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东里店回来，一直就在田老师家乡附近住着。马宋阿陀朱瀚等大鎭都成了我常到的地方。这里三天，那里五天，和当地的一些熟人闲谈今昔。这时我在二十三年昌乐师讲敎的学生，都已成为社会中坚基层骨干。如李旣秀、张宗先、曹其瑞、崔廷选等，有任乡鎭长的，有当战地工作队长的。刘锡禄、高景山、王传緖等，则都是中心小学的优良敎员。其他像郝振东、郝明伦、李景灏等，都也在党政机构中服务。且有冯国忠、刘万山、田本孝等则考入军校，挥兵战场。而冯国忠日后调至台湾，晋升少将，在军中担任要职。崔廷选则升学深造，曾任省立益中训导主任。日后到了台湾，服务省立中等学校，并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一天住在阿陀刘伯诺老师的部队里，晚上和一位跛脚的武士同床。他身上带了两枝匣枪，合衣而卧。我吿诉他说：「你这样抱着匣子枪睡觉，万一半夜走火，那还了得！」他说：「不会的，没有敌人，匣子枪怎么会无事走火。我搂着枪睡了快二十年，从来就没有走过火。你怕什么，放心睡吧！」我说：「你这么有把握，我就放心了。」第二天一早，他有事先走了，我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我找了个机会问伯诺老师说：「昨晚和我同铺睡觉的是谁？」刘老师以相当惊奇的口吻吿诉我说：「你怎么不认识他呢！他就是滕撇子啊！」这一介绍，倒把我吓了一跳。说起滕撇子，全昌乐县没有不知道的。我想连潍县安邱一带的人对他的大名也不会陌生。他是一位多年的老跑，十七年五三惨案以后，日本人占领胶济铁路期间，他就带着一大帮土人，在王鸿雁的指挥下，占据过昌乐县城。事变前在各地做案，地方人视为毒蛇猛虎。经过多少官兵团练的围剿，都没有擒住他。抗日军兴，他响应政府旣往不究的号召，回县参加游击组织。在许多偷袭日军的战役中，确是勇猛过人，弹不虚发，杀了不少的敌人。后来以其行为不规，破坏团体荣誉，被政府依法处决了。提起刘伯诺老师，更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怪人。他是我读县立乙种蚕业学校（小学）时候的国文老师，学问高深，敎学极为认眞。那时他住在我们寝室一端的一间套房里，白天给我们上课，晚上看我们自修，陪我们过了三年的团体生活。不但跟他学了许多功课上的知识，并且培育了我们不少为人处事的德行。他曾在家乡附近的一座山庙中出家修过道，所以有些人都以「刘老道」称之。自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五年的十年之间，正是土人猖獗，地方不宁的时期。他以悲天悯人之志，一反过去出家无为，厌世弃俗的消极观念，以生命和行动实现其救人救世的抱负。遂在昌乐七八两区土人出没最多的地方，倡办团练，亲率靑年子弟，保境安民，擒拿人徒。并联络潍县坊子驻军，作为后援。不肖人类，被其击毙逮捕者，日有所闻。因之附近人首，对他恨入骨髓，大有非拔除此一眼中之钉，誓不为人之槪。除了对他伏击暗杀恫吓威胁之外，更迫胁两区缺乏骨气的富户绅商，联名向政府指控「刘老道揑造罪款，私刑逼供，假公济私，任意杀人。」等条款，于二十四年冬，一状吿到省政府，韩复榘不察实情，竟下令拿办，铐押晋省。解差时是用一条支杆，两端则以铁环套住脖子，伴同另一罪犯，一前一后，步行到济南的。这都是那些土人花了大量金钱，买通关节，使其致命的阴谋之一。以后幸经三路军驻潍县的运其昌旅长，因为常和他配合淸剿土人，知道刘老师为人的忠耿可敬，亲往省府以身家力保，始获免罪释回。抗战开始，又以六十多岁的不老精神，参加战鬪行列，出入阵地，仍不甘士卒之后。他的部下也都个个奋勇，以杀敌争先为荣。正値我在这里暂住的几天里，遇到一次日军的拂晓包围。