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从维熙先生讲点事实
刘国震
《上海文学》2012年第3期刊载了作家从维熙长达万言的《梦里梦外忆浩然》一文(以下简称《梦》文)，此文对已故着名作家浩然的评价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客观、理性与公正，极尽讥讽、贬损之能事。文章的写法也很有意思，他把精心搜罗而来的亦真亦幻的浩然历年来“走麦城”的丑陋、尴尬、窝囊事来了个“集大成”式的展览，又与自己“过关斩将”的开心、风光、漂亮事做了个一一比对，如此“批评(别人)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范本，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梦》文先从1994年浩然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写起，大肆渲染了浩然在面对外国记者提问时是如何口舌木讷、“近乎于痴呆状态”，从而“丢尽了中国人脸面”的。笔者不是现场目击者，浩然先生已经作古，对这种死无对证的事，没有兴趣探其真伪。浩然先生在访美的前一年，也就是1993年的6月，曾突发脑梗塞(中风)，经历了失语、歪嘴、右半身失去知觉等严重情况，经全力抢救才脱离危险，但留下了后遗症，此后从思维、记忆到语言表达都很受影响，他当时不如从维熙先生伶牙俐齿、巧舌如簧，也许是实情。窃以为，即使浩然对某些提问真的回答“我长期在农村生活，没听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无可厚非，他已经否认了外国记者对中国的非议，犯不着上纲上线大加挞伐。据此又演绎出什么“深藏着难以抹去的‘文革’情结”，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关于浩然先生率团访美的情况，我倒是听说过，当时许多留学生和华人从报纸上得到消息，纷纷往宾馆打电话向浩然致意，许多喜爱浩然作品的读者长途驱车慕名到宾馆去拜访他。而这些给中国人争光的事，在《梦》文中是一点也看不到的。
从维熙先生说他把沉睡于计算机中多年的《梦》文呈现给广大读者和冥冥天宇中的浩然，是为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文良知”，而且声称这是一篇“纪实文章”。但此文的叙说却多有明显违背事实和历史真相之处。笔者不是小说家，无意于像从先生那样生发诸多“梦里梦外”的玄虚，仅就笔者了解的情况，以事实为依据，对《梦》文中的虚妄不实之词，做一些辨析。
从维熙先生说：“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从1979年起，我没有读到过一篇浩然兄正面描写历史新时期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恕我直言，就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文革’情结，使他难以自拔。”这是无视事实的信口雌黄。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浩然经过“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的沉重反思，在艺术上进行了扬长避短的新探索，很快就创作发表了《山水情》、《苍生》、《晚霞在燃烧》等5部长篇小说，《浮云》、《老人和树》、《赵百万的人生片段》、《能人楚世杰》、《弯弯的月亮河》、《花瘸子秘史》、《山豆》等十五部中篇小说，《机灵鬼》、《误会》、《新婚》、《弯弯绕的后代》、《衣扣》等一批短篇小说，以及数量可观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仅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浩然选集》(共5册)，就收入了200多万字的作品，而且全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作。这些作品，有的获奖，有的被改编为连环画册，有的被搬上银幕或荧屏，有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中播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维熙先生为什么无视这些铁的事实，借口“没有读到”而予以否定？是“孤陋寡闻”还是因心怀偏见或某种难以言说的心理而故意视而不见？这些作品大都是反映新时期农村现实生活的，其中，《山水情》反思和揭露了“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和封建血统论对人性的戕害，《苍生》真实地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社会面貌和人际关系，以及农民观念上的变化，并独具慧眼地暴露了某些农村基层干部在改革大潮中不能自律而走向腐化堕落的发人深思的现实，体现了作家对新时期农村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希望与忧虑。《浮云》、《老人和树》等“反思题材”的小说歌颂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善良宽厚的美德以及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毅力，揭露批判了“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等极左思潮和某些坏干部的瞎指挥给中国农民带来的苦难以及灵与肉的戕害。《弯弯的月亮河》成功地塑造了旧中国一个普通农民从愚昧到觉悟的性格发展过程以及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才是中国农民的希望之路这一真理。