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封齐就国问题探赜
李钟琴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姜太公封齐是在周武王建政之初还是在周公东征之后？是否先封于吕、后封于齐？是否就国？学界对这些问题一直聚讼不已。周武王大封诸侯，首封齐鲁，旨在监视东夷，屏护周室，此乃周王朝在建政之初巩固统治之亟需，不可能晚至周成王之时始封齐鲁。武王先封太公于齐之营丘，周公东征后又将薄姑加封于太公，太公“遂有全齐”。《史记》多次记载太公封齐就国之事，与《晏子春秋》《汉书》的相关记载并不矛盾。后人仅凭个别史书中的片言只语，以及新发现之断编残简，或曲解、或猜测，试图推翻《史记》等权威史籍的记载，难以令人信服。
关键词：姜太公；封齐；就国；周公东征；薄姑
.
一、周武王首封齐鲁之用意何在？
我们熟知的“封建”一词，本意指封疆建国，出自《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1]533。“封建”之制，由来远矣。古之学者多认为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即有封建之制，如白居易《议封建论郡县》云：“封建之制，肇自黄唐；郡县之规，始于秦汉。”[2]3031“黄”即黄帝，“唐”即唐尧。据《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3]3文中的“诸侯”，应指原始氏族部落。而当黄帝征服若干不听话的部落、特别是征服非常强大的蚩尤部落之后，各部落“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3]3。黄帝成为天子，那么，他将自己的子孙、功臣分封到各地作为奖赏，自在情理之中。黄帝的正妃嫘祖为其生了两个儿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认为，青阳所居的江水和昌意所居的若水，皆在蜀地，“即所封国也”[3]11。青阳与昌意皆有封国，他们都是黄帝所分封的诸侯。可见，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有了封建制。
到大禹即天子之位时，“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史记集解》引三国时期的学者谯周之言曰：“以唐封尧之子，以虞封舜之子。”《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定州唐县，尧后所封。宋州虞城县，舜后所封也。”[3]44-45
不过，封建制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并未取代原始氏族部落而成为通行的政治制度。史书记载的大规模分封诸侯之事，乃在周武王建政之初。正如柳宗元《封建论》所言：“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2]2602《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灭商后，“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3]127至于周初总共封了多少诸侯，史料数据不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4]1721《荀子·儒效》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5]135-136《吕氏春秋·观世》则说：“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6]400《左传》明言武王封姬姓之国四十个，《荀子》则言周公执政时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周公执政，在武王去世之后、成王即位初期，周公封的这七十一个诸侯国，显然是在其东征之后。《吕氏春秋》则笼统地说周王朝封国四百余，另外有商朝的八百多个诸侯国归顺了周王朝。《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3]877所谓“周封八百”，与“服国八百余”，以及商末周武王阅兵盟津之时“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史记·周本纪》）一样，并非实数，乃极言其多也。周武王在建政之初便分封了很多诸侯国，当无疑议。
