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格庄轶事
朱彬占
我的老家叫杨格庄，坐落在沂山脚下、汶河北岸，一个三县交界处的半岭半洼的地方。村子虽不算大，百多户人家，但那些年的奇闻轶事真不老少。
“铁鼻子”老杨
村子背靠着任居岭，面对着东汶河，一条栽满杨柳树和洋槐的大沟将村庄一劈两半，一大半的人口在沟西沿，全都姓杨；一小半的人口居沟东，则是王、逄、孙三姓。据老人们讲，最早来立村的杨姓，是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来的，立在沟西沿，村子中央那棵大槐树，便是个见证。
杨家门里有一个叫杨大旦的汉子，此人长得虽不高大，一米六五的个子，但却肩宽腰圆，墩墩实实，是把下庄户的好手，推车搭担、耕耩锄割、扬场垛垛无不精通。这老杨还有个外号叫“铁鼻子”，他的大号除了张榜公布工分、开会干部点名时用，其它场合大人都喊他“铁鼻子”老杨或“老铁”，像我们这些半大猴子，先是背后偷着叫，后来当面小声试着叫，他先是瞪眼犟鼻子，再是歪着头翻白眼，但叫上三五次，尤其是有“正事”喊他时，他尽管极不情愿，但也慢慢地开始答应了。
“铁鼻子”，是有些来头的。杨大旦的家里很穷，父亲又走得早，只靠母亲拉巴着他和弟弟二旦，一家三口种着半亩薄地，挤在一间“竖头子”屋里住。十六岁那年，给地主家当了一年多长工的他，在坡里把家什一扔，跟打此路过的51军走了。他娘听说后，急得颠着那双小脚，过汶河，爬小庵子岭，撵了二三十里路，赶到牛沐寺，满队伍里找也没找到。其实，大旦是看到娘来了，故意在人缝里躲来藏去，不想让娘看见罢了。参加队伍后，大旦给一个南山里的连长当勤务兵，主要任务是燎水、端饭、擦桌子、扫院子、倒夜壶、洗衣服之类的勤杂事。刚开始，什么事都感到别别扭扭的，唯有到营部拿命令或是去各个排班送信传话，就像一只刚“引”飞的小麻雀，最最痛快了，一步三跳地蹦哒着就完成了。因为打小受苦受累惯了，又加上一天三顿能吃饱，并经常有白面饽饽饱肚子，大旦不到一年时间，就长出了大半个脑袋。他为人仗义，想着法子把任务完成，经常得到连长摸着他的头直说好。
1941年，侵华日军大举进攻沂蒙山区，顿时给这一带的老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当时，无论是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鲁中军区，还是驻扎在此的国民党军队，都受到了重创。一次，国民党第51军与日本鬼子在太平山一带遭遇，激战了两天两夜，伤亡极大。杨大旦所在的3连，七八十人的建制，只剩下不足10人，且弹药所剩无几。那杀红了眼的连长，把褂子一脱，大喊了一声，兄弟们，跟我上！抡起大砍刀，“关公”似的同鬼子展开了肉搏。刚开始大旦还战战兢兢的，躲在一旁不敢睁大眼睛看，当看到连长劈死了一个鬼子后，却被另一个满腮胡须的鬼子捅破了胳膊，鲜血顺着衣袖子和指头直淌，只见他沙哑着喉咙，喊了一声“操你娘的，小日本鬼子！”一下子劈掉了那个鬼子的半个膀子。由于气力用尽，连长同那个鬼子一块儿倒了下去。
这时，杨大旦突然觉着浑身有了力气，端起那极不顺手的刺刀“嗤”地一下子向一个瘦个鬼子左肋骨刺去，那个家伙马上像狗啃屎似的仰倒了。正当他想喘口粗气时，又见一个头戴钢盔、五大三粗的鬼子向他奔来，吓得他急忙顺着壕沟往一个方向跑，当到了一个拐弯处，谁知又一个鬼子突然迎面扑来，对着他的脸部就是一刺刀，他本能地往后一仰脖子，端起那支“汉阳造”，一扣扳机，“啪”地一下子，竟把那个鬼子打倒在地。这时，他低头一看，裤子上鞋袜上怎么净些血啊，一摸鼻子，手上粘乎乎的，这才知道，刚才让鬼子把鼻子尖给捅破了。他根本没顾上这一切，把手中的家伙一扔，摸起鬼子那支“三八”大盖，背起血肉模糊的连长，没命地顺着壕沟向前跑去……经过这次战斗，他受到了人生的最大考验和锻炼，得到了营长的高度评价，还被提升为班长。营长在总结会上，不仅表扬他作战十分勇敢，还诙谐地夸他长着一只“铁鼻子”，连日本鬼子的刺刀都捅不掉它。从此，“铁鼻子”的绰号便渐渐被人叫开了。
1947年，孟良崮战役时，杨大旦所在的队伍溃败，他被俘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整顿，尤其是忆苦思甜活动的开展，杨大旦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表示跟共产党走到底，因而在淮海战役中，他一人活捉了三个俘虏，其中包括一名校官，由此立了二等功。可是，一天晚上在与一个博山籍的战士吵嘴时，被那人无意之中说了句，你个“解放”战士，有什么了不起，你那“铁鼻子”说不定是自己磕破的。一句话气恼了大旦，他跳下炕来，挥起拳头向那个战士打去，直打得他呲牙咧嘴、鼻口窜血，后经战士们拉住，才肯罢休，但好长时间还直喘粗气。为此，他受到了记过处分。
渡江战役刚刚结束，他便复员回到了汶河北岸的老家。这时，兄弟二旦随娘改嫁去了北乡，那半亩薄地自然也卖掉了。没办法，他只好给本村一个叫“五光棍”的地主当长工，白天下地干活，黑夜起来喂牲口。不久村里土改，他不仅参加了农会，还分到了“东家”的一亩半地和两间西屋。又过了几年，有人看他与寡居的地主儿媳妇脾气合得来，便撮合着他们去清风区上登了记，成了两口子，这才过上了常人的生活。
