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院回县，经过昌乐车站，广饶县长刘协唐，屯恳局长成建基，以及博兴的侯县长，也都住在此间。三人为了表示对我的慰问和欢迎，在刘协唐的团部里，便餐招待。那时他们都算客居，生活非常艰苦。四个县长在一起，吃了一顿四菜一汤的午饭，就算是很够交情了。饭间除了略谈我的遇险经过外，刘协唐又提了一遍年前在益都分到四口肥猪的旧题。可见雪中送炭的温情，不管是多是少，都是令人永记心头的事。成建基建议我应该让跟从的卫兵，随身带些手榴弹，遇上巷战，效力特强。并立卽派人拿了八枚美制的手榴弹来，当作见面的礼品送给我。据说这种手榴弹威力特别大，在二十公尺范围内，可以杀伤任何物体。其外型像一鸭蛋，体积刚好满把一握。一条钢片硬簧接一顶端火门，另一端则由对面弹顶上勾鼻所控制。投掷时，先将勾鼻脱下，以手紧握簧片，不使稍离弹壳。使用时弹一脱手，簧片振起，猛撞弹顶火门，引燃弹药，卽行爆炸。在当时这样的一份礼品，具有无限的情感成分和爱护意义，因为那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刘协唐笃信乩语，饭后兴趣所至，倡议拂乩占卦，预测吉凶。我曾听说过这一名词，但未见过什么动作。刘协唐点燃了三柱香火，拿了一个罗圈来，在一边绑上了一枝筷子，叫做乩机，简称机子。命一个十多岁的少童与其相对而立，两人用手托住乩机，在两尺见方，用少米摊成的平面上，罗圈摇来摇去，筷子弯曲乱画，并向神灵祈吿曰：「我们四个弟子向老师父求灵，希望指示迷津。」于是筷子下端，就在米面上转动不已，写出一些像大草似的笔画。我们四个弟子中，只有刘协唐知道写的什么。每画一阵子，他就和旁边一位管记录的先生说：「这是个一。」我很奇怪，怎么转了那么多的圈圈，才是个一字呢？难道乩体字的一字，有那么多的笔画么？第二次转下来，他又喊道：「这是个年字」，第三次说了个后字。连续转了多时，刘协唐且转且喊，累的满头大汗。最后停下机子，看了看记录上写的是「一年后仅存二人」。刘协唐面色骤变，双手合十，祷吿曰：「老师父不要生气，弟子们都是诚心诚意来求灵的。」他把这句乩语解释成为我们四个人在一年以后，只有两个人还活在世上，至于谁生谁死，当然老师父不便明言。如果这一乩卦很灵验的话，我们四个人在一年以内，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死亡可能。讲环境，看局势，也并不算什么稀奇。虽然刘协唐以其弟子之礼，求得这么一个结果，认为老师父有些杀气。但据我来分析，将来眞能剩下半数的话，老师父仍不失为大慈大悲的菩萨呢！刘协唐却精神颓丧，久久不语，很以老师父的指点为忧。我便顺口安慰他说：「可能是我们三个人的诚意不够，才惹老师父生气的，以后我们有了这份修养，再来求老师父指引。」大家便在哈哈声中散去。不过天下的事，就有那么巧合的，以后不到一年，成建基就在昌乐突围的时候阵亡，而侯县长也在稍晚的一段时间后，为匪所害，只有我和协唐两人逃出魔掌。现在协唐也已作古，如果在他生前我要向他提及此事的话，出一定会说：「那还有错么！」