周武王为什么急于大规模分封诸侯呢？王志民先生认为，一是“论功行赏、奖励功臣的需要”，二是“拓疆镇敌、巩固统治的需要”。[7]22武王首封他的师尚父姜太公，其次是其最具才能的弟弟周公旦，之后是弟弟召公奭、管叔鲜、蔡叔度，乃兼具“论功行赏”与“拓疆镇敌”之意。除此动机之外，笔者认为，武王急于大封功臣勋戚，实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尔。盖在原始社会，天下由无数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组成。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遂出现部落方国与天子分封的诸侯并存之局，《尚书》所谓“协和万邦”，可见部落方国之多！夏商之时，天子视天下为私有财产，予取予夺渐成惯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朝建政之初，不可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因循旧制乃势所必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往往鞭长莫及，不具备实行郡县制的条件，只能分封弟子贵戚前往镇抚，朝廷才能放心。所以柳宗元认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2]2602
姜太公的祖先伯夷（与商末孤竹君的长子伯夷同名），就是一位被分封的诸侯。《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今河南南阳西），或封于申，姓姜氏。”《史记索隐》：“谯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吕，子孙从其封姓，尚其后也。’”[3]1477可见，周初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姓，吕氏，名牙，“尚”应是其字，“姜太公”是后人对吕尚的俗称。周武王娶太公之女邑姜，乃太公的女婿，故尊称太公为“师尚父”。在古代，晚辈须避讳长辈之名，应尊称其字。因此，笔者认为，“尚”乃太公之字，“牙”是其名。
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经牧野之战，一役而毕其功，遂直捣朝歌，灭掉殷纣，建立周朝。胜利来得太突然，以至于周武王感到心中很不踏实，夜不能寐，忧虑成疾。他曾对周公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3]129周武王担心他的新王朝得不到上天的保佑，这只是一个方面。他面对的难题，一是殷商遗民是否对新政权真心拥戴，二是强悍的东夷人是否甘愿归顺周王朝。为了笼络殷民之心，武王把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殷都，又封弟弟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封叔处于霍，管、蔡、霍三国对武庚形成包围之势，以监视武庚和殷人，号称“三监”。为了镇抚东夷人以及北方的戎狄部落，周武王首封姜太公于齐，再封周公旦于鲁，次封召公奭于燕。这三个人都是周武王最亲近、最信任的人。齐国和鲁国远在当时的东夷地区，燕国则与游牧民族山戎为邻，这三个地方皆远离周王朝的都城镐京，属于边塞之地，并非中原一带的繁华富庶之区。派太公、周公、召公到这三个地方，并不是让他们去享乐的，而是要让他们肩负起镇守边疆、抵御外敌、屏护周室的重任。鲁国东部是淮夷的势力范围，齐国东邻是薄姑国，东南则与莱夷为邻。任传斗先生认为：“先封齐鲁，有着重要的政治昭示意义。从社稷稳定来看，当时东夷人尚未臣服，时常拥兵作乱，封姜太公于齐，就是想让姜太公迅速平定东方，实现天下归周大业。我总认为，历朝历代对官员的任命，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就是‘把最放心的人用在最不放心的地方’。对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布局，这样的安排，应当是周王朝的精心设计。”[8]3事实也证明，当时的东夷地区确实是难以统治的地方。早在夏商时期，东夷人就多次与夏人、商人开战。殷商末年，殷纣王才勉强将东夷人镇压下去。正是由于殷纣王将精锐部队调到东夷作战，都城空虚，才给了周武王直取朝歌颠覆商朝的机会，此即《左传》所说的“纣克东夷，而陨其身”[4]1479。周王朝建立后，莱夷乘殷末之乱，认为新生的周王朝还没有能力来统治东夷地区，遂武力抢夺齐都营丘，幸亏姜太公早到一步，击退莱人，方得以在齐立足。王志民先生在《齐鲁分封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写道：“周天子将灭殷的军事统帅姜太公封于齐地这荒僻的海滨，又面对如此强悍的莱夷势力，其目的主要不是封赏，也不是派其实施对齐地的‘统治’，而是来抵御莱夷势力对周人的威胁，亦即来巩固、拓展山东半岛一带的统治。”[7]22周王朝首封齐鲁，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封赏功臣，而是为了镇抚东夷、屏护周室，如果将太公、周公封在成周一带，则是为封赏而封赏，失去了镇抚东夷的政治意义。
太公封齐就国，本来是没有疑义的一段史实，在史学界却平地生出波澜，出现了太公封齐在周成王之时与太公先封于吕、后封于齐之说。
.
