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新认同
——试论《棋王》的生命意蕴及美学追求
历史的契机，终于扭转了由一位伟人心造和手造的桎梏局势，从而结束了一段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窒息时期。于是，沉闷死寂，万马齐喑的文化沙漠上顿时一片沸腾，出现了一个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百家争鸣的文学新繁荣。率先崛起的是一批“归来的诗人”，他们受过较深的正统文化的熏染，所以其作品便具有一种作人的良知和深刻的使命感，凝重的悲剧气氛笼罩着他们的那些旧日的噩梦，带着累累的伤痕和隐痛，这就是所谓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而继之而起的一群“喝狼奶长大的罗谟鲁斯”们，因为少受正统思想的束缚，则充满了强烈的野性冲动和全新的审美情趣，而更有可能把他们的触觉探入文化的底层，去揭示一个悠久民族的古老文化心态，这便是所谓的“寻根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阿城以他的《棋王》一鸣惊人，步入了新时期的文坛。
读着《棋王》，我们仿佛远离了喧嚣的尘世，去追慕上古时代的遗风，恍惚中是老庄的飘飘远逝，或是孔孟的正襟危坐，忽而又是一位仙风道骨的长者，参透着某种深不可测的禅机。然而又是那么现实，现实到与千年的历史只有一纸之隔，现实到昨天的故事还留有余温，现实到残存的阵阵隐痛还不时发作。芸芸众生中，一个潦倒惨淡的知青，他那“何以解忧，唯有下棋”的痴迷，他那令人不胜酸楚的吃象，俱在其中。那借棋道关照人生之道的生命意识，和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顶礼膜拜式的认同，都深刻地显示了作者不同流俗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
生命是什么？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写道：“不做俗人，哪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得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于其中，终于还不太象人。”这究竟是老庄式的乐天知命，还是不得不然的满腹牢骚？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开始不同程度地破译生命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孔孟思考过它，留下了儒学，老庄参悟过它，留下了道学，释家探讨过它，留下了佛学。从此，儒释道三足抗衡，构成了中国文化宏伟庞大的框架和辉煌灿烂的内核，并此起彼伏，相互消长，演绎着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寻根文学”则是文学家们对传统文化的溯本求源，他们或予以全面认同，或转向全面否定，两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宋代叶适说过这样一段话：“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妙其意，旧俗者牵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别集》卷六）这真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好，便各有所取，这本无争执的必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108-109）而人们总习惯于从历史的沿革中归纳出一个固定的模式，以此来框定历史，阐释现在，图解未来，因而最终难以逃出宿命论的窠臼。正如汤因比在修正史宾格勒的史学观的同时，他自己也不自觉地陷入了自己所设计的怪圈中不能自拔，可见思维定势的局限和形而上式溯本求源的浅陋。有的评论家将《棋王》生命意蕴的源头简单地划归为道家，而传统的认知则是：道家宣扬消极避世的人生哲学，儒家与之相对立，宣扬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仿佛二者泾渭分明，万难相容。诚然，道家主张“无为”处世，然而老庄哲学里面也有积极乐观的成份。如《老子﹒第七章》有云：“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体现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积极入世态度和迂回求存的高超生命艺术。而孟子说的：“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孟子﹒尽心上》）其中虽然不乏“杀生成仁，舍身取义”的崇仁尚义精神和“不怨天，不尤人”的执着进取态度，但也有“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豁达气度。这与老庄的“顺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无为而为的生命意识，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吗？所以，把王一生的以棋自娱、苦中求乐的生活态度归结为道家思想；而把他宁肯舍弃比赛也不肯丧失人格，以及在棋赛中表现出的顽强拚搏精神归结为儒家思想，这种简单的“贴标签”式的做法显然是幼稚可笑的。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作品通过棋道阐发的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未免消极，并无提倡和赞美的必要，甚至以此指责作者所持的过分欣赏的态度。这种论调则更是不值得一驳。他们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大丈夫处世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壮举，自然气概冲天，值得我们肃然起敬，但是用这样一种高大人格去衡量一般人格，就象要求芸芸众生的凡人做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样，不是有点太过了吗？试想，举世昏浊，鬼蜮当道，大人物尚且含垢忍辱，不免英雄气短，何况是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呢？
