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子弟参加学运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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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少将李福泽出身于富贵之家，在北平求学期间受革命思想熏陶，在上海上大学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完成从思想到行动的逐步转变，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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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求学接触新思想 激进青年萌生责任感
1914年1月，李福泽出生在昌邑县东冢乡（今昌邑市下营镇）火道村一个工商业资本家兼地主的家庭，他家是当地的富户，家有房产二三百间，父亲投资参股了青岛啤酒厂、张裕葡萄酒厂和银行等许多产业。如今，火道村仍有李家的老宅，下营镇挖掘红色文化，将李家几间房子重新修缮，建成李福泽将军事迹陈列馆，已于今年7月1日开馆。
家里经济条件好，少年的李福泽过着吃喝不愁、玩乐不拘的生活，父亲对他抱有很大期望，送他上学、练武。他8岁进入私塾，十几岁时离家到烟台上小学，先后在育才小学、东海中学、烟台八中及益文中学读高小和初中。
1932年，李福泽考入北平汇文中学，插班初二，与彭雪枫、张学思、邓力群、启功、贾兰坡、梁思成、王大珩、万国权等曾是校友。汇文中学是一所美国教会"美以美会"附设的蒙学馆，师资水平高。学校每周都会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作讲演，李福泽有机会聆听胡适、冯友兰、张奚若等人的演讲，接触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知识。
在北平求学期间，他住在大哥的同学张智忠（1908-1941,中共昌邑县委第一任书记，昌邑县东冢乡集东村人）家里。张智忠经常给他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讲北伐战争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还启发他多看一些俄国进步文学作品，多读一些哲学、经济学著作等。李福泽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革命叛徒考茨基》《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等书籍，思想豁然开朗，对世界革命和社会发展有了初步认识。这名热血男儿逐渐萌发了追求真理的思想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不再承袭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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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一二·九运动 完成思想转变
李福泽1935年9月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2月9日，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12日，复旦大学以全体学生名义致电北平各大学学生会：反对华北自治，讨伐殷耕，青年应有救国的自由，全国青年应一致响应北平学生，誓为后盾。
12月16日，复旦大学进步学生郑通骘等同学贴出《告同学书》，李福泽当时在住院，也积极地在《告同学书》上签了名。12月19日，全校600多名学生联络了上海法学院、持志学院、上海大同大学等校的8000余名学生，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后，上海成立"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12月23日，复旦大学800多名学生又高举"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的横幅，徒步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沿途散发《告同胞书》。
1936年3月24日晚，大批军警把守复旦大学校门并包围学生宿舍，抓捕进步学生，在与学生的冲突中打死了人，他们反而诬告学生开枪打死人并窝藏武器，逮捕了7名领导学生运动的骨干学生。
这次事件后，李福泽对南京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运动、逮捕进步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查封学校的进步刊物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剿共"、对日妥协的政策非常气愤。他积极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参与发布以复旦救国会名义发表《告全市同胞书》，聘请知名律师充当学生代表出庭辩护。4月中旬，被捕学生经各方努力被营救出来，但学生运动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军、警的镇压下一度处于低潮。
1936年暑假，李福泽与许多进步同学被学校以莫须有罪名除名，他被迫转入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学习。此时，大夏大学"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杜星垣看到他积极性很高，在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就发展他加入了"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
