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隐患战斗队”冲着谁？
经过高教部夺权的活动，以及响应上海“一月风暴”到处夺权的风潮看，使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看法，文化大革命叫戚本禹他们搞乱了，群众组织被他们分裂了。中央说是要搞大联合，你们怎么从中挑拨是非，造谣说谎，制造矛盾，分裂群众？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对戚本禹他们的看法变了，认为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隐患。他们的目的就是由他们自己的势力夺权掌权，甚至叫叛徒掌权。
从此，我就开始注意他们的言行。1967年春天，正在筹备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和有关方面接触多了，关于王关戚，积累的材料多了。王关戚一伙在北京市是拼命地夺权，周景方、林杰的妻子王乃英、关锋的妻子，等等，都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预选名单。我以为当时受命主持北京市革委会筹备工作的谢富治是上当受骗了，认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我认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不应该这么乱，怎么这一帮人这么弄？他们就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隐患，要把他们搞清楚，要抓他们的后台。这时，我自己不便直接出面我还想在与这些人的周旋中，查清他们的底细。这样，我就让孙蓬一找几个可靠的人，选择了赵建文等，在北大成立了“除隐患战斗队”，专门搞王关戚的材料，追查他们的后台。
我不能在大的场合讲王关戚的问题，但是，有些情况，还是要让周围的人们知道，要是我万一出个差错，他们也知道内情。1967年4月11日，我就给校文革的头头们讲了一次，看来王关戚他们是一伙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周景芳勾结在一起当时还以为谢富治是好人，是不知道情况受蒙蔽他们勾结起来，胡作非为，这个活动，哪个活动，搞分裂，拉拢一些人，搞名堂，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应该把他们的事情搞清楚，把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揭露出来。我就公开地讲，要揪他们的后台，看他们的后台是谁？还有，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面，还组织特务小组织当时，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秘密地纠集了一些人，搞各方面的情报动态。我看得很清楚，就是他们一伙人在搞分裂，挑动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斗争，搞一些其它活动，拉自己的私人势力，安插坏人，让坏人掌权。
对于王关戚的问题，我是在小范围里讲的，可是，孙蓬一一听就沉不住气了。他就在同一天的全校大会上，把我讲的关于北京市革委会筹备中的问题内容全都讲出去了。校文革的李清昆着急了，到三公寓去找我，我到了大会的会场，孙蓬一仍然在慷慨激昂地讲话，并且激起一阵阵掌声，讲得群情激愤。
孙蓬一在大会上讲话，我心里急得不得了，我又不能当众制止他讲下去。我就给他递条子，要他别讲下去了，连递了三次纸条，他都没有理睬。结果呢，孙蓬一的讲话把学生们的情绪激动起来了，学生们当天晚上就上街了，贴了很多反对谢富治的标语，还有一批学生到公安部去，要揪谢富治。我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再派学生出去，覆盖反对谢富治的标语，这样，一批北大的学生在前面张贴反谢富治的标语，另一批北大的学生就在后面把他们刚刚贴出的标语覆盖了。我带着一些人到公安部门口去，把揪谢富治的学生都拦截回来，尽量地缩小后果。后来，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我为这件事情做了检讨。(有一段时间，江青等人都以为是我的助手不好，孙蓬一在闹事，因为孙蓬一在公开场合最活跃。其实，我和孙蓬一在反对王、关、戚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罢了。
孙蓬一这么一讲，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让王关戚等把我们看作是眼中钉，用各种手段压制我们，把我们搞得非常被动。不过，他的讲话，也有积极意义，就是公开亮出了反对王关戚的旗帜，全北京市以致外地的反对王、关、戚的群众，都来和我们联系，互通情况，共同战斗了。
