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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9-03-13 21:10
鄌郚总编

王猛事功详考

  王猛事功详考
  作者:李 沣

  王猛(公元323—375年),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博学好兵书,十六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辅佐前秦王苻坚十八年。自公元357年苻坚继位,命王猛伐前燕,至375年王猛卒,在这十八年中,黄河流域相对和平安定,“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於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於途,工商贸易於道。”《晋书》苻坚载记的这些话,肯定有些谥美夸张,但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晋书·食货志》)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晋书·贾疋传〉)“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晋书·愍帝纪》)相比而言,王猛辅佐的前秦十八年,确是“永嘉”乱后、“五胡”乱中,黄河流域相对太平的十八年。与后赵石虎残暴地战争和坑杀降俘(攻打青州坑杀军士三万余人);营长安、洛阳二宫征调劳役四十余万人;三五发卒,诸州造甲五十万人;发近郡男女十六万造华林苑和邺北长墙;“夺人妻女,十万盈宫”等等相比而言,王猛辅佐苻坚的十八年,在“五胡十六国”接连不断地战乱中,是黄河流域难得的一段平静和安宁。
  一、王猛从仕前的人生经历和政治抱负
  王猛从仕前的人生经历,权威的记载,即《晋书·王猛传》。除“家于魏郡(或少游于邺),少贫贱,以鬻畚为业,尝货于洛阳。”这一概括性的记述外,还讲了王猛的三个故事,亦即他的三段经历。
  1、王猛年轻时,“尝货畚于洛阳”。一次碰见一买主,给他的畚高价钱,但云没带钱,“自言家去此无远,可随我取直(钱),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其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这段记载有些神奇,深山中的这位父老何须人也?不知。但这段记载说明:王猛年轻时确“尝货畚于洛阳”;王猛当时在洛阳,可以说名声在外,嵩山里的人都知有其人;王猛虽是商贩,但人品好,有贵人相,所以有点仙人色彩的嵩山父老招他进山,并高出十倍的价钱买他的畚,是对这位贵人的尊重和褒奖。
  2、王猛“少游于邺都,时人罕能识也,惟徐统见而奇之,召为功曹。遁而不应。虽隐于华阴山。”
  高平徐统,有知人之鉴。徐统为石赵的右光禄大夫、司隶校尉。所以《世说识鉴篇》云:“石虎司隶徐正(即徐统),名知人。”
  有识人之鉴的光禄大夫、司隶校尉徐统,在石赵的邺都,见到王猛,认为他不同凡人,是个治国人才,所以“召为功曹”。司隶校尉之功曹,即长官徐统的助理。说明此时王猛已长大成才,而且是位有从政潜力的人物,所以被有“知人之鉴”的徐统看重并重用。
  王猛对徐统的重用,却“遁而不应”,不仅拒绝,而且隐匿于华阴山。十分明确,王猛不屑为赵国司隶校尉打下手,更不愿为石虎的恶政服务。如果王猛此时为二十多岁的话,大致年代为公元345年左右,亦即石虎征调数十万劳役修台观四十余所于邺,营长安、洛阳二宫的时间。
  3、《晋书·王猛传》载:“王猛遂隐于华阴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一面,谈当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
  东晋大将桓温,于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提兵入关,与秦军战于蓝田,桓温弟桓冲败秦丞相雄于白鹿原,后进至霸上。《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谓霸头。”在长安城东30里。
  公元354年,王猛时年31岁。从王猛辞徐统重用,到王猛见桓温,中间大致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十年来,王猛“怀佐世之志”一直隐于华阴山,等待龙颜之主出现。
  桓温北伐,一直受殷浩牵制。公元354年,桓温上书殷浩之罪,朝廷免浩为庶人,“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於温矣”。但“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的王猛,之所以要见桓温,只是要为实现自的政治抱负探路,所以见桓温时,“捫虱而言,旁若无人”,即一边摸身上的虱子,一边与桓温谈论天下大事,放荡不羁,旁若无人,使桓温大为惊异。桓温问王猛:“我奉天子之命,帅锐师十万,来为百姓扫除残贼,为什么三秦豪杰无人来归?”王猛笑答:“公既不远千里来到长安东郊,为什么按兵不动,不渡过灞水?”桓温北伐,只想提高个人威望,并无恢复关中原的决心,因王猛的这席话刺重了桓温的要害,桓“温默然无以酬之”,然后说了句十分钦佩的话:“江东无卿比也。”乃署猛军谋祭酒。《晋书·王猛传》云:“温之将还,赐猛车马,拜高官督护,请与俱南。猛还山谘师。”
  王猛虽居“五胡乱华”的江北,但他心中仍认为东晋王朝正统,所以临终时曾对秦主苻坚言:“晋虽僻陋,吴越乃正。”对东晋大将桓温之邀,他一时还犹豫不定,所以“还山谘师”。《晋书》对还山谘师的详情及王猛师为何人?无载。但曾与房玄龄一起编撰《晋书》的李延寿在《北史·薛辩传》中说:薛辩的父亲薛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怀军国筹略,与北海王猛同志友善。”王猛与桓温相见时,桓温言:“江东无卿比也。秦国定多奇士,如生辈尚有几人?吾欲与之俱南。”王猛提到薛强,然后又同薛强一起来见桓温。桓温也署薛强为军谋祭酒。但 “(薛)强察温有大志,而无成功,乃劝猛止。”所以《资治通鉴》曰:温战秦军不利,死者万余;秦坚壁清野,“温军乏食,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以王猛为高官督护,欲与俱还,猛辞不就。”师言也好,现实桓温的败绩也好,都使王猛明确,不能跟随桓温。
  二、王猛出仕与苻坚称王
  《晋书·王猛传》云:“苻坚将有大志,闻猛名,遣吕婆楼招之。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坚僭位,以猛为中书侍郎。”
  《资治通鉴》卷一百:“东海王坚,素有时誉。与故姚襄参军薛讚、权翼善。讚、翼密说坚曰:‘主(秦王苻生)上猜忍暴虐,中外离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谁?愿早为计,勿使他姓得之!’坚以问尚书吕婆楼,婆楼曰:‘仆,乃钚上人耳,不足以办大事。仆里舍有王猛,其人谋略不世出,殿下宜请而谘之。’坚因婆楼以招之,一见如旧友;语及时事,坚大悦,自谓如刘玄德之遇孔明也。”此事发生在升平元年(公元357年)二月,也就是王猛拒桓温后的第三年,苻生继秦主位后的第二年。
  苻坚招见王猛,一见如故,“若玄德之遇孔明也。”两人相见,是在政治形势极其紧张,苻坚处境极其危险,前秦政治面临大变局的关键时刻秘密相见的。
  按照司马光的考证,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秋,秦主苻健卒,太子生继位。十二月,生“即位未几,后妃、公卿已下至于仆隶,凡杀五百余人,截胫、拉胁、锯项、刳胎者,比比有之。”升平元年(公元357年)秦主苻“生饮酒无昼夜,或连月不出”,“误犯而死者,不可胜数”,“勋旧亲戚,诛之殆尽,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通鉴》卷一百)。秦的臣僚和亲戚,都面临随时被诛的灭顶之灾。
  前秦老臣、尚书吕婆楼,认为在此复杂多变的险恶形势下,自己“不足以办大事”,只有王猛能挑此大任。就是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就是在何时、用何手段将暴君苻生铲除的关键时刻,苻坚结识了“怀佐世之志”的王猛,胸怀大志的王猛成了苻坚贴近的首席心腹和高参。下面进行的一切重大举措,无疑都是在王猛的运筹帷幄下进行的。
  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六月,秦主苻生夜对侍婢说:“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当除之。”侍婢告坚及坚兄清河王法。法与梁平老、强汪帅壮士百人潜入云龙门;坚与吕婆楼帅麾下三百人进入生居处,生的宿卫将士皆舍仗归坚,然后把秦主生处死。
