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以后，大豆成熟的时候，我回到了我出生的家。那是昌乐县城以东二十里的一个小村名叫坡庄。前次来时，只住了两宿。来去怱怱，许多邻居都没有见到。这次回来，大槪没有慌忙离去的理由了。一年以来，我在益都方面的活动，没有敢向家人透露，和村老谈话，也尽量避免涉及游击队的事。因为距鬼子的据点朱刘店车站只有四华里，又是划归爱护村的奴化范围。村内雇有专人，每天到火车站守候，以传敌人咨询，吿知村内的动态，万一不愼，被人泄露了消息，自己惹来麻烦事小，就怕连累了家庭，影响了全村的安全。我到家不久，就从家人和亲友的交谈中，得知昌乐方面的游击活动，以及日本鬼子的残暴行为。张天佐以公安局长的基础，组军抗战，各区的自卫武力，也都分别组队，编为一个整体的单位。不但号令统一，人员的分配，供需的筹发，也都系统分明，负担均匀。行政组织，都还保持完整，只是那些办公的处所，换了换地方而已。就是那些跑火车站的顶名村长，也无不听从指挥，做了我们的反谍人员。因此，对敌方的消息，反而特别灵通。这一年来，张天佐的部队，利用人和地利的优越条件，打了不少的胜仗，也杀了不少的敌人。有几次的袭击任务，都是在我家乡村附近完成的。据说正月中旬的一天，在朱刘店以西七里处的铁路南侧，有一个村名叫大石桥的，截击一辆敌人的巡逻摇车，使其人车全毁，得了十多枝步枪。事后敌人的援兵赶到，迁怒村民，将该村十五岁以上的所有男丁，全部以机枪射杀，状至凄惨，暴露了敌人的凶恶兽行。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八年后抗战胜利，大批日俘日侨，又经过此地，有的还坐在那些寃鬼的墓旁休息。而中国人民都接到 委员长的召吿，宽大为怀，以德报怨。竟有该村许多民众，含着眼泪，提水给日本人解渴。再三十年后，我把这一事实的经过，写成文稿，参加敎育部主办之全国中小学敎师小说创作有奬征文，获得国中组第三名。就是因为这一故事的内容，旣具体又感人。那些含恨九泉的大石桥村民，如果死而有知，也应该稍感慰藉了。同年四月间，昌乐城南的方山西麓，建有敌人据点，上面驻着敌兵一小队。由山下居民，供柴送水，日必数人担挑上山，久而成习。这些村民，都被敌兵视为夫役，不再加以戒备。张天佐的部队，利用此一机会，与村人密议，，了解了担送的时间和放置情形。届时都换成游击队员上山，暗藏短器，进入敌营。乘敌不备，一阵枪声，全把敌人消灭，掳获武器而去。旣至大军从城里赶至，什么人影也看不见了。五月间，驻在朱刘店火车站的敌兵，由一小队长率领，到村中集场上巡逻。游击队探知他们每集必去，多则十余人，少则七八人。遂严密计画，布下伏兵，都扮做赶集的乡民。敌兵把枪扛在肩上，正在东张西望，毫无戒备的时候，伏兵四起，射死敌兵五人，掳其枪弹而去。事后张天佐听说被击毙的敌兵中有一个小队长，有向上级报吿的必要，但苦不知其姓名。遂卽利用爱护村的村长，为死者写了一付挽联，假意表示哀悼。在联名向站长说明来意时，要求开给死者名氏，便于书写上款。站长大悦，以为中国人眞的会感到同情哀伤，立将该小队长的姓名吿知。他们也就据以转交给游击队备用了。其他尙有古城敌人的被歼，大污河车站的突袭，那都是张营长心斋出奇制胜的战功。
昌乐城以东以西几个火车站上的日军据点，都归一位绰号大胡子的大队长统辖，负责交通线的卫护，防止游击队的活动。或于大批日军进犯我重要基地时，他也带队出发，配合作战。一年后奉命调差，人倒是满有感情的，临行，召集所有防区内的爱护村长开会，表示惜别。在其惜别词中，老泪横流的说：「我来驻防一年，原有的三百五十七名官兵，现在跟我离开这里的，还只有一百七十八人了。」由此也可以证明日本人死在游击队枪下的实际伤亡情形了。我当初听到这些壮烈的事迹时，内心发生无限的感佩。