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益都接事后的第八天，时间可能是腊月十五以后的事了。在我心目中原很重视的第四区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大案子。那就是杨达山的一个传令兵，刺杀了区长常复祥。这一晴天霹雳，使我疑闷了半天，不敢遽信这一事件会是眞的。撇开公事不论，拿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照表面的形式评断，等于是这一个弟弟派人杀了另一个弟弟，任何人遭了不幸，都使我万分心痛。我们在危机中相识，我们在患难中渡过。互谅是我们的本性，互信是我们的力量。不论在利害上、权位上，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彼此残杀，这个消灭那个。我以坚决的自信，来估量这一事件的发生，绝不会有任何偏差和错误。我最初进城的那天，还看到常复祥活生生的向我报告四区近况，当时客人太多，我没有机会单独向他探询别的问题。同时他也可能觉得我旣然又回来了，来日方长，有话慢慢再说，谁会想到那次晤面，竟成为我们最后的诀别了。原则上，在我未来以前，就知道四区情形，一年来变得相当复杂，问题必然是有的。我在临朐任内，可能是八、九月间，一天，张专员在电话上忽然告诉我说：「益都杨达山写来一个报告，说有人在关县长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得不到上级的信任，精神十分痛苦。要我想办法把他调到临朐去，跟你驻在一起，什么苦他都愿意吃。你看这个问题怎么办？」我当时感到非常惊愕，谁会向关县长说他的坏话？除了四区本身，外面和他没有瓜葛，必然是本区的军政双方发生了意见。我毫无考虑的回答专员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杨达山的这种想法，可能是在地方上有了意见，一时年轻气盛，完全站在私人感情方面所作的决定。他没有想想，他是地方人，地方力量，在地方上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如果眞的调来临朐，不但失去了地方人的希望，也对不起地方人为他出钱出力，多少年来培植他的苦心，还是叫他安心在那边好好的表现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杨达山在四区的处境，很不如意。但其中的复杂原因，我则毫无所闻，我离开益都一年。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绝，本身任务的繁忙，对益都县政的演变，尤其是偏处最西面的四区，了解不多。在传闻中所得的印象，只是关县长对于各区乡中的自卫力量，隔阂很深，无法取得地方上的合作。其大部分原因是接触太少，彼此的困难，都不能得到对方的谅解，以致县府困窘在城里，没有人过问。如果我这次重回益都，都像近几天这样只在城圈子里面瞎忙瞎转，也难免不会重蹈关县长的覆辙，那又何必跑到济南去向刘厅长要求调职呢！原来我最初的打算，是接事三、五天略事安定之后，把一切案牍劳形、应酬接待的事，交给秘书科长，全权负责。我自己带着几十名卫兵，展开乡区的活动。和那些地方团队像陈有诰、黄麟钟、房益全、杨达山、蔡建亭等，分别共处一个时间，那些没有自卫组织的区乡，像一区五区九区，更须要亲自去看看他们的处境，召集基层同志，叙叙一年来的阔别心情，振作一下衰退了的奋鬪精神。那怕就是在一个地区呆上十天半月也好，除了详察地方实际情形，藉以了解他们的一切困难外，还可兼收共患难、同甘苦的意志结合。也和地方人士交换一些意见，作为县政措施方面的重要依据。就像我第一次接任益都时，先跑到各区各乡转了五十多天，才回来组织县政府是同样的意思。不过那个时候所防范的是敌伪，而现在所受到的威胁是共匪罢了。总之，我必须以实际的行动，证明我绝对不是做了城市中的县长，而忘记了我们抗战起义、甘苦与共的诺言。否则就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或由于特殊事故，一旦引起误会，就很难消除这种心理变化可能产生的怨尤了。在我这次进城没有几天，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位临朐县议会的副议长周华轩，他不但是我益都师范的学长，又是两次临朐县府时候的同事，前后二十年的患难之交，关系不算不深。这天中午，突然接到他在东关的一个地址，写来一张纸条，要几万块钱作急用。按当时的币値，为数并不太多。我因和一些外来的客人谈论要公，无法问明这一纸条究系由谁送来的。就交李秘书写了回信，凑足了现款，派专人按址送去。