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明星王大化
来源：潍坊晚报 时间：2011.12.18 作者：刘愉
65年前的12月21日，潍县人王大化离开了喜爱他的人民大众。在27年的短暂生命中，他在延安率先擂响了新歌剧的锣鼓。他的名字和《白毛女》、《兄妹开荒》、《东方红》紧紧连在了一起。正如贺敬之所言，他是“延安精神的形象代表，是延安革命艺术运动的象征”。王大化像一面镜子，提醒着当下的明星，怎么做人与做事，便不会只看见利欲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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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二开荒” 毛泽东夸赞
1943年2月5日,延安各界两万多军民聚会,举行春节联欢活动。潍县人、鲁迅艺术学院教师王大化和学生李波排练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首次公开演出,引起巨大轰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坐在长板凳上与大家一起观看。演出结束,毛泽东握着王大化的手直夸:“你演得真好!谢谢你。”剧中的王大化身着黑裤白小褂,腰系紫红色粗羊毛围巾,头上扎条白毛巾,肩扛锄头,且唱且舞,成了边区老百姓的最爱。看过鲁艺秧歌队演出后,人们再去看时,不说去看秧歌,而是直接说“看王大化去”。
看完《兄妹开荒》,毛泽东握着王大化的手道谢
“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作呀懒虫。扛起锄头上呀上山岗,山岗上好呀么好风光,站得高来看得远,咱们边区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呀地方……”
1943年2月5日,农历癸未年春节,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中央,一个英俊朴实的“陕北”小伙儿,一个活泼可爱的“边区”姑娘,边舞边唱。这天,延安各界两万多军民聚会,举行春节联欢活动,同时庆祝中美、中英订立新约,废除近代以来对华不平等条约。鲁迅艺术学院教师王大化、学生李波排练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首次公开演出,引起巨大轰动。
“一座巍巍的人山赫然地从平地竖起”——《兄妹开荒》曲作者安波的回忆,与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现场照片相印证,可以想象当年漫山遍野万千观众齐看演出的壮观场面。
没有布景,没有扩音器,欢快的歌声,随着黄土地上的风一阵阵传扬开来。“一会儿是暴风雨般的掌声,一会儿又是浪潮般的喝彩”。带着春讯但依然冷冽的寒风中,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坐在长板凳上与大家一起观看。
毛泽东看得高兴,回头对朱德说:“这才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嘛!”朱德赞道:“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演出结束,毛泽东握着王大化的手直夸:“你演得真好!谢谢你。”
后来,诗人戈壁舟在《毛主席笑了》一诗中,用朴素的语言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我们给毛主席表演,毛主席亲自到场。大秧歌一完都往下坐,王大化演出《兄妹开荒》。”“哦!毛主席在那边,那边人稠的地方。”“毛主席在笑呵,朝霞般辉煌。”
粉丝带干粮跟着跑,延安出现“王大化牌”肥皂
《兄妹开荒》公演前,并不叫《兄妹开荒》。这部秧歌剧,用老百姓的话说,是生下孩子才起名,后来“小名”又改成了“大名”。
秧歌剧由王大化、李波、路由编剧,安波作曲。剧情源自劳动模范马丕恩和马杏儿父女开荒的故事,主人公由现实中的父女改为兄妹。因当地男孩子通常叫娃、小、二疙瘩等,男主角便取名“小二”,直接用了王大化的姓,全名“王小二”,剧名就叫《王小二开荒》。
哥哥王小二在山上开荒,妹妹上山送饭。王小二为逗妹妹假装睡觉,妹妹误以为哥哥是个大懒汉,生气不给他饭吃。王小二见妹妹生气,又忙着去解释。剧情表现的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主角是边区的青年农民,形式采用了当地的秧歌舞,歌词大量运用了地方方言,有歌有舞,有说有唱,诙谐幽默,加上王大化和李波惟妙惟肖、出神入化的表演,这部只有20分钟的秧歌短剧演到了老百姓的心窝窝里。
“把老百姓的事儿都编成戏了。种地人也上了戏台,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事……”李波回忆,当时有人问看了什么戏,一些老百姓就说是“兄妹开荒”,没有人说“王小二开荒”。后来演出报幕时,就直接改成了《兄妹开荒》。
《兄妹开荒》首演轰动,一传十,十传百,只要有鲁艺秧歌队演出,当地老百姓就打听着去看。许多群众跟着王大化他们,他们演几场就看几场,有的干脆带上干粮跟着走。一直跟到他们演出结束回到学校,眼看着队伍进了校门,这些忠实的“粉丝”,才恋恋不舍地折返回家。
1943年整个一个春季,王大化他们每天早上化好妆出发,巡回部队、学校、医院、乡村演出,有时一天要走三四十里路,连赶三四个地方演出。
剧中的王大化身着黑裤白小褂,腰系紫红色粗羊毛围巾,头上扎条白毛巾,肩扛锄头,且唱且舞,成了边区老百姓的最爱。看过鲁艺秧歌队演出的再去看时,不说去看秧歌,而是直接说“看王大化去”。
“我们演出走到哪里,老乡就端出自己制的米酒给我们喝。有一次,在中央党校,有几个炊事员看了我们的演出非常感动,把自己在工作中获得的奖品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肥皂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和大化。当我们接过这些珍贵的礼物时,大化和我都感动得哭了。”这感人的一幕,几十年后李波仍然难以忘怀。
在延安,王大化成了大家公认的明星。不久,延安市场上出现的“王大化牌”肥皂、“王大化牌”香烟,成为群众喜爱的抢手货。1944年冬,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王大化被推选为甲等文教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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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新秧歌剧诞生 《兄妹开荒》成经典
《兄妹开荒》公演后,一时风靡延安。著名诗人、原中宣部副部长、当时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贺敬之感叹:“从秧歌发展到秧歌剧、到新秧歌剧,这是王大化的贡献。我是学文学的,当时我被大化的表演吸引了、迷醉了。谁能想到,秦腔、迷糊调能唱出这么一番新天地来呀!”