1959年，高崖水库开建，他天天推着小推车在工地上，由于他肯卖力气，在一次用四只粪篓推沙土时，被指挥部的蔡指挥发现了，立即安排人组织材料，用大喇叭反复广播，广泛宣传他这种“四篓化”的“猛张飞”精神。对此，《昌潍大众》报在显著位置登载过他的先进事迹，说他是“三面红旗”的旗手，称他是个“铁人”。打这，全工地上都知道高崖团有个“杨铁人”，一些熟人当面直喊他 “老铁！”他呢，只是嘿嘿一笑算了。后来，省报的一个记者来采访问他，你推四个篓子的沙土，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竟说，是他们几个打赌说，我若用四个粪篓推土，晚上就赌一个窝窝头给我。一句话，把那个记者噎了个目瞪口呆。要不然，肯定成了全省的典型人物。
谁知“文革”一开始，原来一个与“铁鼻子”有过节的本族兄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口喊着踢开“私”字闹革命，实际上想从中捞一根“稻草”，借机跳出来，说什么杨大旦曾经当过国民党兵，肯定杀过八路军，回家后与地主的儿媳妇早就勾搭成奸，是个典型的、反动透顶的“坏分子”，必须狠狠地“炮打”、“火烧”，将这个“漏网”的家伙归到“五类分子”中去。结果，杨大旦夫妻俩被莫名其妙的拉去挨批斗，刚开始，杨大旦还感到“无所谓”，属“螃蟹过河——随大流”，还蛮不在乎地说，老子没什么事，他动不了我一根汗毛。可有一次，造反派竟对他老婆连吓带讹说，若不老实交代“老铁”的罪行，就将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谁知，回来不到一个小时，那不幸的“糟糠”之妻为了不让人给丈夫留下话柄，便去那棵挂着“磨头”当钟敲的榆树上上吊自尽了。
这时候的老铁抬脚摸起“后龛子”上那瓶子“孤山白酒”，一仰头“咕咚咚”竖进嘴里，犟了犟那红透的鼻子，二话没说，摸起一把镢头，满嘴骂着娘，要去跟那个本家兄弟拼命。当走到胡同头时，被几个上岁数人发现后，百般劝说下，这才肯放下了手中的家伙，被连拽带拉地弄回家，气得躺在炕上半天没动弹。他老婆的丧事全靠老少爷们帮着给办理了。
这时，幸亏一个姓王的干部代表站起来说话，“老铁”当国民党兵不假，可他也当过解放军，曾立过战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可能有什么大问题，若是有的话，部队里早就查清了。再说，这也是上头的事，与咱们平头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听了他的发言，其他人也认为在理，那个“本家”白了几次“文”，也感到自己有些过分，也就没吱声。
就这样，“老铁”的事就算搁下不提了。时间不长，那个本家兄弟，因为夜里偷偷从场园里往家里扛粮食，被社员发现，不仅被罢免了“革委会”主任，还受到了“扫大街”的惩罚，要不是他“根正苗红”，很可能被逮去蹲几年“局子”。
第二年，在刚交腊月的一天，大队办公室里突然来了一辆帆布篷的美式吉普车，走出两个穿军装的解放军，找到村里的负责同志，拿出一封介绍信，说首长要把杨大旦同志接到北京去。当吉普车“突突”地开到村口时，围了一大堆人看，有的是想跟杨大旦说几句话，有的是因为第一次见小吉普，想去见个“景”。
后来，知情人说，杨大旦在国民党51军时的连长，与日寇作战负伤后，不久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中屡立战功，抗美援朝时就当上了师长，后又当到了军级干部。原来他只知道杨大旦是山东安丘县人，谁知解放后区划变更，被划归到昌乐县，找了他好多年没有找到。后通过一个部队“支左”的下级，多方打听，才查到杨大旦的确切地址，知道他还一个人生活时，便决定接他去北京安度晚年。
“燎壶”逄二
沟东沿有3户姓逄的，据说是明朝永乐年间从河北省枣强县迁来的，先是去了登州府东山村，后又去了胶州府的西李家沟，再后来才到了属青州府的杨格庄。
自我想事时，其中一户，有个老汉拉扯着两个儿子过日子，属标准的筷子夹鸡腿——3条光棍。我们几个“小秋茬”在背后议论，这哥俩绝不是一个娘养的。无论从身段、脾气，还是说话行事，那可是黄豆和黑豆的事。老大叫逄五，老二叫逄二，至于老大为啥叫五，是谁给起的名？我们没有知道的，只是跟着大人们叫就是了。老大长得高大粗壮，为人憨厚，办事实在，从没听人说他哪里不好，后来娶了个平原街的“回头”，结果三年就生了两个孩子。
老二呢，也就是逄二，那可是个年龄不算大、传闻不算少的“头面”人物。十周岁出头了，连上了三四年“一年级”，不仅没毕业，年底张榜时，一直坐着“红椅子”。唯一的长处是家里不缺鱼虾，那是因为他整天在“东湾子”边下转悠的结果。他在校内校外极不老实，不是上课时背后捣张三一拳，就是下学路上从旁边踢李四一脚，作业很少按时完成，他爷整天价给人家赔不完的礼道不完的歉，若是打破了人家的头，那还得端着用艾蒿煮的鸡蛋给送过去。