李福泽一直负责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参加了多次秘密会议和组织的各种活动，完成了从一个富家子弟到革命青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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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革命道路 奔赴延安学习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李福泽郑重地给家里写信，说打算出国留学，需要费用。父亲一听，马上从青岛汇款到上海，他没料到的是，"宝贝"儿子一收到钱，便邀了几个同学直奔革命圣地延安，毅然踏上了抗战的革命道路。
在陕西泾阳，李福泽与几位同学一起见到了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时认识的胡乔木。经胡乔木介绍，李福泽来到延安的陕北公学。当时延安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与上海有天壤之别，他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以苦为乐，精神饱满，始终保持着乐观和高昂的士气，完全看不出是富贵公子出身。
陕北公学的课程少而精，设有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军事等课程。军事理论课主要讲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运动战、游击战及典型战例的战略战术，此外还进行各种军事训练，如队列训练、军事演习、夜间急行军等。李福泽听课非常认真，训练十分刻苦，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与同学们讨论时，他都能谈出深刻的学习体会和独特的见解，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体会较深。短短几个月的学习，李福泽打下了一定的军事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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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业回鲁 接受组织安排
李福泽到达陕北时，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天津、张家口，接着又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线进攻华北。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8月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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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团抗日，热血文人成武将
1944年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前排右一罗荣桓，右三为王建安，右五为李福泽。
当时，在中共的将领里面上过大学的不多，而上过大学又担任军事主官的，则少之又少，知识分子李福泽几乎成了唯一。山东纵队的战歌中："日寇侵入山东，投降派逃跑了，我们站起来，徂徕山举义旗，我们时时守土不离开。五井、孙祖、青驼寺、大柏山，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斗……"歌颂的四次胜利战斗中，李福泽指挥和参与指挥了三次——五井、青驼寺、大柏山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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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家乡宣传动员 组织抗日武装起义
李福泽回到家乡找到昌邑县委书记张智忠，见到了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又名季方华），汇报了省委的任务，提出建立武装的具体设想。当时昌邑县的党组织刚刚恢复，只有7名党员，鹿省三与张智忠决定，立即介绍李福泽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委委员、县委军事部长，负责三区工作。
李福泽遂以昌北龙池镇瓦城小学为中心，以三区的"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成员为骨干，奔波于各村进行抗日宣传，他鼓励青年农民、回乡学生参加抗战队伍，号召大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他征求县委意见，介绍瓦城小学副校长孙汉三、教导主任刘光汉及翟瑞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瓦城小学成立党支部。李福泽经过积极筹备，深入发动，从瓦城、白塔等村组织参加起义的青年100余人，他们准备了大刀、长矛和十几支老套筒，为起义做好基本的准备工作。
1938年1月27日，鹿省三在潍（县）北蔡家栏子村组织约400人100余支枪宣布起义，竖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以下简称七支队）的大旗。2月5日，李福泽与孙汉三、刘光汉、翟绍先、董振才将瓦城及周围村庄的150余名起义人员集中起来，在瓦城小学举行起义，也公开打出了七支队的旗帜。2月16日，鹿省三率潍北起义部队到达昌邑与瓦城起义队伍汇合，七支队编为四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昌北的部队是其中两个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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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家营突围，打响抗日第一枪
