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福星忆少年
张泗清（美国）
千禧年植树节我满六十九，在传统习俗中，至时可以庆古稀了。蓦然回首，将近七十年的岁月，受到太多人的帮助，碰到很多次的巧遇。乱世人生，可算是“一路福星”了！谨怀感德之心，回忆一些少年往事。
身世童年
1931年春，我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城东15里之圈子庄。祖上历代务农，刻苦耐劳，勤俭持家，至曾祖父“世盛”公已颇为富有。
祖父同胞兄弟五人，以凤阁、麟阁、龙阁、象阁、鸿阁，依次排名，年龄各相差五岁，无任何姐妹。祖父行三，是最宠爱我的人。父讳“希汤”，同祖父兄弟大排行以 “尧、舜、禹、汤、文、武、商、召、望、祖、先、宗、仲、德”按希字辈排名，先父行四，仅有一弟为希召八叔。我出生时为长子长孙，但在五支中总计，二伯家已有两个堂兄，大哥治清长我十岁，二哥海清大我八岁，九个堂姐，长我十二至二岁。就因为我是连续八年中惟一男丁，很得曾祖父母之宠爱。
四岁起进入本村由父亲主持之初级小学，在父亲的严历管教下，“七七”事变那年已读小学三年级。1938年在战乱中过去。我终日游荡，祖父引以为忧，乃于1939年春为我设立私塾。收同宗学生十余人，我与三位较长同学（两位大我五岁一个大我三岁），从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读起。另有七八人，由三字经开始。私塾的课程进度每人不同，每日早餐及午饭后到校先背书，一个一个背，一个背完立即教新书一段（只是念一遍），作为下次背诵的功课。一本书顺序背完了再从头读第二遍，每次是读生书时的两倍以上，第三遍背第二遍的二至三倍，第四遍以后则因人而异，我可以背半本，第五遍即从头到底一次背完，完成撇书了。我在两年内撇完了四书：大学、中庸各一次，论语及孟子各四次（各有四本），共撇书十本。最后另读了半本诗经，是同学中进度最快的。在第二年，背孟子之外，另开讲已经撇过之论语。因为第一次背书只记其声，不懂其意，所以开讲，是专对程度较高的学生为之。我国自古如此教法，其好处是趁童年记忆好时多背诵一些经书，长大后豁然贯通了可以作文章，参加考试。资质较差的，读几年私塾认几个字再学学珠算，就可以务农或学商。资质更差的，就只能认识一些单字了。
1941年春，村中恢复了小学叫抗战小学，对敌伪仍以私塾课本敷衍，我插班四年级。同年秋，全县各乡镇成立中心小学，我以第九名考入“昌乐县溎西乡抗战中心小学”五年级。全班四十余人，我年纪最小，有两位已20岁，多位已婚，并有为人父者，可见当年教育之落后。
路北分校
省立昌乐中学马家河子分校，于1943年春正式开课，先设初中及简师各一班。我那年12岁，已读完小学六年级上学期，顶替堂兄张海清去报到。张海清是我二堂兄，他大我8岁，前一年他考取昌中后，去了安徽阜阳当流亡学生，后来进了中央军校。当时本村可以进中五的有4人：张镜清（大10岁）、张海清（大8岁）、张来凤（大5岁）、张来禧（大4岁）。因为那时没有户籍也没有照片，于是我冒名进了中五。
记得赵建修老师是训导主任兼中五国文，我在中五交过一篇作文，文限两百字以上，我交了两百字出头。批发时赵老师亲自一个一个叫上去发回并作评语，记得给我的评语是“刚够二百字，毛笔字也不好，但没有错别字”。
之后没几天，一次饭后正在追逐玩闹，赵老师来了。一把抓住我说：“叫什么名字？”“张海清。”“跟我来！”心想要受处罚了。跟到办公室，把我领到孙文灿老师（教务主任）前说：“就是他”。孙师拿着一封信，问了我几句话，就叫我走了。当时想“没受罚就好”。
