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的四区往返，由于内心焦急，情緖紧张，加上一种失败的幻影充满脑际，和那种坚定自信互相交冲，飮食显然无法保持正常，睡眠也不容易步入梦乡。回来以后，又积下许多急待解决而与实际情势毫无裨益的问题。多以继日的在自己沉思，以及与同仁商酌，或和各机关首长会议。问题一件接一件的出现，一时眞有心力交瘁之感。但所有那些眞实而具体的工作都在乡区，共匪小组出没，交通多被封锁，不是随便派几个政警，送几件公文，就可以解决问题，步上轨道的。县府本身的组织，在不断的澎涨扩大，而全部的人力却都在案牍上劳形。省府派来的会计人员要求财政独立，什么收支都要透过法令手续，依法办理。田粮管理处也要单独办公，展开征实活动。法官要求独立审案，执行司法权责。守法原是我的基本观念，也是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义务，谁不愿意按步就班，早上轨道？但在这种朝夕不定，城乡回异的情形下，确实有些强人所难。县府上下，以及各个机关团体吃的烧的花的，都是三分公事，七分人情，拼死拼活，与共匪争夺，在武装保护之下，送来城里的。有时为了护送两石米谷，而牺牲上四、五条人命。也许上半月吃完，下半月的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统筹会由各界各区的代表组织而成，总管粮秣的分配开支，有何变更增减，由每月的会议审查解决。这虽然与会计田赋制度还相差很远，但在一般地方人的心理上，和经营业务者的手续上，总以为县里的物资，由县里的人管理，在这种非常时期，并没有违理之处。就像一辆坏了轮轴的车子，在土路上硬拖强拉，还可以勉强走动，如果非让它在轨道上按速度行驶不可，那就很难想象了。我们使用武器的道理也是一样，在正常的基本程序上，当然要按一定的动作操作，一定的步骤射击。可是眞有一天遇上敌人，遭了埋伏，那些操作步骤，就都变成了作战的原则，而不可以再照次序射击了。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战鬪体制，又开创局面，消灭敌人，不是完全埋头案牍，符合规章。
跟着来的是旧历年关的准备，过穷日子困难，过穷年更不容易。节赏分发，应酬配送，都是一些必要的措施，也是一些很绞脑汁的工作。由于乡区的支持，城关的筹措，总算没有落空。王月阶曾向我诚恳的表示说：「要不是县长调回来，不但统筹会要关起门来，我自己也非找个地方躱起来不可，大家就要过一个淸闲年了。」年除夕下午，又和兰惠到尹大娘那边吃了一顿轻松的便饭，消散了不少的愁云惨雾。大家都在极度紧缩中渡过年节，但对驻军和客居的部队，不论酒肉土产，却要稍从丰厚，表示慰劳。所以我们那张对内对外的礼单，是经过各界首长和统筹会的多次会议，才开出来的。广饶县长刘协唐的部队，正在三餐不继的时候，我们送他四口肥猪过节，那确是一份云中送炭的厚礼。难怪二十年后，他从台北给我的一封长信上，还又提及到此一难忘的旧话。年除夕晚上，我们虽也集合了许多同仁，举杯贺节，但并没有眞正的愉快精神，助兴畅飮。按说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在城里过年，旣不怕共匪包围，又没有情况打扰，有城墙卫护，有国军驻守，应该是毫无顾忌的开怀过节。但事实上却像有一团闷气，胀满了胸腔，旣无飮酒的兴致，也无品味的食欲。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一些人都认为只要进了城，不管地盘大小，不论共匪强弱，就算列入复员地区，一切都照平时的制度规章，毫不知通权达变，只在公事堆里埋头找成绩。