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土楼的历史渊源
————客家土楼索古（二）
李 沣
博主说明；
参观客家土楼时，对土楼的独特外表和丰厚的文化内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来只想写篇游记性的短文发表在博客上。但一深入了解客家土楼，又发现客家民系及其形成的历史，内涵着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史的若干精华。什么是客家？浏览一些论着，基本的观点就是客居南方的中原人。但稍微深入研究后，我发现这一阐述不十分准确。我的理解是：客家是客居南方闽、赣、粤交界处的中原的家族群体，这个家族群体中包含着家和客，即世家豪族与家客、部曲、门生等的统一体。为申述这一观点，文章越写越长，而且我的知识和能力，坦白地说，无力完成这一研究任务。现在只好草草收场。之二发表后，再把客家民系形成的路线图简明扼要地勾勒一下，就结束本文。
客家人的前身是中原的世家豪族和家客，客家土楼的前身是中原的坞堡壁垒。
世家豪族和坞堡壁垒，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两者相伴相随，成为这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豪族势力在当时政治、经济和战争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迅速发展，日益成为社会的一个独立经济形态和强大的政治支柱。在外族的侵扰和农民的起义，在战乱烽起云涌的中原大地上，富家豪族需要自卫保全，宗族需要维系传承，在这种形势下，原具军事性质的坚壁、坞堡，演变成了世家豪族聚族而居和防御自卫的民用建筑，何兹全先生对这一历史趋势是这样概述的：
"经过东汉二百年来的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已经形成为强大力量的世家豪族，通过对黄巾起义的镇压，便突破统一帝国的躯壳的束缚而成为半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
每一家豪族所有部曲、宾客、家兵的数量是很大的。一家往往有数千家。
为了防御敌人的进攻，他们修建了高大坚固的坞壁。"（《何兹全文集》第182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一、世家豪族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世家豪族，《汉书》里多用"世家、富人、豪杰"、"豪强";《后汉书》多用"豪族"、"大姓"、"巨姓"、"大族".
"豪族强宗，从战国开始就一路发展下来。它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的氏族贵族。""秦汉时期的豪族，一部分是战国时代的贵族强宗延续下来的，一部分是新发展起来的，这一部分中，有的是以经济起家的商人豪富民，有的是以政治起家的官僚贵族。"（《何兹全文集》第五卷第246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世家豪族，一是有钱，二是有势，三是有土地，因此世家豪族是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势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战国时天下豪富已经很多。
西汉初期，为了同样的目的，汉高祖刘邦徒"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十余万户。"这些豪强，都是依靠官爵、军功发家并世袭的。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是南阳的豪强地主，刘秀政权就是在各地豪强地主的拥戴下建立起来的。"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云台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华强集团。"（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刘秀外祖樊家"世善农稼，好货殖。┅┅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刘秀东汉政权的核心人物，也都是集富商、地主于一身的官僚。东汉的重商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政策，使豪强地主的势力空前发展和彭涨。
《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
"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力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资至巨万。"
另据《水经注·泚水注》载，樊氏田庄内，
"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池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牧放，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
汉献帝时，仲长统描述的豪族田庄为：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后汉书》中还有如下记载：
"张湛字君游，南阳宛人也，为郡族姓。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
（《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阳人。有财三千万。"（《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
"（折）国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后汉书·方术列传》）
"（路）拂富于财，宾客数百。"（《后汉书》卷27）
三国时期的豪强，势力也异常强大如袁绍、麋竺：
袁绍任汝南太守时，攻城略地，"得户二万，兵三千人，令就田业。"（《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麋竺，字了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三国志·蜀志·麋竺传》）
"济南王康以贵族身份而经营商业，他有奴隶一千四百人，占田八百顷（八亿亩），最突出的例子是外戚梁冀，他公共场所开掠夺自由民做他的奴隶，至数千人，叫做自卖人。他强占西起弘农、东至荥阳、南至鲁阳、北至河淇周围将近千里面的土地。"（《何兹全文集》第五卷第2281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西汉以后，世家豪族是封建政权的政治支柱，东汉皇帝刘秀是在南阳豪强集团的拥戴下取得政权并维持其统治的；曹魏政权的基础，也是世家豪族，
"魏时开始，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的强大，使他们抓住并垄断了九品官人法，使用权他们独占政府官位。反转过来，世家豪华族在政治方面的特权又回过来发展和保障了他们的社会经济特权。"（《何兹全文集》第五集第2481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司马氏的西晋，也是靠打击曹氏豪族集团，培植司马氏豪族集团，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从争取士族入手。┅┅自司马懿至司马昭，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形成司马氏集团。依靠这个集团，残酷地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到司马昭时，拥曹士族已经全部消灭。"（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362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官人法",豪强贵族占有大量土地成为合法行为，据《晋书·食货志》载："
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五千亩），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九品十顷。"
这是魏晋时官府允许的占田数字，实际上的占田数远远高于这些规定。九品以下的小官也能占十顷，九品大官实际占有的就不是五十顷，《晋书·李重传》曰："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说明西晋豪族地主所占土地是没有限制的，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又如庞宗有田超过二百顷。（《晋书·张辅传》）二百顷，两万亩，真是田遍天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世家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占有大量人口。世家豪族的政治权利，从"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世家豪华族的经济权利，从荫亲属制得到保障。《晋书·食货志》载：
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
"所谓荫亲属，就是高级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荫庇下，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也就是被荫者须向荫者纳租税服徭役。┅┅荫亲属制实际是法律承认高级士族按门阀高低、势力大小，有权从国家总户口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属，从国家总赋税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赋税。"（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世家豪华族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占有或者说荫庇着大量人口。《晋书·王彪之传》曰："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晋书·山涛传》曰："（山）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那时人烟稀少，《晋书·地理志》载："会稽统县十，户三万。"整个会稽十个县才有三万户，被私人占有的有三万余口，由此可知，世家豪族不仅荫庇着大量亲属，还荫庇着大量为自己提供劳动服务的部曲、徒附、佃客。所以有"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社会现象。
因此两汉时期，很多文臣武将的政治军事行动，都是举族而往。汉高祖谓诸功臣："诸君独一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肖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董崇说寇恂曰："伯升之起也，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孙坚举事，其季弟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从咸附焉。韩融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见《后汉书？荀或传》）
二、与世家豪族相伴相随的堡坞壁垒的发展
汉末、魏晋时期，世家豪族已成为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世家豪族遇到战乱，必修堡坞壁垒以自保。因此，汉末、魏晋以后，中原大地上堡坞壁垒林立。而堡坞壁垒，又使以氏族为传统的豪族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
堡坞壁垒，原本是军事防御设施。
世家豪族纷纷修堡壁自卫，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王国。《三国志·魏志·褚传》载：许褚，"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同上书《李典传》载：李典有"宗族及部曲三千家居乘氏。"《后汉书·樊宏传》载：樊宏，南阳湖阳人，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教，王莽末，义兵起，"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时羌复屡入郡界，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第五伦，京兆长陵人，"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垒，有贼，辄奋力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后汉书·第五伦传》）史书中的"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宗族及部曲三千家居乘氏"、"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的这些记载，说明汉末以后，世家豪族生存的主要形式，就是修筑大型坞堡壁垒，聚族而居，而且坞堡垒壁确实起到了自卫保护的功能。
西晋末年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息，坞堡壁垒的兴建更为盛行。坞堡壁垒成为了战乱年代的一种特殊的民居样式。《说文》曰："坞，小障也。一曰库城也。"段玉裁注："营居为坞".《通鉴》胡三省注："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堡，小城也，《晋书·符登载记》云："徐嵩、胡空各聚众五千，据险筑堡以自固。"
对这种防御自卫性的大型建群体，史上又称坚壁、壁垒、堡壁等，总之它是一种军事防御性的民用建筑，《晋书·孝友·庾衮传》载：八王之乱时，"齐王冏之唱义也，张泓等肆掠于阳翟，（庾）兖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于是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缮完器备。"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表明，坞堡都建有军事防御设施，"‘坞’的四周都画有高墙厚壁，有的在‘坞’内还有高层碉楼，有的坞壁上设有望楼或敌楼。"（《嘉峪关汉画像砖墓》，载《文物》1992年12期）董卓的堡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后汉书·董卓传》）
坞壁的建筑规模相当宏大。黎虎教授说："前燕时，‘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一百余，胡晋十余万户。’（《晋书·慕容俊载记》）据此平均每个坞堡330户左右，前燕每户平均口数为4.0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则平均每个坞堡为1340人。后赵时，‘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有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勋。’据此则平均每个坞堡有我1700人左右。"（黎虎：《客家民居特征探源》，《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汉末魏晋时期，可以说大家豪族都有坞堡，史载"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晋书·苏峻传》）"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晋书·苻坚载记下》），"冀州郡县，堡壁百余"（《太平御览》卷335）