过了一星期回家时，父亲告诉我顶名字不行，不过可以先进补习班。原来是九叔（张希望）给孙、赵两师去信说明“冒名入学”的事，回信说“不可以，但是将另成立一班补习班，可以把我编入。”对我来说乐得轻松，并不在意。后来在美国与赵师通信中，赵师提到跟我九叔张希望及十叔张希祖是书院小学的同班同学，才了然当年顶名的一段渊源。
当时分校仅有两栋土屋，南屋东头一间作办公室，其余是中五级教室（刚开学时兼饭厅）。北屋东头一间是庶务室，其他为师二教室。越过庶务室是伙房，用一口烧酒厂的大铁锅煮稀饭。后来在北屋东头延长加盖了两间办公室，又加盖东屋一排作教室。记得盖东屋时第一次见“用木板夹起夯土作墙”的建筑法。还记得开学后不久的一个下午，为拆掉村东头的一间小庙，全校同学从学校到小庙之间单线排开，一个传一个将废砖块传到学校，是赵老师监督指挥，很觉新鲜。
马家河子是一小村，估计约百户人家，该村出过三代名医，第一代名医（马湘）有很多医疗故事流传，记得我们读书时，马湘的庙还在，我从门外窥视，内无神像仅供牌位。那时大多数同学是借住民房，没听说过租金。我一直住在沟东，换过一次人家。第一家住了半年，房东家只有一位老头，第二家在同一条巷底，是一对老夫妇和两个儿子，大儿当游击队，小儿读小学。今日想来，那时昌乐民众都为抗战出钱出力，发挥全民抗战精神。
在补习班时代，因为家里管不到，开始迷上了小说。记得傅道欣兄也喜欢看小说，曾借我看过《三门街》、《宏碧缘》等。有一次上音乐课时偷看《聊斋志异》，被赵光瑛师把书抓去，下课时训了一顿还给我。想不到来禧兄回去向先父告了一状，使我挨了一顿好打，是今生最后一次受到父亲的体罚。当然是自己的错，不过武侠看多了，很觉来禧兄不够义气！今日想来，如果他告状早一些，可能我也升进中六了！
在补习班时代，课程既不完整，老师也欠固定，有多位老师来上过课。记得分校主任赵理卿还亲自代过一次国文课，在课堂上他介绍了中国谜语，还记得几个：
一、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是在上，且是在下。（答一字）“一”
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答他当年同班同学名字）“陈文学”
三、两句话，说一年。（答三字经两句）“曰春夏 曰秋冬”
四、左看人三，右看三人，一边是外国码，一边是中国文。（答一字）“及”
那时补习班教室在村西北角一处独立的房子里，只有升旗及课间操到学校。带课间操的教官叫高凤岗，他胞弟高凤山跟我们同学，觉得他有个哥哥是军校毕业，非常钦羡。还记得曾在马家河子西边的于家庄上过课，再后又在学校西南方一间教室上课（那段时间的导师是王鸿亮），次年编入中七后，才迁到学校新建的东屋上课。在于家庄时班上有一位同学叫梁廷琛，会拉一手好胡琴，佩服得不得了，后来他升级去了本校，在台湾曾见过几次。还有一位同学崔冠中，他姐姐崔焕彩在师二级，是惟一穿裙子上学的女生，可见那时学生的土气。
中五级有三位女同学，孙师上课时的点名声音还记得，一开始总是先点名：“赵兰桂、赵世房（实际是芳）……”我跟孙师学会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一起在澎湖被编兵的补习班同学，尚有傅道欣、赵世贤等。最感念不忘的是傅道欣，在补习班时，他对我照顾很多，他的算术最好，有一天早上考算术之前他偷偷告诉我某题要考，我竟当作耳边风。结果就错那一题，他被选进中六，我又等了半年才进中七。在青岛郭口路时，常跟他一起逛东镇，一起看戏（滕步云的《红娘》、《盘丝洞》），一起喝甜沫，他给我亲切和信任！后来流亡途中，得到他的照顾更多。到澎湖以后，是他给我离开樊笼的机会！回顾一生，在他面前我没说过一句假话！
