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最古老的都城营丘在哪里？
殷商灭，西周兴。作为首要功臣，公元前1040年，姜太公被周武王封于齐地，都营丘，由此开创了齐国八百年兴亡史。
营丘地望，因为没有明确记载，一直颇有争议。汉代以来，主要为临淄和昌乐两家之争；上世纪80年代以来，营丘地望之争愈演愈烈，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一为临淄说（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二为昌乐说（今昌乐县营丘镇营丘村），三为青州说（今青州市何官镇臧台村），四为寿光说（今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呙宋台村），五为高青说（今高青县花沟镇陈家庄）。各地或根据文献记述，或依据考古发掘，各执一词，笔攻口伐，争论不休。
营丘，是姜太公立齐之所，也是齐文化的发祥之地，确定其具体位置，对于研究齐国早期历史极为重要。那么，营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笔者非考古专家，且依托有关古迹遗址和文字记载，通过推理来探索营丘地望。
一、营丘究竟指的是什么
从现存史料看，营丘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成书战国时期的《礼记》。《礼记·檀弓》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返）葬于周。”其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太公望东封于齐，……至于营丘”；《吕氏春秋·卷二十》载，“昔太公望封于营丘”。约成书于秦汉时期的《尔雅》在“释丘”部罗列了三十二种丘名，其中“水出其左，营丘”。从成书年代分析，营丘之名早于《尔雅》。《尔雅·释丘》所云“营丘”未必就是姜太公所封之“营丘”。
汉代以来，中华版图拓展，后代帝王依据“水出其左”这一特征，曾妄自命名过多个营丘郡县名，如前燕将地处大凌河西的今辽宁义县一带命名为营丘郡；隋唐将地处白浪河西的今山东昌乐县一带命名为营丘县；辽代将地处大凌河西的今辽宁北票市桃花吐一带命名为营丘县。这几处“营丘”，不过是因“水出其左”的地貌而被附会命名耳，与周初时姜太公所封的“营丘”根本不是一回事。
姜太公所封的营丘，不仅是一个地名，也是一座古城。
据唐代史学家杜佑《通典》载，“黄帝方制天正是，立为万国。颛顼之所建，帝喾之所授，创建九州。少昊时爽鸠氏已居营丘。”后来，“季萴氏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传·昭公二十年》）。
正是因为齐地有营丘这座古城，周武王才能指城封国，“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史记·周本纪》）。后来，因齐胡公“徙都薄姑”，齐献公又“徙薄姑都，治临淄”（《史记·齐太公世家》），而司马迁在记述齐国迁都时行文又过于简练，没有直言营丘城和临淄城的关系，故引发后世无休止的营丘地望之争。
二、从天齐渊遗址看营丘地望
沧海桑田，姜太公时的营丘早已湮没无迹，但与其有关的天齐渊遗址犹存，或许能成为推断营丘地望的重要线索。
齐国，乃齐地之国。齐谓何来？《路史·国名纪》云：“齐，侯爵，……以天齐渊名。”《水经注》云：“齐所以为齐者，即天齐，渊名也。”《封禅书》云：“齐之所以为齐者，以天齐也。”《齐乘》云：“齐者，水之旋纹，今人谓之旋窠，状如腹（齐）脐。岂（其）渊水并出，旋流如齐（脐），以其祠天，称曰天齐。”可见，齐国之所以称齐，得名于齐地的天齐渊。
天齐渊在何处？《齐记》云：“临淄城南有天齐渊。”《齐谐》云：“天齐渊水，都南郊。”《史记·封禅书》云：“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因天齐渊出水异常，又可“祠天”，故秦皇汉武均到过此处观景祭祀。20世纪70年代，天齐渊因地下水位下降而枯竭，其残存痕迹而今仍隐约可见，位于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刘家终村北，淄水东岸，牛山西北麓。
作为齐地象征的天齐渊，应该在齐国腹心地带或靠近腹心地带；而国都营丘，应该距离天齐渊不远，不然，周武王“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史记·周本纪》）也就徒有虚名了。天齐渊和营丘均在齐国疆域之内，这一点无疑。