由于战乱，士家豪族纷纷修建坞堡壁垒，这些坞堡壁垒规模很大，一般都能居住二、三百户，1500 人左右；这些坞堡壁垒，是为了保护士家豪族的人、财、物而修建的，因此带有极强的军事防御功能。这论述的只是坞堡的一般，在汉末魏晋南北朝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带，坞堡壁垒的形成和发展中，必然把中华民族的宗法、家族、礼教、习俗等传统文化凝聚到里面，坞堡壁垒，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对坞堡壁垒的解剖分析，可以看出坞堡壁垒的文化特征，《辞海》对"堡坞"是这样注释的：
中国历史上以封建家族为核心建立的庄园组织。有堡、坞、壁、垒、营、寨等名称。首领称坞主、宗主、或寨主。一般都是农民起义或外族侵扰时豪强地主的自卫组织。如东汉末农民大起义时，各地强宗豪族，聚集宗族、部曲。招纳宾客、门生、故吏，组织武装筑营寨以自保。
三、豪族堡坞的社会文化特征
1、聚族而居。
汉末，在个体家庭发展的同时，宗族共居也同时在发展，尤其是世家豪族，宗族共居更为突出。《李典传》载有："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教".反映东汉时世家豪族的《四民月令》中有如下描写："及祠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汉·崔寔：《四民月令》）可见当时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是普遍存在的。
家族共居的经济特征就是财产共有。《魏书·卢度世传》载："同财共居，自祖至孙，家内百口。"《魏书·杨播传》载："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舋，庭无间言。"《魏书·节询传》载："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着闻。"《后汉书？蔡邕传》云："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也。"《汉书？酷吏传》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
坞堡的核心人物，是坞主、宗主、族长；
坞堡的核心群体是家族成员，是坞主的子孙后代，三世也好，七世也好，是整个血缘家族的成员，如《魏书·节询传》说的"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
坞堡是宗族组织，坞堡里集居着一个庞大的宗族群体。
"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志·许褚传》）
"（李）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三国志·李典传》）
宗族常常是一家老小一起跟随豪族主活动。耿纯投依刘秀，就是"举族归命，老弱在行。"（〈后汉书·耿纯传〉）
坞堡主还有大量的部曲、宾客，有的还有门生。
部曲，就是依附于豪族的自由民。由于政治动荡和连年战争，自由民相继流离失所，归依到世家。
"孟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家归魏。"（《三国志·明帝纪》）
"桓，┅┅部曲万口。"（《三国志·朱桓传》）
"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三国志·先主传》）
"综载父丧将母家属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三国志·韩当传》）
"权举兵攻术于皖城┅┅徙其部曲三万余家。"（《三国志·孙权传》）
宾客和部曲一样，也是依附于世家的自由农民。他们没有独立的户藉，对国家也没有租役关系，只隶属于坞堡主。
"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三国志·司马芝传》）
"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三国志·李典传》）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晋书·王洵传》）
2、军民一体
坞堡是半军事性的社会组织，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中原汉末、魏晋时的坞堡，均已消失泯灭，但从现存的山西乔家、常家、王家大院，可以看出这些民用建筑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坞堡不仅有防御性的建筑，还有防御武器和家兵。
"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三国志·任峻传》）
"洪率家兵千余人就（陈）温"（《三国志·曹洪传》）
家兵，是堡坞里面的职业民兵，日夜守卫巡逻。遇到战时，堡坞里的部曲、宾客乃至男女，亦皆为守卫作战的兵士。所谓部曲，其名也缘自行伍，吕思勉在《秦汉史》云："《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则部曲之名，正与今团营连排等。乱离之世，其人或无所归，而永随其将帅。当其不事战陈之时，或使之从事于屯垦等事。尔时，宾客与部曲亦混淆不分。"（吕思勉：《秦汉史》第534、535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坞堡与城相似，其城墙山地用石，平原用土。用土筑墙，是中国平原地区的传统，其传统一直延缓到元朝。北京的元大都遗址证明，此时筑城仍以土为之。因坞堡城墙用土筑成，所以现存坞堡遗址很少很少。但从现存的大同北得胜堡的遗址群，可见古时坞堡垒土城墙的一般。
这些城墙都是用生土夯筑的。每人上城堡都是一个独立的防御体系。
东汉末年，"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许）褚壁，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偶。褚飞石掷之，所值皆摧碎，贼不敢进。"（《三国志·许褚传》）
3、尚书崇礼
前面已论述，世家豪族一是有钱，是富商大贾；二是有地，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三是有势，即是有权的官吏。而进入仕途，做上大官，而且世代为官，是豪族发展壮大并保持世代相传的重要保证，范文润先生概括说：
原来代表中小地主以举孝廉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顺利上升为大地主，自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所谓"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称士族为望族、姓族与称豪强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区别，实际都是豪强），散布在各州郡。这胩士族即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大学生，包括了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十二册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世家豪族的政治支撑，是权势，即必世代为官。而世代为官者，必须也必然是士。中小地主要做官吏，必须先读书，因之，东汉太学、地方官学、私学都很发达。
士是一个庞大的阶层。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士有三类，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这一类人最少，郭泰是着名的代表；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其代表是范滂；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最多。
求名不求官的士虽然人数最少，但当时也有数万人。郭泰名下有学生三万余人，郭泰自洛阳归太原，"衣冠诸儒"到黄河岸送行，车数千辆。第二类名士也有众多的追随者，范滂自狱中释放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接他，车数千辆。第三类的人数就更不用说了。总之，世家豪族与士紧密相连，庞大的世家豪族集团与同样庞大的士大夫阶层是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世家豪族也都是士人，都是儒，都是尚书崇礼者，像樊宏传说的"子孙朝夕礼敬".
世家豪族，因为为士，所以世代为官。有些豪族因为是大儒，所以门下有大量门生。而门生像部曲、宾客一样，也是依附在豪族家中。何兹全先生曰："门生，顾名思义就是跟随老师求学的学生。东汉儒学盛，名儒大师动有成百成千甚至上万的门生弟子。牟长，治《尚书》，‘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着录前后万人。’"（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一册第47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豪族养名士，不仅在传授知识，而且还在研究学问，大的士家也像个研究五经的大学。山东北海大学问家郑玄，"以山东无足问者（再也没有人可以请教），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凤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询，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郑玄在马融府上苦研读三年，学问大有长进，成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的大儒。
移居南方的客家先民，就是某些北方的世家豪族和那些坞堡垒主人，以及他们的氏族传统和文化习俗的继承者。研究客家和客家土楼的历史渊源，就必须追寻北方世家豪族和坞堡文化的发展以及他们南迁的历史路时性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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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和客家土楼的历史源渊
————客家土楼索古之三（上）
李 沣
前 言
我在写《客家土楼索古之二》时曾说明：参观永定土楼后，被客家土楼和客家人的丰富文化内涵所吸引，回京后想写篇游记性的文章发表在博客上。由于自己对历史学的偏好，也由于受到了着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虎先生的《客家民居特征探讨》一文的启发，游记越写越变味，最后成了一篇史学论文。
但由于自己对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史异常生疏，这篇文章几乎写不下去了。但写了个开头也必须有个结尾，而且其结尾是整篇文章的结论，也就是要写出客家人和客家土楼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怎样的时空条件下，形成了这种独一无二的、有显着特点的、有无穷活力和重要影响的庞大民系或曰族群？总之，要对全文有个交代。
为此，我又粗略地翻阅了一些研究客家源流的文章。这一翻阅使我大吃一惊，客家问题的研究比其它历史问题的研究还要复杂，其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可为百花齐放，对客家起源的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之间，没有任何共识；就是坚持一元论的学者之间，其研究的路径和结论之间也没有共同之点。
根据我的粗浅涉猎和一管之见，我感觉很多南方尤其是福建的学者，在研究客家源流时，往往离开整个中国的历史大背景，离开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就福建（或者闽粤赣）研究福建（或闽粤赣）。这样在一些问题上，就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主观片面性。在这里我觉得福建学者与台湾学者的学术研究风格和研究结论有很多不同点，北方学者与南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和结论也有很多不同，在学术研究上这本来是正常现象，而且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但有的学者治学不严谨，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否定的过于轻率。再就是如周建新先生说的："现在从事客家研究以客籍学者居多。客家人研究客家文化，自然有其本文化的优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客家人研究客家，容易犯局内人高视、无视或忽视局内事的通病。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尤其对于客家这样一个族群意识强烈的族群而言，非客籍学者之类的局外人可能会更客观公正，看问题也更清楚明白些。这种非客籍人士的‘加盟’，有利于改变以往客家人研究客家的单一局面，有利于客家研究朝着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周建新：《深化客家研究的再思考————从罗香林及其〈客家研究导论〉说起》）我虽然不是专门的客家学研究者，但在周先生的这一号召下，我还是要认真思索，把自己对客家形成的一些不成熟见解，写出来与大家商榷。
一、客家族源的一元论和多元论
现今的客家，是个庞大的民系或曰族群，在研究客家源流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群人是怎么样形成的？既然是个族群，它就是由若干族（这里不是民族而是家族或氏族）经过长期磨合形成的统一体。那么这个家族、氏族统一体中的家族和氏族成员，主要来源于或者说主要由那些家族、氏族构成的？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正确的方法应从客家研究史的起点说起，也就是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旅美学者邵东方所说的："对于研究史的重视，就是对于前修与时贤学术劳动的敬意，也是对于历史的敬意。心中无此敬意，就是轻率；轻率，就不能真正地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说就不能真正地从事确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因为，我们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也只能在前人所达到的终点上迈进，力求能进一步，以待来者的继续超越。轻看前人，或者自以为已经达到真理的顶峰，恐怕都不是一种郑重的学术风度。"（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客家史研究的奠基者是罗香林先生，客家史研究的奠基性理论观点是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和《宁化石壁村考》。罗先生是位治学极其严谨的史学家，在《客家源流考？绪论》里，他实事求是地把客家史研究的源头追朔到英国传教士贝尔氏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义氏。
