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寒风竹》
作者：沙漠汗
雅科夫先生在谈论其作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时曾提到禁书，我竟不觉想起《寒风竹》。该书并不像《家族史》或阎连科的《受活》一般在网络上风靡甚嚣，但作为昌邑家乡人的作品，我对其始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还有就是该书似乎并非公开被禁，而是用某种低调的姿态和行为悄悄禁止的——对这一点，我并不能肯定，但这种可能是错误的认知，使我难免对该书另有好感。
朱兰芝与《寒风竹》
朱兰芝，山东省昌邑市南逄乡人，1947年8月生。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文学系，1979年考取该校文艺学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时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理论学刊》主编，发表有多部有关哲学和美学研究的理论文章与专著。1999年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小说处女作《寒风竹》。小说背面的“内容提要”这样写道：以地方诸侯自居，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搜刮民脂民膏，强敛豪夺，甚至动用国家司法权，终于酿成骇人冤案。民不平则鸣，上书中央，从中央到地方督办。反腐败利剑高悬，然而，最终结局竟大出善良人们的预料。深刻剖析当今社会，发人深思。官员腐败为何屡禁不止？民怨沸腾，究竟高温几何？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河西县”。县委书记郭松为树立政绩，以谋求换届时能升迁地区副市长，向彭家洼乡党委书记甄秀霞“诉苦”无钱兴建博物馆。而“母小子”甄秀霞为树立政绩和博取郭松青睐，主动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兴建路馆园政绩工程所需资金，并超巨额违规收取提留款，聚敛搜刮农民血汗钱。乡清理催要欠款办公室主任狗和吴德（无德？）等，因始终追随甄秀霞并受其器重，也为收取甄秀霞所允诺的“奖励”而指挥各村干部为甄秀霞鞍前马后。后来朱家埠村民朱执深因交不起巨额提留款，在遭到乡干部集体毒打后，被抓进派出所拘留，其兄大学教授朱执远回乡处理弟弟的冤案。小说还重点描写了为达到个人目的，多方讨好的县海产开发公司经理郑官莼；和虽然是非清楚，却又不得不违心地站在郭松一边的县委副书记董方曙等人。各色人物先后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活生生的“官场现形记”。
作者朱兰芝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充满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责任感[1]。其作品成书虽略显仓促，却也深刻地刻画和剖析了社会时弊，当引发国人深思。当时评论者将该书称为新现实主义批判力作[2]。山东大学还在同年3月18日专门召开《寒风竹》作品研讨会，与会者撰写了不少相关论文。
震撼昌邑的文字案
《寒风竹》出版发行后，立即在昌邑引起强烈反响，继而在现实中上演了一出更荒唐的滑稽剧。昌邑政界一些人认为小说是在讽刺丑化自己，并整理出一份62人的名单，指称都能与现实人物“对号入座”。其中，市委书记张敦柏、南逢乡党委书记徐学珍、市海洋与水产局主任陈官增、南逢乡政府干部褚举邦等4人，主动与书中人物郭松、甄秀霞、郑官莼、狗等4人“对号入座”。愤怒的昌邑市委下令以每本60元的价格——该书定价原本只有26.8元——收购市场上流通的《寒风竹》，后又将收购价升至80元，据说最后黑市价格竟然更高达200-300元，可谓洛阳纸贵。这事也瞬间成为成为昌邑庙堂市井间沸沸扬扬的话题。
由于收购价高涨和瞬间引其的社会反应，当时印刷数量仅7000册的《寒风竹》其盗版书据说很快达到10-20万册。当然收购如此之大数量的书，对于当时经济还很一般的昌邑来说，是一个沉重地经济负担。所以，所谓的高价收购，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残酷的社会暴力：一方面，官府派出人员到外地高价收购[3]；另一方面，却在本地强行低价收购，甚至直接没收，并为此发生过几起便衣和警察暴力殴打书贩的事件。最终，《寒风竹》一书在昌邑市面很快难觅踪迹。要提到地是，曾经连载《寒风竹》部分章节的山东《齐鲁晚报》和广东《南方周末》，也在收购和没收之列（当然仅限于昌邑境内），并在一定时间内被禁止进入昌邑。
