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国共两党关系
曹东亚
本文试图理清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脉络,并作一些分析研究,错误之处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国共合作大局下,山东国共两党开始了接触和合作.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张经武在中共山东省委协助下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达成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山东国民党方面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员政治犯;建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三路军政训处;开办了由共产党员担任政治教员的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同年10月,山东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第六区督察专员范筑先建立起合作抗战关系.共产党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到聊城,帮助范筑先建立了包括第六区及周围共30多个县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会见了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并接受李宗仁聘请,担任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在此前后,国民党第三区专员张里元、第四区专员韩多峰、国民党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以及部分国民党组织也开始与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
日军占领山东后,山东国共两党军队以民族利益为重,联合对日作战,配合了正面战场.尤其是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期间,国共两党军队联合对津浦铁路、胶济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多次切断敌人的交通.
从抗战开始至1939年上半年,是山东国共两党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合作成为两党关系的主流.但是,这期间山东国共两党之间的磨擦和斗争也在发展.
1938年2月,沈鸿烈接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他代表山东国民党右翼顽固势力,到处进行反共活动,破坏山东的国共合作局面.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后,以沈鸿烈、秦启荣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反共"、"限共"阴谋,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压制、限制共产党.1939年2月,沈鸿烈在鲁村召开的全省军政会议上提出了4条限制共产党发展的规定,当即遭到与会八路军代表的坚决抵制.同时,他们策动各地顽固派拒绝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给养,甚至公开向八路军进攻.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在博山县太河镇伏击过路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和护送部队,杀害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十余人,扣押八路军干部战士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太河惨案"发生后,秦启荣、王尚志遭到共产党的严厉谴责和军事上的反击,在山东国民党内部也普遍受到批评和指责.然而,正当他们十分孤立和被动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令嘉奖秦、王二人,赞扬其:"能战敢为".同时,国民党中央驻山东党务特派员裴鸣守也一再表示坚决支持秦启荣、王尚志在太河的举动.国民党上层的这种做法,对山东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不少原来与共产党有合作关系或保持中立态度的国民党人,纷纷向右转;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更为嚣张,提出了"宁伪化,不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反共"磨擦"更加频繁剧烈.
1939年下半年,秦启荣部又连续在鲁中制造了"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在鲁西,国民党顽军王金祥、卢翼之、齐子修等部接连挑起武装冲突;在胶东,以国民党顽军赵保原部为首组织了近3万人的"抗八联军",专门攻打八路军;在鲁南,顽军阎丽天、王化云部联合向八路军武装挑衅.据统计,仅此半年内,山东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达90多次,杀害扣押八路军干部战士2000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共产党组织及其武装以抗日大局为重,正确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联合与斗争的问题,既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保持必要的忍让,尽力维护山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策略上,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原则,把沈鸿烈和于学忠(苏鲁战区总司令)这两个国民党在山东的代表人物加以区别,制定了"拥护于学忠,联合东北军,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的方针.成功地建立并维持了与于学忠的统战关系,使山东国民党正规军在"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中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这一时期,山东国民党在整体上日趋反共,国共关系以"太河惨案"为转折点由合作走向对立,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蒋介石没有真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是打算在抗战中限制、削弱、取消共产党.当共产党发展壮大时,蒋介石改变政策,由联共改为"限共"、"反共".从1939年春开始,国民党连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展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在全国范围掀起反共高潮.这一背景必然对山东国共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山东国民党在整体上对共产党具有一种排斥力,它来源于两党10年间残酷斗争的历史.因此,不少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持有敌视、仇恨或疑惧的态度,不容忍共产党的发展.第三,有的国民党人具有正统思想.认为尽管是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是执政党,有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是抗战的领导者.共产党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参与抗战,应听从国民党指挥.甚至有的国民党人竟认为国共合作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因此,当山东共产党为了抗战,为了生存,而发展力量,尤其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对共产党进行压制和摧残.
正因为如此,山东国共合作不可能健康发展,必然要出现严重挫折,合作只能是低水平的.尽管山东共产党组织为巩固、发展国共合作做出很大努力,如1939年1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封信》,提出解决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拟订适用于山东特殊条件的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方面一直采取敷衍和拒绝回应的态度.
二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给予坚决反击.此时,山东国共之间的"磨擦"与反"磨擦"的军事斗争迅速升级.
1940年1月,鲁西国民党顽军李树椿,王金铭等部进攻八路军根据地,遭到八路军反击,受到重创.3月,鲁中顽军1000余人向八路军大崮山根据地进攻,被八路军粉碎.同月,顽军张步云,张希贤等部联合进犯莒日北抗日根据地的,遭到鲁东南八路军的反击.4月,顽军朱世勤部进攻湖西八路军,遭到反击,被歼2000余人.5月,鲁北国民党顽固派何思源、刘景良部纠集4000余人围攻八路军山纵第三支队,被击退.6月,秦启荣、吴化文等部1万余人再次对鲁中根据地进犯,被鲁中八路军击溃.8月,湖西顽固派汤铁飞策动2.5万人向八路军大举进攻,被八路军彻底打垮;胶东"抗八联军"张金铭部进攻八路军,遭到反击,被歼1500余人…….在八路军坚决反击下,山东国民党顽派的反共气焰下降.