可能是时间稍为迟了一步，人已离此他往，杳无踪影了。依正常而言，他应该直接跑来县府，连吃带住，再拿着钱离开。但华轩的想法可能是「你现在当了这么一座大城的县长，不能和以前在山区时候的同事可比，我是逃难过此，不便前往打扰。」仅此一念，却使我在朋友身上，和邻县互助的道义上，遗憾终身，有口难辩虚实了。所他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可能有许多基层的主要干部或民众代表来访，被负责传达的员工告以「县长很忙，没有时间，改天再来好了。」或是「不一定见县长，向科长报告一下也是一样。」久之，人去心离，或被误解讹传，很快就使你孤立在一个基础不稳的楼阁上，最后难逃其失败的结果。在和共匪展开鬪争的阵地上，更不可不愼。
我这一个深入乡村的计划，原把四区列作最重要的一站。我在前面提到过，一个四区就超过昌乐全县赋税的银两，民情朴实，人事单纯。除了共匪阴谋企图揷足外，本身没有复杂的派系暗鬪。常复祥、杨达山一文一武，都是我在抗战期间，从最艰苦的环境中发掘出来，经过长期培植锻链，而成为县政上的骨干。他们对我个人间的关系，早已没有职别地位上的差距，而完全以情感的成分胶着在一起了。自我上次调离益都，一年来彼此念念不忘，其间且有杨达山要求跟我到临朐去的幼稚想法，就是这一事实的说明。区长常复祥更忠厚、更笃实，默默耕耘，功而不居。在一般的靑年中，那是态度最稳健，处事最有把握的一位干才。我一生也不会相信他会被自己的同事好友公开杀害。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杨达山跑来见我，一面哭泣，一面发誓，描述常复祥被刺的经过说：「杀常复祥的这个孩子，在三、四年前，因为反抗父母的管敎，离家出走，最近忽然带了一枝匣子枪跑回来。论关系都是一些乡亲，家长就送他来我队上当兵。平素都很听话，弟兄们也都说他表现的很好，我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杀死常区长啊！我和常区长有点意见是事实，但并不是深仇大恨。并且县长现在又调回益都，我们的意见自然就会消除的，更用不着谁把谁来杀死。我再不懂事，也会知道杀死一个政府的区长，要担当多么大的罪名啊！」言下不胜悲愤。他并继续说：「我旣然闯下了这场大祸，实在对不起县长多年的栽培，我绝不会推卸责任，不管怎么说，杀死常区长的是我队上的士兵，我要想尽办法抓回他来，弄个淸楚。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常振祥带着区队，向我替他哥哥报仇。我旣不能和他开火，也不能甘心受他攻击。地方人都不明内情，也没有敢出来说话的，还请县长想办法解决，或者把我暂时调开四区。」这件事的突然发生，给我一个无情的打击。比三十年正月，我任敎育科长期内，陈子平区长被日军抓去杀害，还严重着很多。区公所方面是一位跟常复祥办公多年的周先生，来向我报告事件发生经过的。我先后听完了双方的说明，几乎了解了全盘的内幕。再加上我个人的推断分析，以及一部分成见在内，立卽决定对这一事件应该怎样去处理了。我所要求的基本原则，是和制造此一惨剧的阴谋者，其想法完全相反。第一要维持四区自卫力量的完整如初，第二要保障四区环境的安定如常，第三要消除大家旣有的歧见，切不能看到地方人自相残杀，使常复祥死不瞑目。我让他们尽速赶回四区，保持冷静，谁也不要找谁的麻烦。我分别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对我还有几分信心，我会亲自到四区去处理这件事。你们现在都拿着枪，上着弹，像疯狗一样，地方人谁敢出头为你们评理息争啊！」接着，县府上下，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最巧的是在我接事的几天内发生，大家都认为是一种不吉之兆，心理上、气氛上，都表现出一股子忧郁的征象。当然，我自己内心里的难过，责任上的负担，更是难以形容的。万一发生了冲突，再增加上一些伤亡，那就更不堪设想了。所以我必须把握时间，越快越好。我本着自己一种强烈的成见，不动声色的调集了所有的传令兵，和由临朐带过来的特务队，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准备带往四区，作为自卫之用。时间非常短暂，命令又很急促，我心焦如焚，恨不得一步到达四区。所以出发前没有向大家宣布，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酌，几乎是在最机密的情况下进行。我认为四区的这一问题解决不了，任何其他推行县政的计划，都变成不切实际了。不过这一行动，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中，还是被一部分同仁知道了，他们多半都不同意我这一莽撞办法。