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县城的恢复，因有大军云集，显得局面特别振作。县府和各机关的全体人员，也以最快的行动，安置好了各自的办公处所，展开工作。当时因为铁路中断，和外面的关系隔绝，没有一般行政上的案牍牵制。便将全部工作人员，编入战地工作队，以组训民众，宣传共匪暴行，调査匪党地下活动，登记民间物资被刼等为主要任务，并配合国军予以后勤支持。这一情势的发展，使地方工作，进步很快。民众也认为国军的阵容精锐庞大，共匪闻讯逃匿，今后不会再受其威迫了。因此，我们政令的行施，地方的繁荣，治安的恢复，都有事半功倍的表现。我们曾在城关和附近村鎭，举行过多次的集会，到场的民众愈万，其热烈的情况，为近年来所仅见。夏楚中的二十集团军，于县城收复后不久，也从潍县移来，驻在伙巷街的贺公馆裏。他们政治部的侯主任，经常同我们到各地去开会讲话，看到民情淳厚，民气欢腾，感到十分惊异。有一次他向我表示说：「益都这地方很特别，想不到一般民众会这么热烈。我在潍县驻了很久，市面那么繁华，人口那么多，举行一次民众大会，除了机关、学校，眞正参加的农民、商人没有多少。益都的民气如此高昂，将来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我当时在闲谈中，也乘机会给他分析了个中的道理，我说：「益都民众和县属机关团体，地方团队，都上下一心，患难与共。这十年以来，不管沦于日本，或是陷于共匪，在思想上，行动上，他们都和政府明不作声，暗通声气，政府的基层力量，都潜存在广大的乡区民间，商农各界之中。这些热烈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和各界民众打成一片的实际行动。国军收复县城，解除了他们倒悬的痛苦，他们怎能不庆获复苏，感戴中央的援救呢！」说起二十集团军来，昌潍地区的民众，几乎无人不晓。他们本身只有几百名卫兵，自己并没有直接指挥作战的部队。只是那些军位开来这一地区，名位上就归集团司令节制。他们自认地位高，编制大，拥有八大处的繁杂组织。每到一个地方，老是找房子，要器具，就成了扰民的最大措施。不管地方单位的公用房舍，还是一般居民的私人住宅，只要被他们看中，就非立卽搬迁，马上让给他们不可。他们对于男女有别的社俗又多不计较，山东礼教之邦，风气偏于保守，致使附近的良家妇女，都闻风藏匿，不敢露面。民众的耳目，并不聋瞎，日子久了，自会影响国军的声誉。自从夏总司令带其僚属进驻益都，对地方的蓬勃朝气，大为赞赏。我为了欢迎他们的莅县驻守，曾请校级以上的人员聚餐，藉以联络感情，并表慰劳。因为他们的官职太高，衙舍太深，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吏，是无法表示这一意图的。幸蒙其副官处处长关裕祥的帮忙，写名单，开人数，联络上下，规划时间，使我们顺利完成此举，算是尽了一点地主之谊。
自县城收复，第九军驻在城裏，六十四军驻在城外，四门的岗卫，一律由第九军负责，县属部队，派上几名士兵警察，予以配合。王军长下令，所有公职人员，不分军政官阶，出入城关，均须持有县府所发的证符，方始有效。其尊重地方行政的风范，却又出现了一个相反的例证。许多有关军政双方的例行事务，王军长也经常以电话和我直接交谈，谦虚诚恳，毫无官腔口吻。我最初以为军部门岗森严，不敢轻易去见军长，有事就和副官处洽办。有一天王军长和他的参谋长，轻车简从的莅临县府。一进门就以非常轻松的口吻喊着说：「县太爷在家么？」我赶快迎了出去，内心却很紧张。但看他们那种平易近人的表情，心理上的慌恐也就随之消失了。我从临朐跟着第九军到益都，虽然和王军长他们接触过多次，不是有所请示，就是听命行事。战地行军，言行都很严谨，从未谈过职责以外的话。这次他们莅临，完全是随兴所至，目的就是闲话家常的。我也藉着机会请教了他们的籍贯住处。王军长是河南人，曾任昆明卫戌司令。耿直忠勇，对人热诚，爱护部属，关心民瘼。