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中的“沙龙”现象
逄增玉
《辞海》对“沙龙”的注释是：(1) 法文salon的音译，即“会客室”、“客厅”之意。(2) 17世纪起，西欧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谈论文学、艺术、或政治问题的社交集会。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在法国特别流行。对西方的文学艺术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近代欧洲文学艺术同沙龙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一些有钱、有闲、有地位、有文化和修养、有社交圈子并特别讲究社交的上流社会的贵妇名媛们，时常在自己豪华的客厅里聚集和招待文学艺术家与各界名流，谈文学、艺术、政治、海外冒险和各种感时髦话题，在裙钗时装与燕尾服的交相辉映中，在粉黛香水与香槟白兰地的气味缭绕中，名媛与男宾或喁喁低语，或高谈阔论，真是尽兴而来，尽兴而归，开时髦风气，留绝代佳话。在17、18世纪的法国，最有名的沙龙，据说一个是当时的风流女人尼侬于1657年在家里举办的艺术沙龙，当时的一些有名的作家、艺术家、政客、军人几乎都出没其间，尼侬夫人及其沙龙以聚集和庇护了大批的作家和艺术家而名闻巴黎，尼侬也因此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青睐和召见；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前的罗兰夫人的政治沙龙，像后来在大革命中叱咤风云的罗伯斯庇尔，都是那里的常客。还有一些著名的艺术沙龙，或者是某种重要的文学艺术现象、流派和运动的发源地，或者是艺术家及其作品进入“圈子”、得到承认的入门证和标志。沙龙与欧洲文学艺术的关系，是需要大部头的专书仔细加以描述的极其有趣的话题。
在中国文化史上，与欧洲的沙龙比较相近的，大概要推历代的文人结社了。比如，有些文人结社带有政治色彩，像明代的东林党人，他们有些像法国罗兰夫人的政治沙龙，更多的文人结社则是在文学艺术的追求上志同道合、同气相求，类似于文学和艺术的沙龙。不过，就总体而言，在封建性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的文人结社与欧洲的沙龙最大的不同，一是缺乏真正自由的空气和可以自由发挥的话题，二是结社的团体中没有女性或女性很少，特别是学识、才情、品貌俱佳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因而，中国传统的文人结社近似于欧洲的沙龙，又不是沙龙。
清朝末年，随着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在种种的压力和挑战下的渐趋松动，兼有政治与文学沙龙性质的文人结社开始出现，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与以往的文人结社相比，在封建的王纲政体“礼崩乐坏”、大厦将倾的情形下，南社可以谈政治，谈文学，或者是借着文学来谈政治，具有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和氛围。不过南社的组成过于松散和庞杂，最多时其成员达千人，内部的主张又千人千面，大同之下歧异甚多，试想一下，这么多的人如何能成为一个沙龙？难怪辛亥革命以后南社很快分化。
真正具有沙龙性质的文人结社，应当说是五四时期才出现。动辄因言获罪的专制政治压迫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但思想和言论的环境氛围暂时宽松多了，千载难逢的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从心底涌动的解放感和自由感，青春的梦想和热情，外国各种思潮的蜂涌而入，使那个时代可以谈政治，谈人权，谈妇女解放，谈自杀，谈文学艺术……可谈的话题实在太多太多。由是，各种各样的政治的、文化的、文学的团体——这些中国的沙龙纷纷出现。即以文学社团而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等等，都可以说是文学性的沙龙。不过，我个人以为，如果严格按照西方沙龙的模式和标准而不考虑“中国特色”，那么现代文学中的沙龙，顶够格的应该是以下的这几个。
一个是新月社。谈及新月社，就不能不谈到徐志摩。1923年初，徐志摩从英国留学归国回到北京。徐志摩回国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追求“中国第一才女”林徽因，期望在短时期内与林徽因共结连理，然后两人回英国继续学习。但林徽因已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订婚，因而徐志摩好梦未成。滞留北京期间，徐志摩暂寓于西单牌楼石虎胡同7号的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石虎胡同7号，其前身是大学士裘曰修府第，一代文豪曹雪芹和他的挚友敦敏、敦诚曾经落过脚的地方。松坡图书馆是由蔡锷将军命名的，原在上海，后在梁启超的主持下迁居北京，主馆设在北海快雪堂，梁启超任馆长。梁启超也是徐志摩的老师，他曾推荐徐志摩去上海《时事新报》作副刊编辑，徐没有去，在胡适、蒋百里的帮助下，担任了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