1943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了《兄妹开荒》剧本和乐谱,并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赞扬《兄妹开荒》是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
《兄妹开荒》很快从延安传遍全国解放区,甚至流传到国统区。《兄妹开荒》成为解放区文艺宣传的保留节目,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进程演遍大江南北。其间,仅《兄妹开荒》的单行本,就出版了10多个版本。
此后60多载,《兄妹开荒》传唱不衰,直到现在,有关民族经典歌曲的磁带、光碟中,依然有《兄妹开荒》的曲目。
有关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部秧歌短剧进行研究和评价:
“《兄妹开荒》是秧歌运动中涌现的第一个典范作品”,她是“革命文艺发展史上的拓荒之作”,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兄妹开荒》创作和演出的成功,标志着新秧歌剧的正式诞生,并由此带动和促进延安新秧歌运动的蓬勃发展。”
“《兄妹开荒》使小型秧歌剧在整个中国文坛上作为一个新剧种、一种新文学体裁,从此确立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她诚然不是伟大的作品,但她是一个纪念碑。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旧形式和新内容结合得十分完美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品”,她“为新歌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的确,《兄妹开荒》开先河、打基础,很快催生了王大化参与创作并执导的又一部经典之作——大型歌剧《白毛女》。
大花脸扮相 周恩来指正
《兄妹开荒》出台前,王大化和李波排演了秧歌舞《拥军花鼓》。《拥军花鼓》利用民间的“黄羊调”,配上时兴的新鲜词儿,这种在延安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秧歌,给解放区的军民带来了惊喜,由此一炮走红。然而,延安的秧歌队初建时,很多节目都是“拿来主义”。新排的秧歌等节目,一般都有几个丑角。演出《拥军花鼓》时,李波是村姑打扮,王大化是小丑装。周恩来观看演出后,给予赞扬的同时,又语重心长地告诉王大化,在演出的过程中要注意提高艺术质量,把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和有损劳动人民形象的地方去掉,“要看到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丑化他们”。
风沙中看《拥军花鼓》,毛泽东扒开口罩哈哈大笑
《兄妹开荒》出台前,为配合拥政爱民活动的开展,王大化和李波借鉴陕北民间秧歌的形式,排练了秧歌舞《拥军花鼓》。l942年底的一天,鲁艺秧歌队带着新创编的一批节目走出桥儿沟,赶往延安南门外广场。一路上,《拥军花鼓》的曲作者安波心里直打鼓:这样的节目能够有人喜欢吗?
装扮得五彩缤纷的队伍还没到广场,就有不少人陆陆续续跟过来。演出开始,秧歌队周围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外围的观众争先向人群里面挤。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哇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嗨来梅翠花,嗨呀海棠花,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王大化描着白鼻子、白嘴、白眼圈,头顶扎个冲天小辫,与村姑装扮的李波,一个拿面小铜锣,一个拿个小花鼓,边扭边唱,引起观众不断喝彩。
安波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要不是正在演出,安波真想冲上前去,“同那个头顶梳着‘钻天锥’的小弟弟王大化”拥抱,同为秧歌队演出喝彩叫好的观众拥抱。
令李波最难忘的是在枣园的演出。那天,毛泽东身穿一件白布里、灰布面的棉大衣,坐在长板凳上,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看鲁艺秧歌队的表演。《拥军花鼓》一亮相,便引起了首长们的极大兴趣。这时忽然起了大风,四周黄土飞扬,演员都成了黄土包。在场上演出的李波发现,“毛主席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也不避一下风。这时,毛主席身边的一个人往他嘴上捂了个大白口罩,毛主席马上用手扒拉开,只是兴奋地张着嘴哈哈大笑。”
1942年整风运动前,延安戏剧界存在演大戏、演外国戏的风气,有些人瞧不起秧歌等民间“玩意儿”,认为是粗俗、低级的,上不了大台面。当时身为鲁迅艺术学院朗诵教员、鲁艺实验剧团演员的王大化,亲耳聆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思想很快转变。他立刻放下知识分子和名演员的架子,向群众学习民歌、民间小调,向民间艺人拜师求艺,带头排演了秧歌舞《拥军花鼓》。
“不能丑化劳动人民”,周恩来说得王大化脸发烧
旧瓶装新酒,利用民间的“黄羊调”,配上时兴的新鲜词儿,这种在延安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秧歌,给解放区的军民带来了惊喜,《拥军花鼓》一炮走红。
“‘马门教授’头上也扎了这么多小辫子,这可是个很大的变化呀!群众是欢迎这个变化的……”周恩来观看演出后,给予王大化的表现极大赞扬。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诉王大化,向民间艺术学习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旧形式还需要改造,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一变。在演出的过程中要注意提高艺术质量,把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和有损劳动人民形象的地方去掉,“要看到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丑化他们”。
延安的秧歌队初建时,很多节目都是“拿来主义”,旧形式改换新内容。因此,新排的秧歌等节目,一般都有几个丑角。如大秧歌的领头者是个丑婆子,手里拿着两个大棒槌,耳朵上戴着两个红辣椒当耳环。“推小车”的婆子梳个大翘翘纂,纂上倒插一朵花。演出《拥军花鼓》时,李波是村姑打扮,王大化是小丑装。因主演外国名剧《马门教授》而享名的王大化,敢于“自毁形象”扮丑,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转变。
周恩来一席话,王大化和李波脸烧得站不住了。他赶忙解开头上扎起的小辫儿,洗了描画得一圈白一圈黑的大花脸。自从周恩来指出这个问题后,延安秧歌中“小丑”的形象逐渐减少,以至消失。
在新年巡演中,鲁艺秧歌队每演完一场赶往下一场的路上,王大化都要根据演出单位的特点,赶编一段新的祝贺词加在前面。上场演出的时候,王大化和李波把路上编好背熟的新词唱出来,因而特别受欢迎。