《赵百万的人生片段》以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以漫长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天幕，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乡村男子汉”形象。《新婚》则通过对一双新婚夫妇从闹离婚到和好的细腻描写，将家庭伦理、爱情生活以及人性之美、自然之美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这些题材广泛、思想深邃、艺术手法新颖多姿的作品，从维熙先生有什么根据说它们不是“对历史新时期”的“正面描写”？难道只有从维熙先生展示社会主义新中国“文革”时期监狱生活的“大墙文学”，才是“正面描写”？
《梦》文写道：“因为始自1957年，我和刘绍棠的命运，同时被卷进政治狂涛之中，已然自顾不暇。没有失忆的是，在那个年代，同辈作家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绍棠发表了《田野落霞》，我发表了《并不愉快的故事》，邓友梅发表了《在悬崖上》……这些作品都是以生活真实为镜，描写社会生活的小说。‘反右’开始后遭遇到批判和围剿。就在这段日子里，浩然的小说出现在《北京文艺》上，题为《喜鹊登枝》。仅从小说题目上，就已显露出对生活认知的差异，因而到了‘文革’时期，当更多文艺工作者中箭落马之际，‘八亿人民一浩然’的现象，也就有了逻辑上的必然性。”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感到惊讶，一个健在的老作家，为了贬损和否定另一位已经仙逝的作家，怎么能如此不顾事实呢！《喜鹊登枝》写于1956年8月，发表于老舍先生主编的1956年第11期《北京文艺》，写的是建国初期一对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歌颂了健康纯真的爱情以及人民群众对新颁布的《婚姻法》的拥护，描绘了新中国农村的崭新气象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这个有什么罪过吗？难道小说反映的不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吗？这篇小说一发表便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叶圣陶、巴人(王任叔)等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先后撰文给予好评。着名评论家雷达主编的《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1980年法国出版的《中国农村故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选》(二)，以及《中国新文艺大系/短篇小说集》(1949--197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8月版)、《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10月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八集短篇小说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风筝飘带》(《北京文学》55年典藏/短篇小说卷)等典籍，均收入《喜鹊登枝》。为什么从维熙先生的《并不愉快的故事》“是以生活真实为镜，描写社会生活的小说”，而浩然的《喜鹊登枝》就“仅从小说题目上，就已显露出对生活认知的差异”？难道仅从作品的“题目”上就可以判一部作品的死刑？难道你钟情于“乌鸦报丧”的凄凉，就不许再有“喜鹊登枝”的欢快？这是哪家的道理？这就是从先生所标榜的“大文化的多元格局”吗？
尤为令人遗憾和难以理解的是，从维熙先生为了贬损浩然和《喜鹊登枝》，故意把这篇小说的发表时间推迟了一年，这样，这篇作品的产生背景就成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有了这么个不好的“出身”，再非议这篇作品就有了某种“合理性”，你看，我们都在遭受“批判和围剿”，你浩然却在那里“喜鹊登枝”，我们嫉恨你排斥你，不就“有了逻辑上的必然性”吗？但退一步讲，即使《喜鹊登枝》发表于1957年，就该否定吗？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就把整个国家看得一团漆黑，这显然是荒谬的。生活中出现了假恶丑，难道就不能再歌颂真善美？《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我们播种爱情》、《儿女风尘记》，《铁木前传》，《三年早知道》等优秀的小说作品，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以及郭小川的诗集《致青年公民》，田间的诗集《马头琴歌集》，魏巍的杂文集《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碧野的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和《我们的农场好风光》等等，都是1957年发表或出版的，难道都应该否定吗？
