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汶阳这片沃土上
赵志刚
“汶水澄清绝点埃，牟山拥翠夕阳开。印台月色依依见，牛沐钟声隐隐来。碧沼有龙通渤海，青云作院拟蓬莱。灵泉细吐珍珠颗，古墓山川取次裁。”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马文炜所著《安丘县志》中记有八景，附有明成化年间安丘知县陈文伟所作《总咏安丘八景》诗。第一景，汶水澄清：汶水流经县境北部，自西南而东北，百回千折，清澈见底，疏雨过时潮不起，好风吹处浪为生，有一种纤尘不染的自然美。每当秋月临空，河水浮银跃金，静影沉璧，令人心旷神怡。汶阳一带，旧时曾为安丘，故引此诗。
“汶水澄清”就是说的汶河。”汶河之名，最早见于史载是《淮南子·地形训》和《前汉地理志》。《前汉地理志》载：“琅琊郡朱虚县东泰山，汶水所出东至安丘入潍。”《水经》载：“汶水出朱虚县泰山。”沂山古又称东泰山，《地理风俗记》曰：“朱虚县东四十里有城亭，故县也，汶水经城北，又北过淳于县西。潍水过县东，其城东北则两川交会也。”
这汶河沿沂山山脉向东，绵延百余里，流经昌乐县的白塔、高崖、水码头、平原等村庄，汇入潍河。汶河的北岸，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养育着密集的人群。
中国人居住历来讲究风水和气象，同样是河之两岸，其南北两边也是有根本区别。“水北为阳，居北为尊”当是成就非凡者的不二选择。古老的汶河水从远古至今润泽着汶阳的土地，迁徙的氏族部落择地而居，汶河北岸为冲积平原，土质肥沃，适宜居住，人们在这里创造了汶阳的古代文明。可见，汶阳儿女的祖先们选择在这里居住生存，繁衍子孙，是多么的精明，多么的有远见。
汶阳大地，历史悠久。重镇鄌郚、高崖、平原呈三角之势。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就在鄌郚建立聚落，繁衍生息。鄌郚，《春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均对其进行过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注解：“地名，在山东省昌乐县。”鄌郚作为地名，据考来源于周朝初期鲁国的两个下邑：鄌国和郚国，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民国二十三年的《昌乐县续志·卷之四》载：“鄌郚，《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今县城西三里为古剧城即古之纪国，城南七十里为鄌郚，即古郚城。西周时期属纪国的郚邑。时郚邑的主人是唐尧的后裔，到春秋时期，郚邑便称之为鄌郚。清代为鄌郚厂。1930年为昌乐县第五区。1948年为鄌郚区。1958年1月为鄌郚镇，同年9月成立鄌郚人民公社。1984年5月复为鄌郚镇。2007年8月潍坊地区大调政，暂撤销白塔镇，将白塔镇、高崖镇的行政区域并入鄌郚镇。高崖自古就是兵家争夺之地，处三县交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存放的“功劳炮”，就是当年鲁中军区攻打高崖所用的“四一式”山炮，可谓闻名于世。平原也是一个大村，人口在全县行政村当中是最多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武工队赫赫有名。涓涓汶河，从古流到今，既承载了汶阳一带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又哺育着勤劳智慧的汶阳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截汶河而修建成的大型高崖水库，蓄水量达1.45亿立方米，不仅供应着昌乐城区居民和工矿企业用水，而且也是潍坊市区重要的水资源供应地之一。高崖水库还是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如今称之为仙月湖。这里真的是湖光山色，水光潋滟，山水相依，业已成为人们假日休闲、提高生活品位的重要去处。汶阳一带因为汶河水的滋润，适宜种植优质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是昌乐县的“粮食囤”和“钱袋子”。沿汶河北岸的红河镇、鄌郚镇历来农业发展，经济繁荣，盛产五谷，是昌乐县重要的粮食产区，素有“粮仓”美誉；包庄、高崖一带的蔬菜，品种多，质量好，销量大；平原一带黄烟、棉花、大姜誉满海内外……
汶阳大地，人杰地灵。古往今来，这汶河北岸代代才人辈出。曾出现过明清进士、民国教授、中科院士、党政要员、军队将领、学者等优秀人才。文学的土壤也非常厚实，出现了一大批文学艺术爱好者。编著者在挖掘整理资料时，还搜集了诸如天资聪慧、少怀壮志的清乾隆进士高崖村人秦襄；民主革命之士高崖村人秦明堂；著名生物学家高崖村人秦华堂；著名寄生虫专家高崖村人秦西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崖村人秦馨菱；泊庄村人刘善本是共和国少将，著述了大量的空军飞行教材；红河镇东石山村人刘恩兰，是著名的地理学家、海洋学家，一生著述了很多有影响的文章，被誉为“山与海的女儿”；原《大众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泊庄村人刘建；古代经济学家西李家庄村人秦佩珩；原籍高崖村的著名外语教授秦彼得；著名作曲家秦西炫；等等。这些优秀的汶阳儿女，在不同社会时期的各行各业为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编著者本着重点反映当今学者、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原则，因而就没有泛泛地讲述这些年代较为久远的人物的故事。