20年代初期的北京，上流社会兴起了生日会、聚餐会、消寒会、消暑会的风尚。一些政界要人为联络感情或培植势力，逐渐地将生日会发展为在私人俱乐部举行的周末餐会。聚餐会的风气很快扩散到其他阶层中，其中以中产阶级的大学教师、特别是欧美留学生这一群体最为活跃。徐志摩因为感情受挫，同时他那做不成中国的汉密尔顿也要通过文艺影响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理想，加上他那诗人的火一样的热情和自由不羁的天性，使他发起了以石虎胡同7号为俱乐部的聚餐会，每两周聚餐一次。俱乐部名为聚餐会，每次活动时也吟诗作画和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徐志摩那时正陶醉于中国的传统戏曲，经常练唱京剧和昆曲，所以又叫“双星社”。新月社就是在聚餐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聚餐会就是新月社的前身。
成立新月社文学社团是徐志摩提议的，“新月社”这名称也是徐志摩受泰戈尔《新月集》的启示而提出的，可以说徐志摩是新月社最主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由聚餐会发展而成的新月俱乐部，要聚餐，要活动，要娱乐，需要有相应的物质条件，即场所和经费。场所有了，就是石虎胡同7号，经费呢，也有着落，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和北京《晨报》的掌门人黄子美慷慨解囊，共同为新月社的开张和活动垫付了一大笔经费。
新月社俱乐部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社里有自家“现成的设备”，“房子不错，布置不坏，厨子合适，什么都好……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新年有年会，元宵有灯会，还有什么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这是徐志摩致新月社同人的信中描述的“新月沙龙”的热闹情景。在他的《石虎胡同七号》一诗中，对此又有更“浪漫”动人的抒写：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黄狗在篱边，守侯熟睡的珀儿，它的小友，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家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雨后的黄昏，满院只美荫、清香与凉风，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当时常来石虎胡同7号参加聚餐会和新月俱乐部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这种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丁文江、黄子美、徐申如这样的企业界、金融界人士。还有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之父)、张君劢等社会和政界名流，都是一时俊彦，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些出身背景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但徐志摩发起新月社的目的，却不是只为了给一班有知识有学问有闲有钱的友人们提供一般的社交俱乐部，“假如我们的设备只是书画琴棋外加茶酒，那我们的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这Petty Bougeois(小资产阶级)的味儿我就第一个受不了！”那些年会古琴会元宵灯会什么的，他认为“只能算是时令的点缀、社友偶尔的兴致，决不是真正新月的清光，决不是我们想象中棱角。”那么新月社成立的真正宗旨是什么呢？徐志摩在《致新月社朋友》的信里对此说得很清楚：“我们当初想做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当初罗刹蒂一家几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几个朋友，在艺术界里新打开了一条新路，萧伯纳卫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路道”就是说，徐志摩创办新月社的目的，是为了演戏。而演戏是为了替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和思想文化界培植新的风气，开辟新的道路。为此，1924年5月8日，为欢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和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徐志摩、林徽因等人在北京协合礼堂，用英语演出了泰戈尔的一出爱情剧《齐德拉》。林徽因在剧中扮演国王的公主齐德拉，徐志摩则扮演邻国的王子，他们演得很投入、动情，演出的效果当然也很好，为此在林徽因即将过门的梁启超家里还惹了一场小小的几波。此后，新月社还准备排演丁西林的几个小戏，但最终未果。不过，新月社俱乐部的成立及他们的戏剧演出，在国内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由中上流知识分子的沙龙进而发展成文学社团，新月社是新文学中最典型的一个。