齐国疆域几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或封百里，或五十里。”《孟子·告子》载，“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亦为方百里也。”《毛诗正义·卷五》云：“封太公吕望于齐，是谓齐太公，地方百里，都营丘。”从史料记载看，姜太公在封营丘之初，齐国的疆域“方百里”，不过是弹丸之地，远没有其后期的“封疆方五百里”（《周礼》）之大和战国时期的“膏壤二千里”（《史记》）之广。
若以天齐渊为地理坐标向外引直线，则天齐渊距临淄齐都镇约15华里，距昌乐营丘村约150华里，距青州臧台村约60华里，距寿光呙宋台村约84华里，距高青陈家庄约130华里。按齐国最初疆域“地方百里”（按：周里小于今华里，约合今415.8米）计算，则营丘之昌乐说、青州说、高青说、寿光说均因其地在齐国疆域之外而站不住脚；相比而言，营丘临淄说名副其实。
三、从史料记载看营丘地望
（一）“营丘边莱”。《史记·齐太公世家》载，“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儣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姜太公受封时，西周初定，未能顾及到远方，特别是山东一带地处偏远，又有亲商敌周的东夷莱人在此作乱，周武王认为“非鹰扬元勋，不足以弹压东方”（《竹书纪年》），故封文韬武略的姜太公到东方，以藩屏周王室。
据王献堂、周昌富、迟克俭等多位专家考证，商周之际的莱国，其统治中心在瀰水上游，势力范围北接纪国，西达淄水，国都大体在今昌乐、临朐、青州一带（见《莱夷族发源地的探讨》）一文）。商末，天下大乱，莱侯趁机一度越过淄水占领营丘一带（此地原属薄姑氏）。周初，“武王……命姜太公吕望东征。……逐莱人地入于齐”（《竹书纪年》），将莱国势力逐出淄水流域，赶回瀰水流域，将原属于薄姑氏且与莱国接壤的营丘一带划入齐地，分封给了姜太公。莱侯视姜太公为仇敌，故姜太公“东就国”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
如果营丘城在昌乐、青州，则周武王不可能将尚未平定的莱国土地分封给姜太公，更不可能让其在莱国统治中心定都立国；同样道理，如果营丘城在寿光，姜太公也不可能在纪国的属地上立足；如果营丘城在高青，则距离莱都较远，谈不上“营丘边莱”。唯独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一带，与“营丘边莱”相合。
（二）“都营丘”和“治临淄”。《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都营丘。……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可见，齐国国都有一个从营丘城迁至薄姑城，再从薄姑城迁至临淄城的过程。
司马迁是举世公认的大文学家、史学家，其行文惜墨如金，言简意赅。笔者认为，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没有明说营丘城和临淄城是什么关系，但这段文字颇有深意，特别是“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一句耐人寻味，反复咀嚼，仔细推敲，则实为司马迁暗指临淄城与营丘城在同一地。
理由有六：其一，献公之所以能成事，在于“其党”和“营丘人”的冒险协助，事成之后，且不说献公是否想赖在薄姑城不走，而“其党”和那些“营丘人”必思归心切，想返回营丘老家与亲人团聚，献公一人难违众人之意；其二，献公政变前一直生活在营丘城，其根基、势力、亲人、朋党、宗祠也在营丘城，也应该有思归的成分；其三，献公杀了胡公，逐了胡公的儿子，势必得罪在薄姑城的胡公势力集团，若仍留此地，难免会受到各种威胁，速回营丘城为上策；其四，献公以下犯上，弑君自立，周天子不可能坐视不管，献公回到营丘城后，必以最快的速度加固扩建城池，加强军事防御，以提防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兴师问罪；其五，献公若新建一座城池，非一朝一夕之功，仓促之际只能在其老巢营丘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且决不可能把营丘城弃之城外；其六，扩建后的城池，东临淄水，东城墙以淄水河道走势而建，献公为表新政，故更名临淄城。
通过推理，笔者认为，司马迁所谓姜太公“都营丘”和齐献公“治临淄”，二者不仅在同一个地方，且营丘城就在临淄城内。如果营丘城在昌乐、青州、高青、寿光等别处，那么齐献公当年所建的临淄城就不会在临淄，而是在别处。事实上，齐献公所建临淄城遗址就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淄水以西。