幸好我于前一天去了田家老庄，免于一场惊吓。伯诺老师就参加了这一战役，他在阿陀的土围墙上，转来转去，安定据守的军心。密集的敌人，就在围墙数十公尺以外，掘坑作掩体，以炽烈的炮火，轮翻攻击。守军人数虽少，但鬪志高昂，毫不为惧。有一位刘老师的晚辈分队长，负责把守西面，由墙垜的射击孔内连发三枪而射中三敌。另一敌兵看准了这一射孔的位置，立卽向此射孔瞄准，而刘分队长也正好要发第四枪时，被敌弹由孔内射入，正打中左眼而当场阵亡。这都是眞枪实弹，眞人实事，全民抗战，匹夫救国的壮烈事迹。其他各地，像这样的类似故事，更大的战果，以一个人的见闻去记述，眞是用得着那句「挂一漏万」的字眼了。
国历六月底还是七月初的一天，我正在英三老师那里和他闲聊。他也提及我的工作问题，由于这次东里店的来去匆匆，险些丧命，对孟乐山那句「抗战不离家乡」的口号，益证其可信可行了。因此，我很同意田老师要向张天佐团长推荐，安排我一份工作，让我对桑梓贡献一点力量。不过据我推断，张团长对我毫无印象，如果我有什么爱国热诚的话，何以抗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还竟东游西荡，没有一个安定的岗位？我看不一定会接受田老师的建议。我自从东里店回来，就在这一带游荡了一个多月。表面上虽说是生活优闲，来去自由，但内心里的烦躁，也不是别人所能深知的。眞是天无绝人之路，好巧就在此一时刻，忽然转来盛伟航老师的急信，叫我立刻到临朐窦来庚司令部去见他。他说自东里店被炸后，省府又在临朐八区布署办公。他被委派为临朐县长，一切工作，急待推行。嘱我无论在当地担任什么职务，一定要坚决辞掉，马上到他那里去帮忙。我看完了信以后，自觉好笑：「盛老师还不知道我正是一个无业游民呢！」旣不用辞职，也不必交代。这一工作机会，此时此地，对我来说，不啻是天外飞来的大好喜讯。当然我也曾忆起过三月里莒北之行的途中遭难，五月间东里店的弹下余生。但在大喊赴难救国的声浪里，长期抗战的行列中，竟没有自己的一点岗位，把话说得过分一点，眞还有点生不如死的味道呢！
第二天一早，晨雾还没有消退，而接着又是一阵小雨。我没有因天气的变化而迟延行期，便向田老师吿别而就道了。一路经过蒋峪高崖等大鎭，当天晚上就赶到窦来庚的司令部。很不巧，盛老师已回西部，没有留此等我。但已有妥善的安排，随时有人送我西去六十里的县政府去。我在这里住了一夜，也遇到了一位熟人叫王明甫的。那是民国二十年我在昌乐县党部工作，尙未回到母校就读后期师范的时候，他也正在昌乐县立国术馆里当敎练，那时他就是省立国术馆长窦来庚的大弟子了。体格健壮，武功精湛。当时他虽只有二十岁出头，但却成为各机关学校的武术老师了。这次异地相遇，有说不出的旧情别緖。此时他正给窦司令担任一名侍卫。我来此一夜作客，消除了不少的陌生和孤寂。他对窦司令把他们从济南带出来的三十多名高徒，只管留在身边担任卫兵，大感不解。何以不让这一批旣忠诚又健全的高手作为基层干部呢？根据王明甫和我一晚上的谈话，他们都不满意窦司令的这种安排。在临朐的游击部队中，窦来庚是运气最坏的一个。组军最早，声望最高，实力也并不弱，但被敌人消灭的也最快。这是否如王明甫所分析的原因有关，不得而知。翌日早起，便和派出的向导西行，中午越过最危险的沂靑公路，天刚昏黑，就到了县政府所在地的上枣行。盛县长却去了山岭另一面的一个村庄叫做柳可泉。天太晚了，没有再去见他，当晚就在这里休息，并和住在此间的十几位县府同仁，彼此自我介绍。他们也吿诉了我许多有关县府今昔，和各区驻军的割据情形。这一晚上的谈话，使我对于一个极端陌生的环境，增加了不少的了解。原来在这个上枣行办公的人，全都是民政科的职员。财政建设两科设在柳可泉，敎育科则在另一方向距着七八里的桃花峪。县长经常在东部窦来庚防区里活动，很少来西部停止几天。他这种方式的布署，我始终不淸楚他用意何在，按说这是很不合理的。党政军机构都在西部，又和省府隔的甚近。