1912年，也就是一百年前，贝尔在汕头举行的一个宗教会议上报告了客家的历史和现状，在报告中他指出："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着、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由来迁徙，种种经历┅┅。"在这里，贝尔的结论或者观点之一，就是认为客家人是中华民族里最显着、最坚强有力的一派，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由外地迁到这里来的。但由那里迁来的？可能他没有指出，也可能在别的段落指出并论述，罗先生没有引到此处。因我们没有看到他的报告全文（后来他报告印成《客家源流与迁移》一书），不好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贝尔不认为客家人是客家居地土生土长的土着居民。因贝尔是在一百年前的客家居地传教，他对客家历史的了解，对客家文化的认知，还带有很多的原滋原味，是一百年后的今人无法企及的，因此他的观点被罗香林重视，因此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924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着《种族的品性》一书，书中说道："客家人要不是因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压迫，大概也不会离开北方的老家的。"韩氏的观点非常明确，客家人是从北方迁来的。
罗香林先生对贝、韩二氏的客家研究论着研究后，把他们的主要观点概括为：第一、客家是中华民族的精华；第二、客家是从中国北方迁移到南方来的；第三、客家有其所由生存发展的特性；第四、客家方言是一种较近中原语音的官话。贝、韩二氏的这些观点尽管产生在上个世纪初，但具有一定的客观真理性，所以得到罗先生的肯定。
但罗先生对这二位西方学者观点中的不实之处，还是进行了质疑和反驳。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对韩廷敦的"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和"他们（客家人）是今日中华民族里的精华"进行了辩驳，罗先生指出："‘精华’的未必‘纯粹’，‘纯粹’的亦未必‘精华’。盖从史实观察，所谓华人，根本没有 ‘纯粹’的血统可言。"他分析了北方汉人和南方各民系的民族混合情况后说："无论北系的汉人，还是南系的汉族，都是‘混血的民系’，都‘非纯粹的汉族’。"并进一步指出："当时闽赣粤的畲民，虽其文化远不及客家民系，然因为是那些地方的土着┅┅，客家和畲民接触的繁多了，惟其接触繁多，所以免不了要发生混化的作用。"在这里，罗先生的观点很明确，客家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但客家人并不纯粹（是汉人），他是与闽粤赣的土着畲族混化后的新民系。
罗先生后来写《客家源流考》时，因为学术研究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他强调的重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总之，"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罗先生曾用相当的篇幅论证了客家曾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土着————畲族发生混化。对罗先生客家源流观的演变，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周雪香：《从客畲混化到"纯粹自体"》，《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近年有些学者在研究客家源流时，"以否定罗香林教授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宁化石壁村考》为‘创新’。"（黄石华：《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对罗先生的观点，不仅是质疑，而是彻底否。例如台湾学者邓振麟、许时烺在《客家源流的多元探讨》一文中说：
"从小时後到长大，一直到1997年在宝岛客家广播电台担任节目主持人的时候，都一直听到客家人是中原人的说法。但是我的祖先是从广东饶平山前乡牛皮社迁到台湾的，牛皮社的「社」是原住民聚落的意思，因此吸引我很大的兴趣，後来我又在清代饶平地图上发现，整个饶平客家人的聚落都是一个一个的「社」，又发现大埔也是「社」。因此我认为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大有疑问。"
"客家源流从单一中原说到多元，进而论述客家是南方越人後裔，是南方越人种「畲族」後裔。"邓、许两位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即客家人是"南方越人种‘畲族’的后裔，是畲族的直系、单传，与北方汉人，或者说与汉人无任何牵连，包括血统和文化上的牵连。
关于"客家"与"畲族"的关系，如前所述，罗香林先生认为两者有混化、混血。但认为客家人是纯粹的畲族人的后裔，客家人与北方汉族无任何血缘和文化上的牵连，这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畲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但对畲族源流的研究，目前学界分岐和争论较大。撇开其一些细节不论，畲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历来通用汉字，单凭这一点，就很难把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客家民系的源头归根于畲族。再撇开邓、许二位先生的其它论点、论据不说，上述引文中的关键论点就大有商讨的余地。邓、许二位说："整个饶平客家人的聚落都是一个一个的‘社’，又发现大埔也是‘社’。因此我认为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大有疑问。"邓、许二位先生认为，"社"是畲族住地的专用语称，"社"在客家住地的通用证明，客家人的先祖为畲族人。据此来否定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论，这是个莫大的历史误会。
畲族住地为深山老林，如《汀州县志》所云，结庐山谷，临清溪栖茂树，种畲田，善狞猎 ,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居处，多以洞（侗、峒）溪、窝相称。而"社"是汉人的专用语。社是土地神，"后土为社";社又是古代地方的基层单位，《左传？昭二十五年》："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注："二十五家为社",又"方六里为社。"由此可见，"社"是华夏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称谓，是古代北方的基层形政单位，把它归结为畲族住地的标志性称谓，没有历史和文献的根据，再据此否定罗先生的客家源流论，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一种误解。
二、 关于"客家"的名义
中国这个庞大而又有重要影响的民系或曰族群，为什么用"客家"来称谓？也就是说"客家"这个"名"的"义"是什么？也可以说"客家"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从语言学上理解，"客家"就是外来人的意思。着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1931年写的《中国音韵学》（1936年、1955年再版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一书中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王力先生的这个定义，从语言学的角度理解是完全正确的，但从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理解，这个定义还不能完全说明"客家"这个名称的由来和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给"客家"下定义的还是罗香林先生，罗香林先生在早期着作《客家研究导论》中，把客家住地的原住居民称为"主户",后移居此地者为"客家",他说："‘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时（五代或宋初）。是时，客家居地虽说尚杂有无数的主户（指当土着），然而新种（指客家）一入，旧种日衰，主户的言语日为客语所排驱，主户的苗裔亦渐渐为客家所同化，而失却其特殊性。"罗先生在这里把"客家"定义为与"主户",即当地土着相对立的新来的人（新种），这与王力先生的定义基本一致，即"客家"是外来的人。这种定义从语言学和移民史上看，都是正确的，而且也许这就是"客家"的全部而且是真正的含义。但从整个客家史和和移民史考察，"客家"名称的来源也许不是这么简单扼要。所以后来罗先生对客家名称的由来又做了修正。
罗先生在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中，对"客家"的名义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说："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41、42页，1950年版）罗先生在这里认为，客家源于给客制度，客家之"客",就是那些依附大姓的宾客、佃客、部曲等等。这里的"客",专指依附豪族大姓的流民。历史上确有给客制度，即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下令实施占田法的同时，根据官品位的高低规定了"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的制度，例如西晋时，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顷，荫（庇护、占有）佃客五十户。依附于豪族大姓的各"客",确实是客家族源之一，客家之"客",与客家民系或族群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把优秀的客家族群的先人，全部、完全归结为那些没有文化，只有靠双手为主人干活的"客",恐怕与历史的真实不符，优秀的客家人的主体、主人，不可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也就是说客家人的一部分，客家族群中的附属，客家族群中的那些为豪族大户的主人干活的体力劳动者，来源于给客制度中的"客",这是对的。如果认为客家民系的全部，都是来自给客制度中的"客",就不对了。
在研究和辩析罗先生的这一客家源流论时，有的研究者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全盘否定，这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问题搞的更为混乱。被认为对客家研究有标志性意义的谢重光先生的《客家源流新探》就有这种倾向。在该书中谢重光先生说："把客家与历史上的‘客户’混为一谈，罗香林先生就有这样的误会";"自晋至唐，史籍中常见‘客’、‘僮客’、‘佃客’、‘浮客’、‘逃移客户’之称。┅┅这样的‘客’、‘客户’，与后世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区域，与当地旧居即‘土着’相对称的‘客家’毫无关系"（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3、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彻底否定自晋至唐史籍中的"客"、"客户"与后世"客家"无任何内在联系。
谢重光先生对"客家"的界说是，"‘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说客家是个文化概念，不是个种族概念，这是对的，但名闻世界，有独立品格的"客家人"这一概念，除去其文化内涵外，还是一个"民系"、"族群"概念。"北京人"、"上海人",虽然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但其文化内涵有很大的区别。在"北京人"和""上海人"的称谓中，除去有文化的区别外还有地域的区别，所以叫"北京人",因为他们的居地是北京；所以叫"上海人",也是因为他们居住在上海。为什么叫"客家人"呢？对"客家"二字的历史渊源总得有个理论上的说明。因此，只说"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实际上并没有界说清楚"客家".
谢重光先生在这一节中进一步说："用以界定‘客家’的典型文化特征，如同界定民族一样，应包括如下四种因素，即：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社会心理素质。"（同上书第12、13页）在这里，谢先生承认"客家"这个概念，与民族的概念有相似之处。既然"客家"也有某种民族的特性，确切地说是具有"族群"的特性，因此在探讨客家源流时，就要探讨"客家"这个名字的源流，探讨"客家"所以称呼"客家"的历史文化根据。谢重光先生书中这一节的名字叫"‘客家’界说",但他否定了罗香林先生"客家"源于依附于豪族大姓的"客"和给客制度后，对"客家"二字的源流并没有探讨和论述。
对"客家"的名义，我在《客家人和客家土楼的历史渊源？之一》中写了如下文字：
客家，是"客"和"家"的对立统一，是士家豪族与佃客在南迁后的战乱中形成的一种互相依存、相对固定而又十分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家",就是世家；"客",就是豪族大户的宾客、佃客、部曲。"家"与"客"是主和从的关系，是个对立统一体。
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客家"之"客"这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客"与"侨"、"寄"意同，即都谓寄居他乡的人。因此，长江流域的侨郡、州、县的居民，都谓侨人、客人。《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寄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广东通志·长宁县志》载："相传建邑时，自福建来此者曰客家".因此，"侨人"、"客家",都是对外地迁入者的称呼。侨人、客人，都是对侨居南方的北方人的称谓。
狭义的"客",是指依附于士家豪族的佃客、食客、部曲等劳动者、半自由人。《南齐书·州郡志·兖州志》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称居江左的士家豪族与跟随而来的佃客、部曲，是主客关系，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关系又表述为"客家"关系。《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客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客皆注家籍。"这段记载表明，南迁的数十万侨人，每家（每户）内部又分为两类人，即家人（主人）和客人（佃客、食客、部曲等）。"家人"有户籍，"客人"无户籍，因此客人"皆注家籍","家"的籍，也就是"客"的籍。客随家（主），客与家形成统一体，这也许就是"客家"这一称谓的原始含义或者说是原始出处。
按照主从关系，"家"和"客"应表述为"家客",但历史和现实对这种关系都表述为"客家".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客观存在的"家客"关系用语言表述时，客家后人把重点放在"家族"的主体上，而把依附于家族的那些"客"舍弃掉了。"客家"就是客（侨、寄）居南方的士家。
二是客家人的语言习惯。具说客家人把"公鸡"叫作"鸡公","秋千"叫作"千秋","母牛"叫作"牛母","热闹"叫作"闹热".这就有可能把"家客"称作"客家".