后来，张、徐、陈、褚四人，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自己“一样”，使熟悉昌邑市情况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自己为理由，向小说作者朱兰芝发难，并将其推上法庭。要求作者立即停止侵权，并给予物质、精神等方面的赔偿。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受理此案，并决定于7月21日上午9点正式开庭审理。但是，此后的事态发展一如昌邑市井间的喧嚣，全无民事案件所应有的平静，这让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感受到不小的压力。在压力之下，潍坊市中院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移交此案、另行指定法院受理的请求。淄博中院被省高院指定审理此案。但案件刚一受理后，四原告之一（实际上也是主原告）昌邑市委书记张敦柏就突然撤诉，并一直未出现在淄博。对此，法院未做任何解释，照常于8月3日[4]宣布开庭，并继续称张敦柏等人诉朱兰芝名誉侵权。直到案件审理结束，包括被告朱兰芝在内的很多人才知道张敦拍已撤诉。
各执一词的争论
如河西民先生所言，一部小说，少不了对地点、时间、人物、事件的描写。几名原告也正是从地点、时间、人物、事件为自己对号入座的。
地点和时间：小说中的故事背景地“河西县”县城以东不远有一条河，现实中的昌邑以东不远也有一条河——潍河，是胶东半岛与内陆地区的分界河。小说中的时间是公元1996年，与这个年份相关联的是，小说中的故事和有代表性的事件，现实中的昌邑市也发生过……
人物：原告声称：《寒风竹》一书中共有62个人物可以对号入座，上至省委书记、副书记、纪检委书记，到地级市委书记、市长，下至昌邑市委、乡、村一班人马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向法庭提供了一份62个人物对号入座的表格，表格上把62个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一一对号，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写得清清楚楚；分别入座主要依据是人物岁数、相貌特征和生活履历，并因此得出“排他性”，即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非我莫属。
事件：之一，小说中要修建河西县博物馆，这一年，昌邑也开始修建市博物馆。之二，小说中的1996年6月13日下午3点钟，一阵狂风从海上登陆，由河西县西北向东南横扫大半个县。根据昌邑档案局提供的资料，这一年6月13日下午3点30分至6点，确实发生了罕见的大风雨夹带着大冰雹，部分乡镇受灾[5]。之三，也是《寒风竹》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朱执深因交不起众多的乱收费，被拘留在乡派出所。后经在省委党校当教授的哥哥多方奔走，才使此事得以解决，乡党委书记甄秀霞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在现实生活中这件事确实在昌邑市发生过，而且就发生在被告朱兰芝弟弟的身上，小说中的朱执深就是朱兰芝的弟弟，而在省委党校工作的哥哥就是朱兰芝。南逢乡党委书记徐学珍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但徐学珍本人并不承认是因这件事而受到上级部门的处分。
面对原告血与泪的控诉，被告朱兰芝没有一一辩驳，他只是从小说的创作规律去对《寒风竹》的成书过程进行辩护：《寒风竹》通过河西县朱家埠村村民朱执深因未交提留款被殴打、拘留而引出的一系列故事，剖析了当前农村和农民存在的普遍问题。小说取材于包括家乡昌邑在内的多处素材，描写的是个乌有乡。这样的小说符合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和指导方针。仅仅根据书中的地域特征风土人情，以及各自职务的外貌特点，认定小说中的谁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哪个人，有失科学性，严肃性，违背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朱兰芝还对原告提供给法庭的那份62个人物入座表格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原告对表中人物的侵权行为，应该引起审判长的注意。
对号入座是激愤还是无知？
对朱兰芝先生的观点，我并不全然苟同。但也不支持原告方的观点。首先，根据地点和时间来确认是否属于指桑骂槐的影射行为毫无意义。就时间来说，以当代为题材是相当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文学作品的通常选择；就地点来说，县城东面有条河的县在中国绝对不少，譬如潍坊辖下寿光、青州、临朐三县市都在弥河西面，而不单只昌邑在潍河西面。