起义后，队伍最缺乏枪支，服装和食宿等问题也都亟需解决，李福泽到青岛找经营电灯公司的大哥李福源，以分家要家产为名，向大哥要钱，买了20支枪和一些布匹解决急需。
3月6日，部队移驻肖家营村的第二天晚上，扶宁村维持会的地主武装头子带着200余名日军突袭肖家营。李福泽得到消息后，提着手枪第一个冲了出去。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机枪架在房顶上四处扫射。李福泽急忙组织部队撤退。在突围中，8名战士牺牲，12人被俘后惨遭杀害，冲出去的大多数人都跑散了，他带了支队领导和30多名战士跑到火道村自己家中躲避，这是七支队成立以来遭遇的最大挫折。肖家营的枪声停止后，李福泽又只身一人返回寻找伤员，安抚村民。这次战斗虽然遭受损失，但打响了当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1938年6月底，七、八支队在掖县（今烟台莱州）平里店合编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下辖三个区队（相当于团），李福泽任一区队区队长。7月起，他率部协助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粉碎了参谋长赵森堂等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叛乱阴谋，击溃王尚志、李笑文等13股土顽杂军，帮助恢复小清河以南的抗日根据地。11月27日，八支队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区队改为团，李福泽任一团团长，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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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井遭突袭，李福泽沉着应战
1939年5月，部队精编，团改营，李福泽任一营营长。9月，他带两个连在临朐县五井镇休整。10月25日凌晨2时，临朐日军一个中队及伪军300余人突袭五井镇，很快占领了制高点莲花山，企图围歼我驻军。李福泽临危不乱，机智沉着，迅速从枪声的"清脆"和"闷钝"声中做出判断：进攻东门的是日军，进攻北门的是伪军。他决定先以少数兵力牵制日军，集中大部兵力围歼伪军，击溃伪军后，再集中全部力量包围日军，争取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李福泽率一连、二连死守北门，指挥一连副连长带一个排出北门，向伪军侧后迂回，经过激战，几百名伪军除被击毙100余人和少数逃窜外，其余的全部被俘。此后，日军在莲花山至东门和莲花山北麓一带进攻越来越乏力，被迫退回到山顶。
一、二连以最快的速度向莲花山运动，李福泽带领一连正面进攻，二连从敌后进攻，三连一个排留守，两个排前来增援。战斗开始后，李福泽带领一连向山上冲去，但因敌人火力太猛，被压制在山脚下。三连从南北两面向莲花山东侧高地发起进攻，他们采取迂回战术，前后夹击，使敌人腹背受敌，迅速占领一座砖瓦土窑，并在这里架起机枪。
在三连与敌人争夺机枪的同时，李福泽带领一连战士，巧妙地利用地形，避开敌人的火力，迅速接近山头上的敌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肉搏战，李福泽率军夺回莲花山，下午2时发起反击，激战至黄昏，除少数日军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17个小时的五井歼灭战胜利结束，击毙日军守备队长以下63人，伪军120人，俘日军1人。战后，一营受到山东纵队通令嘉奖，还受到延安八路军总部的表扬。五井战斗解放了大半个临朐，恢复了生产和商业，使五井成为临朐重镇。1939年11月3日，《大众日报》以《庆祝临朐大胜利》为题发表社论，赞誉五井之战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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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攻青驼寺 粉碎大扫荡
1939年6月至12月间，山东顽军向山纵所属部队进攻90余次，杀我军民1350余人，扣押干部、战士近1000人。8月，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由山纵副指挥王建安指挥。在这场战役中，李福泽作战十分勇猛，率领全营首先攻占丝窝村，一气攻下18个山头。
1940年9月，山东纵队整编为4个旅，李福泽任一旅一团团长，王文轩任政委，旅长为王建安。此时，日军集中万余人对沂蒙中心根据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侵占了刚举行过山东各界联合大会的青驼镇，成为插在根据地中心的一颗钉子。一团奉命返回根据地，李福泽指挥对青驼寺发起总攻，打退敌人6次冲击，歼敌3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中心根据地的大"扫荡".
在历时23天的反顽战役中，李福泽参加和指挥大小战斗29次，歼敌1400多人，把国民党反动派在鲁中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打了下去，收复了被顽固派侵占的北沂蒙根据地。一团创造的外部爆破经验先在鲁中地区推广，后推广到山东纵队各部队，为有效摧毁日军据点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发挥了极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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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老一团"解放蒙阴城