从维熙先生记述了他80年代初复出后，在家中邀请林斤澜、王蒙、邵燕祥等友人聚餐并叫上浩然的事，并对浩然进行了指责：“事隔多年，在2000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郑实笔录、浩然口述的《我的人生》一书中，浩然再次露出了他异于其他友人的本色。书中印有这次聚会的照片，照片之旁他作了如是的自白：‘共同的语言不多，但面子上都还过得去。’他这两句灵魂自白的话，着实刺激了我的中枢神经，我真是太重情了，当时有的文友并不赞成我请他来，我说进入历史新时期了，浩然会有自省自识的，还是以诚待人，请他过来吧！看了他在书中自白，用现代时尚的流行语言进行自我剖析，我当时真是太‘二’了”。笔者查阅了《我的人生》一书，却见到事实并非如此。在书中收进的这次聚会的照片旁，是这样解说的：“80年代初，从维熙复出后用得到的第一笔稿费在家中请客(右起王蒙、从维熙、谌容、葛翠琳、刘绍棠、李滨声、浩然、林斤澜、邓友梅、邵燕祥)”。在此书的第17章，浩然也提到了这次聚会：“后来林斤澜、从维熙在家请文学界的朋友们吃饭，我也去了，觉得虽然在创作上不是一个路数，共同语言不多，但面子上都过得去。” 从维熙在引用浩然这句话时，有意砍去了“觉得虽然在创作上不是一个路数”这样一个前提，这就使“共同语言不多”这句话的含义和性质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另外，既然从维熙先生也承认“当时有的文友并不赞成我请他来”，说明有的人对浩然的确是心存芥蒂的，那么，浩然说的“面子上都过得去”不正是实情吗？我们写回忆录，写自传，应该提倡说真话吐实情，还是为顾忌各种人际关系而言不由衷虚与委蛇，甚至根据各种现实的需要而任意修剪既往的历史？连这么一句话都经受不住，进而耿耿于怀，从维熙先生的“中枢神经”未免太脆弱了。对比一下从维熙批评浩然的那些语言，什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什么“给中国文坛丢尽脸面”、“当了‘缩脖坛子’”，“丢尽了中国人的尊严”，什么“精神上的‘木乃伊’”、“不可理喻”，什么“智商缺失了的痴呆作家”、“从高粱地里钻出来的庄稼小子”，“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外星来客”，诸如此类的诟病詈骂之词，很难想象会出自一位自称与浩然既有“泥土乡情”，又有50多年“文学情缘”的老人之口，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梦》文写了1983年的一件往事：北京市的作家在市委党校进行自我整顿，浩然当时只认为“文革”有错误，对“文革”是“十年浩劫”的说法提出异议。老作家雷加率先对浩然进行“炮轰”：“一场‘文革’，有多少革命元老被批被斗，最后成了‘文革’中的冤魂，更不要说普通的百姓了，你怎么能轻描淡写地说成是‘错误’呢？！”从维熙先生据此认定“这是浩然‘文革’情结的第一次演出”。笔者以为，浩然当时的看法正确与否，可以讨论商榷，史家还可以进行研究，但他如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内心的困惑，是对党交心、襟怀坦白的表现，没必要为此上纲上线，给人扣上企图“复辟文革”的政治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样做，不符合从维熙先生在答记者问时宣称的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形成“多元化格局”的判断，以及对“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出笼”的否定。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两年多以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没有按照邓小平当初的设想“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再总结，匆忙地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但这个《决议》对文革的表述和定性是“错误”和“内乱”，并无“浩劫”之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对“文革”的表述也是“错误”，或“左”的严重错误，比如他1980年8月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的谈话，就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见《邓小平文选》第345页)。笔者以为，“错误”与“内乱”，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的概念，是较为严肃的表述，而“浩劫”是文艺家言，大多用于“伤痕文学”悲悲戚戚的个人发泄与控诉。把通常表述1937年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后旷世暴行的“浩劫”一词，用到我们党领导和发动的、亿万人民曾热情参与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上面，未必准确和严肃，很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弄不好还会被敌对势力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以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损害。所以，浩然的担忧和质疑不无道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和信赖。为什么党中央的《决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文革是“错误”属科学的表述，而浩然说文革是“错误”就成了“轻描淡写”，甚至成了“文革情结”的表演，在其死后多年还揪住不放？