其次，以人物的年龄、相貌特征和生活履历为标准来判断小说中角色是否纯粹虚构亦无道理。年龄与生活履历相似的人不再少数。要知道，既然是小说而非纪实报道，其中肯定有大量虚构和夸张的细节，所谓的原型也只能是抽象一个大概。也就是说，即便作者是以原告所指62人为原型，其细节的艺术加工已经使角色成为一种虚构。
再者，事件近似并不必然侵害原告方名誉。由于原告们都任职于公共权力部门，属于公众人物，任何个人与媒体在保证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都可以公开报道其非个人隐私内容的事务和虽然牵涉隐私却又与公共事务难以分割的个人事务。换句话说，公众人物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私人权利，譬如肖像权。于是，所谓侵害名誉，其可以参考的标准是作者是否在作品中有违背事实的描述。假设有脱离现实的描述，可以判断为文学上的艺术加工，即人物虚构；而倘若一切描述属实，是纯粹的原型使用并没有任何艺术加工，那么作者只是在尽一个共产党员和良好公民的责任，利用小说写实的方式，揭露社会中某些不良官员的恶劣行为。
当然，我无意为旧事辩白。只是疑惑，我们的县太爷和诸位大人为什么一定要控告朱兰芝先生。也许下面的某些细节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
丑陋的表演
（一）警车开道。名誉侵权应该是典型和无可争议的民事诉讼，而且当事双方都始终以完全的私人姿态进入角色，没有任何公权力的介入。但原告方与其“亲友团”却是在一辆红字“鲁G”打头的警车引导下，乘坐一列长长的车队从昌邑市启程，浩浩荡荡开进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仅一墙之隔的鲁中宾馆的。次日上午，又是警车开道，又是浩浩荡荡，威风车队才返回昌邑。
（二）豪华宾馆。这列威风的车队上载着3名原告，还有30多位据说是昌邑市南逢乡的村党支部书记，其中几辆豪华轿车压根没挂车牌。还有原告的部分亲戚，一位自称是“玩车”的个体户；再加上随行服务人员（譬如警车上的驾驶员？），共计50-60人。他们全体人住在鲁中宾馆。徐学珍讲，这些人都是“自愿”[6]，来的。此行人一直留宿鲁中宾馆，直到次日才离开。鲁中宾馆每个房间每天198元，若每人一间，五六十人每天要花费超过2万元之巨资——至少在8、9年前，至少对我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寻常百姓来说，是的！天文数字！而且，由于我的信息不足，不能证实他们在鲁中宾馆的住宿最终是按照一天还是两天计费的，所以也不知道到底花费是多少。但考虑路途中的其他各项消费，估计至少3-5万元。
（三）帝王出场。离开庭还有半小时，原告徐学珍、陈官增等就在数十员随从“亲友同僚”的呼护簇拥下，以一种君临天下之帝王气势出现在审判大厅外。但他们没有入座准备开庭，而一直等候在大厅外。等来地是——
（四）群殴作者（应该不是作者单挑群雄吧？）。原告们到场后大约十分钟，被告朱兰芝出现在审判大厅门外，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位代理律师、他曾经在昌邑市当教师的年迈的老父亲、他曾经在昌邑市一个村当妇联主任的妻子，以及儿子。他们是前一天的下午乘火车从济南赶到淄博的。几乎与朱兰芝出现在审判大厅的同时，五六十位“自愿”追随徐、张等的“干部群众”一起拥向毫无准备的朱兰芝。他们叫嚣着、咒骂着、撕扯着、扭打着，全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亲友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朱兰芝的衬衫被几个人撕扯下来，头部和全身都有拳脚击中的痕迹，这让我不禁想起小说中狗和缺德（我用拼音，吴德不好打，不如缺德方便）等人对朱执深激情而壮烈的战斗。但非常遗憾地是，居然有采访记者和法警在一个极不恰当地时间采取了一个更加极不恰当的行为——他们将朱兰芝解救并护送进法庭——这使得一场本该更加胜利和光荣的战斗，以一种并不圆满的方式和结果被中场叫停。
这场突如其来的武装行动，让朱兰芝情绪显得非常激动。他随即在法庭一角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并呼吁愤怒的家乡人保持冷静，要相信法律，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
（五）诅咒升级。朱先生的忠告并未熄灭“家乡人”的愤怒，拳头暴力虽在第三方干预下被迫叫停，但语言暴力却更加狂热。中午休庭时，又有更多的“自愿家乡团”怒不可遏地冲向朱兰芝。他们破口大骂，有的还把朱兰芝的父亲一块骂着，什么“流氓”、“败类”、“叛徒”，交织在一起，使审判大厅外一片混乱！这时候，徐学珍在几个年轻人的护卫下，向着鲁中宾馆走去，她还不时回头观望审判大厅外混乱的情景。不知她心里究竟如何看待这场混乱？