王一生这个十足的棋呆子，连大名鼎鼎的杰克﹒伦敦都不知是何许人也，当然就更不清楚自己奉行的究竟是何种人生哲学了。他也许不懂得物质与精神的抽象思辨，却对吃有着一种本能的切身的认识。他骂杰克﹒伦敦拿了别人的饥饿来取乐，说邦斯老头不是“吃”而是“馋”。作品对他的“吃”有着更精彩的描写：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有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人类“吃”的简单生存行为，而是另一种特别深刻的东西。这既不是远古时代的野蛮与洪荒，更不是神话中的伊甸园。这是文明的废墟，是文化异化到只有一种原始的本能的生命渴求与挣扎。文明摧毁瓦解了，倒退到只有衣食住行的动物需求，倒退到在出土的残破陶器的花纹之下甚至都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的时代。于是，“棋”这种雅文化里的什物的出现，就更有别一种深层的意味。这实在是一个绝好的象征。下棋是除“吃”之外的唯一娱乐，只有它才能填补灵魂的空虚和精神的空白，这无疑是文化沙漠里一株罕见的芨芨草。正如那黄河纤夫为释放疲劳而吁出的一声长长的号子，也许就凭借它，文化才得以孕育、诞生和繁衍。作者正是抓住“吃”和“下棋”这两个生命符号，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入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对生命的摧残和生命的苦苦挣扎的感人图画，也从而反映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最荒凉的一页。
有别于“金刚怒目”式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者是用一种极为平淡的心境，用一种几乎是不露声色的语调，来叙述这个貌似平平无奇实则惊天动地的故事的。看看其它的伤痕反思作品，多摄取生活中的大事件，写来轰轰烈烈，读来触目惊心，使人震慑于社会起伏无定的动荡和命运不可逆转的伟力，为那些经历非同寻常的人物的悲欢离合长吁短叹，如从维熙笔下的神圣蒙难者，张贤亮笔下的精神忏悔者，梁晓声笔下的那些富于悲壮色彩的知青形象。而阿城似乎无意去营造这些咤吒风云的大英雄和悲天悯人的布道者，却更关注那些尘世中的凡夫俗子们的生存状态，从而表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他直接从儒释道的生命哲学中把握某种深刻的东西，承继了从陶渊明到王维直到沈从文的田园牧歌情调，又显而易见地吸纳了传统古典小说的艺术手法，如唐宋传奇尤其是话本说唱文学的叙述技巧，《红楼梦》的“怨而不怒”风格，《儒林外史》的冷峻笔法等等，把一个平淡的故事描绘得有声有色。这又与其它的同类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特别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莫言的《红高梁》，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厚的现代意识，处处洋溢着异域文化的气息，是借着乔尔乔内的《沉睡的维纳斯》的灵光，借鉴了怪诞、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之类西洋技法的结果。而阿城无疑对传统文化怀着更多的依恋和崇敬，所以作品中无论是体现出来的超脱豁达的生命意蕴，还是古朴简炼的语言风格，或是“画眼睛”的白描手法，都带有浓郁的东方文化的印记。这从那场别开生面的“车轮大战”的描写中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印证。为了渲染棋王卓越深湛的棋艺，作者用“烘云托月”的手法，先不动声色地描绘围观群众的各色反映，作了充分的铺垫之后，这才顺理成章地将笔墨集中到主人公身上，写他“双手扶膝，眼平视着，象望着极远极远的远处，又象是盯着极近极近的近处。”王一生完全将身心注入棋道的幽邈变化之中，达到了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最后，由那位甘拜下风的老者出场，直赞王一生的棋道：“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遣龙治水，气贯阴阳，古今儒将，不过如此。”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它使这场精彩的棋战顿时生辉，且让人于含有玄机的说白中咀嚼不尽，体味到一种人生的境界和哲理。这种手法，令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三国演义》中不少精彩妙绝的战争场面，或是《红楼梦》中俯拾皆是的某个段落。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棋王》的美学价值是传统的、民族的，它似毫不比那些“意识流”之类的新派小说们逊色。
