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庄户耍”
——朱彬占《榆树枣树》漫谈
前些日，朱彬占同志赠我一本他新出的散文集《榆树枣树》，书的扉页上有他的手书，说请我指正云。这“请教指正”之类，原是赠书人的客套话，作不得真的。对我，却含有实质性的要求，确切地说，是给我下了一项硬任务，让我写篇书评。作者知我是学过文学专业的，是所谓的“科班出身”，便想当然地以为我必是书评高手，必能提要钩玄，探幽发微，生发出什么见解深邃的宏论来，这可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作者论年龄算是我的长辈，论工作算是我的领导，论文学算是我的老师，为人为文都是我素来仰慕的。后生小子率尔操觚，妄加置喙，岂不是贻笑大方吗?然盛情难却，就从《榆树枣树》中信手拈来“庄户耍”这词儿，胡乱拼凑一堆文字，以图交差了事。不知能蒙混过关否?
“庄户耍”里有真文学
文学自来就有雅俗之分，高下之辩。诗有国风雅颂，词有豪放婉约，二者互有长短，各有千秋。“阳春白雪”自然是雅到家了，但难免曲高和寡，到头来没了听众，失了市场，那可真地要成为“千古绝响”了；“下里巴人”自然是俗到家了，却像“野火烧不尽”的杂草，春风过处，又是葱茏一片了。从文学起源看，俗文学倒是雅文学的“母体”，宋词产生于勾栏艳歌，元曲脱胎于民间小调，而民间艺人的说唱文学导致话本的出现，这是小说的滥觞。若要强分优劣，硬辩高下，恐怕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案，永远也没有结果罢。朱彬占的《榆树枣树》，可说是俗得不能再俗，土得不能再土的“俗文学”了。记人，全是平凡的人；记事，全是平凡的事；写法，全是直来直去的“开门见山”；用词，全是地地道道的土语白话。但俗中自有真文学在。这不是“布道者”的正襟危坐，一厢情愿地要告诉别人什么高深莫测的人生至理，而只是一个“庄户人”的家常话，尽管有些絮絮叨叨，自言自语，却让我们感到一种真实的人生在里面。这不是庄严的黄钟大吕，甚至也算不得低眉浅唱，而只是一个劳作者荷锄晚归时的一路行吟，哪怕有些荒腔走板，转嗓跑调，但只为解除农事的疲劳，求得个自娱自乐，只要能打发归途的无聊，他就心满意足了。这也不是文人雅士端坐茶室里的悠闲品茗，至多是一个农人田间地头的喝“大碗茶”，虽然盘腿而坐，仰头牛饮，实在没什么“雅”相可观，但他原不为品什么“茶文化”，只要能解渴消署，他就别无他求了。这种文学，是“二十四品”之外的一品，鲁迅名之曰“杭唷杭唷派”。
“庄户耍”里有真生活
新时期文学批评中，有词曰“生活流”，是指现实主义文学出现的新动向、新转型。表现在人物塑造上，由原先“高大全”式英雄向平民化甚至是痞子化过渡；表现在故事设置上，由原先营造激烈矛盾冲突的大事件向描写琐碎平实的世俗生活过渡；表现在功能考虑上，由原先重教化的功利主义向重愉悦的审美主义过渡。总而言之，文学不再是人生的教科书，而是生活的演绎者了。用“生活流”来解析《榆树枣树》，真是再恰当不过。它是生活的实录，没有任何造作，没有任何修饰，故能保持生活的原生态。《村北的岭》、《故乡的路》、《家西的场园》等篇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家乡风情画，那种对故土的深深眷恋自在其中。《童年的游戏》、《儿时年集》、《采桑、剜菜和摸鱼》等篇什，是对儿时趣事的回忆，这回忆足以撩拨起我们心中尘封已久的情思，想起那些相类的美的童年。《农家的粮食瓮》、《墙上的葫芦头》、《小推车》等篇什，就像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摩挲着它们，我们就会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动。如果上述篇什属于“老照片”的话，《老伴和她的三轮车》、《我和孙女背唐诗》、《家有书屋“方寸居”》等篇什，则是名副其实的“新彩照”了。就是那些游记之作，虽无大的深意味，却也算是游山玩水的留影，足可以当作“到此一游”的证据了。凡此种种，皆是地地道道的“生活流”，它们从作者朴实无华的笔端“不择地”地流淌出来，再汩汩地流进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倍感生活的温馨。时下，很有些所谓的“前卫”文学家，闭门造车，胡编一通，还美其名曰“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殊不知，脱离了生活，他们的“大作”便成了唬人的“纸老虎”了。
“庄户耍”里有真历史
我们提到历史，总会想到《二十四史》，以为帝王将相才是主角，王朝更迭才是主题，血与火的斗争才是历史的主旋律。其实，这种历史观忽略了构成历史的基本元素，那就是无数的小人物和无数的小事件，缺少了这些，历史便是没有血肉的历史，枯燥乏味的历史。因此，读惯了官方的正史，倒有必要读读稗官的野史；看够了学院派的“教科书”，也不妨翻翻小人物的“回忆录”。《榆树枣树》也写到了历史，这里面有我们读一般史书读不到的东西，它即使不能激发我们的思古之幽情，却也能使人们对历史产生些微的感悟。《村北的岭》写到修“大寨田”，写到整地改土的“大会战”，写到“大包干”后扬水站的废置，这无疑是一部村庄变迁史的缩影。《出夫的日子》写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写到“南水北调”工程，写出了一代人战天斗地的历史。那种特殊历史阶段才有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豪情壮志，至今仍令我们感动不已。《文革三记》写到“三祝愿”，写到“对语录”，写到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这在整个“文革史”中只能算是小小的插曲，但也足以勾起我们对“文革”的反思了。此外，《秋天看坡》写大集体时期的农事，《那年拉练》写民兵生活，《又看露天电影》写农村放电影的情景，《使用粮票那些年》写粮票的历史，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陈年旧事，尽管琐碎得毫不起眼，却是那段特殊年代的历史见证。作者只是忠实地记录历史，不加任何褒贬，却把对历史的深刻思考留给了读者。我想，这对于将来有兴趣研究共和国史的人们，也不无裨益罢?
