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益都接事的日子，大槪是在腊月初十左右，国历可能已到三十六年的元月中旬了。自从大家知道我又调回益都以后，两县的许多新旧同仁和乡区的工作同志，连日都从远地跑来，有表示惜别的，也有特来欢迎的，使当时的情形，感到十分忙乱。在乡村住久了的人，不但局面狭小，更谈不上接待应酬。赵晋卿看我过于寒酸，特别告诉我说：「城里不同乡村，现在不是以前，穿的用的招待的，都要讲究一点才行。」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一般心理观念之互相矛盾了。这和我以后见到振中，他告诉我在济南的一段故事，情节极为相似。他说：「我们是行伍出身，我们是游击队本色，和他们在一起开会吃饭，人家老看我们那副扮像，怎么也不顺他们的眼。其实我们还不是穿着这套衣服鞋子，抗的战，打的共匪么？有一天何主席对我说：『振中，你不能再穿这套服装了，也应该买双皮鞋换上才行。我们打游击的那一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能怨人家看不起我们。你想，一盆黄豆里，掺上几粒黑豆，那是多么不调和的现象啊！』子贞，你想想看，抗战剿匪还有落伍的时候，这眞是想不到的事。」说这话的时间虽在以后，但我于此时已经觉察出有如振中所说相同的味道了。一般人多半有一种错觉，只要进了城，就算成了功，一切特殊办法，都要一律停止，一切正常法令，都要付诸实行。其实我们的环境，愈来愈险恶，局面的危急，已至摇摇欲坠的地步。广大的农村，不论人口物产，都已不属我有。不能只看到火车在轨道上跑了几天，从山区住进都市，就算解决了问题，这算是只顾脸面，不顾肚子的想法。我从尧沟站上车，经过谭家坊子杨家庄各站到益都。交通陈设，已极完备，表面看起来，好像有点太平盛世的样子。但路旁的所有农村，几乎都是共匪活动的场所。我们的对策是什么？我们的力量在那里？想到这些，能不令人悲叹！我进城以后，先驻在东门附近剪子巷的商会里。九十两区的区乡长多半都跟着来了，其他各区闻讯而来的熟人也不少。商会会长贾温如当了临时的总招待。我交代贾会长说：「零杂事务，你先替我们代办，但一文钱也不要你负责垫付。」有些熟人就和贾会长开玩笑的说：「以前我们乡间比你们城里穷，所以你们都看不起我们乡下人。现在你们城里比我们乡下更穷，所以县长也不让你们招待了。」这话确实不错，自抗战军兴以来，城关商业萧条，物资极端缺乏。现在的都市，远不如过去的乡村了。
我先去看了关县长，他是和我对调的，我详细向他报告了临朐那边的情形，并谈了些今后联防的具体方法。在我们交接前的第一个晚上，城西各区大部分区乡长也都自动赶来会晤。这么一大屋子人羣中，几乎没有一个面孔是陌生的。老同仁久别乍逢，都感到无限的欢欣。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乡区的实际情况，并还不到所传的那么恶劣。稍一积极，大家齐心合力去认眞推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很有可为的。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与基层隔绝，上下都不通气。原来的那些地方势力，都还在当地生存，但不一定肯为政府所运用。他们能自卫，能防共，但不一定会推行政令。这里面的微妙，不是几句话可能道其详的。他们是在当地出生的，在当地长大的，他们能控制民众，也能代表民众，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民众。如果你和他有历史渊源，亲朋济助的关系，他愿牺牲一切来支持你。如果你和他存有成见，利害各异，他会不顾一切的反抗你。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政令推行，人事重于法制，感情重于权责。