  坚以帝位让清河王法,法拒,“群臣皆顿首请立坚。坚乃去皇帝之号,称大秦天王,继位太极殿。……以汉阳李威为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强汪为领军将军,吕婆楼为司隶校尉,王猛为中书侍郎。”(《通鉴》卷一百)
  左仆射李威,苻坚母苟太后之姑子,素与苻坚父苻雄友善,秦主苻生屡欲杀坚,赖威营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坚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贤,常劝坚以国事任之;坚谓猛曰:‘李公知君,犹鲍叔牙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通鉴》卷一百)
  升平元年(357年)八月,秦王坚以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薛讚为中书侍郎,与王猛并掌机秘。
  十二月,“秦王坚行至尚书,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胡三省注:“史言苻坚能用王猛以治秦”,在王猛辅佐下,“(苻)坚举异材,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秦民大悦。”(《通鉴》卷一百)“是秋大旱,坚减膳,彻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晋书·苻坚载记》)在《晋书》这段话后,是“王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也表明秦主苻坚的这些英明朝政,背后都少不了王猛的深谋远虑。
  三、王猛以法治国,深得君主爱、百姓拥。
  前秦是氐族建立的政权,但前秦所在地长安,是汉族的传统居地和多个汉族王朝的都城,因此氐族首领苻坚要在长安立足,前秦要在关中发展,王猛的首要主张,就是必须打击氐族权贵想独霸天下、排斥汉人的嚣张气焰;必须建立法制,加强集权。在这治国方略的这一核心点上,秦王苻坚认可王猛、听从王猛、维护王猛。
  早在苻坚初识王猛后,就以王猛为中书侍郎。时始平(今陕西咸阳西)聚居许多枋头迁回来的氐族贵族豪强。在当地横行霸道,苻坚就让王猛兼任始平令。王猛上任伊始,便“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豪强,鞭杀一吏”。但因此招来了豪强的报复。有人告他无故鞭杀一吏,上级官员将他逮捕下狱。苻坚亲自审问,曰:“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王猛大义凛然地答到:治宁国用礼,治乱邦用法。陛下命臣治理如此重要之地,臣决心翦除凶顽。现在才杀了一个坏人,余下的还有上万。若责臣除暴不尽,执法不严,臣甘愿受罚。至于酷政之罪,臣实不敢接受。苻坚听完,晓明大理,向群臣宣布王猛无罪,当众赞扬:“王景略固是夷吾(即齐管仲)子产之俦也。”(《晋书·苻坚载记》)
  对王猛的以法治国及朝政中的显赫地位,首先出面攻击反对的是氐豪特进樊世。《晋书·苻坚载记》云: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特进樊世“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众辱猛曰:‘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功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乎?”,是说我辈辛苦耕稼,你凭什么来坐享其成。王猛更为严厉地回敬道:“非徒使君耕之,又将使君炊之”。樊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於长安城门,不然,吾不处世!”猛将此事告知苻坚,坚曰:“必杀此老氐,然后百寮可肃。”当苻坚上朝讨论朝政时,樊世与王猛发生争论,樊世破口大骂王猛,还要动手打王猛,苻坚大怒,当即下令将樊世斩首。“自是公卿以下克不惮猛焉”。
  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九月,时始平(今陕西咸阳西)聚居许多枋头迁回来的氐族贵族豪强。在当地横行霸道,苻坚就让王猛兼任始平令。王猛上任伊始,便“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豪强,鞭杀一吏”。但因此招来了豪强的报复。有人告他无故鞭杀一吏,上级官员将他逮捕下狱。苻坚亲自审问,曰:“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王猛大义凛然地答到:治宁国用礼,治乱邦用法。陛下命臣治理如此重要之地,臣决心翦除凶顽。现在才杀了一个坏人,余下的还有上万。若责臣除暴不尽,执法不严,臣甘愿受罚。至于酷政之罪,臣实不敢接受。苻坚听完,晓明大理,向群臣宣布王猛无罪,当众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即齐管仲)子产之俦也。於是赦之。”(《晋书·苻坚载记》)
  升平三年(公元359年)八月,秦王坚以咸阳内史王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京兆是氐族贵族最集中的地方,苻坚让王猛来治京兆,显然也是为了要整治一下这里的歪风邪气,进一步加强法制和王权。特进、光禄大夫强德,是秦主苻健皇后之弟,他“酗酒,豪横,掠人财货、子女,为百姓患。猛下车收德,奏未及报,已陈尸於市;(苻)坚驰使赦之,不及。(猛)与邓羌同志,疾恶纠案,无所顾忌,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余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气,路不拾遗。坚叹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通鉴》卷一百)
  十月,秦王坚以王猛为吏部尚书,迁太子詹事;十一月,为左仆射;十二月,为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居中宿尉,仆射、詹事、侍中、中书令、领选如故。“猛时年三十六,岁中五迁。权倾内外;人有毁之者,(苻)坚辄罪之,於是群臣莫敢复言。”《〈通鉴〉卷一百》
  “王猛的抑制氐族部落贵族势力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原地区传统的中央集权化专制主义势力,来反对代表奴隶主贵族势力的氐族部落贵族。由于王猛的抑制氐族部落贵族,其目的在于强化王权,因此,王猛得到苻坚的信任和重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26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四、对燕国,先助后伐,有理、有利、有节。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三月,桓温自兖州伐燕,燕主慕容暐一方面调兵遣将进行防卫,一方面遣使向秦求援。先遣常侍李凤求救于秦。七月,温至枋头,燕主慕容暐、太傅慕容评大惧,又遣散骑侍郎乐嵩请救于秦,许诺秦若助燕,将割虎牢以西之地于秦。秦王坚引群臣议于东堂。群臣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我何为救之!”王猛密言于坚曰:“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崤、渑均在洛阳附近,古有“洛阳居中原,依崤、渑之险”说),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乖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坚从之,八月,遣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帅步骑二万以救燕,出自洛阳,军至颖川,以王猛为尚书令。
  温数战不利,又闻秦兵将至,乃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道奔还。(上引《通鉴》卷一百二,晋记二十四)
  前燕是与前秦在中原争霸的主要对手,秦早有灭燕之心,但一直没有合适的动武籍口和取胜时机。秦助燕驱走桓温后,时机逐渐成熟。
