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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8-12-30 16:15
鄌郚总编

青州烟草史话

  青州烟草史话
  作者:李俊三

  烟草,这种携带青州声誉走向世界的作物,曾给青州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广大农民争相种植及青州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如今,这种曾给人们带来巨大财富,代表山东特产畅销国内外,为青州赢得众多荣誉,一度成为青州经济支柱,让青州人引以自豪的传统作物,却在青州境内悄然消失。回顾烟草在青州大地上生长几百年的兴衰历史,对认识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的本质,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及怎样对待当前的某些经济现象,可能有所借鉴。
  烟 草 的 传 入
  明朝以前,古老的青州及中国大地上并无烟草这种植物。明朝永乐年间,太监郑和受朱棣皇帝派遣,多次率船队经东海、南海、马六甲、南印度群岛下西洋。有一次在返回途中遇海上特大风浪,船队为躲避风浪,保证安全,停靠在菲律宾的吕宋岛。靠岸停船期间船员闲暇无事,上岸游览解闷。见当地土著成年人,无论男女,在逛街、劳作、狩猎时,嘴里总衔着一截点燃的树叶样的褐色叶卷,并不断从口鼻中喷出一缕缕白色烟雾。经询问乃知,因当地气候湿热,人易疲劳、晕厥,蚊虫兴盛,追逐人身叮咬。人们口中叼衔的东西是当地“淡芭菇”植物的叶子。其叶片点燃后冒出的烟雾,能驱赶身边的蚊虫,避免被其叮咬,并能使人解除疲劳、精神振奋。船员们摸仿土著人的样子,将半干的淡芭菇叶片卷成条状,试吸后果然精神大振,顿觉周身舒畅,飘然自得。于是将这种植物种子带回中国,在福建泉州、漳州一带试种成功。
  开始,人们只是将这种植物当做提神、解睏,驱散蚊虫,规避瘴气的药材使用。根据传入时的译音仍称其为“淡芭菇”、或“ 淡八菰”。后来,种植人觉得这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可利用的只是它燃烧时产生的烟雾,于是称其为“烟草” 。
  由于烟草产生的烟雾具有一定的提神、醒脑、解乏作用,吸食后可使人身体舒畅,精神兴奋。于是,吸烟风气很快在一部分文人雅士、达官士绅等社会上层人物中流传开来。并将吸烟看做是一种时髦雅好,是体现一个人追逐时尚,显示品位的方式。甚至有人认为:“士不饮酒吸烟,其人必无风味”。正是这种追逐绅士风味的陋习,使不少人加入了吸烟行列,并逐渐对烟草的喜好由“索尔尝试,发展到了时刻必吸”的地步。烟草随之成为一种时尚消遣品、兴奋剂,在日常生活、接待客人时不可或缺的时髦待客之物。一时间什么旱烟、水烟、鼻烟等吸烟工具、吸食方式纷纷出现,并在许多城市设立了专供烟民吸烟的“烟铺”。
  至明朝万历年间,烟草种子传入青州,先是农民在田头、地边、房前屋后少量种植。开春育苗,夏季移栽。秋天成熟后,由上到下逐渐将棕黄色的成熟叶片用刀割下,系在绳索或高粱秸上,晾晒于庭院。晾干后经适当回潮、分层排放、压实,使其自然发酵后的叶片呈棕红色,人们称其为“晒烟”。 吸食时,将烟叶卷成手指粗细、手指长短的条状,或将烟叶搓碎,放入特制的烟袋锅中,点燃后随吸随吐,口鼻中不断喷出白色烟雾 。初期,种烟农民多自种自用,或送亲朋好友,很少作为商品上市交易。
  青州的山坡丘陵地带,旱涝适中,土壤适宜,光照充足,长出的烟草叶片丰厚、色泽光亮、油份充足,点燃后烟雾强烈,香味浓重,刺激性强,深受吸食者青睐。于是,山区农民便扩大种植面积,将晾晒后的烟叶远销到寿光、乐安、博兴、利津、德州、沧州、河北等平原地区。清朝文学家蒲松龄,在他的《农桑经》中记述:“益都、沂水、蒙阴、临朐、安丘等地所出烟草,已在省内外享有名气。尤以益都为最。(当时,上述各县皆属于青州府)因之,青州烟成为山东烟的统称”。