王大化的积极行动,在秧歌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当时延安中央党校有位首长称赞他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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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马门教授” 展露戏剧天才
被周恩来称为“马门教授”的王大化,在创作和演出秧歌剧“轰动”前,已是延安知名的戏剧演员。
1939年冬,王大化从重庆来到延安,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10月初,中央马列学院决定赶在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排演德国作家沃尔沃的多幕话剧《马门教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非常重视,曾亲阅俄文剧本。王大化担任此剧的舞台设计和主演。
剧中主角马门洛克教授,是一位忠实于科学事业,不愿意过问政治的老科学家。这位杰出的犹太族外科医生认为,纳粹分子即使“不顾大局”,也决不会杀人。当儿子罗尔夫投入反纳粹斗争时,他把儿子赶出家门。他以自己精湛的医术救治了德国法西斯匪徒,最后却被纳粹分子逼死,直到临终前才恍然大悟:“科学也离不开政治。”《马门教授》在当时的苏联,成为畅演不衰的名剧。
21岁的王大化不负众望,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复杂的角色,他的表演才能得到人们一致赞扬。周恩来观看演出后,为王大化在剧中扮演的马门洛克教授拍手叫好,亲切而又风趣地称他为“咱们的马门教授”。
1941年春,中央组织部调王大化到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担任朗诵教员兼实验剧团演员。此后,王大化参加了《维也纳工人暴动》、《俄罗斯人》、《前线》、《海滨渔夫》、《神手》、《工人之家》等剧的演出,均获大家好评。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除《拥军花鼓》、《兄妹开荒》外,王大化又参加创作并主演了秧歌剧《赵富贵自新》、《张丕模除奸》、《二流子变英雄》,主演了话剧《粮食》、《我们的指挥部》等,创作、导演并演出历史多幕剧《惯匪周子山》,塑造了被特务欺骗又幡然醒悟的赵富贵、除奸英雄张丕模、懒汉变成生产模范的“二流子”、带伤沉着指挥战斗的八路军团政委、优秀的地下党负责人等一批经历不同、性格各异的鲜活人物形象。
白毛女首演 刘少奇改戏
1944年冬,鲁迅艺术学院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集体创作大型歌剧《白毛女》。在该剧的创作和导演过程中,王大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例如,杨白劳给喜儿买红头绳一节,原剧本为杨白劳买回红头绳,让喜儿自己扎。排练时,王大化让杨白劳给喜儿扎,唱词改成“扯回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这一改,更突出了父女的喜悦、亲情。1945年4月22日,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首演获得极大成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指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以后的演出,黄世仁就被当场枪毙了。
白毛女的遭遇 引来一片哭声
1944年冬,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鲁艺决定创作排演大型歌剧《白毛女》,王大化接受了创作和导演的任务。
歌剧《白毛女》取材于民间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地主恶霸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污辱他的女儿喜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变成了白发披肩的“白毛女”。八路军来到该地区,喜儿重见天日。
为确保此剧成功,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组织了强大的编、导、演阵容。剧本由鲁艺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等谱曲；导演班子由王滨、王大化、舒强组成,王大化担任执行导演；演员有王昆、林白、张守维、吴坚、邸力、赵起扬、陈强、王家乙、李波、寒冰等。
参加《白毛女》创作和演出的,大多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顶尖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成为共和国文艺界的高层领导,有的成为闪耀半个多世纪的璀璨明星。
1945年4月22日,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首场演出。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出席七大的全体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纷纷赶去观看。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陆续进场,毛泽东到的晚了些,他不声不响地进入自己的座位。整个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只好挤在门口站着看。
据当事者记载,当演到黄世仁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一些女同志失声痛哭。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转身劝解说:“同志们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演戏啊!”可没等说完,他的声音中已经充满了悲怆。
那时延安还没有演完戏首长上台接见演职员的习惯,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到后台向剧组表示祝贺,他握着王大化的手说:“这个戏表现了广大劳苦农民的命运和反抗,很感人,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了。”
刘少奇指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在《白毛女》的创作和导演过程中,王大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才智。
王大化妻子任颖回忆,“在写作剧本的阶段,贺敬之、丁毅、大化等许多同志是那样地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琢磨和推敲；在《白毛女》的音乐创作上,马可、瞿维和大化等同志又深入研究和探讨。以后在排练阶段,大化和舒强同志,又和演员王昆、陈强、王家乙、李波等同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反复进行排演。”