（三）“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晏子春秋》载，“景公新成柏寝之台，使师开鼓琴，师……曰：室夕（西）。……公召大匠曰：室何以夕（西）？大匠曰：立室以宫矩为之。于是召司空曰：立室何为夕（西）？司空曰：立宫以城矩为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曷为夕（西）？晏子对曰：……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
意思是所，齐景公新修建一处柏寝台，命乐师在此鼓琴，琴声东低西高，乐师断定柏寝台的房子方位非正南正北，而是偏西了。齐景公很纳闷，于是追本溯源，从“立室”到“宫矩”，再到“城矩”，最后上溯到了姜太公时的营丘城，于是问晏婴“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曷为夕（西）”？当初姜太公在定都营丘城的时候，城矩为什么方向偏西？晏婴莫可名状，只好以“尊周”敷衍。
古人建城，讲究坐北面南，以“南望南斗（即斗宿六星），北戴枢星（即北斗第一星）”来确定正南正北，存在一定的误差，故营丘城早在薄姑氏甚至爽鸠氏初建时就偏西了。姜太公初到齐地“以营丘之封立城”时，“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并没有大兴土木重新建城，而是以故有的营丘这座老城为国都。后来，齐献公“治临淄”时，参照营丘城的“城矩”新建临淄城，所以临淄城的“宫矩”“城矩”的方位也偏西了，直至被后世齐景公察觉。
从目前已经勘探发掘出的部分城垣、排水系统等历史遗迹，可以清楚地看到春秋时期修建的临淄城（即大城）的确非正南正北，而是自北往南方位略偏西，说明《晏子春秋》所载当年“景公成柏寝而师开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一事，以及景公所云“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之语及并非无中生有。
《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一般来讲，国都有内外二城，先有内城，即宫城；宫城建好后，在城的外围加筑一道城墙，即郭城。齐献公修建的临淄城（即大城），其外城是参照宫城的“宫矩”而建，宫城又是参照营丘城的“城矩”而建，故宫城毗邻营丘城。
如果营丘城在昌乐、青州、高青、寿光等这么老远的地方，那么齐献公当年建临淄城时，又如何能参照营丘城的“城矩”呢？显然不成立。
然而，一座临淄城中不可能同时有两座内城，故临淄城的宫城就是先辈留下来的营丘城，之后可能被“是时……好治宫室”（《史记·齐太公世家》）的齐景公重新修葺过。此二者实为一体，密不可分。宫城也就是营丘城应在临淄城（即大城）的中央，应也就是今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付家庙村和阚家寨村一带。
这里，在天齐渊的几乎正北方向，与天齐渊直线距离约10公里。因齐城偏西，故与清代吴振棫《天齐渊诗序》所云“天齐渊与齐故城南北正相值”相合；当年，姜太公在此立都，距离天齐渊不远，与司马迁《史记》所云“封尚父于营丘，曰齐”亦相合。
这里，在临淄故城之大城中央，与清代史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云“营丘在故齐城内。……其外郭即献公所徙临淄城”亦相合。
这里，地处以齐国都城命名的齐都镇，东北方向有东周殉马坑，东南方向孔子闻韶处遗址，西南方向有桓公台建筑遗址、齐国故城城垣遗址、稷下学宫遗址和遄台遗址，西北有齐故城排水道，周边坐落着古城、石佛、韶院、东关、南关、东门、大夫观、督府巷、小长胡同等一大批历史文化气息浓厚的村落。
这里，东有淄水，地势高平，与《尔雅》所云“水出其左，营丘”相合，与《管子·乘马》所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亦相合。
这里，应该就是古营丘城所在地。
四、齐都营丘城的来龙去脉
既已确定营丘地望，笔者通过查阅史料，且追溯一番营丘的历史。
营丘，原为古邑，自黄帝之子少昊时代就有东夷部落爽鸠氏在此居住，其后，夏时的季崱氏、商时的逢伯陵、商末的薄姑氏作为一代代诸侯，先后管辖此地。
兴周灭商时，有八百诸侯归服，“武王不得而易”（柳宗元《封建论》），也就是不轻易变更其封地国名，管辖权基本不变。此外，周武王又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因疆土有限，故“取之所灭国与隙地”（许宗彦《读周札记》补注）。
当时，薄姑氏也已臣服，而其原属地营丘一带却被莱国趁乱占据。姜太公奉命驱逐莱人后，周武王顺势将此地划入齐地，因齐地有天齐渊和营丘这座老城，故指城封国，“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史记·周本纪》）。