《梦》文还翻出了“文革”高潮时期的一桩历史旧账，即浩然在一次公开场合的发言中对刘绍棠的批判：“刘绍棠……还有那么几个人，终于变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浩然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笔者不得而知，也无从考证。这句话如今听起来颇为刺耳，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实是司空见惯的陈词滥调。刘绍棠被打成右派的前后，周扬、陆定一、郭沫若、茅盾、老舍、郭小川、臧克家、陈荒煤、袁水拍、林默涵、周立波、康濯、郑振铎等宣传文化界一大批重量级的人物，都以发表文章或大会发言等形式，对刘绍棠进行过批判。即使是对刘绍棠关爱备至的共青团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也找他谈话，当面批评他：“你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你就是骄傲自满，年少气盛，出语轻狂，动辄攻击文艺界领导同志，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自然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所致，是历史的悲剧，但与他自身的性格以及无所顾忌地发表一些未必正确的言论也有关系。对此，据着有《我给名人开车》一书的北京市文联司机段燕勤撰文回忆，刘绍棠晚年自己也有所反思和悔悟。浩然晚年在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中回忆到他5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刘绍棠时受到的轻慢和冷遇，并说这是他“在以后的若干岁月里认同别人对他的批判的内心依据”，“我尤其认同批判他‘狂妄自大和个人主义’”(浩然：《我的人生》第227页)浩然还写到了“文革”结束后，自己受到批判，人生处于低谷之时，林斤澜、刘绍棠去看望和鼓励他的情况。“见到刘绍棠，我很惭愧，回想起当年批判他时自己的发言，觉得应当请求他原谅。”(浩然：《我的人生》第338页)浩然这些自责自省的话语，以及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的认识与检讨，白纸黑字地印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口述自传中他的那篇《我的教训》占了16个半的页码)，1987年他在《<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一文中写道：“我终于承认了我们在历史上犯了错误，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见1987年6月30日《农民日报》，《长篇小说》1988年第17期)，然而，从维熙却说浩然“在《我的人生》自述中，全然躲避了这些应该自省的问题”，“全书很多部分几乎都是远离历史真相的自我寓言”。如此公然说谎，究竟是为什么？
浩然的自省精神和坦荡襟怀，不仅体现在他的口述自传里，体现在他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和《圆梦》中，也体现在他散见于各类报刊的文论、散文和随笔中。1997年3月13日，刘绍棠逝世，浩然睡梦中闻讯立即披衣而起，忍着悲痛，急就一篇题为《刘绍棠走了》的悼念文章，次日又亲自送到报社，发表在1997年3月19日《北京晚报》上，文中写道：“我和绍棠都是冀东农村长大的，差不多同时做起文学的美梦。绍棠天资聪敏，勤奋好学，而又得到京城浓厚的文化气氛熏陶，早就有了‘神童’的美誉。所以他走在我们前边圆了文学梦。五十年代，他成了我们一班人心目中一颗明亮的星。可惜，没多久反右斗争扩大化，他遭受错误打击，如同被乌云遮蔽了二十多个春秋。这以后，似我这样的‘追星族’们，又成了人云亦云的批判他的‘打手’。那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走红了，到处找我去报告。我得到这样的机会就以‘革命者’自居，就拉出刘绍棠当成‘不革命’的靶子抖落一通，以此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曾几何时，我这个表现最革命的人也遭受打击。当我遭受到过火打击、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我才尝受到当初刘绍棠蒙难时的滋味，心中懊悔之极！”当年我从报纸上读到这篇短文时，为浩然的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所折服和惊讶，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未见过如此主动自我“揭短亮丑”的悼亡文章。正是浩然的坦诚善良，刘绍棠的豪爽宽厚，才使他们保持了几十年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刘绍棠在《我说浩然》一文中曾写道：“这几年，50年代的老朋友中，我读浩然的作品最多。从1979年到1987年，8年来浩然发表了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表现出深厚的创作实力。《山水情》、《浮云》、《赵百万的人生片断》、《机灵鬼》、《乡俗三部曲》和《苍生》，是他新时期的代表作。他在逐步解除思想的束缚，摆脱因袭的重担，于是在创作上推陈出新，呈现老当益壮的大好气象。”(《刘绍棠文集/杂感、随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2008年2月20日，浩然溘然长逝，刘绍棠夫人曾彩美当天就携子女到浩然家中吊唁，并献上花篮，2月28日还到八宝山参加了浩然的遗体告别仪式。如今，这两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呕心沥血、耕耘一生的杰出作家都已作古，为什么总是有人热衷于捣腾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旧账和是非恩怨？
