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
绪 论
文明华夏何年始，汶口寻源一问之。
莫道殷墟甲骨早，史前骨刻看东夷。
中华民族有两条贯穿东西1万余里的地理长河，还有一条贯穿古今5000余年文明的历史长河。地理长河就是长江与黄河，正是这两条母亲河孕育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关于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历来就有争议。从《山海经》以来的历史资料可见，中华民族寻找长江、黄河源头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2009年7月14日，在经过大规模的考察之后，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确定源头的标准和方法，确定长江正源为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的当曲，黄河的正源为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侧的卡日曲。至此两条地理长河的源头终于有了结论。对于文明历史源头的探寻时间则更久。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就曾到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们的故里做过实地考察。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更是没有停止过。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中国文明历史的源头也越来越清晰：她就在母亲河黄河的入海口南侧，史前东夷文化的发祥地，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地。
中华民族向以炎黄子孙自居，以五千年文明历史著称。但自20世纪初“五·四”时期以来，却常常遭到疑古派学者们的质疑，其质疑的主要理由是“五千年文明”考古发现的证据不足，并因此而把五千年文明打了对折。在当时条件下对疑古派的质疑还真的不好轻易否定，因为当时远古历史的证据确实很脆弱，《史记》虽然对五帝时代有所记载，但毕竟《史记》产生的时间远离炎黄时代，相隔3000年之久，如果没有考古证据的支持，确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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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
但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之后，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对五千年文明作出肯定地回答了，因为我们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相继发现，大量考古文化证明，炎黄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尤其是东夷文化中的大汶口文化，为5000年前东夷人创造的文明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东夷先民的居住地也就是黄帝的故乡，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即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进入礼制时代；从大量出土文物看，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六书”之首的象形字出现，同时也有指事和会意字以及少量形声字的产生；从墓葬中木制棺椁的出现亦即大型木材加工来看，当时的金属工具也已经开始使用；在大汶口文化中后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出现。这些已经基本符合雅斯贝尔斯文明社会定义的几个“硬件”①。雅斯贝尔斯对文明定义的几个主要特征为：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的出现等。
而且在《史记》等典籍中也有关于这些“硬件”的记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亦即黄帝时代，国家、都城就已经出现，还有黄帝指令专人对文字进行加工整理的记载，在黄帝与蚩尤的交战中也有铜兵器出现。这些记载均与大汶口文化相互印证。
五千年前，东夷的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农民工”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当时已经能够加工出许多精美的玉器和其他材质的工艺品、礼器。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工匠们的随葬品来看，几乎所有工匠的墓穴中都有手工业生产工具和农具同时随葬的现象。这一事实证明，从黄帝时代以前，“农民工”在东夷就已经流行：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农闲时做工，农忙时又忙于农活。这种“农民工”现象一直持续了五千余年之久，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占中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成为工人队伍的主力军。这是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有的文明现象。如果把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称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那么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从大汶口文化时期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农民工也始终伴随着这种生产方式，一直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以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化来界定东夷的社会形态，则必将把东夷的五千年文明史砍掉一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五千余年以来，东夷的这一生产方式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管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管城头的“大王旗”如何变换，这种生产方式却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如果不承认这种生产方式就是文明，那就等于把整个五千年文明历史全部否定了，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五千年前农民工的存在，又确确实实证明了当时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于是商品的交换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只不过这种交换不同于古希腊奴隶社会的掠夺与压榨混合的野蛮交换，它是东方特有的以“抱布贸丝”为主要形式的文明交换。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多数家庭的女主人几乎都有纺锤随葬，说明当时的社会分工在家庭中已经十分普遍。这种家庭内部的分工形式，也就决定了东方所固有的商品的交换形式。这样的分工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时得到进一步发挥，延安的军民几乎全部参与了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的劳动。但是即使军队的参与也是没有改变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从这一生产和交换的形式来看，五千年文明是一条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长河，是不应该随意斩断的。
