罪行恶德和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安分的女性所经历的灵魂的躁动和痛苦,潘金莲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牺牲品罢了。
他分析说,潘金莲也曾挣扎过、反抗过,但到底杀不出封建势力的重围,这能笼统地就以“淫妇”定她得罪案呢?若果他有罪的话,我想那只是因为:谁叫她生在那个社会,谁叫她下生在小门小户的穷裁缝家呢?然而,这些也正是造成她悲剧的总因!
孟超冷呼西门庆万岁 是对封建集团喝的倒彩
记者在翻阅《〈金瓶梅〉人物》时,于书中的《跋》中读到一句“西门庆‘万岁’!”细读这篇《跋》的内容才知道,孟超是在《跋》中以秦始皇梦想历万代而不断却二世而亡的笑话冷呼一声:“西门庆万岁!”
孟超是位勇于创新思维敏锐的作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孟超即以灵敏的政治嗅觉闻到内战炮火的味道。
他在1945年年底前后所写的有关“妇女”和“婚姻”问题的杂文,都热情洋溢地鼓励妇女认清时代,投入民主革命斗争洪流。他褒扬武则天,同情杨贵妃、潘金莲,赞颂秋瑾,认为“武则天是治天下之才具,确非庸常女辈”,“是妇女反抗男性中心社会的杰出人物”。杨贵妃、潘金莲虽然享受到了荣华,但她们本人不过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通过对比,孟超号召妇女从家庭里走出来,在革命斗争中显示一己的价值。
孟超在书中说,礼教理学这些封建藩篱的背后,也就是《金瓶梅》人物活动的舞台。《金瓶梅》里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封建集团,每个人物都是这集团的一部分,一粒沙砾见世界。可以说,孟超冷呼“西门庆万岁!”是对这个封建集团喝出的一声“倒彩”。
孟超认为,《金瓶梅》一书反映出的全部都是问题,全部都是叛逆和质疑,质疑你这样做对吗?质疑人性就是这样吗?质疑你说的忠孝节义就是这样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就缺乏这一块:容许质疑,容许叛逆——这是西方的文化,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理由,而西方文艺复兴跟《金瓶梅》成书差不多是相同的年代。
因《李慧娘》蒙冤含恨离世
孟超自幼生活在“诗书之家”,耳濡目染,影响甚深,既熟读经书,也学了些地理、历史、算术、物理、化学等现代知识。在25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候》。1960年,孟超基于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和对祖国传统文学遗产的热爱,着手改编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为昆剧《李慧娘》。首次公演于北京舞台,得到了首都观众和戏剧界的一致称赞。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梁壁辉的文章,对廖沫沙同志的《有鬼无害论》和孟超的《李慧娘》大加挞伐。《李慧娘》被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孟超被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1976年5月6日,孟超终因积郁成疾,含恨去世。
25岁出版第一部诗集 文学创作持续近40年
孟超原名励吾,又名公韬,出生在诸城一个仕宦地主之家。父亲昭润,叔父昭鸿,均工诗善书,名重乡里,且受维新思想影响,思想趋于开明。孟超自幼生活在这个“诗书之家”,耳濡目染,影响甚深,既熟读经书,也学了些地理、历史、算术、物理、化学等现代知识。他15岁毕业于其父创办的敬业国民学校,又赴济南省立一中念书。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的动荡时代,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十分活跃。他们提倡民主、科学,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热潮。1917年底,省立一中闹学潮,驱赶校长,孟超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回乡。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诸城,县里以徐宝梯(陶钝)等激进青年为首组织了“反日会”,孟超积极参与活动,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启发和教育,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4年,孟超离开了封建家庭毅然奔赴上海,报考了当时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上海大学。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孟超接触了不少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了马列主义,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由一名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学生而成为坚信马列主义的战士。此时,他一边上学,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国共合作时期,先后担任过上海大学国民党区分部执委,上海特别市党部干事等职,亲身经历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革命的实践丰富了孟超的文学创作源泉,1927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候》出版了。《候》的出版标志着孟超以新诗人面貌在中国文坛上崛起。
诸城市作家协会主席张建平告诉记者,孟超的文学创作,前后持续近40年,作品涉及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等多个门类。孟超的性格豪爽直诚,文如其人,孟超的散文、小说、戏剧也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他直诚豪爽的性格,抒发了自己发自内心的爱憎。可以说,孟超的爱憎,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我们的祖国,他的情感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
办“太阳社”倡革命文学 投身革命宣传抗日