《棋王》的传统色彩，还表现在它的深沉而含蓄的哲理意蕴上。这种哲理展示随处可见，有时是借棋道的神乎其神而直露胸臆，有时则是透过对人物的平实叙述将哲理隐喻其间，而这方面又迥然不同于那些富有理性思辨色彩的西方哲理小说，如伏尔泰的哲理小说系列。这类小说最初出现在新时期文坛，早的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孟伟哉的《黎明潮》，但由于作者过份追求抽象的思辨和空泛的说教，使作品露出明显的造作的痕迹，从而失却了文学的形象性，而《棋王》的哲理展示则充满了纯粹东方式的意象特质，具有一种溢于言外的让人体味不尽的风韵余味。继《棋王》之后，新时期文坛出现过不少的“寻根”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冯骥才的《神鞭》，郑义的《老井》，以及郑万隆的“葛川江系列”，等等，但往往流于谈鬼论神，荒诞不经，那是魏晋玄学和志怪小说的死灰复燃，多无可取之处。相比之下，较具寻根意味的倒是王朔的一篇新派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在现代都市生活的描叙中，小说处处体现出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皈依感，但不久之后，他的美学追求就走向了反面，这里姑且不论。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鄙薄和遗弃，一些寻根作家以批判传统文化为已任，继续着“五四”运动未竞的事业，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着矫枉过正式的口诛笔伐的同时，对传统文化流露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当然，笔者在此绝没有贬低“反传统”精神的意思。相反，那种视“反传统”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国粹”派的腔调，笔者是向来深恶而痛绝之的。实际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反思的做法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甚至由此而表现出的过于激进的弱点也应该予以足够的谅解。比如，前些日子曾风行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它以其史诗般的恢宏视觉和磅礴之气，以共和国以来最坦诚的心扉和不曾有的锐气，以全部的血与泪祭奠了古老华夏文明的悲剧性命运，尽管因其芜杂的思想内质而遭了彻底否定，但这种对传统文化堕性所表现出来的怀疑精神和反叛勇气，是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于是，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一些外来思想观念和表达技巧颇受国人的青睐，各式的舶来品风靡了这块古老的大陆，各类的摹仿之作充斥着新时期的文坛，仿佛中国传统文化一下子得以脱胎换骨，实现了现代化似的。就在这种风潮习卷中国文坛的情形下，阿城却与这股时髦的潮流背道而驰，固执地因循传统文化的轨迹，毫无保留地沿袭民族化的美学风格，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新认同，受到激进派的非难是情理中的事。即使是那些抱残守缺而又自诩正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对这种超脱哲理的展示和由此表现出来的美学追求也很不以为然，他们斥之为故弄玄虚，装腔作势。因此，传统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的认知和继承，所剩的唯有传统的陈旧外壳，是连新事物都毫无容纳能力的废物。“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此中味？”曹雪芹的慨叹并没有销声匿迹，它的余音越过了辽远时空的重重阻隔，至今依然回荡在人们的耳际。也许，还是庄子说得客观些：“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这份洒脱心境，如今又有几人能够做得到？
有朝一日，我们回归于传统。我们终于能够揭下笼罩在它身上的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面纱，认识到它的本来面目。人们看到的将是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化，它有着我们民族固有的阳刚与阴柔，有着我们民族固有的包容万物的超脱与豁达。《棋王》追求的也许就是这个。（刘兴国）
美哉，《棋王》！
1989，10，16
附记
此文为十几年前的旧文。当时正读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修《当代文学》课，讲授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郑曰焕师。那时正是多事之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并无几人专心向学。而我更以逃课着名，先生的讲堂我很少光顾，先生的学问我是半点都没学到。有次考试，先生出的考题便是写一篇《棋王》的评论，时间为两个半小时。彼时正兴国学热，我也未能免俗，对国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就不免受了些影响，借评《棋王》表达了些看法，,信笔写去，不及细想，交了卷子就溜之大吉。忽然有一日，先生让我去她的住所。去后，跟我谈起了国学热，并对此文多有褒扬。我拿了卷子一看，见上面写满了她的红笔批注，一些错讹也一一作了订正。先生治学严谨，平易近人，令我大为感动。返京后，她将此文推荐给“人大学报”，却因文中观点偏颇，措辞激烈，而未被刊用。然先生对我的栽培之恩，不敢或忘，今日思之，仍感到有种慈母般的温暖。匆匆一别， 已是十八个春秋矣。
2007，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