有一天晌午，逄二轧伙着几个光腚孩子，顺着“南直路子”去河崖边抠蟹子，当路过一块瓜地时，看见瓜棚里好像没有人，便猫猫地去偷西瓜，用“二齿子”划开，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偷吃了人家的瓜还不算，他还在瓜皮里拉上屎，把两盖子一扣，给送到瓜地里，这恶作剧也演得太过火了，就连同伴们，背着他都说他不应该这样“曹”。
在一个麦前，他与两个相仿大的孩子去北岭老墓田的大杨树上掏喜鹊窝，那两个孩子用肩膀将他扛到树半腰，他不顾小肚皮磨得淌血渍，两只手拼命地扒着树干，一寸一寸的往上挪。当爬到了第二个树杈时，便听到小喜鹊在窝里“唧唧”地叫唤了，他低头向伙伴们笑了笑，又使出吃奶的劲向上攀登，这时来了一阵风，把树枝刮得来回晃荡，把他吓得腿肚子直哆嗦，但仍像壁虎那样，紧贴着树枝不放。好歹风过去了，他又爬了一截，开始向鸟窝伸手，就在快够着小喜鹊时，正好被打食回来的两个老喜鹊碰上了，它们把嘴里的小蚂蚱一扔，“喳喳”地忽闪着翅膀，一上一下地轮番用嘴巴拧用爪子蹬，把个逄二吓得左躲右闪，“嗷嗷”直叫，下面的伙伴看到后，直吆喝他赶快下来。可他很不死心，不能费了这么大的劲，什么也捞不着。就一手扒着树枝，一手继续去捞小喜鹊，结果被一只老喜鹊啄着了左眼，那只手背也被爪子挠了几下，幸亏没有掉下树来。极不情愿地下来后，他仍三步两回头地瞅树上那喜鹊窝。手捂着那只被喜鹊啄着的眼回到家，首先挨了父亲一顿臭骂，然后立刻领他去包庄找大夫看，连搽了好几次药，最终也没治好。从此，“燎壶”在村子里便被叫开了。
一只眼睛的逄二在十五六岁时，干脆不上学了，成了生产队的一个小牛倌。孩子不上学，在当时人家也不笑话他，可他那偷桃摸杏的脾气非但没改，还添了一个坏毛病，就是爱偷看大闺女小媳妇拉屎撒尿。这个“风”一透出，可了不得了！不长时间便传满了沟东沟西崖。
一个吃过凉面的晌午头，有几个走娘家回来的新媳妇与未出阁的大闺女相约在十字街头那大槐树下乘凉，耳听着树上“知了”的鸣叫声，有的忽闪着蒲扇，有的纳着鞋底，有的竟含着眼泪诉说被婆婆指责时的委屈，有的则笑谈着与女婿做爱时的快感……阵阵说笑声，把“燎壶”给吸引了过来，他不敢走近。只假装在另一棵榆树下，左蹦右跳地玩弄着从树上一根根丝吊下来的黄毛毛虫。
时间长了，这群女人难免有人要解手。当时，大街两旁有些“屎茅子”，就是有些人借自己的一块地场，或在闲置的园子一角，建上一个简易厕所，有的用土坯垒砌，有的则全用秫秸或玉米秸夹起来遮挡。这棵大槐树不远就有一个用玉米秸夹做的“屎茅子”，她们几个你来我往地不断去撒尿。这时候，逄二从旁瞅出了门道，他若无其事地转到了“屎茅子”那边，弓着腰，歪着头，张着那个好眼往里瞧。谁知，瞅了好长时间，只看到一个妇女正在里面扎腰，便猫在那里大气儿也没敢喘。
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叫枣花的闺女虽然在里面撒尿，可她知街上的屎茅子基本上是供男爷们使用的，妇女一般是不进去的。只有像今天这样的毒晌午头，男人都在家里四仰八乍地睡午觉，她们几个在这里连拉呱带做营生地凉快。她虽然在里面撒着尿，可眼睛是紧盯着门口，耳朵听着周围有无风吹草动。当她快要撒完尿时，听到后面的玉米秸好像被风吹过那样，有一点点动静，可她抬头看看树头，那是稳风不动，便猜想可能后面有人，就急忙提起了裤子，裤裆里还湿漉漉的。当她回到人群时，便小声说，嫂子，屎茅子那边可能有个人。嫂子望了望那棵榆树下，没有一个人影，便肯定地说，保险是“燎壶”那小子。接着，她便把鞋底放在板凳上站起来，边向屎茅子走边大声说，谁有纸啊？我用用，今晌午光喝了一肚子方瓜，一直“跑栏” ……都没有啊，那我就用根“个档”擦腚。当他走到门口时，故意晃了晃箔帐子，拔出了一棵玉米秸，顺手撸了撸叶子，“咔喳”一下子折断了一节，进去后裤子也没褪，马上蹲在屎坑一头，将玉米秸下头往下一沾，连屎带尿的沾了一拃多，嘴里还真像拉屎那样“嗯嗯”地用着力气。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左侧的玉米秸有动静，便麻利地将脏玉米秸捅了过去，只听见有人“嗷”地一声跑了。不用说，就是那个“燎壶”逄二。接着，有人大声喊，快看啊，那是谁，怎么像个特务似的。说笑声、吆喊声，把路旁的一只癞蛤蟆都吓得躲到墙角的窟窿里去了。
逄二吃了这个哑巴亏，自然没敢在人脸前吵呼。一段时间内，很少听见他有什么劣迹和传闻。看来，通过这个“事件”，他着实收敛了不少，干活也比以前扎实多了。
有一个秋天，一个叫杨克炎的汉子30出头就得暴病死了，他老婆吴氏拖拉着一个孩子过，有人便撮弄逄二去求婚。逄二一听，便托上一个能说会道的媒婆子，去杨家给提亲。可能是架不住媒婆子那甜言蜜语和一次次带去的礼物，这个寡妇有些心动。可是，当他公公杨肚明知道这件事后，对着儿媳妇先是和风细雨地劝，后是暴风骤雨地吼,你嫁给谁都行，就是不能嫁给这个好吃懒做的“燎壶”。再说，我们老杨家是大宋忠良之后，他们的老祖宗庞（逄）文又是个大奸臣，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多少辈子都不能通婚！老杨说得虽然驴唇不对马嘴，属八杆子都拨拉不着的事儿，但由于他从中作梗，这件事一两年没有办成，直到孙女上学了，儿媳才改嫁到岭西的石居牛村的张庄户家。据说，杨家媳妇坐着小推车走的那天早晨，逄二老早就趴在一棵大树后，一动不动的、两眼直勾勾地瞅着村口，直看到迎亲队伍不见影了，这才悻悻地回了家。