从维熙先生对浩然最大的不满，是浩然不肯全盘否定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并以此指责浩然“在老调重弹中吟唱自己的往昔，在自恋中蹒跚怯步”，却很少“认真地进行一次自审自读”。从先生还宣称，80年代初，作家李凖曾到他家小坐，言谈间对自己1953年发表的那篇着名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来了个自我否定和讨伐，说那完全是图解政策之作。并说他也否定了自己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意在以自己的“自审”来反衬浩然的“自恋”。李凖先生已于2000年去世，从先生的说辞是否属实，又是一桩死无对证的公案。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李凖历年来在编选自己的文集时，均收录了《不能走那条路》，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李凖全集》第一卷开篇就是此篇，而且在第五卷收入了作者1953年写的创作谈《我怎样写<不能走那条路>》。李凖逝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李凖小说精品最新选本《李凖小说选》也收录此篇。难道李凖先生会如此看重一篇已被“自我讨伐”的“图解政策之作”？着名评论家曾镇南在《现代文学馆里的沉思》一文中，也为我们提供了与从维熙的说法相反的例证：“我想起了没有来得及看到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的现代文学馆馆长李凖的一段话，那是他80年代初在云南芒市对文学爱好者说的。他坦然回答人们对他五十年代初的名作《不能走那条路》的诘难，说：‘对互助合作怎么评价是政治家的事，是历史学家的事，我是作家，只能以艺术的良知说话’。他讲了他对人吃人的旧社会的憎恶，讲了他看到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的苗头的担忧，讲了他对贫苦农民的同情，讲了《不能走那条路》是他对当时生活独立思考的结果，主要人物和情节都有生活依据。他坚定地，充满感情地说：‘左’的文艺思想流毒要肃清，‘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作家的艺术良知应该体现在反映龙腾虎跃的生活，倾诉人民大众的呼声。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发展，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再走人剥削人、人吃人的路，不能走富一家穷千家的路！无论文学家还是艺术家，不能走精神贵族的路。脱离生活的路不能走，也走不通！’就这样，李凖以‘不能走那条路’为题，语重心长地结束了那一次讲话。”(见2000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李凖先生说的“不能走那条路”，是哪条路？不就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之路吗？电影《金光大道》中，高大泉就用这句话回答了张金发关于“走哪条道的疑问”--“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说，这8个字，诠释和概括了200多万字的《金光大道》的主题，也是浩然毕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和信仰。读懂了李凖这段充满共产党人浩然正气和真正艺术家勇气与良知的掷地有声的话语，难道我们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浩然只承认《艳阳天》、《金光大道》存在缺点和时代的局限性，而绝不肯对其全盘否定吗？“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这是浩然逝世后党组织给他的“盖棺定论”，这个崇高的称号，不是谁都能担当得起的！
退一步讲，即使从维熙所言李凖自我否定《不能走那条路》是真的，也没有理由要求浩然必须否定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不同的人，政治信仰、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志趣修养乃至性格与阅历不同，对事物的看待就有差异，没有必要强求一律。那种政治气候一变就一窝蜂地把过去的一切来个全盘否定彻底推翻的政治投机商做派，才是“随风而动”和“变脸的绝技”。盲目地否定过去正确的东西不是“自审”而是“叛卖”，清醒地扞卫过去正确的东西不是“自恋”而是“守节”。1966年，当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袭来之时，郭沫若公开宣称：“现在来看，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没有任何一点价值，应该全部烧掉！”这种“自我否定”是何等的彻底啊，但此举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后世又对此作何评说？