  烤 烟 的 兴 起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美国老晋隆洋行首先来中国推销纸制卷烟。随后英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商人,也陆续来中国推销 “品海”、“海盗”、“老刀”、“路驼”等品牌的纸制香味卷烟,时称“香烟”。在中国的上海、广州、青岛、天津、旅顺、南京等港口城市设点销售。纸制香烟以其华丽的包装,精致的烟卷,醇厚飘渺的香味,便捷的吸食,很快在社会上层人物中找到市场,随之进入普通百姓的待客酒桌,亲朋交往。
  精明的外国商人见纸制卷烟在中国市场的日益兴旺,便不满足将卷烟舶来销售,而开始谋划在中国开办卷烟厂,利用中国工人生产卷烟后就地推销,卖给中国人,坐地赚钱。1891年美商老晋隆洋行首先在中国天津开办卷烟厂;1895年菲律宾人在中国上海开办烟草公司,生产“马队”牌纸卷香烟。1902年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上海、香港开办卷烟厂;1909年俄国烟商在哈尔滨开办卷烟公司;1917年日本烟商先后在天津、营口、沈阳、长春、青岛、张家口设立卷烟厂,雇佣廉价的中国劳动力生产、销售机制卷烟。
  外商卷烟厂所用的纸制卷烟原料主要是烤烟,而不是晒烟。当时中国不产烤烟,卷烟厂只能从国外运进烤烟生产卷烟。为克服远途运输的不便,免交进口关税,降低卷烟成本,获取更大利润,20世纪初,各国烟商即在中国大地上寻找适合种植烤烟的土地。1913年,英美烟公司终于在山东坊子宁家沟村的土地上试种成功。于是便迅速沿胶济铁路向西推广。首先在益都的谭家坊、杨家庄一带发动农民种植。为动员农民种植烤烟,英美烟公司,从美国运来烤烟种子、种烟肥料,租用农民土地,同时雇佣出租土地的农民,在租出的土地上按公司的要求、方法,育苗、移栽,种植烤烟,建设烤房,烘烤烟叶,加工烤烟。公司按月给农民发放雇佣费。当时种植的品种译为“苟其”,叶片形状犹如当地的“大麻叶”,只是体积明显大于麻叶,群众便称通称烤烟叶为“大麻叶”、“大叶子”。后来英美烟公司在坊子烟草试验场繁育出适应性更强,容易烤出黄金色的 “小黄金”、“ 大黄金”品种。
  青州良好的土质、适宜的气侯、降水的分布、充足的光照等条件,特别适合这种草本作物的需求。在这里种植的烤烟,象当初的“淡芭菇”一样,健壮、茂盛,叶片量多、厚重,产量高。烤出的烟叶色泽金黄,含油量高,燃烧旺盛,烟雾量大,香味醇厚。烟农以其颜色称为“黄烟”、或“洋烟”。将过去种植的晒烟称为“土烟”、“笨烟”。
  初次种植,所出烤烟质量不亚于美国本土产品,令烟商大喜过望,奖励烟农。在租用土地上长出的烤烟,公司只回收种子。烘烤后的黄烟归雇佣农民所有,公司以高价收购 。这样出租土地农民,得到了高于出租前十几倍的经济收入。高额的经济回报,使烤烟得到迅速推广。郑母、黄楼、弥河、普通、金岭镇(时属于益都县)等地农民纷纷申请种烟。并很快向益都周围的临朐、临淄、安丘、沂水、蒙阴等县传播。
  外国烟商为吸引更多农民种烟,迅速扩大烤烟种植面积,对新种烟农户免费发放烟种、建烤房所需炉条、火表、保险灯,无赏提供种植、烘烤技术,发放肥料贷款,指导种植户建设简易烤房等,并承诺:烤出的烟叶无论质量高低,全部高价收购;交售数量大者,另有自行车、白洋布等重大奖励。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引诱、刺激下,农民种烟积极性空前高涨。弥河两岸出现了“村村植烟忙,家家建烤房。田中无杂物,遍地烟叶黄”局面。至1928年谭家坊、杨家庄、金岭镇一带,种植黄烟的面积,达到了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弥河沿岸的种植面积达到土地的五成以上。1932年仅从铁路运往二十里堡烤烟复烤厂的黄烟,就高达9149吨。至1936年,益都县的烤烟种植面积扩大到198633亩,总产量达到11754万斤。烤烟收入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果品、蔬菜,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发家致富的主要种植项目,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经 营 者 的 用 心