姜太公东就国时，莱侯带兵来争抢营丘，姜太公借助淄水（古为大河）这一天然屏障，击败莱侯，莱人远遁。姜太公初到齐地，发现这里因累年遭遇战乱，地贫人寡，于是以故有的营丘城作为齐国国都。因营丘城原属于薄姑氏，后被周武王封给姜太公，引起薄姑氏不满，所以周武王死后，到周成王（前1042年—前1021年在位）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汉书·地理志》），齐国疆域有了较大拓展，而姜太公即已在营丘城立国，故未劳民伤财迁都到规模更大的薄姑城。此时，齐国还得到了“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成为政治上的“大国”，仍“都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
自姜太公“都营丘”以来，其后世丁公、乙公、癸公、哀公四代先后在营丘城立国。哀公（前879年—前868年在位）时，纪侯在周夷王前进谗言，周夷王将哀公烹杀。哀公死后，其异母弟吕（姜）静被立为齐君，是为胡公（前867年—前860年在位）。胡公为癸公妾室所生，其以庶子身份称君执政，难免会有许多反对势力，癸公嫡子、哀公同母弟吕（姜）山就因没能继任国君而愤愤不平；加之周夷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内忧外患之际，出于稳固地位、抵御战乱等方面的考虑，胡公于前866年迁都薄姑城。
作为国都，营丘城已历六世一百八十年，可谓根深蒂固。胡公不顾营丘人的反对，抛弃宗祠，决然迁都，此举对齐人震动很大，营丘遗老遗少颇有怨言。吕（姜）山见怨声四起，密谋夺位。前860年，也就是胡公迁都六年后，吕（姜）山见时机成熟，于是与其私党率领营丘人突袭薄姑城，杀死胡公，将胡公之子驱逐出境，随即又把国都从薄姑迁回营丘城，并在营丘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外城墙，东城墙依河道走势而建，因城临淄水，故更名为临淄城，其宫城即原营丘城。
关于营丘即临淄，有大量文献资料可以佐证，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云：“临淄名营丘”；魏晋学者臣瓒《汉书·地理志》注云：“营丘即临淄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淄水又北，经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四履，都营丘为齐”；唐代宰相、地理学家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载临淄县条下注：“古营丘之地，吕望所封之都”；清代学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临淄名营丘，师尚父所封，以地临淄水而得名”；民国九年《临淄县志》也云：“献公复都营丘，拓大其城，更名临淄”……
春秋后期，临淄城因遭遇战乱，东南隅一带曾被重创，后修补。前391年，担任齐国正卿的田和废黜齐康公，自立为齐君，史称“田氏代齐”。自姜太公立国至齐康公失国，姜齐凡三十二位国君，享国六百五十五年。
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是为田齐太公。田因齐（前356年—前320年时在位）时，开始在临淄城东南隅残破地带另建一座新城。前334年，田因齐称王，即齐威王，大概此时左右，新城建毕，其王宫从临淄城搬迁至新城，因新城形制规模较小，故相对于原临淄城而言，曰子城，即小城。原先位于大城中央的宫城，复称营丘。自姜太公立国到齐威王另建小城，营丘作为齐国国都，凡三十六位国君，长达七百零六年。
前284年，燕国将领乐毅伐齐，“入至临淄，尽取其宝，烧其宫室宗庙”（《史记·燕召公世家》），临淄城（即大城）内的营丘城遭到破坏圮废，自此消失。
前221年，齐为秦所灭。秦始置临淄县。王莽时改曰齐陵。
因子城内西北部有一大夯土台，秦汉时被称作“环台”。因其地貌，约成书于此时的《尔雅·释丘》云：“水出其左，营丘”。物转星移，此营丘与古营丘城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受其影响，魏晋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水出其左”又被城墙围住的土丘就是营丘。如《晋书·慕容德载记》载，南燕皇帝慕容德曾于建平三年（402年），“如齐城，登营丘，望晏婴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淄水》中也云：“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长五，淄水出其前，迳其左，故有营丘之名，与《尔雅》相符。”
五、自欺欺人的营丘昌乐说
昌乐等地之所以争抢营丘地望，不外乎借助姜太公这一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为本地谋求文化旅游所带来的名和利。为了名利，有些地方，或人云亦云，或牵强附会，或无中生有，硬生生地和姜太公、营丘城扯上关系。