一天晚上，大队党支部开会研究，决定要组织民兵站岗巡逻，护秋护坡，保卫一年来的胜利成果。这时有个干部提出，逄二没家口没孩子，属“羊角蜜打澎澎——水清瓜净”的人物，时间上能靠得住，可以算上一个。接着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指责他原来品端不正，弄不好成了“狼看羊”。有人反驳，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这几年他就没出现过什么问题……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谱。最后，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支书，不用说，由他拍板定夺吧。支书沉思了一会儿说，通过这几年的教育，我看逄二接受了教训，变化也不少，咱总不能光用老眼光看人吧。他把头扭向民兵连长说，你再与他好好谈谈，勤敲把着点。再说，民兵站岗，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说不定锻炼锻炼还是块好料呢。看到支书这样说了，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就不做声了，不做声那就算是同意了。
不知是民兵连长经常谈话管用，还是同伙们身体力行，逄二在这一年的秋季护坡和冬天巡逻中，非但没出现问题 ，还立了一功。一天深夜，他背着枪转悠到饲养室时，饲养员焦急地说，二弟啊，咱队那头黑犍子牛不见了。那还了得，咱快找去！逄二打着手电，二话没说，与饲养员一起顺着牛蹄印，脚不沾地地跑到5里多地的清风岭村头，终于找到了那头耕牛。看来，偷牛的听见后面有人追来，便把牛缰绳一撒跑了。大队支部书记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进行了表扬，并奖励了他20个工分。
腊月二十四，公社武装部通知杨格庄大队民兵连长带10个基干民兵，明天去参加集训打靶。谁知，第二天集合人时，有一个民兵突然肚子疼得在炕上直打滚，这肯定是去不成了。有个民兵建议，叫逄二去顶替一下吧。好吧，连长无奈地说。看那个民兵站在那里没动静，生气地说，你怎么还不快去叫他啊！吓得那个民兵“飕飕”地跑着去了。几分钟后，逄二嘴里还含着饭，就跟着那个民兵飞快地赶了过来。连长马上来了个“战前”动员，公社组织的这次打靶，意义十分重要，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一定要按照平时训练的那样打，一定打好，绝不能给咱杨格庄丢脸！谁若是打“拉”了，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随着杨连长一声“出发！”的口令，大家背起半自动步枪，排成不规则的两行，顶着雪花向西北方向的公社奔去。刚出村头，有人还哼着《游击队之歌》，看来情绪还是蛮好的。等到了公社一问，其他民兵连都去了靶场。杨连长又急忙带队去了临时靶场，一看，实弹打靶已经开始了。那皮帽子上挂着霜雪的武装部贾部长，呼着热气走到他们跟前说，每个民兵要分别用立式、跪式和卧式打3发子弹，成绩优秀者（即中6发子弹以上）发奖状，打得最好的前三名，春节后参加全县的民兵大比武。
猫咬似的腊月天，真是难熬啊。日头歪嘴了，才轮到手脚都麻木的杨格庄民兵连打靶。不知是天太冷手不好使唤，还是平时训练得不够刻苦，效果很不理想。先看那领头的杨连长吧，9发子弹只中了5发，很不是滋味的他，不住地擤着鼻涕退到一边。接着，其他民兵轮番上阵，有的中了4发，有的中了3发，数刚复员回家的王壮壮打得最好，中了7发。尤其是那个叫钢蛋的民兵，竟全是“鸭蛋”，气得连长鼻子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
其貌不扬的逄二，是最后一个上场，只见他不慌不忙的，就像当兵的那样，正步走向武装部干事兼发弹员，先“啪”地打了一个敬礼，后接过了3发子弹，“咔嚓、咔嚓”地压进弹夹，又“扑通”一下子卧倒在一个小土堆后，把枪一担，右眼一瞄，三点成一线，“啪、啪、啪”三声枪响，掩体里的报靶员连举了3次小红旗，不用说，靶靶命中。随后，他又从发弹员手中接过3发沉甸甸的子弹，一气压进了枪里，往下一蹲，用右脚支撑着半个屁股，端起枪来，马上进行了跪射。时间不长，那报靶员两次举起了红旗，看来有一颗子弹脱靶。立射，是逄二的拿手好戏，因为他经常用土炮站着打兔子，并且是基本上没有空手过。当射击结束时，报靶员连喊加叫地扬了3次红旗，嘴里喷着“呼呼”的热气跑过来说，刚才是谁打的？有两颗子弹打在了红心上。当时，打靶是不论环数的，只要击中靶子就行。