很久以来，在繁荣的昌乐文学圈里，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汶河北岸多才子。的确，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汶河北岸的文学开始萌芽。著名作家浩然曾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时期，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结识和熏陶了很多文学爱好者。他的很多作品如《车轮飞转》、《送菜籽》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秦晓鸣先生形象地称为：“浩然老师在汶河岸边，不仅仅是送来了菜籽，更重要的是播下了文学的种子。”1983年之后，浩然数次来昌乐，居住高崖水库，走访东水码头村，到昌乐二中讲授文学。所以，汶阳这片沃土上文学种子的发芽以至于开花结果，应该得益于浩然老师对这片热土的文学启蒙。受浩然老师的影响，很多人力图在文学上有所造就。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汶阳作者们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大多局限于通讯报道。再后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一部部文学作品像蚕蛾一样破茧而出，一个个文学新人也略显名声。
第一代浩然追随者，譬如汶河岸边的秦贞媛、李祥才等，还有在昌乐二中执教的马进、赵守诚等老师，当然也还有很多不知名字的爱好者，他们为着文学梦孜孜追求，矢志不移。再之后，出现了像秦晓鸣、朱彬占、刘天鹏、张兰友、张立华、杨宗江、李绪同、刘玲、陶连春、潘顺瑞以及已故去的赵登顺、刘贤瑞数名骨干通讯报道员，这也应该说是汶阳文学崛起的前奏。尽管通讯报道文稿不是纯文学的东西，但是毕竟是作者积累知识，积攒底气的开端。这些人活跃在各类报刊上，为政权高歌，为大众呐喊。丰厚而扎实的文字功底渐次形成。这些人虽然出现在汶河北岸的不同地域，但却是共饮汶河水，把他们归类为“汶阳作者”是实至名归而且一点也不夸张。汶河水的滋润，汶河文化的熏陶，加之他们个人的辛勤耕耘，不仅催生了一些学者、作家、优秀的艺术工作者，而且也为有志气的农家子弟跳出农门改变人生提供了“垫脚石”和“敲门砖”，使他们得以顶着高粱花子，挽着裤脚，穿着带有泥巴的布鞋或是黄球鞋进入了机关，逐步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
真正步入文学这个神圣的殿堂，还是新世纪前后。来自汶阳的依然散发着泥土味的汉子们，一个个开始了多年就开始做的文学梦，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生于高崖村的秦晓鸣，用《行年诗行》展露着自己的才华；同是高崖村的秦景林长篇小说《绿潮》颇受好评；大王庄人朱彬占，一部《汶水月光》让人们回到了浓浓乡情的汶河北岸；泊庄人刘天鹏把《浮生》演绎得淋漓尽致；东李家庄人李绪同《脚下有路》折服众人；……什么是文学？教科书上说，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按照这个要求，《行年诗行》是文学，《绿潮》是文学，《汶水月光》是文学，《浮生》是文学，《脚下有路》是文学。一部部耐人寻味的作品，回答了文学的命题，诠释了文学的概念。
本书还收录了汶河岸边的几位书画艺术爱好者，也许他们还没有成为“大家”，但是他们在当地都有着非凡的影响，作为汶阳作者的一部分，也会给本书增色不少。
这些作者集中出现在汶阳，应该说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不能说这是什么文学派别，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现象。千年流淌的汶河，沉淀的是一种文化底蕴。当然，汶河并不像长江黄河那样壮观，那样丰润，它毕竟是一条带有局限性的河流。正因为受此局限，汶阳的作者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浮躁，甚至很多方面也不成熟，因而还出不来更有影响力的作品来。作者们脑子里大多是汶河的影子，大多是浓郁的乡土气味。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汶阳作者们的绩效，而是力图激起汶阳作者们的灵感与干劲。我以为，汶阳文学仅仅是一种现象，一种萌芽。也许，不久的将来，会出来一些“大家”。尤其是年轻的作者们，“破壁”也许不是件多么艰难的事儿。
我作为一个从汶阳大地走出来的农村孩子，尽管在京工作多年，但每年都回家几次，对上述说到的这些作者大都很熟悉,对家乡的那份感情难以割舍。汶阳大地是我永远的故乡，汶河岸边有我鲜活的记忆。父辈的艰辛，童年的欢乐，乡亲们的音容笑貌，都时刻不敢忘怀，也无法忘怀。本书的编著者要我说几句话，我感到十分高兴。在看了清样后，说了上述一些啰嗦话，算是对家乡热土的眷恋和父老乡亲的一点心意，也权作是本书的序言。假如读者不嫌弃，幸甚幸甚。
2011年5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