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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8-12-27 19:59
鄌郚总编

《榴园杂说》之三:说“吃”

  说“吃”
  ---《榴园杂说》之三
  刘兴国
  晚上闲得无趣,就翻一本《潍坊名吃》。这是一本介绍地方吃食的小册子,上面列举各类名吃百余种,但属于昌乐的仅有一个“马宋饼”的名目,心中就有些不自在起来。不自在归不自在,却也引发了我的一些关于“吃”的感想。
  对人类来说,吃可算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了。几千年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可说是一部关于吃的历史;一切的斗争史,归根结底,也不过就是“吃人”与“被吃”的历史。在道德家眼里,吃不单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有一种气节在里面的。孔子倡导“食无求饱”,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曲肱而枕”的活法大加赞赏,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德之贼”。所以,后代的有为之士都不愿沉迷于精美的吃食,对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更是鄙弃,而自觉地视“饿其体腹”为一种意志的磨练。道佛二教虽然与儒教并不是同路,但在吃的问题上却不谋而合,道家主张清心寡欲,佛教坚决禁止荤腥,都是反对讲究吃的。于是,就有因为不受“嗟来之食”而饿死的,有因为不食周粟而遁入深山老林的,有因为食无肉而弹铗而歌的,还有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
  中国是出了名的“礼仪之邦”,在吃食方面有着特别多的繁文缛节。单是坐次,便分出主陪、副陪,主宾、副宾若干名堂,谁该坐哪个位子,一点也不能含糊。乡下曾有过因为安排错了位子而老羞成怒、大闹宴席的,大家却不恼恨肇事者的无礼,反倒埋怨主人礼数的不周。动箸时还有许多的讲究,鱼要搁置得头东尾西,主宾不动筷子旁人谁也不能先尝,吃尽一面翻过来再吃时,不能言“翻”而要说“请”,如此等等,使人坐着不免缩手缩脚,吃着也不免战战惊惊。在这样等级森严的礼仪之下,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草莽豪举是不存在的。我当民办教师的时候,一次和几位大年纪的教师一同赴宴,因为坐错了位置而遭了嗤笑,我这才知道这吃食礼节的重要。上大学时养成了一种不好的吃饭习惯,吃饭时将头探过盘子,风卷残云般一气吃完才罢,和别人共享饭菜反而很不习惯。结果回家吃饭时遭了众人的一致批评,说是这样没有吃相,将来是要吃亏的。这吃饭的坏习惯,直到踏上社会好几年才好不容易克服掉。
  吃的艰辛是文学家们乐于描写的上好题材。以新时期文学而论,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三年自然灾害”时,人们吃一种难以下咽的“代食品”,结果吃得人浑身浮肿;阿城的《棋王》写知青吃饭渣,喝蛇汤,结末还来一段关于吃的人生哲学;陆文夫的《美食家》,专讲一个吃家的荣辱兴衰的变迁史,于滑稽幽默中颇见“黍离”之忧;霍达的《民以食为天》列举土里刨食的种种不易,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对吃的艰辛,我是有过切身体验的。小时候最盼望的事就是过年,走亲戚串门子也是乐意为之的,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可以开开洋荤,吃上一点好东西。平时最希望的,是家中能有客至,虽然没有资格作陪,能够剩一点残羹冷炙吃也是好的。青黄不接时也曾吃过地瓜头、野菜和树叶。“地瓜头”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指的是地瓜蔓的前段,每当地瓜长到一定程度,掐去部分瓜蔓对地瓜生长不再有大妨碍,生产队里就让每家每户采来充饥,但数量是有限制的,一般按人口多寡分摊,人口多的家庭就占很大的便宜;采摘的标准也是有规定的,长度严格控制在若干尺寸之内,以免“竭泽而渔”。树叶以榆树叶最好吃,但全村就那么几株,僧多粥少,供给实在有限;有种青杨叶特别难吃,吃上几顿就胃酸,远没有洋槐花好吃。小时还有幸赶上过一回“忆苦思甜”,全村人集合在场院里吃“小豆腐”,一位老农上台诉苦,不讲旧社会穷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却大讲五八年挨饿的光景,说是被饿得鼻青脸肿,结果被干部赶下了台,而他自己还不知道是忆错了苦呢。
  现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人们正在奔小康、奔富裕,老祖宗的那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又派上了用场。仿佛就在昼夜间,世界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消费时代。高档酒楼里推出天价的满汉全席,几个“大款”斗富,一桌酒席几十万,令人为之瞋目。就连小酒店里的饭菜价格也是不菲,一个上班族若是每月请上两次客,有限的薪水也会告罄。常光顾酒楼的,反正不是自讨腰包的平头百姓,而那些做东的,也多是“吃喝嫖赌全报销”的特权人物。这种飸餮之徒,可算是一种新型的“吃白食的”。山西某地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一包烟,四两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某县委书记开民主生活会时检讨自己说:“我虽不是一个万元户,却有一个万元肚。”消息传到总书记那里,得到的评价是“有良心”。说起吃白食,便想到报上的一则消息:某酒店有一精神病患者专爱吃白食,一入席就指手画脚,大发脾气,不是嫌酒菜不高档,就是嫌服务不周到,弄得宾主都很窘迫。过后大伙才发觉,此人原是个混饭吃的,于是连呼晦气。盖这类公家酒局,有人愿请,有人愿去,坐下称兄道弟,过后互不相熟,所以都把那位西装革履的吃白食者当成某位要员了。
  吃的问题讲究起来,研讨的文章就跟了上来,还美其名曰“美食文化”。各地都有菜谱,自成体系,什么川菜,粤菜,鲁菜,还有朝鲜烧烤,日本料理,法国沙拉,简直搞得人莫名其妙。《人民日报》也跟着起哄,特设一《多味斋》栏目,专登讲吃的文章。这类专讲美食的文章例来就有,明代有张岱的《西湖梦寻》,清代有李渔的《闲情偶记》。新文化运动之后,讲吃更成为时尚。周作人的小品文里,说吃的文章也占了不少的比例;汪增琪着有一本《榆树村杂记》,里面谈吃的文章也写得象模象样。八十年代初,电视小品大兴,陈佩斯表演的那个吃面条的情景特细腻,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赵丽蓉的小品里,有一个专门辩论过年时吃水饺还是吃窝窝头的场面,作者的用意倒是很深远,但我看后的感觉却满不是滋味。
  忽然想起儿子小时的一件趣事:他经常抱怨家中的饭食不好,我就向他讲述以前挨饿的事情。儿子不解,便说:“你们怎么那样傻,为什么不到商店里买方便面、火腿肠吃呢?”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齐蜀)
  199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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