三、对客家民系之"源"的讨论
在客家学的研究中，以客家源流为研究课题的文章很多，最早是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尔后有郭寿华的《客家源流新志》、邓迅之的《客家源流研究》、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及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等等。所谓"源流",《辞源》解释为"水的本源和支流。也指事物的起源和发展。《荀子？富国》：‘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辞海》解释为："原指水的本源和支流，引申指事物的本末。班固《泗水亭碑铭》：‘源清流洁，本盛末荣’。"据此解释，可知"源流"与"本末"意同，"源"是源头，是"本";"流"是支流，是"末".因此，客家之"源",是指客家族群的源头、来源及怎么样形成的；客家之"流"是指客家族群的支流，客家族群形成后怎么样分流到各地的。但目前客家学的研究中，有些论着对"源"和"流"没有严加区分，往往混在一起论述。
"客家民系"又称"客家族群",其含义都是强调"客家"是由若干家族、氏族、人群聚合在一起的，在中华各民族中具有相独立性的一个人群系统。按照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这个人群系统，是北方汉族的部分人群南迁后与当地土着融合后形成的。在这个人群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北方汉人，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当地土着`.由此，探讨客家民系之源，就是探讨哪些北方汉人，或者说哪些北方汉人的家族、氏族、人群和那些当地土着是客家人祖先？是客家族群的源头？再进一步说，在众多、多次南迁的汉人中，哪一些族群成为了客家的先民？对此，先贤罗香林等及若干当代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和论述，但对客家之"源",对客家是在什么时间形成的，仍然存在较大分岐。本人在检点诸家论说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现摆出来与大家商讨。
探讨客家之"源",探讨客家形成的历史，与探讨一般民族的形成史有共同之处，即要界定这个民系或族群与其它民系或族群的区别。"狭义的民族特征应当是指这样一些民族特征，它们反映各民族共同体之间实际存在的区别，而将每一个共同体同同一类的其他共同体区别开来。"（刘克甫、索弗罗诺夫：《古代中国人的民族起源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第6 期）所以研究客家之"源",研究客家形成的历史，就是要研究客家民系与其它民系的区别。如罗香林先生说的，"而南系汉人，亦以分头迁徙，已受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又以南方诸部族┅┅发生交涉，交涉日多，影响日深，以是而这南系汉人又后分化为若干不同的民系。"罗先生列出了越海系、湘赣系、南海系、闽海系、闽赣系，即我们所述的客家系。（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41页，）这就是说，同样是南迁汉人，同样是南方土着，两者由于处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中磨合、融化，结果民系产生了区别，也就是说形成了不同的民系，就如古语说的"桔子生于".这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地域的差别。这个地域差别，第一它决定这个区域是全封闭、还是半封闭、还是开放式的；第二它决定了南迁汉人主体的差别，即迁入这个地域的汉人集团，他的祖地、成员身份、文化素质及南迁的经历与其它地域的南迁集团的差别；第三它决定了当地土着的部族属性、经济文化水平和人员结构与其它地区的土着的差别；第四它决定了两者磨合、融合的时间的长短。因为有了类似的这些差别，所以同样是南迁汉人与南方土着的融合，不同的地域就形成了不同的民系或族群，也就是形成了民系、族群间的差别。因此，在研究或者判断客家民系或族群的形成时，一是要科学地界定客家民系形成的核心区域，即客家民系根据地的地理范围、边界；二是要界定是哪一支或者说是哪些家族、氏族、人群集团，在什么时候进入了这个区域：三是要界定南迁汉人与当地土着的磨合或融合经历的时间跨度。
（一）、关于客家的核心区域
关于客家区域，现在有多种说法，一类说法比较宽泛，即包括了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处的若干县，这个范围也就是现在客家聚居的一介明显区域；一类说法比较窄小，集中在闽西的纯客家县，例如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清流、南靖、平和、诏安。
客家民系之所以与相邻的潮汕民系、兴化民系有区别，原因是由他的封闭性决定的。潮汕地区、莆田、仙游地区，地处沿海，交通发达，南迁汉人和当地土着，更具有多元来源和剧烈的变动状态。"客家先民自北方迁入南方以后，只有具备一定的移民数量，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才能长期保持并延续北方的文化特征。"（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期）客家先民，即形成客家的那些北方家族、氏族集团（族群），由于大迁徙的时代背景不同，迁移中的政治经济遭遇不同，迁移的方向和路线也就不同。这个南迁汉人族群，很可能是遇到了多次的、来自不同社会集团势力追逐、打击，才不断地转移，逃亡再逃亡，由交通便利地区逃亡山区，沿着不同的水系逃到深山里，逃到一个与外世隔绝的区域，安家落户定居下来。这个区域就是罗霄山脉以东，武夷山、九连山以西，南岭以北的这块由大山的天然屏障保护着的山区，也就是后来的：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清流、南靖、平和、诏安这些县的所在位置。客家先民南迁到终点站后的收缩、聚集、稳定阶段，是客家的形成阶段，是客家之"源";当客家走出大山向沿海各地再迁移时，那就是客家之"流"了，是客家族群的大发展、大扩散，是离开根据地的大转移了。
（二）、客家民系（族群）之源
关于客家族群之源，客家史研究者基本都认同为南迁的北方汉人。而南迁汉人，从汉末到明清，是个接连不断的过程，其时间跨度有一千五、六百年。就说从汉末到宋，其间也有六、七百年。做为客家先人的聚集、稳定阶段，虽说有一定时间跨度，有不同的家族、氏族加入，但这个阶段不能无限的长。
1、与吴松弟先生探讨
关于北方汉人南迁，罗香林先生提出五次迁移说，"第一次的迁移，则以五胡乱华所引起"而"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12和第41页，）吴松弟先生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东晋初年为四世纪，唐末为十世纪，北方移民在到达汀赣之前已在经济不落后交通也不闭塞的长江南北居住了六个世纪┅┅依照文化发生的原理，罗香林先生的东晋移民五代宋初形成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认为："只有唐后期和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迁入的北方移民氏族，才有可能对客家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今日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的北方文化带入汀赣地区从而成为客家源流的移民，主要迁自南宋时期。"（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
谢重光先生的观点与此相似，他说："客家民系的组成是多元的，其主体是唐末五代两宋时期自中原和江淮一带移入赣粤闽交界地区的汉族人民，但也包括与南迁汉人融为一体的大量土着种族。"（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前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陈支平先生认为，"从现有的宁化、清流等县的族谱资料看，这一带的客家人，其祖先也大体是从宋代及其后才大量涌进来的","客家人的大量入迁，是始于宋代。"（陈支平：《福建六个民系》第120页，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由此看出，多数当代的客家学研究者，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在唐末至宋，个别人认为就在宋代，而且是南宋。对客家学研究中的这些所谓的主流观点，我觉得很有商榷和讨论的必要，比如吴松弟先生，他认为"导致今日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的北方文化带入汀赣地区从而成为客家源流的移民，主要迁自南宋时期。"
（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 期）但他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作为客家源流的北方移民，必须是"具有一定数量的集团移民"（同上）。我理解吴先生在这里强调"集团移民",是想强调作为"族群"形式存在的客家，其形成之"源"的北方汉人，也必须是若干家族、宗族、人群以某种联合体的形式，集团式迁移过来的，"否则其北方语言便可能被南方方言所湮没。"（同上）
在客家学研究中，强调事物的因果联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用此观点审察史实，我个人觉得很难得出客家形成于南宋的结论。如前文所述，汉末和两晋时期，"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入蜀求食","洛阳顷复，中州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迁入江南的北方移民，把他们原来居住的郡县之名也迁到江南，仅长江下游的江苏，就有33个侨郡和75个侨县。但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这种集团式的由北向南的大迁移，基本上不存在。在金军的步步紧逼下，只有朝廷的逃亡和军队的转战，而无北人的南迁。范文澜先生是如此描述的：在金兵距东京只有十日路程时，"徽宗、童贯、和蔡京全家，以烧香为名，由童贯的亲军二万人护送，逃出东京，跑到毫州。徽宗又从毫州逃到镇江。"北宋灭亡后，中原人民不是南逃，而是纷纷拿起刀枪武装抗金，八字军、红巾军、五马山义军、梁山泊水军，黄河南北有六、七十万农民军，进行抗金斗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五册第226至24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两宋时期没有大规模的北人南迁，除去因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家庭、家族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外，主要是因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南方已经没有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了，大江南北已经成为一个统一体了。
吴松弟先生在上文中提出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北方迁入汀、赣二州的移民，必须"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才能长期保持并延续北方的文化特征。"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困为南迁汉人要是生活在像福州、泉州这样开放的环境中，那么它就形成与客家民系不同的，具有多元和开放特点的民系。检点史籍，两宋时，不仅闽中，就是闽西也没有相对封闭的自然、社会环境了。
郡县的设立，是一个地区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标志。一个地区一旦设立郡县，就表明这个地区已在政府的管辖之下，政府要管你的户籍，你要向政府缴纳税赋，并服兵役。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元和郡县图志》载，开元二十一年置汀州，因长汀溪以为名；开元二十二年，设宁化县。宪宗属于唐中期，说明唐中期，长汀、宁化已经不是封闭社会了。
南宋历史上，闽粤赣三角区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摘其要者有：建炎二年，建州（今建瓯县）兵士叶浓率众起义，攻破古建阳；建炎四年，范汝率饥民和贩盐为生的农民在建州吉阳起义，攻入建州，破邵武军（今邵武县），拥众十万人，活动于建瓯、南平、长汀、邵武诸州。长汀地区，以武夷山、大庾岭、赣南山区为依托，农民反抗官府"计口敷盐"的斗争接连不断。理宗绍定二年，在汀州爆发了由晏彪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先后攻破清流、宁化、建宁、泰宁、将乐诸县。汀州南方的虔州农民大起义，拥众十万余人，活动于循州、梅州、潮州、惠州、广州等地。这些事实说明，客家的核心区域，已经不是个封闭社会了。在整个福建，也没有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园"了。在这种大背景下，在闽粤赣三角区形成一个独立的民系，可以说完全不可能了。再者，这些反抗官府的数十万的起义军，他们是南迁汉人呢？还是南方的土着，即山越抑或是畲族？其实史书这时已经不再区分为南人、北人了，已经把南人、北人看成是融合为一的一个与官府对立的整体了。
2、与谢重光先生探讨