  为大量收购烤烟,英美烟公司分别在谭家坊、杨家庄火车站设立烤烟收购场,派来烤烟技术员,春、夏、秋三季下乡指导烟农种植、管理烤烟,秋后负责收购烤烟。因益都县所产烤烟色泽好,油份足,燃吸时火亮、灰白,香气浓郁、醇厚,深受消费者及各大卷烟企业欢迎。益都烤烟的声誉在国内外名声鹊起,各大卷烟厂、烟草经营商纷纷来益都境内设场收烟。1919年后,日本的南信洋行、山东、米星公司,在益都火车站设立烤烟收购场。中国的烟草收购商“南洋兄弟”、“华成”、“中南”、“东裕”、“源盛”、“太阳”等公司,以及“益源货栈”、“恒丰货栈”等经营单位,争先在益都抢摊设点,收购烤烟。当时山东省境内共有8处大型烤烟收购地点,益都县内即占6处,三十多家收购商。吸引周边县区烟农不顾路途艰难,翻山、涉河,推车挑担来这里售烟。这6处收烟点所收烤烟,占当时全省烤烟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青州烟质量好,产量大,烟商将全省所收烤烟,统称“青州烤烟”。从此,青州烟成了整个山东烤烟的总称。
  烟商所收烤烟,全部以青州烟的品牌运往青岛、上海、天津、香港、汉口、营口、沈阳、长春、哈尔滨、张家口等地的卷烟厂。在益都的众多收购烟商中,以设立最早,场地多,实力大的英美烟公司为老大。开始益都烤烟由其独家经营,1919年后才陆续有其他公司进入,但其规模和实力皆不及英美公司。英美烟公司一家,每年在益都的收烟量,占所有烤烟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为防止大量集中收购的烤烟霉变,方便烤烟储存及向海外运输,1917年后,英美烟公司在离益都不远的二十里堡,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烟叶复烤厂”,将从益都、坊子收购的烤烟在这里复烤后,经青岛港大量运往朝鲜、日本、爪哇、德国、荷兰、土耳其、埃及等国及中国的上海、广州、香港、旅大、天津、营口等卷烟厂。1920年后,每年仅运往日本的青州烤烟即有五十万斤之多。 烤烟的大量运转,使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二十里堡”火车站,成了胶济铁路线上货运量仅次于济南、博山的第三货运大站。
  烟 农 的 悲 苦
  中国人种植烤烟的热情高涨后,外国烟商觉得该回收红利了。商人们惟利是图的盘剥本性逐渐显露。他们先是停止对烟农发放种子、炉条、火表等生产用具。所有的种烟用具、种子、肥料、炉具,燃料等,全部由烟农出资购买。二是,生产技术员的下乡不再是免费技术指导,而是详细统计各村的种烟面积,考察生长情况,发放《烤烟证》,以便公司控制烟农,制定当年的收购策略、价格。烤烟种植面积大,生长状况好,秋后便压低收烟价格。种烟面积小、生长不良,便抬高烟价,抢收烤烟。三是烤烟收购季节,时收时停,制造紧张气氛,苛刻挑剔、压级压价,结算时计双不计单,刁难、克扣烟农。
  烟商发动农民种烟初期,收烟场一律敞开大门,对烤烟随到随收,无论质量高低,全部按价收购,现场付款,不欺不讹。并在场内设开水供应处、医药供应点,对卖烟者免费提供开水及部分急救药品。烤烟产量增大后,这些优惠政策及便民措施便全部停止,并采用多种手段算计、盘剥烟农,迫使烟农按他们的圈套走。
  随着种烟农户的增加,烤烟生产成本的迅速增长,许多烟农是在春天用高利贷款,购买种子、肥料、炉具、火表、煤炭等生产必需品,建设烤房 ,秋天售出烤烟后归还高利贷款。这样,既将全家的土地、资产、吃穿、生活费用及家庭前景,都押在了烤烟收入上。