在马家河子时代，赵老师最严，不愧训导之职。地理和体育一直是他上课，其他如孙文灿、李梓材、宗汝农等老师，极少机会受教，倒是宗老师的夫人陶老师，教过我们中七的数学，后来忽然不见了，大家都神秘兮兮的避谈详情，后来才知道他们全家遇害的一鳞半爪，深感悲愤与不平。记得他家有三个儿子：长子在寿光十五联中，曾在他回家时见过一次。次子宗树藩在中五，三子宗树荃读小学。在那个时代，不知道什么是人权。
建校一周年时（1943年冬），全校师生集合在校园中习唱周年纪念歌。宗老师作词，不知是谁作的曲，由宗老师教唱，何老师弹琴，慷慨激昂，迄今记忆鲜明。曾凭记忆写出了一份词谱，曾寄哈尔滨的郭树文求证，他回信称“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在他来说，更值得记忆的事太多了。
我在补习班读到1943年底，四四年初编入中七。英文课是何世全老师，她年纪轻个子小，却教学认真严格，可惜只教了一学期她就离校他去了。记得就在那年底的一个晚上，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很像何老师却黑得多的小姐，说是来找何老师的。同学们争着从门外看，有人说何老师在十五联中。
后来是一位新来的男老师教英文，现在竟想不起他姓什么了。由于他学问不怎么样却爱装腔作势，使我对英文失去了兴趣。至于说他学问不怎么样，是因为他有一次上国文课，讲武松打虎时，竟读了好几个错字，还记得他把“大吼一声”念成大孔一声！另外读错的几个字不记得了。反正从那以后我对他失去了信心，对英文也失去了兴趣。后来他也走了，英文没人上课。迁校五里庄以后的一年半中，英文课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干脆没人教。到毕业为止，三年初中没教完开明英文第一册，夫复何言！
迁校城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迎接胜利的却是共党占领寿光全境，路北分校无法开学。十月初，父亲曾带我用脚踏车载行李，步行一日到三十多公里外之省立昌乐中学校本部申请入学。我第一次见到霍校长，他说：“路北分校将另找地方开学，可以放心等候通知。”回家不久即获知将在城南五里庄开学的消息。校址设在昌乐城南五里庄，我们中七先在三里庄上课，次年春中五级毕业后，我们中七才到五里庄上课。
迁校以后，班上增加了不少寿光同学，男女都有。女同学中有一位冯锦绣，人漂亮，功课也好，绰号“半截牡丹”，是她寿光老同学传来的：“牡丹形容她长得不错，半截是说她有一双解放脚（并看不出来）。”功课好是公认的。她有一位周姓表哥是寿光县议员，体育老师，篮球教练，1947年他表哥曾带球队到吴家池子比赛，高大魁伟，堪称护花金刚。1948年5月，昌潍沦陷后不久，我在村南公路上巧遇她跟一女伴往东走，劫后心情，曾有简单交谈。后来在青岛临中住郭口路时，有一次见她在公用洗脸台上洗米，着艳丽旗袍，应是跟他表哥新婚不久，未曾招呼。1977年我在台北为润泰公司办理股票上市，他与一位年轻同事到公司调查有关公证事项，当时互不相识。后来见她的名片冯金秀，才认出是她。她那时住北投，在台北地方法院公证处任职。提及周先生早已退休，有两个儿子。也许是因为有同事在，似乎不愿多谈，以后也未联络。
同班同学中只有赵令骧同岁，而且生日比我小半月，很自然的较多亲近。出国后很快联络上他，并给予较多支援，另一位李祥瑞，是当年功课最好的，他已自山东工业大学副教授退休。1946年暑假，第八专员公署在潍县城举办“中学暑期军训班”，规定初三以上虚岁18岁以上的男生全部参加。我那年足龄15岁，冒称18岁参加，爱国热忱非今日所能想象。主任张天佐，副主任傅立平，教育长李光村，课程之多，训练之严，胜过台湾大专暑训班。宿舍在潍县火车站北某烟草公司的仓库里。那是我第一次到潍县城，第一次见到电灯，第一次看电影（二次大战纪录片），第一次打靶。一个月后结训回家，祖父早在朱刘店车站等着了。后来才知道，受训期中，他曾步行去军训营房探视，因为只看到一队队晒黑的大孩子，却未见爱孙而泪洒归程！