同时也可证实每一县市，每一乡区，不论是平原山地，不论是海边河岸，不但都有游击队的存在，并且都有可歌可泣战绩。由我在益那的目睹身临，以及来家后，地方上的眞实消息，雄壮故事，自可以推断全省全国都在不计成败，不顾生死的和敌人搏鬪。像我这样的孱弱多病，胆小如鼠的人，都敢一反常态，追随着大家抗战；可想那些身强力壮，胆大心直的血性男儿，还不到处都有轰轰烈烈的杀敌事迹么！游击队的形势是化整为零的，游击队的战术是避实击虚的，游击队的战果是集腋成裘的。他们完全控制了敌人的占领区，他们经常破坏着交通线。他们牵制了大批敌军的集结，以解脱前方将士遭受的许多压力，而得以从容布署，争取主动。我想只要在抗战期间没有投敌当汉奸的人，随便问他一下，他必能说出几椿有关本地的杀敌故事而令人兴奋欣慰。我没有回到家来以前，总认为益都方面的游击活动，已是了不起的现象。听听昌乐这些抗战经过，又觉得自己做的实在相差太多了。
来家以后，除了帮忙一些寒霜下的瓜菜收获等家事外，近亲远友也逐渐传知我从外地回来，每天不断的客人出入，有的还要酒饭招待，说些家常。旣不敢大谈游击经过，也无法透露自己的抱负，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困惑的处境。有时听到鬼子兵由车站向北活动，还要跟着邻人逃到潍县境内去避难。这一生活的转变，一时还不容易适应。遂到处走访附近村落的小时同学或要好亲友，闲聊时局。经常碰面最多的，要算潍县境内相距不到两华里的远里庄，有一位师范同学又是远亲好友于岷山了。他从家里出来，向西走不多远，我向东走上三两百步，就可中途相遇。一面观赏野色，一面广论古今。有时我到他家，有时他到我家，互作宾主，话未完而日已落。他的堂弟于宗渭和我是前期师范同班，毕业后考入军校，许志报国。因为他长得外形淸秀，身个魁伟，又能勤劳好学，忠诚待人，同学同事都敬佩他，长官部下都喜爱他。二十四年秋，他奉军政部命令，来山东购买军马，我曾见到他，长叙了一段时间，也是最后的一次晤面。七七事变，军职升到敎导师的营长。在保卫上海的战役中，勇敢杀敌，负伤不退，最后洒血战场，为国捐躯，死年二十七岁。宗渭的弟弟宗济，师范尙未毕业，卽遇事变停学。旋去大后方接受党工训练，辗转敌区，几经险阻，长途跋涉，备受辛劳。训期届满，于返回潍县本籍展开工作时，不幸途遇敌兵，被执不屈，当场被杀，时年不满二十岁。兄弟二人，相继殉国，前后不及三年。家庭的哀伤，亲友的悲悼，将不知继续到何年何月。我和岷山这一段表面看来相当闲散的生活，维持到旧历年节，那是事变后的第二个农历新年了。没有鞭炮，也没有马灯，静悄悄的，冷淸淸的，大家的脸上连点笑模样都很少看见。只有烧香供拜，坟前祭祖，特别认眞虔诚，希望祖先的英灵和神明，大发慈悲，给予幸运和力量，渡过这场天大的灾祸。我从十二岁以后，就很少在家里过年，今年在家，全家也特别高兴。形式上虽然减少了许多铺张，但仍然购办了不少酒肉菜蔬。我也几次陪着父亲兄长到集场去采买年货，帮忙牵驴备马，兴致盎然。晚上谈谈时局，话些家常，至深夜才去就寝。多年不见的亲友，也都乘着拜节，你来我往的见到了许多，其中不少都是由父兄加以介绍才知道应该怎么个称呼法。要不是遇到这种年头，受到敌人压迫，提心吊胆，唯恐发生意外的话，在家里过个新年，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可惜大家都是笑在面上，苦在心里。尤其是提及年来日本鬼子那些残暴屠杀、奸淫兽行时，又是一阵愤怒和悲凄，长吁和失望。年节很快的过去，抗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距我参加朱良战役，也快够周年了。我来家三个多月，过了一段应该算是轻松的生活。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关怀，使我十五年来重享天伦之至乐，确有无穷的回味。