打靶结束后，贾部长首先表扬了善庄民兵连，夸他们10个民兵有6个优秀4个合格。接着，又特别表扬了杨格庄的逄二，说他由于平时训练刻苦，才换来了今天的优异成绩。武装部教导员，也就是公社王书记还亲自给名列第一的逄二和另外两名优胜者发了奖状，并许诺他们将代表本公社参加全县民兵大比武。回家的路上，尽管肚子饿得像小蛤蟆似的“咕咕”直叫，可逄二像喝了春药一般，浑身硬棒棒的。
这个年，逄二过得格外恣，不仅本家的长辈都去拜了年，就连三四年都不朝面的姨家都背着箢子去了。正月十五晚上在大街上看花，他听一个基干民兵说，全公社有3名基干民兵明天将去县里参加大比武暨地区“民兵射击能手选拔赛”，可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时，逄二小声骂了一句，好我把他娘！。
“夜猫子眼”孙胜
解放前后，俺村出了位传奇人物，大号叫孙胜，绰号曰“夜猫子眼”，外庄也有叫他孙猴子的，就住在村子的最东北角。我第一回见他时，只看到他的眼窝子有点向里凹，眼珠儿有些发黄，心里想，若是再有一头卷发，他就很像个外国人了。据大人讲，他晚上能看百步以外的东西，左脚心里长着一颗豆粒般的黑痣，还有两根毛，那两只脚板挺薄，可步子是很快的，有一次去一百里外的潍县城办事，两头挽“爪扣”，当天就能打来回。
由于他家底薄，日子过得一直不宽快，就娘俩过日子，住在三间草房里。他对娘挺孝顺，有口好吃的，都是先给娘。也有人说，孙胜是个“拾羔子”。不知何年，他秘密参加了沂山“王三黑”的土匪队伍，专做一些打劫抢舍的勾当。有人传他能飞檐走壁，左右开弓打匣子枪，背后能打掉树上的麻雀。但他有个原则，不糟蹋穷人，尤其是坚持“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俗语，所以在周围几个村子也没听说有什么民愤。
一天，他赶完蒋峪集，在一个朋友处喝高了酒，太阳落下沂山才往回赶，背着个钱褡裢一脚浅一脚深地像晃“大人”，还哼着“马大宝我喝醉了酒哇……”的周姑子调。等到天全黑时，才走了不到二十里。当走到一个叫“一线天”的地方，突然从一棵大柳树下窜出了两个人，拦住去路说，别动！快把钱拿出来！“夜猫子眼”孙胜定睛一看，那两个“强盗”，一个十七八岁，一个十六岁不到，手里都端着一个用破布子包着像枪的“武器”，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接着，他把钱褡裢一扔，自己半真半假地趔趄着退到路旁，便有两三块银圆马上“铛啷啷”地滚了出来。那两个“强盗”看见了，就急忙跟着撵了起来，当拾起银圆直起腰时，孙胜从腰里掏出一支“橹子”，指着老大的脑门大喊一声：别动！动，我就打死你！那老大急忙下跪求饶：大爷，你饶了我们吧，我不是土匪啊，俺是弟兄俩啊……孙胜说，你们是哪个庄的？老大用手一指左面，就是那边的齐村。老二也急忙趴在地下，像公鸡啄米似的磕响头，爷爷啊，我们是没办法活下去，才这样的啊。说着，把破布从“武器”上撕扒下来，一看，原来是一把扫炕用的破笤帚。看到这情景，孙胜立刻明白了十分，便收起枪说，走，去你家看看，若是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好、好……老大忙不迭地答应着并头前带路。
不一会儿，孙胜跟着来到他家一看，果不其言，两间低矮的破屋子，一床破被堆卷在炕角里，空空无物的“6印”锅旁，有两块砖头支着一个瓦罐壶，一只破瓮里连个粮食粒子也没有，真是跟《武家坡》里的“王窑”一个样。
孙胜看到他家这个样子，知道他们没说假话，便谢绝了他哥俩要出去借鸡蛋打酒伺候他的请求，说，我看您哥俩绝对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可你们要走正路啊，年纪轻轻的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做截路抢劫的买卖。说实在的，碰上我这样的人还让你们活下去，若是碰到其他人，哼！你们的小命早就去了沂山那边……不知是动情，还是怜惜，或是想到了自己的身世，他竟掉下了几滴眼泪。说着，便从褡裢里拿出了四五块银圆，对齐氏兄弟说，给你们留下这俩钱儿，快置点地过日子或做点小买卖吧。齐氏兄弟马上“扑嗵”一下子跪倒在屋当门，“咔叭咔叭”地磕头像捣蒜。爷爷啊，你是哪里？怎么称呼您，以后我们好报答你啊……说着说着，都大哭了起来，鼻涕都淌到地上，足有半拃长。这时，孙胜说，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高崖那边的“孙猴子”！说着，头也不回地走出那“箔帐子”打的“院门子”。齐氏兄弟恭恭敬敬地送出好几里路，直到看不见影了，才一步三回头地回了家。
这件事，当时是没人知道的。直到过了七八年，孙胜所随的 “王三黑”土匪队伍，绑架了沂水一开明绅士的孩子，没等到赎回的日期到便撕了“票”，这事被山东省政府主席知道后，立即下令将其头目捉拿归案。在一天夜里被 “辛三团”端了窝，司令“王三黑”当场被击毙。时任队部“高参”的孙胜被捆绑着“过堂”时，主审官刚问了两三句，就见一个挎两把匣子枪的传令兵走向他耳语了几句，便把手一挥说，念你过去经常行好，做了一些好事，判你无罪释放，回去好好伺候你的老娘吧。听到这个“宣判”，孙胜十分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鞠了几个躬，一步三哈腰地倒退着出了门。临到村口，便见那个身挎两支枪的年轻人赶来说，恩人啊，我是齐村的那个“齐大撇子”，多谢你那年救了我，本想在家种地过日子，可就那么半亩地，又加上人家光欺负俺，俺兄弟俩只好又当了兵，真是没有办法啊。孙胜定睛一看，原来是齐氏中的一个。接着，两手抱拳说，谢了。这时，齐大撇子从布袋里掏出二三十块银圆塞进他的腰里说，你快走吧，我们不送了，以后再去看您老人家……