许多政务上的分配联系接洽集会等，应该是一天都不能离开，何苦自己一个人跑那么远去依附窦来庚呢？这个民政科的办公地址，原是上下两个枣行的国民学校。敎室的一端有个套房，可能是敎员的住室，现在就变成科长的专用房间了。十多位职员就住在外面的大课室里，也是这个学校的唯一校舍。大大的容积，坐北向南，围了一个方方的大院子。向上看，有许多住户比它高；向下看，附近的几个小村比它还低了许多。在室内靠东首的一端，打了一个通铺，晚上他们就都挤在这个大铺上。寝室、办公室、客厅，所有的公私事项，全部都在这间大屋子里处理。临朐县的抗战部队，人数旣多，头緖又非常复杂。县政府本身没有多少武力，只有三十多个政警，和两百多人的保安队而已。如果眞是靠着这些武力去推行县政，那是发生不了什么作用的。就拿比较重要的几个部队来说：二区有窦来庚，六区有张品三，五区有杨锡九，七区有刘同敬，八区虽是省府县府所在地，但刘、杨两部的势力也都相当根深。他们这些单位的人数，都各达三千人到五千人。在地理环境上来讲：都是山抱着山，岭接着岭，路无千尺直，地无百尺平，出门就爬山，走路必过岭。一眼能看到两个村庄的地方不多，抬头就瞥见好几座山头的地方却不少。在我和这些刚见面同仁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个相当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推行临朐县政，第一不能靠武力扫除障碍，第二不能用公文命令一切。我看这些民政科的职员，都是原先老县政府的旧人，对于战时工作方式，还没有适应的习惯，只是一些照着稿子抄抄写写，安分守己的书案而已。
过了一夜，第二天才见到了盛县长，他为我重新介绍了科内的同仁，并正式的向全体员工发表了我就是新任的民政科长。那间敎员住的房间，就是我的办公室了。床上铺了一张光光的草席，放着我带来的一条旧被子，那是田老师在我临行时候送给我的，其他就一无所有了。衣服穿在身上，白天晚上都不须要脱换。接着县长又召开了一次科长职级的县政会议，计有财政科长陈洵侯，建设科长白星吉、金库主任高星六、敎育科长周华轩、军事科长崔愼斋、动员委员会秘书刘鲁民。彼此介绍认识之后，都也没有具体的建议，或推行的方法。所提及的问题，多半是困难重重，解决的门路却不甚多。敎育科长周华轩是我益都师范高几届的同学，今为战时同事，彼此格外亲切。军事科长崔愼斋是枣行庄的首富，这所学校就是由他出钱出力成立起来的。为人聪明诚挚，舍己助人，凡有所求，无不尽最大之努力，协助解决。他的父亲和长兄，也都是出力未必为己，行善不愿人知的忠厚长者。接着我又拜访了各机关团体的首长，恳切交谈之后，对临朐的现状有了更深的了解。靑年团临朐分团部主任马吟泉也是师范同学，私交笃厚。忠勤诚朴，是他与生俱来的特性，有事抢先工作，有利不与人争。只知默默服务，不计成败得失。太太姜淑贞聪慧贤能，耐劳吃苦，对吟泉事业上的帮助至大。我在县府任职期内，经常到他们的住地白家庄，叙旧话新，无所不涉。在地方人事上，县政推行上，都主动的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其他像县党部的瞿新生，动员委员会的刘鲁民都是地方上不可多得的人才。行政工作我没有经验，当科长更是初尝，内心感到十分空虚。面对一大羣元老科员，眞还有点神摇气馁呢。几天后，我也正式举行了一次民政科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许多业务方面的报吿，也闲谈了不少已往为推行工作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最后我以外行的看法和个人的意解，很坦诚的讲了几句话：「民政科该做的是什么，大家都很淸楚，我却非常陌生。根据大家的报吿和我个人的想法，民政科该是县政推行上的重要部门。