蒙阴县城是日伪军伸入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基地。1945年3月，为了拔除揳入泰山和沂蒙山区的这颗钉子，鲁中军区决定用四个主力团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发起蒙阴战役，李福泽率主力团担任主攻。战前，他根据蒙阴城内的伪军情况，准备了两个攻城方案：一是派人化装潜入城内，利用内线关系炸开城门，接应攻击部队入城。二是用强攻战法攻入城内消灭日伪军。是夜，蒙阴城门被炸开后，由于攻城部队未能靠近，敌人又将炸开的城门堵死。李福泽当机立断，立即下达第二套强攻方案，首克西门，展开巷战，经一夜激战，全歼城四关的伪军，将敌人压缩在城内小围子里。此役，我军共歼日伪军1300余人，使沂蒙区与泰南区连成一片。
一团全体官兵在李福泽、王文轩率领下战功显著。鲁中军区在莒南召开第一次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代表大会，一团有5名干部战士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一团也成为山东军区的主力团，被鲁中军民亲切誉为我们的"老一团".李福泽作为山东著名的主力团团长，成为山东根据地少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事主官，完成了从富家子弟到革命战士的蜕变。
1937年10月，日军大举入侵山东。
根据组织决定，李福泽1937年11月底学业结束后，与红军干部韩明柱一同前往山东，12月初到达泰安，见到了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张霖之向他们传达了省委关于建立党的组织和地方政权，组织地方武装，独立自主地进行敌后游击战的指示精神，并明确地告诉李福泽："经省委研究决定，你回到原籍昌邑县，宣传和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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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勇兼备，东北战场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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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李福泽先后任鲁中军区警备第三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一旅旅长、纵队参谋长，安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参谋长。他身经百战，智勇兼备，参加了东北战场几乎所有的战役、战斗，他是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新开岭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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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兵力攻打新开岭 歼灭25师扭转局势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0月19日，国民党军八个师10万余人，从沈阳地区出发，兵分三路袭击解放军的辽东地区。面对强敌，胡奇才、彭嘉庆、欧阳文和李福泽等四纵将领在通远堡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拟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方案，获得军区批准。
根据战斗部署，解放军于25日黄昏收复辽东重镇赛马集，初尝集中优势兵力的甜头，也使国民党军25师失去后方依托，空虚的本溪、抚顺暴露在我军主力面前。
新开岭位于宽甸西北与赛马县交界处，四周高山重峦，宽甸至赛马县的公路穿行其间，形成狭长的山谷洼地，地形对解放军十分有利。10月30日，解放军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进这里，下午集中八个团的兵力，兵分三路向敌人发起攻击。
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双方都已十分疲劳，国民党军见势不妙，干脆放弃全线防守，将兵力龟缩至公路一侧地形突出的老爷岭、黄家堡子一带拼死抵抗，辽东地区敌人的各路人马也向新开岭地区接近，新22师已赶到双岭子附近，其余各路分别占领了通化、宽甸和安东，沈阳来的飞机空投弹药接济25师，并投下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杜聿明给师长李正谊的信件，叫他固守待援。
新开岭战役到了关键时刻，是打还是撤？包括李福泽在内的四纵几位领导彻夜不眠，交换了意见，统一了看法：坚决攻下老爷岭，消灭敌25师。
李福泽参与指挥新开岭战役，坚决支持胡奇才司令员的决策，最终开创了以八个团兵力，全歼敌整编25师（千里驹师）的先例，歼敌1190人，俘虏师长李正宜，副师长段培德以下8000余人。这是四纵成立以来首次规模最大的歼灭战，此战扭转了东北战场的被动局面。第二天毛主席、党中央发出嘉奖令。延安《解放日报》11月5日发表《第25师的毁灭》的社论。毛主席亲自起草了电报指出："第一次集中五个团打25师，未能奏效；第二次集中八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中12个团，以期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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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阻击增援战，粉碎蒋介石北援计划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发起。四纵等部队为保障主力夺取锦州，在锦州西南塔山地区对增援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防御作战——塔山阻击战。李福泽时任四纵参谋长，负责具体作战方案和命令的发布、兵力部署调配等，协助纵队首长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他一生打胜仗无数，这一战最为有名。