我们还是没有政治经验，没有现实头脑，在非常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就开始和王关戚斗上了，还要追他们的后台。一追就发现，他们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就是康生、江青，谢富治则是他们的帮凶。事情就很清楚了。有一次在北大俄文楼开会，校文革的头头和北大的许多战斗队组织都参加了，我作讲话，我把文化大革命里面牵涉到中央文革的事情进行了比较清楚的分析，正式提出与中央文革对立的政治口号，我说，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北大提北大的政治口号，我们的口号是反左不反右。为了怕他们抓辫子，我还补充说，我们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当前的任务是反左。因为我看到，连农村的生产队长都打倒了，都成了走资派了，这还不是左吗？这时候，除隐患战斗队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掌握了一些材料，事情看的较清楚了。
“聂元梓骄傲了，谁的话也不听”
在这个期间，江青、陈伯达等人都找我谈过话，要压我放弃与他们对抗的立场。都被我硬顶住了。
年5月28日，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我到钓鱼台谈话，以江青的名义劈头盖脑地批了我一顿，压迫我不要反对王力、关锋、林杰、吴传启，更不要把这些人同他们联系到一起。他们诬蔑我，说我要“6月血洗北京城”，“但我们都不给你算数，不对你进行追究”。他们说，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要我不要再反他们了。他们又说，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的，又是市红代会的，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的，我们非常希望跟你合作，希望你和我们站在一起。陈伯达还当面吹捧了我一顿，说我的大字报，和我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很好地合作。
我听了这些话，非常气愤。他们说的这些话，并没有消除我对他们的反感和怀疑，反而增强了我以前的判断。这种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手段，太卑鄙了。想让我同他们同流合污，这办不到。我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听了满耳朵的谣言，根本违背事实真相。今天你们说的这些，什么“血洗北京城”等，我要追查，看是谁给我造谣。结果，没有等我说完他们就起身走开了。后来，我回校后又写了张大字报，表示要继续反吴传启、王力、关锋、戚本禹，并把他们与我的谈话内容公布出来，揭露他们的嘴脸。
这样，中央文革对我就很不满意了。江青到处散布说，聂元梓骄傲了，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了。反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了。到67年9月初，王力、关锋先抓起来，后来又把戚本禹也抓了。1967年9月初，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会议，在会上先宣布把王力、关锋抓起来了，然后就批我，说我想当市革委会主任，说我有野心，谁的话也不听啦。主席台上的康生、江青、陈伯达都讲了，江青还说，“过去我和聂元梓不认识，我们没有来往关系，”表示与我划清界限。轮到周总理讲话，总理说，聂元梓反谢富治，只能暴露她自己。就讲了这些话。总理的话讲得真是巧妙。孙蓬一下来就跟我说，总理的话讲得好。总理并没有给我扣帽子定罪状，就说这样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怎么解释都行。他只认为我是反谢富治，我就是反谢富治的。我在会上一个字都没有讲。我不能检讨，我讲什么？我做的没有错误。
注：根据笔者见到的一份题为《中央首长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油印传单所载，这次会议是在1967年9月1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德、周景芳、丁国钰等。会议精神，是在刚刚揪出王力、关锋等以后，对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和“开展第三次全国串连”等行动进行批评，号召造反派进行自我批评。江青首先讲话，关于聂元梓的段落如下：
“现在我讲一下聂元梓同志的问题。上一次开会我批评了她的缺点和错误，我没有说要打倒她。她错的我们就批评，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聂元梓在文化革命开始立了两大功。第一，她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第二，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上这两个包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聂元梓对不对？〈聂答：对。〉本来聂元梓羞羞答答的不想承认错误。你们也不给她一个机会。“红旗飘”〈北大反聂元梓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上次发言的人并不高明，到处受命抢、抄，要让我去抢、抄，我就不去。我希望聂元梓把包袱丢掉。我们记你们的功，但你们自己不要记功。