回到家后，孙胜金盆洗手，不再去外面闯荡，陪伴着老娘过着安安稳稳的农耕生活。据说，齐氏兄弟年年春节前都来看他，有时推着车，有时挑着担。潍县解放那一年，母亲83岁离世，他哭得是碰头打滚、死去活来，两三天汤水不沾牙。
不知何原因，他一直没有娶上媳妇，只一个人过日子，常年使着一根像胳膊那么长的烟袋，烟袋嘴焦绿焦绿的，铜烟袋锅像个杏那么大。据一个叫鉄蛋的说，孙胜家屋后的圩子墙有个洞，里面常年存有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有一次还叫他回家借一壶酒，回来时让他拿回去了些蔬菜，权当“以物抵钱”。有的人说是别人送给孙胜的，也有的说是他黑夜出去偷来的。
孙猴子孙胜，还练就了一手绝活，那就是能掐指会算，大到走失了孩子、牲口，小到丢失了鸡狗鹅鸭，只要提供给他比较准确的时辰，或吉或凶，他就能算出个八九不离十。尤其是家庭妇女，当找到丢失的鸡鸭时，总是兜着几个蛋去答谢他。我大婶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傍晌天，她看到炒菜没葱花了，门也没关就去菜园里拔葱，走时看见鸡鸭都在天井里，可回来做好饭后，却发现少了一只鸭子，把她急躁得了不的，就急忙院里院外地到处找，结果那里也没有。她饭也没顾上吃，就去找孙胜给掐算。孙胜用大拇指转悠着指划另4个指头，大约转了两三圈，十分肯定地说，你这个鸭子没有走远，就在西南方向，好像不上不下的。她回家后站在门口向西南方向近瞧远望，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怪了，近处猪圈前边就是一溜靠墙根的玉米秸，我用棍子向里吓唬了好几圈，什么也没有。远处吧，那是一个闲园子，箔帐子都好好的，没有豁口，它们出不去。难道是让黄鼠狼给叼去了，可晴天白日的，不大可能……于是，她便将猪圈前的玉米秸个子，一个个地拉开，细细的看。当拉到第3个时，竟发现了真相，原来那只鸭的头挂在了一个小棒子与秸秆的“杈”上了。看来，那只顽皮的鸭子伸着脖子，忽闪着翅膀，跳起来想够食吃，谁知把脖子给夹住了，就跟人上吊一个样，连蹬了几下子腿，便断了气。大婶绘声绘色地说完这件事时，直夸孙胜真是个能人啊，我也跟着点了几下头。
1955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孙胜“旧病”复发，在一个月黑天去了八里外的姥娘庄，将一个远房舅舅准备盖屋用的檩条和杈手偷了四五根来，至于是用车推的还是用肩膀扛的，也没人知道，反正是第二天便被指认，马上给人家弄了回去。第三天夜里，孙胜便被姥娘家的三四个壮汉弄到村西北的大林里，脱去了鞋袜，赤着双脚，被架着在棘楂子上来回走了一二十趟，也不管他求爹爹告奶奶地吆喝，直到那两只脚变成了“烂方瓜”，就把他一扔走人了事。孙胜忍着钻心的疼痛往家爬，直到傍明天在村头被人发现后，才被半抱半架地弄到家，在炕上躺了大半个月才敢落地。
又过了几年，孙胜在屋子里不知死了几天，才被人们发现。因他在本村为人还算可以，有的户还得到他的接济，无论是本家的还是外姓的都过来帮忙，木匠用他屋西头那棵柳树打了个薄棺材，窑匠用他南墙“插”起来的砖垒了个坟，亲戚也没叫，齐大伙子帮着抬出去埋了，那个不大的坟头直到“文革”时才被平掉种了庄稼。
“老牛”
老牛，其实不姓牛，有的说他原来姓刘，也有的说他原来姓娄，至于他的真实姓，看来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据老人们说，他是西北面黄河口一个村的，是“吃坊子秫秫”闹水灾那一年，才来到安丘、昌乐、临朐这一带的。
这老牛是个唱“穷旦”的，就是那种砸着“牛骨头”，赶集乞讨要饭的。他在俺这一块儿住时，一集（即5天）空儿，大都赶四个集，“五、十”西赶高崖、“一、六”东赶平原、“二、七”南赶牛沐、“三、八”就近赶包庄。至于为啥“四、九”不北赶鄌郚呢？有的说，他需要歇歇一天。也有的说，鄌郚当时属国统区的昌乐县，极不容易赶，这个疑点自然没去过问的，我们，自然也就不知道了。
解放前，在集市上唱“穷旦”的不算多，有时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一个，但他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属于那种才思敏捷、口齿清楚、出口成词、连褒带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老江湖。过去，赶集出摊的大都是附近村卖瓜果蔬菜的，卖猪牛羊鸡的，卖杂货针线的，至于那些常年摆摊的，无非就是几支“肉杆子”和开“老汤锅”的、开油坊换豆饼的那么几家。在一般小摊上，不管是卖主说“还没开市”，或是说“没卖着钱”等理由，不管给与不给或给多给少，他们都会不怎么计较的。可是对于那些常年摆摊的那就不行了，你不仅要给，并且要给的“看不眼”去，否则绝对过不了关的。