战斗从10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东进兵团"第六十二、第八、第一五一、第五五七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向塔山一线发起多路进攻。第一天的战斗十分残酷，"东进兵团"伤亡1174人，四纵伤亡319人。第二天打成了阵地争夺战，双方伤亡进一步扩大，"东进兵团"伤亡1300多人，四纵付出了伤亡563人的代价。
10月13日是战况最激烈的一天。拂晓4时30分，国民党军的炮兵开始向白台山、塔山的阵地猛烈轰击，独立九十五师以团为单位分为三拨，每个营为一拨，一拨受挫，另一拨马上跟上，密集冲锋，一步步往前推。解放军的塔山防线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国民党军的人海战术也遭到重大伤亡。原来，四纵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了工事，增修了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了地雷与各种铁丝网，将主力团10师28团调到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堡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配置了16挺重机枪、49挺轻机枪、9门六○炮及团属迫击炮，火力空前猛烈，国民党军一冲到解放军阵地前，就被压制下去。
10月14日凌晨5时，国民党各军的炮火开始向塔山阵地轰击，但其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却在这一天退出战斗。上午11时，锦州总攻开始，塔山之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民党军不顾一切地向解放军防线冲击，双方一直激战到黄昏。独立九十五师几乎被打残，全师缩编起来不过三个营多一点，其他部队也是伤亡惨重。国民党军的斗志被完全瓦解，塔山阵地真正成了他们不可跨越的铜墙铁壁。
10月15日8时，战斗结束，四纵经过六天六夜的鏖战，歼灭国民党军共计6549人，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创造有利条件，创造了"模范的英勇顽强的阻击战"范例，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北援计划。战后，四纵受到"东总"的嘉奖。
国民党军队靠军官指挥士兵，一个排十多个人，只有一个排长指挥，塔山战场是片开阔地，一个排散开了，排长根本无法指挥。蒋介石失去了塔山，不能向锦州前进一步，从而失去了整个中国大陆。
此役胜利，四纵发挥了解放军的"组织编制"优势，即"三三制",一个排分三个班，班长都是战斗骨干、共产党员。一班分三个战斗小组，组长也是战斗骨干。所以"三三制"作战配置，使解放军在分散的开阔地战场上没有分散战斗力。国民党七个的师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轮番进攻被打退。但李福泽跟官兵们谈起来总会说："塔山阻击战中，上有领导的正确指挥，下有四纵官兵的英勇战斗，我这个参谋长做的是具体工作，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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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军南征北战，守卫北平获仁义之师美名
1948年11月，四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归第四野战军建制。12月，第41军参加平津战役，作为东北野战军的先遣部队，首批入关，切断平绥路，歼灭国民党第13军。后向张家口进军，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了国民党七个师共5万余人。
1949年1月，李福泽随41军占领南口、西山一线，参加包围北平的战斗。北平和平解放后，41军入城担任卫戍任务，获得"仁义之师"的美名，并代表解放军在西郊机场受到毛主席和总部首长检阅。同年4月，41军奉命南下，经河南、湖北抵达湖南。10月，他随军参加了衡（阳）宝（庆）战役。
曾与李福泽将军前后共事五年的四纵老兵王之明言，李福泽将军虽为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但他不孤傲清高，无官气骄气，生活简朴，不讲穿着，不讲排场，有一次甚至被人误会为老炊事兵。
那是1946年，四纵在东北通远堡整训，准备国、共和美国三方军调部人员视察，当时部队纪律要求极严。某日晨，李福泽独自一人上街溜达，因歪戴帽，嘴叼烟，上衣皱巴巴，油亮亮（长期不洗），被纠察队带到警卫营部。纠察队员向警卫营营长报告称，抓了一名违纪的炊事员。营长一看是纵队参谋长，连忙赔礼道歉，严肃批评纠察队员，李福泽挥手制止说："他们做得对，做得好！"又表扬营长："我看你们还真有点周亚夫治军细柳营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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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撒荒漠，从零开始学导弹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筹建导弹试验靶场，有文化的李福泽被选中，担任副司令一职。从钟情的大海边来到荒凉的西北戈壁，从零开始，战胜自然环境，潜心搞导弹、卫星，他见证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艰难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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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司令孙继先点将 从南国来到戈壁滩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增强我国防御能力，我国决定发展国防尖端武器，1957年开始筹建导弹试验靶场。1958年初，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戈壁滩，"天上无飞鸟，地上无虫草，风吹沙石跑"是戈壁滩荒芜人烟的真实写照，那里最冷时有零下20多度，最热时高达40多度，没有雨水，因风沙太大，吃饭时，大家要把帽子拿下来，扣在菜碗上、饭碗上，吃下去的，依旧有饭有沙，生活条件之艰苦超出常人想象。