  当时每亩烤烟的种植成本在50元(银币)以上。秋天烤烟收获后,这部分烟农急需用烤烟卖出后的资金偿还借款、购买粮食、油、盐、布匹等生活用品,支付家庭开支。收烟公司就利用烟农的急于销售心理,关紧收烟场大门,拒绝收烟,让烟农的急售情绪继续增长,为压低烤烟价格制造条件。直到十月中旬以后天气变冷,烟农急不可待时,才开门收烟,并将烟价大幅压低。1928年前英美烟公司在益都的收烟分九等二十八级,平均价格为每百磅(约45.36公斤)50元(银币)左右。其他收烟公司基本跟随英美公司的价格收购。以后逐年降低,至1931年降至每百磅20元,1932年降到百磅16元。到1934年降到了每百磅10元左右。既是价格如此低廉,结账时还要再扣除每百磅百分之二的“沙土”费。另外,烟商还常用“关闭烟场大门”、“暂停收烟”等手段,刁难、耍弄、算计烟农。
  收烟场设有译员负责管理烟场,另有验级、写字、计算、管理、过磅、门警等人员。早上八时烟场开门时,场外早已挤满急于售烟的烟农。他们只有经门警验证,拿到号码单后才准许带烟进场。而后将挑色、分级后的烤烟整齐摆放在待售区,等待外国验级师前来验级。
  验级师带领写字员草草查看烤烟后,便随口喊出待售烟的等级,写字员随即写在号码单上。烟农凭单过磅、算账、取款。验级员的话是绝对的说一不二,无论他喊得等级高低,是否正确,烟农只能听之任之,毫无解释、争辩的权利。若不认可验级师喊出的等级,管理人员即刻将你连人带烟驱逐出场。因而,即使验级师喊出的等级明显低于烤烟标准等级,急于用钱的烟农,往往只好违心割爱,忍气吞声,忍痛销售。烤烟过磅完毕,烟农手持号码单结算时,计算处按照“计双不计单”,“就低不就高”的规矩结算付款。如烤烟是43斤、71斤等奇数时,只按42斤或70斤偶数结算付款。公司心知肚明:即便这样敲诈、盘剥,烟农也不得不卖出自己的烤烟,因为这是垄断经营,烟农会担心收烟场随时可能的“暂停收烟”。
  由于收烟时间短暂,烟农众多,收烟场地狭小,烟农急于销售烤烟,收烟季节,天还未亮,烟场外已聚集大量推车挑担的卖烟人群。等烟场开门收烟时,等待卖烟的车辆、挑担往往已排出四五里长的队伍。门警发放“号码单”时,人们争相涌向大门,力争早些拿到“号码单”进场卖烟。这时常常发生人员倒地被挤伤、踩伤事件。二十里堡收烟场曾发生挤倒门墙,砸死3名烟农事件。发放“号码单”的门警为维持门前秩序,常常手持步枪上的“探条”抽打烟农。挤在前面的烟农时常被打得头破血流。 临朐县龙岗乡樊家庙村一烟农,曾被烟场门警的枪探条捅透腮帮,鼻口流血。
  排在后边的烟车,时常需等待四五天才能进场售烟。从烟场出来的烟农,多是面对微薄的收入,愁眉苦脸,满心惆怅,大失所望。有的因入不敷出,竟至愁苦、悔恨、郁闷而死。1931年,弥河西岸东南营村的陈汝元,为改变家庭状况,春天高利息借款,栽种3亩多烤烟。购买种子、肥料、煤炭,租烤房,祈盼秋后有个好收入。开春精心育苗,初夏挑水移栽,追施豆饼,一遍遍划锄、除虫、拿叉、租赁烤房、整修炉洞。天气转凉后随叶片成熟落黄,逐渐劈叶、系烟、上炉、烘烤、出炉、回潮、解烟、分级、桃色、捆把、保管。全家披星戴月,一年汗流浃背的辛勤劳作,年终卖烟时烟价大跌,所卖烟款不足归还借款。债主一再追逼还款,家中急需买盐打油,大人要吃饭,小儿要棉衣,全家笼罩在阴霾之中。作为一家之主的陈汝元,觉得对不住家人一年的辛劳,在走投无路中伤心、愁苦而死。1933年龙岗镇一烟农,用二把手车满载加工后的烤烟到谭家坊收烟场卖烟,排队等候四天方得进场。卖烟所得,竟不足归还贷。想到一家人的祈盼,来年的生活,归还借款的压力,痛不欲生。将所卖烟款交给同来的伙伴捎回后,饥肠辘辘的烟农,在愁苦、悲伤中吊死在烟场墙外。
  土 法 卷 烟 的 兴 盛
  烟价的大起大落,烟商挖空心思的盘剥,被置死地的烟农,在困苦中多方探索,挣扎求生。他们的苦苦努力,终于为自己趟出了一条狭窄的生存之路,催生了青州人土法卷制香烟的技术,闯出了一个斩新的行业。