有的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观察些日子再办也不迟；」有的说：「四区的情形如此复杂，县长在这种情况之下，亲自到那边去，实在不是时候；」也有人直接了当的告诉我说：「他们双方一开火，县长夹在当中，要向着那一边都不好，万一吃了亏，眞是太不値得了。」综合这些意见，都没有脱开为我个人的安全着想。但如果这些同仁和我易地而处，我敢断言他们也必会走我同样的途径，才有眞正解决问题的意义。否则就是敷衍、观望、逃避责任，任其毁灭了。大家看我意志坚决，深感难过，有询心眼较多，跑去告诉了兰惠。兰惠不知就里，以为我要带兵去鎭压叛乱，凶多吉少，要求我改变初衷。害我说了许多谎言，才告脱身。
我把去四区的时间，通知了杨达山和周代区长。迁就火车的班次，在夕阳下山的冷风袭击下，我带了一百多人从金岭鎭下车。车站到街心，尙有一大段距离，我们没有立刻开到街里去。站上驻有八军的一位吕营长，他对此间所发生的枪杀件事，也早有所闻。并已命令所属，提高警觉，严密戒备中，他也见到过杨达山，劝告杨队保持冷静，听候县政府查明处理，但他对于我自己很快的亲来现场处理此事，也很感意外。吕营长告诉我说：「地方纠纷，我没有办法揷足，在兵力戒备方面，县长须要帮忙的话，在职权能力范围内，我愿尽力而为。」吕营长虽然不淸楚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了解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解决起来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把解决此事的构想，和双方对我个人的关系背景，向吕营长稍事提及之后，他认为办法很够理想，但也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他说：「如果他们双方对县长都有很厚的感情，当然会加强他们对这案件采用任何方式的信心，也只有具备这一条件，才敢如此一试。但大小总是两起处于敌对状态的部队，不是单纯的个人事件，希望县长还是特别谨愼为宜。」吕营长经验丰富，谈话极为诚恳，意见也非常寳贵，使我万分感激。我选定的时间，是在第二天的早饭以后，因为这一时间，共匪小组都已远去铁路两侧，不会受到他们的扰乱。当天晚上，我分别向杨达山和周代区长说明了我的计划，我说：「你们几个负责人可能已经明白共匪的手段有多么毒辣了，但两队的士兵，和地方人士，未必完全能了解他们的诡计。我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恶毒阴谋，使我们的县政推行无阻，就必须使每一个人都淸楚自身所受的愚弄和摆布，以求得大家全体的谅解和安心。我要同时召集你们两队的人讲话，也请附近的乡保长，学校敎员，以及金岭鎭街上的士绅，都来参加。我的目的是要把四区这个大家庭，全家凑在一起，作一次彻底的检讨，开诚布公的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双方只要对我没有敌对意见，没有疑心，就照着我的话进行。」他们都表示深信不疑，乐于照着我吩咐的办法去做。我为了不使双方怀疑厚此薄彼，当夜没有住在杨队那边，也没有住在区公所里，就把我带来的特务队，分配在金岭鎭的西端，作了一次野外宿营。一方面隔绝双方的突变，一方面防范共匪的冒名偷袭，造成彼此的疑窦。
一夜过去，旭阳渐渐爬上梢头。他们在金岭鎭街上，找到了一处平场，西面正好是一条高起来的矮陵，站在上面讲话，十分方便。杨队两百多人，枪枝揷在南边三十多步的地方。区队一百多人，枪枝揷在北端二十多步的地方。区公所职员和地方人士与会的也有数十人。特务队在庄外担任了临时的警戒任务。这次的集合，眞感到任重道远，成败一念的滋味了。大家都面色严肃，心情凝重。常振祥一见到我，就跪下磕了个头，使我心如刀绞，万感交集，也担心此举，会引起大家情緖上的激动，我自己的神情就难以安定，先流了不少的眼泪。好在会场上一片宁静，我终于有了一个向他们报告的机会。我一开始就很愤慨的说：「共产党害的我们够苦了。人民被杀，财物被刼，广大的地区，已非我们所有。我们在国军的庇护之下，能使我们存在的地方还有多少？我们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只能看到这条东西的铁路线，无法望见南北的良田沃野了。共匪还有一个最后的目的，非把我们这一点仅存的力量，全部消灭就不甘心。今日局面的险恶，远超过胜利前的抗战环境。国军开来，是我们开展局面，消灭共匪的大好机会，也是我们这些经过八年抗战，千锤百链的同志们，争取眞正胜利的最后一战。我们自己人什么意见都可以牺牲，什么纠纷都可以解决，只有和邪恶共党的国仇私恨，不能不彻底淸算。共产党缺乏人性，他们的手段又毒又辣，他们的花样诡计多端。