我一个远房大爷对我说，他解放前曾亲眼目睹了老牛在腊月里赶高崖集的一个片段。当到了一支“肉杆子”前，老牛先把手中的“家什”一亮，所谓的家什，就是两块牛胯骨，上拴着一只铜铃铛、下飘着一块黒乎啦巴的红绸子，随后“提溜哗啦”地敲起过门，然后说唱了起来：
这几年，我没来，掌柜的买卖大发财，你发财、我沾光，你吃肉来我喝汤！
接着，再“提溜哗啦”地敲打着。看到掌柜的还没有表示，便接着再唱起来：
掌柜的卖得好肥肉，三刀两刀劈不透，四刀劈到肉膘子，五刀够不着猪腰子……
那一天，不知卖肉的是遇到了什么不痛快事，还是故意耍弄他，结果只拿出了五分钱的破币给递过去。可是，老牛却连看也不看，继续在那里吐着唾沫星子唱：
从南乡、到北县，这样的掌柜没有见。掌柜的、好割古，就是光棍为啥没媳妇；抠抠那腚眼咂指头，办事肯定都㤘㤘……你就是一只铁公鸡，我也给你把毛提……
这时，来看热闹的，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的，有的人便劝卖肉的别跟“要饭” 的一般见识，快给他两毛钱算了。不少人“嗷嗷”地直起哄，吆喝着，就是别给他钱，看他能唱到几！可那个卖肉人也上了犟脾气，手拤着把刀在横杆子上直打磨，还把个脸扭向一边，脖子憋得老粗老粗的，既不吭气也不拿钱。这时，老牛的“牛脾气”也出来了，继续敲打着牛骨头，趾高气扬、摇头晃脑地唱道：
掌柜的、你眉别皱，我在这里你卖肉，腊八日卖到元宵节，三月三卖到六月六，招了蛆、烂了肉，看你难受不难受……
在看热闹人的又一片哄笑声中，走过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看来与卖肉的认识，上前拍着卖肉人的肩膀说，老大啊，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和老牛执气，有钱吗？若没有我给他。看到那老汉把手伸向怀里，好像要掏钱的样子，卖肉人这才极不情愿地掏出了两毛钱，递给那个老汉，那老汉又把钱递到老牛手里说，耽搁你功夫了，快去忙活你的吧。看到钱到手了，老牛又敲着牛骨头说：
说归说、笑归笑，不说不笑不热闹，掌柜的这肉真不错，要割就割后腚座；不选肥、不选瘦，好吃还是为心肉……
这才“提溜哗啦”地向另一个摊子走去，看热闹的人也随之散去。看到老牛走了，那老汉对卖肉的说，老大啊，你朝了是咋的，他一个要饭的，你怎么跟他较劲？再说，他也不是每集都来，他要是在这里再缠摸上半个时辰，你还卖肉吗？卖肉人这才苦笑着说，谁想到他这么缠头子啊。我大爷这才想起我大娘要他买案板的事来，急忙拔腿向木货市跑去。
1944年冬，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鲁中军区某团用在沂水缴获日本鬼子的一门山炮打明楼，一举歼灭了高崖这个重镇的日伪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分子的士气，巩固了沂蒙山区的“北大门”。这时，八路军不知怎么打听到老牛有自编自演的能耐，就请他编写了一段“功劳炮打高崖”的快板，不只在八路军驻守的高崖这一带打着呱打板说唱，还在解放区（汶河以南）的集市上唱。不少人听了后，认为八路军有了大炮后，以后打鬼子是手拿把拤的事，小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头了。
这时候，有人猜疑，老牛看来是个“八路”，要不他怎么敢在人脸前里给“八路”做事。谁知，一天夜里，老牛竟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见影了，有人猜测他跟着“八路”走了，有人却说被张天佐的队伍以“八路嫌疑”的罪名给抓了去。第五天上，老牛才一瘸一拐地回来了。有人问他,你这几天去哪里了？怎么没见人。他指了指北面说，让“北面”给抓去了。那他们怎么折腾你啊?他说，他们把我弄到仓上后，先是把我吊到梁头上打，让我交代什么时候与八路军“勾结”的，为八路军办了些什事，可我咬着牙就是不承认，只说是八路军“逼”着我说了几回“呱哒板”，别的事就是四下里要饭。他们后来又哄劝我，说我要是供出了“八路”的事后，就给我钱给我说媳妇，如果不说，就把我弄到白浪河里活埋了。我说，你们打死我也好，活埋了也好，可我就是没有别的事。看来，他们通过打听，知我确实没干过多少“违规”的事，就把我放了回来，并警告我，今后若再给“八路”办事，就一枪嘣了我。咳！谁想到这样啊。
打这后，老牛继续砸着“牛骨头”，赶四集要钱讨饭。若是不赶集时，听说有娶媳妇的，他便拾掇得干净利索的去唱“唱”贺喜，喜主自然酒饭管饱，临走再给他几个饽饽。夏秋的晚上，老牛便在大街上，给乘凉的老少爷们说《岳飞传》、《三侠五义》、《水浒传》、《今古传奇》等故事，邻居们有的拿出水来，有的端出烟来，有的把新鲜的瓜果送到他跟前。久而久之，老牛在俺村里立住了脚，有个富裕户还给了他一间场园屋住着，若是下雨天赶不了集，有些老妈妈便让孩子给送俩煎饼去。有一年“入伏”，俺奶奶还叫我给他送一碗小葱蛋卤子凉面，把个老牛恣得不得了，直夸杨格庄的人真好。