饰演地主黄世仁的著名演员陈强评价王大化,“是位全才艺术家”,“文学、音乐、美术的功底都很深”。参加演出的,大部分是话剧演员出身,音乐感差,歌唱和动作往往协调不起来。歌剧要求演员不仅歌唱动听,动作也要优美,节奏须准确。王大化在排戏时,耐心地帮助演员选择恰当表达歌唱的动作或舞姿,不时为他们做示范。陈强认为,“如果说歌剧《白毛女》有我们民族传统特点的话,王大化在拍戏的追求上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新歌剧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有数,大化同志怎么排就怎么排。而大化每每想出来个新点子,大家都很赞赏。”编剧贺敬之对王大化的创作和导演才能极为佩服。其中杨白劳给喜儿买红头绳一节,原剧本为杨白劳买回红头绳,让喜儿自己扎。排练时,王大化让杨白劳给喜儿扎,唱词改成“扯回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一个小小的改动,使此段成为经典。贺敬之称,“《白毛女》的主要构思者是我们的王大化同志。”
《白毛女》首次演出,获得极大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派人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的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后来得知,这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的观点。
压迫穷人的地主黄世仁在剧中只活了一场,以后的演出,黄世仁就被当场枪毙了。《兄妹开荒》之后,延安又刮起了一股《白毛女》旋风。从此,《白毛女》演遍陕北,演遍解放区,一直演进新中国,演入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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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歌词改编 王大化倾注心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哟,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可能许多人不知道,这首传唱半个多世纪、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的红色经典歌曲,浸透着咱潍坊人王大化的心血。1998年,著名诗人、教育家公木去世前的两个月,在国家文化部主办的杂志《文化月刊》上刊文披露了这一内情。
1942年冬,陕西葭县农民李有源根据民歌“骑白马”的曲调,编了一首新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便是《东方红》的雏形。第二年冬天,葭县移民队赶赴延安途中,李有源(也有史料说是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在原来的一段歌词后面,又加了8段:“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成为共有9段的《移民歌》,又叫《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又一年的冬季,公木与孟波、于蓝、刘炽等下乡采风,从民间采录了这首歌,后来收入公木、何其芳编注的《陕北民歌选》。
1945年10月24日,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准备演出时,大家想到《移民歌》中有歌颂领袖的句子,决定把它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公木、王大化、李江、谢廷宇、刘炽、雷加等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对《移民歌》原歌词进行了改编,最后由公木执笔,编成了4段歌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达儿哪达儿就亮。哪达儿有了共产党,哪达儿人民得解放。
“共产党,老百姓,民主联军子弟兵,军民合作心连心,保家卫国享太平。”
刘炽在原曲调民歌“骑白马”调的基础上,谱成新曲。11月初演出时,报幕词为:“东方红——陕北民歌”。《东方红》的歌名由此产生。以后歌词经过多次修改,成为广为传唱的红色经典。
激愤刻版画 北平遭通缉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国。12月9日,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16岁的王大化与北平艺文中学高中部的同学一起,加入到浩大的游行队伍中。1936年3月9日,被捕的北平十七中学生郭清在狱中受刑惨死。同学们抬棺游行,队伍游行到长安街,被赶来的军警冲散,54人被捕。得知此消息,悲愤难抑的王大化拿起刻刀,创作了木刻画《抬棺游行》。《抬棺游行》触动了国民党特务敏感的神经,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下令通缉王大化。王大化只好南下,赴南京考入国立戏剧学校。
与同学加入游行队伍,迎着棍棒皮鞭水龙冲上去
多才多艺的王大化自幼喜欢唱歌、绘画,木刻也一直是他的业余爱好。王大化1919年6月13日出生在潍县东关(今奎文区),1928年随父母移居济南,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实验小学。他的小学同学于增俊记得,王大化“迷恋各种碑文和凤阳花鼓,还对歌唱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王大化的第一套木刻作品《呐喊》在杂志上发表。1934年10月,王大化转到北平艺文中学高中部读书,加入平津木刻研究会。
王大化后来在国立戏剧学校的同学骆文曾回忆说:“不知道他怎么学的版画,也许在家乡潍县受到木版年画影响,特别是线条粗壮的贡笺画的影响。”
王大化9岁随潍县教育界名流、父亲王象五赴济前,跟母亲生活在同样是潍县名流的姥爷杜佐宸家。造型生动、线条粗犷、风格质朴的潍县木版年画,在王大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艺术的种子。
1935年下半年,日寇发动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有恃无恐,得寸进尺,指使汉奸在冀东建立傀儡政权。在严重的中华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国。
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
12月9日,寒风刺骨,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数千学生涌上街头,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16岁的王大化与北平艺文中学高中部的同学一起,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加入到浩大的游行队伍中。