分校第一届中五、师二毕业典礼时，下午有游艺节目（在院子里），晚上在五里庄大街上扎台演话剧《文凭》，我们班上参加演出的有刘鸿瑞。我参加了中七抗战歌曲合唱，教练是徐启元老师。到美国后经郭树文兄的介绍，曾与徐师多次通信，他一直爱好运动，而今已经不在了。
吴家池子
1946年底初中毕业，次年考取本校高中部。校本部已于半年前迁到县城东南吴家池子。新校舍建在草山（又名东山，海拔150公尺）西麓，是利用天然泉池“吴家池子”作基点，向东将山坡地开辟建筑校舍。全新的一排排砖瓦平房颇为壮观。可惜我那时心浮气躁，辜负了那个优美的读书环境！九五年中秋第二次回乡探亲时曾去参观，除增建一栋四合院式办公室以外，大多是原有房舍，虽然老旧，却依然屹立。现在是“昌乐第一中学”，为山东省“重点中学”之一。
1948年开学不久，4月2日上午9点多，突然全校紧急集合，原来是张天佐（昌潍区专员兼山东省保安第一师师长）亲自来校讲话。大意为“情况紧急，立即回家，何时开学？另候通知！”
越一日，共军即兵临昌潍，4月28潍县城陷落，张天佐自杀殉职，几日之内昌潍地区全部赤化。农历四月十六（国历5月24日）凌晨，我随父亲悄悄离家，祖父前行以策安全，送至朱刘店郊外，祖、父、子三代默默分别，分别时竟无一言一语！
后来在台最先取得霍校长的肄业证明，又蒙昌潍临中刘书芬校长特赐高中毕业临时证书，因为身分证是民国廿三年次，他先给过一张“初中毕业”证书，那时我已有小学教师合格文件，初中学历已经没什么用途。后来想考大学，他又特别补发了一张“高中毕业”临时证书，他谆谆告诫要我遵守两件事：第一、除报考大学外不要作其他用途。第二、不要告诉任何人是补发的，他决定这是最后一张，将把其他空白证书烧毁。我在大二时最后一次去高雄看他，还吃到了刘师母亲手做的小豆腐。刘师母是诸城人，民国四十年代初与日照籍的师父结婚。我大学毕业后去信未见回信，可能那时他已自高雄省中退休，迁延蹉跎之后，竟断了联络，一直愧悔不已！
逃难青岛
随父亲步行至潍城，城内多数房舍被炮弹炸毁，见识了战争的惨烈。三天以后，父亲买到了去青岛的车票，约定送到南泉为止，因为南泉就有去青岛的火车。同行有十二叔希宗，一辆马车卖票二十多人，因为要让老弱妇孺坐车，所以我们三人步行比坐车多。一路平静无事，四天后的早上出发不久，忽见前面拥挤了数百难民，原来是共党设卡检查路条。我们三人总保持在看得到检查站的距离，悄悄地往后面移，因为我们连假路条都没有。过了一个多小时，后面来人更多了，共军才停止检查，并向人群喊话：你们去青岛好了，我们要去青岛跟你们一起过端午节！
农历四月二十四（6月1日）中午到南泉，在市集上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乘火车去青岛，在火车上我第一次看见大海，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又因为那天是阴天，以致在我的印象中是一直往东走，这一错觉使我在青岛大调向，东与西、南与北，完全相反。
到青岛几天后就加入了昌潍临时中学，先住在日本大庙，后来改名为青岛第二临中，迁住东镇郭口路的一片仓库中。多数日子的伙食是高梁面窝窝头，同学中便秘的很多。那时学生总代表叫王龙灏，副总代表是一个潍县人，两人合作不够，同学中也闹派系，后来校长也闹双包，学校越来越乱，年底前我就常住益都路74号八叔家中，很少去学校了（八叔是惟一亲叔）。阴历年前学校又迁至登州路海军官校校舍（官校已迁台湾），我仅住过一夜。