与此同时，以志愿军20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靶场管理机构。1958年10月20日，兵团番号停用，对内称"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前身），孙继先担任司令员，由他点兵点将，考虑到基地是一支以试验任务为主的高科技部队，副司令最好是有文化的，他选中了当年在115师教导一旅当旅长的参谋长李福泽，此时李福泽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虽然李福泽对大海情有独钟，可一来到戈壁沙海，立马把全部精力用在导弹事业上。从战场打仗到基地搞导弹，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茫茫大漠迎风斗沙、铺设专线铁路、进行基地的基本建设、组建基地的发射队伍、进行技术练兵、严格保密纪律，他处处以身做则、身先士卒，很快成了孙继先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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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苏联专家学技术 练出过目不忘绝活
我国发展导弹技术是从零开始的，苏联先后分三批往基地派了163名专家，参加靶场勘察、技术培训、设备安装等工作。李福泽文化程度高，又打过无数胜仗，但他仍能放下将军的架子，虚心跟苏联专家学导弹技术。
分管苏联专家接待工作期间，他将此作为学习机会，遇周末或者节假日，便提着酒，端着花生，请苏联专家喝酒，问这问那，都是与导弹有关的问题。一杯下肚，苏联专家也打开了话匣子，有问必答，而且答得比平时还慷慨大方、详细具体，他因此学到了不少东西。
按照规定，苏联专家授课，学员的笔记本课后要上交保密室保管。为此，李福泽探索记忆诀窍，练出一套记忆绝活，苏联专家教授的内容他过耳不忘、过目不忘。
1962年11月，孙继先调离戈壁，李福泽代理司令员一职，成为基地（现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第二任司令员，他这一代理就是8年。
士兵断粮十多天难以为继 要到军粮却分给当地饥民
三年困难时期，基地物资供应奇缺，部队生活困难。1962年，戈壁滩几十公里的沙枣林叶子被撸光，当地政府一直告到国务院，空军司令员兼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院长刘亚楼上将将李福泽召到北京，指责他的部队毁了戈壁滩几十公里沙枣树林。
李福泽调查了解到，有一个团粮食不足，已经断粮十多天，于是将沙枣叶子磨成粉，掺着粮食吃，就这样他们的粮食也仅够吃十几天。闻听此消息，一向把广大官兵视为亲兄弟的李福泽感到阵阵酸楚，心都快要碎了。怀着沉重的心情，他提笔给上级写下了一份检讨报告，说"不怪战士们，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当天晚上，他直飞北京，向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申请要粮食。
周总理知道基地部队挨饿的消息后，来到中央军委会议的会场上，特地为他们安排粮食。不到一个月，上级通知基地派人到北京押运粮食。当专列停靠在一个荒凉的小站上加水时，几百名饥民蜂涌而来，他们是来抢粮食的。押运士兵先是劝阻，后是鸣枪警示，但都无法制止。
李福泽接到饥民抢粮的电话，不知如何作答，最后做出痛苦而艰难的决定："把剩下的粮食、干菜全都卸下来，分给当地老百姓！""首长，这可是咱们部队的救命粮啊！""执行命令！"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后来，上级又补助了一部分粮食给基地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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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眼中的父亲
李福泽有7个儿子，69岁的李联琮是其第三子，现居北京。
1958年，李联琮9岁，父亲带着母亲到了戈壁滩，兄弟们在北京由一位保姆带着，上学的哥四个都住寄宿学校，北京的家就像一个寄放娃娃的旅馆，从此，父子分离了近20年，"我没跟父亲握过手，父亲也没有抱过我，甚至也没有跟父亲照过一张单独的合影。"
李福泽对儿子们要求非常严格，说一不二，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当兵时表现很好，有机会能保送上大学，但父亲要求他的孩子一个不能去，因为毕竟名额有限，父亲说要让其他老同志的子弟去。"李联琮说，兄弟们全是在部队或地方自学成才。父亲要求他们不能保送，不能调到大机关，不能调回北京去，要做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
李联琮当兵时干的是火箭推进剂燃料的加注工作，是发射团最辛苦最危险的，他一干15年，直到最后转业。虽然当时有一点埋怨，但现在他十分理解父亲，"他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做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这个作风一直影响到现在。"