  一是秦燕联手与桓温战,秦燕胜后,秦对燕的内部情况更加了解,做到了知己知彼。《通鉴》载:“燕、秦既结好,使者数往来。燕散骑侍郎郝晷、给事黄门侍郎梁琛相继如秦。晷与王猛有旧,猛接一平生,问以东方之事。晷见燕政不修而秦大治,阴与自托于猛,颇泄其实。”王猛通过旧友郝晷,了解并掌握了燕内部的详情,对下步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秦、燕退桓温后,燕内部矛盾激化,给了秦可乖之机。桓温至枋头后,燕主慕容暐、太傅慕容评大惧,命吴王垂为南讨大都督,率众五万拒温。吴王垂巧使兵计,将桓温打败。吴王垂凯旋还邺,威名益振,垂奏:“所募将士忘身立效,将军孙盖等椎锋陷阵,应蒙殊赏。”但太傅慕容评“愈忌之”,与太后密谋,要先发制人,将吴王垂诛之。在此情况下,吴王垂率家人和亲信投奔秦。秦王坚本有图燕之志,但忌惮吴王垂的威名,不敢动手。现垂投身名下,如虎添翼。燕的命运已岌岌可危,太傅慕容评问刚从秦国回来的梁琛:“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断”。又问王猛,琛曰:“名不虚得”。梁琛在秦月余,深知秦主坚和王猛的灭燕决心和谋划。
  《通鉴》载:“初,燕人许割虎牢以西赂秦,晋兵既退,燕人悔之。……秦王坚大怒,遣辅国将军王猛、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使邓羌师步骑三万伐燕。”(《通鉴》卷一百二,晋纪二十四)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十二月,秦军进攻洛阳。
  转年(太和五年,370年)春正月,熟读兵书的王猛,深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秦围洛阳后,王猛遣书燕守将武威王慕容筑,陈述他被围而外无救援的困境,筑惧,以洛阳降,王猛陈师受之。
  燕乐安王臧屯兵荥阳。王猛遣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进击臧军,臧军败走。王猛留羌镇金墉。
  太和五年三月,秦王坚复遣王猛督镇南将军杨安等十将,率步骑六万再伐燕。秦王坚送王猛于灞上,向王猛面授机宜曰:“今委卿以关东之任,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取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吾当亲督万众,继卿星发,舟车粮运,水陆俱进,卿勿以为后虑也。”王猛曰:“臣庸劣孤生,蒙陛下恩荣,内侍帷幄,出总戎旅,藉宗庙之灵,禀陛下神算,残胡不足平也(《通鉴》为“荡平残胡,如风扫落叶”)。”(《晋书·苻坚载记》)
  七月,王猛攻壶关(今长治、林县、辉县之间),杨安攻晋阳(今太原西南),秦兵分南北两路攻燕。燕主慕容暐命太傅慕容评率精兵三十万能以拒秦。八月,王猛克壶关,将上党太守南安王越抓获,所过郡县,燕军“皆望风降附”,燕人大震。
  杨安攻晋阳。晋阳兵多粮足,久攻不下。王猛留苟长戍壶关,引兵北上助杨安攻晋阳。王猛到后不正面攻城,而是暗挖地道,使将军张蚝帅壮士数百从地道,潜入晋阳城中,大呼斩关以纳秦兵,秦兵勇入,王猛、杨安入晋阳,将燕、并州刺史东海王庄俘获。
  是时,燕太傅慕容评惧王猛,率三十万大军屯于潞川(今黎城、潞城之间)不敢进,只想利用潞川漳河之险防守,以拖垮秦军。
  太傅评为人贪鄙,尽管大敌当前,仍丧心病狂敛财,霸占山泉,卖水酬薪,士卒烧柴饮食水都得交钱,“积钱帛如丘陵,士卒怨愤,莫有斗志。”,王猛闻之,笑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吾今兹破之必矣!”(《通鉴》卷一百二,晋纪二十四)意慕容评是个图财害命的小人,有这样昏庸的统帅,兵多将广有什么用,“破之必矣!”王猛遣游击将军郭庆帅骑五千,深夜从间道绕到慕容评营后,烧其辎重,在燕都邺都看见了火光。燕主慕容暐惧,遣使责备曰:“王高祖之子也,当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抚战士,而榷卖樵水,专以货殖为心乎?……若贼兵遂进,家国丧亡,王持钱帛,欲安所置之?”乃命评悉以其钱帛散还军士,并催之与王猛速战。慕容评大惧,乃遣使与王猛开战。
  王猛知燕兵无斗志,乃陈师于潞源(今河北涉县西),誓师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当竭力致死,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以报国家,受爵明君之朝(有功而受赏于朝),称觞父母之室(受赏归家举酒为父母寿),不亦美乎?”,众皆勇跃,破釜弃粮,大呼挺进。
  猛望燕兵之众,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不能破劲敌,成败之机,在兹一举,将军勉之!”
  邓羌与张蚝、徐成“跨马运矛,驰赴燕阵,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所杀伤数百。及日中,燕兵大败,俘斩五万余人,乘胜追击,所杀及降者又十万余人。评单骑走还邺。”(《通鉴》卷一百二,晋纪二十四)王猛随即包围了邺城。邺城一带,原先豪强不法,盗贼横行,社会秩序极坏。王猛率秦军到邺城外围后,号令严明,军无私犯,法简政宽,使远近燕民各安其业,燕民奔走相告曰:“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意又过上了当年太原王慕容恪治下的太平日子。
  王猛将战场情况急告秦王苻坚后,苻坚以书报之曰:“将军役不逾时,而元恶克举,勋高前古。朕今亲帅六军,星言电赴,将军其休养将士,以待朕至,然后取之。”(同上)
  十一月,秦王苻坚亲率精锐十万,向邺疾进,七日到安阳,王猛潜入安阳迎接。苻坚笑曰:“昔日周亚夫不迎汉文帝,今将军为何临敌弃军,不此迎我?”王猛道:“亚夫不纳人主以求名,臣内心一直不以为然。况臣奉陛下之威灵,击垂亡之虏,犹如釜中之鱼,何足虑也!今天子年幼,銮驾远征,倘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君臣说笑之后,便商议破邺之计。计议当定,便函发兵攻邺。
  此时燕主暐逃出邺城,初逃时有卫士千余骑卫,出城皆散,只十余骑随卫。秦王坚使游击将军郭庆追之。部将巨武追至高阳将缚暐,暐曰:“汝何小人,敢缚天子?”武曰:“我受诏追贼,何谓天子?”随将暐执以见秦王坚。“坚哀而释之,令还宫,帅文武出降。”(同上)
  郭庆又进军龙城,将太傅慕容评俘虏,送于秦。
  燕主、燕太傅降于秦后,诸州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於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燕便在前秦的猛烈攻击下寿终正寝。王猛帮助苻坚灭了16国中的第4个国家----前燕,查收燕国户籍帐册,“凡得群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能”(同上)坚又徙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四万余户於长安。秦王坚回长安后,封慕容暐为新兴侯,仍以燕故臣慕容评为给事中,其余燕之故臣,也各有其位。体现了秦王坚的宽容大度和深谋远虑。
  苻坚已灭燕,乃赏赐诸将,并镇抚所得新州郡,并以王猛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邺。即把新征服的燕国全权交给王猛管理。
  咸安元年(公元371年)二月,秦以韦钟为青州刺史,镇广固;梁成为兖州刺史,镇仑垣(今开封东北);徐成为并州剌史,镇晋阳;王鉴为豫州刺史,镇洛阳;彭越为徐州剌史,镇彭城。原郭庆为幽州刺史,镇蓟。秦灭燕后,秦的国土,就东扩至洛阳、开封、彭城、青州、蓟、晋阳这一弧形的广大地域。并把这一地域的经管交给了王猛。
  《荀子·议兵》:“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即兼并容易,而使之稳定巩固是困难的。《荀子·君道》又言:“至道大形,隆礼致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向)。”为了巩固灭燕这成果,秦王坚又“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补六州守令”,就是“尚贤使能”,召择六州英杰,补郡县守令,充实六州管理队伍。
  五、苻坚、王猛取蜀、并凉、灭代,一统江北。
  秦王坚自灭燕之后,即积极展开统一天下的雄图。太和五年(公元370年)灭燕,公元371年伐仇池(甘肃成县西),公元373年取蜀,公元376年并凉灭代,公元377年,高句丽、新罗、西南夷等边疆民族皆入朝贡。
  秦灭燕后,以王猛居邺,镇抚关东六州。但接下来,外部局势急剧变化。蜀汉、西凉,都不断向秦挑衅,而蜀、汉内部矛盾尖锐,国势大衰。各种星象向秦提示征伐之事。《晋记·苻坚载记》曰:是岁“有赤星现於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坚曰:‘於占西南国亡,明年必当平蜀汉。’坚大悦,命秦梁(秦梁州)密严戎备,乃以王猛为丞相,以苻融为镇东大将军代猛为冀州牧。……王猛至长安,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因此,公元372年,秦王坚以其弟阳平公苻融督六州诸军事,代王猛镇邺城,而调回王猛复任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猛至长安,坚复加猛都督中外诸军事,盖坚欲尽猛之才,以图天下,混一四海也。因此,日后的一切军事行动,均有王猛的谋略和指挥。