到青岛月余，父亲为生活所迫，于7月底参加了国军某部。开始驻防于青岛西北30公里外的南泉，8月中父亲曾回青岛一次，父子相聚仅一小时。于青岛大港火车站前分别时，父子对望不知语从何起，更想不到的是此别竟成永诀！因为该部队不久即空运济南增防，中秋济南沦陷，父亲被迫回家。他在济南期中曾寄给我两封信，而此先人手泽，后来遗失于澎湖。
流亡江南
1949年农历正月初四（原记得2月3日，近查万年历证实为2月1日）晚饭以后，张来凤与李庭光两兄来益都路借住一宿，才知道来禧兄早已随校去了南方。他们参加第二批南迁学生，在码头等船等了一天，临晚宣布改为次日晨上船，他们因为回学校太远，特来借宿一宵。
当晚间谈至深夜12点，八叔说：“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忽然来凤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我问八叔，他顿了一下说：“这要你自己决定，如果我说你应该走，将来遇到困难，你会说是八叔让你走的；如果我说你该留，今天青岛的局势如此，将来的结局不可能好，到时你会说是八叔教你留下的，所以必须你自己决定。”他们两位都劝我走，于是我作了影响命运的第一个决定--走！
即时整理行装，深夜两点就寝。次晨是农历正月初五（2月2日），五点半起床，起床后才知道八叔好友之子陈家和（以前没见过）也跟我们走。他比我小半岁，我有照顾他的责任。早饭后我们四人一起，各自背起行李赶赴小港码头。八点登上“北铭”轮，随昌潍临中第二批师生百余人一起南去上海。临走前八叔给了我十块大头，另给陈家和两个，就靠它，我在流亡途中未受一日饥饿，到澎湖时还剩了几个，连行李一起丢在澎湖了。
滞留上海
2月7日中午到上海，下午住进山东会馆，每天吃救济粥两次。每人发一布制符号佩戴，可以免费搭电车，所以除吃粥时间以外，常与同学乘电车闲逛。经常下午4四点吃粥之后，先在教室拼几张课桌，放好被褥以备晚上回来睡觉，否则就得睡地下。某日下午与同学3人（张来凤、刘鸿宾、陈家和）占了一间小教室，排好桌子作睡处之后，一起去大世界看京戏。记得那天戏码是《汾河湾》，女主角叫张美茹。因为看戏之前理了个发，头亮亮的，穿着一件长棉袍，因此，在看戏时被强派了一杯茶（看戏免费茶资要付）。每排座位十几个人，至少派两杯茶，我被强迫付了一杯茶钱，刘金乡学长领头笑我是被抓明头，心情有些窝囊。
回到山东会馆，发现有4个人睡在我们摆好的桌子上，我们的行李被堆放在一旁。是我先进去，一时火冒三丈跟他们吵了起来。结果是对方4人与我一个人混战了一场，记得挨打不觉疼，打人似拼命。最后我抓裂一个大个（潍县人叫刘基）的大衣领子，闯出门外向左一闪，躲进一堆灌木丛里，躲过了4人的搜寻。后来全校师生都起来了我才出来，经老师和领队郑锡魁的排解，结果是他们让出教室归我们睡，我为撕破大衣向刘基道歉。那次经验是当你发怒行动时，会奋不顾身，很可能不知不觉地拼掉性命！到广州后，刘基等4人去了香港，后来听继修兄说，他们在香港警界服务。今日想来，刘基很冤，记忆中他一直没动手，只是他挡在门口，我为脱出包围而抓他的大衣而已。
杭州九日
在上海住了19天，全校乘火车去杭州，深夜开车早上到杭州，见到了堂兄治清，那时他是杭州火车站的电讯人员。他带我们逛了西湖，走过苏堤、白堤，看过花港观鱼、平湖秋月，游了岳庙等。
在杭州住了9天，再乘火车去湖南，也是深夜上的车。那次是先派同学去站外占好两节车厢，进站后由同学把门，外人一个也不准上，是名实相副的两节专车。两夜之后的上午到南昌，下午再开车，又过两夜，凌晨到湖南株州。
暂住岳阳