二、太公封齐在武王之时还是成王之时？
太公封齐在周成王之时，确切地说是在周公东征之后，这个观点，盖始于清代学者崔述对《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质疑。崔述在其《丰镐考信别录》中摘引了《史记》关于太公就国的记载后说：“武王之封太公于齐，必先克其地也。克其地，必有人守之，莱人安能与争？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尝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托，故不录。”[9]24-25崔述认为，太公若被封于齐地，此地肯定已经被周人平定，并有人把守，莱人怎么会来争夺呢？到周成王之时，太公仍在周王朝辅政，并未就国。太公就封、夜衣而行之事，很像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编造出来的故事，并不可信。
在论及《史记》所载周武王首封齐鲁之事时，崔述认为：“周公于武王为弟，于成王为叔父，而《诗》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则是封鲁者成王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奄始灭，而《传》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则是封鲁者，成王时事也。”[9]26-27此论一出，影响颇大。于是很多人相信，太公封于齐，伯禽封于鲁，当在周公东征、平定东夷之后。证据当然不只是崔述的推论，还有历史文献为据。主要文献记载，一是《左传·僖公四年》所记管仲的话：“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通“太”）公曰：‘五侯九伯，女（通“汝”）实征之， 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4]377-378晁福林先生认为这其实是周成王封太公于齐地的“诰命”之辞。[10]748二是《史记集解》引郑玄之言：“太公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五世之后乃葬齐。”[3]1481三是《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11]1659又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即“薄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4]1620有人认为晏婴讲的是太公初封之时齐地的历史沿革。联系到周公东征时灭掉作乱的薄姑氏，才将此地封给了太公，于是得出了太公封齐在成王之世的结论。如陈恩林先生《鲁、 齐、 燕的始封及燕与邶的关系》一文就认为：“鲁、 齐、 燕的始封在成王之世 , 而不在武王时。”[12]15
《左传》所记召康公之命，《史记》将其前因后果记载得十分清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3]1480-1481太公就国之后，励精图治，使齐国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大国。“三监之乱”暴发后，周公为了得到太公的支持，特意派召公去给太公传令，赋予其征讨其他诸侯国的大权。此事在“三监之乱”之后无疑，岂能以成王始封太公于齐的“诰命”之辞视之？
《汉书· 地理志》所说的成王将薄姑封给太公，与武王封太公于齐地其实并不矛盾。周王朝立国之初，武王分封了很多诸侯国，每个诸侯国的疆域并不大。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襃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3]801说当时的大国不过百里，小国三十里。孟子也说“大国地方百里”，小国“不能五十里”。司马迁说鲁国之地有四百里，那么，太公被封的齐国有多大呢？按照“上不过百里”的说法，太公初封时的齐国疆域不如鲁国，大约方圆一百里。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13]290-291这里，孟子认为鲁国与齐国方圆差不多，都是一百里。而《晏子春秋》则说：“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为世国长。”[14]425明言太公初封之地为五百里。不管是百里还是四百里、五百里，皆概言之耳。在周初，“地方百里”就算大国了。
周武王最初将太公封于齐，都营丘，但太公并没有实际控制东边的薄姑之地。由于当时封国很多，加上原来殷朝留下的部落方国，各地诸侯国林立，山东半岛的中部和北部，就有“五侯九伯”，齐国和鲁国仿佛是周王朝在东夷地区设立的两个“据点”，互为掎角，监视“五侯九伯”，共同屏护周室。齐国北部有薄姑国等国，东、南部有纪国、莱国、莒国等国。三监之乱时，薄姑国与曲阜附近的奄国都参与了叛乱，周公东征，灭掉薄姑与奄，迁奄人于薄姑，并将薄姑加封给了太公，扩大了齐国的疆域。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得明明白白：“武王封太公于齐，初未得爽鸠之地，成王以益之也。”[11]1660元人于钦的《齐乘》是一部关于齐地的重要地方志著作，《齐乘·沿革》亦载：“周武王克商，封太公吕尚于齐，未得薄姑之地；成王时薄姑与四国作乱，成王灭之，益封太公，遂有全齐。”[15]3
周武王初封太公于齐之营丘，这是没有问题的。周公东征之后，又将薄姑加封给了太公。有人将晏婴叙述的薄姑沿革当成了齐地沿革，于是误解为太公封齐在周公东征灭掉薄姑之后。这个观点，似乎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如周书灿先生认为：“关于西周武王时期的分封问题，学术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随着考古学资料的逐渐丰富和先秦史、古文字等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中不少问题已得到解决，并形成诸多共识。如西周时期齐国始封年代，以往《史记·周本纪》《史记·齐太公世家》均将其置于武王克商后不久，事实上，大量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记载印证了《汉书·地理志》所记的‘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是真实可信的。”[16]27其实，只要我们认真考察史籍，便会发现，《史记》的记载，与《汉书·地理志》的说法并不矛盾，乃是后人理解有误而已。
.