我自己讲我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做点好事是应该的，要不断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就是吃老本，叫人家揪住，甚至连组织都要垮台。聂元梓的助手孙蓬一不好，孙蓬一出许多坏点子。我们对其他学校的一些小领袖〈戚本禹插话：他们自己叫头头〉有错误也要与人为善，善意地、个别地、小范围地说，不行就要大范围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聂元梓应该丢掉包袱轻装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么一个问题，我是不愿意人家打倒你们的，什么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也是一样。但有一点你们要记住，绝不允许把功劳背起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的不一定对，不对的，打倒、炮轰都可以，但我都是满怀热情的。”
北京市高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江青单独地挑出聂元梓来“教训”一通，而且根本没有讲聂元梓的“具体错误”是什么，还要逼迫聂元梓自己承认。而且，这一段话，和江青的整个讲话，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对造反派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打砸抢，是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而且，在江青之后讲话的张春桥、陈伯达、康生、周恩来诸人，都没有牵扯到聂元梓什么事，这只能是江青脱离大会主旨的一次“跑调”，但也的确表达了江青对聂元梓的不满。《北京大学百年大事记》则在9月1日的条目下写道：“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录在这里，以便参考。
北大太“温”了
其实，从66年运动一开始，就有一些分歧了。我不同意对老干部采取那样残酷的批斗方式。我不同意挂大牌子，弯腰，坐“喷气式”，不同意对被批斗的人不准反驳，不准发言，不论批斗的对与否都得强迫人家承认，这就和造反派的风格不一样。当时经过王任重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10万人大会斗陆平，明确规定，就是不准挂牌子，不准坐飞机，不准罚站，让他坐着接受批判，还要允许陆平说话，允许他分辩，这样的斗争方式，“五不”，是请示了王任重同意的。王任重不主张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他主张在北大，害怕外边去的人太多，会场容不下，怕出事。我和校文革主张在体育场，相信我们能够控制局面。每批判完一个问题，就问陆平，是不是这样？他在当时的环境下，迫于形势，有许多问题就认可了。现在看，这样批斗陆平也是错误的，但当时采取这种方式，就是反对当时流行的挂牌子、“喷气式”、不允许被斗人申辩的做法的。是比较文明的。结果就引起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不满。会前，江青亲自跟我讲，你们这个会要登报的，结果会开完了，也没有登报。她不满意，说我太“温”了。就被认为是太“温良恭俭让”。本来在斗争陆平大会以前就说了，要向全国公开报道这次斗争会，结果呢，因为斗争会开得不激烈，不能令江青满意，中央文革就没有让新华社报道这个会。
到1967年夏秋，分什么“天派”、“地派”，我也是反对的。我一向表示，北大不是天派，也不是地派。中央文革扣帽子说，北大是天派，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和所谓天派的学校联络过。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主张并不都是一致的，天派的学校，有的反军，北大就不反军；北大是反王关戚、谢富治的，有的学校就不反对这些人。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出来，就事论事，可以辩论嘛，为什么要找借口分裂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做法，我的抵触也越来越明显。
所以，67年9月，揪出王力、关锋的时候，陈伯达还专门对我讲，“过去我对你说了一些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以前王力关锋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的。”他怕我对他有什么别的看法。再后来，江青、陈伯达就鼓动我“反大个儿的”，鼓动我反对周总理，我不吭声，不理睬他们。我装作没有听懂，装糊涂。到这个时候，中央里的“大个儿的”还能有谁？除了总理还有谁？我又一次没有听他们的。
