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太公与营丘真实关系的考辨
李沣说明：
近读王瑞甫的博文《营丘遗址睹真容》，看到有的网友对营丘昌乐说提出质疑，理由是营丘并没有发现与齐太公有关的文物。根据文献记载的周初政治形势和太公的政治地位，太公来齐国营丘就封很可能只是个传说；齐国最初的封地是片不长五谷、人烟稀少的盐碱地薄姑，因此无论昌乐的营丘还是临淄的营丘，都不是齐国的初封地。齐太公及子孙五世葬于周，临淄也没有太公或子、孙、重孙的真正墓地。因此昌乐营陵、营丘、缘陵之说很古，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早期的姜太公有关，但与周初的齐太公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把我《探寻寿光古国》一书的上编第四章第四节的部分内容摘录于后：
太公祖籍东海，《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据史家考证，"东海上"即今日照市。《荀子·君道》："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劈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荀子说太公是州国人，州即淳于，今山东安丘。《孟子·离娄》"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 而《史记》说的是："吕尚处士，隐海滨".《韩诗外传·卷八》："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战国策·秦五》："太公望，齐之逐夫".因齐国有长女不出嫁的风俗，男方到女方家称为招赘，男方称为赘婿，是说太公曾是齐人的赘婿。《吕氏春秋·首时》："太公望，东夷之士也".这些资料说明，太公望是东夷之人，青壮年时期，主要活动在今日照、潍坊、淄博地区。
姜太公是位文武双全、才华横益的政治家、谋略家。早期，他的足迹遍及东夷，并游走于商纣的统治中心朝歌与东夷之间。商末，他可能曾率东方各姜姓诸侯进行过倒商活动，所谓东夷叛，纣征东夷损其身，说明东夷人进行过顽强抵抗，东夷与商纣进行过激烈斗争。姜太公就是在这埸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经，尔后才形成了他深奥的谋略思想，如同《广名将传》说的："尚抱经天纬地之才".《汉书·艺文志》列太公着目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从《六韬》可以看出，太公的思想极其丰富，知识极其渊博，涉及到政治、军事、作战的方方面面。这一切，绝不会凭空而来，肯定在这之前他有一段丰富的政治、军事经历。有的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太公在棘津卖食为生，在朝歌鼓刀卖肉为生，到处钓鱼穷困潦倒。其实，鼓刀、卖食、垂钓，都是他政治生活中一部分，是他灭商的一种政治伪装，是他生活的假象，不是他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屈原在《天问》中问道："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是说姜尚在肆里屠牛卖肉，文王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问其为什么鼓刀时，姜尚的答复是："下屠屠牛，上屠屠国"（王逸《章句》），是说他现在在肆屠牛，是为了有朝一日屠国。文王大喜。《符子》说，"太公不饵而钓"所以文王也很纳闷，说："钓本在鱼，无鱼何钓？"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钓鱼是假，钓西伯是真。司马迁在本文下面还紧接着用了两个"或曰":"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候……";"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尚书大传》也曰："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皆率其族。"太公本来"常事纣",在商纣朝就职。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纣无道，去之。"但《孙子兵法·用间》是这样说的："周之兴也，吕牙（即姜太公）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是说太公是周人安插在商王朝内部的间谍。因此"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是他灭商活动中的一部分，他在这里不是偷闲，而是在"游说诸候"或"率其族",从事倒商活动。帝辛（纣王）时，东夷人叛。东夷本是商的依靠力量，东夷始叛，这中间必有人煽动或组织，而立志倒商，又隐居东夷的姜尚，肯定与其有些关系。
帝辛十年，征夷方，李学勤先生考据，商人东征路线是："即由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一直向东进发。征夷方卜辞还有提到‘齐‘的。"（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20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新泰、青州、潍坊都是太公的活动地域。纣的东征，战斗激烈，伤亡惨重，《左传》昭公十一年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给纣王东征如此沉重打击的东夷人，肯定与深谋远虑的姜尚的"游说诸候"有关。因此在商未，姜尚是商纣的追捕对象，"太公避纣，隐海滨。"太公隐海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逃避商纣的追捕。
营丘地望多处说，也影射了太公在这一地域的活动。太公初封营丘，关于营丘的地望，有些学者认为是在纪国故地，根据之一就是认为营丘即营陵，而营陵、缘陵在今昌乐。但众多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各自对太公初封的营丘地望，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山东考古学者张光明先生根据众多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概括为："淄河以东和淄河以西说。淄河以西近年有的学者又补充临淄说或张店昌城说；淄河以东也有昌乐说和昌乐河西说，有的学者根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还提出了益都藏台说和寿光窝宋台说。"（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淄河以东说尽管没有形成定论，但地望均在古纪国范围内。太公初封到营邱，恐怕是太公本人的愿望，因为在他事周前主要在这个地区活动，他对这个地区比较熟悉，这里有他依靠的力量。