北平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了戒严令,在重要路段,大批警察布岗设哨。王大化随着两千多人的游行队伍冲破军警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请愿。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遭当局拒绝,激愤的学生决定改为示威游行,向天安门进发。一路上,不时有冲出警察包围的学生加入,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当示威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大批手执木棍、皮鞭、水龙的警察阻拦。
片刻对峙后,浩荡的学生队伍毫不畏惧地向前闯去,个头接近1.8米的王大化冲在北平艺文中学队伍的最前面。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在他们头上身上,瞬间结成冰碴。一批批警察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涌过来,游行队伍被打散。
12月16日,北平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二三十名学生被捕,近四百人受伤。
1936年2月,王大化参加了北平青年救亡运动的核心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由于表现突出,一个月后被吸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过了一个月,王大化加入中国共产党。
难抑悲愤创作木刻画,遭到通缉后逃亡南京求学
“一二·九”运动后,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开除、逮捕爱国学生,解雇爱国教授的事件,接连发生。
1936年3月9日,被捕的北平十七中学生郭清在狱中受刑惨死。消息传出,爱国学生纷纷要求北平学联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时为北平学联负责人之一的黄华回忆,学联开会时,大家情绪激动,希望学联出来组织追悼会,举行开展反对当局镇压的运动。
在北平学联的组织下,郭清追悼会于3月31日召开。当天上午,来自北平各校的一千多名学生骨干,陆续赶到北京大学三院的礼堂。东北大学的王庸自己花钱租来一口棺材,摆放在追悼会现场。
正当追悼会进行时,接到报告的北平当局派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禁止人员出入。到会学生见此情形,群情沸腾,愤怒难遏。有人提议抬棺游行,立刻得到同学们的一致响应。他们将在北大三院和孔德中学之间用砖头垒死的便门推开,穿过孔德中学冲到街上。队伍游行到长安街,被赶来的军警冲散,许多学生受伤,54人被捕。
得知抬棺游行队伍被镇压的消息,悲愤难抑的王大化拿起刻刀,创作了木刻画《抬棺游行》,纪念牺牲的同学,表达对当局残暴行为的愤慨。在7月份举办的一次木刻展览会上,这幅作品受到参观者好评,却给作者王大化引来了祸端。
《抬棺游行》触动了国民党特务敏感的神经,刺痛了国民党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下令通缉王大化。在北平难以立足,王大化只好南下,赴南京考入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戏剧学校创办于1935年,是中国当时戏剧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王大化为第二届学生,所学专业是美术和舞台设计。在校期间,王大化得到了校长、戏剧家余上沅以及马彦祥、曹禺等名家的指导。课余时间,王大化还与中共领导的地下学联的同志一起,到工厂、农村演出,教唱爱国歌曲,宣传抗日救亡。
刻刀当作武器 宣传抗日救国
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学习期间,王大化一直没有放弃木刻创作。
“木刻刀是武器,我们要用手中的刻刀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抗战期间,王大化辗转长沙、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利用木刻艺术宣传抗日。
1938年6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简称全木协)成立,王大化被推选为理事。一个月后,王大化赶赴成都,筹备成立了全木协成都分会,开办讲习班,出版木刻专页或特刊。8月,王大化主持举办抗战木刻画展,展出10多位作者200多幅木刻作品。在展览现场,他将自己的木刻印成卡片义卖,为抗日部队捐款。10月底武汉沦陷,全木协迁往重庆,王大化与丰中铁、文云龙共同担负起了协会的日常工作。
从木刻爱好者成长为木刻家,王大化创作了《列宁同志在十月》、《鲁迅像》、《高尔基像》、《风雪中行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日寇暴行——腹部取子》、《阿Q正传》、《犯罪的羔羊》、《冲向我们的敌人》、《游击队》、《在战壕里》、《纪念七七》等一批木刻版画,发表了《鲁迅与木刻工作者的关系》、《一年以来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文章,与刘岘合作出版了木刻理论著作《木刻雕法谈》。丰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奠定了王大化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地位。
演出作掩护 潜伏国统区
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王大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校、工厂的歌咏活动,自编广场剧在街头演出,以唤起民众,支援抗日。离开学校后,王大化加入了重庆抗敌剧团。一群满怀爱国热忱的热血青年,为了唤起民众抗日,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在中共化龙桥区委的安排下,他来到重庆复旦中学任音乐教师,并以此为掩护,领导复旦中学党的活动。1939年秋,他被国民党重庆当局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大化于年底到达延安。
◎组织活动
利用演出掩护身份 进行地下交通联络
“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你光荣地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剧场,王大化用低沉的嗓音开始领唱。
这是抗战爆发后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迁往湖南长沙后不久的一次公演,第一个节目,是王大化选排和领唱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名曲。在校期间,王大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校、工厂的歌咏活动,自编广场剧在街头演出,以唤起民众,支援抗日。