笔者认为，对于文明时代的确认，应该以考古科学为依据，以国际上公认的“硬件”来通盘权衡，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帝王的世系谱。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有着自己的独特经历，有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的历程，黄帝时代之前就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这些小的共同体或称作诸侯国不断被兼并，即使到了西周初年也还有八百诸侯国存在，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国家小就不把其当做国家看。欧洲的摩纳哥到现在也不过一两千人，梵蒂冈则连1000人都不到，有谁不承认它们是国家？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看，其面积与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比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为东夷当时的一个小国或利益共同体，它却在周边文化尚处于母系社会的情况下捷足先登，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我们计算长江的长度是从它干流的源头开始的，因此，计算我国文明社会这条历史长河的时间长度也应这样，从最早的文明源头开始，而不应该以“干流”与众多“支流”的汇合之处为准。长江的源头如果以金沙江与嘉陵江的汇合为准，其长度将减少一半。现在所谓史前的“部落、部落联盟”等称谓，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是称其为“诸侯国”的。从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大分工、阶级等级、礼仪文化考证看，也确实具备了国家的特征。这些诸侯国，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干流”与其众多的“支流”，而大汶口文化就是其中的“干流”，东夷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按照“河源唯长”的原则，大汶口文化文明社会的开端，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社会的源头。考古证明，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距今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自五千年以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本书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对于上述文明社会源头之说，可能有人要提出许多疑问。比如说，史前还有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文化，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这些文化为什么不能称作中华文明社会的源头？而且，江河源头的确认，不仅仅只有“河源唯长”的原则，还有“流量唯大，与主流方向一致”的原则。照此而论，则东夷文化除了“文明唯久”之外，还应该具有“影响唯大，与主流文化一致”的特征。东夷文化具备这些特征吗？东夷文化是不是文明史上的“内陆河”，中途断流了？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本书要回答的主要问题，贯穿于全篇始末的主要内容。
按照“源头唯长”的原则，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可不可以称作文明社会的源头？不能！因为文化不同于文明，文化的源头要远远早于文明的源头，自从有了人类的活动文化就与之俱来，而只有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才有文明社会的出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显然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特征：当大汶口文化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产生这些文化的地区还处于母系社会。而且，这些文化几乎无一例外的成为历史文化的“内陆河”，没有与主流文化汇合就已经干涸、消失。
以大汶口文化为文明社会标志的东夷文化则不然。东夷文化上迄8500～7500年的后李文化，下接4500～3700年的龙山文化，从未间断，最后与夏商周文化衔接，不仅“文明唯久”，而且“影响唯大，与主流文化一致”，是五千年文明社会真正的源头。从东夷的文化代表人物、文化遗存、政治、经济、军事、文字、文学、艺术、教育、礼仪、旅游、民俗等诸多方面，无不证实了这一点。
第一，中国远古时期传说中的文化代表人物大部分出生于或者生活于东夷。例如被中国人称为人文初祖的炎帝的父亲生于东夷，黄帝生于东夷的寿丘；少昊、颛顼、帝喾均为黄帝后裔，出生于东夷；蚩尤是东夷部落的领袖，头颅葬在阳谷；尧都于东夷的东平；舜是东夷族的著名领袖；禹居东夷阳城，母居莱夷等。其他传说中的传奇人物如女娲、后羿、嫦娥、嫘祖、羲和、共工等人的出生地也都在东夷，仓颉的主要活动地在东夷寿光。
对于这些传说人物的记载，司马迁是很慎重的，他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考察黄帝、尧、舜留下的史迹，往往与文献所记相吻合，并参考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等文献，写成《五帝本纪》，列入《史记》之首，作为中华文明史的开端。特别是骨刻文的发现、破译及人文始祖们的图文发现，则进一步说明《史记》的可信度远在《荷马史诗》之上。
第二，东夷地下文化的发掘与历史文献相互参照，证明了历史传说的五帝是有根据的。
东夷文化可以说是自成系列，从距今8500年的后李文化早期，到距今7400年北辛文化，距今65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一直到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的晚期，前后长达4000余年，相互衔接，中间没有缺环，这在考古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且自大汶口文化时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城市，阶级、礼器、象形字的出现，为“五帝”之说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充分的想象空间，同时也证明同一时期的“仓颉造字”之说并非凭空编造。更为重要的是，阶级的出现，等级制度的形成，使国家的形成已经不可避免，五帝是东夷阶级社会的最高领袖，可见司马迁所说的黄帝时代的国家并非子虚乌有，史籍的记载是有依据的，大汶口文化的出现就提供了极其可靠的证明。
第三，大汶口文化时期率先出现一夫一妻制，证明父权制首先从东夷产生，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母系社会的终结，以父权为主宰的、以土地归宗族或国家公有为基础的、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私有制的开始，在政治制度上，由此产生了权力和财富的世袭制、宗法制、终身制，这些制度一直持续五千余年之久。