  (一)、伐蜀汉
  王猛回长安后,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即伐蜀汉。
  蜀汉本流民李特后人李雄建立的地方政权。公元347年,桓温伐蜀,进军成都,蜀汉随灭,蜀地归东晋朝。秦灭燕后,即遣苻雅、梁州刺史杨安、益州刺史王统等率步骑七万伐仇池(今甘肃成县地)公杨纂,杨纂率众五万拒之。秦苻雅与杨纂战於鹫峡,杨纂大败降秦。秦王任杨安为梁州刺史。公元373年八月,晋梁州刺史杨亮遣其子杨广袭攻仇池,为秦梁州刺史杨安击败。九月,杨安乘胜向汉川进攻。冬,“秦王坚使益州刺史王统、秘书监朱肜帅卒二万出汉川;前禁将军毛当、鹰将军徐成帅卒三万出剑门,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杨亮帅巴獠万余拒之,战于青谷(今陕西洋县北),亮兵败,奔固西城(西城县魏晋属魏兴郡),肜随拔汉中。徐成攻剑阁,克之。”(《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其进攻路线即:从剑阁攻绵阳,攻广汉,攻绵竹(德阳),遂入成都。
  杨安军既克汉中,又挥师入蜀,进攻广汉。广汉,《读史方舆纪要》曰:广汉郡,“控成都上游,为益州之内险,自昔争蜀必先争广汉。”晋广汉太守赵长与战,赵长战死,时晋益州刺史周仲孙率兵拒战于绵竹(德阳县北),闻秦将毛当将至成都,乃率骑兵五千逃亡云南,於是蜀地尽为秦有。秦王坚以杨安为益州牧,镇成都;毛当为梁州刺史镇汉中,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秦的疆域南扩到蜀地大部。
  (二)灭凉张天赐
  秦灭凉张天赐前,已占有金城(今兰州)、抱罕之地,秦王坚此次灭张天赐,向张天赐所都姑臧进攻,就以此二地作为军事基地。
  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四月,秦王坚遣原凉州降将阴据(阴据,被王猛破抱罕时俘获)率其原属甲士五千还凉州,而遣著作郎梁殊、阎负送之。又命王猛为书谕告张天赐曰:“昔贵先公称藩刘(匈奴汉国刘渊)、石(后赵石勒)者,惟审於强弱也。今论凉土之力则损于往时,语大秦之德则非二赵之匹,而将军翻然自绝,无乃非宗庙之福也?以秦之威,旁振无外,可以回弱水使东流,返江、河使西注。关东既平,将移兵河右,恐非六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西郡、西海)士民所能抗也。……吉凶在身,元龟(元龟,用以占卜的大龟,引申为前车之鉴)不远,宜深算妙虑,以求多福,无使六世之业一旦而坠地也。”天赐大惧,遣使谢罪称藩,秦不战而屈其兵。秦王坚拜天赐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
  秦以河州刺史李辩领兴晋太守,镇抱罕。徙凉州自天水治金城(今兰州)。
  张天赐表面服秦,又暗遣使联系晋大司马桓温,约期明年会师上邽(天水西南)。因此,太元元年(公元376年),秦王坚下诏曰:“张天赐虽称藩受位,然臣道未纯”,命苟长、毛盛、等率步骑十三万,征伐张天赐,斩获凉军三万八千,张天赐奔姑臧(今甘肃武威县),秦兵至姑臧,张天赐素车白马,面缚舆櫬(面缚:反绑着手面向胜利者,表示放弃抵抗;舆榇:把棺材装在车上,表示不再抵抗,自请受刑。),降于军门。苟苌释缚焚櫬,将张天赐送往长安,仅一月时间,凉州郡县均降于秦,凉亡。秦王坚一如既往,优待俘虏,封天赐为归义侯,拜北部尚书。
  (三)、伐代
  代,鲜卑族拓跋氏后裔。西晋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拓跋猗卢被晋封为代王。宁康三年(公元375年)秋,王猛病危,死前对秦王坚曰:鲜卑、西羌,我之仇敌,宜渐除之。因此伐代,乃王猛之遗言。
  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匈奴人刘卫辰因被代王什翼犍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坚认为伐代时机已到,便遣幽州刺史苻洛为讨北大都督,率幽、冀兵十万讨代;又遣并州刺史俱难、镇军将军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热河省朝阳县),西出上郡(陕西绥德县),与苻洛会师,以刘卫辰为响导,大举伐代。
  是年,什翼犍甥刘库仁率骑兵十万与秦军战于石子岭(今山西河曲县),库仁大败。十一月,什翼犍闻秦兵稍退,便复还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代庶长子实君与诸弟争立,遂杀诸弟,并弑代王什翼犍。秦军得此消息后,秦将李柔、张蚝率军进云中,代国大乱,秦军执实君送长安,车裂之。秦王坚诏代长史燕凤,问其所以乱故,凤如实以对,并建言:“代王初亡,群下叛散,遗孙冲幼,莫相统摄;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刘卫辰)狡猾多诈,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二人统之。”(转引自《资治通鉴》卷一百四,晋纪二十六)坚从之,分代民为二部,自河以东属库仁,自河以西属卫辰,各拜官爵,使统其众。
  综上所述,前秦统一之战役进展顺利,这与苻坚、王猛的战略有关,“观察苻坚与王猛之长程战略,颇为远大。自苻坚弑其主生继位后,即积极励精图强,历十三年之储蓄国力,始投合好机以灭前燕。灭前燕后第一年下仇池,第二年内调王猛为丞相,第三年既南取蜀汉,第六年并凉州、灭代。”(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13、1614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从公元370年苻坚命王猛灭前燕,到376年进兵灭代,“於是中原地区全部统一於苻秦王朝势力之下,它的版图‘东极苍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及天竺等六十二国,都遣使和苻秦建立友好关系,只有东南一隅之地的东晋,同它对峙。”(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268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六、王猛辅佐苻坚严吏治、办教育、谋民生
  (一)、严吏治
  吏治好坏,关乎国家兴亡。“猛为相,坚端拱於上,百官总己於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猛刚明清肃,善恶著白……官必当才,刑必当罪”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於是兵疆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晋书·苻坚载记》下)
  总之,王猛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善恶分明,刚正不阿,处罚有度,崇贤任能,无才不任,无罪不罚。
  选贤任能,命郡县守宰广荐人才,严格考察,严禁作弊,唯能是举,既便是皇亲国戚,若无才能,亦一律弃之不用,如《通鉴》说的:“秦王坚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察其所举,得人者赏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举,而请托不行,士皆自励;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当是之时,内外之官,率皆称职。”
  选贤任能,对邓羌的重用是一例。在秦灭燕时,王猛对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不能破劲敌,成败之机,在兹一举,将军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隶见与者,公勿以为忧。”咸安元年(公元371年)秋,王猛以邓羌灭燕之功,请以邓羌为司隶。秦王坚下诏曰:“司隶校尉,董牧皇畿,吏责甚重,非所以优礼名将,……羌有廉、李(廉颇、李牧)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荡扬、越,羌之任也,司隶何足以婴(陆机《赴洛道中》诗:“世网婴我身”,婴,引申为加。)之?其进号镇军将军、位特进。”(《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春,经王猛推荐,秦王坚下诏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旷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国埋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郎,郝略为清河相。王猛推荐的这些人,皆关东出类拔萃的名士。
