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安 |
2019-07-23 15:52 |
杞、鲁关系与杞国文化 杞国是一个弱小的方国,又是一个古老的方国,在先秦古国中有其特殊的地位。 杞乃姒姓,为夏禹后裔所建。史载,商朝灭夏之后,"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 姓于杞"[1],商代的甲骨文中有"杞侯"之称[2],说明商朝已有杞国存在。但商朝 时期的杞国"或封或绝"[3],似无什么势力可言。周武王灭商后,求夏禹后裔,得 东楼公,重封于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使奉夏后氏之祀。但周代的杞国依然是一个 "其事不足称述"或说是"不足数"[4]的小国,司马迁说它"小微"、"微甚"[5]. 西周后期以降,杞国国都曾经变动,主要原因大概也是为他国所迫。春秋以来,杞国 已迁于今山东地区,在与列国的周旋中艰难地生存下来。 史籍中有关杞国的记载不多,大部分是其与他国的交往记录。因此,研究杞国与 他国的外交活动,倒不失为了解杞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应当说,杞国东迁山东以后,鲁国是其发生联系最多的国家之一。据研究,杞国 从河南东迁大约在周厉王时期,东迁以后最早的居地即在鲁国的东北,即今山东新泰 一带。[6]后来,虽然又有多次迁徙,但大致没有远离这一地区,因此杞国与鲁国的 联系也最多。 正由于研究杞国历史文化的资料太少,有关杞国的历史问题才争议较多。因此, 在研究相关的问题时应当给出土器物等史料以充分的重视。研究杞国初迁于今山东何 地问题即是如此。 清道光年间以来,先后三次发现了杞伯每所作的铜器: ⑴清道光、光绪年间在山东新泰出土了一批杞国铜器,计有鼎、簋、壶、等十 件,各器的铭文基本相同。其中,簋的器铭为:"杞伯每作邾曹宝簋,子子孙孙永 宝用享。"[7] ⑵1962年,武汉市文物商店曾收购一件杞伯簋,其铭文与山东新泰所出的杞伯器 物相同。[8] ⑶1966年,山东滕县木石一带出土一件杞伯鼎,其铭文与山东新泰所出的杞伯簋 基本相同。[9] 杞伯每所作的铜器出土于上述三个地区,为解决杞国迁居山东问题提供了线索。 郭沫若认为这位杞伯每即是《史记·陈杞世家》中所记载的谋娶公。《陈杞世家》 记:"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时。"谋娶 公未迁徙时,其地距离武汉不是很远,杞伯器物流落武汉较为容易。周厉王时,"诸 侯力攻相并"[10],处于淮水流域里的淮夷部族也乘周政混乱之机内侵,杞国可能在 这时被迫迁徙。邾为曹姓,杞伯器中所言"邾曹"即是嫁于杞伯每的邾国之女。杞、 邾既为婚姻之国,因而谋娶公便携族投奔于邾。滕县木石正位于邾国境内,这里所出 杞伯簋很可能就是当时之遗。但邾为小国,此地毕竟不是久留之地,所以谋娶公又率 众北迁,立足于今山东新泰一带,这正是新泰能够出土这批铜器的原因。清人许瀚认 为新泰为杞都所在,这种看法应当是没什么问题的。 杞国在今新泰立足后,其活动中心或有一些变动。《春秋》隐公四年记曰:"莒 人伐杞,取牟娄。"可见,牟娄应属杞地。因此,学者以为此时的杞国已经不在新泰。 杨伯峻先生注曰:"据《清一统志》,牟、娄为两邑,牟城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二十 里,娄乡城在诸城县西南四十里。杜预注以牟娄为一邑,即诸城县西之娄乡。昭公五 年《经》及《传》'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如此,牟娄实一地,杜说可信。" 牟夷既以牟娄等三邑来奔,则三地应不至于离鲁太远。 齐桓公时,杞国曾居于缘陵。《左传》僖公十四年记曰:"春,诸侯城缘陵而迁 杞焉。"对此,《管子》也有记载,《大匡》篇曰:"宋伐杞,桓公曰:'杞,明王 之后也,予欲救之。’管仲不可。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 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下文又言"明年,狄人伐邢".《霸形》篇亦曰:" 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依此,杞国是因为宋国之伐,从而受齐桓公帮助,迁 于缘陵。但《公羊传》所说却有不同,其云:"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 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此又以徐、莒威胁杞 国而城缘陵。 《左传》僖公十九年记宋大夫子鱼说"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三亡国" 何指?一说为鲁、邢、卫,晋杜预[11]、今杨伯峻先生[12]主此说;一说为杞、邢、 卫,今吕思勉[13]、赵俪生先生主此说[14].