三、太公是否先封于吕、后封于齐？
若言周武王建政伊始，不封首要功臣姜太公以及周公、召公，却先分封管叔、蔡叔、霍叔以及其他诸侯，待“三监”与武庚叛乱之后再分封太公与周公、召公，这于情于理皆说不过去。因此，有的学者不否认周武王建政伊始首封姜太公、周公、召公，而是认为周武王先封姜太公、周公、召公于成周（今河南洛阳）附近的膏腴之地，在周公东征平定东夷后，再徙封太公于齐、周公于鲁、召公于燕。这个观点，以傅斯年先生《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为代表。
傅斯年先生写道：“今以比较可信之事实订之，则知此三国者，初皆封于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17]55在此且不涉及鲁、燕，只论齐国。傅先生说：“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国乎？尚父侯伋两世历为周辅，能远就国于如此之东国乎？综合经传所记，则知太公封邑本在吕也。”[17]57傅先生认为太公初封在吕地（今属河南省南阳市），是因为“传记称齐太公为吕望，《书·顾命》称丁公为吕伋。此所谓吕者，当非氏非姓，男子不称姓，而国君无氏。准以周世称谓见于《左传》等书者之例，此父子之称吕，必称其封邑无疑也。然则齐太公实封于吕，其子犹嗣吕称，后虽封于齐，当侯伋之身旧号未改也。《史记》所载齐就国事，莱夷来争，其初建国之飘摇可知也。”[17]59
傅斯年先生推测，武王虽灭殷纣，但殷地未定，周的势力尚未到达东夷地区，太公怎么能越过重重殷人控制区到达齐地就封呢？这种推测当然不无道理，但因没有史料支撑，未免难以服人。其实，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推测：由于殷纣王失政，众叛亲离，周文王在位时就已经“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周武王灭纣后，殷地以及东夷地区迅速传檄而定。《史记·周本纪》也有“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的记载[3]124。由此可推断，商亡后，“诸侯毕从”，天下大体平定。各地殷商方国与氏族部落起码在表面上是服从新政权的。太公经过殷地前往齐地就封，怎么就不可能呢？
傅先生在上文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之后才分别徙封至曲阜、蓟丘、营丘。这个观点，近年在网络上衍生出“齐鲁本在河南”的奇谈怪论。
傅先生认为太公初封在成周东南的证据，是太公被称为吕望，其子被称为吕伋，这个“吕”字并非指太公之氏，而是其封国之名。但是，太史公在《齐太公世家》中记载得很明确：太公氏吕，乃因大禹时代其祖先伯夷被封到吕地之故。傅先生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又拿不出太公在周初被封到吕国的任何文献或考古证据，就断言太公初封吕国、之后才徙封至齐，实有悖于傅先生主张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7]10的治学精神。其实，早就有学者指出了傅斯年先生凭想像与推测论史的问题，如台湾学者王汎森先生说：“傅斯年本人的历史写作并不见得忠实于自己的口号，他那几篇脍炙人口的古史论文，早已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想象与历史解释。”[18]166
.