这样，江青、谢富治等人就把北大看作是眼中钉，把我看作是他们的眼中钉，因为老是不听他们的话，还要跟他们顶牛。一开始，北大这张大字报，是被他们利用，起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成为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据点。但是，在文革的发展中，按照江青他们的说法，北大就是保守的。破“四旧”，北大一点儿都没有搞，北大的文物，北大的档案，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外边来的学生，看到北大校园里的“四旧”，什么古碑啊，石雕啊，石狮啊，华表啊，就要破坏，我就在大喇叭里召集动员北大学生，快去保护北大的文物。北大斗走资派，也是非常温和的。江青几次在群众中讲，“北大太'温’了。搞运动搞得太'温’了。”江青老想找北大的后台，看后面是不是有老干部在支持。我不敢找啊。就是有老关系，老上级，我也不敢找。我和江青他们的观点有了分歧，我怎么敢把其他人再牵扯进来呢？后来的时候，北大就逐渐成了反对中央文革的一个据点，所有反对王关戚的观点的，都聚集到北大来了。
你们是“二月逆流派”！
下面几节的内容是了解内情的原新北大公社骨干某某等二人向笔者讲述的。
江青批评北大太“温”了，新北大公社是北京市公认的老保，我们只能是尽量地要洗刷自己，要摘去头上的老保帽子，可怎么也摘不掉。
老聂、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保在哪里？我们保周恩来，保“二月逆流”，中央文革和我们的对立面就曾经指责我们是“二月逆流派”。新北大公社是在1967年初成立的，在军训团的指导下，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要求，按照系统，就是以系为单位，先在各个系里搞联合，然后再组成全校性的组织，就是新北大公社。
新北大公社成立不久，社会上就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风潮。我们响应不力，一下子就使我们非常被动。
反“二月逆流”，他们是通过北师大谭厚兰等人通气的，让谭厚兰等人抢先在社会上发难，抢头功。我们一点儿不知道内情，什么“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这些事情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没有人向我们透露情况，我们怎么能作出迅速的反应？我们首先要摸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他们反“二月逆流”已经反得轰轰烈烈，我们还没有什么动作，连新北大公社内部的群众都觉得我们太迟钝，给我们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我们表态。我们没有中央文革通下来的信息渠道，就赶紧查当时的动态资料，我们发现，就在一月份，江青他们还是保谭震林的；陈毅在外文印刷厂作检查，陈伯达还高呼口号，向陈毅同志学习，向陈毅同志致敬，怎么刚刚过了一个月，这些副总理就都变成“坏人”了？对于“反'二月逆流’”首当其冲要打倒谭震林的原因，我们也是所知甚少，只能根据我们掌握的运动动态去分析。我们开了一次公社大会，要搞动态的胡某某介绍社会上反谭震林的情况，结果，公社的群众都从中得出了我们是“保谭”的看法。
因此，批判谭震林的时候，我们表态都是表了两次的，社会上的口号都提得很高，是“打倒谭震林”；北大呢，第一次，我们的口号是“炮轰谭震林”，这显然是调子太低，太保守，只好再次作出表态，认同“打倒谭震林”的提法。
但是，对于反“二月逆流”，我们是有自己的判断的，我们觉得，就是要通过打倒几位副总理，最终搞到周总理头上。把陈毅、李富春、谭震林等都搞掉了，周恩来不就成“光杆司令”了？还有一点，我们对中央文革在群众组织中亲一派疏一派也很有意见。为什么只把底细透露给他们信任的吴传启、谭厚兰等人，从而把新北大公社等置于尴尬被动的地步呢？
因此，我们虽然迫于形势，发表过“坚决保卫中央文革”的声明，喊过“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但是，我们的许多行动都足以证明，我们对于“反'二月逆流’”的抵制。
第一，在“打倒”和“炮打”几位副总理的喧嚣声中，我们从来没有专门组织人去搞几个副总理的材料。
第二，我们在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的两派斗争中，支持的的确都是保护在任的领导干部的保守派，都是属于拥护周恩来的系统的；和我们相互支持的都是哪些组织呢？在农业口是保谭震林的，在国家计委是保余秋里、保李先念的，在外交部是保陈毅的。农业部部长江一真和左叶，和我们立场一致，关系很好，都是保谭震林的，他们几次到北大来，和我们商量过，要从反谭震林的那一派里“抓叛徒”，以便瓦解反谭派。67年4月份，我们得到一份反余秋里的材料，我马上就到石油学院去，找到楚图南的儿子(石油学院学生，保余派的学生组织头头)，逐条印证、批驳反余的材料，澄清事实真相，以确立我们不参加反余秋里活动的决心。
第三，当时，洪涛、刘郢提出要与李富春进行辩论的蛮横要求，我们就坚决进行回击，贴出“洪涛、刘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的标语(李富春当时是政治局常委)，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007密令”案件：保周还是反周？
“文革”当中，始终是有一股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思潮的。在这股思潮的背后，就是中央文革和江青做后台。我们呢，就是认准了，国务院不能动，周总理不能反，我们是要坚决地拥护周恩来，死保周恩来的。