把所有的时间人力，自缚于一条互相牵制的绳子上，坐待共匪势力的扩展。我这一回是二度进城，和第一次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是被迫，后者是自投。年初一的大街上，虽然熙来攘往，游人较多，但因城乡的梗阻，运销的停滞，并没有改变市况的萧条。日本不管怎么穷苦，对驻在两城部队的长官，总要尽点地主之谊。遂请了驻在北城的刘旅长和南城的黄团长等二十余人，吃了一顿简单的便饭，表示庆祝新年光明，前途顺绥。也同着兰惠去给住在城里的师长朋友拜了一次年，第一次先给尹大娘拜年，约定回来再吃水饺。再到田冠五老师家，田老师银发皑皑，精神还算健旺，谈了许多当初跟他学数学的往事，引起不少的回忆和快慰。胜利后田老师曾先后在益都简师和坊子中学重执敎鞭。这次由坊子回来，因年高气衰，说什么也不答应再去了。接着转回东门大街，到街里拜访了马忠秋、马忠政几个老同学。丁庠千虽不在家，仍然进去探望了哥嫂们的生活近况，谈了一会家常。走在这一段靑石铺砌的古老街道上，勾起许多有关读师范时候，往返南北两院上课的陈迹。那段两百多公尺的路面，总有我们上千上万的足印。那些光滑平坦的石板，曾磨穿了我们好多双礼服面的鞋子。两座很不起眼的校舍，都是我们黄金时代的温床。今而凋零残缺，面目全非。十年以来，经过敌伪匪血腥污染，误了多少靑年师资的培育滋长。我再绕到伙巷街去看刚毅忠贞的老同志高果臣，自然会记起前年八月守城之役的最后一幕，那是多么惨痛，多么悲伤的一个夜晚。这条街上曾洒过我自己的汗水，曾流过同志们的鲜血。西望不远的隍城田野，曾埋葬数以百计的烈士白骨，他们是为国家而牺牲，但他们也是因我而死亡。秦营长的遗体，半年前收复县城时，才移葬昌乐祖茔，伤感悲凄，何忍回思。奸匪一日不灭，此恨如何消除？高果臣当过高级军需官，而能廉洁自守，贫而不怨。我看他生活在斗室陋巷之中，操淸志坚，关心国家安危，甚于自身生命。以安贫之道，谈人生归宿，他说：「生命的价値，不能用身外之物的财富来估计，是以表现于社会国家的作为去衡量。」他之所以三餐不继，仍然乐在其中，就是本乎此一哲理。在这几天的年节活动中，我曾几次想去双石碑那个缒城逃命的纪念地点，作一次旧地重游，审量一下究竟那天夜里是怎样下去的，该是一件深具意义之举。兰惠也提议过不只一回，冠三、玉符、祚忱等都愿陪同前往。只因杂事太多，老是抽不出时间来。大家都也觉得此非要务，什么时候都可前去的，谁也想不到这一步竟是永远落空了。驻在北城的刘旅长，也是非去不可的地方，年初一虽然请他们吃了年酒，再借着拜年多谈些防地上的事务和工作上的配合，尤为两得之举。穿过马仪门时，仰望古柏成林，枝叶交错，俨然像一座孤山。门高墙厚，建筑雄伟，这就是古靑外城的遗址。北城原叫驻防城，是当年满人驻屯之地。城墙坚实整齐，矮而方正，街道纵横，四向直列，就像一座大棋盘。所有房舍，都是砖壁瓦顶，院落齐齐，依官阶高低，分三进二进一进。庭院不分大小，房屋一律向南。前廊烧火煑饭，后檐留有灶突排烟，余火经过室内砖炕，冬可取暖。其按官阶配粮的生活制度，延至民国十几年才完全停止。其后人旣无一技之长，又无田地可种，先卖尽陈设器物，旧书古画，再拆掉砖瓦，在断垣里种点杂粮。多数靑年男女，纷至外地谋生，留在北城的老弱，为数也不太多了。我跟刘旅长巡视全城，处处废墟，满目凄沧。我们也走进西南隅的赵家门前，就是我那位要好同学赵常春的住址。我不知家里还有谁在？老爷子已于事变那年去世，三姊当已适人他迁。别人的去留虽不可知，经此长时间的变乱，当不可能都还留在家中。刘旅长以吉普车带我到普通鎭和益都站走了一趟，看了看防地上的冬色。北望大地无垠，全部陷于赤流，只要共匪一天不来，我们就呆在铁路线上一天不动。只有任凭敌人到处流窜裹胁掳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