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旧影
路来森
匠人，旧属“百工”之人。《颜氏家训》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匠人，即属拥有“薄技”者。他们一技在身，游走于乡间村道，曾构建出一道道独特的乡村风景。
石匠
现在，劳作于城乡建筑工地上的泥瓦工，在乡村，通称为“窑匠”，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房屋建筑。他们建造的是一座座封闭的空间，在构建人类安全的同时，也封闭了人类的视野，甚至思想。石匠不是窑匠，石匠的工作对象是石磨、石碾和碑刻，相对于窑匠来说，石匠干的是一种细致的活儿。他们雕琢圆滑，制造粗糙，以便给生命提供更大的动力。因此，他们总是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雕琢着一盘盘的石磨和石碾。
在过去，旧乡村的经济是比较落后的。那时，村中还没有粉碎面粉的机器，村民吃面，要靠人工“磨”出。它似乎在告诉着人们：生活，就应该是这样舒缓，在这种不停的“转磨”中，人才会享受到生活的滋味。“磨”面的工具是“石磨”和“石碾”。石磨，由上下两块圆形的石板构成，石板的厚度大约在十五公分左右，上面一块石板留有一圆孔，供向下流淌粮食颗粒，两块石板间，用以圆形铁轴固定，上下两块石板相对的一面，凿有沟槽，粮食颗粒进入沟槽，转动上部磨盘，凹凸摩擦，就能将颗粒磨成面粉。石碾，则是一个大型的圆形碾盘，上承一个圆柱形的碾砣，碾砣和碾盘上亦均刻有沟槽，碾砣在碾盘上滚动，即可碾碎粮食颗粒，磨出面粉。使用一段时间后，沟槽就会磨平，石匠的工作就是要在上面重新凿出沟槽。赋予这种石制工具以新的生命活力。
进入农闲之后，石匠们就开始在各个村子里游荡了。他们大多身背一个搭兜，搭兜里装有常用的工具：锤子，大小不等的凿子。一边穿走在街村小巷，一边吆喝着：“凿磨了，凿磨了······”身后，常常跟一群小孩，像跟屁虫似的，闹哄哄的。
谁家需要了，就把石匠拉进家中，于是石匠就开始了他的工作。
在石板上“凿沟槽”，听起来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却是一件很有技术性的、精细的活儿。一是凿出的沟槽必须宽窄、深浅均匀，否则，磨出的面粉就会粗细不均；二是上下两层的沟槽必须切合，不然，上下之间就会“脱盘”。所以，石匠的活儿不能求快，他的工作是属于“慢工出巧匠”一类的。
我就曾亲见过，我们本村一个叫做“大驴子”的石匠的做活过程。
他从来都是不急不躁的，总是先把石磨的上下盘分开，上盘挪到地面，仰躺着；然后从烟包中装上一锅烟丝，点燃后叭嗒叭嗒抽几口。与此同时，主人家也泡好了茶，放在了他的身边，他缓缓地端起茶，啜饮几口，脸上呈现出一副满足的样子，最后终于开始做活了。看来，他是要找到最好的心态。梆当、梆当的锤子声响起来了，他用凿子在书写，这梆当、梆当的韵律，就是一首最美的诗。每一锤敲击下去，从凿子的尖端就回溅起一阵粉尘，随后伴以升起的青烟。他欣赏这“青烟”，满足于这技术“灵魂”的升腾。凿出一道沟槽后，他都会先用口吹去浮面的粉尘，然后趴下头，眯起一只眼瞅一下，看是否凿直了、凿匀了。他一道道地凿着，似在啃凿自己生命的经纬。一切都很完美，满意便会从脸上放出光彩。
两三天之后，“活儿”就做完了。主人家要给他三两块钱，这是他的工钱。临走，还要喝一顿“停工酒”，菜肴总是很简单的，不过三两品，但“大驴子”喝得很满足，主人家也喝得很高兴。这期间，无话不啦，酒香和乡情，一块浓浓地飘逸着。
如果只是这样，还是不行的，过几天，倘若主人家要磨面，“大驴子”还要亲自来观察一次，他要看一下自己的“活儿”做的是否到家。石磨在缓缓地转动，面粉从磨盘的四周均匀地淌出，自然而又从容。女主人在旁边，用筛箩筛着磨下的面粉，最先筛出的是头等好面，洁白而又细润，往后，等次越来越低。等到女主人把不同等次的面粉，分装到不同的容器里后，“大驴子”的心也就放下了。他觉得，这样才算是真正把“活儿”做到家了。
那时候的匠人，做事就是这样认真和真诚，根本不用“许诺”或“承包”；那时候的乡下人，日子过得就是这样舒缓而又精致。虽然难免贫穷点，但穷着，却乐着。
现在，你走进乡村，或许还能看到扔弃在路边、野地上的石磨或石碾的碎块。它们已成为弃物，落寞地躲在某一个角落。石磨、石碾的时代结束了，石匠也被迫尘封进历史之中，渐渐走入了遥遥的记忆里。可是，一旦进入回忆，人们仍然能回味起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情味。
皮匠
俗语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看来，皮匠产生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我估计，自从有了兽，有了兽皮，再有了“鼓捣”兽皮的人，就有了皮匠了。