我们不但是有思想，还有大量的行动。我们的除隐患战斗队专门组织了人员，调查搜集了北京和外地的反对周恩来的材料，并且多次地向周恩来总理上报有关情况，老聂就当面向周恩来递交过这些材料。我自己也几次通过周恩来的卫士长，向周总理转送过我们收集来的情况。
这其中，“007密令”案件是最重要的事件。我们本来是坚决地保周的，但是，在“北京大学大事记”中，这却成为老聂、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反对周恩来的“罪状”，颠倒黑白，无耻之尤！
“007密令”事件的发端，是在湖南省会长沙。“文革”初期，湖南省的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派是湖南省高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是以高等院校学生为主的，具有保守倾向，一派是湘江风雷，以工人居多，是造反派组织。两派斗争反映到中央来，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批示说湘江风雷的头头有问题，说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当地根据这个指示，就抓了湘江风雷的头头，并且进行审讯，查出了一件陷害周恩来总理的“007密令”事件。
所谓“007密令”，是诬陷周总理要搞政变的一份手令。事情的起因是，长沙铝厂的工人葛某某捏造说，1966年冬，他在湖南省委门前看到开出来一辆摩托车，从车上掉下来一份文件，被他拣到了，上面写着：拟于元月一日政变，手谕。葛某某解释说，这个密令是要在元旦期间乘群众集会和游行时发动政变，而且，从字体上辨认，这和周总理给雷锋题词的字迹很接近。葛某某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湘江风雷，并且说，这密令本来被他藏在支蚊帐的竹竿里，结果是被人偷走了(后来，我亲自与葛某某交谈，询问他编造这一谎言的起因，他说是从关于“007”的外国电影中学来的)。湘江风雷就马上派人飞到北京来，要求向中央文革汇报重要情况。陈伯达派人听取了有关汇报。同时，另一个渠道是，湘江风雷有个头头到北京来，住在洪涛处，写了一份关于“密令”的诬告周总理的材料，要洪涛、刘郢转交上去。结果是材料落在戚本禹手中。
这样一来，诬陷周恩来总理的所谓“007密令”事件就由湖南上报到北京，落在中央文革和戚本禹手中。编造的谎言，是很容易戳穿的。它本来是无稽之谈，但是，在“文革”中那样荒诞的环境下，在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在揪出来的敌人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的风气中，它却变得很有“杀伤力”。何况，中央文革和江青，对周恩来耿耿于怀，急欲除之而后快呢。
换一个角度，这又是一起严重的“恶攻”(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案件，是大案要案，不能等闲视之。湖南省公检法的人追踪有关线索，追到北京，湖南省公检法的干部到公安部去，要求调查此事，追查送到洪涛、刘郢手中的材料的下落，公安部说洪涛是左派，不许调查。
正巧，湖南省公检法的人员在北大调查期间，看到了新北大校刊刊登的4月中旬孙蓬一关于揭露潘(潘梓年)吴(吴传启)洪(洪涛)刘(刘郢)问题的讲话，他们从中了解了新北大公社对于洪涛等人进行揭发批判的态度，就主动地来与我们联系，希望我们能够帮助追查和澄清所谓“007密令”的真相。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很快就搞了一份调查材料，就是关于“007密令”的第一号报告，由聂元梓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在首都机场接送外宾的时候直接交给邓颖超。时间是1967年5、6月间。为了抢时间，调查报告的原件我们都没有来得及拍照，只是抄写一份留底，就把原件在第二天交给邓颖超了。
我们调查关于“007密令”流传的情况，就发现戚本禹和林杰插手了。上送周总理的第一份材料，我们没有敢把戚本禹写进去，因为怕惹出麻烦。到写第二号报告的时候，已经是1967年秋天，王力和关锋已经被打倒了，我们胆子大了，就把戚本禹插手的事也一起写进去；不过，我们采取了策略，就是完全依靠调查来的情况，都是别人讲戚本禹如何如何，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我们不相信这一点)”，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聂：他们整理的有关材料，我几次亲手交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在机场接外宾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的时候，我都向周恩来总理递交过这些材料。
我们还到香河(一说是蓟县)去当时（周总理住在香河）给周总理送过对周恩来进行诬陷的有关材料，要周总理知晓。我们还通过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的前身)的同志，向周总理转交过有关的调查材料。我们调查得来的关于王、关、戚等人的材料，我们也向周总理送交过。
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