  三月,秦王坚诏:“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郡县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可见对官吏要求之严。(同上)
  (二)兴学校
  要使吏治清廉,除依法治吏外,还要办好教育。苻坚和王猛大力提倡儒术,兴立学校。《晋书·苻坚载记》载:
  坚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谓博士王是曰:‘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是对曰:‘自刘、石扰复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奠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坚自是每月一临大学,(《通鉴》卷一百一,晋纪二十三载:“秦王坚亲临太学,考第诸生经义,与博士讲论,自是每月一至焉。”)……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
  苻坚、王猛重视教育的一个案例,即阳平公融所谓擅起学舍引起的法律纠纷。
  继王猛管辖六州的阳平公苻融,在冀州办学校引起了法律纠纷。苻融派遣主薄李纂去长安陈述。李纂恐惧,途中卒。融问申绍:“谁可使者?”绍曰:“燕尚书郎高泰,清辩有胆识,可使也。”高泰从命,到了长安,王猛召见,笑曰:“高子伯於今乃来,何其迟也?”泰曰:“罪人来就刑,谈何迟速!”猛曰:“何谓也?”泰曰:“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齐宣王以稷下垂声,今阳平公开建学宫,追踪齐、鲁,未闻明诏褒美,乃更烦有司举劾。明公阿衡圣朝,惩劝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高泰这段话的意思是:鲁僖公办高等学府泮宫,后人不断歌颂;齐宣王办稷下学宫,造就了一大批治国人才,声垂千古。今阳平公苻融开建学宫,追随齐、鲁的优良传统,不但没有受到褒奖,凡而惹上了官司。明公主政的圣朝竟如此处置,我们地方小官的罪怎能逃脱?王猛听了此言后,曰:“是吾过也”,然后叹曰:“高子伯是阳平公的好帮手。”并将此事告之秦王坚,坚诏见高,悦之,问高治国之本,高对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坚曰:“可谓辞简而理博矣!”以为尚书郎,高泰固请还州,坚许之。(上引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秋,王猛卒。冬十月,秦王坚下诏曰:“新丧贤辅(注:贤辅即王猛),百司或未称朕心,可置听讼观於未央南,朕五日一临,以求民稳。今天下虽未大定,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注:武侯,王猛谥号)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王猛卒后,百司都不称心,秦王坚对政事堪忧,这时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王猛)雅旨”,就是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并敕令,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中外四禁(前、后、左、右禁将军)、二卫(左卫、右卫将军)、四军(卫军、抚军、镇军、冠军将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以经生,教读音句,后宫置典学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慧者诣博士受经,即太子、公侯百僚之子、各路将军及后宫人员都要崇儒教、就学受业,而禁读老、庄和图谶之学。
  (三)、谋民生
  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因尚书左丞办事不力,秦王坚免其官,由王猛代之。王猛执政中的民生决策,就是课农桑、节省开支、禁止豪华、减田租、开山泽之利、偃甲息兵,休养生息。《晋书·苻坚载记》载:苻坚回长安后,“鳏寡高年谷帛有差,丐所过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坚减膳,徹悬金玉绮繍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王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
  转年九月,秦国大旱,秦王坚发布政令,一是节约开支,一是大修水利。《晋书·苻坚载记》:“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岡卤之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
  苻坚、王猛对无生产能力的鳏寡孤独,一直采取救济政策。《晋书·苻坚载记》载:“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
  五猛是无巨细,办事认真。《晋记·王猛传》载:王猛“事无巨细,莫不归之。”广平人麻思,流寄关右,母亲去世,需回家乡冀州安葬。王猛得知后,让其速回乡里。与此同时,王猛已发符令通知沿路郡县,麻思一路得到郡县官衙照顾,顺利返乡。
  七、苻坚与王猛珠联璧合,王猛没有野心和贪心。
  太和五年(公元370年)秦伐燕,王猛率师收复洛阳。秦王坚以王猛为司徒、录尚书事、封平阳郡侯。王猛辞曰:“今燕、吴未平,戎车方驾,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赏,若克殄二寇,将何以加之?”意刚收复一城,就受三事之赏,若收复了燕、吴,将怎样继续给我奖赏?苻坚说:“朕假如不暂时有所让步,何以显示出你谦虚风范的光彩!我已诏令有司暂且保持你现在的职位,至于赐封爵位,是酬劳战功,你就勉为其难服从朕的决定吧!”四月,秦王坚复以王猛为司徒、录尚书事,王猛固辞,乃止。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调王猛回长安,《晋书·王猛传》载:“遣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后率诸军讨慕容暐。军禁严明,师无私犯。猛之未至邺也,劫盗公行。及猛之至,远近帖然,燕人安之。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
  后又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王猛表让久之,苻坚曰:“自卿辅政几将二纪,内厘百揆,外荡群凶,天下向定,彝伦始叙。朕且欲从容於上,望卿劳心於下。弘济之务,非卿而谁?遂不许。
  秦王坚把自己与王猛的关系,比作周文王与姜太公,经常对王猛说:“卿夙夜匪懈忧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卒岁。”王猛曰:“不图陛下知臣之过,臣何足以擬古人?”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王猛病重,“秦王坚亲为之祈南、北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徧祷河、岳诸神。”王猛上疏曰:“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竟竟,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坚览之悲恸。(引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
  王猛卒后,秦王坚日日念及,如丧考妣。
  太元元年(公元376年),秦王坚下诏曰:“朕闻王者劳於求贤,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验也。往得丞相(注:指王猛)。常谓帝王易为。自丞相违世,鬚发中白,每一念之,不觉酸痛。今天下既无丞相,或政教沦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县,问民疾苦。”(《资治通鉴》卷一百四,晋纪二十六)
