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第二次农民暴动高潮的形成
曹东亚
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上半年,山东各地连续出现了多起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二次高潮.由于脱离实际,这些暴动很快都失败了,不仅没有建立起设想中的山东苏维埃红色根据地,反而使全省党组织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考察第二次农民暴动高潮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共山东党内"左"倾思想的长期存在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产生了"左"的错误思想.受其影响,中共山东省委在贯彻"八七"会议决议过程中,不顾客观实际,于1927年底至1928年秋在一些地区连续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形成山东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暴动高潮,结果遭到失败.1928年10月以后,山东省委贯彻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改变了盲目领导农民暴动的做法,将工作重点转向争取群众和发展组织方面.但是,山东"左"倾思想并没有得到认真清理.
1930年6月,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了党中央.在"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下,山东省委在全省各地强行组织了一系列的"飞行集会"和"纪念日"活动,致使正在恢复中的党组织暴露出来,遭到敌人的镇压和破坏.同年6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立三错误路线在中央被停止.但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和做法在山东依然存在.同年l0月间,山东省委仍连续指示各地"在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积极地准备农村暴动"①.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地位,开始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错误路线.在其影响下,山东"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当时,山东省委认为,立三错误在山东表现为"各地党部在工作上空喊武装暴动、发动游击战争等口号,而未能深入群众中去切实进行这一些工作" ②,是"左"倾空喊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因此,应当特别强调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反对右倾.要抓住"日常的部分的小的政治经济斗争,使群众的一切斗争逐渐扩大汇合起来;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的条件,创造山东的苏维埃区域.创造北方的红军" ③.在制定的"目前山东党的总任务"中,"定鲁南为游击中心区,鲁东为游击附属区" ④ ,并提出要"截断胶济、津浦铁路" ⑤.由于省委提出的任务脱离实际,山东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收效甚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左"倾错误升级,命令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勇敢地向反动派进攻,配合中央红军,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同时,严厉批评山东省委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于1932年3月,撤换改造了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领导"的山东省委班子,派武平来山东任省委书记.新省委贯彻中央精神,积极宣传发动农民武装暴动.
可以看出,大革命失败以后,"左"倾思想一直栖身于山东党内,随着中央"左"倾错误的发展而时起时伏.正因为这个原因,山东省委始终没有认真全面地总结和记取以往暴动的经验教训,对当时形势没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主观盲动性,在领导农民暴动方面再次出现失误是必然的.
二、贯彻"北方会议"精神
尽管1930年以来,山东省委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的呼声逐渐升高,但是在1932年6月底之前,农民暴动一直处于宣传发动阶段,并没有真正组织实施.1932年4月,省委派军委书记张鸿礼到益都、博兴、潍县等地,布置红五月和发动农民暴动工作.在益都,张鸿礼违背省委指示,擅自命令益都县委立即全力以赴地准备组织实施暴动,并且主持建立了暴动指挥机构——行动委员会,任命了暴动总指挥.为此,省委严厉批评张鸿礼"重演立三路线的错误" ⑥ ,是"立三主义的模范" ⑦ ,"给他一警告"⑧ 处分,而且要求中央将其调离山东 ⑨.由此可见,当时山东省委并没有认为暴动条件已经成熟,对实际举行暴动的态度是谨慎的.
然而,时隔不久,省委却突然改变了对暴动问题的态度,使山东的武装暴动由宣传发动阶段迅速转入了实施阶段.其转折点就是1932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会议(简称"北方会议").该会蛮横地批判了"北方落后论"和所谓"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和犹豫",作出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北方各省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人农民暴动,立即创造出"北方苏维埃区域".山东省委书记武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山东省委决定在全省各地限期举行武装暴动,配合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山东苏维埃红色根据地.从7月初起,省委派出干部到所有党的基础较好的地区,传达省委指示,命令各地在青纱帐起来的时候举行武装暴动.
7月上旬,张鸿礼再次到益都.他在益都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省委认为益都和其它几个地区发动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命令益都县委在8月间举行暴动,并说,省委对各地暴动的顺序已作出安排,先是博兴,接着是益都,后面依次是日照、沂水、坊子、海莱边、泰莱边……7月中旬,张鸿礼又到博兴,主持组建了博兴县委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暴动.此后,他坐阵博兴,督促、指挥暴动的准备工作.
这样,在"北方会议"的直接影响下,山东"左"倾冒险行动一个接一个地爆发了.1932年8月4日,博兴县委发动了博兴暴动;8月18日,益都县委发动了益都暴动;10月13日,日照暴动;1933年5月,沂水暴动;7月苍山暴动、龙须固暴动,形成了山东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二次高潮.
三、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权力过于集中,加上处在敌人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党内民主生活和各种制度很不健全,"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推行"左"的路线和政策时,往往片面强调政治纪律,实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和命令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主张在工作中谨慎从事的同志,一律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排斥、打击.其结果加重了"左"倾错误的恶果.
1932年,7月上旬,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在益都主持召开益都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暴动指示,要求益都迅速举行暴动时,益都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段亦民认为时间仓促,准备不足,暴动时机不成熟,而表示反对.张鸿礼当即指着段亦民说,"准备不足,责任就在你!"非常粗暴地斥责段亦民"右倾"、"怕死",并代表省委当场宣布撤销其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职务,开除其党籍.重新指定了暴动总指挥,改组了县委.同时强调:暴动行动一定要按省委决定进行,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张鸿礼的高压下,益都县委于8月18日仓促发动了武装暴动.
同年7月下旬,张鸿礼在博兴主持召开博兴县委会议,要求博兴县委立即组织实施暴动时,部分与会同志认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不应马上组织暴动.对此,张鸿礼又指责他们为"右倾".8月3日,在博兴县委最后一次研究暴动问题的会议上,县委委员马千里再次表示反对,指出革命力量还不够大,而且很多问题没有研究和计划,如:暴动之后如何行动?如果暴动失利怎样应付?人员向何处去?等等,主张不要轻率发动暴动.张鸿礼根本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博兴暴动是省委的决定,不能推迟!"在他的压力下,博兴暴动在会议的第二天就爆发了.
四、党内的盲动主义情绪
土地革命时期,山东党内一直存在着一种盲动主义情绪——恨不能立刻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分析判断客观事物的能力,增加了下级组织和党员执行上级"左"倾错误决议时的盲目性.
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来自对敌人残酷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强烈愤慨和复仇心;二是由于很多党员对革命充满热情,但是缺乏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看问题片面,过分夸大对革命有利的方面,而忽视不利方面,急于求成;三是有些党员缺乏革命韧性,不安于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做细小具体的工作,向往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追求一时痛快;四是个别党员企图摆脱被敌人通辑而到处躲藏的十分艰苦和危险的处境.此外,党的宣传工作上存在的报喜不报忧,片面夸大胜利等偏差,也助长了这种情绪.
土地革命时期山东第二次农民暴动高潮的形成,除了以上原因之外,还有当时党对农民问题认识不够准确等方面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注释]
①、② 、③ 、④ 、⑤ 依次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二辑第225页、307页、377页、405页、404页.
⑥、⑦、⑧、⑨依次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三辑第31页、30页、46页、50页.
发表于《山东档案》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