四、太公之子吕伋就是许国国君吕丁吗？
傅斯年先生没找到姜太公初封吕国的史料，近年却有了姜太公的儿子吕伋被封在许国（今河南许昌）的“证据”。2008年，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被称作“清华简”），其中有“吕丁侯于许”字样，这句被称作“封许之命”的文字，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极大兴趣，似乎这就成了姜太公的长子吕伋被封在河南的“证据”。
然而，“清华简”的整理者只是谨慎地指出：“吕丁为姜姓的吕氏，《说文·叙》称他为吕叔，与封齐的太公望吕尚( 清华简《耆夜》作‘吕上父’) 当有一定关系。”[19]117但有学者推断，这个吕丁就是姜太公的长子吕伋。如周书灿先生《清华简〈封许之命〉“吕丁侯于许”新解》一文说：“清华简《封许之命》中的吕丁极有可能就是《逸周书·世俘》中的‘吕他’，亦即《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三年》中所说的太公望之子丁公吕伋。”其理由有三：“第一，《封许之命》中吕丁所处时代，与吕伋大致吻合。”“第二，《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卒后，‘子丁公吕伋立’”。丁公之‘丁’作何解，在相当长的时期并无定论。”“第三，《逸周书·世俘》记载吕他，亦即陈逢衡所认为的吕伋，所征伐的越戏方，《路史·国名纪》以为即春秋时郑国的戏。……吕伋在参与武王伐纣的重大军事行动后，曾挥师南下，向今郑州以南一带进军。武王之世吕伋军事征伐的地理空间与清华简《封许之命》所记颇为一致。”[16]25-26
其实这三个理由均难以立足。第一，即使吕丁所处时代与吕伋大致吻合，也不能证明吕丁就是吕伋。与吕伋同时代的吕氏人物多矣，难道处于同一时代，只因他们都氏吕，就是同一个人？第二，丁公之“丁”作何解并无定论，也不是吕丁就是齐丁公的证据。齐丁公吕伋明明是继承了齐太公之位成为齐国的国君，怎么又被封为许国国君？仅仅是对他们称呼中都有一个“丁”字吗？三代之时，古人喜用甲乙丙丁等十“天干”命名，是为“日名”。名中有“丁”的，如“报丁”“太丁”“沃丁”“中丁”“祖丁”“武丁”“庚丁”等，可以列举不少。西周时不止齐国有个“丁公”，宋国也有个国君被称作“丁公”，难道宋丁公与齐丁公也是同一个人？第三，即使吕伋曾率兵征伐过许地，也只能证明他到过此地，并不能证明他被封为许国国君。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许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吕叔，“太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20]2213《国语·周语下》记载：“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注曰：“申、吕，四岳之后，商、周之世，或封于申，齐、许亦其族也。”[21]97说明申国、许国、齐国国君都是姜姓，吕氏，与姜太公同宗。吕叔的“叔”是排行，并非其名，吕丁很有可能是许国的第一任国君吕叔，也可能是吕叔的后代。因为“吕丁侯于许”并非“吕丁始侯于许”，所以尚不能确定吕丁就是许国的首任国君。
吕丁是吕丁，吕伋是吕伋，没有任何资料说明吕伋又称作“吕丁”。《齐太公世家》载：“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3]1481太公去世后，吕伋继位；吕伋去世后，其子吕得即位。可见，吕伋继承姜太公成为齐国第二任国君；他死后，其子吕得是齐国第三任国君。其世系非常清楚，吕伋不可能是许国国君吕丁。
申国、许国、齐国国君都是吕氏，由此亦可证明傅斯年先生所谓太公先封于吕、“吕”系其封国之名是错误的。
.