所至之处，都和地方打成一片，获得军民合作的最高效果。参谋长姓尹名子固，当我听到他说是山东日照人的时候，我立卽向他请教说：「参谋长是日照，可认识一位尹树生，别号合三的么？他是我十七年在泰安时期受训的老师。」尹参谋长一听，脸上充满了笑容，连忙说：「那是我的弟弟，这眞是太好了。」王军长不等尹参谋长说完，就揷上一句说：「你们一个师伯，一个徒侄，在战地上相遇，非常难得，我请客，给你们祝贺一下。」我重新又以弟子之礼，和他们两位握手致敬，关系拉近了许多，几乎完全不以外人看待了。王军长说一不二，果然在当天的晚上，邀我到军部吃了一顿相当丰盛的酒饭。这和我上次进城送给商会贾会长煤炭一样，军长请县长吃饭，也是很少见到的。连日彼此走动很勤，我经常出入军部，就像出入县府一样。有一次，王军长提议，同登云门山游览，我要求由我准备野餐水果，略表东道之礼。这次除军长和参谋长之外，另有三、四位高级将领陪同。临行，王军长在电话上吿诉我说：「你先来军部，有几个人跟你去？我叫他们给你预备马。」我很奇怪，军长早就知道我是有马的，且比他们军中的马匹也高也大，何以又要为我预备马呢？我便答复军长说：「我有马，请军长不要为我准备了。」他又说：「恐怕不行吧，你试试看！」我带了两个卫兵，和他们一同出发。从南门到山脚一段六、七里路的平地，走一阵，跑一阵，我的坐马比他们的高大，威风八面，倒也十分显赫。及至一上山脚，我那几匹高头大马，四蹄乱踩，踌躇不前。不时加以鞭策，勉强翘起前蹄，寻觅松软的地方落脚。走了没有百八十公尺，竟至停而不前，鞭策也失灵了。王军长回头大笑，他早就知道必有此着了。他命自己的卫兵，给我换马，把我那三匹马留在山下。他们那些四川小马，登山如履平地，只要前蹄能够站稳的地方，纵身而上，毫不迟疑。一路蹄声得得，碎石四溅。执鞭御缰，直达山顶。自二十七年春，杜华梓在这裏设司令部，我最后一次就是从这裏下山，去北关给敌人烧了戏台子。十年以来，今天是第一次登云门。要不是王军长有此雅兴，恐怕永远也不会想起再来一睹雪蓑的大寿字了。
第九军驻在益都，大致有一个月的工夫。在此期间，我曾多次陪他们游览附近的名胜，看看野外景色。交往久了，感情深了，我们讲话的范围也就广了。有一次王军长吿诉我说：「许多指挥官，只知道和共匪正面作战，把军事上的胜败，拿攻下城市的多少来衡量。我以前过长江北上的时候。也是深怀此意的。但这次我带兵进入山东，到了沂水，驻了一个时期，才了解当地的情形，大出从前所料。我曾到沂水城东二十里，去看望秦德纯部长的老大哥，第一次他表示欢迎，没有道出心裏的话来。隔了几天，我又二次去看他，他忍不住的吿诉我说：『很对不起军长，你来看我，我实在很感激，没有理由不欢迎你来。但我有我的苦衷，希望以后还是不来的好。因为你白天来了，晚上我要招来许多麻烦，连谈的什么话。都要一一的纪录下来，精神实在负担不了。环境如此，我又怎能单独摆脱？』说着，老泪横流，慨叹不已。我从那就没有再去看过他，我的部队就驻在附近，而竟不能保障他的安全。那么部队调走，其处境就更可想而知了。」王军长的这些谈话，不但绝对是事实，而且正是共匪活动的一种公式。国家之所以形成今日的这种破碎局面，任由共匪势力的无限扩张，刼持着广大的民众，作为主要的叛乱资本。起因于国际国内诸多情节，固极复杂。但国军之不能和地方配合，而地方部队又多未能以人民的利益为前题，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再加一些县级机构的负责人，也都不是些民运工作的能手。政府对各地县长的委派，不是迁就兵权在手，就是注重行政经验，完全在于公共关系的运用，人事问题的协调，案牍知识的丰硕，只是具备了一些官职保全的常识而已。至于地利人和与其自身有无对共党鬪争的经验能力，几乎完全不在考虑条件之内。因此，我们把民众抛弃得很远，共党却以铁爪握紧民众的脖子不放。凭心而论，有几个主管行政的人，好好的和一些基层热血靑年，促膝谈过几句知心的话，有谁给他们正确的指示，让他们知道那是该走的途径，以解除他们的苦闷和烦恼。又有谁知道，就因为自己那一堆官腔、官调、官架子，吓走了多少爱国家、爱民族的靑年男女。