一次,王大化和同学在长沙教育会演出独幕剧《疯了的母亲》——小儿子在日军飞机轰炸时惨死,母亲因惊吓和悲伤导致精神失常。从国民党监狱刚刚回家的大儿子路遇母亲,悲喜交集,然而母亲却再也不认识儿子。儿子泪别母亲,毅然走上抗日战场。王大化扮演母亲的大儿子,他感同身受、不露痕迹的表演,深深感染了在场观众,不少人黯然落泪。他的同学始终不知道,18岁的王大化已经是有着一年多党龄的共产党员。
国立戏剧学校进步学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委、内政部常务次长张道藩下令,要求学校严禁外出举行抗日宣传活动,并派人暗中监视王大化等“活跃分子”。1937年底,王大化愤然离校,先是留在长沙做群众工作,后参加了戏剧家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队二队。在这里,王大化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一边参加各种抗日演出活动,一边利用演出做掩护,进行党的地下交通联络。
“王大化身着蓝布大衫,围着一条红色毛巾,站在祠堂一条凳子上,向挤满街头的青年学生教唱他创作的歌曲:“‘同胞们,起来吧!我们永远站在前头,为了民族,为了自由,不怕流尽最后一滴血!’‘打起红旗,拿起枪,带足子弹赶快上战场。日本强盗杀人放火太猖狂,多少村庄都被它烧光。要活命的别彷徨,带足子弹赶快上战场!’”几十年后,这一幕在王大化的好友脑海中依然记忆犹新。
◎积极抗日
教工人唱进步歌曲,被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
1938年春末,王大化到了重庆,加入重庆抗敌剧团。抗敌剧团每月只有10元钱津贴,生活非常艰苦。王大化他们住在观音岩一个破烂的大戏台上,把铺盖一卷,就是排练场。一群满怀爱国热忱的热血青年,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心中哪还有苦、累二字。他们晚上排练,白天走上街头闹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
由于剧团居住条件太差,王大化染上了疟疾,发作时先冷得发抖,继而发虚汗,头疼得像要爆炸。没有钱买药,更无钱住医院,看到王大化躺在地板上痛苦呻吟,同事们只好将自己的棉被堆在他身上。打摆子过后,王大化又生龙活虎地去排练、演出,但身体却一天天消瘦下来。
1938年7月,作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的王大化,被派往成都组建成都分会。这时,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到达成都,与由上海影人剧团改组的成都剧社合并。王大化加入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负责舞台布景和美工设计。赵丹、金山、白杨、吴茵、谢添……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大腕云集,虚心好学的王大化,从这些明星身上学到了不少戏剧知识和表演技巧。
两个月后,王大化回到重庆。在中共化龙桥区委的安排下,他来到重庆复旦中学任音乐教师,并以此为掩护,领导复旦中学党的活动。脚穿草鞋,身着苏式哥萨克衫、工人裤,活力四射、质朴潇洒、才艺俱佳的王大化,很快赢得了学生的喜爱。除了上音乐课,他还带领学生剧社的学生排练节目,王大化自己导演、舞台美术设计一身兼。
在复旦中学期间,王大化白天上课,晚上悄悄到附近工厂教工人学文化,教唱进步歌曲,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9年秋,他被国民党重庆当局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大化于年底到达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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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恋人约定婚期 不料重庆一别竟成永诀
“突然一双大手蒙住双眼,吓我一大跳。用力掰开大手转身一看,竟是王大化,我高兴得跳起来。”1938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化路遇正要去重庆民生路打酱油的昔日好友贾如真。
他俩是两年前在南京报考国立戏剧学校时认识的。当时,国立戏剧学校进行第二届招生,王大化经该校第一届学生凌子风介绍前去考试。贾如真也参加了这次招考,但因年龄偏小,未被录取。贾如真家离学校很近,课余时间,王大化、凌子风经常到她家附近一空地散步聊天,三个年轻人渐渐成了好朋友。
贾如真到重庆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王大化介绍她到了自己工作的重庆抗敌剧团。在剧团期间,王大化指导贾如真提高表演水平,帮助她学习文化,两个年轻人的心渐渐贴在了一起,剧团的同事玩笑地称贾如真为“剧校的媳妇”。1939年9月,王大化同贾如真拍了结婚照,分别寄给双方的父母。他们原计划10月在《新华日报》上登报宣布订婚,此时党组织正设法安排王大化去延安,两人商量,为了事业和工作,婚事暂且拖后。11月,王大化离开重庆,12月到达延安。临行前,王大化托付《新华日报》重庆总社的好友姚黎民帮助照顾贾如真。
王大化到延安后,两人联系成了问题。国民党当局“查禁”极严,只有亲人间才允许通信。王大化设法捎信给贾如真,嘱咐她一定要于1940年元旦在《新华日报》上把订婚启事登出来,以便于通信。
贾如真找到姚黎民,在这天的《新华日报》上如约刊登了启事。之后两人多次通信,期待相聚的时刻。
遗憾的是,王大化不能回到重庆,贾如真也没去成延安。1941年底,贾如真致信王大化,提出解除婚约,王大化只好同意。此后,王大化与任颖结合。王大化牺牲37年后,贾如真赴京与任颖相见,以姐妹相称。临别时,任颖赠言贾如真:“把怀念、回忆放在心里,坚强地活下去。”
辗转赴东北 创作演出忙
1945年9月2日,王大化离开工作、生活了近6年的延安,随队向东北进发。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身高近一米八的王大化非常瘦弱。然而在同事面前,他却总是那个热情、开朗、活跃的王大化。他总是自告奋勇打前站,为所有队员安排午饭晚饭,到宿营村庄号房分房。在团里,王大化是多面手,编剧、导演、演出、舞台设计、独唱、领唱等等,无一不做。“七七”事变九周年前夕,王大化与颜一烟将秦腔《血泪仇》改编为秧歌剧,从剧本到刻版油印,到配曲,到排练,白天晚上连轴转,不到20天,3幕17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完整出炉。公演时,台下比台上哭的声音更大。
自告奋勇打前站,翻山越岭借铡刀铡草喂马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组建干部团开往东北地区。以鲁艺师生为主,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文艺工作团,编为挺进东北干部团第八中队。1945年9月2日,王大化离开工作、生活了近6年的延安,随队向东北进发。此时,他的小儿子盟盟出生还不到半年,大儿子潍潍也只有3岁多。
“他的身体是孱弱的,但是他打前站,赶毛驴,为小组同志安排住处,陪着病号讲故事,艰苦的工作需要号召的时候,他从队伍中站出来了。他没有旧文化人孤芳自赏、摆臭架子的恶习,他善于和群众接近……”这是随队一起行动的漫画家华君武印象中的王大化。