  1932年,益都烟农中有人试制成功利用自产烤烟,土法手工卷制烟卷技术。将烤烟叶片回潮后,用利刃切成烟丝。用一轻巧木盒,钉上羊皮(后改为成帆布、或油布),中穿木杼或铁棒,将裁好的纸条铺在羊皮上,撒上烟丝,滚动木杼,即可卷出粗细如同机制香烟的烟卷。将50支烟卷装为一包,包皮上印有不同图案,百包装为一箱。 外观如同工厂烟厂的机制产品。
  土制卷烟的成功,为困顿中的烟农带来了光明,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烤烟的新出路。纷纷学习、运用这一技术,提高自己的烤烟价值。弥河沿岸诸村中,许多烟农秋冬季节,在家中用自己的烤烟赶制卷烟,对外销售。获利显著高于卖烟叶。这一获利技术,很快在城乡间传播、普及,在青州大地上广泛实施。1934年6月6日的报纸《益都新闻》中清晰记载:“土制卷烟,在城乡间广泛存在。仅在青州城里制造土烟者不下40家。每家每天约出1大箱。50支一包,售洋1角。因其价廉而畅销。”除在青州销售外,范围涉及到寿光、广饶、博兴、利津、惠民、陵县、垦利、德州等地。
  开始土法卷烟时,烟农是为自产烤烟寻找销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最多冬闲时找来二三位亲戚帮忙。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后,制止了英美等国烟商活动,查封其在华卷烟厂;独自在中国建立了“华北烟草株式会社”,发布“烟叶专卖统治要领”,独霸中国的烤烟经营、收购、生产、加工、销售领域;垄断了中国烟草市场的日商,肆意压低烤烟收购价格,限制烤烟交易场所,益都境内只留2处收烟地点;封锁外国香烟入华,致使市场香烟缺货;趁机抬高日产香烟销售价格,谋取巨额暴利。日军的霸道经营,导致市场上香烟日益紧缺,价格不断上涨。
  市场的缺货,价格的上扬,导致了手工土制卷烟畅销,利润的增加,促进了民间手工土法卷烟业发展。 许多原来的烟农,纷纷转为卷烟生产。使青州的土烟生产由过去的家庭式、小规模,发展为作坊式、联社式,规模化、品牌化,迅速兴盛、壮大起来。至1940年,发展到城乡间遍地产卷烟程度。据粗略统计:仅益都县城内外即有卷烟作坊、卷烟联合社四百余家,简陋卷烟机数千台,从业者四五千人,每家日产卷烟几箱至十几箱不等。其中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有:心寺街春亭烟社及生产的“春亭牌”卷烟;西书院街同盛烟社及所产的“摈榔牌”卷烟;南营街王家烟社及生产的“蜜蜂牌”;参府街张家烟社所产的“蜂王牌”;丰收烟社及生产的“豊收牌”;国光烟社及生产的“国光牌”……这些烟社都雇佣十几至几十人的卷烟工,从烟农手中收购烤烟,形成回潮、切丝、卷制、包装等专业工序,系列化生产。多者,日产卷烟十几箱。中等卷烟,每包售价1角钱 ,上等烟每包2角。同时期,一斤玉米的价格只有5分钱。在市场紧俏的状况下,这些土制卷烟销路大开。除在当地畅销外,还远销到莱芜、广饶、惠民、德州、黄骅、沧州、衡水、天津、营口、奉天、石家庄、保定等华北、东北地区。
  土法卷烟的兴盛,带动了与之相关配套专业的兴起及发展。烤烟购销、盒皮印刷、包装箱制作、香料供应、产品推销,成品贩运等专业与时具兴。土制卷烟的兴盛,扩大了烤烟的销路,维护了青州黄烟的生产。在运销上述市场的同时,也带去了青州的名声,提高了青州烟在国内的知名度。当时,日伪山东省公署为迎合日商需要,曾以妨碍卫生和影响税收为名,下令取缔手工土制卷烟生产。但因设备简陋,原料充足,成本低廉,生产方便,利润丰厚,经营灵活,烟农支持,销售顺利,牵扯面广,时局混乱,故禁而不止,并逐日扩展。到1945年,卷烟作坊已遍布益都县各大集市乡镇,并带动了临朐、安丘等种烟县区的卷烟兴起。
  1948年5月,原属于解放军的利华 、新群 、建华三家烟草公司,汇集到已经解放的益都。在县城东南角的万寿宫街原宋传典德昌发网庄旧址,联合成立了“利华烟草公司青州卷厂”。同年8月,开始利用小型机械卷烟机、切丝机、压梗机,生产“飞马”、“生产”牌机制卷烟。年末生产1404标准箱(每箱5万支)。1953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更新设备,添加机械,扩大规模。当年生产卷烟15976标准箱。