新月社在戏剧演出上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却在新诗理论的提倡和诗歌创作上独树一帜，颇有成就，影响也大，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吸收了另一个沙龙性质的新诗群体加入新月社。这个小沙龙，就是闻一多为主的“四子”。1925年，留学美国三年的闻一多回国，由徐志摩推荐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教务长。闻一多是一个富有艺术激情和才情的诗人，他曾经激赏郭沫若五四时期的那些大胆而狂暴地抒写自我、表述了时代精神的诗篇，自己在美国期间也写下了一些具有浓烈的思乡与爱国情愫的诗章。但艺术天分极高又对中西诗歌颇有造诣的闻一多，也感到以白话——语体文写作的新诗，不能老是像五四诗歌那样过分自由放滥而缺乏诗的内在“章法”与约束，应该注重新诗的形式美和艺术感。为此，回国后的闻一多，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营造成了艺术的“阿房”，成为与志同道合的诗界朋友谈诗论艺的沙龙。对此，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作了真切的描绘：
我在早三两天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维纳斯一类的雕像。他的那个也够尺外高，石色黄澄澄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的背景，别有一种澹远的梦趣，看了叫人想起一片倦阳中的荒芜的草原，有几条牛尾几个羊头在草丛中转动。这是他的客室。那边一间是他做工的屋子，犄角上支着画架，壁上挂着几幅油色不曾干的画。屋子极小，但你在屋里觉不出你的身子大；带金圈的黑公主有些杀伐气，但她不至于吓瘪你的灵性；裸体的女神(她屈着一只腿挽着往下沉的亵衣)免不了几分引诱，但她决不容许你逾分的妄想。白天有太阳进来，黑壁上也沾着光；晚上黑影进来，屋子里仿佛有梅斐士滔佛利的踪迹；夜间黑影与灯光交斗，幻出种种不成形的怪相。
这是一多手造的“阿房”，确是一个别有气象的所在，不比我们单知道买花洋纸糊墙，买花席子铺地，买洋式木器填屋子的乡蠢。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或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象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难怪一多家里天天有那写诗人去团聚，我羡慕他!
这是一个地道的“文艺沙龙”，经常聚会于这个沙龙谈诗、谈艺、谈梦的所谓“四子”，是朱湘(字子沅)、饶孟侃(字子离)、杨世恩(字子惠)、刘梦苇四位年轻的诗人，而闻一多自然就是这个沙龙的领袖和“龙头”大哥。闻一多和“四子”一班年轻诗人加入新月社，为新月社带来了一股生力军和活力，改变了新月社成立初期时那种散淡的俱乐部状态和文艺活动的缺乏“定力”和“凝聚力”的不足，使新月社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著名的文学流派。
另一个著名的文艺沙龙，是30年代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林徽因与梁思成订婚后，即按照梁启超的“人生安排”，于1924年6月与梁思成同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1928年在加拿大温哥华成婚，并于同年按照梁启超的旨意参观考察了欧洲建筑后，于8月份经西伯利亚回到北京。9月份夫妻二人受张学良之邀，去沈阳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1930年底林徽因由于肺病日趋严重回北京治病、休养，次年梁思成也辞去东北大学的工作回到北京，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的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任校理。他们的家坐落在北京布胡同三号，是一套地道的北京四合院，林徽因自然就是这座四合院的女主人，她的客厅，就成了北京文化界著名的“太太客厅”。