在讨论客家民系的形成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客家先民的基本成分是"中原士族"?还是"平民百姓"?谢重光先生的观点异常明确，"不管中原士族在客家先民中占数量上的优势，还是说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起主要作用，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已经反复论述，晋代的‘衣冠南渡’，与唐中叶以降客家先民的南迁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谢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客家先民是在唐中叶以后南迁的，因此汉末和两晋南迁的那些士家豪族与客家族群的形成无关。"而至唐代中叶，士族作为一个别阶层已经相当没落","客家先民的基本成分是平民百姓。"（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104、10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谢重光先生为了论证他的这些观点，在该书中引用《资治通鉴》、《临汀会考》等文献中的十六条史料后，得出了"唐中叶以前，汀、潮、循三州可以说基本上是土着少数族的天下，汉人的势力基本上尚未进入这一区域。"的结论。
但若仔细研究这十六条史料，这个结论恐怕很难成立。比如第9条史料为："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杨澜：《临汀会考》卷3）这条史料有力的说明，唐初置汀州时，这里已是"内地民"和"本土之苗"杂处混居了。谢重光先生在本书的第三节又引用了这样一条史料："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蜑、曰儴、曰俚、曰僚、曰迤，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隋书？南蛮传》）这条史料说明，在隋时，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深山里的百越族，"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但他们（百越族）已经与"华人"错居。问题非常明确，谢重光先生的"唐中叶以前，汀、潮、循三州可以说基本上是土着少数族的天下，汉人的势力基本上尚未进入这一区域。"的结论，与这两条史料相悖。
再说，《元和郡县图志》所列的唐元和时，汀州有民2618户。汀州的这2618户是北方移民？还是当地土着？这也是个需要弄清的问题。《元和郡县志》载："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这三千余户是避役百姓。"避役百姓"就不是土着。"百姓"这个概念，在江南的形成和使用，有着特殊的背景和含义。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是这样分析论述这一问题的："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家谱》，┅┅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
"宋齐两朝用素族来压制士族，梁武帝按照东晋的经验，认为不如用士族来压制素族较为有利，因之东晋初的百家士族又被重视起来。┅┅每州每郡每乡都有专官一人搜罗士人。"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百家姓"就是南迁士族的代名词，也是南迁士族的精华，搜罗百家姓族，是东晋和梁朝的一项大政策。也因此，"百姓"（百家姓）在江南具有特殊的历史含义。
南迁的士家豪族，都有众多的佃客、部曲，即"客".客没有户籍，"客注家籍","客"都注册在"士家"的名下。士家户下，有成百成千客户。因此这三千余户避役百姓，实际的户数要比这三千多的多。在长汀溪检括到三千户避役百姓后置汀州，管长汀、沙、和宁化三县。这里有个不争的事实，即避役百姓不止长汀溪有，闽粤赣三角区的其它溪、其它山谷也会有避役百姓。县的设立，很重要的原因和根据，就是发现了避役百姓，发现了纳税、缴贡赋的山民。"由汀州州县建置的时间顺序，大致可以推知北方汉民经由赣南转入闽西的途径。按汀州旧领八县，依其设县年代先后，顺次为：宁化县、长汀县、武平县、上杭县、清流县、连城县、归化县、永定县。"（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93页）谢先生又说："封建时代州县的主要职能是治安和征收赋役"（上书第74页）因此，这些县的陆续设置，也就表明在这些县域陆续发现并纳入官府管理的服劳役、纳税赋的民户。这些民户包括"避役百姓"和土着山民。在长汀溪检括到三千户，在新设立的诸县检括到多少户？史无载，但肯定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在陆续设置的这汀州八县，检括到土着山民多少人户？虽然史无载，但肯定也是个不小的数字。而且这些土着的发现、登记造册、缴纳贡赋，是个漫长和复杂和过程。
谢重光先生引杨澜《临汀会考》曰："当造治之初，凡砍大树千余，树皆山都（土着）所居";引刘克庄《漳州谕畲》曰："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说明那些栖树住洞的山民，从来不服役不缴税，也从来没有跟官府打过交道，就像南宋名将李纲在《桃源行诗序》中描述的："今（南宋）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礼俗淳古，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此与桃源何异？"说明一直到南宋时，有些山民还是"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一直到老都不知道什么是官府。山民不认识官府，也就说明官府也不认识山民。县的陆续设立，民户的剧烈增长，跟这个地区生产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土着的汉化，贡赋的缴纳及对这个地区的"避役百姓"和当地土着的陆续发现、纳入管理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在汀州地区，唐中叶以前，已经有不少的南迁汉人，即"避役百姓".这些避役百姓不是土着，如谢重光先生所言："宁化（李注：是宁化还是汀州暂且不论）建县之前检括出来的三千余户避役百姓，应是南朝后期以来为了反抗官府、逃避苛政而陆续由邻近州（郡）县逃来的百姓及其子孙。""现在进而可以推测，三千余户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应是从抚州越过站岭隘东迁进黄连洞的";而汀州"这批避役百姓中从赣南迁来者，应是越桃源栋而来的。"（谢注：据《元和郡县志》，这批避役百姓也是三千余户，与宁化黄连洞检得者相同，疑有误。）
但谢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批避役百姓，殊不足以证明宁化自晋代以来就有北方汉人迁入。"这种思维逻辑，确实让人不敢恭维。
为了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谢重光先生还引用了如下户籍资料：汀州在唐元和时，有2618户；北宋端拱二年增至24007户；从北宋太宗到神宗元丰年间，又增到81454户；到南宋中叶，户数已达218,570户。证明了汀州的移民高潮在宋，尤其是南宋，因此也间接地证明了汀州的客家先人，与士家豪族无关。
从上述移民资料可以看出，汀州居民，主要是两宋，尤其是南宋时迁入的，即由八万多户，猛增至二十一万多户。但汀州在两宋，尤其是南宋时的这种人、户剧增，可以和移民挂钩，也可以和户籍制度挂钩，即换一种思考方法，把汀州的民户的增加，看成是两宋尤其是南宋时，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完善和严格，那些无户籍的山民，都逐渐列入了国家户籍册造成的。
唐元和时，汀州有民2618户，南宋中叶增加到了218,570户，净增215,962户，就是净增了20多万户。我们必须追问一下，这20多万户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按照谢重光先生的观点，这20多万户都是平民百姓。我们知道由南到北的迁徙之路，是条以艰难险阻之路，不用说由中原到汀州，就是由江淮到汀州，也不是一般的分散的个体农民所能到达的。汉末两晋时的集团移民，是以有钱、有势、有知识的士家豪族为首领（流民帅），大量的佃客、部曲为主体的集团式迁移。就是这样，也不是每个迁移集团都能达到目的地，就像韩廷敦教授说的，"当他们迁移的时候，自然淘汰的势力，一定很活动（跃），逐渐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者留在后面。所以凡是能够到达远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较有毅力有才干的。"（转引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2页）因此，20万平民百姓，如果是以个人或者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个体南迁行动，其成功率可以说极低。到汀州，这是很难想象的。若按谢先生说的，他们是"南朝后期以来为了反抗官府、逃避苛政而陆续由邻近州（郡）县逃来的百姓及其子孙。"那么南朝时南迁的这2618户中，你就不能断然否认，这里面有士族，这里面有佃客、部曲。据此，你也不能断然否认，至迟唐中叶前期，这里就有南迁的士族和佃客、部曲，即南迁的北人族群。
两宋人户的剧增具有全局的性质。两宋，尤其是南宋户籍制度的完善和在册人、户数量的增加，主要与官府对人民的残酷掠夺有关。"南宋初年东南各路岁入不到千万，到了五十年后的南宋中期，猛增到六千五百三十余万，增长达六、七倍之多。"（《中国史稿》第五册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南宋最着名的政论家叶适云："国库收入，在宋初全盛时期，等于汉唐全盛时期的再倍。熙丰比治平加几倍。宣和为熙丰的再倍。南流以后，又为宣和的再倍。"（叶适：《水心文集》卷四）可以说，国库收入增加的部分，来源于严格的户籍制度，来源于依靠户籍制度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两宋，尤其是南宋户数的剧增，有移民的因素，更有南宋政治腐败的因素。不能据此来断定两宋前这里没有大量的南迁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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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祖先的迁徙历程
————客家土楼索古之三（下）
李 沣
在探讨客家先民、客家族群之源时，首先要找出、找准客家人的族群文化特征。因为现在客家人的族群文化特征，是其先民族群文化特征的延续。对客家人的族群文化特征，学者们已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我认为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土楼文化。土楼文化即内含着客家人的宗族意识、士家传统，也内含着自保、自卫的历史习惯。把客家之源归结为南迁汉人，这是对的，但过于笼统。剖析土楼文化，必须肯定的一点就是客家先人与中原士家豪族有关。客家人是中原士家豪族南迁后的延续和发展，土楼文化是中原士家豪族坞堡壁垒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士家豪族是士（世）家豪族主与其附属的佃客、宾客、部曲的统一体，是"家"和"客"的统一体。因此，在探讨客家先人或曰客家之"源"时，需进一步探讨是北方的哪些士（世）家豪族，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迁移到闽粤赣三角地区的？
世家豪族的发展，是在两汉。北方世家豪族的集团性向南方大迁移，是在东汉末和两晋时期。
（一）、东汉末年北方世家豪族的南迁
东汉末，北方世家豪族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世家豪族成为分裂和割剧的政治、经济基础。先是黄巾农民大起义，尔后有董卓乱政，北方人民陷入战乱中。当东方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时，董卓强行将首都由洛阳迁往长安，"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乱政被杀，"兴平二年，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略，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是时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通鉴纪事本末》卷八）由数百万口，到无复人迹，人都哪里去了？"强者四散",都逃跑了。所以有"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庐江、九江、靳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汉末晋初，九十年的战乱，全国人口由五千万减到七百万，对此何兹全先生说："三国及西晋户口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的逃亡，不向政府注籍，及依附豪族变成大量豪族的户口。"（《何兹全文集》第一册第20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汉末时的北方人民大逃亡，尤其是往长江流域的逃亡，其主要形式是以世家豪族主为首领的族群式大逃亡，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其时去封建之世近，民之迁徙者率成群，其士大夫恒能为之率将，而宗族亲党之间，亦恒能互相救恤。"（吕思勉：《秦汉史》第515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上面所列的"数万户流入益州"、"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都是整户、整家的迁移。流入益州、荆州的数万户十万余家，是大规模的集团式迁移。其次还有很多世家军阀的集团式迁移，比如袁术、袁绍家，是世家大族，四世居三公位；也是士家，"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汉书？袁绍列传》）袁绍母死，归葬汝南，四方来会葬的有三万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袁术与兄袁绍因立帝产生分岐，"乃各外交党援",各奔东西。"初，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后汉书？袁术传》）"孙策破皖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队曲三万人，皆徙诣吴。"（《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跟随袁术由南阳移徙安徽皖城的百工、部曲就有三万多人。"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孙权"因举兵攻术于皖城┅┅，遂屠其城，枭其首，徙其部曲二万余人。"（《通鉴纪事本末》卷九）