客观地说，从维熙先生否定《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并不是否认这两部作品艺术上的特色，他也不得不承认浩然塑造了“从形似到神似、惟妙惟肖的农民形象”，“表现出他笔锋的力度和本土的眼光”。那么他要否定的是什么呢？他说的也很明白，是作品所歌颂的那个时代。他说，“中国改革年代的历史，早已对他歌颂的年代，有了明确的结论。”浩然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实际的东西，“并不是‘艳阳天 ’时代给予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写的是什么时代？只要读过这两部作品的人，都应该知道，是写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描写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画卷。《金光大道》全书四部，写的是从建国到1956年的农村生活，是中国农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缩影；《艳阳天》全书三卷，写了1957年京郊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围绕劳动成果的分配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农业合作化这种粉碎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是一个国家走向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功绩，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等着作中都有相关记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开篇即做了这样的表述：“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做了同样的表述。这就是改革年代，党和人民对浩然歌颂的那个年代所做的科学的明确的结论。那种以“今天所拥有的东西并不是‘艳阳天’时代给予”为由，进而割断历史、诋毁否定那个时代的观点，就如同民间流传的那个“笨人吃饼”的故事一样荒唐可笑：“早知道吃了这第七个饼子就饱了，前面那六个饼子就不用吃了！”。这种逻辑，是不是太‘二’了？
从维熙对浩然90年代初在河北三河创建县文联、创办旨在培养文学新人的《苍生文学》杂志、实施“文艺绿化工程”，进行了冷嘲热讽，他写道：“浩然在三河开会，声言要‘绿化全中国’。此‘绿化’之含意，并非大自然环保概念，用‘醉翁之意不在酒’来解析他的‘绿化全中国’毫不过分。会后，浩然的发言刊登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据该报处理其稿件的老作家兼老编辑袁鹰，在《人民日报》的一次春节联欢会上告诉我，刊登出来的文章，是经过编辑苦心删节的，不然的话，那火药气息是非常吓人的。”浩然在文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以《我眷恋农村这个天地》为题，刊登于1990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袁鹰早在1987年就从《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位置上离休。《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作家李培禹2012年8月5日在致笔者的信中说：“那篇文章是当时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丁振海同志编发的，浩然老师给我看过丁给他的回信，哪有袁鹰删改这回事啊！”从先生如此凭空捏造，究竟意欲何为呢？笔者从《浩然研究专集》、《浩然文艺绿化志》和《泥土巢写作散论》等书中，读到过这个讲话。坦率地讲，从这篇讲话中，笔者读出了浩然先生对祖国对人民对故土对乡亲的一片赤子之情，读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和人民大众作家的良知、赤诚、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读出了一个着作等身的文坛前辈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片痴情和对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无限关爱与殷切希望，也读出了他对文艺界某些不良习气和低俗作品的忧虑与抨击。这里只有炽热情怀，哪来的“火药气息”？从先生缘何如此害怕？
浩然晚年花费很大精力搞“文艺绿化”，培养扶植农村文学青年，牺牲了自己的创作，也牺牲了自身的健康，付出了很大代价。浩然逝世后，其治丧委员会发布的《浩然同志生平》中说：“浩然同志热情关心北京市的文学艺术事业，他为发现、扶植、培养文艺人才，繁荣北京市的文学艺术创作，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他在京郊及河北省三河市实施‘文艺绿化’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受到区县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功德无量、意义深远的善举与壮举。这种浓烈的‘文学绿化情结’、这种甘当人梯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我们大家永远铭记和学习。(见2008年3月28日《北京文艺报》)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公正评价。在这个问题上也说三道四的人，党性何在？良知何在？
从维熙先生自称他的《梦》文是“用笔为浩然画立体肖像”，而他“画”出的浩然之像，不仅说不上“立体”，而且几近哈哈镜前的变形小丑。嘴里说着“怕贻误后人”，笔底流出的却正是此等货色。何以如此？这才是值得深思的。由此看来，那些口口声声指责别人不肯“自审自识”者，自己缺失的，恰是这门功课。浩然认为“作家队伍需要认真清理一下”，也许真的有点言重了，但当今文坛的丑闻和烂事还少吗？作家队伍切实抓一下道德修养和人格建设，像维护计算机一样，自我“清理”一下头脑中那些垃圾和病毒，的确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