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殡葬兵”徐学建和他的战友
徐学建， 1932年4月生，井沟镇呼家庄社区新星庄（原称张家庄，位于五龙河东岸）人。老人说，他是贫农出身，当兵时，父母因伤寒病早亡，家里只有他和哥哥两人过日子。他是1953年3月5日当的兵，没用村干部怎么动员，就到一河之隔的呼家庄（呼镇区驻地）报名。时任呼镇区指导员（区委书记）的李法成问道他：“小伙子！怎么样？去（朝鲜）闯闯？”他挺了挺胸脯，带着笑模样，高声道：“闯闯就闯闯！”到县城后，经体检和政审，他验上了兵，编入了华东军区新兵二团二营五连一排二班。在高密火车站坐上火车，来到热河省（该省于1955年7月撤销）平泉县，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成为志愿军六十七军二〇〇师六〇〇团一营一连的一名战士。
因为个子矮小（不到一米六），身子骨也单薄，入朝后，徐学建被安排在埋葬组，职责就是埋葬牺牲的战友，让烈士尽可能体面地入土。可以说，徐学建成了志愿军的一名“殡葬兵”。徐学建所在的埋葬组直属营部领导，共有四个人，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文教（文化教员）、一个班长和来自呼镇区李家庄的李清治。文教有20多岁，班长有40多岁，李清治和徐学建年龄差不多。那时，正是7月份，志愿军正在三八线附近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激烈的夏季反击战。战斗打响前，埋葬组找一个离前线距离适中、比较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班长带头，大家伙拿出铁锹，开始刨“筐子”（坑）；——“筐子”长1.7到1.8米，宽约半米，深不到一米。战斗打响后，不一会儿，就有烈士的尸体从前沿阵地上被担架队陆续抬下来。在这里抬担架的，有朝鲜的民工，也有中国的，都是男的。担架队把尸体抬到埋葬处，由埋葬组集中进行掩埋。
正是多雨的季节，朝鲜的山沟里多的是溪水。埋葬组各组成人员的分工并不十分明确，除了烈士的灵牌需要文教往上写字以外，其他人员常常是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徐学建有时被安排端着脸盆，到山沟里取清水。端来清水，徐学建用一块干净的白布当抹布，蘸着清水，仔细擦洗烈士的伤口。有时烈士伤口的创伤面很大，血迹很多，徐学建也决不草率，仍然一下一下地擦洗。抹布脏了，他洗净，拧干净；脸盆里的水也脏了，他就再下到山沟里，去取来一盆清水。一边仔细擦洗着，一边想到朝夕相处的战友，刚才活蹦乱跳，这会儿就成了再也不能开口说话、再也不会吃饭睡觉的死人，而且不得不埋在异国的土地，他的父母、兄弟姊妹（有的已有妻子或未婚妻）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徐学建悲不自胜，心里很不是滋味。
徐学建老人回忆，打仗前，按照部队的统一要求，每个指战员将姓名、家庭住址、部队番号等，用钢笔写在自己右上衣下摆处的衣角上；不会写字的，就由文教等人帮着写。每个烈士抬下来，先由文教找到烈士写有姓名等字样的那处衣角，用毛笔，一笔一划地把有关信息写在早已做好的一块高70公分、宽20公分的木牌（灵牌）上。徐学建还记得，文教随身还带着一个小本子，那上面抄录着每次战斗牺牲的烈士的有关信息。——这应该是文教在烈士埋葬地及时做的记录。
埋葬组的人员把烈士的伤口清洗干净后，用一匹事先缝成雨衣状的白布，给烈士尸体包上头，包上身子，包上脚，用绳子系上脚跟处；有毯子的话，再给尸体包上一床毯子。大家伙小心地抬起尸体，放置到已刨好的“筐子”里——一具尸体一个“筐子”——然后开始往“筐子”里填土，你一铁锹我一铁锹，填满了，继续填，直到填的土鼓出地面，成为一个小土包。这时，由班长或文教将那块写有烈士信息的木牌（灵牌）郑重地插到小土包上。
埋完烈士，在老班长的带领下，徐学建等人立正，集体向烈士敬军礼，再鞠三个躬。徐学建老人念叨，当时老班长常常说这样一番话：“这些牺牲的同志，不管是哪个单位的，我们都要给他们打敬礼。他们在前沿阵地牺牲了，他们把我们替出来了。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能在后防亲手埋葬他们，这也是我们的光荣……”回忆至此，老人不禁哽咽起来，好一会儿说不下去。
埋葬组虽然没有在前线与敌人作战，但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肯定。正是志愿军设立了埋葬组，有了专门的“殡葬兵”，埋葬组的工作又做得认真、扎实，所以，抗美援朝牺牲的烈士，其保留下来的信息比较解放战争时期就精确得多，全面得多，这为后来开展烈士英名录的整理、烈士遗属的抚恤以及烈士骸骨的迁葬（包括部分烈士回国迁葬）等工作，都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同时，通过掩埋烈士遗体，让烈士入土为安，符合中国的传统，既是对烈士的高度尊重，也是对参战人员的一种安慰。