三国时的军阀武将，转战各地，都带领着自己的宗族、家兵、部曲。"则当时居军中者，多有宗族相随。"（吕思勉：《秦汉史》第502页）"田畴归魏大祖，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田畴入徐无山数年，百姓归之者五千余户。""畴与管宁、邴原、王烈等，能为流人之主。"（同上书）
三国的各路诸侯名将，多数都是江北或中原人，他们到了长江流域，便把他们的宗族家兵带到了南方。《甘宁传注》引《吴书》言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依黄祖；《吕范传》言：范将私客百人归（孙）策；《蜀志？先主传》，言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吴志？朱桓传》，言其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转引自吕思勉：《秦汉史》第535页）东吴孙氏的战将周瑜、鲁肃、诸葛瑾都来自江北，鲁肃，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当牧守混战时，淮泗间战争频繁，肃部勒轻少年，‘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二百余人行，渡江到达江东。"（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10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二）、对闽粤赣交界区域外围的南迁汉人归类分析
汉末三国时，北方的集团式渡江移民，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各路军阀携带宾客、家兵、部曲，在与各自对手的竞争中转战江南，并随着这些军阀的德才和胜败，不断地变换隶属关系。魏、蜀、吴及刘表、袁术、刘繇等，都属于这个系统。
另一个系统就是小集团式迁移，或者是因内哄或战败，脱离了军阀系统的那些宗族、部曲，他们与当地土着混居在一起，即无户籍，也无赋役，泛称作山民、宗贼、百越。
1、南迁汉人的荆州军阀系统
在分析荆州南迁北人时，一个首领，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刘表。刘表，山阳高平（山东邹县西南）人，鲁恭王之后，与同郡张隐等八人号为"八顾";与范滂、张俭等八人为八友，与众多名流大儒结为私党，可谓东方名士，因此也是党锢中人。"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
前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荆州是魏蜀吴三国的重要起家地也是争抢地。刘表起兵襄阳，后为荆州牧、荆州刺史。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面，带甲十余万。"（《汉书？刘表传》）今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全是刘表的天下。"在汉末乱世，天下扰攘、生民涂炭的情况下，刘表能在荆州保持十余年的平净，使得关中人口逃到荆州去的十万余家，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到荆州后都能活下去，有的‘皆得资全’，也应该说刘表是对乱世士子百姓做了好事了。"（《何兹全文集》第2384页）
颍容，陈国长平人，博学多通，善《春秋左传》。"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后汉书？颍容传》）学士颍容带徒弟千余人避乱荆州，千余人也就是千余个家庭、家族，而且读书人都是富家豪族。这些儒家子弟并没有参预军阀的征战。
在荆州避难的的这十万余家北人中，有千家北方学士，"皆海内之俊杰".刘表在辖地，"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后汉书？刘表传》）像宋忠这样的一大批经学大师，到了荆州还能继续做学问，说明北方的文化精华在战乱中有些已转移到了今两湖、江西地区。也说明在汉末的湖南、湖北、江西地区，有一个十万余家数十万人北方族团，或曰南迁北人族郡。这个族群是以若干世家豪族和儒家学士为骨干的，是以宗族为维系纽带的，也是兵民合而为一的。
官渡之战袁绍失败后，刘备去荆州依靠刘表。刘备在荆州结识了诸葛亮。诸葛亮，山东琅琊（今山东沂水）人，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归依刘表。刘备在荆州刘表处以军客身份住了八年。刘表死后，刘表儿子刘琮投降曹操，刘备向江陵撤退，"荆楚之士，从之如云",沿途吸收了不少兵士和平民，人数达十余万口。南迁荆州的北方人，在刘表死后归依了刘备。曹操急兵来袭，刘备军民被打散，有的跟随刘备，有的投降了曹操，但肯定还有不少兵民继续向湖北南部和湖南方向逃跑转移。
赤壁战后，曹操撤至江北。刘备以刘 表的大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后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刘备把他的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到了今湖南境内。
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归刘备。赤壁战后，曹、孙、刘三家瓜分了荆州。荆州的南方四郡，实际上成了刘备的天下。南迁的十万余北人和上千的学士，也成了刘备的臣民。由于曹操占据襄阳，并不断地袭扰刘备，南迁汉人主要屯居在荆州南方，即今湖南的常德、长沙、衡阳、彬州一线。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荆州南方的长沙、桂阳、零陵诸郡。这些地方虽然远离中原，但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绐终被中央政府重视，这里是当地土着与北方汉族混化、融合较早的一个地区。也是各路军阀不断争夺的一个地区。
《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卫飒，河内修武人，家贫好学问。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邓禹府。"政有名绩，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出铁石┅┅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飒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这段记载表明：①汉武帝时，桂阳（今湖南彬州）已被征服；②东汉初年，迁卫飒为桂阳太守；③此时这个地方多土着，"不知礼则",民居深山，不出田赋；④卫飒在这里干了三件大事：一是"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使当地土着汉化，步入文明之路；二是凿山修路500 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开启了山区的交通；三是在耒阳设铁官，冶铁铸造工具。使这个落后地区的文化、经济、政治都有了跨时代的发展。"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如果按《后汉书》记载，建武二年卫飒迁桂阳太守，二十五年征还，卫飒在桂阳施政应有二十多年。卫飒离任后，"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桂阳仍在东汉政权的管辖之下。这说明，今湖南南部，早在东汉初年，北方官吏就在这里经营管理；北方汉人和当地土着就开始了"邦俗从化",融为了一体。
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桂阳、苍梧、南海、南郡等地爆发了卜阳、潘鸿、李研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人数多达十余万人。这十余万起义军是当地土着还是当地汉人？史无载。但从南到今广东，北到今湖北这样一个广大地域和宏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表明，到东汉末年，这一广大地区已走出封闭状态，这里的土着和汉人已融化为一体。
2、南迁汉人的扬州军阀系统
在扬州地区的南迁汉族军阀中，袁术为元老级人物。袁术，汝南汝阳人，士家豪族，门生宾客遍天下。与堂兄袁绍同为讨伐董卓的大军阀。因与袁绍不和，投靠刘表，"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初，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后汉书？袁术传达室》）此时袁绍与曹操结盟，联军大破术军，袁术率余部败逃九江，后又屯兵寿春，并占领扬州（今）。袁术从北方带到南方多少人马，史无载，但袁术曾遣将纪灵用步骑3万攻刘备，孙策破皖城后，得袁术、刘勋妻子及部曲三万余人。
丹阳人陶谦，为徐州剌史，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依陶谦，并大修浮屠寺，每浴佛，就食者万余人。时曹操击谦，"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后汉书？陶谦传》）曹操如此残忍地大规模地屠杀，"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同上）后过江奔豫章。曹操在淮、泗地区的大规模屠杀，造成泗水不流、鸡犬无余、无复行迹，是淮、泗人民南渡江左的直接原因，也是渡江的淮、泗人民不再北返的重要原因。
扬州的军阀还有庐江太守汝南人李术，孙策征袁术，打下皖城后，俘获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诣吴".但留给了李术3000人驻守皖城。孙策死后，因"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孙权"因举兵攻术于皖城┅┅，遂屠其城，枭其首，徙其部曲二万余人。"（《通鉴纪事本末》卷九）李术的两万多部曲，除去接手袁术的那三千人外，也应是从汝南带来的。
另一位是扬州刺史刘繇。刘繇，山东东莱人，父刘宠为豫章太守、会稽太守，属南迁汉人之列。刘宠弟刘方二子：刘岱、刘繇。刘岱"虚及爱物，为士所附";刘繇为扬州牧，"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表明刘繇接纳了很多南迁士友。后"繇与（孙）策战，兵败，走丹徒。"策告谕部下，其刘繇故乡部曲不降者，一律善待，"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刘繇奔豫章，诏华歆为豫章太守。刘繇卒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华韵为主，韵以为"因时擅命，非人臣所宜。"（《通鉴纪事本末》卷九）其众未有所附。由此可知，刘繇的数万故乡部曲，一部分归属了孙策，另一部分散落到了民间。散落民间者，官府就称为"宗贼"、"盗贼".河内温人司马芝避乱荆州，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但"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三国志？司马芝传》）说明旧族豪侠宾客逃亡深山，落为盗贼者不在少数。也说明荆、扬两州的山贼、盗贼、山越，很大一部分是逃亡深山的南迁旧族豪侠宾客。
孙策、孙权的文武大臣，绝大多数也是南迁士族，如：
张昭，彭城人也，"汉末大乱，徐（徐州）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 孙策"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志？张昭传》）。
鲁肃，中州人，中州长扰乱，肃乃命其属曰"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可以避害",其属从命，率男女三百余人同周瑜一起渡江投奔孙权。（《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所以何兹全先生说："孙权的政权就是在北方逃乱到江东去的豪族和江东本地的豪族拥戴下建立的政权。孙吴的重要人物如张昭、周瑜和鲁肃都是北方的豪族。"（《何兹全文集》第四卷第1825页）
汉末晋初，过江的南迁汉人，是个无比庞大的群体。迁入荆、扬、益三州的北人数字无法精确统计。
3、南迁汉人与百越