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进行揪叛徒的活动。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67年初，社会上揪叛徒成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就是那时候闹出来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北大也不能置身事外，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孙蓬一就给总理写了一个条子，说我们有一些关于叛徒的线索，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周总理批示说，可以调查。人数少一点，材料不要公布。我们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去进行揪叛徒的行动。我们把周总理的批示影印了几份，用作“通行证”了。
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我们中间的潘某某，受命到武汉去调查吴传启的情况吴传启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追随王、关、戚，引起我们的怀疑，吴的历史也确实是有疑点的当时所有的档案都被军管，控制很严。潘就拿出周总理的批示影印件，他们也不相信，让我们等一天。显然地，他们是要去核实这个影印件的真伪。到第二天潘再去，他们就给潘大开绿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提供出来，还让潘拍了照片。
我们还带着周总理的批示去找过沈醉，调查吴传启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别人去找沈醉调查情况，都对沈醉很不客气，殴打他，我们就是同他交谈，问他是否知道吴传启的历史。沈醉说，指认吴传启是特务，证据不足，要想查明此事，你们要到秦城监狱去找某某某。沈醉还说，他们的特务活动，外围人员很多，真正参加进来，要严格审核，要单独编号，并不那么容易。特务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们以周总理的批示，为我所用，追查吴传启等人。我们的调查结果，也确实没有公布，是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的。
北大的姿态
从根上说，北大的姿态，一直是受指责的：校文革成立以后，很快就被批判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了67年春天，就说北大是“二月逆流派”；还有一个罪名，是在全国各地都支持了老保组织；最严厉的则是说北大和聂元梓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当时有几件重大事件，北大或者是没有参加，或者是随大流，走过场，很少有什么由北大主动发起的事情。
年7月，在中南海门前组织“揪刘火线”，我们不是发起单位，“揪刘火线”搞了几十万人，声势很大，我们是第三天才到场参加的，当时的形势下，你不参加怎么行？
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我们没有去人；
中央文革策划斗王光美，斗彭德怀，也都不找北大。北大在他们眼中是异己啊。
我们对王关戚产生怀疑，是从高教部夺权开始；我们对谢富治产生怀疑，则是从“1.15”抢档案开始的。
到高教部夺权，我们动作快，把所有办公室的印章都抄了，还抄了7、8个司局长的家。夺印，抄家，都是错误的，可当时那是通行的做法啊。在高教部夺权之前，周恩来和陈伯达曾经有个讲话，就提出夺权夺权再夺权，各自按照系统夺权。结果就在卢正义的问题上，与王、关、戚、张春桥、陈伯达等产生了冲突。中央文革的大部分人都出面压我们了。王、关、戚策动全面夺权是有准备的，66年底，他们就让人到国务院各部委搞材料，看大字报，进行串连，要对国务院系统下手了。因此，高教部夺权，王关戚是有备而来，要扶植卢正义上台，我们则是仓促应战，被迫退却。不过，以高教部夺权为转折点，我们就和中央文革、和王关戚等人开始斗争，开始“除隐患”的活动。而且，在抄家中，我们发现卢正义的问题，从中引出康生那条线。
“1.15”抢档案，是另一件大事。民族研究所造反派洪涛、刘郢等人，到中央统战部抢档案，用卡车拉走，结果在路上就把一些档案从车上掉下来，散了一路。公安部门把洪涛、刘郢抓起来，谢富治下令把他们放了，说洪涛、刘郢是造反派。相反地，保护这些档案的郑仲宾，却被谢富治抓了3次。洪涛等人受到纵容和鼓励，一个月内，在统战部和民委抢档案抢了20多次。他们抢了西藏驻京办事处的档案，都流失到海外去了。谢富治这样做，把他自己暴露出来，这也是个很有野心、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啊。
这就是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老聂的方针。除了带头写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和校文革很快就转到了保守的方面来了：
全国都搞夺权的时候，我们到高教部去，与王关戚等人发生直接的冲突；
反“二月逆流”的时候，我们开始调查整理王关戚的材料。我们“除隐患”战斗队先后整理过45份材料，其中只有一份是讲到高干子弟问题的，其余都是关于王关戚及吴传启、林杰的；