在法庭外，记者[7]采访了几位“自愿”赶到淄博参加旁听的昌邑“群众”。一位“群众”说，朱兰芝没有良心，吃着昌邑饭、喝着昌邑水长大，如今成了教授，却写书污辱自己的家乡人。一位自称是信访办主任的人[8]，厉声质问，看朱兰芝还回不回昌邑：要回去非给他砸断腿、折了腰不可。这几个人认为，他们都被朱兰芝写进了小说，成了反面人物，听听这个案子审判得怎样，回去也有可能起诉朱兰芝。
针对发生在法庭外一系列的不愉快事情，朱兰芝及其代理律师向审判长提出了保障人身安全，希望得到法警保护的请求。法院立即调动所有法警和部分工作人员守护在审判厅外，并向来淄博参加旁听的“昌邑自愿团”发出警告，如出现意外，责任自负。
艰难的是诉讼更艰难的是家乡泪
诉讼从早晨9点开庭到下午7点半休庭，除去中间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庭审时间总计9个半小时，是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至少名誉侵权之民事诉讼——前所未有的。3名原告拒绝了审判长是否同意调解的询问，晚上7点40分宣布休庭，法庭决定择期宣判。当晚、朱兰芝和他的家人乘车赶回济南。
朱兰芝在对胜诉充满信心的同时，身心显然有些疲惫。将近10小时的庭审，他是以车轮战的方式与3名原告以及他们的5名律师展开法庭对攻。这位年逾半百的教授，不仅要面对原告和原告的证人在法庭上血泪般的控诉，在法庭外的围攻谩骂，还要面对那些过去曾经熟悉，充满着故乡情谊，如今已反目成仇的双眼。其中，原告陈官增（即自称小说中狡诈军师郑官莼的那个）与朱兰芝一直是昌邑一中的同桌，也是保持往来最长久的同学。1977年，朱兰芝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两人依旧保持联系[9]。但在法庭上，他们各自据理力争，却很少对视。
其实，比面对故乡情和老同学更今朱兰芝感到不安的是，他的众多亲人至今还生活在昌邑市，尽管他们都支持朱兰芝，使朱兰芝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但他不能不为他们今后的生活有所担忧。
朱兰芝还认为，庭审中有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避免在法庭外出现意外：3位原告无一例外提到他们的亲属在看了《寒风竹》以后都气炸了肺，纷纷要到济南把朱兰芝杀了。今年6月，原告褚举邦率领妻、子到省委党校哭闹，声言要把朱兰芝干掉。3位原告提供的证人有多少说服力也值得怀疑，徐学珍的证人是自己的手下、南蓬乡党委副书记、褚举邦的证人是他的妻子。其妻作证时大闹法庭，扰乱了正常的法庭秩序。
哭泣的是文山潍水[10]？还是始终被蒙在鼓里昌邑群众？
在淄博中院审判大厅内外争吵不休时，昌邑人几乎全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8月3日开庭一事。本地媒体对此事也只字未提。8月2日就奉命到法庭安装摄像机，对整个庭审过程全部进行录像的昌邑市电视台，也没有在屏幕上出现只言片语。而这些都得益于当时张敦柏的消息封锁。直至诉讼结束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才有所耳闻，但仍然不甚了解。最后，张在换届时迁为潍坊市长助理，昌邑民间才因消息封锁者的离开而对此事有了更多了解。但由于时间已然太久，许多细节已经不那么清晰明了。
朱兰芝和他的小说《寒风竹》在昌邑引起的强烈反响，并不像那些出现在淄博的“自愿家乡团”那样愤怒地一边倒，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以市委书记张敦柏为首的一些官员认为，此书是本坏书，把基层干部说得一团槽，书中有62人可以在昌邑市找到生活原型，对号入座。而广大普通群众，却大多为《寒风竹》和朱兰芝叫好的，我们认为书中很多的人物和事件也曾在昌邑市发生过，这是一部可以直接触动很多官员灵魂的好书，老百姓很愿意看。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除了张敦柏、徐学珍一干人等之外，大多数官员也都倾向于普通百姓的看法。即使该书被昌邑地方非法查禁后[12]，许多官员也常常从拥有该书的人那里借阅。
事情最终是如何了结的，也许已经不那么惹人关注。但昌邑人现在普遍的认知是：由于当时国家正处在关键时刻，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低迷依旧没有结束，而国内又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乡镇合并和官员裁省，各地方主要领导层的稳定仍然是关键时刻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由于诉讼案之前，就已经对昌邑涉嫌人员进行了一定处分。所以，省委决定暂时维持稳定大局，对昌邑涉嫌人员采取了绥靖政策。最终，以徐、陈等人追随张敦柏撤诉，朱兰芝不预追究宣告结束。
又见《寒风竹》
时隔多年以后，我终于翻开这本《寒风竹》，决定拜读这本往年旧典。也偶然会想当年人物今何在？
