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样的荣光治
作者：侯月阳
引 子
2015年9月20日傍晚，我接到了来自陕西西安的荣祥乐先生的电话。
电话里，他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纪山下的思考》，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写得非常好。里面提到了我父亲的名字——荣光治。真没想到，七十多年过去了，我父亲抗日的事情，还有人记得。我非常感动。”
电话里，他对我说：“这些年我父亲的一生就像谜一样地存在，不知你能否找到我父亲生前的一些资料。”我说我尽量试试。说实话，我的心里也没有底。我第一时间联系上《昌乐文史通览》主编刘文安兄，刘兄感叹良久，他说那时的人们多奉行“生不立传，只有后人评说”，资料几乎没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荣祥乐先生，这位出生在昌乐的老人，也已经76岁了。这里，我只能在尊重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根据他的回忆和猜想，对荣光治的一生进行合情合理地推论，期待能够与他共同解开谜团，还原较为真实的荣光治。
我所能做的，也只是认真倾听并忠实记录。我知道，这是为了这位76岁的老人不再遗憾，也是为了一个儿子对父亲一生的最好纪念……
童年：读书，习武，养气
《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河南省商丘县道口乡大桥庄的一户荣姓人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一。一声响亮的啼哭，宣告了新生命降临。沉浸在喜悦中的荣梦周，给儿子起名：“就叫子进，字平普吧。”
那时的荣家，确实也属书香门第。荣梦周呢，中过秀才，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悬壶济世，以仁心医术解病人苦痛。早年间，荣梦周也亲身经历过战乱的动荡。作为一名医生，他牢记孙思邈的教诲“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如今，同光中兴，天下“大治”，他有儿子了，好日子总会来到的。儿子，承载着父母家族的希望。荣秀才本想让儿子科举考取功名，无奈儿子两岁那年，朝廷就废除了科举。军阀混战时期，中国人更是生活在暴力、苛捐杂税以及洗劫的深渊之中。尽管如此，荣子进还是读了四年私塾。空闲时也要下地耕耘、播种、收获，或者帮着熬药、抓药、接待病人。夜晚，药房里也会传出了朗朗读书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清晨鸡叫三遍，荣子进起身洗漱后，干啥呢？去武馆学捶去。商丘那一带，管学武术叫学捶。扎马步，小子进直站得膝盖发麻，腿肚子转筋，师父双手一拍，一众弟子赶紧收了马步。师父讲的很玄乎：什么脚是两扇门，手似看门神，门神一斜眼，开门踹死人；什么练捶不练功，到老一场空；什么拳是眼，功是胆，有眼没胆是瞎眼；什么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等等。说完了这些口诀一样的顺口溜，师父还要总结，说练捶的最高境界是不讲招式的，达到了一定的境界，那是手脚随心到，出招见奇效。徒弟练好了，师父也会带着去勾栏瓦肆，听听评书《岳飞》。送走了大清，迎来中华民国，荣子进也在读书习武中长大。
当兵：吃粮，领饷，前程
“冯玉祥将军招兵了！去不去？”
天灾，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一个个老百姓，就像鲁迅笔下的“闰土”，吃饭都是大问题，更别提看病了。荣秀才一家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荣子进参军的理由，和当时许许多多从军的人一样简单朴素——“为了能吃饱饭，能拿军饷，说不定还有好前程”。
1922年夏秋之交，荣子进投军了。纵然有千分不舍，他不得不别了双亲，别了妻子和年仅两岁的儿子，为了好的生活，更冲着冯玉祥的部队爱民亲民、纪律严明、英勇善战，走进了冯部军营。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他遵从当时的习惯，从军后改名“荣光治”。
冯老总招兵，很有意思。冯老总对河南是很有感情的。后来，他曾在书中写道：“河南人是最纯良的，忠诚勇敢，勤劳朴实……河南的父老兄弟们知道我最深，我知道他们也最深。”有一期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照片是他的头部特写，说明也很简洁：“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冯玉祥招兵，只招乡间质朴精壮的少年，当过兵的“兵油子”一概不要。这也与岳飞、戚继光、曾国藩等只招农民相符。据说冯玉祥有非常巧妙的甄别方法：投军者站成一列，忽然大呼号令“立正”。当过兵的，大多会本能地做出立正动作。后来，这一做法不幸被官冈村宁次运用到《治安强化运动》和“扫荡”中，成为“剔抉清剿”战术中的一种，这是后话。