  王猛不居功骄敖,对后代要求严格。《晋书·苻坚载记》云:“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洩。”苻坚问东海公阳、王猛子皮为什么谋反?东海公阳曰:“为父报仇”(注:秦王坚继位后,坚兄东海公法门前车马密集,秦太后苟氏恐不利于秦王坚,乃与李威谋,赐法死。坚与法诀于东堂,恸哭欧血。封其子阳为东海公。);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而臣不免贫喂,所以图富也。”王猛子王皮谋反的理由,就是觉得父亲功劳那么大,我不应该贫困,我之谋反,“所以图富也”。苻坚流着眼泪告之东海公阳:“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对王猛子曰:“丞相临终,托卿以十具牛为田,不闻为卿求位,知子莫如父。”表明王猛的临终嘱托,要求给儿子皮耕牛,让他耕田种地即可,不用给他官位。这一方面说明王猛知其子的本能,另一方面也说明王猛并不借助功劳为儿子谋私利。
  八、王猛两谏未被采纳,酿成后患。
  (一)、秦王坚执意伐晋,致肥水惨败。
  王猛临终前,对秦的大战略,有个深思熟虑的遗嘱,即“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资治通鉴》孝武帝宁康三年)就是说江南的东晋,属正统王朝,上下齐心,我死以后,千万别去触动,而鲜卑、西羌是仇敌隐患,应全力除之。
  但苻坚这时已被胜利冲昏头脑,他认为黄河流域和和长江上游广大地区已被他用武力征服,只有东南之晋仍与他为敌。他自恃“强兵百万,资仗如山”(《资治通鉴》太元七年)决心南征灭晋。王猛之谏已放之他脑后。
  公元382年十月,苻坚召集文武大臣讨论伐晋之事,曰:“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以讨之,何如?”重臣权翼言:“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群臣各言利害,久议不决。但燕将慕容垂全力支持苻坚,曰:“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通鉴纪事本末》卷第十六)慕容垂不仅同意伐晋,而且建议秦王自己决断,不必广询朝臣意见。看来慕容垂是别有用心。
  苻坚单独与阳平公苻融(注:苻融,苻坚弟,聪辩明慧,有文才武略,是秦王苻坚身边仅次于王猛的人物。王猛去世后,以苻融都督中外诸军事。)密议,苻融曰:“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并含泪对坚曰:“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王猛)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为说服苻坚,苻融搬出王猛的临终嘱托,陛下常把王猛比做诸葛亮,怎么“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但秦王坚依然不听。
  王猛在世时,东晋当国的是谢安,当时民间流传一对联,曰:“关中良相唯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说明一南一北两位贤相,都有丰富的治国经验,是朝廷存在和发展的政治保障。但秦之王猛已离世,在两国博奕中,无疑苻秦已不占优势。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秦王坚命阳平公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水路齐进,向南进发,阳平公苻融的三十万大军先至颖口(今安徽寿县西)。十月,苻融军攻下寿阳,秦王坚至寿阳。秦兵在寿阳城东面的肥水一侧布阵,晋兵在肥水东岸不得渡。谢玄遗使谓阳平公融:“君悬军深入,而置陈(即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小郤,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通鉴纪事本末》卷十六)意你在肥水之西布阵,我在肥水之东防守,这样持久对峙,不如你先后撤一步,让我渡水,然后我们进行决战,其不善乎!众将官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即我坚守阵地,不让他渡过肥水,最为安全。苻融主张在他渡水的中间我们发起攻势,打乱他的阵角。但秦王坚认为让他过了肥水后,“彼既背水,进退无术,乃可尽杀。”结果,晋兵过肥水,有人大喊“秦兵败矣!”,秦兵狂奔,无法制止,晋军乘胜追击,苻融马倒为晋兵所杀,苻坚中流矢,秦兵大乱,“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同上)是时,诸军皆溃,唯慕容垂所将三万独全。这就是有名的肥水之战。
  肥水之战,秦国大势已去,秦王坚收复江南一统天下的梦想破灭。鲜卑人慕容垂的力量和影响却日渐扩展。
  (二)对燕慕容垂父子处置不利,成为后患。
  燕国的慕容垂(即吴王垂,鲜卑族人)父子,有勇有谋,是治国栋才。但一再遭燕国的掌权者、太傅慕容评的嫉妒陷害,无奈之下投靠了秦王坚。秦王坚大喜,亲迎门外执手曰:“天生贤杰,必相与共成大业。”坚颇爱慕容垂父子,“皆厚礼之,赏赐钜万。每进见,属目观之。关中士民素闻垂父子名,皆响慕之。”慕容垂父子弃燕投秦,并不是不爱燕国,而只是不爱燕国的当权者太傅慕容评。因此,燕高弼密言于垂曰:“今虽国家倾复,安知其不为兴运之始耳?”燕太史黄泓曰:“燕必中兴,其在吴王(即慕容垂)乎!”汲郡赵秋曰:“天道在燕而秦灭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复为燕有。”(《通鉴纪事本末》卷十六)
  慕容垂听到这些,暗自喜悦。由此可见,慕容垂父子虽然投靠了秦,但内心还是忠于燕,还是要等待机会灭秦复燕。现在投奔了秦国,只是一种政治过渡,不是他最终的选择。
  有鉴於此,王猛曾言於坚曰:“慕容垂父子,譬如猛虎,非可驯之物,若借以风云,将不可复制,不如早除之。”坚曰:“吾方收揽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杀之?”,以垂为冠军将军。(《资治通鉴》卷一百二,晋纪二十四)
  太元元年(公元376年),慕容绍谓其兄曰:“秦恃其强大,务胜不休……,兵疲於外,民困於内,危亡近矣。冠军叔(慕容垂)智度英拔,必能恢复燕祚。”(《通鉴纪事本末》卷第十六)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春,赵故将熊邈一再向秦王坚讲述石虎宫室器玩之盛,坚以熊邈为将作长史,大修舟舰、兵器、饰以金银,颇极精巧。慕容农私言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頺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同上)
  肥水战后,秦王坚收集离散,慕容垂言於坚曰:“北鄙之民,闻王师不利,轻相扇动,臣请奉诏书以镇慰安集之。”坚许。但坚的重臣权翼对慕容垂十分警觉,对坚曰:“垂勇略过人,世豪东夏,顷以避祸而来,其心岂止欲作冠军而巳哉!譬如养鹰,饥则附人,每闻风颷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谨其絛笼,岂可解纵,任其所欲哉!”权翼的眼光锐利,慕容垂,勇略过人,来秦国只为避祸,当将军不是他的目的,若形势变化,他必然另有图谋,对他要约束,不能任其所为。秦王坚曰:“卿言是也,然朕巳许之,匹夫犹不食言,况万乘乎!”权翼又曰:“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坚不听。
  公元383年十二月,慕容垂至安阳,坚子长乐公丕以礼待之,安垂於邺西馆舍。慕容垂潜与燕故臣谋复燕事,会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垂请入邺拜庙,坚子长乐公不许。垂不听,潜入邺拜庙,遭亭吏禁,垂斩吏烧亭而去,公开与秦对抗。秦将石越对长乐公丕言:慕容垂“杀吏烧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但长乐公丕强调伐晋时垂有功,“此功不可忘也”。石越告人曰:“公父子(即苻坚与子苻丕)好为小仁,不顾大计,终当为人擒耳。”
  慕容垂紧锣密鼓串通燕旧谋反。慕容凤起兵反,秦将毛当讨之,慕容凤大胜,斩毛当。慕容凤有兵二十余万,举垂为盟主。
  公元384年,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拜官封爵,皆如王者,并将秦建元二十年改为燕元年。慕容垂子慕容农拥兵数万,西招库辱官伟於上党,东引乞特归於东阿,北召平叡於燕国,关东六郡县都请降于燕。这时秦王坚才意识到违王猛遗愿的严重后果,对权翼说:“不用卿言,使鲜卑至此。”
  前燕主慕容暐弟慕容泓,广收鲜卑遗众,兵至十余万人,屯华阴。慕容泓的部下杀泓立其弟慕容冲。
  公元385年,慕容冲进逼长安。秦王坚留太子苻宏守长安,自己逃亡五将山(今陕西岐县东北)。七月,姚苌包围五将山,将苻坚勒死。太子宏守不住长安,逃到武都(今甘肃成县)后投奔了东晋。盛极一时的苻秦大势已去,日渐亡了。