集羣力朝向一个目标，合众志完成最后任务。如果政府和这些地方团队发生了意见，再加上共匪的乘隙骚乱，益使恶劣的环境趋于混沌复杂，消息隔绝，城乡分家。那就只有孤立在城关，困居于都市的一点了。我曾向大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时说：「一年前关县长接长益都的时候，从秘书科长到政警勤务，都是以前的原班人马，区乡长和地方团队，也还都是那档子老人，且有国军驻守，交通恢复，怎么会弄到今天这样的困境？」看起来，大家进了城，未必就是县政的开展，反而更加孤立了。这时郭德心早由临朐被邀请回县，担任了县立师范学校校长。那天晚上，他也在座。德心告诉我说：「所有学校，到现在还没有柴炭生炉子。学生上课，手脚都冻僵了，那里还有心读书呢！」有询在旁边接着说：「我们堂堂一个县大衙门，连块木柴还没有看见，怎么能轮到你们学校生炉取暖呢！」商玉符也揷上了一句说：「如果都像今晚上这么热烈，我想没有炉子也蛮可以过冬，问题是大家都冷淸的可怕。」陈科长和商科长两人，一个描述县府的穷，一个说明各科的闲。这和共匪积极向我们攻击，到处展开武装鬪争，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了。我过去在益都工作，和所有的各级干部，就像是一块出生，一起长大，同时生活在吵嚷、分辩、谈笑、悲泣中，更像大家睡在一个通铺上，彼此的体温交流，该冷也就不冷了。如果同床异梦，或异床相猜，那就只有孤寂淸冷，令人无法忍受了。
熟人集在一起，又是久别重聚，你一言，我一语，说不尽的家常，诉不完的委曲，引得区乡长们哈哈大笑，他们可能都想不到自己的县府，竟穷到这般地步。王月阶是回胞社会中的自然领袖之一，也是我们组织中的一名干员，这时他仍然是第一区区长。我说：「月阶，你是益都的首区，城关也包括在内，难道连过冬的柴炭也没有办法供应么？」王区长也有他的难处，他说：「城里物资缺的要命，城外没有几个乡是安定的，共匪小组出没无常，非不得已，谁愿意去作无谓牺牲。」我故意开玩笑的向他们说：「我早知道这里穷困到这步天地，绝对不会起意再回益都，我在临朐再苦，吃饭烧柴，还不会成了问题。昌乐五图的煤矿，堆的到处都是，没听说那里，隆冬大雪不点炉子的。」从大家这些谈话中，知道目前县府的经济状况，几乎连开门七件事都无法应付了。无怪我和关县长见面，提及调职一事时，其情緖之愉快，溢于言表。他曾对我说：「你回来很好，我是益都人，不了解益都事，任职一年，如坐针毡，今日交卸，如释重负。」关县长为人宽厚，作事认眞，军人本色，不苟言笑。在这种环境中，支持残局，也很够他辛苦的了。这一晚上的商会，变成了益都临时的行政中心。还没等我明天接事，在坐的区乡长们，就更作了一次临时集议，目动的分配了木柴代金，和其他一些粮秣费用。有的缴出现款，有的到街面上借垫。王月阶这时兼着统筹会的副主任委员，马上登记了分配的项目和数字，成了一次正式的地方财务会议了。我想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政府的经济困难，旧县长正在坐困愁城，而新县长却在接事前夕，把问题全部解决，可能是县政交接史上极少的现象，实在也是益都的特殊环境所使然。如果腊月初十接事的日子我记得不错的话，那就是第二天的腊月十一日，便由建设科长吕星经，专程前往博山购运煤炭。吕科长字冠五，寿光人，山东省立农业专门毕业，是我读蚕业学校时候的授课老师，对革命工作，贡献很大。为人性情温和，处事精细，县府同仁都对他十分钦敬，不论秘书科长，都跟着我称呼他老师。当时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就是燃料问题，热在中伏，冷在三九，隆冬腊月，大家冻的手指僵直，脚痛欲裂，等于陷在冰窖之中，那里还有心情作事。事变前的升平时期，机关学校在国历一二月份，都列有一笔煤炭专款。普通经费可以迟延缓发，就是这项冬季炉炭费，绝对没有过期再支的。