赴延安前艰苦的环境损伤了身体,后来长期超负荷工作,使得身高近一米八的王大化更加瘦弱。在日记中,王大化常常埋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整天在混沌中,肚子阵阵作痛……身子怎么这样不济事了呢?”“几乎整夜不得眠,加上昨天的呕吐,浑身直是痛。”“又几乎是整夜的失眠”“夜里肚子痛,痛得几乎死过去。”
然而在同事面前,他却总是那个热情、开朗、活跃的王大化。
他自告奋勇打前站,每天早起早走,为所有队员安排午饭晚饭,到宿营村庄号房分房,准备洗脚的热水,甚至铡草喂马当“马号”。
挺进东北干部团第八中队队长舒群记得,到了宿营地,队员们大多休息了,满天星斗之下,王大化孤身一人翻过一两个山头,到老百姓家里借铡刀。当他背着几十斤重的大铡刀回来时,房间里已经传出队员们熟睡的鼾响。“嚓、嚓、嚓”的铡草声,常常伴着王大化细长瘦弱的身影熬到下半夜。回到房间,他又悄悄地点亮油灯,翻开日记本,整理思绪,记下一天的工作和感悟。
一人身兼数职,改编秧歌剧《血泪仇》赢得掌声
1945年11月2日,王大化一行到达沈阳。第二天,第八中队改称东北文工团。王大化先是担任文工团戏剧部部长、支部委员,后任组训部长。重任在身的王大化不辞劳苦,带领演员到城市、乡村演出,足迹踏遍辽宁、长春、丹东等地。在团里,王大化是多面手,编剧、导演、演出、舞台设计、独唱、领唱等等,无一不做。
一次,王大化赶排话剧《东北人民大翻身》,见兼管服装道具的演员颜一烟跑不过来,就和她一起去老百姓家借东西做道具。走进老乡家,有的家庭五六口人合穿一套衣裳,谁出去干活谁穿,其余的挤在炕上合盖一床破被子；有的披着麻袋片,仅有的破衣裳都丝丝缕缕,勉强遮体……看到这些,王大化哪忍心再借啊。他和颜一烟跑到估衣摊上买来几包好一点的衣服,去老乡家换回补丁摞补丁的破衣裳,当做演出服。
第二年春天,东北文工团辗转来到大连,连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日出》、《我们的乡村》、《祖国的土地》等剧目。
“七七”事变九周年前夕,王大化与颜一烟将秦腔《血泪仇》改编为秧歌剧,两人晚上商量剧本,颜一烟连夜将第一场写出,第二天凌晨开始刻版油印。同时,王大化与戏曲部的人员商量配曲。等早饭后8点多,第一场的本子出来了,他又开始指导演员排练。午饭后,王大化与颜一烟商量下一场的提纲……边创作,边排练,白天晚上连轴转,不到20天,3幕17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完整出炉。公演时,台上哭,台下比台上哭的声音更大。当演到解放了,解放区的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时,观众的掌声把台上演员的台词都压下去了。
8月25日,东北文工团离开大连,转道朝鲜,经图们等地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东北文工团进行了短期的整训,王大化全票当选为一等模范工作者。整训结束,东北文工团分为两个团,分赴合江、西满开展工作。寒冬时节,王大化所在的东北文工团一团赶往齐齐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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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导佳作迭出 明星闪耀东北
辗转东北地区各地一年,体弱多病的王大化以惊人的毅力超负荷工作。此间,王大化参加创作和改编了话剧《祖国的土地》、《我们的乡村》,秧歌剧《大特务》、《血泪仇》；导演了《东北人民大翻身》、《兄妹开荒》、《大特务》、《血泪仇》、《合流》、《把眼光放远点》；出演了《兄妹开荒》中的哥哥,《大特务》中的大特务,《血泪仇》中的王东方,《把眼光放远点》中的老大,《祖国的土地》中的马占彪,《日出》中的胡四等角色。王大化还负责全部演出节目中的舞台设计,担任《黄河大合唱》及其他歌曲的独唱和领唱,撰写剧目宣传介绍文章,等等。
在东北文工团,王大化以高超的编、导、演水平,成为团里的轴心和中坚；在观众中,他更是以精湛的演技,赢得他们的喜爱。1946年8月15日,王大化率团与驻大连苏军艺术团联欢,庆祝日本投降一周年。他的拿手好戏《兄妹开荒》,赢得了苏军官兵的狂热喝彩。
王大化是东北文工团的名人,是当时东北地区的明星。不少喜爱文艺的年轻人为他的才华和魅力所折服,对他崇拜有加。有个叫尹一青的年轻人由崇拜而模仿和学习,时常到团里向王大化请教,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王大化介绍,尹一青参加了东北文工团。后来,他从一名电影演员成长为新中国电影界的知名导演,执导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车轮滚滚》等为观众喜爱的影片。
为了宣传普及戏剧、音乐知识,帮助演艺人员和戏剧音乐爱好者提高艺术水平,每到一个城市,王大化除了做好演出工作外,还组织戏剧、音乐讲座；编辑戏剧丛书,介绍新剧本；辅导当地的戏剧工作者及旧艺人,引导他们走向新的方向。在大连,他发挥自己绘画的特长,为各机关团体画领袖像、名人像和宣传画、宣传图表。在王大化身上,似乎有着开掘不尽的能量。
日记抒心声 留予后人思
王大化生前留下了1万多字的日记。1948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旅大市委主办的《民主青年》杂志分期刊载了王大化的部分日记；1999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延河情怀》一书,又以“行军日记”为题,选载了王大化1949年9月2日至10月21日从延安到东北的日记。在日记中,王大化记录了他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以及对人生、社会、事业的深刻思考。这部分日记,是王大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版从中选摘部分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日记选摘
多做事,少说话,要说有用的话
多做事,少说话,要说有用的话,要多做革命需要你做的事。
一个人最宝贵的是能客观地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的莫过于自己,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会懂得你、理解你。可是,重要的是要大家都能理解你。
有时,人会被无名的锁锁住,他要善于用智慧的钥匙来开。但往往,智慧的人找不到智慧的钥匙。
别人是自己的镜子,要善于从这镜子里看自己,不要以为事不关己。
对自己做到最低限度的苛求,对别人做到最大限度的容让。埋起头来,多做实际工作。
不要为一点点小的个人得失不能忘怀。
人总愿肯定自己的东西,并坚持它,而相信它是好的,眼小如豆,只找别人的缺点、毛病。
人生来是应当工作的。更应该努力地克服自己的劣根性,锻炼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不能光把自己寄托于那光荣的理想中。目前实际工作,就是那光荣事业的基石。你要抓紧这个东西,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完成你当前的这事业。一分一分地,老老实实地把这个基石打稳。
不要怕任何人赶过你,这没什么好处,对党对人民,任何人的进步都是好的,只有你自己肯学习人家的进步,你也就永不会落伍。不必总想做头一名,只要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就是好的,死亦不愧!该更埋头,意识的叫别人出头露面,意识的埋头自己,无名英雄是更可贵的!