刚开始，冯部军饷、军械、给养，也不是很充分，但这对荣光治等人来说，只要能吃饱饭，就能安心训练。加之冯玉祥对待他们也如亲人一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士兵们也拿冯老总当亲人当长辈。
1926年9月17日，22岁的荣光治跟随冯老总五原誓师，参加了北伐战争。11月底，冯率部挺进西安。1927年5月，冯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潼关誓师，兵分三路，向鄂豫晋绥四省的军阀进攻。1927年6月1日，冯部占领开封。6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北伐战争结束，由于蒋介石处处排挤、压制冯玉祥，将其81个师压缩为12个师，这引起了冯的强烈不满，二人矛盾加深。1929年10月和1930年5月，在中原地区先后爆发了蒋冯大战和蒋冯阎大战这两场新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冯玉祥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1930年9月，韩复榘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于是，已是连长的荣光治也跟随韩主席到了山东，任昌乐县民团军训练大队长，承担剿匪治安任务。
荣光治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兵来吃粮，拿饷奔前程”的朴素想法，完全因为当兵发生了变化。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日军占了东三省。1937年秋天，经昌乐县警察局长张天佐[①]介绍，他和政界的赵仲诺、教育界的赵伯枢等20人，先后加入中华民族复兴社。1937年腊月初八，昌乐县长王金岳放弃县城逃至鄌郚，兼任第八区保安副司令、县游击支队长，下辖张天佐、荣光治、孟庆华三个大队。腊月廿九日，正是除夕，张天佐率领“南流转进[②]”的队伍来到昌乐西南边陲的时马村。借春节之际，张派部属韩凤歧联络旧有僚属和复兴社分子。大年初一，赵仲诺、张晔如、侯毓奎、赵华轩等人与张天佐会于时马。接着，正月初五庞家淳于会议的结果是：一致同意恢复抗战组织，接受张天佐的领导。会议之后，各区长即回各区首先召集联庄会员开会，号召参加抗战团体。1938年3月5日，厉文礼[③]颁布命令，任命张天佐担任国民党昌乐县长兼山东省第八区游击司令部第四总队总队长。张天佐立即着手在仓上组建总队部，委任荣光治为副总队长，主抓训练。1938年秋，又在崖下店子村开设了“县干部训练班”，结业后由县动委会统一分配到各乡公所任驻乡干事[④]，直属县动委会领导。1939年9月至1942年10月，昌乐县政府、团部驻扎在鄌郚镇的郑家庄、钟家庄、刘家沟、莱家沟一带。1942年9月，中华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委任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独立五团团长、昌乐县长张天佐为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10月，日军大举扫荡鄌郚，张髯农、荣光治等随张天佐转战打鼓山、纪山，部队伤亡惨重。局面万分险恶之下，张天佐与团副张髯农、荣光治率部队突围，张天佐所骑的白马被日军打死，团副田清远、三营营长谢茂圻部负责掩护突围，终因弹尽力竭，全部阵亡殉国。
纪山突围之后，为了保存实力，张天佐潜伏仓上，改用了化名“张道一”，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日军的“合作”：一方面，他派张震寰率五团800人，集体加入伪“鲁东和平建国军”；一方面，他自己率部继续在昌乐乡村“游击”，安排出夫抓丁，征税募捐，催粮逼款，修筑工事，造办枪炮，训练军队。
练兵：杀敌，抗日，救国
练兵，是门大学问。遥想当年，岳飞练兵，有“重搜选、谨训习、公赏罚、明号令、同甘苦”；袁世凯练兵，有“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张天佐让荣负责练兵，是既用他，又防他。荣光治先为副总队长后为团副，可以说给的名分很高却没实权。尽管如此，荣光治也并不计较，一心为抗战练兵，鼓舞官兵士气。纪山战役之后，荣光治更是发愤练兵。
荣光治是怎样练兵的呢？时间久远，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猜想一下：荣光治练兵，肯定受到了岳飞、冯玉祥、韩复榘等的影响，思想、纪律、学科、术科并重。士兵们要学习“三民主义”和《总理遗训》，学习文化，学习步兵操典、射击，还练习大刀队的劈砍，附练跳木马、盘杆子等体育项目和武功拳术。尽管，张天佐在也会里面加上不少的“私货”。
史料记载，冯玉祥这样练兵：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做得好呢，奖赏；做不好，惩罚。用冯老总的这一整套程序，可谓简单而又不简单，非常有效。
这十四年里（1931～1945），文史资料只提了荣光治三件事，一是训练军队，二是纪山抗战突围，三是安丘突围。可不是嘛，任何成大事者、立大功者的背后，都会留下众多人与其共同奋斗的身影。自然，荣光治不能也不该例外。我忽然想起《昌乐县续志》记载：1933年4月，县长王金岳率民团同山东第一路民团指挥赵明远赴鄌郚击巨匪，杨子明毙之。1934年4月，县长王金岳率民团至乔官，缉获刘桂堂[⑤] (即“刘黑七”)部溃军三十八名，训明正法。