将来人民能否接受政令，县府能否为人民解决问题，全部的责任都落在我们的肩上。以我现在所了解的临朐现状，和复杂环境，要实现我们的理想，完成我们的任务，那眞还须要费一番极大的功夫。如果我们只是等在家里，转达省府的公文，听从县长的指示，审理几个吿状的案子，是不会发生作用的。我们的工作步骤，应该是跑到有问题的地方去看，力量就越大。人与人要建立感情，政府与民众更要建立感情。他们旣然因了种种的限制，不能常来县府；尽可能由我们常去乡鎭。从县府经乡鎭到保甲，先求得人事上的贯彻，再达到政令上的贯彻。所以我们今后的工作目标，多到基层去开会宣传，多从组织训练上下功夫。省府现在移来临朐八区，我们就成了全省的首县，责任自然更大。地方部队，不管属于那一方面，都是标榜抗战，各有编辖。县政府有义务和他们合作，也有权利请他们帮忙。但不是根据法令去和他们辩论是非，也是须要人与人间的接触联络，先发生感情，再硏究合作，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自然也就尊重我们了。政府的尊严，不是建立在纸面上的是非曲直，而是建立在意见的消除，问题的解决。今后我们民政科的工作，内部的事多请大家偏劳，外面的事我负责去跑，遇到困难时，我们再请示县长解决。」他们对我这段初到任的施政报吿，很感兴趣，都表示热烈的支持。日后他们对我的合作态度和勤劳表现，以及日益增加的深厚感情，使我永志不忘。
盛县长之所以经常驻在公路以东的二区，可能他是和窦司令有私人的交情，想利用这种关系，推行那边的县政。但由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毫无效果。偶尔回来一趟，自己又没有另设办公地址，就在民政科里坐上个把小时，向我交代一些原则上的问题，马上就又离此他往，对内部的人事业务，不求太深的了解。在我到职没有十天，他再从东部回来，正巧我没有在家。不知为了什么，是误导了话意呢？还是处理错了什么事呢？我都未有所闻，他就召集了科内全体同仁，环立在他的面前，用很刺激的话痛斥了他们一顿。县长这一突如其来的火气，使同仁们感到十分难堪，旣至我回到科里来，他又早已东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没有留下只字向我提及。我看大家的神情面色都不寻常，有的还在两眼间留下哭泣的泪痕。这些同仁之中，除了一位管收发的王秀峰先生年岁稍长外，都是一些二三十岁的热血靑年，很有骨气，也很重感情。他们没有向我说明曾经发生过什么问题，就交给我一份早已准备好了的集体辞呈。大意是说他们在政府服务，为的是参加抗战，献身桑梓。旣然不蒙主管信任，徒使团体增加困扰，只有辞去现职，另请贤能。我看了这份辞呈，又瞥见他们集体在办公室的另一端，掩面哭泣。我顿感焦急，也很灰心。我马上凑了过去，详细探究问题发生的原因。现在已记不起是为的一件什么小事了，但总不値得兴师罪众的。据大家的形容说：「就像审土人案子一样辱骂我们。」我听了也十分不安，有说不出来的苦楚。我很断然的吿诉他们说：「如果需要辞职，我就和大家一块好了。在我的想法，县长可能有什么误会，或者由于其他事故的关连，而迁怒到我们身上来的。我马上写信给县长，问个淸楚再说。我们都是为地方而努力，为抗战而工作，不能为着县长说了几句气恼的话就提出辞职。请大家安心工作，这件事由我来负责。」我立刻写了一封带有浓厚怨尤语气的信，派专人送去东部。原信内容包括：「老师昨晚来科，适生公出未归，不知导因何事，科内同仁，均被训斥责辱。今天彼等自认错误，集体提出辞职。事出突然，令人不解。我师素常待人宽恕，不究小错，何以这次有如此之盛怒？生来此时间虽短，但由观察所知，彼等守法自爱，忠于团体。待遇虽低不言薄，业务虽多不嫌苦。工作正在开展，藉重之处尙多。生到此不久，其中情节，尙不明底细，对上对下，两无应对之策。此事究应如何，还请吾师审愼裁夺。」