长江以南，闽粤赣交界处的北面、西面的广大地域，是史称"百越、山越"的活动地盘。"百越"（山越）是个非常模糊的族团概念。客家学的研究者一般都认定"百越"为南方土着，但着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世或闻越之名，遂以为异族，此实大误。其人一出平地，即能输税赋，充行伍，安得目为异族？盖皆汉人之遭乱入山，与越错处者耳。"（吕轨勉：《秦汉史》516页）《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着作者周兆望先生也持此说，他说："稽诸史实，山越并非全是古代越人的后裔，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居住在山区的汉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周兆望：《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探讨客家先民时，我们必须注意闽粤赣三角区外围，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西、湖北地域的所谓"山越".因为这部分"山越",在各种不同的原因背景下，有的被军阀收编，成为各路军阀的组成部分，参预了军阀混战；但也有很多人逃进了与世隔绝的深山，或许有一部分人逃进了三角区的核心地带，成为了客家先人的组成部分。
长江以南与闽粤赣三角区之间的"山越"有多少人？文献资料残缺不全，很难统计出个确切数字。但江西学者对江西的"山越"做了个大致的统计，他们根据《三国志？孙策传》、《三国志？贺齐传》的"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和建安八年"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余汗（今余干）。"的记载，粗略统计豫章和余干的"山越"原有七万二千户，接近30万人。另外根据孙权平定其它地区"山越"的记载，他们的初步结论是："连同洪明等人所率鄱阳山越及豫章上缭宗民在内，其时江西境内山越总数接近十万户，口约40万。"（周兆望：《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7、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江西的山越，尤其是海昏、上缭的万宗民，应该是北方南迁的世家豪族的一个大群体。刘勋伐上缭（今江西永修）、海昏（今江西靖安），"宗帅皆空壁逃匿";孙策欲伐豫章，打探豫章太守华歆内情，太史慈报告："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子鱼不但不能不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第1189、1190页）说明南昌附近的各宗部，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的住地带有极强的防御功能，称为"壁 ",这些宗部、宗伍五、六千家结聚一起。他们向官府"输租布".这一切说明，这些宗部是北方南迁的世家豪族集团，而不是本地土着，他们把北方世家豪族的宗族组织、聚族而居的传统和堡坞壁垒的军事文化都一并带动到了南方新住地。这些"壁"中的向官府"输租布"的宗部、宗伍，与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刀耕火种生活，还处于原始状态的"山越"有着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在汉末三国时期，由于战乱、灾荒，人口集中的黄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篇》）中原户口十不存一，其中很大一部分避乱荆、扬、益三州。黄河流域有多少人南迁到了荆、扬、益三州？何兹全先生有个简要的列表说明，列表中三辅人口，西汉时为243、6万人，东汉末为52、38万人，减少了191万人，减少了78、5%.而同期，扬州增加了128万口，占人口总数的42%;荆州增加了266、8万口、占人口总数的74%;益州增加了261万口，占人口总数的56%.荆、扬、益三州到东汉末增加了6、70%,除去自然增长外，大概有50%左右是从北方迁来的移民。
这样，在长江以南与闽粤赣三角区的中间地带，即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居民中的半数左右是南迁的北方移民。这些南迁北方移民，有的隶属于军阀系统，有的散居民间与当地土着名杂居。
汉末晋初，迁移到这些区域的北方移民，有的参预了魏蜀吴及各路大小军阀（牧守）的混战，有些与当地土着混居的族群，被当做"山越"、"宗贼",受到各路军阀的征讨，因此又必须不断地迁移再迁移。
从理论上说，这些北方移民的一部分，即迁居入闽粤赣三角区的那一部分，就构成了客家的先人。
（三）、荆、扬、益北方移民与客家族群的可能性
汉末三国时期，在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也就是闽粤赣三角区的外围，都以各种形式、面貌居住着以世家豪族为首的北方汉人。这些闽粤赣三角区外围的北方汉人，在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逼迫下，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分批分期地向三角区转移集聚。是哪一支南迁汉民？在什么时间接近了闽粤赣三角区的？依据文献记载的分析推测，只能做出大致的判断，中间若干环节不能充填和说明。因此，这种推理判断，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正确性、可靠性，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否定其正确性和可能性。本文试着用文献资料论证客家先人在汉末由闽粤赣三角区外围向三角区核心部位迁移的历史背景和路线。
1、海昏、上缭近万家宗民的去向？
《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曰："鄱阳民帅别立宗部┅┅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三国志？吴志？孙策传》曰："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豫章郡，郡治南昌。南昌、上缭、海昏这个区域，有宗民万余家。这万余家宗民应是青州南迁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豫章太守华歆的庇护。
①这些以家族、氏族为单位的宗民，聚族而居，又称宗伍、宗部。目前学界对"宗"的含义虽有多种理解、解释，但归根结底，"宗"的本义应与"族"相通。《三国志》中的"公沙卢宗强"、"君为大宗"、"典宗族部曲"、"率举宗族"、"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等，都说明"宗"即"族"."宗是豪族大宗，故记载中也称宗部、宗伍，即豪族大宗武装。"（参看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强宗"、"大宗",即巨姓、豪族。宗民、宗伍、宗部，都是对南迁的世家、巨姓、豪族的称谓。
②上缭、海昏北方宗民，沿用在北方的防御自卫传统，在新居地仍然修筑了城池壁垒，称"上缭壁",也称"城"或"营",如《 魏志？刘晔传》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上缭营在建昌".凡有"壁"、"城"、"营"者，皆有南迁汉人的足迹。
③上缭、海昏，与昌邑王贺有关。《水经注疏》云："上缭营在建昌县南十七里。相传昌邑王贺所筑。"昌邑王贺，武帝之孙，本为太子，因荒淫无度不务正业，"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为了不使昌邑王贺干预朝政，把他发配到了远方。原奏发配到房陵，实际上发配到了豫章，宣帝封为海昏侯，给他的待遇就是沐邑二千户及王家的财物。豫章郡有昌邑城、有西安县、乐安县。而昌邑、西安、乐安，都是青州的古县名。
④这里有两个人物与青州有关，一个是太史慈，一个是华歆。
太史慈，山东东莱人，"慈因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通鉴纪事本末》卷九）太史慈跟"山越"搅在一起，成为了山越首领，说明太史慈与"山越"有很多共识，所以相通，原因为何？不得而知。后为孙权将，守海昏。
华歆，山东平原人，与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人管宁、邴原为游学之友，民间称这三人为一条龙，华歆为龙头。华歆与管宁、邴原、太史慈皆为挚友。华歆是聪明绝顶的大儒，是没有权力欲望的贤人。《三国志》载：华歆"议论持平，从不伤人","以为政清净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刘繇死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华歆为主，华不受。太史慈对孙策说："华子鱼良德也，然无他方规，自守而已。"
⑤海昏、上缭万余家宗民的逃离。
文献记载很简单，刘勋在孙策的鼓动下伐上缭，"至海昏，宗帅知之，皆空壁逃迁。"上缭宗民五六千也好，万余家也好，这里是个庞大的北人集团或曰族群。他们在这里居住的历史悠久，他们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城池壁垒，他们有大量的粮食积蓄。把这一切都转移带走，只留下个空壁，这是个非常艰难、复杂的集团行动，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还需要时间，但前提是情报和决断。
是谁？决断和谋划了这次行动。毫无疑问是华歆 .
当太史慈奉孙策之命，来华歆处打探消息时，太史慈和华歆肯定有过深入地交谈。就凭他们的五经学识和政治智慧，他们深知孙策的宏伟计划，深知孙策灭刘勋后就要伐上缭征豫章。也就是在太史慈离开豫章回到孙策处后，华歆就间接地谋划和组织了海昏、上缭宗民的大转移。
⑥海昏、上缭万余家宗民转移到了何处？
海昏、上缭近万余家数万宗民当时有三个转移方向，一个是鄱阳方向，一个是顺赣江南下，一个是长沙、桂阳、零陵三郡。
鄱阳方向离孙策的政治、军事中心较近，不是太安全；顺赣江南下，到江西南部，可能性最大；从南昌西部沿平原进入湖南长沙及桂阳、零陵诸郡，既进入刘表的管辖地，也极有可能。
2、孙策、孙权伐黄祖及十万余家避乱荆州者的命运
因此孙氏征刘表的荆州，主要是与黄祖战。
,兵败被斩之，孙权军刘表子刘琮降曹，刘备赶回荆州，过襄阳，"（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刘备┅┅。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说明建安十三年，荆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刘表死，刘备继承了刘表的天下。荆州的十余万南迁汉人，随刘备南下。但这时曹操紧追不舍，在当阳长坂，给了刘备一个措手不及，刘备败走，"操大获其人众辎重。"刘表的部分追随者被曹操掠走。
同年的赤壁大战，刘、孙措败曹操。刘备缓过劲来又"引兵南徇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的太守降刘备，"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归备".至此，刘表的继任者刘备，将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由北部的襄阳，迁到了南部四郡。依附刘表的那些世家豪族和文人学士，除被曹操掠走的以外，恐怕也跟随刘备南下四郡了。
3、避乱荆州的十万余家和上缭的万余家宗民南迁的足迹
本文主旨很清楚，既探讨客家人和客家土楼的历史源渊，这个源渊就是北方的世家豪族和坞堡壁垒文化。上述文论考证的是南迁的数十万世家豪族的经历和走向，也既建安十三年后，原依附刘表的十万余家和上缭的万余家宗民，因曹操的南征和孙权的西伐，都转移到江西和湖南南部。这主要是根据对当时各方军事力量和战场形势的分析做出的判断。判断这些南迁的世家豪族在当时那种险恶的形势下，走这步棋为上策。从坞堡壁垒文化的角度，能不能证明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呢？这是历史上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
避乱荆州者十万余家，都分布于何地？不详。但做为整体的一部分，黄祖守卫的江夏地区是一个北方族群的居住点。
这里有个重要的地名，即赤壁。赤壁在历史上是个有名的战场，是孙、刘火烧战船，大败曹操的地方。但《水经注疏》郭守敬按："江汉闲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这就是说赤壁有五说，也就是说有五处。通常的解释是赤壁山在长江南岸，对岸为鸟林，即周瑜、黄盖火烧曹营处。但实际上鸟林、赤壁相距160里，并不直接相对，也就是说火烧战船处与赤壁相距160里。除非曹操的战船头尾相距160里，有人这样理解，但似乎不太可能。郭守敬按："汉川有赤壁草市",这个赤壁就不是山，而是一个城堡。
现在赤壁市的所在位置也不在长江岸边，把赤壁建在此处，也必有所本。
现赤壁市北还有一个别地名，叫谢家壁，显然这是谢家的堡壁。
总之，荆州地区南迁的世家豪族，有些仍然修筑壁堡以自卫，城、壁、堡都是南迁世家豪族的标志性建筑。
史载黄祖在夏口，讨黄祖于沙羡。庾仲雍说："夏口，一曰沔口，可曰鲁口。"《水经注》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羡县北。"沙羡县，按郭守敬的说法有三处，其中一处为建安中黄祖移置之沙羡县，在却月城。《水经》载："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黄祖屯居的地方，既叫"城",也叫"垒",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有北方壁垒文化的传承。
现在赤壁市的南面，有一地名为石城。从谷歌地图上看，石城周围的地名有：大屋洪家、大屋杨家、大屋田家、大屋余家、大屋丘家及大屋魏、赵、王、黄、鲍家，另外还有白屋陈家、上屋袁家和许家大屋。以姓氏大屋为独立聚落，也既北方坞堡传统文化的变异。以一个家族为一个独立居民点，也表明这个家族为豪姓大族，这些大屋的主人是南迁的北方世家豪族无疑。
上缭宗民万余家。上缭，缭水之名。在今谷歌地图上南潦（缭）河宋埠镇有桥下柳家、桥下廖家、北岸罗家、马岭余家、耕里许家、及万家、刘家、席家、张家、潘家。在这些"家"周围的居民点称为坳、塘、岗，说明坳、塘、岗是原住居民点的称谓，在坳、塘、岗周围的这些"家",是外来户，是后迁入者，以"家"为一个独立的居民点，可见这是个大家、巨姓、豪族。在永修县大塘坪乡，有庙前余家、伍郭胡家、南坪熊家、新基刘家、上庄万家及王、许、潘、饶各家，表明在上缭、海昏地区，南迁的北方世家豪族的居点，称谓"家".