我又想起了潍县战役的资料中：中共中央对潍县战役的指示：“潍县工事强固，土顽的战斗力不低于蒋匪主力。在围攻潍县之前，须作周密布置。”遵照中央的指示，华东局也在3月26日向山东兵团发报指出：“昌潍战役对整个山东战局关系重大，故必须特别谨慎，并预做充分的准备，采取先扫清外围、坑道作业及准备打援等稳妥办法。”潍县战役，自4月2日开始至5月8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山东兵团进行战后总结时,聂凤智的一句话耐人寻味:“土顽倒很棘手”。
不知这些资料，是否能从某一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荣光治的练兵成果？毕竟，他是负责训练的。这个，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不过，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后来张天佐将这些练兵成果总结为“军民总体战精神”或“人民的力量”，由于某种局限，荣光治（也包括张天佐）对人民战争、一些战略战术的真正含义，理解得并不深刻。当然，荣光治练兵，本是为了抗战杀敌救国的，而今多少兄弟却死在了内战中，真是造化弄人！
归去：潍县，济南，商丘
1945年8月，张天佐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整整两年半，游击在乡村，鬼子也没打，转眼就抗战胜利了。张天佐为了标榜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也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制作了许多“胜利之光”青天白日抗战胜利纪念章，背面印有“张天佐赠”，赠予有功人员。同时，张天佐立即集合队伍，以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山东省保安第一师长之职，亲赴潍县。荣光治奉命留守仓上。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是月，荣光治被张委任为安丘县保安九团团长，前出。结果，11月4日,鲁中军区第四、九两个师、警备二旅及第三军分区十二团、安邱独立团协同作战，围攻安丘。5日17时，安丘城破，县长潘洁民被俘，荣光治肩部中弹，后被送往潍县北关医院治疗。
安丘突围时，荣光治的二夫人马氏（荣祥乐妈妈）死了，荣光治的勤务兵闫德修（五图镇辛旺村人）和8岁的荣祥乐也被解放军控制。解放军连夜对这80余人进行集中教育审问，白天休息，晚上转移。几天后，二人终于通过了审查后。11月13日，荣光治和儿子在潍县相聚。之后，他们一家住在潍县陈姓地主家里，直到潍县解放。1948年1月，96军军长陈金城率部进潍县，正上小学的荣祥乐亲见了这一历史，并获赠了两块巧克力。
父子重逢，有无边的喜乐，也有沉重的哀伤。喜乐的是，共产党还给自己留下了儿子。哀伤的是，失了民心的局势如何了得？抗战是胜利了，日军侵略期间受到非人的蹂躏与残害的潍县人民哦，不幸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抗战是胜利了，那么多的汉奸变身为政府官员负责接（劫）收，遭受日寇蹂躏和残害的潍县人却被视为“汉奸”，人民还要继续遭受“比日本鬼子还狠”的民国政府的二茬罪……反动派的这些做法与“三民主义”越来越远。荣光治看到了进步与倒退的抉择：倒退的一方认为，我是国民的父母官，征粮抓丁捐款，向子民巧取豪夺天经地义；进步的一方认为，我是人民的子弟兵，挑水劈柴扫院，全心为人民服务理所应当。
路在何方？光明在前。潍县期间，冯玉祥、共产党等师长和朋友也对他做了许多工作，劝其认清形势，选择有利于人民的道路。“我总觉得，父亲很神秘。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所以每次战争还没结束他就离开了。我个人感觉，共产党那边，国民党那边，他是有许多好朋友的。甚至，闫德修可能就是共产党。潍县解放以后，我就被送到坊子一户人家住了几天。我从坊子坐上马车，走了好几天到了济南。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父亲。半月后，我又坐着棉花包的货车来到商丘，我父亲已经是商丘一家粮油店的掌柜了”，荣祥乐回忆道。
新中国成立后，粮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显重要。1953年起，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等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于是，荣子进老板只好回到商丘县道口乡大桥庄安分务农，直到去世。