关于鲁国,《国语·齐语》云:"桓公 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 但是,诚如吕思勉先生所云,鲁虽无君,国何尝亡?所以,后人如董仲舒仍以"三亡 国"有杞而无鲁,说"桓公存邢、卫、杞"[15].不过,《国语·晋语二》于葵丘之 会述宰孔论齐桓公之言云:"三属诸侯,存亡国三。"葵丘之会当鲁僖公九年,时在 齐桓公筑缘陵之前。而《左传》述葵丘之会并无宰孔论齐桓公此言,且宋大夫子鱼谈 到"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时也在筑缘陵之后。其实,在这里争论"三亡国"何 指并无多大意义,因为齐桓公曾筑缘陵以封杞毕竟是事实。 缘陵,人们认为在齐国境内,其实未必。桓公对各国之"存",无论邢、卫,还 是鲁国,其性质应该大致相同。杨伯峻先生说齐城缘陵以封杞,"犹楚之迁许于叶, 欲使在境内为附庸耳"[16],事实恐怕不是这样。齐桓公"遵旧典,守信义","正 而不谲",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才取得了各国的"宾服",《管子·小匡》篇说: "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齐桓公之城杞,一 定像为卫筑城以守那样,乃是筑其缘陵为固其国。旧说多以缘陵为杞邑,当无问题。 齐城缘陵乃因受到宋国侵夺或者徐、莒威胁,杞居缘陵时期又与鲁国来往频繁,以这 些信息来判断,缘陵距离鲁国亦不会较远。 又,《左传》隐公四年杜预注曰:"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六年淳 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 杞又迁都淳于。"对于杜预所说,学者多指出其有不确切之处。[17]关于淳于,《左 传》桓公五年有"州公如曹"的记载,州为姜姓国,其都城即是淳于。杜预认为杞国 迁来后便居于此地。然而, 杞国迁至淳于的时间,恐怕还应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 544年)诸侯城淳于之后,因为《左传》中所言"城杞",实即城淳于。学者一般以 为此淳于在今安丘东北,但诸侯城杞之年,晋国还到鲁国来"治杞田",而且鲁国的 季孙打算把成这个地方交给杞国,可见此时的杞国国都距离鲁国不至于太远。看来, 杞国所都的淳于当今何处,还难以遽作结论。 总之,杞国的中心曾经迁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种迁徙一定不至于距离太远,其 中所涉及的地名相当于今之何地,人们的理解也未必准确。在我们看来,杞国即使曾 经离开今新泰一带,也不会是再也没有回到这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杞国的活动范 围大致没有离开这一地区。至于个中原因,有学者认为夏朝本起于东方,与这一带有 密切联系,笔者以为应当给这种看法以足够的重视。 西周末年和春秋早期,鲁国可能曾经侵夺过杞国的土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记曰:"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昭公七年又记曰:"晋人来治杞 田,季孙欲以成予之。"所谓"治杞田",就是使鲁国归还此前所取的杞田。襄公时, 鲁国所归不多,于是若干年后晋人又来索取,迫于晋国的压力,鲁季孙以成地相与。 襄公、昭公时期晋人来索取的杞田,鲁国何时夺取,《春秋》一书不见记载,这很可 能是杞国在新泰立国之初的事情。据旧注,成邑当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新泰与这里相 距较近,这不仅可以证明此前杞国曾立足于此,而且还说明杞、鲁之间的争斗与交往 比我们从记载中所看到的要多得多。 从杞、鲁两国关系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杞国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 首先,杞国"不足征"夏礼。 杞国在周初被作为夏代的后裔给以封邑,按理说,杞国应该保存夏礼,奉祀夏朝 祖先,然而,杞国所保存的夏礼已令后人有"不足征"的遗憾。鲁国的大思想家、大 学问家孔子就是如此。 《论语·八佾》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 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礼记·礼运》记:"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 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孔子在当时是着名的礼学家,如果上述记载没有问题,则孔子为了学习和了解夏朝的 礼乐文化,曾经亲到杞国。