越埋头,越谦虚,不争功,不争名,这才是真正的智者,才是没有缺陷的人格。
总看到别人的不对,是进步的绊脚石
一个领导者确是不容易,他要解决各种不好处理的问题,要使同志们满意、心服,但又要合原则,这是一个磨练,如能达到一分就是一大进步。
要深入去了解每个集体成员,要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理活动,这对我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但这又是能开困难之门的第一把钥匙。
工作做了,群众当中有好的影响,不管好的坏的都拥护你,你就要警惕。这对一个做工作的人说是一个进步。那么,落后的人,从个人出发的人,就会对你有意见,抱着成见。你要能自持,要能够与这些同志好好地谈,要在行动中努力团结这些同志。
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地亲自下手,打入下层,与下层群众相结合。不要摆老资格的架子,不要以为自己下去做工作,人家会看不起,相反地,他们反而会真正团结在你的周围,你能达到真正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这样才真正在群众中生根。
个人意识发展到了高度,会走到脱党的危险,深刻地来反省自己的劣根性,勇敢地掘发自己,把自己解剖在同志面前,让大家来开刀,卸开来才能达到重新做人的目的。
什么时候人不从个人出发了,不斤斤计较自己的名利的时候,天下就太平了。口口声声“我不想当官儿”,但是,实际却为了自己的地位而不满,这是难以捉摸的一种想法。
逢事都应想到来由,想到发展,想到末了的结果,这才能决定处置。
当工作做的顺利了,会产生一种惰性,就不愿多去用脑子,不愿多说,形成简单化与老一套的领导作风。发现不来新鲜事物,不能多方面去解决问题,这是危险的,渐渐地要与群众脱离。因为自己工作顺利,都做的也还差不多,于是就总看到别人的不对,有毛病,自己就好像没有,这是自己进步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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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英年早逝 凯丰含悲题词
“你们……继……续……”躺在病床上的王大化,勉强地抬起手向外指着,断断续续地吐出了最后几个字。1946年12月21日下午7时50分,颜一烟和同事陪王大化度过了他27岁人生的最后一刻。颜一烟明白,王大化指向门外,意思是嘱咐他们到农村去继续工作。
这个月的18日晚上,王大化在齐齐哈尔市演完最后一场《兄妹开荒》。第二天一早,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王大化率领创作小组赴讷河农村搜集素材。他们先乘火车到宁年县,后改坐商业部门运棉布的大卡车赶往农村。车厢里的棉布堆得超过了挡板,一向细心的王大化让颜一烟他们向里面靠,扒个窝让他们坐稳,又用行李塞在两旁,自己挤在车厢最后面。沿途都是土路,天寒地冻,凹凸不平。路上车子突然震动,王大化从车上甩了出去,跌在冻得像钢板一样硬的土地上,当场昏迷不醒。在讷河陆军医院,医生们做了最大努力抢救,但他终因伤势过重,永远地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和钟爱的事业。
王大化牺牲后,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发了电讯讣告和悼念文稿,各解放区文艺界相继召开了追悼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特授予王大化“人民艺术家”的最高荣誉称号。
1947年1月12日,齐齐哈尔市各界为王大化举行追悼大会,并在扎龙鹤乡龙沙公园为王大化建墓立碑。1月19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出纪念特刊,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题词“人民的艺术家”。王大化逝世五周年、十周年之际,文艺界的许多老同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纪念。
1986年12月,潍坊市人民政府和潍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人民艺术家王大化逝世4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的陆懋曾等领导出席了纪念大会。
贺敬之是《白毛女》的主要执笔者,在《白毛女》的创作和排演过程中,与王大化有过密切的合作。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贺敬之称赞王大化是“延安时多才多艺的卓越的革命艺术家”,“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公认的最富有成就、最富创造性的戏剧表演艺术家”,“也是在当时和以后为国统区的进步人士和文艺界的朋友所欣赏的延安精神的形象代表,是延安革命艺术运动的象征”。
本期图片 刘愉 提供(注明出处的除外)
本期稿件资料来源:任颖、李波、贺敬之、颜一烟、贾如真、安波、陈强、公木、华君武、舒群、张庚、骆文、丰中铁、戈壁舟、于增俊等的回忆材料,王大化撰写的文章和日记,蓝露怡、宋伯良等的文章。 (请资料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