如果我这次调回益都来，看着各界同仁被寒风吹的全身发抖，而无动于衷，那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个人没有带来任何办法，仍然是益都本身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由于区乡负责同志们的支持与合作，把乡村的暖流吹进城关，增加了大家的振奋和希望。四天后，吕科长押着好几车箱高级块煤回来了。我交代李子绂秘书，用最快的方式，主动分配给机关学校，向统筹会领用。任何一个县级单位的供应，当然都是县府的职责所在，没有値得挂齿一提的理由。唯有县商会的贾会长，挺着个大个子，跑来县府，向我道谢。一连鞠了好几个躬，几乎始终就没有好好的直起腰板来说话。我先向他开了个玩笑说：「贾会长，你别弄错了，现在还没有辞皂，怎么就来拜年啊！」几次让他坐下，都没有沾到椅子边。接着就以万分谦恭的口气说：「县长，你叫我怎么说才好，查遍益都商会的历史，还没有听说县长送东西给商会呢！我们领到这三千斤煤炭，全体职员都惊喜的说不出话来。现在遇到时候不对，县城的情况，确实不好，但县长回来，连顿便饭都不让我们招待，我这个会长实在感到惭愧。」我安慰他说：「我们都是老朋友，没有公职，还有私交，不论县府商会，现在都是患难相处，还分什么应该不应该。我们不分那行那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拥护政府，完成复员工作。」贾温如性情刚直，处事公允，在益都的回胞社会中，确是一位很有领导作用的人。
接事之后，在县府本身的组织上，很少变动。当初关县长囫囵接过去，现在我又囫囵接过来。极大部分，尤其是重要人员，都还是胜利前就和我一起爬山逃情况的伙伴，他们对我之二次回来，满腹愉快可知。不过在我个人方面，却有些感到事与愿违，十分空虚。整天所忙的都是接待应酬，很少具体工作。我在益都时间较长，活动范围又大，认识的人不分阶层，不分行业，在其家中吃过饭，留过宿，由其帮忙而完成某项工作的，当以千百计。今天这一象征性的胜利，虚有其表的复员，带来不知多少的复杂问题。有的可以顺利解决，多半都是棘手不易处理。有时来一位乡村的保长或村民，秘书科长都不能代表接见，一定亲自见到县长才肯离去。他们如此热心，如此挚诚，我那能使他们失望而返。经常因事出门，推着单车由办公室通过广场到大街的一段路上，就遇到好几起来访的熟人。这一起说三分钟，另一起说五分钟，起码要半个小时才能走出大门口去。如有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还要劝他去找某一位科长或秘书，或约定时间，再作商谈。同时，上级的特派人员也纷至沓来，有调查战后灾情的；有办理田赋征实的。有的来看地方自治；有的计划水利建设。这些重要的行政措施，一谈几天，也还推行不出门多去。但各科人员却都要忙着画表格，拟办法，绞尽心思，来个圆满答复。我的主要工作，几乎都是陪客人谈话，陪客人吃饭，连和自己同仁打个招呼的时间也不多了。再加上国军驻防部队的配合联系，应酬交往，以及邻县军公敎人员避难来此的安顿照顾，眞是千头万緖，一下子集结于这一城站的范围之内了。东西只能沿着铁路行动，向北不能越过车站，向南无法到达云门山。广饶的刘协唐县长率领了七百多人，驻在北关的柳树湾子，大王桥的李温如先生邀同家乡的一些难民，住在一个火柴公司的仓库里，迎风颤抖。他们都是我游击队时期的好友，在照顾方面，限于环境财力，难于十分周全。在我初到的几天之中，不但生活习惯无法适应，而且和自己向外推行的计划，也完全相反。在这种内外交杂，顾此失彼的情形之下，才发现个人的能力太过渺小，本身的想法也全都流于天眞了。有询和玉符几次向我表示不同的意见说：「你去了临朐以后，我们跟着关县长一年，里是里，外是外，淸闲的筋骨都有些失灵了。在接洽公务上非要求见到县长不可的人，实在不多。你这一回来可好了，把个县府弄的天翻地覆，区乡保长，贩夫走卒，每天都在县长室里出入，那怎么会不忙乱呢！」我知道他们并不反对我和基层人员搅在一起，只是形容前后两任的不同情形而已。我说：「这是我刚回来的必然现象，他们一方面确有一些问题须要当面诉苦，同时也是藉机会看看一起抗战的老朋友，我怎么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以后日子久了，安定下来，自然就会上轨道的。」