那个时期，林徽因的生活是充实而丰富的，先是她和一班朋友们沉痛地获悉了徐志摩乘飞机失事的噩耗，并以极其悲痛的心情主持了徐志摩的追悼活动；又与梁思成外出考察古代建筑，还要生育孩子。但是，只要她人在北京，她的“太太客厅”总是名流云集，终生爱慕她因而终生未娶却又是他们夫妇终生朋友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金岳霖，文学界的作家诗人，以及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还有其他一些当时的著名人士，都是太太客厅的常客。对林徽因的美丽清秀、聪明绝顶和儒雅渊博，费正清赞叹不已，终生难忘并同样成为终生的朋友。一些文学界刚刚出名的年轻的新人，以能够出入林徽因的太太客厅、结识这位美丽的女主人并获得她的赏识为荣，而林徽因也关注和爱护那些文学园地的幼苗。来自偏僻的湖南湘西、没有受过现代教育、自称“乡下人”而靠着一支笔在文坛立足和成名的作家沈从文，就是这样成为林徽因的客人和朋友。同样，1933年11月，北京的一个秋天，被当时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名作家沈从文发现的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作家、还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的萧乾，受到林徽因的正式邀请：
沈二哥：
初二回来便乱成一堆，莫名其所以然。文章写不好，发脾气时还要呕出韵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
萧乾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
关于云冈现状，是我正在写的一短篇，那一天，再赶个落花流水时当送上。
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六晚上可以到家。
此问
俪安，二嫂统此。
徽因拜上
“沈二哥”即沈从文，当时文化文学界朋友都这么叫的。在他的引领下，萧乾来到了这个文坛巨子、社会名流出入和云集的地方，在座的还有梁思成和金岳霖。纯净如一首诗的林徽因的落落大方和轻盈潇洒，使初次见面的萧乾很快消除了拘谨和忐忑，在清茶和软语的温馨缭绕中，林徽因向萧乾谈起了他的一篇小说《蚕》。林徽因不仅能把《蚕》中的大段内容背诵下来并加以称道，而且由这篇小说谈起了文学创作的色彩、感觉、形式等艺术问题，使萧乾和在座的人深为叹服。他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而那个下午也就成了萧乾人生回忆中永远难忘的一页。
抗战爆发以后，林徽因一家于1938年来到云南昆明，借住在翠湖巡津街前市长的宅院里。不久，那班北平文化界的名流和朋友，如杨振声、沈从文、萧乾、金岳霖、朱自清等，也大多先后来到这里，住在林徽因家的附近。战时的生活是动荡、凌乱和艰苦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积习，使他们很快恢复了北平文化界的风气。他们经常聚会，而聚会最多的地方，还是林徽因的家里。他们谈文学、谈时事、谈战争，时而在人倦话尽的时候，结伴去西南联大教授李公仆开的北门书店逛逛，或者去品尝当地的风味小吃。林徽因家里的下午茶虽然平添了战时的清苦，但依然散发着文化和儒雅的芬芳。
30年代的北京，还有一个与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齐名的文艺沙龙——景山后面的慈慧殿三号，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的寓所。朱光潜20年代中期先后留学英国和法国，1933年7月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同时还在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央艺术研究院等处兼课，讲授西方名著选读、文学批评史、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因为热爱诗歌并为了探讨中外诗歌的融通之路，这个沙龙又称“读诗会”，主持人是朱光潜，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和争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梁宗岱、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淑华、孙大雨、何其芳、卞之琳、林徽因、萧乾等人。这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有留学的经历，对中外文学和诗歌有深厚的修养和造诣，梁宗岱、孙大雨、冯至、何其芳、卞之琳都是名噪一时的诗人，中西方古曲诗歌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文学的话题，都在这个沙龙里提起、探讨、争辩，有时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话语里中文夹着外文，但并不影响彼此的感情和交往。而这个沙龙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这里扩散出去，或者成为整个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艺沙龙，也是地道的欧美风格的沙龙，它对30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风貌，具有绝对不能漠视的作用。