  以后随规模的扩大,设施、品种的增加,产量逐步提高。1987年达到470193标准箱。工厂名称几经更改,机械设施不断更新,演变成今天的“山东中烟有限责任公司青州卷厂”。
  1952年后,国家实行烟草专营,禁止土法卷烟生产 、经营。持续了二十年的土法手工卷烟退出市场。
  烤 烟 的 再 度 升 温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为保证卷烟厂的原料供应,出口换取外汇,快速发展经济,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市场,采取以粮食、肥料(豆饼)换购烤烟;以烤烟顶替公粮;赊销种烟肥料、烤烟煤炭;发放烤烟生产贷款;增设收购场站,方便烟农销售等措施,大力扶植烤烟生产,鼓励农民积极种植烤烟。在一系列措施的扶植、鼓励下,青州烤烟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发展。1950年全县种植面积恢复到10.5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的9.1%,总产达到1946万斤。1952年种植15.0542万亩,总产达到3283万斤。产品除供应国内的青州、济南、青岛、上海、天津等各大烟厂外,开始向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国和地区出口。1953年,烤烟由国家集中统一经营后,进一步采取“发放烤烟预定金”、“饼肥预售金”、“提高收购价格”等扶植、鼓励政策,农民种烟积极性更加高涨。至1956年,全县种烟面积扩展到 22万多亩,占当时全县土地总面积的18.3%,总产烤烟4946万斤,产值2868.7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40%以上。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生产高峰。所产烤烟被增调至广东、云南、甘肃、沈阳、黑龙江等17个省的大型卷烟厂,并扩大出口到匈牙利、联邦德国、波兰、朝鲜、埃及、荷兰、及印度尼西亚等国。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烤烟以生产队为单位种植。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放卫星”、“创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政治运动影响,单纯追求烤烟产量,推广“山东多叶”、“益杂系列”烤烟品种。这些品种生长茂盛,叶片数量多,烤出的烟叶呈灰褐色,单薄易碎,焦油含量低,阻火难燃。卷烟厂不用,收烟场不收,烟农只好倒进河沟、填入枯井。
  1961年后,国家提倡种植烤烟“金星6007”优良品种,推广育苗、栽植、烘烤新技术、新方式;对烤烟生产实行奖励政策:生产队每交售100斤烤烟,可获奖售100斤粮食,30斤化肥。农民种烟积极性再次得到调动。至1966年全县烤烟种植面积恢复到16.5492万亩,收获烤烟6391.7万斤,产值2876万元。形成建国以来第二个烤烟生产高峰。