第九军开走，第八军接着由临朐开来。各界为了表示欢迎和慰劳，特别买了六百担弥河滩的西瓜，使全体官兵都能分享几口由益都人民亲手培植的特产。他们实在太忠勇，太辛苦了。我也请他们校官级以上的长官餐会，略表地主之谊。那天他们正奉命西开，我那位老师萧参谋长，已先去了辛店，未曾与席，李军长也只吃了一个半饱，就先离席赶去。目标都是黄河北岸，追击共匪的主力。自此，益都就只剩二十集团军总部和县政府来维持治安了。当时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淸理共匪盘据时期，搜刮民间的大批烟草和山果等土产。因为他们仓皇遁去，都还封存在各乡区的机构中，而且都有登记的簿册可稽。县府曾发布命令，淸理完毕后，原物发还失主，决定不以匪资处理。地方行政，经过共匪半年的破坏，复员工作，眞是千头万緖。由于局面展开的迫切需要，几乎什么都无法分别先后。只有加倍努力，齐头并进。县属同仁，也以大军过境，全力配合支持，不论人力物力，无不尽量供应。其中光是为国军搬送弹药、运输粮秣的民夫，就达两万名以上。他们当初都是从鲁南山区开来，一路全由沂蒙一带的民夫，送过山来，我为民众负担平均，社会秩序安定，不使他们乱抓乱征起见，就组织了一个以警察局杨局长为首的临时机构，在政令所及的范围内，平均分配，预作抽调，以备过境的国军派用。并给他们编队组织，双方都感方便。
我们从国历八月五日进城，一直忙到十月底，一切军政事务，教育建设，才算稍有头緖，分别缓急，开始进行。希望在大军离境之后，发动民众大团结，编组乡团自卫。仍以我上次撤出县城以前的腹案作基础，从训练宣传上，扑灭共产邪说，淸除赤化毒素。忘记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或是稍早一些日子，张天佐专员前来视察，目睹县政推行迅速，地方情形良好，整个社会表现着一种蓬勃的朝气，对全体同仁深加慰勉。各机关首长也都来陪专员吃午饭，他对大家的精诚团结，合作无间，说了很多赞许的话。饭后我陪他到处走了一趟，他对益都局面的近况远景，都感到无限的兴奋。大槪就在四点多钟，城裏街道上的落阳余晖，正在慢慢消失的时候，突然接到省府的一份急电，我被免除益都县长的职务，由二十集团军总部的副官处长关裕祥接充。这是事前毫无所闻，也是绝对意想不到的消息，使正在此间视察的张专员，深感沮丧。中午我们谈论的所有推展计划，晚上竟又变成如何结束这一局面了。我上次被免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国军接收日本投降的前夕。这次又适値国军云集，共匪主力逃窜之际。更巧的是前后两次交代，都交代给两位姓关的县长，前有关国启，后有关裕祥，我不知道是生就了什么八字，竟和姓关的结下了这一深厚的缘分。以我个人的命运而论，其中也有一段巧合的时间。那就是我上次被免职，是在保卫孤城，文的被俘，武的战死，我自己缒城出险的半年之后。而这次被免职，又是在姜家洼子困守孤宅，兵死妻亡，我则仅以身免之后的六个月。我曾经根据这两次极端不合逻辑的相互关连，于半年后，昌潍失守，八区军政人员都集中在济南，我拒绝了同仁长官的征召，保荐我出任省会附近任何一县的县长，致使大家对我的不满，此是后话。不过我这一免职命令的到达，巧遇张专员在场，给我解决了两大难题。第一是为第八军代购小麦价款，数达十亿元，截止到那时，还有三亿五千万元没有买足。此项价款，是交给下任继续购缴，还是原款退回去？张专员指示说：「来接的新县长是二十集团军的人，他是否肯为第八军服这种赔本的务，还是一个问题，卽使他不拒绝接受，拖到什么时候才能缴足，又是一个问题。」后来这笔代款，我把它带回潍县，由八区金库主任李金坡代存，我先后向当时还驻在掖县的李弥军长去过三次报吿，始于农历年底派来李广治科长提去。如果当时没有专员在场，予以明确指示，我可能把这笔数目不太小的款项移交了下任。