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

　　粽子　　粽子本作粽子。是以箬叶裹米，成三角形，蒸煮使熟的一种食品。古时因用黍米(黄米)扎成尖角形状，故又名角黍。当时也有用白米包粽子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庾家粽子白莹如玉。”可知。
　　关于粽子的制做和食用，晋代周处《风土记》云：“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米分散之时像也。”(见《太平御览》八五一)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四》则云：粽子 “俗作粽。古人以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赠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粽子最初既以黍米做成，而黍米产于北方，明代以降，粽子又改用糯米做成，而糯米产于南方，可见，粽子本为北方食品，以后又流入了南方。粽子这个食品，原是既可以在端阳日吃，又可以在夏至日吃，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甚至只说是“夏至日食粽”，根本不提端阳日。宋代大诗人陆游诗《过邻家》又说：“端五数日间，更约同解粽。”则此时粽子的食用似已限于端阳日前后。到了李时珍所在明代，粽子更成为端阳日的“节物”。如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写杜少卿正愁无力为表兄余大先生接风，适当五月初三日，“却好庄濯江家送了一担礼来与少卿过节”，那礼是一尾鲥鱼，两只烧鸡，一百个粽子，二斤洋糖；拜匣里四两银子。”正是这份礼，解了少卿之急，也正是这份礼，证实了李时珍所谓粽子为端阳日“节物”的记载。而且，粽子在明清时代不仅可以馈赠亲朋，还可以用于斋僧。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七卷写宋高宗(考之，当系孝宗)母舅吴七郡王“每年五月重五，人寺斋僧解粽”，即其一证。
　　《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写张二官家中端阳筵宴：“盛两盂煎石首，贮二器炒山鸡，酒泛菖蒲，糖烧角黍”。此与前举斋僧事相互映照，说明当时已盛行端阳日吃粽子之风。那么，粽子的食用是不是仅限于端阳日这一天呢?不尽然。《儒林外史》第十回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在南屏茶亭见到“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桔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他便“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关于马二先生游西湖，作者没有明确交待时间，但从“桃柳争妍”的景物描写，可以看出是季春时分。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写五代时钱鏐进位吴越王后衣锦还乡，有幼时救命恩人王婆“手提一壶白酒，一盘角黍” 求见，钱鏐拜倒在地，王婆“将白酒满斟一瓯送到，钱鏐一饮而尽；又将角黍供去，鏐亦啖之。”此虽敷演五代故事，反映的却是明代习俗，事当钱鏐公元九○七年(夏历丁卯年)五月进位并斗潮筑捍海塘之“后数日”，考其时，至少也应该是初秋季节。合此两例，可知粽子的食用远不限于端阳日。
　　粽子既是食品，又是祭晶。初时所祭者，一说是伍子胥，一说是屈原。南朝梁代吴钧在《续齐谐记》中支持了祭屈原的意向，他强调说，早期粽子的包装法，是用楝叶堵起盛米的竹筒，再用五色丝线缠上，这是为了防止当粽子投入江中祭屈原时被蛟龙抢走的缘故。吴说既行，伍子胥逐渐被人淡忘，考其原因，当是屈原的伟大人格和瑰丽诗章为后世所景仰，物望所归的缘故。
　　粽子也是文学家笔下的爱物。如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五卷。写众人在极乐庵捉奸，有“都把索子扣了，连男带女，共是十人，好像端午的粽子，做一串儿牵出庵门”的妙喻。前举《警世通言》第七卷，则径以粽子为线索，叙述了宋高宗绍兴年间，温州府乐清县不第秀才陈可常在灵隐寺出家后，因粽子而结识高宗母舅吴七郡王，因吴七郡王认定其与府中歌姬(名叫新荷)有奸而蒙冤致死，又因冤死而引出寺中长老借粽子以哀其不幸的一篇诔词的故事，这故事实际就是作者以粽子蘸着陈可常的鲜血写成的一出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命运悲剧，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创造性。其中，有关粽子的诗词咏赞计有：
　　①四角尖尖草缚腰，浪荡锅中走一遭，若还撞见唐三藏，将来剥得赤条条。(无名侍者《粽子》诗)
　　②香粽年年祭屈原，斋僧今日结良缘，满堂供尽知多少，生死功夫那个先?(陈可常《粽子》诗)
　　③包中香黍分边角，彩丝剪就交绒索，樽俎泛菖蒲，年年五月初。主人恩义重，对景承欢宠；何日玩山家?葵蒿三四花! (陈可常词：《菩萨蛮·粽子》)
　　④留得屈原香粽在，龙舟竞渡尽争先；从今剪断缘丝索，不用来生复结缘——恭惟圆寂可常和尚：重五本良辰，谁把兰汤浴?角黍漫包金，菖蒲空切玉。须知《妙法华》，大乘俱念足。手不折“新荷”，枉受攀花辱。目下事分明，唱彻《阳关》曲。今日是重五，归西何太速……(灵隐寺长老悼陈可常之诔词)
　　这些咏赞之词，不仅形象地揭示了陈可常的命运遭际，而且对有关粽子的常识的介绍也颇为生动，是很可一读的。（来源：中国风俗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