皮匠，又叫“皮货匠”，他不同于今天局促于城乡角落里的鞋匠。鞋匠是大量的胶底鞋和皮鞋产生后，才广泛兴起的，他的工作对象是人，为人修鞋订掌；而皮匠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牲口，他是为牲口做“嫁衣”，可他每做成一套“嫁衣”，就等于是为牲口戴上了一套枷锁，牲口要在这套枷锁的披挂下，服服帖帖地劳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农村还少有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大部分的农活要靠人和牲口协作完成。用小推车运土肥，要靠牲口拉；木犁耕地，要靠牲口拉；配备一辆马车或地排车，更要套用牲口。在工作中，牲口是人的最得力的助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用牲口翻动着黄土，也翻动着自己一年年的理想和愿望。而连接人和牲口之间的东西，就是皮套和皮鞭等皮制工具。皮匠就是制作和修理皮套、皮鞭等的匠人。
每年，一到春耕前，皮匠就推着他们的皮货车进村了。他们不喊不叫，悠悠的，慢条斯理的，径直找到某个生产队的饲养棚（饲养牲口的地方），通过饲养员联系上生产队长，就可以做活了。因为饲养员知道须为多少牲口配上“缰套”，需要添置多少条皮鞭；队长接受了，才能够付钱。
做活的地点，大多在饲养硼的前面，朝阳的地方。春阳熠熠，和暖的阳光照在皮匠的身上，皮匠的心情就像这阳光一般的温暖。因为，相对于其它劳动，这毕竟是一种轻松而又赚钱的活儿。身后，就是正在吃草的牲口，窸窸索索地咀嚼草料的声音不断地涌入耳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甘草的淡淡的甜味，混合着畜粪的味道，让人产生一种难言的感受。饲养员在旁边指点着，皮匠迅速地翻动着双手，编制着，似乎在用心编织自己的心情，编制春天里耕作的繁忙。于是，一套套缰绳，一条条皮鞭，就渐次编出来了。身后的牲口在吃草的间隙，还没有忘记抬头前望一下，它们大约只是觉得奇怪，不知道人类正在为它们编制结实的枷锁，好使得它们在春天里，卖出更大的气力。高级动物，有时是用狡诈、残酷来体现他的高智商的。
皮套是要量身定做的，如，拉小推车的套、拉马车的长套，耕地的套，双套和单套，它们是各各不同的。这一切，对于一个有了几年工作经验的皮匠来说，是轻车熟路。他们一边劳作，一边头脑中就能呈现出那一幅幅劳动的画面。一副耕地的牛套在手中翻复地编着，头脑中就会放映着一幅“春耕图”：初春季节，大地仍然是一副苍茫的景象，但空气中已是涌动着暖暖的春意，一老农，左手扶着耕犁，右肩上搭一长鞭，一头黄牛铆足了劲，蹬腿弓腰，正在前行，耳边，仿佛还响着老农咿里阿拉的吆喝声，空气里，仿佛正散发着一种浓浓的泥土的气息。这是大地上最美的图画，最动感的力量表现。而描绘这一幅图画，是离不开皮匠的灵巧的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的美是无处不在的。
皮鞭，又叫“打牛鞭”，顾名思义，主要是用来抽打耕牛的。编制“打牛鞭”是一件极精致的技术活儿，它要求一条三四米长的“打牛鞭”必须由粗到细，渐次下来，最后拴上柔软的熟牛皮“鞭梢”。这样一条长鞭，编制出后，柔软而又大方，在空中挥舞起来，呼呼生风。挥在一个壮实的汉子手中，很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力量的美。记得有一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个晚会上，小品演员李琦曾经耍过这种长鞭，它主要是用来表演长鞭的“准头”，即用长鞭击物，能打得准而稳。其实，他那种表演，真是平平一般的技艺。那在旧农村，是经常表演的“耍儿”。那时使用长鞭的人，还经常表演“打鞭花”和“击重量”。“打鞭花”，是将鞭子在空中挥舞，然后猛力下抽，鞭梢在空中抽得“啪、啪”爆响。声音清脆而响亮，姿态优美而飘逸，肢体的扭动与长鞭的挥舞，共同构成一种和谐的美。“击重量”，是将一座磅秤放在平地上，码好秤砣的斤两，然后用鞭梢击打磅座，比赛看谁击打的重量更大。因为长鞭是一种柔软的东西，所以击打是不能单纯靠力量，还要靠稳、准、狠的技巧。“蛮牛用力”式的击打，不一定会取得最好的效果。会击打的人，一鞭能打出四五百斤重。试想，如果这样重的一鞭，抽打在牛的身上，定会皮开肉裂。好在农人们虽然制备下“打牛鞭”，但却一般不会真的用力打，因为在“牛耕时代”，牛，是农人生命的一半。皮匠制作了“打牛鞭”，也制作出一些乡村游戏，说“游戏在劳动中产生”，此言不虚。这样一些简单的游戏，虽然简单，但却使那时单调的乡村上空，呈现出斑斓的色彩。