1941年春至秋,由于"皖南事变"的影响,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又一次升温.这时,国民党东北军中个别团队因全国局势变化和其内部成份逐渐改变等原因,转化为顽固派,开始公开向共产党八路军进攻,相继制造了"四·二五"事件、"七·二五"事件和"银厂惨案"等一系列反共事件.同时,一些原属中间力量的国民党地方军队也转向顽固派,加入反共行列.到1941年秋,山东全部国民党军队中坚决反共的已占三分之二以上.而且,国民党顽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对日采取妥协政策,伙同日伪军向八路军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共产党组织及八路军处在敌伪顽的夹击之中,环境逐渐恶化.
山东共产党组织和八路军在困难的环境中,准确把握形势,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尽量保持与国民党东北军的关系,集中力量打击顽固派的骨干力量,又一次击退了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进攻.在斗争中,山东八路军的力量逐渐增强,到1941年底,整体实力上已接近国民党顽固派.
总得来说,从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底期间,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一直十分严重,山东国共两党关系的主流已不再是合作,而是对立.
但是,山东国共之间的对立是有限度的.山东国民党顽固派虽然坚持反共立场;但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又不能完全把共产党置于对立面.因此,即使在两党关系严重对立的这一时期里,山东国共之间仍维持一定的联系.甚至有的顽固派军队在危急时刻,主动向八路军求援.对于这一点,山东共产党组织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时,正确地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的方针.在反"磨擦"斗争中,较好地执行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尽量维护以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
1942年,日军更加频繁地进攻抗日军队,抗战环境进一步恶化,山东国共关系暂时趋向缓和.
在日军的打击和压力下,厉文礼、张步云、吴化文等大批国民党顽军部队相继投敌.到1943年上半年,山东国民党军队由原来17万人减至9万,与八路军相比,已明显退居劣势.国民党正规军于学忠部在日伪军连续打击下,处境险恶,打算撤离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由于内部矛盾重重,行动无法统一,加上战斗力下降,反共屡战屡败,气焰日益低落.
1942年底,蒋介石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部由皖北赴鲁,接替于学忠的职务,企图在山东建立反共基地.一时间,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又蠢蠢欲动,妄图再次掀起反共浪潮.
1943年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李仙洲来鲁后的统战工作指示》,指出:李仙洲入鲁,具有对敌对我的两面性.我们的对策是:强调疏通团结为主,鼓励与推动他们抗日.对其非友好的行为,多用政治斗争,非到不得已时,勿轻易反击.要求各地以友好的态度迎接李部入鲁抗日. 3月,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一部先行进入鲁南地区.他们不仅不理睬八路军的友善姿态,反而伙同当地顽固派军队袭击八路军,捕杀共产党的基层干部.5月4日,李仙洲亲率其第二十八集团军总部及其九十二军前梯队,进犯八路军湖西根据地.6月14日,李仙洲乘敌"扫荡"之机,率其主力及地方顽军2万余人,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湖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妄图歼灭湖西八路军,然后进入鲁南.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山东军区联合反击,歼其1100余人.随后,又在7月24日,再次发起反击李仙洲战役,至8月25日结束,消灭李部5000余人,迫使李仙洲放弃了入鲁企图,于8月撤回皖北.于学忠不待李仙洲部到达,便于7月间放弃了山东战略要点——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一起撤往皖北.
李仙洲入鲁失败,使国民党在山东的反共计划彻底破产.在正规军全部离鲁的情况下,又有一批国民党顽军由原来秘密勾结日军变为公开投敌.此时,国民党在山东的势力基本上是反共顽固派,其兵力约6万人.他们见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好转,不愿公开投敌,又无力反共,只好被迫对八路军采取守势,等待时机.其中绝大部分停止对敌作战,暗中与敌妥协,或用部分部队投敌,掩护其大部,以保存实力.
1942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组织和八路军对国民党采取疏通团结为主的方针,尽量避免军事冲突,以推动其坚持抗战.在共产党的争取和形势逼迫下,有少数国民党顽军改变了反共态度,与共产党、八路军恢复联系或实行合作.
从1941年开始,山东八路军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迫使敌人收缩防御.在此形势下,1944年12月,国民党中央任命何思源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派其潜回山东,企图在尽力保存国民党在山东的实力,坚持反共的同时,大力控制伪军、伪组织,以便将来"借尸还魂",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入主山东,击败共产党.
1945年上半年,山东八路军在继续展开对敌攻势作战的同时,对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并勾结敌伪、阴谋发动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讨伐作战,将张景月、赵保原、张里元、王豫民等顽军主力打垮,歼灭顽军近4万人,扩大了解放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全省除了几个城市、县城和铁路沿线少数地方外,其它地区全部被八路军控制.
总之,在整个抗战时期,山东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对山东国民党来说,既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更要防止共产党力量壮大;对共产党来说,则是既要与国民党联合,又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动群众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共之间的磨擦,削弱了山东的抗日战力量.事实证明,其主要责任在国民党方面.山东国民党顽固派不顾两党合作和抗战大局,坚持反共,一意孤行,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本文发表于《山东党史》199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