  正当青州烤烟向着正确方向行进时,突然遇到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造反有理”、“砸碎旧世界”、“反对经济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政治主张下,取消了对烤烟生产的奖励政策,不顾烤烟生长所需,不求烟叶质量,盲目推广“大金星”品种,强令深耕烟田,多施化肥,大行距栽植,大水浇灌,大炉烘烤的“大呼隆”生产模式。一味追求大面积、大指标,拼命提高烤烟产量。致使种出的烤烟色泽暗淡,油分降低,尼古丁减少,质量严重下降,低次等烟占了烤烟比例的三分之二以上。青州烤烟声誉再次下滑。青州卷烟厂为求生存不得不派出采购员,千里迢迢到云南采购原料,以满足卷烟质量需要。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国家努力拨乱返正,将计划经济改变到市场经济后,青州烤烟在质量、数量徘徊了十年之后,又逐渐回到正确道路上来。通过建立良种繁育基地,更换原来品种,陆续改种“潘元黄”、“中烟15”、“Nc89”等优良品种,使用符合优质烤烟生长肥料等措施,主攻生产高档卷烟所需的主料烟,使烤出的中上等烟达到了60%以上,恢复了青州烤烟质量,重新供应国内外卷烟厂。1982年种植面积恢复到19.344万亩,总产8380万斤,总产值6905.12万元,实现利税2898.2万元 。
  1983年后实行包田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生产方式,以户为单位生产烤烟,售烟户数陡然增加。年轻一代种烟人对烘烤、分级、挑色要求掌握不准,烟叶收购站工作人员偏少,验级、过磅工作量加大,烤烟生产中一度出现卖烟难现象。1984年烟草公司增加收购站点,发放《售烟证》,实行分片、定点、定时轮流收烟办法,将全市收烟站点增加到23处,派技术员到村中推荐优质肥料,指导、帮助烟农建设小烤房,掌握烘烤、分级、挑色标准。为提高收烟验级速度,在收烟量大的谭家坊收烟站,首先使用电子计算机检验烤烟,提高了检验水平及工作效率。
  通过一系列措施,青州的烤烟生产水平迅速提高,效益明显增长。1987年全县种烟12.16万亩,产烟4289万斤,中上等烤烟达到81.4%,实现产值5016万元。斤烟均价1.17元。当时斤烟的价值可买6.5斤面粉、1.5斤豆油、3.5尺棉布。 出口2426.8吨,创利税2209.9万元。占当年青州财政收入的33.8%。使青州烟质量、产值均创历史
  最好水平。形成经济收入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成为青州经济的重要支柱。
  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十几年,烤烟却在青州大地上悄无声息地消失 。彻底退出了青州人的视线。
  烤 烟 的 衰 落
  同样的经济作物,西瓜,自汉朝引进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种植,仍盛行不衰,大受欢迎,继续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葡萄,传入我国两千多年,至今兴旺发达,仍是备受青睐的经济作物;西红柿,进入中国三个多世纪,仍被人们大量栽种;与烟草同期传入中国的玉米,仍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广泛种植。而烤烟这种曾为青州带来巨大效益,成为青州经济支柱,深受青州人欢迎的作物,为何生存不足百年,就从青州大地上消亡了呢?其中,既有客观经济原因,也有人为因素。
  1992年,邓小平视察广东深圳后,改革开放浪潮在全国涌动,各行各业纷纷挣脱原来经济体制的束缚,主动走市场化,自由化、个体化路子,怎么挣钱怎么干。获得种地自由权的农民,在保证全家温饱的情况下,大胆寻找让钱包尽快鼓起来的门路。他们发现原来种植烤烟虽能挣钱,但烤烟生长时间长、用工多、投入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严重、生产技术性强,交售困难。开春育苗,初夏移栽,盛夏管理,去虫、防病,秋天劈烟、烘烤、分级、挑色,建烤房、购煤炭、投肥料,交售时常会遭受不公正待遇。一年之中费心费力,顶烈日,迎风雨,扣除去成本,经济收益比不高。不及种植生长周期短,资金周转快,产品销售方便,赚钱容易的瓜果、蔬菜。于是,谭家坊、东夏、王母宫等平原乡镇,水利条件好的地带,率先开始淘汰烤烟,改种西瓜、甜瓜、黄瓜、菜葫芦、辣椒、生姜、大葱等常用瓜菜。这些大众化瓜菜,适用人群广,生长速度快,生产投资小、销售方便,赚钱容易。每到瓜菜成熟期,客户开车到地头收购,公平交易,现场付款。省力、省心、方便、安全,不会受制于人。