为牲口而忙的皮匠，有时也会受到孩子们的挂念，孩子们挂念的是他们手中的柔软的“鞭梢”——一种用熟牛皮切割而成的软皮条。大多是五毛钱一根，买来后，可以拴在自制的小鞭子上，冬天跑到冰层上，抽打陀螺。不知有多少农家小孩，就是在这“鞭梢”抽打的陀螺中，飞旋着自己的童年。
如今，乡村的田野耕作，已完全实现了机械化。那种“人扶牛耕”的图画，已经淡去了它的色彩，湮没在了历史的烟云之中。与生产方式相伴而生、而存的皮匠，也只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只能作为一种记忆，留存在人们的心中了。
锡匠
正如，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一样；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匠人出现。“锡匠”就是特定时代下，一定生活方式的产物。
锡匠，又叫“壶匠”，他的工作圈子实在是小，只限于焊补或模铸酒壶、水壶。
现在的酒，品种多，度数低，人们饮酒都是用杯子，一杯一杯的饮。说好听了，是很能表现一个人的豪气；说的难听点，那简直是“牛饮”，难以在浅斟低酌中品味出生活的滋味，了无情趣。昔日的酒，品种少，酒度高。在我的记忆里，乡下人喝的，一般就是白酒和黄酒。黄酒平日很少酿造，似乎只在女人生小孩或过年时节才酿造，而且大多是供女人、孩子饮。乡下的男人，平日喝的大多是白酒，度数一般在五六十度上。度数如此高，喝酒的人就不会用酒杯，而是用酒壶、酒盅，“酒壶”多为锡制的。
过去的人饮酒是很讲究的，酒一定要热热地饮。热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烫”，二是“燎”。“烫”，是把酒倒入锡壶中，再将锡壶放进盛有热水的容器里。就像“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烫酒那样；“燎”，则是将酒倒入酒盅中，点燃酒盅中的酒，然后把酒壶放在酒盅上烧。我小的时候，就很是“燎”了一些酒。我舅舅距离我家只隔一条小河，他是很喜欢饮酒的，而且与我的父亲很合得来。于是便常常蹚过小河，到我家饮酒。即使在多雪的冬季，小河积雪的冰面上，也常常留下他的足印。舅舅到我家之后，母亲就做上几品简单的菜肴，父亲将酒倒入锡壶中，我便赶紧抢过酒壶，为他们“燎酒”。先倒满一盅酒，然后划着火柴，点燃酒盅中的酒。于是，蓝色的火焰就跳跃了起来。在我的心目中，这“蓝色的火焰”，是一种温暖，又是一种难言的迷幻，心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喜悦。南方人，大约喝黄酒的居多，而且一般不用“燎”。后来我读丰子恺的《酒》，深乐其味。他写一老翁：“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鼓凳的盖，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地斟了两盅；又向鼓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鼓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把酒“裹在棉絮里”自然不用“燎”了。不过，其生活的情味决不在“燎”之下。
我觉得，过去人的饮酒，不是为饮酒而饮酒。纯粹是满足于饮酒的过程，在那个过程中享受生活的情趣。菜肴通常是很简单的，一两品。或者干脆只是煮上一个咸鸭蛋，轻轻地敲开鸭蛋的一头，用一只筷子戳一戳，沾一沾；也不是专为吃肴，“沾”的是那种生活的滋味，滋味会在舌蕾上流转，一直舒服进内心之中。然后，平静的容颜上就会扫过丝丝的惬意。那种满足，是“物质至上主义者”终生难以享受到的。这些人，精神的园地，永远是枝繁叶茂的；生活，永远是兹滋润润的。他会让你明白，幸福就是如此的简单：满足。他会让你知道，为什么穷乡僻野的乡民，能长命百岁；而肠肥脑满的高官巨贾，却仍会寿命不永。
“锡壶”“燎”的次数多了，便会出现破损，就只好找锡匠焊补了。锡匠支起一座小火炉，把火烧得旺旺的，先将破损处涂以镪水（硫酸），然后用烧灼的烙铁熔化锡块，涂到镪水处，即可将缺口补好。如果一把锡壶破损的太严重，锡匠就干脆拿一把新的锡壶，将破壶换下。
回味锡匠的工作，他们的利益实在是微乎其微。他们焊补的，似乎只是一种生活的美满。不知道，在这种美满中，他们是否也醉倒了？
俱往矣，匠人已逝，风景不再。但我们还有回忆，回忆会将“风景”再现，会将美丽和温暖记忆进永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