我出院回到县里，已是国历六月中旬，小麦正要成熟的时候了。益都昌乐边界上的情势，略有好转。张专员为姜家洼子事件，把孙玉田大加责骂，并训斥了全团官兵。并调他们在益临边境上驻了一个时期，使这一地区恢复了不少生气。有一天孙玉田见到我，向我诉苦说：「以后县长到什么地方，先吿诉我们一声，你不知道掌柜的骂起人来，有多么厉害。」我说：「你放心好了，以后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县政上的事务纷繁，什么事情都是要急于处理的。幸亏全体同仁和地方各界都同情我的遭遇，无不以最大的努力和耐心，主动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局面，照常在境内活动，维持一个偏安的残局。据我们的情报所知，夜袭姜家洼子的共匪，是属于匪伪益都县冯登瀛的一个特务营，带头的头目叫做陈有时，和陈有诰同村同族，但却邪正有别。自抗战开始，他就由西山向东发展，常和陈有诰隔着弥河相抗衡。打死了陈有诰一个四弟陈有诚，陈有诰也杀了他几口亲眷以为报复，由公仇而变为私恨。这次乘我们兔丝口战役失败，整个局面发生动荡，对准我们的行动，追踪东来，施展其疯狂的暴行。姜家洼子事件后，他们曾在益都城关张贴标语，开庆祝大会，说我已在一场大火中丧生，这也是他们若干年来，所希求到的一个胜利目标。在这一事件中，据事后处理现场，知道王全利是唯一被俘的卫兵，因当时受伤倒地，位置又在庭院，也未被火烧及，一个多月之后，乘一次夜行军时逃回。他曾目睹那次共匪的伤亡确在六十以上。我深感遗憾的是，对于那些先我而死的伙伴，未能一一抚尸痛哭，亲予殡殓。现场的淸理，都由北岩、韩信各乡的负责人，刘华卿、赵继武、左斌卿、张新民等全力处理，至为感激。兰惠的灵柩，因为限于时势，不便归葬祖茔，在我出院之后，于国历六月下旬，就择定了夏辛庄东北三百多公尺的一段地带上，由我个人的名义，买下一分土地，修砌坟墓，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丧礼。我曾绕棺一周，上香三柱，千言万语，都顺着两行泪水冲失而去。我很快的离间墓地，到家去看看兰惠的母亲，其哀痛的程度，当然难以言宣。伤心人安慰伤心人，语短情长，难尽哀思。我和兰惠结婚两年，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太多。因环境特殊，任务又繁，我们住的地方，虽说是个家，但出入的人都是公身公务，谈论的事尽多匪我情势，脑子里充满了问题。所以在闺中的语言，还未尽眞诚，对彼此个性上也不够深知。总觉来日方长，必然还有机会过段优闲的日子。这一情节，兰惠的母亲观察的最透彻。每当兰惠对家庭的处境表示不太如意时，她必加以劝慰说：「你看他每天忙成个什么样子，几乎连顿安稳饭都吃不下去，那里还顾得到家庭小事。以后局面恢复正常了，当然就会公是公，私是私，作事归作事，家庭归家庭，现在你就权当给他作个女秘书好了。」事实上，兰惠在这个家里，连个女秘书的待遇都没有享受到。现在人天永隔，她得年只有二十六岁。我为兰惠出殡以后，在回县府的半路上，受伤被俘的王全利忽然赶来，截在路上，跪地不起，一面哭，一面喊着说：「我对不起县长，请县长枪毙我！」我拉他起来，详询被俘经过、和匪军方面的情形，获得许多重要的资料。他要求我枪毙他，其实就是让我饶恕他。按说王全利的被俘，并没有什么不对，他当时被击伤倒地，那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其错在闻弹爆炸，自行跑出屋去，为匪所逞，使我自己变成了孤军奋鬪，几遭不测。今天相遇，我没有责怪他，在那种无法抗拒的危急之下，纵能奋不顾身，也难自保无虞。况且事前的一切行动，全由我的错误安排所引起。自己对于死者伤者几至罪沉深渊而无可自拔，还有什么理由责怪别人？作战的现场，我没有再去过。关怀和一位许姓勤务兵，都是外乡人，其灵柩暂厝姜家洼子庄后。如此孤魂无依，令人更加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