又过一天，接到县长回示：「兄因一言之失，致使全体同仁不快，深感歉疚，卽望吾弟转释此情，切勿介意是盼。」我把来信向大家公布，并加慰勉：「我保证此后必会得到信任，眞诚相处。大家有什么意见，我当负责向县长建议，达到彼此互信，上下一体，为临朐县政而努力。」大家也就破涕为笑，乐而代忧了。经此波折，科内同仁，更趣和谐。对我个人间的感情，也日形密切。事无大小，都能认眞负责，贯彻执行。我白天出去开会，联络地方，晚上回来批阅公文，草拟稿件；特别重要的文函则派专人送去东部，由县长核定后，再拿回来处理。常是为了一椿案文，来回走上一百二十里路，最少要花费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决定处理的步骤。正文以外，还要附上些建议性的信笺或纸条，有时附文还比正文多。我要几天不回，则由动员委员会刘鲁民先生兼理秘书，来科处理有关等因奉此一类的文件。这种局面，自我到职后，维持了一个多月，感到县府的组织，仍多散漫无章，各科间的联系不够，缺少一位强有力的秘书人才。我在各乡鎭已启发出甚多的集会联络，以及特定的时间地点。路径都是穿山越岭，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安步当车。路程和时间都是工作里边的重要环节。旣不能按自己的性格急着做，也不能粗心大意忽略了距离的长短。就寝前先问好明天要走的路程远近，起床后要把握住起步的时间和走路的速度。否则误了约期，失了众信，工作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就这样一件接一件的跑到各地方去解决，所以无法留在科里处理内部的业务。尤其是要贯彻上级指定的许多推行事项，绝非以公文上的辅承能够实现一二的。一定要亲自跑到各地，找到有关人员，解释说明，把意见沟通无阻，困难设法消除，才能收到相当效果。战时的乡鎭都忙于应付各该地区游击部队的粮秣官差，接受其命令派遣；甚至有些乡鎭长都是由他们推荐或指定的。如果县府的公令和他们的利害抵触，这些乡鎭长宁敢违背政府，而不愿惹恼了他们。因此就有些推行事项，除了和地方本身交换意见之外，还要再到他们的部队长或其司令主管那里，往返商谈，获得他们的支持，才能顺利推行。我在这一方面确实下了不少的功夫，也跑了不少的腿，但也结交了不少游击部队中的江湖朋友。盛县长看我出入奔忙。局面日在开展之中，也觉得内部业务处理，必须尽快请一位专任秘书职掌一切。遂嘱我负责物色，愈快愈好。我便快信专差到昌乐请一位李子绂先生充任斯职。子绂名兆麟，昌乐城里人，益都师范本科毕业，历任平度督学、曲阜昌乐等县敎育局长。事变后就在本县动员委员会担任一名无足轻重的小职员。因为昌乐的局面不大，平常在外面做事的人都回到县里来，除了持枪打敌人，在行政范围内实在也没有什么较重要的职位，可资分配。也可能是受了孟乐山「抗战不离家乡」那句口号的影响，昌乐人在抗战期间，自动向外发展的很少。都抱着一种「不计地位高低，只求置身抗日阵容」的观念，默默流血流汗，埋头服务桑梓。李子绂先生处事仔细老练，写作功深效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秘书人才。所以后来他能在临朐连任三届县长的秘书，就知道他处人接物的一般了。日后他也曾写信给他在寿光办报的学生郭德心说：「三任秘书，秘而又秘，至于究竟秘了些什么，至今我仍秘着。」由此也可看出他的心地光洁，幽默谦诚。他接到我的专函后，便立卽带了家眷，来了枣行，开始工作。从此，所有内部的公文处理，案件审讯，各科间的联系，会议主持等事，只要县长不在，都由李秘书负责。我则专任外面的一切活动推展，交际联络，进而举行各种训练，恢复学校上课，打开固闭已久的县政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