“我父亲投军的时候，家里状况非常不好。当兵期间，家里置办了五十亩地。作为地主，他是属于被管制改造的，但是他信奉劳动光荣。务农期间，他非常积极地投身社会主义农业建设，还经常得到表扬”，“我父亲一生最佩服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干实事，为人民谋幸福。即使在国家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相信共产党相信政府：得民心者得天下，目前虽有困顿，终必否极泰来。共产党的江山是铁打的，你们都要安分守己地学习工作生活，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1973年，荣子进病逝。1986年，荣氏家族第八次重修族谱，荣祥乐将父亲的名字定为“荣光治”。
后 记
《道德经》中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对于荣光治来说，他是“功不成，名不遂，身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功成，名遂，身退”。
他早年外出，改名投军谋生活；中年返乡，本名种地度余生。他一生经历了军阀混战、冯部投军、起兵北伐、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与建设等众多历史性事件。然而，当他重归“平普”，选择“平凡普通”的人生，用回自己本名的那一刻起，世间已再无军人“荣光治”。最后，他三次拒绝远赴台湾，选择了留下，开始了祖祖辈辈多少年来热切期盼的新生活。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焦裕禄”“红旗渠”，到毛泽东主席来了道口乡（今双八镇），老农民“荣子进”真真切切地理解了“人民的力量”，并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一起，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出力流汗。
“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这一段京剧《伍家坡》，是他务农闲时最喜欢哼唱的。前半生所经历的波澜壮阔，都被他深深埋藏在了心里。还有一段豫剧，“咱也曾陪赵匡胤送过京娘，咱也随穆桂英战过韩昌，咱见过狼烟起金兵侵我大宋，咱看过岳武穆枪挑小梁王，哎呀呀，哎呀呀，说不完唱不尽的前朝事，讲不清道不明的今生缘，都是浮名虚利水中月……”
来自百姓，还原百姓，穷通荣辱，天淡云轻。荣光治留给后人的，是谜，更是传奇……
（作者系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侯月阳）
[①] 张天佐(1906～1948)，寿光市田马乡李家官家庄人。1937年6月，他被选送庐山暑训团接受政治训练。在庐山，他亲聆蒋介石的教诲，接受蒋介石亲赠的刻有“不成功，便成仁”字样的中正短剑一把。后任昌乐县长，省政府委员、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1948年在潍县战役中被击毙。1948年潍县解放时，逃到潍县城东后，被解放军击毙。
[②] 1937年腊月中旬，昌乐县长王金岳等仓皇西逃，至临朐县南流镇。春节临近，人心浮动，军心思散。有人私下提出“分钱！回家！过年！”王金岳深感局势严重，难以支撑。他于是召集部属开会，提出投奔在鲁西南的沈鸿烈主席。与会者都唯唯诺诺，不敢讲话。张天佐拍案而起，当众表示：“守土有责!难道你想抗令不遵?放弃地方，你就是昌乐的千古罪人! 南流南流，县长难留!昌乐的钱粮，应归昌乐人使用，不是你县长一人的私产。念及你当县长一场，不准任何人加害。我的意见，给5000元路费，必须马上离开，否则无人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其余款项，愿回家者，每人发五块银元，但必须把枪留下；愿意继续干的，每人先发一个月的饷过年；今后参加南流‘转进’者，一律发双饷；其余的钱充当今后的军饷，全部运回昌乐。”当日，王金岳离开南流，带着几个亲信逃往临沂。后来，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将王金岳逮捕枪决。
[③] 厉文礼（1905～1954），字郁周，河北省蓟县人。时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八区保安司令。1943年2月22日，厉部在安丘县西南部山区城顶山与日军激战失败，厉文礼被日军俘虏后率部投降。8月，日军委任他为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
[④] 驻乡干事主要负责清查户口，召开所谓“国民月会”，编组壮丁队，指令各村轮流站岗，盘查过路行人、传递情报信件。总队部接到各乡传递哨送到的情报后，便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⑤] 刘桂堂（1892～1943），绰号“刘黑七”，山东费县（今平邑县）人，是流窜华北七省的巨匪、汉奸。由于他面如锅底，在起事的8个土匪头目中排行第七，便得了个“刘黑七”的浑号。刘匪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1943年11月，被八路军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