五、太公是否就国？
周公旦被封到曲阜，但他并未就国，而是令其长子伯禽代表他到曲阜就封，“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3]1515据《史记索隐》，召公奭被封到北燕，也没有就国，“亦以元子就封”。[3]1549周公和召公留在镐京辅政，那么，周武王的谋主、师尚父姜太公是不是也留在武王身边辅政、没有到齐国就封呢？裴骃《史记集解》引郑玄之言：“太公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五世之后乃葬齐。”[3]1481郑玄之言，未知何据。
周公、召公没有就封，留在京城辅政，这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周武王忧虑成疾，英年早逝，成王年幼即位，因此周公一直留在中央主持朝政。周公大权独揽，令同样留在朝廷辅政的召公大为不满，“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3]1549为了缓和与召公的矛盾，周公除了耐心向召公作解释，还与召公“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3]1549召公与周公争权，如果太公也在朝廷辅政，二人当不会视太公如无物，太公也不会置身事外。这足以说明，周、召二人留在朝中辅政，此时太公已经赴齐就任国君之位。
《史记》中也多次记载太公就封之事：
“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3]1480
“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3]1480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3]3255
当然，《齐太公世家》关于太公就国“夜衣而行”，下车伊始便与前来争夺营丘的莱人大战的记载，确实十分可疑，崔述怀疑此事“绝类战国策士之言”，不无道理。如果太公带着大队人马就国，一般会在途中安营休息，一个小小的旅店也容纳不了大队人马。再说，如果诸侯们就国各带走一支兵马，几十位就国的诸侯岂不将周武王的数万军队抽空？如果姜太公轻车简从以就国，到齐地后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组织起一支军队与莱侯大战。但是，这个故事再经不住推敲，也不足以证明太公没有就国，反而证明太公确实到齐国就位了，否则历史上不会出现太公“夜衣而行”的传说。
除了《史记》，《韩非子》《荀子》《春秋繁露》《论衡》等典籍也有太公就国的记载。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韩非子》，记载了太公就国后诛杀狂矞、华士之事：“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22]341-342且不论太公诛隐士的是与非，此事亦可佐证太公就国之史实。
太公治齐五个月，便回镐京向周王朝汇报政绩。“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3]1524报政之后，不排除太公留在镐京辅政的可能，更大的可能，是太公又回到了齐国。
试想，如果太公不就国，“留为太师”，那么谁代表他去治理齐国呢？谁是事实上的第一代齐国国君？因俗简礼、尊贤尚功、崇商重工这三大国策又是谁制定的呢？关于姜太公治理齐国的传说与事迹难道全是空穴来风？
“三监之乱”暴发后，史籍中也没有太公协同周公东征平叛的记载。太公此时应该还在齐国，所以周王朝才派召公去向太公传达周王室的诏令。“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3]1480-1481周公之所以派召公去赋予太公征讨其他诸侯的大权，意在笼络太公支持他的东征行动。平叛之后，参与叛乱的薄姑国、奄国被灭，周王室遂将齐国附近的薄姑国加封给太公，将奄国加封给伯禽。这些记载，层次分明，诸书并不冲突，史料、史实俱在，我们岂能因为郑玄一句“太公受封，留为太师”便轻易否定《史记》等书的明确记载？
.
六、余论
一般来说，史料越早，可靠性越强。司马迁的时代，距先秦不远，司马迁是西汉政府的太史令，他所看到的史料，当较后人为多。其《史记》被公认为史书典范，名列“二十四史”之首，尽管也有许多小谬误，但基本上仍属于“信史”。《汉书》比《史记》晚了一百七十多年，仅凭《汉书》中一句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话，是无法推翻《史记》的相关记载的。
考古新发现，为治史提供了新材料。利用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认为新材料便一定正确，新材料一定可以推翻旧史料，则是一个误区。以“清华简”为例，其出土时间、流散过程，至今仍是个谜。据说经碳14测定，“清华简”系战国中晚期的文物，并不早于《左传》《国语》等先秦时期完整流传下来的典籍。依靠对断编残简、片言只语的猜测来推翻通行史书的相关记载，一定要慎之又慎。傅斯年先生提出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观点，无论何时，都是吾侪应该遵循、坚守的治学精神。
-----------
参考文献：
[1]高亨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M].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王志民.齐、鲁分封的比较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1）：22.
[8]李钟琴、武振伟.泱泱齐风[M].任传斗《序》.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8.
[9]清·崔述.丰镐考信别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0]晁福林.试论西周分封制的若干问题[J].西周史论文集 (下 ),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陈恩林.鲁、 齐、 燕的始封及燕与邶的关系[J].历史研究，1996（4）：15.
[1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4]汤化译注.晏子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5]元·于钦撰，刘敦愿、宋百川、刘伯勤校释.齐乘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6]周书灿.清华简《封许之命》“吕丁侯于许”新解[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20（4）：27.
[17]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M].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18]王汎森.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1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M].上海：中西书局，2015.
[20]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2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2]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刊于《管子学刊》2020年第4期，责任编辑：张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