八叔至交之子陈家和，菏泽县人。因为他不是学生，和任何同学都不认识，我对他有保护责任。他的目的地是去湖南岳阳火车站找他祖父（抗战前是胶济铁路的火车司炉）。本来的计划是先一起到学校，然后再找机会去岳阳。我因为在上海跟同学打了一次架，遂暗下决心到株州后就带他离群去岳阳。学校是从株州南下衡阳，一到株州我就带陈家和去吃早饭，然后找了一个澡塘洗澡，躲到中午才出来，当晚顺利抵达岳阳找到了陈爷爷，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一到岳阳就给杭州治清堂兄去了一封信。当时竟没有想到老师同学们会为我们担心，随着年龄增长，愧悔与不安日增！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4月22共军渡江，4月21日收到治清兄从杭州来信，大意是：“来凤、来禧来信说你半路不见了，学校在衡阳市车江镇刘家祠堂，我已去信叫他们去找你去了，以后千万随着团体走！”如果说有命运之神的话，它对我的照顾太多了！
昌潍临中
4月23日晨，陈爷爷给了我4块大头及100个铜元，送我到南下火车的守车上，特别拜托车长照顾我，让我去衡阳。那时所有南下列车都拥挤不堪，连车顶上都挤满了人，而守车内一共不到10人，都是工作人员。车中很多邮袋，每到一站就收发一次邮袋。中午他们给我一份炒饭，傍晚到衡阳，顺利地找到陈爷爷介绍在衡阳车房当火车司机的赵姓好友。赵爷爷是山东青州籍旗人，他有两位夫人，一个女儿，二夫人带我到处打听去学校的路途。三天以后，让我跟一位去车江镇办事的青年人走，早上出发中午到达，一到镇上就遇见了同学，一起回到了学校。先找到来禧兄，他告诉我：“跟你打架的人已经给我们道过歉了，不要怕他们。”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认识了来禧兄的几个结拜兄弟，有王文章、宋继修、萧世芳等，他们都对我非常热心。到台后更得到宋继修兄的多次帮助，是他带我去找霍校长起了第一张学历证明，他曾到高雄小港看过我。我读完大一，暑假中萧世芳兄结婚，他寄钱给我代他送礼以外，还另给我一份补助学费，那份关爱给了我勇气。遗憾的是我没到他家拜访过，后来在国外知道了他任屏东烟厂厂长，曾寄去一信，但一直未见回音，可能他已经调走了。最后一次见面，他还在台中农学院读书，迄今将近半世纪，时在念中。近中看到《山东文献》廿四卷第四期，有他一篇《柳暗花明》，才了解他完整的奋斗历程。学校是靠车江镇团管区支援，由该区拨借粮米，我们派人去农家取粮。我去过两次，第一次4人，第二次7人，都是去十几里外，每人扛10公斤糙米回来。湖南农家普遍比山东富足，对我们学生都很富同情心。两次都热心地招待午饭，三四个菜，有鱼有肉，每人1桶米（1市斤）的饭都是一扫而光。因为学校接受团管区供粮，全校同学曾去车江镇冒名接受检阅，除连排长之外全是我们学生换上军服冒充，可见当年吃空额多么严重。后来该团管区计划强行收编我们，因得到赵景山老师的通知，当晚连夜准备，次晨全校步行去衡阳。途中曾遇微雨，步行十多公里才到，一路上行李越挑越重，两肩肿痛了3天。
到衡阳住在衡阳中学，两天后的早晨搭粤汉路火车去广州。行一昼夜，6月1日（端午节）天亮时到达广州。阅报方知青岛已在巷战中，实际是已经弃守了。住车站月台三天后才迁往广州西关三民小学。在广州期间流行羊毛疹，很多同学受到感染。我在两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发病，由赵景龙兄用针挑治而愈。
7月1日坐军用卡车至黄埔码头，在江边露宿三昼夜，7月4日登上中字一一五号登陆艇开往澎湖。计有三个学校的学生挤在甲板上（舱内是战车），三天中风平浪静，7月7日中午抵达马公码头，结束了万里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