年6月5日，陈伯达有个“6.5”讲话，以居高临下的气势，来势汹汹，对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指责，他警告说，你们搞潘(潘梓年)、吴(吴传启)就是要搞王力、关锋，方向是错的！这样，新北大公社在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下，陷入了特殊的困难时期，形势非常严峻。
还有，在军队问题上，无论是在67年5月，“三军造反派”与北京市地方上的造反组织联手，两派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时，还是67年8月，王力、关锋跳得最高，在全国到处“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我们都始终高举“拥军”的旗帜，没有向军队发难，没有参加任何反军乱军的行动，没有提过任何对军队不利的口号。
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讲到，“武汉事件”之后，北大师生到西山游行，表态支持中央文革，打倒陈再道，这是我们伤害军队的一件事，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新北大公社就是军训的产物，我们从根子上就是拥军的；一方面，我们对于谢富治、王力都是非常反感，是与他们进行斗争的。但是，“武汉事件”，谢富治和王力他们成了“英雄”，在回到北京时受到隆重欢迎，北京市举行大会和游行，支持谢、王，攻击武汉军区和陈再道。我们已经是冒雨参加了全市的游行，回到学校以后，又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从口气上可能是陈伯达的)，要我们向西山去游行(那里的部队单位多)。我们感到很为难，怎么动员疲惫的群众再去游行呢？我们只好把中央文革的电话在大喇叭里进行了广播，组织群众到西山方向去游行。走到一个部队的大院，我们喊了口号，要求进去，怀疑陈再道躲藏在里面，在门口发生争执，他们否定说陈再道不在这里。经协调后离开。事情没有闹大。
与军队有关的，还有一件事。当时有传言说，38军是支持我们的对立面北大“井冈山”的，而且传得很邪乎。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是很理智的，没有头脑发热，没有作出有损于人民军队的行动。我们通过高等军事学院的人（38军军长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时，他们曾经是该军长的老师）介绍去找38军说明情况。我和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卢平等一道去保定，到38军的军部去。到了保定一下火车，我们就被包围了。当地的武斗人员用枪指着我们，问我们是“天派”还是“地派”的。我说我们是“天派”，是聂元梓一派的，来保定找38军的。结果他们就让我们走了。到38军，我们和军里的领导谈得很好，他们说，我们对北京的事情从来都不参与。这样，澄清了38军的态度，消除了误会，也维护了38军的声誉。毛主席知道我们找38军谈话的事，也称赞我们做的对。
“除隐患”为什么解散
“除隐患”战斗队是以收集有关王、关、戚，以及追随他们的林杰、吴传启等人的材料为基本任务的。我们一共编印了45份材料，除了其中有一份材料是讲高干子弟的情况，有44份都是直接针对王、关、戚、林、吴的。
我们“除隐患”战斗队，对于校内的人，一个都没有去搞，就是从王关戚一直追到康生，到康生为止，我们不敢往下搞了。
王关戚的问题，被我们发现，是从高教部夺权和对卢正义的评价发端；康生问题，也是从卢正义那里引发出来的。
当时，我们对卢正义是坚决反对的(卢正义在江苏省反省院坐牢的时候，的确是写过反共自首书的)，对不遗余力地支持卢正义的王、关、戚产生怀疑，就想进一步地调查了解王、关、戚的情况。当时，中科院学部的造反派头头王恩宇被对立的一派抓起来了，我们通过联系，就去提审王恩宇，当时去了十几个人。王恩宇就讲了大量的戚本禹的材料，讲戚本禹保卢正义的问题。我们问，戚本禹上面还有人支持吗？王恩宇点头，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康生。但是，当时就很难继续追查下去。我们不敢搞得动作太大，搞王关戚已经是冒着很大风险了。
审过王恩宇，回来向老聂汇报，讲了戚本禹的大量问题，聂元梓说，看来戚本禹应该跟他们是一伙的。再讲到康生的问题，问老聂说关于康生的情况要不要向上报，聂元梓拿不定主意，就说问一问高等军事学院的人。高军院的几个人，在文革初期跟我们关系很密切，同时，他们有自己的信息渠道，联系很广，我们有些事情拿不准，就向他们征求意见。我们把关于康生的事向他们讲了，问他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就要求先听一听审问王恩宇的录音。他们来了两个人，穿着便衣，到了北大13公寓，来听录音。结果呢，听到关于康生的部分，录音没有了。他们问怎么没有继续录，我说，我敢继续往下问吗？你们说应该怎么办？他们告诉我，有些事情是要看火候的，要在适当的时机往上报，你往前赶了一点儿，就是反动，你稍微等一等，再报上去，就是功臣。
这样，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到此为止，见好就收了。这样，“除隐患”也不能继续存在了，因为已经涉及到了康生，你不解散，人家就认为你在搞康生了。其实我们都明白，戚本禹的后台就是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