第四，在经济制度上，大汶口文化率先产生“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后的土地的私有制改革也是首先从东夷地区的齐、鲁两国开始。公元前6世纪，齐国管仲率先进行一系列改革，实行鼓励私人开荒的政策，鲁国则率先实行“初税亩”，揭开了春秋战国土地私有化改革的序幕。齐国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而使国力大增，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东夷后裔管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改革家。
第五，在军事上，齐国首先产生了大军事家、东夷后裔孙子，他所著的《孙子兵法》成为列国最早的军事科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兵书，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另外两部是《战争论》、《五轮书》）①，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1972年2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膑兵法》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孙子后裔孙膑的又一军事理论力作，齐国因此成为“兵圣”的故乡。
《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
《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的谋略宝库，在世界上也久负盛名。8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29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向人透露：他的军事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其实在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中就可以找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都奉命携带一本《孙子兵法》，以便在战场上阅读，可见其影响之大。
第六，在思想文化领域，鲁国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大思想家孔子、孟子就诞生在这里。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同时，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发展为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由于儒学养民的建政学说实施有效，所以汉武帝时确立“独尊儒术”的文化建政方针，使得诸子学说融归儒学，西汉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发展的时期。由于两汉儒学文人的推动，儒学文化传统思想得到了传承弘扬，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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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832～1837年出版。日本战国末期军事家宫本武藏：《五轮书》1645年出版。
儒学深刻影响中国2000余年之久，也影响了周边国家，现正在影响着全世界。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极为推崇儒学，他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信奉儒学的中国文人“没有侮辱理性和曲解自然”。
第七，首创私学与教育理论也是从鲁国开始。孔子既是大思想家，又是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还是历史学家、文学家。他首创私学，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以此作为教材，培养了数千名学生，为“诸子百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实践上他提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要结合思考。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启发和教育的重要意义，被誉为“万世师表”。
第八，文字的产生和使用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在距今7000余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已经发现类似文字符号的陶文，在陕西临潼姜寨村也曾发现一批距今6000年的陶刻图像。但是这些文字与甲骨文还有相当距离，而产生于大汶口文化后期逐渐成熟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东夷骨刻文字却已经具备了“六书”的特征，证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主要造字方法首先产生于东夷。这些作为记事符号的早期文字与1000年以后的甲骨文有着相同的“基因”，其中大部分为甲骨文所传承，成为汉字的源头。
第九，礼乐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墓葬中就发现玉钺、大口尊、觚、骨雕筒等礼器。礼器是用于重要礼仪社交活动的器具，是人们社会等级名分的象征与标志。至龙山文化时期礼器趋于专门化，主要礼器有玉钺、玉版、玉冠饰、蛋壳陶杯、黑陶罍等。其中特别是玉钺，是日益尊贵的最高权力的象征。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墓葬的分级制日趋成型，至少形成了7个等级。第一级特大型墓，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多为两椁一棺，并随葬有大量精美礼器、生活用品及装饰品。第二级大型墓，墓室面积10平方米左右，多为一椁一棺，随葬品亦精而多。第三级较大型墓，墓室面积5平方米左右，均为一棺，随葬品较多。棺在出现的早期就已具备了礼文化的部分内涵，具有别贵贱、定等级的意义。从考古资料看，东夷的乐器发明历史悠久。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个笛柄杯，能够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音响清脆悦耳动听，与近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出的音响相似。这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陶制横吹管乐器。据有关专家研究，与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埙相比，“笛柄杯发出的音乐更多，且出现了半音音程，这是迄今发现夏以前的乐器中前所未有的”。东夷人善乐舞，自古已然。《后汉书·东夷传》说：东夷“喜饮酒乐舞”。联系孔子重“礼”， “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酷爱音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以及太昊“灼土为埙”的传说，可以看出东夷人是礼乐的创造者。
