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任山东提学使方燕年
□韦钦国
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下旨礼部:“今天下初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其中“兴文教”表现在重视科举,通过给汉人更多做官机会来笼络汉人学子和人心,惟此方能“开太平”,方能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具体做法是在十八行省增设“提督学政”一职,简称学政,俗称学台,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学政的职责是“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按期巡历所属各府、厅、州,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
清初对担任学政者要求很高,非才学、品行俱佳者不能担任,顺治帝明确要求“以各部1郎中进士出身者充之。”山东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文脉悠长,学人辈出,学政更属优中选优,清朝前期多由江浙优秀才俊担任。
清朝各省均在子、卯、午、酉年份农历八月中上旬举行乡试,正副主考官均由皇帝选派,本省籍人士既不能担任本省乡试正副主考官,也不得担任本省学政,目的是避嫌和防止作弊。为适应乡试要求,学政每届任职三年,期满调任,且多在乡试前一两个月调离。
根据王实甫《清代官职年表》一书记载,清朝一代担任过山东学政者约120人,多半不到一届即调离,只有赵佑从1781年至1786年任职六年,这种情况颇为罕见。清末方燕年虽进士出身,以候补道身份担任山东提学使,但这种情况在清代中期以前很难出现。
方燕年(1872-1942年),字祈叔,号鹤人,安徽省定远人。方燕年出身大户人家,算得上名门之后,其祖辈曾任两淮盐运使等重要职务。方燕年从小受家庭熏陶,熟读四书五经,研习碑帖,一路考秀才中举人,清光绪己丑年(1889年)27岁时中进士,次年参加光绪庚寅科(1890年)殿试,登进士二甲84名,此后开启官宦生涯。清末,方燕年在山东任职主要集中于文教领域,他先后担任四个学校总办(监督)一职,率齐鲁学子留学日本等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举新政,清政府令各省城书院改大学堂,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当年11月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创办官立山东大学堂,这是我国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创办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也是京城外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即山东大学前身——今年山东大学建校120周年,即以此为起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3月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唐绍仪(后任袁世凯北洋政府首任总理)以道员随袁来鲁。次年山东大学堂获准成立后,袁世凯即委派唐绍仪为管理总办(校长),唐绍仪得以成为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唐绍仪调离后周馥之子周学熙接任总办一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29日,周馥获任山东巡抚,周学熙遵例“回避”,辞掉总办一职,由方燕年接任。事实上,唐绍仪、周学熙、方燕年都是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底来到山东大学堂的,都曾参与大学堂初期创办,并先后担任总办一职,但唐绍仪任职时间仅一两个月,故有周学熙为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一说,方燕年任职也仅到1902年末,在任亦不过半年。虽然三人任职总办时间不长,但对大学堂初期规划和建设还是作出了一定贡献。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东大学堂设立师范馆,次年(1903年)9月10日山东大学堂师范馆停办,在泺源书院原址成立山东师范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前身,“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习、管理员为宗旨”,方燕年任监督,山东师范大学官网对此有介绍。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大学堂迁至济南杆石桥新址,更名山东高等学堂,陈恩焘任监督(1904年后学堂管理总办改监督),1905年离任。
清政府为“广储(法政)裁判人才,以备应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各省相继建立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7月,山东巡抚杨士骧和提学使连甲在济南北察院街路北的皇华馆创设山东官立法政学堂。方燕年与杨士骧系安徽同乡,两人相熟,且方燕年又有担任山东大学堂、山东师范学堂总办的经历,故被认命为山东官立法政学堂第一任监督(1926年,山东官立法政学堂等六所专门学校合并为新的山东大学)。1907年后,方燕年又调任山东巡警学堂任监督,山东巡警学堂1903年5月在后宰门成立,原为山东警务学堂,1906年更名。换言之,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五年间,方燕年先后担任四所(大)学堂实际校长一职,此番经历可谓前不曾有古人,后恐亦无来者。
清末在文教领域的新政除“改学堂,停科举”外还有一项“奖游学”,此举旨在鼓励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制度、教育等,师西人长技以图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0月,清政府专门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对学业有成获得毕业证书并归国者分别给予翰林、进士、举人等出身奖励,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者则与官派同等对待。清政府原本将留学生派往欧洲的英、法等国,但因距离日本更近、费用较省且传习相对容易等原因,各省学子大都优先选择留学日本。
同年,山东巡抚周馥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肄业者人数无多,将来学成回东不敷分布”为由,派方燕年带领55名山东学生进入日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学生分为速成、长期两班,速成班39名学生,至1904年4月学成回国,长期班的16人仍留东京继续学习”,随后山东留学日本的学子逐年增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又“从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及各州县学生中选派40人出洋留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特拟再派官绅各二十人,学生四十人派往日本游学”。据统计,1905年至1907年间山东官派留学生分别超过100人、300人、600人,20世纪初山东留洋人数在此期间达到新高。据《山东省教育大事记(1840年—1990年)》载,方燕年还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度出国考察学务,但出使国家、具体行程暂无确切史料确认。
清光绪末年,清政府为适应新政对传统官制进行了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裁国子监,设学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除了施行260多年的“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山东最后一任学政戴昌和各省学政依清政府统一要求“回京供职”。自1906年至辛亥革命“提学使”后一职被废,五年时间里连甲、朱益藩、罗政钧、陈荣昌、方燕年先后(署)任山东提学使——1911年1月21日,方燕年以候补道身份署理山东提学使。事实上,方燕年作为清末最后一任山东提学使,在职时间不足一年。进入民国后,方燕年曾在工商界出任高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病世,享年70岁。方燕年任职总办、监督、提学使或率团留洋,每次任职时间短则几个月,长也不足一年,这多半是由政局不稳、时代紊乱造成的,为时代洪流裹挟非本人所能决定。
在清朝,多位山东学政或才学超人者或留有政绩,或奖励士子或提携后人,留下诸多佳话,但方燕年未曾任督抚藩台等地方大员,《清史稿》等对其未有记载,后人对其了解甚少,但从1901年至1911年10年间,方燕年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堂、山东师范学堂、山东官立法政学堂、山东巡警学堂总办(监督)一职,尽力“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为近代山东法政等领域培养了专门人才。通过带团留洋、出国考察传播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为20世纪初期山东文教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