按当时的环境和形势，李军长可能弄个财物两空，而我却变成这一案件中的罪人了。第二件是我们进城的时间不过百天，开支的款项，多属临时应变，有的列出项目名称，有的无头无尾，统筹会的经管人也弄不淸楚是怎么花用的。当时人多事繁，开支复杂，未必每一条支出都要经过必要的手续。突然奉命交代，淸理自有困难。地方人士对我个人的信任，我固然由衷的感激，但我绝不采纳许多人所说，「县长你不要管这些了，你走你的，一切由我们负责来淸理，」这样笼统的建议。我不能为了财物的交代，贻人误解，留下一些无法辩释的话柄。我根据这一观念，早于当天晚上，由几位负责地方财务人员的统计中，向张专员提出一个大槪的数字，在记忆中好像折合八万到十万斤粮米的代价，包括一切军政应酬和尙未入帐的浮支。张专员毫不迟疑的吿诉我说：「不必多费唇舌，就把这些空额，搬到专署去，由昌乐的统筹会过帐好了。」如果是一位普通人来接事，那是没有一项不可以交代的。因为来历不同，由我们办理的机会不多，在手续上不能不加预防。张专员的毅然支援，在交代上省却了不少的麻烦。
张专员在这裏住了一夜，翌晨卽行东返。我于那天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最后的一次县政会议，硏讨了一些办理交代的原则。大家都以万分沉重的心情，回首今昔。我力避形式上的一切措施，拒绝了大家筹划欢送的提议。我很郑重的向大家解释说：「我们的形式上的惜别，都是言不由衷，还有什么好欢送的。我们的眼泪还不就是最好的礼品么？」然后我去二十集团军总部辞行，作礼貌上的拜会。我走进夏楚中的办公室，他一看到我，就和往常大不相同的赶忙站了起来，打了个很亲切的招呼。我以很恭维的口气向他说：「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中，幸蒙总司令的协助指导，还算没有大错，以后仍请总司令多多提协。」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从脖子红到脸，态度十分谦虚，和往日的情形一比，直接做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环。且很快的离开位子，绕到办公桌的外面，抱着我一条胳膀，一摇再摇，亲切有如久别乍逢的家人。赶快请我坐下，喊勤务兵倒茶拿烟，殷勤招待。这一突如其来的亲切，却使我这个卸任的县长受宠若惊，不知所以。我本来的打算，是表示一番礼貌，说完那几句话就要走的。但却没有料到会蒙总司令如此礼遇，坚持留我多坐一会，并立卽回到位子坐下，拿出一张总司令部的公用书笺，亲笔写了一张「兹委赵子贞为本部上校参议」的委令状，命勤务兵去加盖了关防印章，又亲手交给了我，且以极端和蔼的口气说：「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明知道这个书笺上的上校参议，是一个没有根基的虚名空衔，但毕竟把我这一次拜会节目中，隐藏着的那些尶尬成分，消除了不少。我顺便又到副官处看看新委的县长关裕祥，相见之后，也是一阵面红耳赤，礼节显得特别周到。他向我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叫我一定想办法劝吿所有的县府人员，包括秘书科长在内，全部留任，继续工作。第二希望我以本部上校参议的身分住在益都，协助县政推行。对于第一点当然我会转达新任的意见，第二点全是一番客气中的场面话。事实上，我在他接事的当天，就搭乘了一部专署的卡车出了北门，从此离开了益都县城。我从十五岁到三十六岁，这二十一年的漫长岁月，几乎全是在益都境内渡过的。这次的吿别，很可能成了今生的永诀。至于他们接事以后的作为，以我的身份和立场，不宜在此多所记述，就让益都籍的有关人士，另觅机会，作较公平的论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