太公初封到"齐",但"齐"的周围，不是块荒漠的无人之地，而是一群古老而庞大的方国所在。吕尚是位智慧过人的大谋略家，他的治国方略是"因其俗，简其礼",而不是一切推倒重来，他也不下车伊始，就大动干戈，与众诸侯争夺土地。商周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封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归周者八百焉（即八百诸侯国归服于周），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对这些归附周，并协周灭商的诸侯国，"武王不得而易",不轻易变更。许宗彦在《读周扎记》补充说："武王克商封国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封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是所参与灭商的八百诸候，其管辖权基本不变。新封之国，主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如果没有所灭之国或隙地，他就无地可封。齐国早期就是这样。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封建考》中说："朱子语录曰封国之制，汉儒之说，只是立下一个算法，非惟施之。……，如夏时封建之国，至商革命之后，不成地多者削其国以予少者。如此，则彼未必服或以生乱。又如周王以原田予晋文其民不服，至于伐之。盖世守其地不肯遽从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须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载齐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若成王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顿放处。"说明成王未得薄姑前，太公封地只是一个说法，并无法实施，并没有实地。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太公东就国初奔营丘，而营丘地望有多种说法。清代学者崔东壁也对太公东就国持否定看法，他说："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偿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托。"（《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如果太公东就国没有历史根据，营丘地望就是个无法解开的迷团，恐怕这个迷团永无解开之日，因为初封营丘本身就不一定存在。当时"齐"之所在的"天齐渊"南面是逢国，甚至就在逢国的领土内，《路史·国名纪》载："齐，侯爵，伯陵氏之故国，以天齐渊名。"北面是薄姑，西面是谭国，东面是纪国。后来的事实证明，逢国和薄姑都是反周的，而反周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对太公将要对他们国土占领的一种反抗。
对这一政治形势，作为大政治家、大"阴谋家"的姜太公，肯定心知肚明，所以"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是对周的一种搪 塞，因为他的初封之地，是块虚地，不是实地，实际上没有确切的封地。再说，太公和儿子吕汲当时主要在王室供职，是周王的左膀右臂，因此其主要精力没有也不可能放在经营齐国上。在平定"三监叛乱"之前，齐国的存在只是一纸空文，"太公东就国"带有传说故事的性质，这恐怕就是营丘地望多处说的根本原因。
太公和儿子吕汲的代理人，筹建齐国时，其立足和活动的基地不是后来的临淄，而很可能是在昌乐、寿光界内，即纪国界内，姜姓的纪国是当时齐国的依靠对象。但到了成王，即周公摄政时，由于"三监叛乱"或若高诱所说："东夷八国，附从二叔（管叔、蔡叔），不听王命",出现了周公伐东夷。《方鼎》载："隹（唯）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逢）伯、蒪古（薄姑）咸戈（斩）。"周公东征，讨伐的就是逢和薄姑，《汉书·地理志》也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说成王把逢伯与薄姑灭掉之后，把这两国的属地封给了师尚父。从此师尚父才有了自已的封地，即后来的齐国地。如此看来，周封太公不是一次完成的，齐的建国经历过若干阶段。
齐国早期，太公和吕汲主要在周王室供职，虽挂名齐君，并无亲自管辖齐国事务，因此，国界和国都都不确定。在灭掉逢和薄姑之前，鉴于他早期与纪国的关系，他的代理人很可能是在逢和薄姑这两国的东部，即纪国范围内活动。这时他没有精力，也没有力量把纪国推到一边，把齐国建在纪国的疆域内 .只是在平定"三监之乱",灭商奄和簿姑之后，才把齐国建在簿姑和逢的故土上。簿姑，临淄以北博兴地，因靠海，土地盐碱化，这与《汉书·地理志》："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相吻合。有了薄姑和逢后，齐国才算有了自已的疆域，这是周成王时期的事。
第三、齐国和纪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纪强齐弱的态势。纪国疆域囊括弥河、潍河流域及胶东一部分，有山地、平原和海域，这里土地肥沃，人口密集，自上古起，这里就是密集的聚落群。而齐国的初封地，是什么情景呢？"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太公以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 （《汉书·地理志》）"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 （《盐铁论·轻重》）总之，太公的初封地是负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辟草莱而居。说白了，太公的初封地，是渺无人烟的鲁北盐碱地。这里有一个问题，"三监之乱",周公东征，灭掉逢和薄姑之后，把这两地封给了齐国。逢国是在临淄西南部，是平原、丘陵区，盛产五谷，交通方便，人口密集，但为什么文献中都说太公以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呢？这中间有历史的缺环，周公东征之后，是否把逢国彻底灭掉，把逢国的国土划给了齐国，很值得怀疑。从这些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即齐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政治、经济的中心不在临淄，而在薄姑。
纪强齐弱不仅表现在疆域和经济上，还表现在政治上。尽管齐太公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是周王的左膀右臂，但天高皇帝远，齐太公封到这古国林立的地区，必然遭到众诸侯国的警惕和冷迂，齐国五世反葬于周，说明齐早期在东方的脚跟并没收站稳。
齐太公是周灭商的大功臣，太公之子吕汲又供职于周王室，可以说周初，齐在王室的地位异常显赫，但到了齐五世，即齐哀公时，齐在周王室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如司马迁说的："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国不仅与外部矛盾重重，齐内部也互相倾轧。从胡公到献公、武公、厉公、文公，齐国都处于政治动荡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也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从齐太公到齐文公，共十君，历经近二百年，（武王克商，西周建国是公元前1027年；胡公子杀厉公，齐人立厉公子赤为文公是公元前815年，所以从太公到文公历经近二百年）。在这二百年，也就是齐国的前期，前五世返葬于周，周烹哀公，哀公弟杀胡公，胡公子杀厉公，齐的领导层动荡不已，严重影响了齐国的发展。所以在齐国的前期，齐与纪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两国一直各走各的路，边界相安无事。
第四、齐国的发展和强大，似乎应从七世君齐献公从薄姑迁都临淄开始。《禹贡》就有："潍、淄其道","厥贡盐、絺（细葛布）、海物惟错".临淄周围是土地肥沃的平原农业区，是连接东夷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冲，是东方的商业中心。齐在薄姑时，虽多渔盐，但由于没有贸易通道，只能自食其用，不能转化为国家的经济实力。《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荒漠的鲁北盐碱地，可以说农工商这三项都不具备。但迁都临淄以后，情况完全变了，农业、纺织业这里本来就很发达，"潍、淄其道"向西可延伸到中原各地，通过贸易，齐国坐收渔盐之利。如同司马迁所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