山东省委党校教授朱兰芝，即被指为小说中朱执远教授者。在《寒风竹》结束后不久，朱先生就被调入北京中央党校。据说工作关系依然在山东省委党校保留了一段时间。但由于斯人一贯低调，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有传言说他已经退休。若其早年很快被擢升入中央党校一说成立，可见仕途因案而扬；若不成立，亦可见民间之喜悦。与其在民间的良好印象所不同地是，同是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先生早被昌邑档案局纳入昌邑名人之列，而朱兰芝先生至今不被承认。其弟现状不详。
昌邑市委书记张敦柏，即自称小说中河西县委书记郭亮者。2001年1月离职，迁任潍坊市政府秘书。4月，改任市长助理，2006年4月离职。其后不详。此人在昌邑多年，能在潍坊市长助理任职5年而离职，也算善始善终。
南逄乡委书记徐学珍，即自称小说中彭家洼乡党委书记甄秀霞者。2003年1月，迁升昌邑副市长。2007年12月，改任昌邑政协副主席，至今。可谓仕途坦荡。
由于信息不足以及该书部分章节并未读完，所以部分表述可能不甚恰当。我将会在之后的时间里考虑对本贴重新修改和补充。
[1]由于作者素来比较低调，深有老昌邑人之风，所以知名度不甚高。我在网络上大概搜索了一下，发现其作品一如其职业，多集中于对哲学和美学的研究，多篇论文与专著都是研究马氏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由此可见其对现今国家事业之忠诚。而读其作品《寒风竹》，亦可深切感受斯人对于人民之责任感——当然，还有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有关他的个人事历。
[2]现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到的关于该书的评论和报道有：杨守森先生于1999年8月10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高扬良心与正义的旗帜——评朱兰芝的长篇小说》，王婧淑女先生的《评现实主义力作〈寒风竹〉》，刘媛女先生的《〈寒风竹〉研讨会综述》，河西民先生的《〈寒风竹〉与对号入座者斗法》等。其中河西民先生似乎是当年审理后来诉讼时的采访记者，由于当时我尚年幼，且对本地事务素不关心，其中细节了解不甚详尽，只能记得市井间之甚嚣尘上，以及官府某些人令人惊诧之作为，所以部分细节内容是根据河西民先生的报道和家乡当时知情人的提供为来源。
[3]由于当时该书的社会影响在外地并没有昌邑本地那么大，所以价格实际上可能没那么高——当然，这只是我的估计。
[4]由于当时消息封锁，昌邑几乎无人知晓该诉讼。直至后来，诉讼结束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才有所耳闻，但仍然不甚了解。最后，张在换届时迁为潍坊市长助理，昌邑民间才因密谋消息封锁者的离开而对此事有了更多了解。只是，为时已晚，故其中细节也难得弄个明白。而我也始终疑惑，诉讼事件是发生在1999年，还是2000年。
[5]昌邑地形东西狭窄、南北修长，有智利之态。南部与北部气候有相当差异，时常是南部晴朗，北部却有阴雨，或反之。是年春末夏初时分，正麦子成熟将待收割之际，部分乡镇遭受大风雨夹带冰雹。但档案局在网上提供的资料并未提到有哪些乡镇。
[6]我为“自愿”二字加引号，可能基于许多原因。这一点，以我的智力和水平很难表述清楚。但可以确定地是，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人基本都是“62人党”成员。当然“62人党”并不全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但“自愿家乡团”肯定是其中形象不太咋滴的那一部分。
[7]由于这一段内容，多采用河西民先生的报道，故根据其笔调，我认为这里的记者可能正是河西民先生本人。
[8]我曾试图了解当时信访办主任是谁，但由于对诉讼时间究竟是1999年还是2000年有争议，故事情还在进行中。但根据此人后面的言行，我确信：他若是官府中人，实昌邑之祸患！
[9]朱先生与张敦柏亦有些许联系，但我一直认为这更多地是家乡情结和工作需要的缘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关系。与陈官增恐亦如此。就像小说中，朱执远与郭亮等人的关系一样。
[10]文山原是昌邑境内的一座土丘，后来土丘没了，就变成了地名，但依旧是昌邑的重要象征。在张敦柏时代，昌邑曾在城内新建一座高中，即以其为名，现今为昌邑最有名的两所高中之一。
[11]一直未有人证实该书是国家统一查禁的，而我亦因此坚信，该书仅仅是当时昌邑市委的单方行动。只是，后来朱兰芝先生和文联出版社未再刊印发行，而之前刊印几乎都被当时昌邑政府非法收缴，所以该书才淡出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