  完稿於201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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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1楼] 发表于:2019-03-13 21:17
鄌郚总编
  王猛家世考索
  作者:李 沣
  《晋书·王猛传》载:“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家於魏郡。少贫贱,以鬻畚为业,尝货畚於洛阳。”《咸丰青州府志》虽本《晋书》,但与《晋书》文字略有不同,曰:“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家於魏郡。瓌(与瑰字同)姿儁(同俊)伟,博学好兵书,少游于邺。”要研究王猛世家,看了这些文献记载,很容易产生下列疑问:第一,王猛本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为什么?或者说在什么历史背景或家庭变故下就“家於魏郡”或“少游于邺”?第二,王猛“少游于邺”,必然是跟随父亲或某长辈,但文献中对王猛父或某长辈为什么只字未提?第三,既然王猛“少贫贱,以鬻畚为业”,为什么能“博学好兵书”?从《晋书》对王猛介绍的字里行间中,很容易感到,这中间似有隐情或曰避讳。
  王猛是北海剧人,为什么少年就移居到魏郡?王猛生于公元323年,“少游于邺”的话,说明公元323年前后,王猛父或者王猛的整个家庭就在某种历史原因下迁移到了魏郡。文献中虽然对王猛家庭的这种具体变迁无记载,但从西晋末年和“永嘉这乱”后的山东青州地域的政治、军事的大变动及石勒、石虎对襄国、邺的经营中,还是能窥见到王猛家庭变动的大致原由和路径。
  王猛生于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王猛父大约生活在公元300年前后。
  公元300年前后,山东或者说青州地,战争频繁,各种势力此起彼伏,州郡县衙变来变去,民不聊生。战争中的降俘,各种权势的征调,为避战乱和天灾的迁徙流亡,人口处于东西南北的不停顿地流动中。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北海剧地王猛的父辈,很可能被卷离乡背井之中。
  一、北海剧地(山东寿光)王猛父辈的生存变迁
  公元304年,匈奴单于刘渊改称汉王,王弥、曹嶷聚众青、徐,刘渊以王弥为青、徐二州牧。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太傅越以苟唏领青州刺史,都督青州诸军事。唏至青州,日行斩戮,州人谓之“屠伯”。后唏“以弟纯领青州,刑杀更甚於唏”,不少青州人被迫外逃流于异地。
  1、王弥与青州
  王弥,东莱(今山东莱州)人,从小涉猎文史,有学术勇略,少游于洛阳。初随刘伯根起兵造反,伯根死后聚徒海渚。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王弥自称平东大将军,帅众活跃于青、徐二州境内,攻杀郡守县令,广收当地百姓并集外地流民,具有了称霸一方的实力。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王弥收集亡散,兵复大振。分遣诸将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过攻陷郡县,多杀守令,有众数万。”(《通鉴》卷八十六),后进军泰山,入许昌,进逼洛阳,后又归附汉王刘渊,刘渊任王弥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王弥与石勒攻邺陷之。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汉主刘聪遣刘曜、王弥、石勒攻洛阳,洛阳陷,俘怀帝,西晋灭亡。王弥为大将军,石勒为幽州牧。此时石勒与王弥相处甚密,但“外相亲而内相忌”,后石勒用计杀王弥,将王弥部众全收编到石勒军,因此石勒军中有大量东莱、青州兵。
  在这段历史变动中,王猛的父辈,有可能先是王弥部下,后并入石勒军中。
  2、邵续与青州
  邵续,魏郡安阳人。素有壮志,博览经史,善谈理义。时天下渐乱,邵续在家乡“纠合亡命数百人”。续为人宽厚,“流散多归附之”。大司马、幽州都督王浚任命邵续为安抚将军、乐陵太守,屯兵在厌次(今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东南)。
  建兴二年(公元314年),石勒攻破王浚军队后,邵续孤立无援,假意归附石勒。渤海太守东莱人“刘胤弃郡依续”。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邵续被东晋帝任为平原乐安太守、冀州刺史。石勒委任的“南和令赵领等率广川、渤海千余家背勒归续。”(《晋书·邵续传》)
  太兴元年(公元318年),段匹磾杀死刘琨,“夷晋多怨叛,遂率其徒依(邵)续。”(《晋书·邵续传》)邵续早先就与曹嶷不断争夺青州,即“续先与曹嶷极相侵掠,嶷因存等败”。此时,邵续势力大增,又开始与曹嶷争夺青州,派遣军队进屯济南黄巾固(今山东章丘),迫使曹嶷求和。
  太兴三年(公元320年),石勒派石虎攻厌次,连下邵续别营11处,邵续逃跑中被石虎伏骑所俘。《太平御览·赵书》载:“后石率精骑五千袭续,一战,生擒续于青丘,钳颈拲手,于襄国青阳城门顿头称囚。”邵续在青丘(今寿光青水泊)被俘。说明青丘也是邵续的活动区域。
  上述史实说明,公元318年前后,邵续在乐陵南及青州地,收编、收容了不少军士和流民。这中间,也可能有王猛父辈。
  3、曹嶷与青州
  王弥被石勒诱杀后,曹嶷被汉主刘聪(刘渊子)委任为青州刺史。
  曹嶷收降齐、鲁之间郡县壁垒40余处,到公元315年“尽得齐、鲁间郡县,自镇临淄,有众十余万。”形成了割据青齐的局面。
  太宁元年(公元323年,亦即王猛出生之年)后赵主石勒派石虎率步骑4万大举东进,曹嶷及部将纷纷投降,青州各郡县相继被石虎攻占。石虎攻下广固城后,坑杀降卒3万人,并将曹嶷送襄国杀之。
  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后赵将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东莞、东海。“彭城内史刘绩、东莞太守竺珍、东海太守萧诞以郡叛降于勒。”(《晋书·石勒载记》)尔后石“虎遣使四出,招诱民夷,……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宋晃等皆应之,凡得三十六城。”“营丘内史鲜于屈亦遣使降赵。”石虎攻青州,灭曹嶷,收降山东东部含营丘的郡县官吏和属民,北海剧县的王猛父辈,也有可能在这一事件中被石虎收拢。
  二、石勒、石虎对襄国和邺的经营
  羯族石勒早年曾经历过“两个胡一枷”,被卖到山东为奴,与汉人多有交往。苦难的经历,使他对晋的高级士族仇恨极深,但对一般汉人并无恶感。他深知要在中原立足,必须得到汉的低级士族和中小地主的同情和支持。因此,石勒、石虎一方面对战场上的敌对者无情坑杀,另一方面又对一般官吏、百姓尤其是低级士族,进行收容和重用。或迁往襄国,或吸收他们参预政权机构。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石勒寇魏郡、汲郡、顿丘,“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皆假垒主将军、都尉印绶,简其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勒执魏郡太守王粹于三台,杀之。”(《通鉴》卷八十六)
  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石勒寇钜鹿、常山,“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以赵郡张宾(汉族失意士人)为谋主”,把众多低及士族,别立一营,由张宾统管。
  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石勒将取南阳,侯脱、严嶷遣众一万迎战,大败。勒斩侯脱囚严嶷,尽收编其众。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石勒听张宾计,进据有三台之险的襄国。襄国,汉旧县,今河北邢台南,永嘉六年(公元314年),石“勒僭号遂定都焉。”襄国,是石勒的都城。石勒冠冀、幽州时,把大量降人迁于襄国。
  石勒在襄国修建德殿、徵文殿、崇训宫、澧水宫、明堂辟雍灵台、桑梓苑和崇仁里。
  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石勒使石虎攻邺,三台流民皆降于勒。石勒在襄国“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选将佐的子弟300人入太学读书。