只是杞国文献不足,仅得《夏时》。郑玄注曰:"得《夏 时》,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所谓《小正》,即《夏小正》,该 书原为《大戴礼记》中的一篇,它按照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了每个月中的 星象、气象、物候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可能即是从夏代流传下来。《夏小 正》春秋时期已有,《隋书·经籍志》在《大戴礼记》之外另有《夏小正》一卷,可 知当时已经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小正》的单行本流传。现在流传下来的《夏 小正》,内容已有部分残缺和错乱,而且其正文与后来注释的传文混杂在一起,难以 分辨,但此书仍有重要的价值。孔子自杞国得之,应该归功于杞国的保留。 杞、宋两国是夏、商二代王朝的奉祀国,理应保存二代礼乐较为全面;鲁为宗周 封国,因其为周公之后而成为姬姓宗邦,从而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左传》襄公 十年记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意思是诸侯了解礼乐制度,可以到宋、鲁两 国去观察。宋国保存的自是殷礼,而鲁国保存的显然是典型的周礼。实际上,在保存 夏代礼乐方面,杞国应当与宋、鲁具有同等的地位,这从孔子之言中也不难看出。然 而,夏朝已远,而且周代的杞国本身即是周武王在夏禹后裔中"求"得,"以奉夏后 氏祀"[21],夏朝文献定有散佚,更何况杞国处在大国之间,忙于周旋,疲于奔命, 于先王礼乐也无力给以充分重视了。 第二,杞国行用"夷礼",与周礼不同。 杞为夏禹后裔,立国于鲁国东北的新泰一带后,与鲁国交往很多,然而,尽管杞 国事鲁比较恭敬,但鲁国仍然看不起杞国,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杞国行用的是"夷 礼".对此,《左传》中有明确的记载: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九月,入 杞,讨不敬也。" 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 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恭 也。……秋,公子遂入杞,责无礼也。" 鲁国有浓厚的礼乐传统,素来亲近同姓而拒斥异姓。有人指责鲁国"奄然坐大",悍 然接受小国之朝,而"莫知有字小之义"[18].小国交鲁,鲁国确"无一介之使往报 其礼",但鲁国的邦交中的确有亲近同姓的意思存在。时人的宗法观念是:"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9].在诸小国中,曹、滕与鲁为同姓 兄弟,邾、莒、薛、杞皆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 滕侯。邾莒皆鲁之近邦,邾、杞则频频朝鲁,然邾、莒为鲁之世怨,杞侯之朝更以不 敬见讨。[20] 鲁国作为姬姓"宗邦",诸侯"望国",又是遵守周礼的典型,故有"周礼尽在 鲁矣"的说法。作为周礼的模范执行者,鲁国不能容忍所谓"无礼"与"不敬".对 鲁国来说,杞为异姓邦国,本来就有天然的拒斥心理,再加之不行周礼,鲁国自然不 愿与之相睦。所以,杞国国君去世,鲁国史书《春秋》贬称其爵为"子",鲁人甚至 以其来朝时使用夷礼为不恭,对其加以卑视。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鲁人称"杞,夷也",把杞国与东夷人等量齐 观。而且,尽管杞国事鲁十分恭敬,而鲁国又不愿看到杞国来朝时使用夷礼,但杞人 依然我行我素,坚持使用夷礼而不改。这是否因为杞为夏后,而夏氏族即起于东方, 与东夷文化有难以分解的渊源。 第三,杞人有浓重的忧患意识。 《列子》上有"杞人忧天"的记载,曰:"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 者,又有忧彼所忧者。"对于这个成语,后人理解与其本意或有不同。今有学者根据 杞国的历史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杞国先后被宋、郑、莒、鲁等国胁迫,受宋、莒、 淮夷、鲁等国多次攻伐,土地被郑、莒、鲁等国侵夺,被迫迁徙,国祚几亡。天地虽 大,却没有杞人的安居之地,这正是杞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而寝食不安的历史 背景。[22]笔者以为,这样理解"杞人忧天",正符合杞人忧虑自己"身亡(无)所 寄"的实际情况。 杞人的忧患意识在史料中也有反映。