“庄户耍”里有真性情
性者，情也。性是本质，情是表现。帝王将相的真性情是江山社稷，英雄豪杰的真性情是建功立业，草莽好汉的真性情是快意恩仇，隐士高人的真性情是山林烟霞，文人墨客的真性情是琴棋书画，市民农人的真性情是油盐酱醋。盖阶层不同，阅历各异，性情也便千差万别。《榆树枣树》的作者该属怎样的阶层，又有怎样的性情呢?作者自小生活在农村，从事农活近十年，他应该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户人”了，这有他自己写农活的大量篇什可证。作者后来由农民变成了干部，由农村搬进了城里，他应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了，这有他自己写城里生活的篇什可证。作者又神差鬼使地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不时用他的笔涂抹着他的“文学梦”，则他又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了，这不仅有他写文人情趣的篇什可证，又有《丹水撷英》、《五彩石》和《榆树枣树》可证。庄户人、城里人、文化人“三位一体”，但他骨子里仍是一个庄户人，庄户人的平实质朴、谦虚厚道、勤快能干的本性，在他身上有着无法抹去的印记，他便把这种本性用他的笔墨尽情挥洒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芸芸众生里的“这一个”:热爱故土的“这一个”，热爱乡亲的“这一个”，热爱生活的“这一个”，热爱文学的“这一个”。人常言:“文如其人。”其实这话藏有陷阱，很容易使人上当。蔡京的字很好，其人则是大奸臣；汪精卫的诗不错，其人则是卖国贼；周作人的文很棒，其人则是大汉奸。盖人与文是两码事，有的能整合得严丝合缝，有的只是部分重叠，更有的则是截然相反。但这种“白描”式的散文是最藏不住性情的，是白是黑，是忠是奸，读者一眼就能看穿。古人云:“读异书，如对渊博友；读名人诗文，如对风雅友；读圣贤经传，如对谨饬友；读传奇小说，如对滑稽友。”这本《榆树枣树》对读者应该算是一个淳朴忠厚的朋友，值得我们一交的朋友。
“庄户耍”里有真艺术
说起艺术，总有些令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的意味，仿佛只有如来佛的灵山上才有艺术，只有大学问家的“象牙塔”里才有艺术，只有才子佳人的温柔乡里才有艺术。其实，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平凡琐碎的生活里。《榆树枣树》就是这样一种艺术，一种纯粹的“庄户耍”，一种土得掉渣的艺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富有乡土气息的“意象”:石碾、石磨、轳辘、粮食瓮、葫芦头、打麦场、小推车，诸如此类。它们就像是一串富有象征意味的符号，由作者不经意间排列组合起来，居然产生出一种浑然天成的神韵，这神韵就是农家乐的趣味，乡土气的野味，田园诗的清新味。这种原汁原味的“庄户耍”，谁能说不是艺术呢?儿童画的稚嫩气，必由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才画得出，一个阅世既深的成年人是模仿不了的；民间剪纸的朴拙气，必由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才剪得出，一个学院派艺术家也是模仿不了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太过隐逸了，因为他骨子里是一个不合作主义者，不懂他的“猛志固常在”，而奢谈他的“悠然见南山”，可说是陶渊明的陌路人。白居易的“新乐府”太过文人气了，因为他骨子里是一个干预主义者，尽管他可以打“民歌”这张牌，并且打得像模像样，其实他是挺讨厌民歌的“呕哑嘲哳难为听”的。新十年文学中的“知青”小说太过沉重了，这群“喝狼奶长大的罗谟鲁斯”们，诉说完自己的心事，最终是要告别“狼母”，回到属于他们的天堂里去的。当这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就只剩下那些属于这农桑世界的“庄户人”，固执地在那里自弹自唱，自娱自乐了。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其实，更应该说:“文章平常事。”难道，我们指望文学能“美人伦、移风俗”，改变这个世界吗?
写罢书评文字，合上《榆树枣树》，端详一会儿书的封面，觉得书名起得好，曹老师的字写得好，整个封面的色调也不坏，只是那插图总显得有些别扭。那树，根本不像我心目中的榆树或枣树，倒像是模式化了的国画里的松树；而那石头，也全然不像我熟知的农村的石头，倒像是从哪家仿古园林里偷来的。也许，如今科技已经足够发达，果真能栽培出一种类似于松树的榆树或枣树新品种，又果真能“克隆”出类似于太湖石的麻岗石或火石头来了？不得而知。（齐蜀00）
2004, 10,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