  前些年,笔者曾在最先开始种植烤烟的谭家坊一排闲置的烤房前,与农民交谈时,问及他们为何舍烟种瓜。几位老农七嘴八舌地回道:“过去种烟时,一年到头忙。春天不化冻就要破土整地、畦苗、移栽,夏天拿虫、抹叉、培土、整炉、买炭,秋天冒雨劈烟、系烟、上炉、卸炉;冬天选烟、卖烟,一年四季忙活。卖烟时,收烟的压级、压价、压秤,明明是三黄,他非要打成四黄,降低价格。收烟高峰时,不但压级、压价,还压秤。在家里称好的85斤,到他那里就成了82斤。到别处去买,烟草公司派人截着不让去,非得卖给他不行。一年忙到头,老婆孩子齐上阵,累死累活,受管、受气,一亩烟也就卖一千来块钱。现在种西瓜,春天栽上,三个来月瓜熟时,收瓜客户把汽车开到地头上。现场讲价,就地过称,当场付款。一亩地曾玛也卖七八千块钱。卖完西瓜,闲玩一个多月后,栽种辣椒,秋后还卖三四千块钱。比种烟受累少,卖钱多。”
  之于人为因素,那就是烤烟收购经营者的问题了。同样的烤烟收购价格,同样的国家政策,为何最早种植烤烟的青州大地上不见了烟田,而在相邻县市的临朐、昌乐、安丘、诸城等地 ,却仍在大面积种植呢?这就与烟草经营者有关了。
  1990年前后,烤烟产业兴旺时,烟草公司对烟农实行划片收购,定时、凭证,轮流交售制度。烟农的烤烟只能在所划分的收购站交售,不能跨片到区外售烟。这实为霸王式的垄断经营,限制了烟农的自由交易权,与烤烟初进青州时外国烟商“非我莫售”的垄断收购,如出一辙。这种垄断经营,带来一系列伤害烟农的事情发生。每到收烟季节,烟农将自家精挑细选的烤烟。连同满心的希望,送往烟草收购站。他们所买的烤烟常常是多个等级、不同的级别。站内验级员判定的级别常与烟农自己挑选的级别不一致。这时烟农只能屈从验级员,否则,交易不成。烟农无奈只好认同验级员喊出的等级,但内心却隐藏极大不满。笔者曾在王坟镇一家收烟点门外,听一位从收烟点走出的老人气愤地骂道:“春天种烟的时候,恩想方设法动员我种,磕头作揖,叫我爷爷。这秋后卖烟了,恩横挑鼻子竖挑眼,张压曩扣,我叫恩爷爷也不行。过年,恩再叫爷爷我也不种了。”有些性格倔强的烟农,面对严重的压级现象,干脆收起烤烟,不买了。隔天悄悄托亲戚到外县收烟点,很顺利的就能卖上自己理想的等级。笔者一位家住宋池乡亲戚,曾与同村同伴,用自行车载烤烟,到百里之外的桓台销售。问他何以舍近求远?他坦率地说:“为多卖点钱吧。我这大半天功夫,比在当地多卖了百十块钱儿!”当年,这百十块钱,对于一家农户而言,是个不小的收入。
  有的收购点不仅压级、压价,还压秤。烟农在家称好的烤烟重量,到收购点过称时,总是少几斤。有的收烟站每年向外调出的烤烟总量,大大超出收购总量。这超出收购量的烤烟,明显是克扣烟农的。
  人与人的交往,讲究的是诚实、信用;经营者之间交易,讲究互利共赢。若不顾对方利益,只顾自己赚钱,对方是不会与你长期合作的。企业若依自身实力强大,认为单打独奏的烟农无力与你抗争,就以霸王条款,轻视伙伴,欺凌对方,烟农虽抗不过你,但他可以离开你,不理睬你,不再与你交往。农民是现实主义者,你对他不讲信用,缺乏尊重,他将不再与你打交道。现在经营自主了,挣钱的项目多了,不种烤烟照样能挣钱,为何非要种烟受气。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必走你这独木桥?
  在这种非正常的赌气下,山区农民也不再种烟了。
  可惜呀,曾经盛行一时,带富一方的烤烟,就这样在青州大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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