第十，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棺椁的出现，标志着木材加工业已经比较发达，由此可以推断5000年前东夷已经开始使用铁器。棺椁并存的现象，在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就有发现，M51就既有木棺，在木棺外还有“井”字形木椁，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内棺外椁制度的祖型。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还根本看不到棺椁，那时实行的仅有瓮棺葬，但还没有形成流行的葬俗，只是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这种瓮棺葬的葬俗才流行起来，并成为仰韶文化埋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色。由此可见，在铁器没有使用之前，是不可能出现棺椁墓葬的，而棺椁则必然是铁器工具的产物。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知道，玉器的雕刻可以用比玉器更坚硬的石头来完成，而用大块的木材制作棺椁所使用的工具，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一种能够替代金属的材料来。对大型的木料的加工，可以说是非金属莫属，绝对不是石刀、石斧所能奏效的。即使到了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在工具材料十分丰富的情况下，要想找到比金属工具更好的大型木材加工工具的替代材料，也绝非容易之事。所以，我们可以就东夷木材加工业的考古证明断言：5000年前的东夷人已经首先使用了金属工具，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如同看到卫星上天就可以断定必有火箭推动一样。
而且在古人看来，铁的发明、使用就与东夷族有着密切关系。最早的“铁”字是“从夷”的。《说文》说：“銕，古文铁，从夷。”可见，造字者认为夷人就是铁的发明者。
第十一，领先的手工业。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制陶业已较发达，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烧制技术也有明显提高。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较多，也有圜底器，主要有鼎、豆、觚形杯、壶、高柄杯和鬶等。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进行镶嵌的手工业也很兴盛，出土的玉钺、花瓣纹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制作精致，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特别是烧造出的蛋壳陶，薄如纸、黑如漆、亮如镜，其制造水平即使到了今天也很难逾越；密度高、布纹细的纺织品，也标志着当时已有极高的制作水平。
第十二，领先的科技。棺椁的制作就涉及一系列的科学技术。首先，木材的加工，需要有加工工具，这些工具的制作就需要有多项发明创造；由此上推，木材加工必须要有金属工具，而金属的冶炼又是一项更了不起的科学技术。再就是制陶业，用快转陶车制坯，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而蛋壳陶的制作又是一项更为高超的技术。弓箭的发明，也在东夷。夷人之“夷”，从大从弓，或解释为人持箭负弓，总之是夷人离不开弓箭。且在《山海经·海内经》、《礼记·射义》等史籍中都有东夷人始作弓箭的记述。
还有许多如育蚕技术、缫丝织布技术、建造房屋城池技术、凿井技术、养殖技术等，几乎无不处于领先地位。
鲁国人鲁班就是东夷后裔众多发明家的杰出代表，被称为土木工匠的祖师。
第十三，古代帝王的旅游胜地在东夷，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隆重封禅活动均在泰山举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生前曾登临过许多名山大川，有“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黄帝的巡游开了帝王巡游的先河，也是旅游活动的启蒙者，尧舜禹也都承传了这一文化。其后历代帝王的泰山封禅，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旅游活动，汉武帝时到泰山封禅的随行人员就达十几万人之多，可见旅游队伍之浩大。泰山是古代帝王的封禅之处，因此其文化内涵也就格外厚重。文圣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诗圣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使得泰山更加神圣。泰山既然是历代帝王、文人的旅游胜地，自然也是百姓和宗教旅游的胜地，成为五岳独尊。
以上十三个方面可以充分证明，东夷文化的先进性、多样性在众多文化中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其多样性的“流量”是没有哪一个文化能够与之相媲美的，而它的传承性同样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东夷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从后李文化（距今8500～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7400～64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500～4500年，5000年前后与黄帝时代衔接）到龙山文化（距今4500～3700年，晚期与尧舜禹时代衔接），各文化时期的源流对接，环环相扣，珠联璧合，略无缺处。从涓涓细流，到波涛滚滚，浩浩汤汤，奔腾万里。如果说从东夷开始的文明好比长江源头的当曲，到齐鲁文化时期就变成了激流澎湃的金沙江，而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汇成滚滚东流的长江。东夷文化的这一从无间断的继承性是十分罕见的，是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因此说东夷文明的起点，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疑古派是重视证据的。大汶口文化一系列的考古重要发现无疑就是疑古派高度关注的文明社会的证据。东夷人在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跨入了文明社会的大门，开始了既有不同阶级层次，又有文明秩序的、半农半工的、自给自足的文明生活，证据是确凿而充分的。但是，其后所谓自夏代开始的“奴隶社会”，则缺乏充分而有力的证据，其遭到质疑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历史的长河中免不了会出现短暂的回流现象，会出现漩涡，但却不可能倒流1000余年。东夷人不可能在经过了1000余年的自给自足的文明社会之后，再进入号称文明而实际极其野蛮的奴隶社会。
东夷是为何方？东夷就是以古齐国与鲁国为中心的地区。齐、鲁就是现在的山东，简称鲁。《说文解字》释为：“夷，东方之人也”，郭沫若考证：“夷（人）方者，山东半岛之岛夷及淮夷也。”
孔子在这里诞生，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太阳从这里升起，笔者认为这仅是从自然发展角度对山东的概括。源头论考证更多：文明在这里起源，始祖在这里成长，文字在这里创造，历史在这里始记，教育在这里开始，尚礼在这里初行，民俗在这里根生，兵学在这里创建，科学在这里发源，国家在这里形成，家庭在这里初建，市场在这里萌发，和谐在这里倡导，旅游在这里先行。
后来还有长城从这里始建，国花在这里盛开等，更是举不胜举。
正因为山东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祥地，山东的旅游资源也就异常丰富，所谓“一山一水一圣人”，就是对东夷文化的先进性和丰富多样性的高度概括。东夷文化遗址在山东可以说遍地皆是，生活遗址、生产遗址、文化遗址（祭祀遗址）、军事遗址等，涵盖了诸多种类。这些遗址反映了历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的状况，如果通过旅游开发展现出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历史演进的画卷。东夷文化遗址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其中蕴涵着巨大的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