我从十五岁开始，就读过许多共党的书籍，了解他们的组织，以及破坏对方的诡密阴谋，无所不用其极。挑拨离间，借刀杀人，谣言煽惑，放线穿心，都是他们血不沾刄，而致对方于死地的狠策毒计。他们这些战术，对付那些没有脑筋，冒失不察，粗心大意的部队团体，都是百发百中，必能坐收渔利而不费一粒子弹的。甚至训练专人，打进我们的团体，装模作样，取得主管的信任，然后再找机会，制造事端。我们如果稍一不愼，疏忽失察，就会灾难突起，大祸临头。那个制造纠纷的共党份子，却躱在旁边装好人。今天共匪这种趾高气扬的局面，尤其是我们四区的复杂环境，周围都是共党的活动地带。我不相信像你们这些忠厚老实，仅仅没把心抓出来给人家看的处事方法，能隔绝他们的奸计诡谋，而不上当的道理。我敢绝对断定，这个凶手之刺杀常区长，完全是这一惨剧的开始上演，而丝毫不为大家觉察。如果我们不能忍痛止泪，及早停止彼此的互相猜疑，必使这场悲剧继续演了下去，而使大家弄个两败俱伤，让共匪在一旁拍手窃笑，最后恐怕连我们的尸骨也没有人为我们埋上半筐黄土了。常区长、杨队长，和今天在场的全体同志，都是和我一起抗战、共过患难的好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在四区没有急亲私党，没有宗族派系，绝对不会厚此薄彼，助强欺弱。大家都是县政府的台柱，都是开拓四区不可缺少的力量。合则全存，分则双亡。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深恐大家为共党所算，上了恐当而不自知。特别提醒大家，要深思熟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于常区长的死难，我绝对不会放弃责任，大家只要调查淸楚凶手的来历和去向，就很容易知道这一事件的阴谋和背景。凶手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无知少年，和常区长从无瓜葛仇怨，失踪很久又复携械来归，杀人之后，再度匿迹。只要我们把头脑冷静下来，略事沉思，就不难了解这一阴谋的狠毒了。我离开益都一年，杨队长和常区长竟由同事好友，而至各存成见，互不谅解。这已经中了共党的挑拨，走进了他们的圈套，却都不被觉察。这些共党份子，看我又回来益都，杨队长和常区长的意见，自然就会消除，难以实现他们的阴谋。所以只有下此毒手，制造惨剧，使我们自己互相火并。试问我们面对这一事实的发现，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难道共产党把这一悲剧开头演了第一幕，而我们自己再接着演出自相惨杀的第二幕么？杨队长今天带他的全体弟兄来此，就是不逃避事实，不推卸责任的一种表现。凶手旣是在他队上当兵，退一万步来讲，其疏失察，那是必然要负的一种过失。在没有抓到凶手以前，我以万分的痛心和诚意，希望大家以我的看法作同一的见解。将来抓到凶手，或是另有更正确的资料，证明常区长的被刺，与杨队长本人确有牵连，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负责依法处理，我绝对不会让常区长变成一个长埋地下，永不瞑目的寃魂。我也以最大的诚意，希望杨队长能自觉自省，带同全体弟兄，追念常区长殉国殉职的忠烈，以愧怼歉疚的心情，负起地方治安，协助区政推展的责任。」我当时由于感情上的激动，和责任上的压力，实际的讲话内容用了两个半小时才讲完。好多次的悲泣和愤慨，常把话题阻断而声音中辍。所有参加的人员，没有一个不泪洒衣襟，啜泣不已的。这一次的集合，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他们最初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到场，最后却是满腹的悲痛离去。我再把一部分负责人和几位地方士绅，邀到区公所里，进一步硏究精诚团结，一致对付共匪的方法。并立刻告诉常振祥，为了嫂侄们的安全，把区队的职务暂时交给别人，一同到城里去安居，且委派他为县府特务队的第四分队长。一面在县府服务，一面照顾哥哥的遗属。常区长的棺柩，于大家共同奠祭之后，暂且择地厝封，等局面好转，案子确定之后，再正式追悼安葬。我在一天之内，从集合讲话，开会交换意见，安排区公所人事职务，为常区长祭奠封棺，都在顺利中一件接一件的全部完成。常振祥陪着嫂侄，跟我乘坐黑天东开的火车，离开了多事的金岭鎭，许多人都到车站送行。吕营长很关心此事的演变，得悉和平解决，深感欣慰。我以悲切的心情，沉痛的感触，和大家告别，返回县府。原想局面安定后，此一不幸案件，不难弄个水落石出。岂料大局逆转，环境日恶，生者已无力照顾，死者也只有含恨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