  不久,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宿卫)后来,石勒还下令“郡国立学官,每项 郡置博士祭酒一人,弟子百五十人。”(《晋书·石勒载记》)
  公元330年(王猛7岁)石勒即皇帝位。
  公元331年(王猛8岁),石勒如邺,将营新宫,“又诏公卿以下举贤良方正,乃令举人得更相蔫引,以广求贤路,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晋书·石勒载记》);石勒“朝其群臣于邺,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
  三、王猛的生长时代和生活环境
  王猛生于公元323年,也就是石虎伐青州的那一年。王猛少游于邺,也就是说他六岁左右就生活在魏郡邺。《晋书·王猛传》载:“时人罕能识也,惟徐统(高平人徐统为后赵右光禄大夫、司隶校尉,有知人之鉴。)见而奇之,召为功曹,遁而不应。遂隐于华阴山。”功曹,职官名。司隶校尉设功曹从事,实为长官助理。徐统召王猛为“功曹”,实为让王猛当他的助理。说明王猛这时已长大成人,成为了官场的人才。如果此时他20岁左右的话,其大致年代为公元343年左右,也就是说王猛在邺度过的的幼年、童年、青年,大致是公元329年至343年。
  公元320年,石勒攻取河北后,即在襄国立太学,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不久,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
  公元330年(王猛7岁)石勒即皇帝位。
  公元331年(王猛8岁),石勒如邺,将营新宫,“又诏公卿以下举贤良方正,乃令举人得更相蔫引,以广求贤路,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 ,又“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晋书·石勒载记》);石勒“朝其群臣于邺,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
  公元335年(王猛12岁),石虎迁都于邺。“季龙(石虎)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官。”(《晋书·石季龙载记》)
  公元338年(王猛15岁)石“虎入令支宫,论功封赏各有差,……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叙之。”
  王猛随父辈或在襄国或在邺,如若《晋书》所言,王猛“少贫贱,以鬻畚为业”,从小就在社会的最底层,为糊口贩畚为生,苦苦挣扎的话,他就没有条件读书学习,就不可能“博学好兵书”,就不可能知识渊博、儒法娴熟、满腹经纶,就不可能对江南晋及江北秦和燕的政治、经济、军事了如指掌并能运筹帷幄。王猛的政治、军事才华和功业,源自他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尽管他的求学读书经历史无载,但联系石勒、石虎在襄国和邺大办教育的史实,王猛的知识和才华,很可能来自这些教育机构。
  如何兹全先生言,王猛父辈可能是中小地主,而且是书香门第。王猛也很可能进过石勒办的小学读书,在襄国或邺接触过各种学问和政治信息。
  公元333年(王猛时年10岁)石勒病死,石虎实际成了后赵之主。
  建武元年(公元334年,王猛时年11岁)石虎“自襄国徙都于邺”。邺,曾改为临漳县,在今河北邯郸南。后赵的旧都襄国和新都邺,虽相距二百里,但两城紧密相连,都是石赵的政治中心。《十六国疆域志》载:石虎“自襄国徙都之至邺,道里相去二百里,每所舍辄立一宫。”
  成帝咸康八年(公元342年,王猛时年19岁)“赵王虎作台观四十余所于邺,又营洛阳、长安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欲自邺起阁道至襄国。”(《通鉴》卷九十七)可见后赵的襄国和邺,是个统一整体。
  襄国与邺,都是后赵的政治中心。并开始征调各郡县劳役作太武殿于襄国,作东、西宫于邺。然后又“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守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发诸州26万人,修洛阳宫。……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於邺北,广长数十里。”(《晋书·石季龙载记》)
  王猛的家庭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襄国或邺靠鬻畚为生的;王猛就是在这种大背下,在襄国或邺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
  但对“以鬻畚为业”该如何理解?王猛的家庭是真“贫贱”,是靠卖苦力的小商贩,还是属于有一定生产经营能力的小业主?因史无载,只有根据畚业的生产特点和市场所需情况作一些分析和推测。
  石虎在邺除修台观四十余所外,还大量运土筑华林苑和长数十里的邺北长墙。
  这些工程的主体,就是“大量搬运土方”,而运土的主要工具就是“畚”。 《左传》:“畚筑”,注“畚,盛土器 。以草索为之,莒属(筐、篓、篮、笼皆莒属)。”;《晋书·石季龙载记》云:石虎“於是穷骄极侈,劳役繁兴,畚鍤 相寻,干戈不息。”畚鍤,大兴土木中挖运泥土的工具。
  《淮南子》云:“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畚鍤,以为民先。”
  由此可知,石虎驱使数十万人在邺大修台观、华林苑、邺北长墙和洛阳宫,这就需要大量畚类运土工具。
  “畚”虽属“莒”类,但“畚”与“莒类中的篓、篮、筐不同,篓、篮、筐是生活中的一般盛物器,它比较精致、轻巧。而“畚”,是盛土、运土器,运土必然能承重,因此“畚”必然粗糙、笨重、结实,也由此决定其价格低廉。携带运输不便和价格低廉,决定“鬻畚”不会长途贩运,而是就地自产自销。由于几十万人在挖土运土,当时邺和洛阳对畚的需求,不像民间日常生活中对篓、篮、筐的一般零星需求,而是集中需求、大量需求、频繁需求。由此也可以推知,以“鬻畚为业”的王猛家庭,其经营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在魏郡邺和洛阳以“鬻畚为业”的王猛父子,不可能是小商小贩,而很可能是小作坊的业主,甚至于是石虎门下负责筹措挖运泥土“畚”的小官吏。
  何兹全先生曾说过:《晋书》说王猛少贫贱,“但他有机会读书,也不会真正是贫苦人家子弟。王猛大约出身于中下层地主家庭。”他还说:“晋代地主阶级的精神面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作为特权阶层的士族地主,崇尚老、庄,盛行清谈;中下层地主继承汉儒的传统,是务实的,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王猛自幼所受的教育是儒法合流的教育,是务实的,反对玄虚的。”(《何兹全文集》第二卷第875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何先生的推测恐怕与事实相近。
  四、王猛的后代
  前文已叙,王猛祖、父,史无载。关于王猛的后代,《宋书·王镇恶传》曰:“王镇恶,北海剧人,祖猛。父休,为河东大守。”表明王猛的儿子为王休,孙子为王镇恶。《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载:“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关中大乱,年仅13岁的王镇恶跟随叔父王曜奔东晋,客居于荆州。”这又表明,王猛还有个儿子叫王曜,是王休的兄弟。
  《民国寿光县志》载:“王宪,字显则,北海剧人,祖猛,苻秦丞相。父休,河东太守。宪幼孤,随伯父永在邺。苻丕称尊号,复以永为丞相。永为慕容永所杀,宪法匿于清河人家。”寿光县志的这段记载表明,王猛还有个儿子叫王永,苻丕时为丞相。王猛的孙子王宪,可能是王镇恶弟。因王宪幼时父休故,王宪随伯父王永在邺。
  这也表明,王猛除有儿子王休、王曜外,还有一个儿子叫王永。但他的儿孙因战乱就各奔东西了。孙子王镇恶,随叔父王曜奔东晋,客居于荆州,后随刘裕北伐后秦,进据长安。刘穆之死后,刘裕怕大权旁落,留下王镇恶镇守长安,自己东归建康。留守长安的将领不和,沈田子将王镇恶诱杀,“此时,王镇恶年仅46岁,其兄弟7人亦同时被杀。”(《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说明王镇恶还有兄弟7人。
  孙子王宪,随伯父王永在邺,初为上谷太守,后拜外都大官,复任中都断狱。
  完稿于2018年7月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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