杞与鲁邻,鲁人懂得"结四邻之援"[23], 但杞国主动结好鲁国,鲁国却蛮横不礼,动辄指责问罪,究其原因,杞为鲁之异姓以 外,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弱小。因此,为求生存,尽管鲁国异常跋扈,杞国始 终没有与鲁国进行正面的对抗。而且还主动与鲁国结为姻亲,以密切两国关系。 杞国与鲁国的婚姻关系,同当时的许多跨国婚姻那样,属于政治婚姻,如鲁庄公 之妹伯姬嫁于杞国国君后,常常奔走于杞、鲁之间,为两国的睦邻友好肯定起了积极 作用。 春秋前期,齐、晋两国先后成为诸侯霸主,杞国自然也竭力追随。《左传》成公 十八年记曰:"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语之,杞伯于是骤朝于晋 而请为婚。"杞桓公所寻求的自然也属于政治联姻。晋国势力强盛时,杞国依靠这些 努力,得到了晋国的庇护。然而,晋国的帮助毕竟是有限度的。如晋平公的母亲为杞 国之女,所以晋平公便为杞国整修城墙,对于这种行动,有人便持异议,说"甚乎其 城杞也",认为晋平公这样做太过分了;还有人说:"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肆是 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24]他们根据当时的"亲亲" 原则,反对帮助杞国,甚至认为这是"离德"的表现。 当晋国派司马女叔侯到鲁国办理归还杞国土地事宜时,由于鲁国没有全部归还, 晋平公的母亲十分生气,但叔侯却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 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余 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 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 鲁以肥杞?"[25]周代是姬姓的天下,当时有所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26]的说 法,人们认为"非吾族类,其心必异"[27].鲁与晋为"兄弟之国",但即使在这样 的大环境之下,鲁之于晋尚且殷勤异常。况且春秋以来,诸侯互相攻伐,强国欺负弱 国,杞国既为异姓,又加国力微弱,如果没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不惮仆仆,在列国间 积极奔走,杞国国祚能够维系至战国时代是难以做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大戴礼记·少间》。 [2]见于《殷虚书契后编》下。 [3]《史记·陈杞世家》。 [4]同上。 [5]同上。 [6]见郭克煜先生:《杞国迁居山东问题》,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 [7]见曾毅公:《山东金文集存》。 [8]见《文物》1962年第10期。 [9]《山东滕县出土杞薛铜器》,《文物》1978年第4期。 [10]同注[3]. [11]《左传》僖公十九年杜注曰:"三亡国:鲁、卫、邢。"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82页,中华书局,1990年。 [13]《吕思勉读史札记》第168—1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4]赵俪生:《说杞》,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 [15]《春秋繁露·王道篇》。 [16]同注[12]书,第347页。 [17]如程有为:《杞国及其迁徙》,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 1988年;赵俪生:《说杞》,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 [18]《左传纪事本末》卷十一《鲁与邾莒构怨》高士奇语。 [19]《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0]详请看杨朝明:《鲁国礼乐传统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1]同注[3]. [22]同注[17]程有为文。 [23]《国语·鲁语上》。 [24]《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5]同上。 [26]《左传》隐公十一年。 [27]《左传》成公四年。 【原载:中国先秦史学会编:《杞文化与新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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