我到城里的第五天，自己还没有个正式房间睡觉，兰惠也从乡间赶来了。大家在百忙之中，又要为我们整理后厅，这所大得像会场似的房子，旣没有套间，也没有半点陈设，一看就知道多少年不曾住过眷属了。就在进门的右对角上安了一张破床，距靠前窗的那张办公桌子，最少也有七、八步宽度。其余的那些广阔面积上，就堆放了许多米麫柴油，以及杂用物品，可能早就是总务人员存放东西的老地方。我对兰惠说：「你就住在这里，担任仓库管理员好了。」子绂、有询、冠三等都故意向她开玩笑的说：「进了城的县长太太，不比在乡间，是要看管大印的，一天呆在家里，绝对不能到处走动！」她说：「县长已经派我当仓库管理员，没有薪水的差事，一种就够了。」但她在别人走了之后，很关心的问我说：「县印眞的要放在我们房间里么？我可不能负这个责任。」我说：「他们故意和你开玩笑，眞是叫你保管印信，三天丢不光才怪呢！」她却开心的笑了。兰惠要没有针绣可刺，没有毛线可编，她是无法整天呆在屋子里的。战乱的动荡生活，把她原本是娴静安雅的天性，变成了腿脚勤快的匆忙习惯。刚来的当天，就催我同她去看尹大娘，我因事多，实在抽不出身来，还是由祚忱陪她去了。再隔两天，我才又同她去了第二次，吃了一顿可口的水饺。以后她就自来独往，一去就是大半天，只要不在县府里，必是去了尹大娘的身边。尹大娘曾向我说过两三次，她说：「我就喜欢兰惠，我们大槪是前生就结下了缘分。」我也欣幸看到兰惠有这么一个温暖的家，消除了不少的孤单和寂寞。
益都城经过这几次的敌侵匪占，居民对于地方治安，都失掉了信心。再加上城外的纷乱不宁，和大局上的烽烟四起，致使市肆萧条，商店半掩，吃穿零用，货色短缺。要招待几个远方客人，很难找到一个像样的面馆。冠三的长兄孙晚斋，原在乡间跟我们流亡避难。这次冠三同我回到益都，他也随着一同来了城里。他看出来了这一时代需要，遂同几个熟人合伙，在县府大街的右侧，开了一间飮食门面，起名叫做「中兴饭庄」。生意相当可观，每天都是高朋满座。许多驻军官兵，也多出入其间，人人称便。县府里的公私招待，也就随叫随送，不计早晚。虽然都是一些便饭小吃，但价钱公道，经济实惠。这个饭庄的开业，我自己的厨师老刘，最感高兴，因为给他减少了相当多的劳累时间。由于这类情况的发展，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代表着市面的繁荣，局面的开展。大家住在城里，只要有吃有用，就感到社会是太平的，生活是安定的。实际上对于县政的本身，徒足以由俭朴勤奋，渐趋于涣散奢靡。那时经济状况，日常生活，固然还谈不上是享受，但大家对于如何去开拓地区，消除共匪威胁，却由主动的争取，慢慢有变成等着局面好转的趋势了。不管上级的来人，还是县内的各界各业，硏究的、报告的、要求的、改进的，都没有离开城关范围。停了好几年的电力公司，也分头向军政机关活动，要求恢复供电。大家一唱百诺，谁不愿意钻出黑暗，享受光明生活。但装架线路，提供经费，供应煤炭，都是县府的责任。城关居民有限，商业停滞，所能负担的税捐，实在太少。一切花费，仍须由各区各乡，在共匪的威胁之下，经过一些艰苦危险的手续，缴纳而来。我接事之后，还没有来及为乡村的居民流一滴汗，给他们解决任何困难，却使他们提供了许多粮秣金钱，供应城里的所有开支，这实在是一种极不公道的措施。由于大家的热心合作，电灯很快的恢复了，博山的煤块，一车接一车的源源供应，给养的开支，也一下子添上了好几十个工人的名额。可是驻军的任意接电，不受约束，使有限的电源，流于大部分的浪费。事后检讨，这份钱花的实在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