“沙龙”的原意是客厅里的社交聚会，其实，法国及欧洲的很多著名的艺术沙龙，后来已不局限于在个人的客厅，而是既有个人或家庭客厅里的沙龙，也有公共场所的沙龙，比如，都市里的公共俱乐部、小酒馆和咖啡馆，就是一些沙龙的聚会场所，特别是像法国巴黎的那些众多的咖啡馆和小酒馆，是许多文学艺术家常常光临之地，是许多文学艺术现象产生、文学艺术流派诞生的园地。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就天才地叙述了19世纪巴黎街道、小酒馆与波德莱尔和现代主义文艺的内在关系。30年代的北京，是京派文学的大本营，除了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朱光潜的寓所可以看作京派文学性质的家庭沙龙之外，“京派”还有另一个在公共场所定期聚会的沙龙，那就是“来今雨轩”茶社。
“来今雨轩”坐落在中央公园西南隅，是一座上下两层的别致小楼，环境清净幽雅，“来今雨轩”的匾额出自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的手笔。茶社之名，化自唐代大诗人杜甫“旧雨常来今雨不来”的一篇诗序，二三十年代北京的一些大学教授和具有京派倾向的作家诗人，如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靳以、林徽因、沈从文、凌淑华、萧乾等，经常来此聚会畅淡。萧乾离开学校后去了天津《大公报》，后来又去上海筹办沪版的《大公报》。他每个月回到北京，总要在“来今雨轩”邀来十几个性情、志趣相投的友人，于品茶聊天之中放谈文学艺术与社会人生，他们的睿智与谈吐成为那段历史中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这个茶社沙龙做成的最有意味和影响的事情，一是1936年春天，萧乾委托林徽因选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经过多半年的忙碌，林徽因选出了30篇作品，既收有已经出名的作家的作品，也收入了一些文坛上还较陌生的青年作家的作品，8月份由上海的大公报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二是为纪念《大公报·文艺副刊》接办十周年，由萧乾组织协调，聘请京沪两地享有盛名的叶圣陶、巴金等二十名作家担任评委，举办全国性的文艺征文，12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不小的影响。
一个文艺沙龙不止于聚会聊天的“说话”，而且还“做事”，做出了对新文学发展很有影响和意义的事情，仅此一端，“来今雨轩”便不能不令人神往，神往于那样的茶社和沙龙，神往于那样的文学文化界。神往于那样的文人和朋友。
沙龙不仅在现代中国文坛出现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格局和面貌产生了影响，而且它自身也出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李健吾的戏剧、胡也频和钱钟书的小说都有对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客厅沙龙中的女主人、以及围绕她而出现和上演的人生或爱情悲喜剧的叙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钱钟书的《猫》。当然，钱钟书是以他一贯的讥讽和喜剧笔法，对抗战以前三十年代北京知识分子的客厅沙龙、男女主人、人生爱情，都作了淋漓尽致的嘲弄和讽刺，在轻松幽默又辛辣苦涩的笑声中批判地揭示了所谓沙龙和知识分子生活的虚伪与无价值，喻示了都市上层知识分子沙龙的本质虚幻和必然性的解体，以及寄居于这种生活之上的知识分子命运的迷离与漂浮。
都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都是当时属于精英阶层的大学教授和文化名流，徐志摩、闻一多、林徽因、沈从文、萧乾等人是那么喜爱文艺的沙龙，喜爱在这样的沙龙中谈文学、艺术、人生、社会，喜爱通过这样的沙龙去结识新老朋友，去联络感情，去做一些自己喜欢、有利文学艺术从而有裨世道人心的事情。而同样绝顶聪明、才华横溢的钱钟书，却不仅远离这样的沙龙，而且还反感讥刺，对之狠狠地“幽”了一“默”。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耶非耶，作为后生的我们无权评判，也无法评判。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对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史上的沙龙的态度，他们自身在沙龙中的所作所为或者对沙龙的远离和文学化的反讽，都使他们的行为自觉不自觉地与现代文学的历史产生了历史性的联系，成为现代中国文坛上有意味的现象和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