前面判断，避乱荆州的十万余家和上缭、海昏的万家宗民，在孙权、曹操的征讨紧逼下，南逃至湖南、江西南部。这个判断从居住文化上能不能找到根据？打开谷歌地图，你会看到在今长沙市西5513国道两旁，分布着大量以"屋"相称的居民点，有：谭家老屋、王家大屋、夏家老屋、杨家老屋、喻家老屋、傅家老屋、程家老屋、范家老屋、张家祠堂、李家新屋等，而周围的民居点则称冲、坡、塘。问题很清楚，凡以冲、坡、塘称谓的居民点，是原住居民，是当地的土着；而以"屋"命名的居民点是外来户，以"老屋"、"大屋"为独立居落的张王李赵，必然是一个大的家族或者族团，这些"大屋"的主人很可能是从三国时的荆州北部迁移来的。在今江西山区的谷歌地图上，除去这种比较集中的"老屋"居民点外，还有一些分散的、孤零零的"老屋"居民，如湖南浏阳市溪江乡的深山里，东面是熊家冲，南面是小南冲，西北方向有一个孤零零的闵家大屋；宁乡县319国道南，在相距很远的红叶塘、后冲塘之间，有一袁家老屋。
湖南永州东北部，原住居民点称塘、岭、口、洞，但在这些塘、岭、口、洞之间，居住着一个以"家"相称的聚落，有：仁山曾家、岩塘李家、青山蒋家、高皮谭家、鲁陈家、莲塘沈家、石屋头唐家、坦头胡家等。因每家都居住在一个独立的区域，因此这些家都是大家族，也可以说是从上缭地区迁来的世家。
江西南昌周围，很多居民点也是以"家"相称，如南昌县211省道旁，有柴坑村，但在柴坑村旁，又有柴坑熊家、柴坑焦家、柴坑龚家。柴坑村为原住居民的居地，而熊、焦、龚三家是外来户，是从上缭、海昏迁来的。
总之，根据文献记载，赤壁之战前后，避乱荆州的南迁汉人，因政治和战争的原因，进行了再南迁，分别迁移到了江西和湖南南部。从谷歌地图上，也看出了这种迁徙的明显痕迹。在江西、湖南南部，像插花地式的分布在原住居民点中的这些"大屋"、大"家",是北方世家大族的第二个落脚点，毫无疑问，这种长途跋涉的迁移，是形势所迫，是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老屋的丢弃，新屋的建立，都是经济的损失和付出。因此，再没有特别的原因，他们也不会轻易再离开这些"大屋"、大"家’。建安二十年，孙权征刘备的南方四郡，吕"蒙移书长沙、桂阳，皆望风归服",零陵郡也被诈降。后吴蜀谈判，"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资治通监》卷六十七）这次孙刘荆州之争，是以和平的方式开始和结束的，因此，移居在这里的北方移民，恐怕是原地未动。在以后的年月里，魏、蜀、吴三国的战场主要在长江流域。江西和湖南南部，一直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
3、汉越融合的交州
交趾，古越地，在南岭之南，含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赵佗王南越，地属焉，即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南越辖地宽广，但东汉及孙吴的管辖中心地域是在今广东。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太守，共表请立为州，自此始称交州，以番愚为交州理所。斐渊《广州记》曰："城北有尉佗墓",说明越王赵佗的政治中心也在番愚。
交州位于闽粤赣三角区的西南方向，是闽粤赣客家核心区的外围，这个区域人文历史的变迁，很容易对客家核心区产生影响，或者说这个区域的民系变迁也可能成为客家之源。汉末三国时期，这个地区是南越人的一统天下，还是北方汉人和南越人互相融合共生的的一种新型的族群体系？这对研究客家族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吴时期，沛郡人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在交州生活多年，他在给孙权的一上疏中曰："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三国志·吴志·薛综传》）这是对汉时交趾的社会、人文变化的一个概述。因此《后汉书·任延传》也曰："领南风化，始于二守".
东汉中央政权与交址越人的关系，并不始终和谐、和平相处，中间充满着各种形式的对立、争斗甚至杀戳。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
建武十六年，"交址女子徵侧及妹徵贰反，攻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蛮夷数千人烧城寺杀长吏，交址刺史发交址、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二郡虽击破反者，而势转盛",汉廷有人主张发荆、杨、兖、豫四万远征兵武力讨之，大将军李固陈其不可，而主张"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即用谋略金帛拉拢分化蛮夷，结果九真太守祝良"单车入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
汉末，原是鲁国汶阳人的士燮家族，避王莽之乱，来到交州，士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父丧后士燮迁交州太守。董卓乱时，交州刺史朱符被杀，州郡扰乱，后汉迁张津为交州刺史，士燮为交州太守，士燮弟士壹领合浦太守，士黄领九真太守，士武领南海太守，一家四太守。因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士燮在交州四十余年，"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百蛮尉他不足逾也。"岭南保持数十年的和平安定、民族交融。"（《三国志·吴志·士燮传》）
岭南虽为偏远蛮夷之地，但各路军阀都不停地争夺。朱符死后，汉遗张津为交州刺史，荆州刘表又遗零陵赖恭代张津，看南土。
建安十五年，孙权派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岭南归附吴自此始。
东汉及三国时期，汉庭、孙权及刘表为什么对遥远偏僻的交址如此兴趣？不得而知，但交州，交州刺史、太守的设置和官吏的不断经营，交州越人和汉人的共处融合，却明显地走在闽粤赣客家核心居地的前面。赐光、任延之后，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士燮家族。
士燮少时游学京师，拜颖川刘子奇为师治《春秋左传》，结识一些文人学士，燮又谦虚下士，所以燮在交州，"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这百数中有很多造诣很深的知名文人，像薛综、刘熙：
《三国志·吴志·薛综传》载：薛综，沛郡竹邑人，孟尝君之后，"少依族人避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说明薛综不是一个人避交州，而是随族人，随一个大家族一起避交州；与薛综一起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刘熙，也是个着名的经学大师。《资治通监》载："中书监刘放子熙，中书令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刘熙的党友是否也避乱交州，史无载，但很有可能与综同往。能证明这一点的还有许慈事。
许慈，"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学。┅┅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 许靖，汝南人，董卓乱后，避江东，与原陈留孔佃、会稽太守王朗、吴郡都尉许贡为友。"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交址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陈国袁徽以寄于交州。"（《三国志·蜀志·许靖传》）按"皆走交州"之语理解，当时由江东到交州的除许靖外，还有其他友人。有无孔佃、王朗、许贡等，史无载。但寄寓交州的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许靖"自流宕以来，与群士相随","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许靖与曹公书曰："会稽倾复，景与失据，三江五湖皆为虏，庭临时困危，无所控告，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苍海，南至交州┅┅到此郡，计为兵害及病亡者十遣一二。"说明由江东到交州者，也是一个群体。许慈、许靖先避交州，尔后又去了益州。
由江东到交州的还有一种士大夫，即所谓"罪人".顾雍，吴郡人，为孙吴相十九年，孙吴之功臣。孙顾谭，与诸葛恪等为太子四友。顾谭弟顾承也为征北将军，《江表传》曰："有司奏谭诬妄，大不敬，罪应大辟，权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 "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着新言二十篇。"（《三国志·吴志·顾谭传》）其弟顾承"与兄谭、张休等，俱徙交州。"（《三国志·吴志·顾承传》）
由江东到交州的另一种人群就是领兵军阀。淮阴人步骘，世乱避江东。建安十五年徙交州刺史，"令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步骘在岭南十年。
避乱交州者还有一批益州人，建安末年，"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
综上所述，在三国时期，由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原荆、扬、益三州的部分南迁汉人，又进行了再迁移，迁移到了今湖南、江西南部和今广东北部，也就是迁移到了闽粤赣客家核心区的西部和西南部外围，但是还没有进入核心区域。何时、何族群、因何原因进入客家核心区域，开启客家族群的发展历史？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些地区的历史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