潍县解放那一年，有人看见北乡来了一个老婆领着一个小闺女讨饭，便撮合着她跟老牛过日子。那个娘们很愿意，可老牛高低不答应，说自己是个要饭的，住着人家的一间破房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饥困，若再添上两张嘴，那还不得等着喝西北风。可后来架不住邻居们的一再劝说，又看到那个女的确是个老实人，也就同意了，挤在那间屋里过开了日子。
有道是，该着命里吃一斗，走遍天下吃十升。就在老牛跟那个老婆结合不到一个月，村里便开始土改。这时候，有人便搓弄老牛去跟农会干部提出参加土改，要房子、要农具、要土地。打头，有的干部说他不是当地人，不能参加杨格庄的土改。可老牛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让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吃上饭，也没明确说是哪里人。再说，我也给共产党、八路军办过事，为此还差点给活埋了。说到这里，老牛还抽着鼻子，不住地用袖子擦着眼泪。后来，经请示乡政府，像老牛这样的人是可以参加当地的土改，但只能分一个人的份，因为那个老婆和孩子来路不明，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很快，老牛便分到了地主家两间东屋、一亩半土地和一部分农具，把他恣得嘴角子都几乎裂碎了。为了以后方便，还自己给自己起了个“牛壮壮”的名字报了上去，可大家当面还是叫他老牛。
可是，高兴归高兴，当时一亩半地打的粮食，是填不满三张嘴窟窿的。因为村里干部对老牛说，你分到了土地，就不准再去赶集要饭了，这是个“原则”问题。怎么办呢？老牛琢磨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干脆卖“五香面”去！接着，他便向四邻借了一些钱，又借了一辆小推车，推起来直接去了潍县城，先买上了一只压料的碾子和一些必需的工具，又进了一部分八角、茴香、桂皮之类的香料回来。开始，自己先配了些“五香面”，分给四邻尝，让大家给提意见。至于谁家来了客，要俩八角，要提花椒的，一概不要钱。就这样，老牛便开始赶集，做开了卖“五香面”的小买卖。
一年的腊月二十三，我们几个同学连蹦带跳地去赶包庄集，先在集头上听一回辛庄那说书人说《刘墉私访》，当看到人家开始要钱了，我们便小偷似的“溜溜”地跑了，又去爆仗市听一会儿“劈哩啪啦”地响，再随着人流在街筒子里挤来挤去地看热闹。当走到老牛那“五香面”摊子前，便被他那既顺口又得体、既实在又滑稽的吆喝声吸引得拔不动腿了。只见他腰扎围裙，胳膊上戴护袖，毡帽前面还掖着一块硬纸片当“遮眼”，边给顾客包着“五香面”，边大声唱着：
大茴香、小茴香，砂仁豆蔲都兑上……猪头膏、蹄子冻，蒸炸炒鸡也都中……炒白菜、炒萝卜、萝卜丝炒椒子，捎带着金针木耳炖丸子，要包水饺插馅子……
不知是份量不够，还是真想给添上点，一边用小勺子往纸包里添，一边唱道：
添上点儿、搭上点儿，我也不差这一点儿，宁愿少挣一点儿钱，保证找你过好年……
有时候，看见人不多了，便吆喝道：
这边瞧来这边看，这里卖的是五香面儿，五香面、真是贱，买上一包吃二年！
听到这里，不少人跟着大笑起来，真不差啊，都腊月二十三了，再有六七天就过年了，买多买少肯定能吃二年啊。
由于老牛嗓音洪亮、说唱滑稽，只要走到他的摊子前，绝大多数的人都被他忽悠住了，有的还问问价格，有的直接掏出钱来就买。当看到有些人犹豫不决时，马上便说：
也别等、也别靠，等会儿大料就没了。过年买不到好调料，亲戚朋友都取笑。买鱼买肉你肯花钱，不买五香面就不全。这好比，买了一匹千里马，舍不得给它配好鞍。到头来，买了好东西，吃着没味道，你说可笑不可笑……老牛的表演，不仅令周围的人捧腹大笑，还觉得他说的也真有道理，过年了，不买上三五毛钱的五香面，确实不应该。看到老牛这淋漓尽致的表演，把我羡慕得了不得，感到他就是个天才，绝不是无用掏翅的“要饭的”，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今后，要向他学习，向他讨教，做一个出口成章、能说会唱、能登戏台子的“角”。当日头扭嘴，我们往家走时，尽管没钱买东西填填肚子，可我感到收获最大的就是看到了老牛那卖五香面的场面，一想到这，权当吃了个“火烧”，便“撅哒撅哒”地跑着回了家。
又过了几年，村里开展 “大鸣大放大辩论”的运动，有人说老牛在干活歇歇时，经常说什么，大集体、大集体，你靠我来我靠你。分不分、一年360斤，干不干、大大小小都吃饭。大集体，好是好，就是粮少吃不饱……是个标准的“右派”分子，就把他扭到区里去“审查”。打那，他就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过杨格庄，有的说他被判刑坐了“劳改”，有的说他被遣送回了黄河口的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