李福泽生活俭朴，从西北戈壁搬家回北京，只有19个破箱子随行，一样家具都没有，他自己没有家具，也没有给孩子们留下过什么。李联琮结婚时，父亲给他打了一对沙发，说"就用这个吧。"这对沙发，李联琮一直保留至今，视为无价之宝，"这是父亲留给我的纪念，也寄托了我对他深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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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 李福泽的任职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任四十一军副军长。
●1952年4月，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一年后改任作战处处长。
●1955年2月，调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7年6月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58年10月，调任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参加组织导弹的发射试验工作。
●1962年11月，由于司令员外调，他代理司令员。
●1970年，升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二十训练基地司令员。
●1974年，被隔离审查。
●1980年5月，平反，恢复工作。
●1981年6月，按大军区副职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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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11个"第一",被誉发射将军
1965年6月，李福泽（右）陪周总理视察第二十训练基地。
1966年10月，聂荣臻在李福泽（右）陪同下，现场指导两弹结合试验。
1966年10月27日，聂荣臻（前排中）、钱学森（左）、李福泽（右）在第50号发射基地。
在基地，李福泽先后指挥了中国第一枚地对空导弹、空对空导弹、第一枚核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等11个"第一"的发射任务，是我军导弹武器和卫星发射试验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60年至1974年期间，他指挥发射了800多枚导弹、火箭发射任务，被誉为"发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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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两弹结合试验 面临多方巨大考验
荒茫的戈壁滩，几万大军的吃、穿、住、用难以解决，1960年8月初，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加上面临严重的困难时间，有人提出基地暂时下马的建议，但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等领导为保住这棵共和国的"独苗",给予其最大支持。1958年至1970年，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在漫长而艰难地前行着。
1962年11月，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此后，导弹、火箭的研制试验就在中央专委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快速发展。1964年至1966年，更是基地发射试验的黄金时代。
1966年初，中央专委批准，国防科委向基地下达了执行核武器导弹发射试验任务。以二十基地东风靶场作为发射实验首区，新疆罗布泊核实验上空作为核弹头爆炸专区。9月28日，中央专委发来电报说："两弹结合"试验，是用导弹作运载在大陆本土进行（因当时没有远洋测量船），在国际上都是首次，只能成功，不能出事，出了事影响太大！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一定要先把合练搞好，保证不出事故！
针对很多问题，比如保密问题、导弹与核弹的技术协调问题、设备仪器的隐患问题、预想应急方案问题、政治觉悟问题……李福泽作为本次试验任务的发射司令，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局势，深感千头万绪，压力重重，如履薄冰。
10月25日，聂荣臻乘专机来到发射首区，在临时党委会上说："我来之前，毛主席、周总理都跟我谈了话，对这次实验抱有很大希望，总理指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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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勇士坚守一线 不负众望完成实验
10月26日，导弹和核弹头要从技术阵地运到发射阵地，正遇到强冷空气袭击发射场，同时伴随着大风，风速20米/秒。风卷狂沙，昏天暗地，能见度极低，几乎看不见路，所有人尤其司机担心，运输的车辆如果一歪，核弹头就有可能爆炸。李福泽亲自拿着手电，照着路面，步行走了几公里，他告诉司机：放心大胆地开，出了意外我陪着你。在发射阵地组装对接弹头时，他陪着亲临现场的聂荣臻元帅，拿把藤椅坐在边上，看着操作手操作，他说要与工作人员在一起，给他们壮胆助威。
10月27日发射当天，李福泽主要负责弹上和地面系统的指挥工作，指挥位置应该在发射点几十公里以外的敖包山指挥所。他从发射场出来，突然就钻到了地下控制室，这个控制室离发射点只有160米，竖井深度5米，一个最危险的位置，一旦出情况，发射失败，这里会首当其冲弹毁人亡。
当时基地党委研究决定，控制室内只留七个人，后来命名为"七勇士".他们看到李福泽过去，就说："司令员，您不能在这里。"李福泽执意留下不走，还对操作人员说："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你们心里就踏实了。"此刻，发射已进入1小时倒计时。