徐学建1953年7月初入朝，7月14日受伤（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12小时后生效）。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记得自己参与掩埋了20多名战友的尸体。
据1981年编印的《山东省高密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载，在1953年朝鲜夏季反击战中，大约100名高密籍志愿军战士血洒疆场，壮烈牺牲；其中，年龄最大的42岁，是柏城公社李木庄的孙玉吉，年龄最小的17岁，分别是姚哥庄公社乔家屯的乔嘉举、康庄公社钟家屯的单际伍、呼家庄镇白庙子的张新成、河崖公社徐家屋子的徐兆增和东流口子的高志义，共五人。他们倒在停战协议签订前夕，而且绝大多数的骸骨至今还静静地躺在朝鲜的土地上。这些烈士中，有一部分就是徐学建亲手掩埋的。
徐学建清楚地记得，1953年7月14号过晌，大约四点钟，敌机“轰隆隆”地飞来了，正在半山坡埋葬烈士的他和埋葬组其他成员赶紧卧倒在地。敌机扔下了几颗炸弹，爆炸后飞起的弹片，把徐学建右腿炸伤（贯通伤，同时伤及腓骨）。敌机飞走后，个头不到一米六的文教背起徐学建，小心地躲避着敌人的炮火，跌跌撞撞，终于把他背下山来，交给了担架队。在这里抬他的是两名20多岁的朝鲜妇女。她们在硝烟里穿梭，一直把徐学建抬到师包扎所。医生给他简单处理后，他又被转运到后方医院，再转运回国，安排在辽东省人民医院（辽东省，省会为安东、今丹东市，于1954年6月撤销）继续治疗。
徐学建老人回忆，右腿受伤后，腿上的肉都翻上来了，裤子也打烂了，当场不觉得疼，只是木硬。矮小的文教用绷带把他的伤口缠了缠，就用劲背起他向山下走。走着走着，他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从大腿传来，脸上汗水“出出”地淌。但他是个硬汉子，忍着疼痛，一声也不叫唤。后来，在医院动手术，从他的腿肚子处捡出四块碎弹片。复员前，他被鉴定为三等乙级残废。
徐学建这个硬汉子在朝鲜流过两次眼泪。
第一次，是在朝鲜妇女用担架抬着他向师包扎所走的路上。沿途，徐建学看到和自己一个排的排长也在被往后方抬，——排长被飞机炸伤，头破了，肚子里肠子也流了出来，当时还活着。他看到路边躺着不少尸体。突然，他发现了来自呼镇区白庙子的赵文喜，但见赵文喜仰着个牙，头部血肉模糊，浑身血淋淋的，还没来得及掩埋。赵文喜和他是老乡，两人一同在呼家庄当的兵，一同进的新兵团，一同入的朝鲜。赵文喜中等个，身体奇棒。在新兵团，徐学建因为个矮体弱，背不动大枪，担任副班长的赵文喜就抢上前去，把大枪拿过来，背到自己的肩上，平时看到徐学建有什么困难，赵文喜总是主动帮着解决。两人因为都来自呼镇区，老家相隔不远，年龄相差不多，遂无话不谈。看到要好的战友、老乡赵文喜就这样没了，而自己作为“殡葬兵”，却不能让他入土为安，送他最后一程，徐学建眼窝里涌出了泪水。守着抬担架的两个朝鲜妇女，他又不能放声大哭，只得用右手掩面而泣，泣不成声。待了一会儿，他挣扎着，抬起身子，向赵文喜躺倒的地方敬了一个军礼，那抬起的手臂，久久地不愿放下。
第二次，是在后方医院。他听说与自己一个班的姚峻德受了伤，也抬到了后方医院，人抬来了，也死了，马上就埋了。姚峻德是一个老兵，当过徐学建的班长；徐学建记得他好像是高密县夏庄镇苓芝村人（《高密市军事志》载，姚峻德，夏庄镇芦家岭人，1924年6月生）。朝鲜多山。当时，在朝鲜行军打仗，常常需要爬山。老班长姚峻德看到徐学建身子骨弱，爬山爬不动，就找来一条背包带子，将背包带子一头系在腰上，一头让徐学建拽着，硬生生地把徐学建拽上山。有时，看到徐学建满头满脸的汗，姚峻德就解下自己的小手巾，给徐学建擦汗。这次，听说一向关心、爱护自己的老班长走了，自己因为腿伤，连老班长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徐学建哭了，“嗷嗷”有声，泪如泉涌。
67年后的9月里的一天下午，方脸盘、一头粗短白发、已是88岁高龄的徐学建老人，当着笔者的面，回忆起在朝鲜牺牲的高密老乡、老战友赵文喜和姚峻德，禁不住瘪约着少牙的嘴，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出嗤出嗤”地哭出了声，涕泪横流。老伴可能觉着守着外人，不大好意思，就说他：“别出些样了！”我说：“就让他哭哭吧。”其时，我也不由得眼窝发热，鼻子焦酸。
自辽东人民医院出院后，徐学建进入部队举办的文化补习学校学习，认识了一些常用字。可能是因为生活安定下来，吃得也好，不到两年下来，原来不到一米六高、二十出头的徐学建，个头竟然蹿高了七八公分。他1955年复员回乡，1959年结婚（对象是呼家庄人）。人民公社时期，当过村里的治安主任、生产小队的保管员和队长等职。
说明：原《探访红色高密（29）|志愿军某部埋葬组战士徐学建》一文删去，更之以《探访红色高密（29）|勇敢机灵送命令 通信战士亦英雄》。根据文友李章合先生的意见，笔者近日第二次采访了徐学建老人，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据此对原文予以修改完善，今以《探访红色高密（30）|志愿军“殡葬兵”徐学建和他的战友》为题重新发出，并向李章合先生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