据诸城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诸城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邹金祥介绍,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学被查封,孟超被迫停学。之后,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他与蒋光慈、钱杏等成立“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春野书店,在提倡“革命文学”方面起到了先锋的作用。1929年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筹备,孟超与夏衍等参加了党内筹建左联的工作,并于1930年3月加入左联。从此,孟超正式步入文坛,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文艺战士。1929年11月,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孟超与夏衍、郑伯奇、冯乃超等又都是早期剧社的创始人,对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开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开始后,孟超愤然投入抗日的洪流。1938年至1939年的国共合作时期,孟超先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宣传队队长,三十一军政治部干事,广西绥靖公署国防艺术社总干事等职,随军在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襄樊、枣阳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夏,孟超离开鄂北去桂林。在桂林时期是孟超创作的丰收期。他在从事桂林文协分会工作的同时,以大部分时间投入杂文和历史小说的创作。1940年8月与夏衍、聂绀弩、秦似等创办了杂文刊物《野草》。他们专写短小杂文抨击时弊,宣传抗日,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4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桂北的攻势,孟超被迫离开桂林,辗转贵阳、昆明等地。1946年夏去重庆,先任《萌芽》月刊编委,并在正中中学教书,后应聘前往南温泉西南学院任教,同时又参加《西南日报》副刊“高原”、《大公报》“漫画漫话”旬刊、《新民报》“艺术周刊”等的编辑工作。编教之余,写有随笔、杂文多篇,发表于《萌芽》、《野草》等杂志。
1947年6月,随着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浪潮的掀起,重庆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进步势力的迫害,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孟超和聂绀弩等因参加“抗暴”运动,也成了他们网罗的对象,遂不得不只身避走香港。不久,被聘为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特约撰稿人。1948年7月,参加了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的编辑工作。在港期间,他完成了《<金瓶梅>人物》一书,还写了数十篇杂文,分别发表于《野草》等刊物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的凯歌声中,孟超于1949年初由香港取道朝鲜重新回到了内地。
因写《李慧娘》遭批判 受政治迫害含恨去世
全国解放后,孟超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洪流,曾先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委员、国家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中国戏剧出版社副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等职。先后主持出版翻印了《中国地方戏曲集成》、《郝寿臣脸谱集》、《墨憨斋定本传奇》、《孤本元明杂剧》、《盛明杂剧》和大量现代戏剧作品,对戏剧出版事业及促进戏剧研究、戏剧创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邹金祥介绍说,1960年,孟超基于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和对祖国传统文学遗产的热爱,着手改编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为昆剧《李慧娘》。剧中集中刻画了太学生裴舜卿和奸相贾似道的宠妾李慧娘之间离奇悲壮的生死恋,以及李慧娘对荒淫残暴的奸贼贾似道的反抗与斗争。1961年秋,《李慧娘》由北方昆剧院首次公演于北京舞台,得到了首都观众和戏剧界的一致称赞。此后,还曾在钓鱼台礼堂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了专场,董必武为之鼓掌,周总理给予好评。《李慧娘》在改编与演出的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他的诸城同乡康生的称赞和指点。他亲自写信给孟超表示“祝贺”,还几次到剧场看戏。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梁壁辉的文章,对廖沫沙同志的《有鬼无害论》和孟超的《李慧娘》大加挞伐。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上,《李慧娘》被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孟超被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
1964年秋,孟超作为“监督改造”对象被送河南安阳搞“四清”；1969年被送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74年,被定为“叛徒”,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长期的政治迫害,使孟超的身心备受摧残。1976年5月6日,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孟超终因积郁成疾,含恨去世,终年74岁。
1979年3月27日,孟超的冤案平反,《李慧娘》重新走上舞台,一直传唱到今。然而,孟超却再也看不到了。 图片 本报记者 秦子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