第一实验部高震亚政委一看司令员不走，打电话报告给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元帅知道后说："把李福泽给我‘抓’回来，他不能待在那里，要待在这个（指敖包山）指挥位置。"李福泽说："我不能去，我要待在这里，坚守到底，把这发弹打成，我要给他们壮胆。"聂荣臻说："你不回来就无法发射了。"没办法，李福泽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敖包山。
9时10秒，核导弹腾空而起，按预定弹道进入弹着区，核弹头在靶心预定高度爆炸，实验非常成功。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两弹结合"实验前后只用了两年时间，而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美联社评论说：这是不可想象的闪电般的进步。
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成功，是我国国防军事领域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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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打真星，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1965年，我国开始了人造卫星的研制，为了实现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需要，聂荣臻元帅提出把卫星测控系统的研制、总体设计、设备抓总、机构组建、管理使用全部交给基地负责，基地成立了卫星测量部。"文革"开始后，基地顶住冲击，排除各种干扰，靶场建设和科研试验取得较大发展，进行了多次成功的试验。
1970年2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发射我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试验方案。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前，中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可谈，当时基地也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打模拟星，一种意见是打真星。李福泽坚决主张打真星，双方争论不休，后来到了北京，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周总理亲自批准一步到位打真星的方案。
4月24日下午3时50分，周总理电话告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毛主席已批准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要一次成功",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所担心，面对发射任务书，都迟迟不动笔。李福泽说；"只要卫星没有问题，发射就没有问题，我首先签字，我负责。"然后其他同志依次签名。
21时05分，问题出现了，此时距离预定的发射时间仅有30分钟，一个电话打到北京，汇报情况，周总理说："只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必须按原定时间发射。"李福泽带人紧急处理，10分钟解决了问题。21时35分，运载火箭喷着橘红色火焰冉冉升空，各测量台、站报告信号良好，跟踪正常，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顺利入轨，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
发射成功后，他拿起话筒向周总理报告，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双眼充满了泪水，秘书智银邦从来没有见这种情形。
在执行"东方红1号"任务期间，李福泽刚被升职为（原）国防科委副主任兼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结束了8年的代理司令员职务，智银邦为他感到高兴："您可以到北京工作了。"李福泽却继续坚守在戈壁滩，他说，这里有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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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发射塔，青山埋骨千年胡杨林陪伴
1974年，李福泽在"批林批孔"中被诬陷，遭错误批判和关押审查达4年之久，直到1980年5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分配工作。1981年6 月，李福泽按大军区副职离职休养。
退休之后，李福泽一直念念不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94年最后一次回去时，他在发射东方红卫星的发射塔前留影，几十米高的发射塔架，他坚决不坐电梯，要亲自爬上去，再看一眼戈壁滩，向戈壁滩做最后的敬礼。
早在1960年时，孙继先将军代表基地党委常委喊出一句口号："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所以基地的老领导、老干部全都埋在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1996年12月24日，李福泽将军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82岁，骨灰分为两处安葬，一处是在他曾经战斗过的葫芦岛塔山烈士陵园，与吴克华、莫文骅、胡奇才等四纵将领和烈士们在一起；另一处是他长期工作过的酒泉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在那里，陪伴他的是聂荣臻元帅、孙继先、栗在山等战友们，不远处是高高耸立的发射塔和千年不倒的胡杨林。在那里，他能看着中国航天事业的成长和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