高青出土了一件带有“豊啟作氒祖甲齐公宝尊彝”铭文的周代青铜器，就认为“齐公也只能是齐国的首任国君齐太公师尚父姜太公”，发现了奇特夯土台，就认为是“太公所筑的营丘”；青州发现了一处大的城址，就“有理由相信臧台……为姜太公始筑，就是后世争辩2000余年的营丘”；寿光发现了一处高大土埠和陶陶罐罐，以此认为称得上是“营丘之墟”。如果营丘高青说、青州说、寿光说所谓的“认为”“只能是”“有理由相信”“称得上”还算有自知之明、值得商榷、留有余地的话，那么昌乐营丘说，就真有点强词夺理、厚颜无耻了。
昌乐，历史久远，春秋时称缘陵，西汉时改称营陵，隋唐时改称营丘，北宋时改称昌乐。其称谓自春秋始有以来，几经沿革，最终落脚昌乐。
应该说，从缘陵改称营陵，便埋下了营丘之争（临淄说和昌乐说）的伏笔。曾当过营陵令的东汉学者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临淄条下注：“齐献公自营丘徙此”，推出营丘、临淄两地说；又在同书营陵条下注：“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认为营丘即营陵，由此拉开了营丘昌乐说的序幕。
到了唐代，经学家、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颜师古在为《汉书·地理志》作注时云：“临淄、营陵，皆旧营丘地”，玩起了文字把戏，态度暧昧，但其更认同应劭的营丘营陵（今昌乐）说。由于隋唐时，今昌乐称营丘，加之权威人物颜师古的影响力，故姜太公封于今昌乐之说盛行。到了宋初，随着营丘改称昌乐，故成书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云：“昌乐东南五十里营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周以封太公于营丘”，正式推出了营丘昌乐说。
其后，明、清、民国等各种版本的《昌乐县志》均记载昌乐为姜太公首封之地。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也云：“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吕望做齐侯，吕尚都营丘（今山东省昌乐县）。”
到了当代，昌乐为了把营丘昌乐说做实，下了不少功夫，大力宣传本地是“齐国首城”。1983年，昌乐教师赵守诚作《关于齐初都营丘的考证》一文，并写信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请教，获得了明确答复：“营丘在昌乐说是正确的”。2006年，昌乐“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借马宋、窝托、崔家三个乡合并之际，改成了营丘镇”，并言是“为了纪念姜太公”；2014年，成立了营陵诗词学会营丘分会——崇山诗社，鼓励诗词爱好者积极歌赋营丘古城。
一时间，昌乐营丘说以讹传讹，影响极大，直至混淆视听，颠倒是非。
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抛开别的，单拿笔者所列出的有关古迹遗址和文字记载来看，营丘昌乐说就站不住脚。
昌乐人说，应劭营丘即营陵的观点，时间比较靠前，可信度非常高。殊不知，应劭的观点不过是一家之言，私人说法，非信史，成书比应劭早150多年的正史《汉书·地理志》中就有了“临淄名营丘”的官方记载。
昌乐人又说，临淄没有姜太公庙，而昌乐的太公庙始建于唐代。殊不知最早的姜太公庙当初就在临淄。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载，“十一月乙亥，尝于太公之庙，庆舍（齐相国庆封之子）莅位。”生于齐地、官于齐地的元人于钦在其《齐乘》中说得更明确，“太公庙在临淄西营丘（此指环台）”。
昌乐人还说，临淄营丘之名是齐献公迁都临淄后才有的，不过是沿袭昌乐的老营丘名而已。殊不知姜太公“都营丘”和齐献公“治临淄”是一地，且《礼记》《韩非子》等史料在前，隋唐时今昌乐由营陵改称营丘在后。
……
昌乐因为在隋唐时曾一度称营丘，其后又有相关资料、志书中“昌乐东南五十里营丘，……周以封太公为营丘”“昌乐营丘是旧营丘”等记载，又有相传乾隆御批昌乐县为“尚父初封地”的匾额，就以此自诩为“齐国首城”，只会让人贻笑大方。另，昌乐2010年因为发现了一块刻有“咸丰十一年重修”的“古城”字样的石碑，就说“为姜太公建立齐国都营丘（昌乐）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如此考证，借用魏人如淳之语，“使人笑不能止也”。（刘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